从传说到历史，蜀道开辟背后的人和事

　　作为中国古代多个王朝政治中心西安通往西南地区交通的要道，蜀道修筑究竟由谁主导？有哪些形式和特点？7月8日，在蜀道研究成果发布暨专家学者蜀道行活动上，陕西汉中市档案局原局长、蜀道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孙启祥分享了蜀道开辟背后的故事。

　　孙启祥认为，蜀道在历史上是国道，各条路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扮演过驿路的角色，是当时重要的经济、文化、军事通道。因此，道路开凿是朝廷所为，在修筑、改造、维护等方面有一套历代延续的做法。

朝廷决策，财政出钱

蜀道开通和废弃皆有诏命

　　“无论是历史传说的五丁开拓金牛道，还是典籍记载的汉武帝开褒斜道，莫不是皇帝下诏、朝廷督办。”孙启祥表示，根据历史文献，蜀道修筑通常出于军事目的，由朝廷财政专项帑银安排，或“出军府之币”，未见向民间摊派的记载，从而保证了修筑大型道路工程的落实。

　　就“五丁开道”所指的金牛道而言，这条道路南起成都，因开凿时间最早且地位最高，被誉为“蜀道第一道”。金牛道开发于先秦时，后经战国中期两次大规模开凿和整修，最终形成被后世称为秦汉金牛道的交通道路。

　　这条道路在战国时首次大规模开凿和修筑，由秦国主导，秦、蜀两国合作完成。

　　“虽然‘五丁开道’的传说很可能是秦人杜撰，一来讽刺蜀人，二来为攻蜀制造舆论，其细节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此时秦、蜀道路得以开通，而且修筑者以军士为主，当属事实。”孙启祥说，当时，秦、蜀均有一定势力，双方争战频繁，且争夺的中心在秦蜀势力交错的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修筑一条通过拉锯地带的大道，符合双方的交往要求和扩张需要。

　　“蜀道的开辟和维护，大多出于军事目的。因此，道路的开通、废弃，皆有诏命。”孙启祥说，蜀道经朝政决策开凿修筑的历史记载很多，《史记·河渠书》提到汉武帝时开褒斜道，“天子以为然……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宋会要辑稿·方域·道路》记载，宋真宗曾下诏“欲修易栈阁者，具述经久利害待报，无得擅行”。从历史文献上看，蜀道的修筑程序，通常由地方向朝廷申报，经批准后，由沿线各级官府组织实施。

　　除朝廷统一修筑，蜀道也存在地方集资修路、自行设站收费的现象。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四所述：“近岁文州辄开青塘岭，利州辄开马道院，皆不由剑阁，别架栈道以引商贩，冀收其算。”在宋孝宗时期，这种搭建栈道引导商贩的举动，被认为会致使“边境萌隙”，便将这样的私修道路撤销了。

通盘考量，趋利避害

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孙启祥介绍，除基于军事目的外，朝廷在蜀道的修筑和维护上常常体现“通盘考量，趋利避害”的理念，修建好的道路也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例如，汉武帝下诏修复褒斜陆路及水道，是为解决入蜀时经行故道“多坂，回远”的问题，且便于通过汉水、褒水、渭水往长安运输粮食。北宋时开辟白水路，是为避开险峻泥泞的青泥岭。隋文帝杨坚“更开平道，毁剑阁之路”，据说也是为消解“巴蜀险阻，人好为乱”的因素。

　　较为成功的范例，是唐文宗时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对褒斜道、金牛道的全线修葺。自散关起始，途经褒城、利州，一直到剑门，这条道路经过精心策划，不仅通过修缮拓宽极大改善了路况，还建立了多达32处驿舍。刘禹锡曾为之撰写《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其中说道：“自散关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门将贾黯董之。自褒而南，逾利州至于剑门，次舍十有七，同节度副使石文颖董之。”

　　秦灭巴蜀后对蜀道的修筑，也带来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孙启祥提到，秦昭襄王为巩固巴蜀这块经营西南夷、进攻楚国的战略基地，让丞相范雎在原谷道的基础上，裁弯取直，拓宽整平，并于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阁，修筑了秦蜀间的栈道，形成“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的新格局。

　　经加宽路面和开凿栈道后，过去只能供人畜行走的狭窄谷道和山路，成为可通马车的大道，蜀道通行条件大幅度改善。除让秦对巴蜀地区的统治加强、对楚国的威胁强化外，也方便了关中、汉中、巴蜀间的商业交往，巴蜀把栀子、姜、铜、铁、马等特产，通过千里栈道输往关中，“以所多，易所鲜”，极大促进了地区间的交流和贸易往来，推动了当时经济的繁荣发展。

　　也有少数工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杨坚认为巴蜀地区地势险要，容易发生动乱，下令“更开平道，毁剑阁之路”。但随后300多年，蜀地仍动荡不断。“杨坚毁弃的剑阁道后世又得到修复。”孙启祥说，现在看来，杨坚的行为是劳民伤财，因为社会的治与乱并非取决于地理位置，主要在于政治是否清明、经济是否繁荣。

集中人力，短期完成

蜀道修筑顺利与阻碍并存

　　秦岭巴山的险，似乎并未阻挡古人开山凿石的步伐。孙启祥认为，蜀道得以顺利修葺，很大程度在于历代朝廷注重集中人力，广泛号召或派遣官府人员、沿线百姓、流民、军士、刑徒等参与，保证工程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以免遭遇灾害性天气或影响农时。

　　通过西汉“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里”，北魏左校令贾哲修复褒斜道石门“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等历史，可以看到，修葺蜀道时动用人力之众，从而使工期可控，基本上没有出现“烂尾工程”。

　　孙启祥说，在修筑用时方面，除东汉永平年间开通褒斜道、北魏复通石门隧道以及唐文宗修葺褒斜道、金牛道全线等工程量巨大，需两三年外，其余一般新修和维护，基本在数月或一年内竣工，较少影响行人过往及其他事项。

　　不过，尽管蜀道修筑由朝廷组织，但仍有遇到阻力的情况。例如，宋代开辟白水路，初衷是使行旅免受李白《蜀道难》诗中描写的“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之苦，但这条道路在真宗时期开通后，由于影响了青泥岭下店铺、商贩的利益，而不得不废弃。后来，鉴于青泥岭实在难行，才在仁宗时期二次修通。

　　此外，在蜀道修筑历史上，也有官员因此祸及仕途。

　　唐宣宗大中年间，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凤翔节度使李玭等人，奏请开辟文川道。这条道路较褒斜道南段更为便捷，而且避开褒水下游河谷，以及高峻难行的七盘岭（在今陕西汉中市西北）。据《唐会要》卷八六《道路》记载，文川道顺利开通后，还曾得到皇帝下诏褒美：“郑涯首创厥功，李玭继成巨绩……通千里之险峻，便三川之往来，实为良能，克当寄任。”

　　然而，由于文川道沿线地理环境复杂，加之当时负责施工的都将贾昭有意违背原修筑路线，致使文川道在使用一年后，出现道路被山水冲毁、桥梁和楼阁受损的情况，导致过往行人受阻，沿途馆驿萧条。最终，朝廷诏命废除这条道路，郑涯也被解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