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繁时代现场，守护文学初心|文学_新浪财经

□ 本报记者冯圆芳

近日，著名作家丁捷动态不断：爱情长篇《依偎》签约法文版，再度走出国门；他主编的《诗歌里的中国》丛书在江苏书展发布，引发广泛关注；长篇报告文学《望洋惊叹》入选全国报告文学年度榜和省重点主题出版项目，斩获“苏版好书”，赢得荣誉不断。眼下，“丁捷文学绘画展”正在南京图书馆展出；继两幅绘画于去年亮相卢浮宫后，其线画作品《流连》入选中法建交60周年暨巴黎奥运会特展……

作家丁捷何以创造多张“面孔”？夏日午后，记者与丁捷展开一场漫谈，其创作的交响与变奏逐渐展露出核心音符——既开掘人类内心深处的痛与爱，又积极地“向外求诉”；既流连于浪漫纯粹的青春梦想，又坚持“入世”、扛起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而平衡这种巨大张力的，是他对“坚持自我”与“突破自我”、“文学理想”与“文学责任”的辩证式坚守。

文学的风景

是看见真实的“人”

记者：《诗歌里的中国》丛书7月发布，意味着少年诗人出身的您再度回到了诗歌。哪位诗人影响了您的文学理想？

丁捷：我很小的时候就和诗歌结下深厚情缘，至今记得12岁那年，我第一次乘轮渡从苏北南渡长江，浩瀚无垠的江水激发了我朦胧的情思，我忍不住用稚嫩的语言写下了一首小诗。没想到过江来到无锡姑父家，姑父夸我“写得很有激情、很有文采”，说“我们家出了个大才子”。不光口头表扬，我那满手老茧的工人姑父还上街买肉，亲手给我做了一顿香喷喷的红烧肉。如他所望，两年后我开始正式发表作品，处女作诗歌《落叶的胸怀》得到了几块钱的稿费，我第一时间就想拿它给姑父买一双手套……

后来我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几部“床头诗”。少年时喜欢李白和泰戈尔，青年时喜欢惠特曼和顾城，直到中年我遇见了李商隐。这位诗人从不为赋新词强说愁，不会空洞地关怀民生疾苦、吟咏国仇家恨，他的笔下流露出人性深处的善良和对众生的怜悯，是我心目中最能代表“人本”理想的古代诗人。“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是李商隐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无声的痛苦，什么是没有泪的悲哀，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的文学理想，塑造了我“悲悯”的文学观。

记者：以“人”为焦点，您在作品中创造了哪些风景？

丁捷：2012年，我出版了《依偎》这部爱情长篇，它书写的其实是两个人的濒死体验：“我”与安芬的灵魂在临终之际逸出身体，因心愿的驱使而彼此靠近，相遇相知相爱，用爱疗愈了青春，走出了创伤，在生命末端绽放出绚丽光华。

于我而言，《依偎》是一次酣畅淋漓、沉浸极深的生命体验式写作。小说收尾期间我有两天两夜没睡觉，落笔的夜里独自走到玄武湖边，觉得自己的灵魂也仿佛跟着人物逸出了体外。我用自己的代入和体验，去观照人物生命深处最深刻的痛与爱，理解他们最难以忘却的愿望与伤痛，然后以文学的虚构之力，让爱超越生死，熨平和修补了人物破碎不堪的灵魂。这种用自己的灵魂去观照和温暖另一个灵魂的实践，在我看来就是文学的悲悯，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悲悯，他笔下往往只剩下空洞的情绪和虚浮的文采。

这几年正热的“问心”三部曲（《追问》《初心》《撕裂》）呈现的是另一种“人性的风景”。反腐纪实《追问》出版当年的影响之大，使那一年被称为“文艺追问年”。去年，《追问》诞生第6年，单年发行量达44万册，你不难推测6年来的总发行量吧。我至今感谢当年力荐我创作反腐文学的一位领导，那时我沉浸在对浪漫爱的书写中，不愿触碰厚重的现实，他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不管他是什么“分子”，不都是“人”吗？

是啊，“追问”的对象就是人心，心路决定着人生之路，人生败落是人心败坏的结果。对我而言，我始终在向这个世界诉求我的理想，一切不符合我们童年梦幻、少年理想、青年抱负的客观世界，都会在我心中激起一种焦急、厌恶、怜悯和忧伤，促使我拿起笔，以种种形式直击人心的“病灶”，表达我所认为的世界愿景。

走出自我

才能回归得更深

记者：多年前的援疆经历，对您拓展创作意义上的“边疆”有怎样的影响？

丁捷：我在援疆题材散文集《约定》前言中写道：“我庆幸自己腾出了一点生命，抚摸了边疆，授受了缘分。”三年的援疆生活给予我的，远比我奉献的多得多。边疆让我看到了文化的多样性，少数民族同胞身上奔放的性情、慷慨的灵魂、血气方刚的洒脱，如泥石流一般冲刷着我身上的弱点。就像我在诗里写的那样：“哈萨克族大爷的鞭子/轻轻落在我虚弱的身上/把城市里养成的小里小气/抽散在那拉提草原的半空……”

边疆给予我的最大财富，是它所映照的人性的丰富广袤。发生在边疆的那些感人故事，常常和着酒与泪，高效地融化了我们，升华了我们，让我得到一份珍贵的倾诉，理解一种别样的壮阔，我明显感到自己心里“有东西了”。地理意义上的“拓疆”直接带来文学的“拓疆”，我的视野越来越广，我开始用各种文体，写各种各样的题材，最大限度地占有时代——一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出发得越远、“身外的功夫”越多，就能回归得越深。

记者：近两年您投身报告文学创作，题材涉及交通、港口建设，在您看来，写好报告文学的关键点在哪里？

丁捷：报告文学的勃兴实际上是赋予作家以机遇，鼓励我们朝向时代的各个维度展开。报告文学要统筹“如何报告”和“怎样文学”，关键点仍然在于你能否走进“人”、塑造“人”。

为创作交通题材的《“三”生有幸》，我消化了上百万字材料，深度访谈了50多位交通人。当我在烈日下穿上特制鞋子走在80多摄氏度的沥青公路上时，我对那些不曾谋面的养路工、收费员生出了强烈的敬意。有位“路姐”令我印象极深：她在花一般的年纪因为骨癌截掉一条腿，一度失意消沉，后来振作起来、投身事业，获评全国“最美公路人”，采访过程中，她的顽强乐观深深感染了我。还有《望洋惊叹》，一个关于如东洋口港建设历程的故事，它不是肤浅的颂歌，而是以文学笔法讲述的具体而微的中国故事：为建成梦寐以求的国际大海港，偏于一隅的如东几代人接力奔跑，以“小狗耕田”的耐心毅力，硬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让小如东走向了大世界。

文学的意义：

演绎爱、种植爱、优化爱

记者：在很多媒体上看到，您多次提到正在构思一部大作，说“这一生是为这部作品而来”，这部神秘作品将如何集中体现您的文学理想？为什么如此看重？

丁捷：这部作品我酝酿了20年——20年间，它的情节框架、故事细节在我脑海中不断丰满、呼之欲出，就像一个那么长、那么深的梦，而我在等待的只是落笔书写、使之成真的时刻。它孕育于我在新疆的一千个孤独的日夜，有着巨大的时间地理跨度，如果用功利的尺度来衡量我的人生，我认为它将是决定我人生“成败”的关键作品。

这部作品的主题是“爱情与人生”。我曾说，纪实是一种文学责任，虚构是一种文学理想，但实际上，责任与理想很难截然分开，文学的责任最终应以“文学理想”的质态来达成，而文学的理想就是演绎爱、种植爱、优化爱。在我看来生命的意义是爱，没有爱，人的诞生与死亡就毫无意义，爱是人类最大的智慧，是我们面对AI威胁的终极堡垒。我很庆幸我还没有变得过于成熟和沧桑，对爱的理想始终没有退潮，它让我在年过半百后依然处于生命的“浪尖”。

记者：近日“丁捷文学绘画展”在南图亮相，让读者领略了您作为艺术家的一面。如何看待自己这种多元“面孔”？

丁捷：毕飞宇主席第一次看到我的“心画”时说：“就日常的相处来看，丁捷成熟温和，但通过绘画他泄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中年迷上绘画之后，我常在夜深人静时遁入深远的精神空间，用画笔在纸上留下了意识的形状。那是我精神世界的一片自留地，也是我文艺创造中的另一张“面相”。

我很喜欢金·凯瑞的一部电影《变相怪杰》，他饰演的银行办事员史丹利戴上了一张魔力面具后，从懦弱的凡人一下子变身为英雄，这半人半怪形象是我的超级偶像，所以我的微信名叫“变相怪捷”。在文学世界中，我也仿佛有多张“面具”，我同时接纳金子和砂石，我不拒绝任何一种生活，但我的N张面孔背后不变的，是我那颗永恒的文学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