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话数据法治研究深化诉源治理机制_新浪财经

转自：人民法院报

　　7月5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举办“数据法治与诉源治理智慧协同”高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围绕“数据赋能诉源治理”“平台经济诉源治理的法理与展望”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与会专家发言摘登如下：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王立梅指出，超大城市诉源治理面临司法资源有限性与社会解纷需求不断增长、司法制度刚性与社会纠纷高度复杂多元等矛盾。应积极探索数字化背景下的矛盾解决一体化整合模式，以司法的权威性与可预测性为基础，以终为始，实现一体化建设；以数字化为抓手，形成社会矛盾信息收集、流转、分析、反馈的闭环；重点推动产学研以更加紧密的形式进行对接，对新兴法律问题形成一定预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勇表示，应当认识到数据是创新的源头，是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数据的产生、利用和开发是现代技术发展的基础，应遵循其内在的创新规律，这是进行有效治理和规制的前提；数据治理需采取系统性和生态性的共治模式，包括司法、行政、企业自身以及行业协会等多方面的参与，在不同层面对数据进行综合考量，以实现数据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数据治理需平衡创新推动与合理规制，确保数据的开放、共享，同时保护私权利，促进公平竞争。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吴韬指出，基于社会化调解在诉源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结合法律科技企业参与诉源治理所具备的专业聚焦、集约化发展，科技创新主动性强劲，合作的可扩展性突出等优势，期望将科技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诉源治理进程，实现数字技术在实人认证等司法环节、人工智能大模型在调解中的有效应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文华提出，网络平台诉源治理应重点关注数据合规问题，但由于法律法规的刚性特征，无法事无巨细，应通过制定指南等方式实现“软法之治”。鉴于网络平台的性质、数据处理方式、技术使用融合程度加深，数据确权难，需要在尊重平台自治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协同共治”，推动良法善治，最终促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东表示，算法、数据、平台三者形成的耦合效应造成了数字经济诉源治理新难题，需要从结构性范式入手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助力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在诉源治理中，区块链技术对于证据认定和数据共享不可或缺，实践中已取得相应成果，应构建以链治链体系，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并建立数据共享激励保障机制，结合智能合约奖惩机制，积极探索基于区块链的诉源治理体系构造。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哲玮表示，诉源治理可通过自治体处理和司法机关协同处理两种模式实现。就平台经济而言，其更适合自治型诉源治理，一是平台经济已在实质上形成新型熟人社会，参与者因共同兴趣等形成社区，具备自治基础；二是平台内部的下架、限流等多种治理方式更适合平台发展；三是与司法程序相比，平台内部处理程序简便高效，更能适应快速变化的互联网环境；四是平台自治规则多由实践者自发形成，更符合实际需求。因此，应更多尊重平台的自主性，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进行引导，避免轻易使用法律规则否定平台经济领域的新现象，让平台内部秩序自主发挥作用，促进诉源治理在平台内部的发展，形成更有效的治理模式。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杨秀清指出，当前平台经济诉源治理主要涉及行政监管和司法治理两种模式，前者侧重事后惩罚，依赖行政机关指令的合理性和平台经营者的配合，但因立法的滞后性在纠纷预防方面效果有限；后者以个案终局性解决为主，但受不告不理原则的限制，往往具有被动性，难以预防纠纷发生。基于诉源治理内涵的三个维度，即宏观层面的社会纠纷治理、中观层面的涉诉纠纷治理和微观层面的成讼纠纷治理，行政监管和司法治理应更多聚焦于宏观层面，平台经营者则应发挥诉源治理的主体作用，合理制定规则、执行处罚和裁决纠纷。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纪格非提出，我国ODR（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分为专业ODR、电商平台ODR和司法ODR三种形态。其中电商平台ODR和司法ODR是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前者追求纠纷解决的便捷高效，但在保证案件事实的真实性方面有所欠缺；后者严格遵循民事诉讼法框架，重视案件事实的查明和正当性，但效率受限。理想的ODR模式应从当事人协商开始，逐步过渡到调解和司法解决。故可以考虑建立线上与线下衔接的ODR机制，搭建统一平台，促进数据交流共享，实现资源整合，筛选并优化进入司法ODR的案件类型和数量，推动ODR机制的完善和发展。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建华提出，要构建平台经济领域诉源治理的多元层级体系。“多元”体现为纠纷化解体系的多样性，“层级”体现为不同化解体系间的关系。从化解力量和资源配置角度看，应形成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公力救济的递进顺序；根据当事人意愿不同，可分为合意型救济、半合意半强制型救济和强制型救济；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背景下，根据化解方式不同，呈现线上救济为主、线下救济为辅的特征；根据智能化程度，可分为人工智能救济和非人工智能救济。由此形成多元特征鲜明、层级结构清晰、运行环节顺畅的平台经济领域诉源治理多元层级体系，并通过不同层级间的交错运行，保障当事人的选择权，实现对公正与效率的价值权衡。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于飞提出，要对民法典规定的平台侵权责任寻求法理上的解释。第一种思路是帮助侵权责任，但帮助侵权以故意为要件，只有当平台将用户侵权行为作为主要商业模式时，才能认定构成帮助，否则平台只能意识到侵权的抽象危险，而不具有主观故意。第二种思路是排除妨碍责任，解决了主观故意要件缺失问题，但妨害人责任绝对请求权仅能产生消除、防止妨害的义务，不能产生损害赔偿责任。第三种思路是基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侵权责任，可以将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理解为安保义务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特别规定，由于安保义务建立在违反注意义务的基础上，也为损害赔偿奠定了正当性基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友军提出，较之于真人直播，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和直播打赏的主要争议在于责任承担。一是数字人所指向的真人是否具有返还义务，当真人与数字人间存在授权关系时，需从保护相对人权利的角度来认定真人的返还责任。二是数字人的技术服务机构该承担何种责任，当前我国法律对产品责任的限制较为严格，由此认定可能会对法理基础造成冲击，故分析技术方是否具有过错责任，似乎是现行法律制度下的可行路径。

　　（整理人：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刘思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胡彦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