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今年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50周年。湖南博物院接连“放大招”——首次公开发布辛追夫人3D数字人形象、首次展出仅重48克的曲裾式素纱襌(dān)衣、时隔多年重新展出T形帛画原件……唤醒人们对这座惊世大墓的记忆。
1972年至1974年发掘的马王堆汉墓,是西汉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一家三口的墓葬,也是我国考古学史上第一次完整发掘到的列侯级墓葬。墓中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精美绝伦的丝织品与漆器,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实测地图,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医书,以及一具两千年不腐、肌肤有弹性的女尸。马王堆汉墓,无疑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这场“文革”时期的考古发掘,背后交织着诸多意外……
1972年,马王堆一号墓发掘现场。
北京请“救兵”
白荣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文物修复专家,参与过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至今对女尸身上“那股怪味”印象深刻,“熏到手上、身上,一个多月都洗不掉。”
尽管有过这样的“小烦恼”,但时隔50多年,88岁的白荣金向记者追忆那段经历时,依旧难掩兴奋。“干考古的能赶上马王堆,机会很难得。我是幸运的。”
1972年4月12日,白荣金和同事王㜿(xù)接到一个通知——长沙马王堆正在发掘一座古墓,人力不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考古所)决定派他们俩前去支援。
“当时,听说是西汉长沙王刘发的墓,可能有金缕玉衣出土。”白荣金和王㜿参与过1968年满城汉墓考古发掘,成功修复了中山靖王刘胜及妻子窦绾的两件金缕玉衣。1970年,他们也都参与了修复阿尔巴尼亚国宝羊皮书的任务,有丰富的文物修复经验。
“接到任务后,我俩都很高兴。”白荣金说,“那时候天天搞‘革命’,但我们只想干老本行。”考古所为他们订了第二天去长沙的特快车票,俩人回家收拾了几件行李和随手的发掘用具,匆忙启程。
到长沙后,湖南省博物馆(今湖南博物院,以下简称湘博)革委会副主任侯良和几位同志在站台相接。“他们把我们送到湖南宾馆。”路上,白荣金和王㜿听了发现马王堆汉墓的经过——
1971年年末,侯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报告说:“解放军366医院挖防空洞发现了‘鬼火’,你们派人去看一看。”挂了电话,侯良立即叫馆里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一起骑车去现场。
为备战备荒,解放军366医院计划在院内两座大土堆下建地下病房,东西各挖一个巷道。不料,东巷道挖了没几米,出现了严重塌方,无法继续施工。
工人们拿铁棍往里面捅,突然冒出呛人的气体;舀水往里面灌,强大的气压把水喷了出来;点火一试,蓝色的火苗噌地就冒了出来。工人们搞不清楚什么原因,有人说这是“鬼火”。
侯良和张欣如到防空洞时,有人正借“鬼火”抽烟。张欣如走进去看了看,对侯良说,这是“火洞子”,也叫“火坑墓”。墓里的物质腐烂后产生沼气,遇火燃烧。
张欣如还说,在“十墓九空”的长沙,“火洞子”十分罕见。“火洞子”能够出现,说明墓室在此之前处于完全密封状态,也就意味着从未遭遇盗墓或其它破坏,里面的文物应该保存得都很好。
医院里为什么会有“火洞子”?解放军366医院从哈尔滨搬到长沙不久,对两个大土堆的“身世”并不了解。
马王堆旧貌
在长沙当地,那两座大土堆被称为“马王堆”,传说是五代时期楚王马殷的家族墓。不过,也有人说,“王”在长沙话中与“鞍”谐音,“马王”是“马鞍”讹传。两座土堆形似马鞍,葬的是长沙王刘发和他的母亲。
早在1951年,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亲自带队,在长沙考察、发掘了一批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墓。到马王堆时,夏鼐根据堆土和地上的陶片分析,这里不是五代时期的墓,应是一处汉墓群。但因为种种原因,当时的考古部门并没有发掘马王堆。墓主究竟是不是长沙王刘发和他的母亲,谜团待解。
马王堆在1956年就被湖南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旁边竖了一块牌子。后来,这里建起了一处干部疗养院。到了“文革”,疗养院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温床,很快解散。殃及池鱼,马王堆那块省保牌子也被砸烂。解放军366医院从哈尔滨搬到这里时,马王堆就是两个无人在意、也没什么用处的土堆,所以才成了防空洞的选址。
为使古墓不再遭破坏,湖南省博物馆建议医院立即停止挖防空洞。同时,侯良给正在北京故宫筹备“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的馆员高至喜打电话,请他尽快报告国家文物局(当时称国务院图博口),请示能否考古发掘。
可巧,那天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到故宫察看展览筹备情况,高至喜负责陪同。高至喜借机向王冶秋请示此事,据他回忆:“王冶秋很干脆地同意发掘。那个时候,考古发掘报批手续不严格,也没有要求我们申请报批。”
于是,湘博很快做了预算:买60把锄头、60条扁担、20盒胶卷、包装材料等,加上补助费、民工工资,大概12000元。上报省革委会后,一位领导问:你们馆42个人,为什么买60把锄头?并说:“给你们6000元,也不能让你们乱浪费。”
6000元经费,除了买材料,请不了太多工人,湘博只能全员出动。当时,大部分干部和业务人员都已下放农村,留馆人员中一半是刚工作不久、十七八岁的女讲解员,懂考古的只有川大毕业的熊传薪和几位老技工。
1972年1月14日,早上七点,大家扛着锄头、挑着扁担和箢箕,从单位整队出发、走十里路到马王堆后,开始挖土、挑土。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没有任何启动仪式,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开始了。
一天能挖多少土?当时在现场的欧金林,每倒一担土就摘一片竹叶放到口袋里。收工后数了一下,一共207片。按照每担土70多斤计算,207担就是14000多斤。如果遇上雨天,一担土就变80多斤了。
挖了将近半个月,清理完东侧的封土堆,熊传薪和几位老技工找到了墓坑范围——南北长19.5米,东西长17.8米,深约20米,是一座大型古墓。汉代墓葬从上到下逐渐内收,呈漏斗形。据此估算,墓坑里的填土大概还有一万多立方米。
为了加快进度,湘博到各学校求援。长沙市将近1500名高中生、大专生,陆续参与到挖土中。长沙“春无三日晴”,当时连日细雨绵绵,许多学生淋得像落汤鸡。装土的箢箕粘上泥土,打不脱、倒不掉,有些学生用手抠,结果被竹签刺得鲜血直流。
人海战术奋战了60天,4月上旬,墓坑中的填土终于被挖完。此时,露出一种又黏又软、白中透青的土,学名叫微晶高岭土,俗称“白膏泥”。在中国南方墓葬中,白膏泥常常用来保护墓葬,有很好的密封性。
大家像铲糯米糍粑一样,一铲一铲挖。墓坑六面都有一层白膏泥,最厚有1.3米。清理完白膏泥,又露出一片黑乎乎的木炭。木炭防潮,古代墓葬常用木炭包裹墓室。这些木炭数量惊人,整整装了4辆卡车,至少有一万斤。
木炭下面,是一片青黄色、崭新的竹席,有26张分4排平铺。可惜竹席很快变成黄褐色,考古人员小心揭取后,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巨大木椁。看到这么完整的木椁,在场的人都惊喜若狂,猜想里面一定有丰富的文物。
侯良立即通过高至喜,向国家文物局汇报了相关情况。考虑到长沙考古力量薄弱,他紧急从农村调回湘博考古组成员周世荣,同时请国家文物局派几位专家支援。
白荣金和王㜿就是从北京请来的“救兵”。此外,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也派了两位修复专家——胡继高和王丹华,赶往长沙。
马王堆,即将迎来一场“大战”。
长沙“打硬仗”
到马王堆工地后,白荣金和王㜿发现,这座古墓规模很大,墓坑口有四层台阶,保存得很完整。在墓坑东南角有一个盗洞,距离椁顶只有1.3米,“万幸没有盗开”。
他们建议,尽快打开木椁。因为古墓在地下两千多年,恒湿恒温,一旦重见天日,周围多种不利因素会使其非常脆弱。“发掘古墓就像打仗,不能慢。”
4月15日,大队人马开赴工地。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场硬仗。木椁由四根粗壮的大木料构成一个边框,四个把角都栽有木橛,并用竹索摽紧。中间是五块横着的大板子,板与板之间严丝合缝。
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撬开边框、揭开盖板,发现里面还有一层,而且很难取出椁板。长沙汽车电器厂的吊装工人被请来帮忙,花了三天时间,用人工起重设备吊出重达数十吨的木材,其中最重的一块有1.5吨。
拆掉第二层椁板,一个“井”字形椁室映入大家眼帘——中间是大型的黑漆素棺;四周有四个边厢,堆满一尘不染的随葬品,有彩绘屏风、彩绘漆几、绣花枕头、竹笥、木俑等,俨然一座地下宝库。可见,墓主人生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会是谁呢?
一号墓“井”字形椁室,中间为T形帛画出土时的状态。
只能在墓中寻找线索。考古人员研究决定,照相、登记、编号、包装,分工合作,先逐一清理四个边厢,最后清理中央的主棺室。边厢里的文物堆得有一人高,厢底有几十厘米水,只能由老技工任全生趴在旁边的盖板上俯身拿取。
1972年4月,一号墓发掘现场,老技工任全生趴在旁边的盖板上提取边厢文物。
清理东边厢时,任师傅打开一个漆鼎盖子,里面有一些水,上面漂着一层白色的藕片。他不由惊叹:“呀,两千年前的藕片!”大家惊奇地围上去,王㜿赶紧跑过去拍照。任师傅轻轻把鼎捧出,不料,这一晃,藕片散开变成泥浆,只留下几个不完整的藕片。王㜿抓拍了一张并不理想的照片。后来,这张照片为研究长沙地震提供了重要信息。地震局专家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从汉代开始,两千一百多年来,长沙基本上没发生过强烈地震。
盛有藕片的漆鼎
胡继高注意到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细节。他看到一个大漆案上,有一盘红烧鱼、一盘红烧肉。红烧鱼上面的肉烂了,剩余部分有很浓的鱼腥味。红烧肉的形状还在,他把一块瘦肉剥开,“里面是新鲜猪肉烧红的颜色,像刚煮好的”。
边厢中,出土了大量泥质冥币,有泥半两钱、泥郢称。考古人员推测,与汉文帝提倡薄葬有关,这座墓的年代应该是西汉早期。在一些陶罐、竹笥(sī)上,出现“轪侯家丞”字样的封泥。不过,这些发现尚不能确认墓主人就是轪侯,也有可能是轪侯送给墓主人的随葬品。
墓中还出土了一枚印章,由于长时间浸泡“像豆腐一样软”,上面用阴文篆书“妾辛追”3个字。“妾”是古代妇女的谦称,“辛追”应该是墓主人的名字。但史书上并没有关于她的记载。辛追是谁?和轪侯有什么关系?
考古人员把目光聚焦在椁室中央的黑漆素棺上。结果,大家像“拆盲盒”一样,拆了四层棺盖——第一层黑漆素地棺,第二层黑地彩绘棺,第三层朱地彩绘棺,第四层是贴着羽毛和刺绣装饰的内棺。
按照周礼,天子五层棺,诸公四层棺,诸侯三层棺。辛追的四层套棺,比肩诸侯王了。根据考古学家俞伟超研究,周朝的用棺制度在汉代已经发生变化,西汉诸侯王和列侯使用的套棺有三至五层不等。所以,很难说辛追到底是什么身份等级,但地位肯定不低。
谜团越来越多。考古人员当时没注意到,部分答案隐藏在内棺盖上那幅T字形帛画。
帛画是绘在丝织品上的画,在古代被用作铭旌、招魂幡。古人送葬时,死者的亲属会举着招魂幡“引路”,下葬后则把它盖在内棺上,使魂得以升天、魄能入地为安。帛画所绘是一条通往天堂之路,从上到下分天上、人间和地下三部分。其中人间部分,绘有一个穿着华贵、体态臃肿、佝偻着背的老太太,拄着一根拐杖。她就是墓主辛追。
一号墓出土的T形帛画
“帛画出土时,有不少地方与内棺盖粘连,图案看不太清楚。”如何揭取,让考古人员一筹莫展。白荣金急中生智,想起秋后在窗纱上装纸卷帘的办法:找几根竹棍、宣纸和一块大板子。用竹棍卷上宣纸,取一点往里卷一点,最后把帛画用宣纸托起来,然后放到板上,用塑料薄膜封起来盖好。这样才把帛画完整取下来。
取下帛画后,大家迫不及待地打开内棺,只见里面盛满红褐色的棺液,上面漂浮着一些丝织品,“跟泥一样软”,用手取不出。最后经研究决定,由长沙汽车电器厂的师傅将棺木整体吊出墓坑,运回湘博后再清理。工地的清理工作,由此告一段落。
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忙碌,大家都感到困乏至极。白荣金对王㜿说:“今晚,咱们该睡个好觉了。”谁料,刚吃完晚饭,湘博来人通知他们:今晚10点,首长请你们去馆里开棺。
惊现千年女尸
白荣金和王㜿未及休整,赶到湘博后,迈进大厅,好像进了一个剧场——中间放着内棺,旁边扇面形围着两三排人,都是领导和家属,前面的坐着、后面的人站着,急切地想看棺材里有什么。
看到这阵势,俩人硬着头皮打开内棺盖。强烈的怪味扑面而来,旁边围观的人纷纷掏出手帕,一只手捂住鼻子,一只手扇个不停。考古人员把棺液用塑料管抽出来,装在大玻璃瓶里以备化验;内棺上漂浮的丝织品,蒙上塑料薄膜,轻轻裹卷托到棺外。
这时,一个大尸包露出来。尸包用九条带子捆绑着,带子和上面的部分已经糟朽。白荣金和王㜿商量,“咱先从头部开一个‘天窗’,看看里头是什么情况。”
按古代葬俗,死者多是头朝北脚朝南。从工地吊棺时,白荣金在内棺北部标了记号。他用医院借来的一把最长的手术刀,在尸包头部位置,开了一个30厘米见方的切口。
一边往下切,一边往外取。取了大概18层,白荣金发现了一层麻布,小心用手抻了抻,竟然没破。麻布下面还有层布衣,他用手往下轻轻摁了摁,“有皮肉的感觉,估计是墓主人的前额”。
白荣金非常震惊。自1956年参加考古工作以来,他清理过不少各个时代的人骨架和腐朽成泥的残骨,但万万没想到,彼时会亲手接触一个汉代未腐烂、皮肉尚有弹性的尸体。他轻声把情况告诉身旁的王㜿,“他也很吃惊,认为是个奇迹。”
为了在无干扰的条件下清理,王㜿向大家宣布,“下面情况复杂,一时难以处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当时已经是清晨4点多,折腾了一宿。在场的观众看他们磨磨蹭蹭地干,早有些不耐烦了,加上疲乏困倦,最后扫兴而去。
第二天,考古人员准备了一个平台靠在棺旁,上面铺一层棉絮、罩上塑料薄膜,然后把木棺向台面一侧倾斜,慢慢把尸包“滚”到大平台上。王㜿把上面的九道绑带结扣解开,但尸包水分太大,没办法逐层揭开,只能先多层、分块揭开,后期再逐层拼对。
被子、袍子、单衣……王㜿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总共揭了20多层,墓主辛追才露出真容。只见她面色灰白,头上真发稀疏、戴着黑色假发,脸上皮肉丰满,两只眼球暴出,舌头吐出唇外。全身皮肤光润、有弹性,看上去如同刚刚死去。更令人惊奇的是,“眼睑的睫毛清晰可辨,就连脚趾的指纹和皮肤的毛孔也清晰可见。”
后来经过测定,辛追年龄50岁左右,身长153.2厘米,体重34.25公斤。从背部皮肤有很多皱褶来看,生前比较肥胖。在平均年龄并不长的汉代,50岁算高龄。所以大家都叫她“老太太”。
老太太沉睡地下两千多年,创造了世界尸体保存纪录中的奇迹。在当时,却面临“要不要保留”的尴尬处境。有人提出,尸体不是文物,没有多少价值。也有人说,古尸千年不腐,有很大研究价值,应好好保护。
侯良请示国家文物局,王冶秋指示说:“两千年的古尸,这是世界的奇迹,尸体和丝织品要一并保存好。”随后,侯良给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关科研部门打电话,请教古尸保护技术,得到的回复都是:没有保护经验。
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5月初,长沙的天气逐渐热起来。学过木工的白荣金,设计了一个木架子,罩在尸体上,然后把人造冰敲成小块、装到塑料袋里,码在木架四周、顶上。时间长了冰块融化,再反复更换新冰。这只是缓兵之计。
紧要关头,湖南医学院(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给老太太配制了药方——尸体泡在有酒精和福尔马林混合液的玻璃棺内,并用甘油、酒精、福尔马林和水按比例混合,往尸体内注射。此后,每隔一天,白荣金、熊传薪和周世荣等轮流给尸体打针。“针头刺进皮肉时涩涩的,像扎橡皮的感觉。”
当时,每晚都有省里领导们带着家属,轮流来看老太太。因为温差,有机玻璃盖上蒙着水蒸气,看不清楚里面。有人要求揭开玻璃盖,于是被福尔马林呛得泪流满面。大家开玩笑说:“这老太太有福气,死了两千年了,还有人来给她哭。”
社会上要求看老太太的呼声也愈来愈高,尤其是一些曾经支援过发掘的单位。省委政工组的一位军代表说:“长沙一共才80万人口,排起队来看,半年就看完了。”他指示湘博,要尽快陈列,迎接开放。
5月22日,发掘不到一个月,湘博将老太太和其他一些文物临时对外展出。一时间,三湘四水的人蜂拥而至。据说,长沙一下子增加了5万流动人口,每天有一万多人在湘博门口排队,队伍绵延几里。
湘博安排五六名壮汉在门外把守,用碗口粗的木杆拦人,每30人一批往里放。当时做讲解员的游振群记得,老太太放在二楼的一间陈列室,只用一个围栏围起来,观众在围栏外参观。讲解员根本没法讲解,就是治安维护员,每次闭馆清场,都会在展厅门口捡到鞋、手表、帽子、手套等。
不过,这样疯狂的场景,只持续了不到半个月。
周总理多次批示
1972年6月,王冶秋空降长沙,目睹湘博人山人海的混乱局面,为保护女尸而忧心不已。回北京后,他将此情况紧急上报国务院。
周恩来总理立即叫停展览,并做了严肃批评,指出这样下去“出土古尸和衣着,还有其他文物,非变质不可”。他指示:“立即采取办法,将古尸转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
湖南省党政领导接到指示后,深感事态严重,要求湘博连夜用汽车把老太太秘密转移到湖南医学院。这场“灾难性”的参观热潮,终于退去。
如何长期保存女尸,成为当务之急。周总理指示:“古人都保存几千年了,我们起码要保存200年。”对此,湖南医学院人体解剖教研室主任王鹏程教授建议:“要保存好古尸,首先要做病理解剖,将内脏都拿出来。”
1972年年底,王冶秋邀请社科院考古所夏鼐、王仲殊,与40多位来自湖南、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医学专家云集长沙,研讨古尸解剖问题。湖南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彭隆祥记得,当时参会的专家都赞成解剖,认为既对保存有好处,又能更多研究,最大的问题是:“谁来主刀?”
“当时‘文革’没有结束,在座的老教授、老专家可能有很多疑虑,谦虚得很,互相推让。”时年40岁的彭隆祥主动请缨:“我来主刀如何?”全场鼓掌通过。
彭隆祥后来解释自己的“底气”,一方面他已经从事病理解剖学16年,主刀解剖过200多例尸体,有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不只靠我一个人的智慧,后面有很多老师撑腰。”
会议结束后,彭隆祥收到夏鼐递来的纸条,上面写的是古病理学文献目录。“看样子,夏先生是有备而来,小纸条在北京就写好了。”彭隆祥对此心存感激,称“夏先生是我的引路人”。
解剖定在12月14日,在湘博一楼南面展厅。湖南医学院神经外科曹美鸿教授先将老太太的头部解剖,脑组织保存的不好,“像豆腐渣一样”。接着,彭隆祥将其腹壁切开,没想到,腹腔内脏不仅完整,而且都在原位。他将内脏和盘托出,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逐个做切片,分析老太太的病理。
彭隆祥发现,“老太太病不少”,有胆结石、日本血吸虫病、冠心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等。在她体内某些组织中,含有大量铅、汞、砷等元素,可能跟生前服用“仙丹”有关。她的胃、肠道和食管里,有138粒半甜瓜子,说明死于江南瓜果飘香的夏季,而且食物还存留在胃里,说明她是吃了甜瓜后两三个小时内猝死的。
湖南医学院心血管专家王肇勋教授看了老太太解剖材料,在一个处方签上,给彭隆祥写了一个纸条:“这个老太太既有胆石症,又有冠心病,那就要将这两病联系考虑问题。”后面列了一些文献目录。
这个建议,给彭隆祥很大启发。经过研究分析,胆结石卡在胆管出口容易引起胆绞痛产生神经反射,反射心脏的血管痉挛收缩后引发缺血及心律紊乱,“老太太可能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的”。
老太太为何保存两千多年?彭隆祥认为,“我们老祖宗深谙防腐之道”。他们利用当时的条件,在棺内创造了一个密封、无氧、无菌的环境。同时,用丝绸裹包尸身与棺内环境隔离,椁外则用木炭、白膏泥和厚厚的堆土隔离,层层保护,从而使尸身千年不腐。
发掘二、三号墓
发掘女尸的过程中,一位老技工意外发现,墓坑南侧还有一些白膏泥和木炭。他继续往里掏,结果看到了另一个墓的木椁。
人们这才意识到,马王堆两个大土堆下,应该有3座墓。出土女尸的被编为一号墓,其西侧为二号墓,其南侧为三号墓。由于当时三号墓木椁已经暴露,为了抢救文物,1973年9月,湖南省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发掘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请示报告》。
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国务院随即组织成立发掘领导小组,周总理亲自点将,指定湖南省委副书记李振军为组长,副组长是王冶秋、夏鼐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黄家驷。规格之高,这在中国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此外,全国十几个科学研究单位都派人到现场收集试样和数据。白荣金、王㜿重回长沙。国家文物局增派罗哲文和王露,负责发掘过程和出土文物拍照。湘博考古组的人员,陆续结束下放重归岗位。
11月19日,三号墓发掘正式启动。白荣金告诉记者,与一号墓相比,三号墓规模略小,墓口有三层台阶。三号墓椁室和一号墓基本相同,清理过程也一样,都是日夜兼程、速战速决。不同的是,三号墓内棺上的帛画,中间画的墓主人是:一名头戴刘氏冠、身着红袍、腰间配长剑的年轻男子。
发掘现场,工作人员吊出沉重的椁板。
内棺被运回湘博清理。开棺那晚,现场来了很多人,围着几十架相机。考古人员打开棺盖,里面也有很多积水,但没有难闻的气味。王㜿用竹棍小心地往里探,戳到棺底也没碰到什么。接着,王鹏程教授戴上橡胶手套,下手摸了摸,拿出一块黑褐色的东西,看了一眼说:“骨头”。
“声音虽然不大,但在场的人都被震住了。”白荣金告诉记者,发掘前,大家对三号墓再现古尸抱很大期望,做了非常周密的计划和准备,打算把三号墓的尸体连同木棺,装到一个高压氮舱内,直接运到上海去做研究。
中央拨给湘博250万元,建设亚洲最好的文物库房,恒温恒湿、防地震,以保存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和古尸。据熊传薪回忆,最早准备建两个存放尸体的地方,一个放一号墓女尸,另一个放三号墓古尸。
可以想象,当时大家大失所望。白荣金记得,拍电影的师傅当场就说,“完了完了,咱们走吧。”他拦着讲,“尸体是一个重要标本,但考古不只是挖尸体,还有很多文物可以拍。”
事实上,三号墓出土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文物。
在一个黑色漆盒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叠“泥砖”一样的帛书。由于当时湘博没有条件整理,帛书被装在充满氮气的塑料袋中,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揭裱。经多位专家整理研究发现,这批帛书达30多种超12万字,包括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著作《天文气象杂占》、最古老的医书《黄帝四经》等,大部分是失传一两千年的佚书,堪与殷墟甲骨、西陲简牍和敦煌卷子相媲美。
马王堆三号墓发掘现场
在装有帛书的漆盒中,还发现了地形图、驻军图。随葬品中,有兵器架和38件兵器,另有一张被后人称为《车马仪仗图》的帛画。通过这些线索,考古人员推测,三号墓主可能曾担任过长沙国的武官,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其遗骸检测显示,他死时刚过而立之年。
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漆器兵器架出土瞬间。
但三号墓主与一号墓主是什么关系,仍没有明确线索。考古人员把希望寄托在距离一号墓西侧仅23米的二号墓上。
12月18日,二号墓正式发掘。考古人员冒着风雪挖了几天,发现墓室已经被盗、垮塌,只留下三层已经腐朽的椁底板,与泥水混在一起。
为了不放弃任何线索,大家在泥水中到处摸,“像插秧时除草一样”。忽然,有人兴奋地大叫起来,原来是在墓坑北端的淤泥里摸到两枚印章,一枚刻着“利苍”,另一枚刻着“轪侯之印”。
有人提出,根据史料记载,还应该有一方“长沙丞相”的官印。于是,大家把椁底板下的淤泥用箩筐运回馆里,用筛子一点点筛,果然筛出一枚“长沙丞相”的龟钮铜印。
这三枚印章的出土,为马王堆汉墓之谜揭去了最后一层面纱。
“只敲开了冰山一角”
通过三枚印章和三座墓葬的形制规划,考古人员判断出,一号墓和二号墓是不同穴的夫妻合葬墓,一号墓主人是轪侯夫人辛追,二号墓主人是轪侯利苍;三号墓为祔葬,墓主人应该是利苍的儿子。但究竟是利苍的哪个儿子,目前尚无定论,普遍认为是第二代轪侯利豨。
二号墓出土的三枚印章,左侧为私印“利苍”、中间为官印“长沙丞相”、右侧为爵印“轪侯之印”。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通过历史文献进一步考证。轪侯利苍在史书上无传,只在《史记》和《汉书》功臣表中,留下寥寥数语。
根据姓氏推断,利苍可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春秋时期,楚国公子封于利。当时贵族以封地为姓,利苍可能为其后。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官位,即长沙国丞相;一个是分封的侯位,即轪侯。他先做的丞相,后被封侯。
刘邦建立汉王朝之初,分封了九大诸侯国,长沙国便是其一。丞相是诸侯国里级别最高的官员,仅次于诸王的第二号人物。西汉初年,诸王丞相虽由中央任命,但有些诸王权力很大,自己委任官吏。利苍是何时、怎样成为长沙国丞相的,史书并无记载。所以,他有可能是中央派往长沙国的人,也有可能是长沙王吴氏的私人亲信。
利苍为何被封轪侯?原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傅举有认为,利苍可能是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在马王堆二号墓,也就是利苍的墓中,出土了一件错金铜弩机,上刻铭文:“廿三年私工室”。他从文字风格和铭刻款式判断,弩机应是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年)制造,应该是利苍生前所用,“可能陪伴利苍随刘邦打天下”。
历史学家马雍则认为,利苍受封为轪侯,是因为他担任了长沙国丞相。汉高祖先后封功臣137人为列侯,轪侯不在其内。可见利苍在反秦起义、楚汉战争和汉高祖时期的各次战役中,不曾立过显著的“战功”。按照汉初惯例,官阶到了相当高的等级,就需要赐以特殊的爵位来表明身份。所以利苍在汉高后时期被封轪侯。汉高后在位期间,将所有列侯排序,共180多人,轪侯排120位。
轪侯位次不高,封户只有700户,但仍是煊赫一时的贵族。利苍所封的轪国,在今湖北浠水(另一说在今河南光山县与罗山县之间)。西汉诸王列侯有“不就国”的习惯,轪侯利苍在长沙做官,因此和家属生活在长沙。马雍根据《汉书》推算,利苍担任长沙国丞相至少8年,至多不超过17年。高后二年(前186年),利苍在任职期间去世。
利苍的儿子利豨,并未任长沙丞相,可能仍住长沙。利豨死后,他的儿子、第三代轪侯离开了长沙,到汉朝首都长安做官。第四代轪侯担任过武官,因擅自调兵被判死刑,后被赦免贬为庶民。轪侯家族的记载就此终结。
利苍的妻子辛追,隐身在历史舞台的后面,在两千多年后却比丈夫和儿子更引人注目。考古人员发现,一号墓在构建时,分别打破了二号墓和三号墓的封土。可见,她的埋葬时间比丈夫和儿子都晚些。根据利苍的死期推算,他过世时辛追还不到30岁。
轪侯家族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朵小浪花,却给后世留下一座浩如烟海的文物宝库。
1972年至1974年在马王堆先后发掘的三座西汉墓,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帛书、帛画、丝织品、简牍、漆器等,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轪侯一家钟鸣鼎食的精致生活,也瞥见了西汉时代的璀璨文明。历史学家李学勤曾评价说,马王堆汉墓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改变了我们对历史上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者一种文化的认识,不是所有的墓都能做到这一点。”
如何保护、研究这些珍贵文物,也给考古人员带来诸多挑战。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世民说:“能否妥善处理糟朽易损的文物,是田野发掘和室内清理中的最大难题。”
1951年夏鼐带队在长沙发掘战国墓,取出的很多丝织品被放在木盒中保存,当再打开时,发现已经完全脱水,一碰就化成灰了。发掘十三陵定陵时也曾出土过一批精美的丝织品,当时请一位留学德国的化学专家使用专用药水保存,结果涂上药水的部分都坏了。
这些惨痛教训,让考古人员在处理马王堆糟朽如泥的丝织品时格外小心。王㜿将残破的织物,用传统的托裱方式保存;相对完整的袍服、罗绮等,用药物熏蒸灭菌后,放在特制的木匣里保存。白荣金与熊传薪则尝试将纱衣在不干不湿的时候揭展,放在竹帘子上,置于阴凉处吹晾。有一些泡在水里的奁包裹着丝织物,很难打开,他们决定泡在水里打开。
“王㜿、白荣金等成功揭取大幅彩绘帛画,妥善处理各种性状的丝织衣物,取得极其宝贵的丰富经验。这是马王堆汉墓发掘在考古技术上的重要贡献。”王世民说。值得庆幸的是,当年处理的这些丝织品,经过50年时间的考验,至今仍完好如初。
2021年,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主任喻燕姣带领团队,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进行系统性清库,重新归类、集合,整理一份完整的文物档案。整理过程中,新增了1.9万余片纺织品残片、1700余件漆木器。
其中,在三号墓出土的菱纹绮里,喻燕姣和团队发现了“安乐如意 长寿无极”的吉祥语。这是目前已出土丝织品中发现最早的成句文字,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喻燕姣感叹,尽管已经出土半个世纪,但马王堆似乎还暗藏着不少秘密。
5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孜孜不倦地研究着这座文物宝库,但喻燕姣坦言,相对马王堆汉墓的丰富内涵,“我们只是敲开了这座文物宝库的冰山一角,还需要几代人去努力研究。”
本文图片均由湖南博物院提供,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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