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遗珍汉铜镇|青铜器_新浪财经

转自：内蒙古日报

□本报记者高玉璞通讯员邬洁

　　根据考古发现，我国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掌握利用植物编织席子的技术。古人将篾片等竹类编织出来满铺在地上的垫物称为“筵”，《说文》中记载：“筵，竹席也”；将蒲草、芦苇等编织的垫物称为“席”。魏晋之前，由于没有桌椅这样的家具，人们的起居方式主要是席地而坐。《后汉书》记述薛子礼时称“家贫坐无完席”，说明席如同今天的桌椅板凳一样，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用品。不管是高高在上的天子还是普通老百姓，坐具都是铺在地上的蒲席或竹席。为了让自己坐着更舒服，他们会在地上铺好几层筵或席，不过席的具体层数有严格的规定。《礼记》中记载：“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思是说天子之坐铺五层席，诸侯铺三层席，士大夫铺两层席，当时以铺席层数的多少来区别地位的尊卑。除了坐具之外，席也被古人用作卧具，如《史记》中记载吴起“卧不设席，行不骑乘”，这里的席指的就是卧具。

　　因为材质的原因，席不仅容易卷边，而且起身时还会移动。在今天看来，移动座位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在崇尚礼法制度的古代，这可是件“大事故”。《史记》中就有一则与席移动的相关故事，说商鞅第二次拜访秦孝公时，详细地阐述了变法方略，秦孝公听得入神，不由地向商鞅靠近，以致膝盖超出了自己坐席的边缘，坐席整体也随之发生移动，尴尬万分。为了保证席一直处于正位，古人就在席的四角放置重物用来镇压，席镇随之出现并流行开来。后来，人们不仅用席镇压席子的四角，也用来固定帷帐的四角。

　　席镇于春秋时期开始流行，并以玉为尚，有的古籍中直接写作“瑱”。最初造型简洁，多为秤锤形、铜盖形、半球形等，质地有玉石、金属等，到汉代，造型及制作工艺逐渐繁复，装饰功能加强，为了更好地压住席的四角，工匠们还会往席镇里灌满细沙或铅，使之成为实心，增加重量。这一时期的席镇的形制大多为动物造型，常见的有虎、豹、羊、鹿、龟、蛇、熊等，这是因为汉代人认为它们具有驱除灾难、带来吉祥的神奇能力。席镇在战国秦汉年间流行了400多年。

　　汉代，室内的家具陈设基本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席、床、榻、几、案的组合格局，所以，王公贵胄之家的地面和床榻上都要铺席子。席子无处不在，而席镇天生就是贵族用品，它们的精美奢华，隐喻的文化内涵，彰显着主人的社会地位。西汉文人邹阳在《酒赋》中说：“召皤皤之臣，聚肃肃之宾，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璩为镇。”绡绮是轻薄的丝绸，犀璩（qú）是美玉的一种。以丝绸为席，以美玉为镇，这绝非普通人家可以享用。邹阳是汉文帝儿子梁孝王的门客，整天陪着他吟诗作赋，这篇《酒赋》就写于梁府，因此绝非虚言，真实再现了王侯将相的奢华生活。

　　在包头博物馆《九原长歌——包头古代历史文化陈列》展厅就有一套古风十足的汉代虎噬鹿铜镇，共4件，尺寸一致，出土于包头市九原区卜太汉墓。出土时，其中2件铜镇表面锈蚀、磨损严重，另外2件造型纹饰细节依稀可辨：虎张开大嘴，咬噬在鹿颈上，小鹿因为剧痛四肢蜷缩、大口喘息着，眼中流露出绝望和对死亡的恐惧。器物整体将鹿被猛虎捕食的无奈和惊惧的瞬间刻画得生动又富有张力，线条流畅，写实性强，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造型沿袭了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式青铜器的风格特点，是研究汉代北方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的重要材料。

　　这套虎噬鹿铜镇的造型颇具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特点。上迄商代，下至两汉，各类独具北方游牧部族风格的青铜器集中出土于我国北方长城地带，学者们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因这类青铜器在鄂尔多斯地区大量出土，且序列清晰、特征明显，所以又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其中，虎噬鹿、鹰逐鹿、牛虎斗等动物相搏的造型纹饰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数量较大、艺术造诣较高的部分。这类器物中，为将各类猛兽形象的立体性和写实性表现得更加生动，通常运用圆雕、透雕、高浮雕等多种雕刻技艺。

　　虎噬鹿铜镇以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为主题，用白描手法表现出动物之间的关系，造型既有北方游牧部族的纹样风格，也有典型的中原文化装饰工艺，不仅体现出当时汉王朝对游牧文化吸纳兼容的态度，也说明当时草原丝绸之路是双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往交融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