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蕴含“礼刑合一”精神特质|儒家_新浪财经

　　□在春秋决狱创造性转化中，需要警惕其类推适用的倾向，应坚持有利于被告人的现代刑法原则；个案公正所考量的动机善恶，务必固守罪刑法定的底线。

　　□引经断狱，一方面，借助律法的强制力实现了道德经义之治效；另一方面，以经义的伦理价值建构起律法的正当性。引经断狱的“德法相济”策略模式是以儒家经义为最高规范，对司法适用中重大疑难问题进行指导。

　　在传统中国法上，汉代“春秋决狱”，是指两汉时盛行援引《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法源根据的疑难案件处理方式。纵观历史，“春秋决狱”具有肇始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过程和揭橥中华法系“礼刑合一”精神特质的重要意义。

　　两汉春秋决狱的特征

　　原心论罪。“原心论罪”是春秋决狱的核心原则与方法。西汉董仲舒是春秋决狱的代表人物，其指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由此可见，原心原志仍需强调“必本其事”的客观方面。但不少责难春秋决狱之“原心论罪”为主观归责，大多依据《盐铁论》中“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的言辞，这显然忽略了董仲舒所主张“必本其事”的前提要件，不无以偏概全、断章取义之嫌。

　　为何春秋决狱强调“原心论罪”？其直接的现实原因在于调和律法与人情之不洽。秦代任刑轻德，汉朝去秦未久，受其影响，当时出现许多机械适用法条而人心不服的疑难案件，所谓“诸狱疑，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春秋决狱则通过“原心”考察动机善恶，以使刑罚适用符合惩恶扬善的人情常理。例如，董仲舒所断“误伤己父”案，子因情急救护，误伤其父，并不坐殴父之罪；而若采取该案另一方意见，以行为结果定罪“殴父也，当枭首”，显然有悖情理。值得注意，董仲舒审理此案，并不以故意或过失的主观状态，而基于救父的善良动机用以处断，其称“君子原心，赦而不诛”。

　　春秋决狱的原心论罪，并不只是在客观上再强调兼顾主观，“原其志”考察动机善恶，更在于讲求情理中的可责性。而这种可责性体现在判断动机善恶的儒家经义之中。特别是《春秋》，“其贵志也”，而“志为质”，儒家以本于自然情感的伦理价值为刑罚施用提供正当基础。典型的如董仲舒以“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将藏匿杀人犯养子的养父免罪。总之，“《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因此，春秋决狱多以《春秋》原心论罪，所原之志实为《春秋》微言所展示的儒学人伦大义。

　　守常权变。“守常权变”是春秋决狱的理论基础。董仲舒称：“《春秋》有经礼，有变礼。”这展示了儒家经权思想中“守常”与“权变”的两方面。而其中的经与权，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权”可变“经”，又“权不离经”。但“权”冲突于“经”，如何又“不离经”呢？所谓“权，谲也，尚归之以奉巨经耳”，即一时迂回多变，终归经之大道。那么，如何判断仍归之经义呢？“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这意味着“权变”表相与经矛盾，然而最终效果却实现经义宗旨。

　　由上观之，春秋决狱本身是“德主刑辅”中“刑”对“德”的“权变”，即“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更为重要的是，有汉一代，社会剧变，产生大量律法难以适用的新事例，疑案难决。而春秋决狱以“权变”处理特殊个案，以“守常”安抚人心，极好地实现了疑难案件的个案公正。譬如董仲舒在“私为人妻”案中，因丈夫出海溺亡难寻，无从安葬，变通“夫死未葬，法无许嫁”的规则，以“无淫衍之心”审断，“不当坐”私为人妻弃市之罪。

　　春秋决狱常被指责欠缺司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称其经义依据“若相悖然”，尤至“同事异论”的显著现象。其实，这是不理解其中“有经有权”的丰富性和“因事制宜”的灵活性。董仲舒曾以“《春秋》之法，大夫无遂事”为例回应，即臣子在君主授权外是否能拥有自主决断之权？《春秋》的故事及经义，有人认为可以，有人认为不行，甚至导致同是违反君主授权的事例，是否定罪的理由及结论却截然相反。董仲舒解释这是各事存在不同具体适用条件的原因，即“各有所处，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并具体说明，臣子无专断权力是“平生安宁”的“守常”状态，而遇“救危除患”的紧急情况，则“权变”有自主决断之权。总之，《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春秋决狱中“守常”与“权变”虽有表面或一时的冲突，但最终结果或更大程度上仍实现了经义的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正司法的实质或本质主义倾向。

　　引经断狱。引经断狱是春秋决狱的实质形态，也可视为两汉法律儒家化的具体策略。在此意义上，春秋决狱是礼崩乐坏、秦代任法后，为解决儒家经义实践能力衰弱的汉代方略。宏观上，引经断狱极大促成了汉代经术之治效，奠定“经”“律”结合，“礼”“法”互摄的“内儒外法”传统法制架构；微观上，其在司法上通过法律论证，指导律法适用，成为汉家当世之法的最高准则，落实了儒家经义的法律效力。因而，作为春秋决狱形态的引经断狱，体现了一种最高的思想观念或精神原则如何落实法律效力的问题。

　　汉代春秋决狱并不能被过度指责为以经破律，其只是基于现有律法框架，作出应当适用特别规范的法律论证，而且仅限情法抵牾或法无可援的疑案处理之时。代表性的如董仲舒“加杖所生”和东汉“擅杀继母”两案，引入“于义已绝”“绝不为亲”的经义原则，论证被弃养的亲子杖打生父和养子杀死害父的继母，不应处以加害至亲之重罪。可见，断狱中的“引经”，并非以儒家经义代替法律依据，而只是在进行调和式法律论证，当然，所引入的“经义”是一种外在于律条规范的最高法源依据；而若着眼《春秋》等儒经作为国家承认的成文性最高规范，甚至还能引申出近似宪法监督审查的现代意涵。

　　春秋决狱的创造性转化价值

　　轻刑慎罚。春秋决狱能提供一种轻刑化的现代法治价值。两汉春秋决狱的案例之中，大多数的裁判结论是免罪减刑，其中董仲舒所断六案，则有五案裁判减免刑罚。那么，为何如此？主要源于“原心论罪”的缘情慎罚。其实，轻刑化并非机械地减免刑罚，其要义实为慎用刑罚，即尽可能减少或减轻这种法律中最严厉的惩罚。而轻刑慎罚之正当性，在于洽合情理，以人为本，所谓“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与此同理，当代人权理论认为，唯有基于落实人权的目的，才能正当限制人权。因此，中国式轻刑化应当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现代化。

　　春秋决狱提示了轻刑化的系统论。所谓轻刑化，是与重刑化相较而言，进而呈现其系统边界。《春秋》经义对要职官员及谋反谋叛，以“志邪者不待成”“将而必诛”体现重刑化原则；然而，“民宽其行”相对“吏严其责”，寻常刑案之轻相对政治案件之重，这却体现春秋决狱轻刑化区别对待、“有伦有要”的系统性。其实，科学合理的轻刑化，并非一味地减免刑罚，反而一边倒的轻刑化，不是体现刑等不合理，就是有放纵犯罪之嫌。因此，应当警惕将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祖国统一等严重犯罪也适用轻刑化的错误认识。

　　当然，中国当下轻刑化需要防范将“原心论罪”的“动机”重要性推到极致，必须避免以动机善恶定罪的主观归罪，不然非但不能情法相谐，反造成以情破法、以理杀人的背离现代刑法文明的严重恶果。

　　个案公正。春秋决狱能为当代中国司法个案公正提供创造性转化的传统资源。尤其，基于“经权”理论的春秋决狱，对化解个案灵活与规则统一相冲突的现实难题，有借鉴价值。“权不离经”，意味着个案的“权变”最终应符合“守经”的本质效果。对此，春秋决狱突出了个案的全面考察，特别在“原心原志”上精细考量：一是考察避免危害的注意义务。如“误伤己父”案的免刑，充分考虑了急迫情势下救父心切，则不应责以逾于常人的注意义务，即“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二是“功过”因素的全方位考虑。如董仲舒“大夫纵麑”案，首先考量了违背君命而私放小鹿归母的仁心，其次还追究了“大夫不谏，使持归，非也”的臣子失职，最后，功过相折，处以贬徙之罚。此可鉴今，个案公正不应是片面公正或部分公正，只有讲求公正的全面性，才能保障个案与规则的根本统一。

　　春秋决狱防范司法个案中自由裁量的滥用，对现代法治具有三方面启示：一为形式上注重法定化。清末法学家沈家本称春秋决狱“乃决事比之权舆也”，而“决事比”是汉代判例的法律形式；尤其此后发展，法定其形式而以防恣意，订章设制“凡为驳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二为范围上讲究必要性。疑难案件是适用春秋决狱的必要条件，而非所有案件，这意味着是以必要性缩限适用范围，减少个案自由裁量权更大程度滥用的可能。三为应用上谦抑缓和。春秋决狱并不废止律文，而以原有律条效力为基础，有限且缓和地创造例外和补充的规则，客观上以制度存量框定了自由裁量的边界。

　　在春秋决狱创造性转化中，需要警惕其类推适用的倾向，应当坚持有利于被告人的现代刑法原则；个案公正所考量的动机善恶，也不可逾越到定罪领域，务必固守罪刑法定的底线。

　　德法相济。春秋决狱蕴含了中国式治理模式中“德法相济”的历史成功经验。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引经断狱，一方面，借助律法的强制力实现了道德经义之治效；另一方面，以经义的伦理价值建构起律法的正当性。引经断狱的“德法相济”策略模式是以儒家经义为最高规范，对司法适用中重大疑难问题进行指导和调整。有鉴于此，应当加强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尤其注重发展完善相关解释机制与技术。当然，技术方法、体系逻辑等方面具体如何创造性转化，还应当致力于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项目（22SKJD02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