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青山未老 书香寻古

　　杨丽娟

　　古籍收藏圈流传着很多关于韦力的传说，见了真人才发现，大藏书家原是个幽默得出乎意料的“凡人”。

　　媒体冠以他“中国民间古籍收藏第一人”称号，他连连摆手，“没有一个部门给我颁发过这样一个证书”；坊间传闻他在北京有座500多平方米的藏书楼，占据了一栋居民楼的整整一层，他说那只是个书库，以前房子便宜，选中那儿只因层高放得下他的大书架；古籍圈盛传韦力藏书“只进不出”，他调侃自己，“地主家也有缺粮的时候”。

　　韦力自称世俗中的“凡人”，只是因为爱书，被人贴上标签，成了所谓的藏书家，时间一长，又成了别人眼中的版本目录学大家。然而，他愈是云淡风轻，那些与古书和传统文化相关的一切愈让人惊叹：他不仅藏有“万卷书”，还戴着假肢行“万里路”，遍访中国历代藏书楼，以此逐渐延展，觅词、觅诗、觅曲。由藏而学，由访而著，如今，几十部著作摞起来，几乎与他一米九的身高相当，而他的寻觅和研究仍在继续。

嘉业堂藏书楼

《墨池琐录》明祁氏淡生堂抄本

《乐书》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学刻 明修本

《花间集》明万历四十三年闵齐伋刻 朱墨套印本

韦力在自己的藏书阁查看古书

　　为了买书做外贸挣钱

　　提到收藏家，多数人的印象是非富即贵，先有钱而后收藏。韦力恰恰相反，他是因为买书没钱，才选择了当年最挣钱的外贸行业。

　　韦力出生在1964年，跟着爷爷度过了放养的童年。爷爷是秀才出身，哄孩子没别的招儿，翻来覆去都是书里那些老故事。小男孩听得似懂非懂，如此潜移默化，爱书的种子已经悄然播下。

　　长大几岁，韦力迷上了书店，偏偏那是一个“书荒的年代”。书店里没什么书，除了政治读物，只有寥寥几种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最让韦力耿耿于怀的是，那时的书店不像今天这样开架售书。书架前是一排柜台，服务员站在柜台和书架之间，买书人只能隔着柜台，伸长脖子，远远盯着沿墙而立的书架，想看哪本书得请服务员帮忙取出。“你连说三本，还没买，人家脸色就掉下来了，然后你心里就会害怕、忐忑，再不敢说了。”回想起那时的心情，韦力用了两个词，既“崇敬”又“畏惧”。这是他的书籍饥渴症的源头。

　　好在改革开放了，书店里的书也对顾客开架了。仿佛一个嗷嗷待哺的孩童突然面对满汉全席，韦力开始报复式地狂买，影印的古籍、再版的新书，凡是文史书，统统搬回家。书买得太多，不好安置，他找来木料，请人到家里打书架。两个书架立起来，各式书籍满满当当摆上去，顿觉“美得不行，可了不起了”。

　　然而，书越买越多，韦力幡然醒悟，书海无涯，金钱有限，书店里的书是买不清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书一下子爆炸式地增长起来，这时就有了挑选好书收藏的意识，当你有了这个意识，就有了分辨版本的意识”。就这样懵懵懂懂，韦力一头扎进了古籍收藏的门里。

　　没有人教，没有无处不在的网络信息，韦力对古籍版本的摸索，曲曲折折走了十多年。起初他不懂行，全凭“凡古皆好”的盲目热情“瞎买”。第一次涉足古旧书，大约是1981年，位于北京琉璃厂的海王村公园举办古旧书市。书市开幕前，门口拉着线不让进，到了开业那一刻，人们“哄”地一声往里跑，疯抢似地往怀里揽书，先占上一大堆，然后再慢慢挑。韦力那时还是高中生，完全不懂版本，可巧，卖书的也不分版本，不分好坏，一律五毛一本。他一口气买了175元的书——这笔巨款，是他攒了许久的午饭钱。300多本书到手，结结实实捆了四捆，他的双肩都被勒出了血印儿。

　　今天看来，那批书中没有多少珍品，却让韦力第一次感受到了古旧书的温润之美。他回忆道：“那些拓印精良、书写精妙、装帧考究的古老书卷，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时光仿佛在它们身上停留。”

　　从此，他对古旧书的欲望一发不可收，需要大笔的金钱支撑。于是，中文系毕业的韦力，选了当年最红火的行业——外贸。“那会儿流行一个说法，在外贸工作，除了老婆不发，什么都发。”韦力笑言，的确如此，房子、家具都是发的，工资全用来买书了。

　　做外贸工作，韦力每个月收入138元，当年已属高收入。他还觉得不够用，又跳槽到三资企业，月薪一下涨到3800美元。这个天文数字，终于可以让他任性地“买买买”。一时之间，许多“文革”后被退还旧物的家庭，都出现了韦力的身影。在北京中国书店、天津古籍书店和上海博古斋，他更是备受欢迎的“大客户”。

　　那是买书人的黄金年代。韦力回忆，当时没有多少人喜欢古籍，古书甚至比新书还便宜，一册平装书大概一元上下，一册普通古籍才五毛。彼时古籍书店实行效益工资，到了年底完不成指标，书店总经理就会来找韦力，从库房里搬出几大包古籍，任君选购。韦力正对古旧书狂热，每年都照单全收，买一批古书，书店效益就完成了，员工工资提高一大截。

　　家里人总问他，你要买多少才算够？他回答，我也不知道。就这么疯狂地买了十多年，韦力慢慢摸出了些目录版本学的门道。只是，他从未想过，纯粹因喜爱而买下的古籍，竟然有一天会变成价值飙升的收藏品。

　　见证古籍拍卖之勃兴

　　1994年秋天，嘉德公司组织筹办了中国第一场正式的古籍善本拍卖会。忆起那时对拍卖的抗拒，韦力直言“闹了不少笑话”。

　　拍卖预展搞得很隆重，像一场博物馆展览，进门参观要收取门票，每人20元。巡展到天津，地点在天津艺术博物馆。韦力在天津工作，头一次听说古书还能拍卖，好奇地买了门票，兴冲冲地去看。一进门发现古籍都摆在玻璃柜里头，被玻璃罩护得严严实实，他想请工作人员打开翻阅，竟然还要先交保证金。再扒着柜台细看估价，“我一看数字后头好多个零，就跟工作人员说，这上面是不是忘了点小数点了？工作人员特别蔑视地看了我一眼，说就这样。”

　　多年后，韦力跟嘉德公司主持古籍善本拍卖的拓晓堂成了老熟人，私下打听，第一场拍卖的估价是怎么定的？拓晓堂的回答让他啼笑皆非，“我们也没谱，就把征集的价格后头加了俩零。”

　　这是后话，1994年的韦力心里想的是，这不是一帮骗子吧？那场拍卖，他没有出手。谁知，正式拍卖的时候，一大半东西都拍出去了。他不禁纳闷，“这帮人都疯了，书店里明明摆着一模一样的东西”，凭什么拍这么贵？

　　他转身去书店找“同款”，但这样捡漏儿的机会很快没了。韦力讲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1998年，中国书店控股的海王村拍卖公司成立。古籍书店在二楼，海王村拍卖在四楼，“哗一下，楼上的一件古籍拍了五六万元，楼下的书还标着几千块的价格，很多人一看，赶紧冲下楼捡漏儿，结果到二楼一看，店员正在改价签。”

　　市场大潮浩浩荡荡，韦力用了四年时间，终于接受了古籍拍卖这件事。“拍卖出现之后，市场对古籍有了一个重新的定位。以前，古籍没有透明的价格，拍卖让它有了价格标准。”

　　不仅如此，韦力还成了嘉德拍卖等数家公司的古籍顾问。随着古籍市场升温，他也在圈子里留下了传说。人们都说，韦力藏书，“只进不出”。闻听此言，韦力笑呵呵地调侃自己：“大家太高看我了，我也是个凡人。凡人意味着什么？地主家也有缺粮的时候，还是那句话，我又不是巴菲特的儿子，是吧？”

　　话虽如此，韦力的藏书量的确惊人。广为流传的说法是，韦力收藏有8000余部、70000余册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50余件、200余册，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0部、300余册。实际上，他的藏书总量到底有多少，韦力自己也没有确切的数字。“我一直在整理编目，现在还没有整理完。”

　　这些书一度存放在天津的一栋别墅，那是韦力最早的藏书楼。后来，他搬到北京，到处寻找适合存书的地方，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现在的书库。“因为我在天津时，书架做得很高，有2米6多，当时很多房子的层高不够，书架立不起来，只有这个小区满足要求。”于是，他以60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了一层楼，足足有500多平方米。

　　众所周知，古籍善本的保存需要恒温恒湿，为了把普通居民楼打造成古籍“专用藏书库”，韦力只能凭经验，一点一点琢磨保存的法子。谈到此处，他娓娓道来，显然乐在其中：

　　古人认为书有四厄，水火兵虫。就拿藏书的最大天敌——虫蛀来说，虫子吃书，有几个条件，第一是虫卵，第二是有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才能孵化，第三需要灰尘，因为虫卵往往夹杂在灰尘中。为此，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金属罩，买回的旧书，用罩子一扣，再拿大功率吸尘器装上鸭嘴吸头，沿着网罩开吸，既能把尘土吸走，又不会伤书。吸完后用密封袋装起来，抽真空，然后放进零下18摄氏度的冰柜，冷冻48小时，就能把虫卵冻死。这样处理后，保持室内的湿度和温度，基本就没问题了……

　　国内收藏活字本最多的人

　　拍卖市场的蓬勃发展，拉动古籍价位节节高攀，人们难免对韦力藏书的投资价值兴趣盎然，有人甚至称他为“当代富可敌国的藏书家”。不过，韦力似乎总是比多数人走得早一步，藏而优则学，他极少聊投资，反而一头扎进故纸堆，做起了古籍版本研究。不知不觉，他已成了古籍收藏和研究领域的翘楚。

　　实际上，古籍善本的收藏，本就需要一双研究的慧眼，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多年的历练后，外行人眼中艰难晦涩的版本目录学知识，韦力已能信手拈来。

　　拿到一本古籍，他一眼就能看出这本书来自南方还是北方，南方潮湿，最怕虫子吃书，北方干燥，最怕书页发脆。

　　他总结善本有“三性”——学术资料性、历史文物性、艺术代表性。“这三性中具有一性的书，就可以把它称之为善本，具有三性的书，就是善品中的至臻了。”

　　他说版本目录学是“正本清源”的学问。打个比方，你想研究《山海经》，首先要知道《山海经》哪几个版本是可靠的，哪几个版本不是被篡改过的。

　　中国人为什么痴迷于宋版书？韦力说，不是“一页宋版一两黄金”那么简单，而是因为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中期，到了宋代才成熟，宋以前，古书多以写本流传，那么宋刻本就最接近写本时代，也就是书籍本来的面貌，相比明刻本、清刻本，因历代流传出现错讹的机会就小。

　　“活字本”是韦力最重要的收藏专题。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宋代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的全部工艺过程。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流传下来的古书中，活字本的比例不足2%。为什么会这样？韦力追本溯源，找到了答案，活字印刷只适合于大规模工业生产，但中国古代始终没有走入纯粹的商业社会。书籍出版没有商业化，书籍不畅销，活字印刷的成本就比雕版印刷高得多，存世的活字本就少。正是看重其罕见，韦力收藏了900多种活字本，是目前国内收藏活字本最多的人。

　　2014年，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作为下届东道主的韩国，播放的宣传片中出现了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元素，再次引发中韩“活字版之争”。因收藏的活字本多，韦力被中国印刷博物馆请去帮忙，“用事实说话”。

　　除了专题，韦力的藏书范围颇为广博，走的是传统藏书家的路子。他解释说，近现代的藏书家偏爱专题收藏，比如戏曲类、古典小说类，而在古代，经史子集四部中，经部才是主流，小说戏曲属于子部和集部。韦力以“四部齐备”为追求，重点则是经部和史部。“我不自量力，总想让别人知道什么才是文脉的正统。”

　　如今，藏书家的名头之外，韦力又多了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身份。2014年底，国家颁布新的中国古籍定级标准，韦力是这份国标的起草人之一。两年前，中国国家版本馆正式开馆，他被聘为版本馆首届专家委员会委员。

　　采访的那几天，他正在为古籍鉴定培训班备课。这是国家图书馆每年组织一次的培训课，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高校，而韦力作为讲师，把他几十年的实践和研究传播给古籍领域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

　　寻访藏书楼 寻觅藏书人

　　熟悉韦力的人都知道，他受过伤，且伤得不轻，左腿至今戴着假肢。那是2013年，他到河南安阳寻访藏书楼，顺道拜谒灵泉寺，不料拍个照的工夫，一块石碑突然倒塌，砸中他的左脚。因救治不当，伤口感染，他经历了5次手术，从生死边缘挣扎而过，最后不得不截肢。

　　这次受伤前，韦力已经在寻访藏书楼的路上奔走了十几年。大约是1998年，爱书如命的韦力意识到，人们在感叹历史文献浩瀚如海时，似乎忽略了传承文献的人，如果不是藏书家的保护，这些书不都失传了吗？“他们都是中华文脉的传薪者，对藏书楼的寻访，是用自己的行动表达我对历代藏书家的敬意。”

　　可他远远低估了寻访的困难。没有网络，没有导航，只能给地方志办公室打电话，或者托人打听：我有一个地址，能不能帮我查证一下，这个地方今天叫什么，还在不在？即便提前做了功课，到了现场还是状况百出。

　　有一次寻访浙江余姚的五桂楼，坐了一天长途车，下车时暮色已降，韦力和朋友只能住在偏远的山沟里。一打听，方圆十几里只有一家旅店，是由乡办工厂改造的，外头破破烂烂，门内空空荡荡。那天晚上，两层的旅店只有他和朋友两个客人。睡到半夜，突然听到“咣咣咣”的砸门声，韦力侧耳一听，竟似有人打劫。他听到旅店老板说楼上没人，但那帮人显然不信。声音越来越近，韦力急中生智，把沙发、床全都顶到门后。外面的人踹了几脚，门没开，问老板是怎么回事，老板说可能是里面堆放的杂物倒了，那些人才悻悻离开。韦力和朋友吓得一夜未眠，第二天身心俱疲。而这一切，在他看到五桂楼的一刹那，就都抛诸脑后了。

　　如此断断续续跑了五年，2004年，《书楼寻踪》出版，印了三印。此后，韦力开启了半年埋头故纸、半年寻访遗迹的生活。受伤之后，很多人以为他会一蹶不振，谁知，装上假肢康复了半年，韦力又出发了。“如果不跑了，这个腿不是白折了？事儿没弄完，腿还没了。”

　　以藏书楼为起点，他的寻寻觅觅逐渐延展，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等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都被他的脚步逐一丈量。韦力总结自己的几十部著作：“我写东西就两大体系，一个叫‘书系列’，另一个叫‘文系列’。”

　　对文学家、书法家、画家遗迹的寻访属于“文系列”，而去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的《脉望：书魂寻踪2》，则属于“书系列”。为了这本书，他行程数千公里，寻访了大江南北的29位古代著名藏书家之墓，包括毛晋、张元济、吴湖帆等。

　　《脉望》刚刚付梓，另一套四册的《馆窥：我的图书馆之旅》今年又将面世。韦力开玩笑说，这是一套替读者“窥视”各大图书馆善本部的图书。“大家都觉得善本部很神秘，因为一般人进不去，而每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几乎都在善本书库。”

　　恰好，韦力因古籍与各大图书馆善本部缘分颇深。以国家图书馆为例，韦力藏有一卷“辽代刻经”，国家图书馆没有，所以国图每次搞出版通史展览，都会将这一卷刻经借去。后来韦力觉得借来借去麻烦，就把这卷刻经在国图存了三年。为此，国图还发给他一张奖状。

　　古籍收藏，让民间收藏家韦力与各大图书馆结缘，又带他“探秘”了各大图书馆最珍贵的古籍善本。可是，电子书和AI越来越普及的今天，读纸质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还会有读者对一听就有距离感的古籍善本感兴趣吗？

　　韦力认为这不是个问题，二者其实是源和流的关系。他坦承电子资源更便利，但是，“没有古籍传承的文脉，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民族如何伟大，中华文明史悠久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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