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诸子｜孟子：一位有圭角的大丈夫_新浪财经

孟子，名轲，战国邹人，《史记》记载其“受业子思之门人”。他在约43岁时开始周游列国，先后游历了齐、宋、滕、魏（梁）、鲁等诸侯国，足迹遍布如今的山东、河南、江苏等地。每到一国，孟子便向满心都是“利”“合从连衡”的君主们阐述他的性善、仁政之道，终未能实现理想抱负，在约60岁时返回故乡，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作《孟子》七篇，贻矩后世，后人称其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五圣中的“亚圣”。关于孟子的生平，常见于各类史书记载。在记载的背后，孟子是一个怎样的人？

影响青年孟子的人

孟子名轲，邹国人（今山东省济宁邹城），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

据传，孟子是春秋时鲁桓公后裔分化出来的三大家族之一的孟孙氏后代。这三大家族以世卿身份长期执掌鲁国政治。而到孟子的父亲时，家境已然不好，孟子并未享受到贵族的生活。

孟子的父亲名激，字公宜，母亲娘家姓仉（音同掌）。不少人认为，孟子如孔子一样，在三岁左右遭逢丧父之痛，由母亲抚养长大；也有史学家认为，孟子并非三岁丧父，具体丧父时间不可考。不论如何，孟子的成长很得力于孟母的教导。孟母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教育孟子的事迹一直流传至今。

关于孟母教导孟子的故事，广泛流传的有五个，即“断机”、“杀豚”“休妻”“三迁”和“忧齐”。这其中，关于孟子幼年的故事有三个，即“断机”“杀豚”和“三迁”，其中孟母三迁最为知名。孟母丧夫后，独立抚养孟轲，但小孩子天性贪玩，家住在墓地附近时，孟子就“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之后，孟母把家搬到市集附近，孟子“嬉戏为贾人街卖之事”。再之后，孟母把家搬到了学宫旁边，孟子“嬉游乃设俎豆，揖让退进”。直到此时，孟母才发出了“真可以居吾子矣”的感叹。

如果说孟母三迁改变的是外因，那“断机”则是涉及自身勤奋努力的内因。少时孟子学习分心，孟母割断了织了一半的布。汉代刘向在《列女传·母仪传》中写道：“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无以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织绩而食，中道废而不为，宁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虏役矣。”

从这些故事中，一个严慈的孟母形象立了起来。在孟子故里，已连续18年举办母亲文化节。孟庙孟母殿前，保存着一座明代监察御史钟化民拜谒孟庙时留下的《祭孟母文》碑，上面有这样一句话：“人生教子，志在青紫。夫人教子，志在孔子。”说的是一般人教育孩子，希望孩子能够光宗耀祖，而孟母教育孟子立志成为像孔子那样的人。这也提醒我们，培养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成为一名君子，才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伴随孟子成长，他也有了自己的老师。关于孟子的师承，目前普遍认可《史记》中的记载，即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名孔伋，孔子的嫡孙，是位儒学大师。子思去世后，他的门人在鲁国向孟子传授了知识。《孟子·离娄下》中记录了孟子的这句话：“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对孔子的推崇在《孟子》中有多处记载。孟子借用孔子学生的话赞颂孔子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在孟子三十岁左右，他开始像孔子一样收徒讲学。以私人身份从事讲学活动。孔子为孟子提供了可供学习参考的范本。《韩非子》中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学派和墨家学派在传播与研究上占据着显著的地位。

早在私人办学之前，我国在夏商周时就出现了学校，那时教育的权利被贵族垄断，平民很难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到春秋时期，伴随着社会的动荡，私学在民间兴起。孔子办学堂，人数由少变多，相传孔子弟子先后有三千人之多。孟子收徒讲学人数比孔子少，但先后也有数百人。孟子把收徒讲学看成人生三大乐趣之一，他曾说“君子有三乐”，其中第三乐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游历列国终不得志

大约43岁时，孟子离开邹国，开始周游列国。那时的战国，从一定程度来说比春秋时期更为“野蛮”。春秋时期的车战，仍是在“礼”的约束下展开的竞技式、贵族式的战争。当时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不肯对正在渡河的楚国军队发起进攻，就受到“礼”的影响。到了孟子开始游说的战国时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的时候，战国七雄称霸之心更迫切，战争也更纯粹和血腥，逐渐壮大成熟的士阶层纷纷加入诸侯称霸大业。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士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一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这一类人长于政论，富有才能，凭口舌辩说，得大官取富贵。一类是方士或术士，这一类人可分两类，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技艺等学科的专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有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等是食客，这一类人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任侠（恶霸）等无赖凶人，通过贵族将相来吸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在四类士中，学士声名大，待遇优，比如孟子，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各国间，凭他的声名，所到国家，国君们都得馈赠黄金，供给衣食，听取孟子的议论。

孟子周游列国的20多年间，受到各诸侯的礼遇，单从生活上来说，过得不错，但这并不是孟子想要的。根据《孟子》中的记载，他曾见过约十个诸侯，但最终没有得到重用，他的仁政王道在战国乱世没能得到重视。

对于孟子游历的顺序，出现了先齐后梁、先梁后齐、先齐后梁后齐等讨论。目前普遍认为孟子在齐威王时期就到了齐国。之后在齐宣王时再次到齐国。孟子生活的年代，正是齐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处于鼎盛的时期。当时的齐国，有着“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野心。对孟子来说，要实践仁政主张，实现“保民而王”、统一天下的抱负，齐国是理想之地。孟子对齐国寄予厚望，游历列国期间，齐国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从《孟子》中也能看出他对齐国的重视。《孟子》中，孟子与齐宣王的直接对话最多，有十三章。

第一次到齐国的时候，孟子大概不甚得志，威王所馈兼金一百镒都拒绝了。离开齐国后，孟子去了宋国，不久后回到邹国，与邹穆公进行了对答。据应劭《风俗通·穷通篇》，这次对答，孟子率直的言辞让邹穆公有些不高兴，停止馈赠，使得孟子绝粮。

孟子说了什么呢？《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载，当时，邹与鲁发生了小规模的军事冲突。邹穆公问孟子，我的官员死了三十三人，可是士卒、人民却并没有为长官卖命的。要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杀了他们，人数太多；不杀他们，他们眼睁睁看着长官去死而不救。面对这个问题，孟子认为，官与民的冲突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他说，年景不好的时候，饥荒严重，你的人民中，老弱的尸体散落在山坡山沟，壮年的逃散到四方去讨生活，而这个时候，大王的仓库堆满了粮食，但是“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所说的“上慢”，就是官员怠慢自己的职责，不向上报告；“残下”就是残害百姓。正是因为这些事情，导致了官民关系紧张。孟子给出的解决办法，首先是告诉君王，不能怪罪人民，“君无尤焉”。接下来，就提出了“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的主张。

后来，孟子来到滕国，见到了滕文公。此前孟子在宋国时，曾两次见到时为世子的滕文公，颇受礼遇。与孟子交往的其他诸侯不同，滕文公虽是小国之主，却从一定程度上践行了孟子的仁政之道，堪称孟子的知己。

《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了孟子与时为世子的滕文公在宋国见面时的对话。当时，“孟子道性善，言必称饶舜”。等到滕文公从楚国返回，再次经过宋国，又见到了孟子。孟子第一句话就是问：“世子疑吾言乎？”为了让滕文公更信服自己的话，孟子告诉他，其实道理很简单，只要真心实意、坚决地按照道的方式做，就能做到。为此，孟子通过举例，给滕文公立下了远大的志向——虽然你还是太子，但现在就要立志当一个好的君主。

滕文公本是不愿多想的公子哥，孟子的话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到滕定公去世的时候，即将继位的滕文公又想起了孟子，他对然友说：“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在之后的交谈中，孟子向滕文公阐述了他的仁政之道。比如，“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后来，孟子来到魏国，见到了梁惠王。《孟子》开篇就是梁惠王与孟子关于“利”的讨论。梁惠王上来就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当时，梁惠王接连败阵，赔地亡子，急切复仇，想让孟子说说有什么利国良方。这里提到的利，很符合战国时诸侯“以攻伐为贤”，富国强兵、合纵连横的现状，但孟子却反其道而行，讲了“利”的危害。他说，如果从平民到卿大夫都追求自身的利，那国家就危险了。即便你现在有再多的财富，但只要把利益放在道义伦理的前面，就不会满足，就会选择去争夺，这就是争利的后果。关于义和利的先后问题，是一个道德选择，孟子选择先义后利。

孟子跟梁惠王也谈到了王道。据传，梁惠王喜欢建高台、挖深池。有次梁惠王从池塘边看鸿雁、麋鹿，看见孟子面露愉悦的神色，就问孟子：“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借此机会向梁惠王阐述了如何做一个好的君王。他说，真正的贤者可以以此为乐，但不贤者即便拥有享乐的场所，也不会快乐。接着孟子引用了文王筑台挖沼，与民偕乐的例子。随后又引用例子称，也有的地方百姓想要和他们的王同归于尽，即便有高台深池，也无法真正快乐。孟子的“与民偕乐”是指君王要能以百姓之乐为乐，能考虑到百姓的需求。在孟子眼中，“养生丧死无憾”，正是王道之始，他用五十步笑百步做比喻，告诉梁惠王，如果想要人民增多，治理好国家，就要抓住根本问题，比如“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由此可看出，孟子试图用仁政、王道，取代当时流行的合纵连横，实现他的社会理想。

在梁惠王去世后，孟子对梁襄王印象不好，说他远远望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也看不到威严所在。此后，孟子再次来到齐国，见到了齐宣王，后被封为客卿，虽可参与议论朝政，但并无实权。

这次在齐国，孟子再次展开了他周游列国最重要的工作——与王论政，希望实现仁政。有一次，齐宣王向孟子问出了这样的问题：“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就是说像我这样的君主可以保民吗？孟子讲了那个著名的故事。王见到有人拉着用来祭祀的牛走过，牛在发抖，王不忍心杀牛，就说放了它吧。孟子用这个故事说“是心足以王矣”。“是心”就是对牛有不忍之心，这个不忍之心就是恻隐之心，在《孟子·公孙丑上》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这也是施行仁政的基础。然后，孟子又一步步引导，举了“明察秋毫”的例子来向齐宣王证明“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说，如果有人说我的力量能举几百斤，但是举不起一根羽毛，我的眼睛能看清鸟的细毛，却看不清一大车柴火，大王会相信他的话吗？齐宣王说不会。孟子进而阐述，如今大王的不忍之心惠及牛，但是恩惠却到不了百姓那里，和上述的情况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百姓没有得到保民的恩惠，不是你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你不愿意去做。

后来，齐国伐燕胜利，两年后“诸侯将谋救燕”，孟子提议齐宣王送回俘虏，归还重器，和燕国臣民商量立君后撤兵，但齐宣王不听，第二年，燕国和诸侯军队攻齐，齐国大败。齐宣王说“吾甚惭于孟子”。因为政见不和，孟子离开齐国，宣王想要给孟子一所房屋，孟子也不肯接受。此时孟子大概70岁左右，因为理想抱负在各诸侯国无法施展，最终决定不再出游，回到家乡邹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从孟轲到亚圣

从孟子的人生经历来看，他一直到84岁去世，都没能施展其理想抱负。但在后世，孟子的地位开始有了变化。

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学说始于汉武帝时。当时，汉武帝为稳定封建秩序，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东汉赵岐称孟子是“命世亚圣之大才”。两汉时期，孟子思想对士人已产生了一定影响。

到唐宋时期，孟子地位开始上升。在此之前，随着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风靡、佛教东进和道教的发展，儒学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独尊的优势，亟需新的发展。而孟子的思想正适应了时代需求。在孟子地位提升过程中，韩愈功不可没。他最早把孟子列于孔子之后，用“孔孟”取代了唐初以来的“孔颜”。

到宋仁宗时期，伴随着政治求变的呼声，学界开始尊孟。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欧阳修、范仲淹等。欧阳修认为：“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年），兖州知县、孔子第三十五世孙孔道辅在邹县建成孟庙。孔道辅认为：“诸儒之有大功于圣门者，无先于孟子。”到宋神宗时期，程颢、程颐有很多尊孟的言论，比如“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那时，王安石把孟子视为知己和奋斗目标，“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封为邹国公，在《尚书省牒·封孟子为邹国公敕碑》中有相关记载。这块距今900多年的石碑现保存于孟庙启圣殿院内。碑文中记载了曾孝宽写给宋神宗皇帝的一封奏疏。曾孝宽是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碑文中说，元丰六年，曾孝宽就任京东西路转运使，孟子故里就在他的所治范围内。上任后，曾孝宽来到邹县孟庙拜谒孟子，但见孟庙破败不堪，很受震动。他认为，根源就是孟子没有得到朝廷的封爵。礼部接到曾孝宽折子后，便询问太常寺该给孟子封个什么爵位。神宗很重视孟子，就下诏封孟子为邹国公。这是孟子首次获得封建帝王封赐。

南宋时，朱熹把《孟子》归入“四书”，与《论语》并列。到元代时，对孟子的封赐达到顶峰，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这是孟子首次被朝廷封为“亚圣”。在孟庙，就伫立着皇元圣制碑——《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圣旨碑》。碑文中称孟子为“百世之师”，赞誉孟子“有功圣门，追配神禹者”。这座石碑的不同之处在于，碑文的上半部分由“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刻成，下半部分为汉字，这座蒙汉双语石碑也见证了孟子在元代所享的尊崇地位，此后，“亚圣”便成为孟子的代名词。

在明清时期，孟子的地位平顺发展。在孟庙内，有一座康熙御碑亭，里面存放着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亲笔御书的《御制孟子庙碑》，这也是孟庙内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石碑。碑文高度赞扬了孟子“承先圣，正人心”的功绩，称孟子“岳岳亚圣，岩岩泰山；功迈禹稷，德参孔颜。”

从孟轲到亚圣，纵观孟子一生，他心中怀揣着“仁政”的治国理念，游说诸侯而不得重用。即便如此，他仍不改本色，固守理想信念不妥协，“虽千万人吾往矣”。在孟子身上，棱角与柔软并存，他对自己严格要求，也对君主提出了高要求，而面对民众，他则展现出柔软的一面。对自己，他是时刻不忘养浩然之气的君子；对君王，他认为王要行仁政，才能“保民而王”；对民众，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样的孟子，正是当之无愧的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