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船土宜”旺通州

  章永俊

  通州历来为京东交通要道,明清两代不仅是漕运重地,更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尤其是商贾行旅,促进了通州经济的繁荣和兴旺。

20世纪30年代的通州南大街

晚清老堂船

北运河商船上的船夫

20世纪30年代的通州鼓楼

  大运河北段的水路要会

  运河漕运,关系到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历朝视通州为肘腋。运河漕运不仅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推动了通州的经济发展,而且给通州城乡建设和发展带来了极大机遇。

  元朝以来,不断完善设施,建立漕运管理机构,加强管理。运河上千樯万艘,陆路冠盖交驰,城内肆坊林立,通州成为京杭大运河北段的水路要会、重要商埠。元人刘文仲在《大都赋》中形象地描述,通州运河上,“扬波之橹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樯繁于南山之笋”。明代胡启先《皇都大一统赋》载,“商通货财,工精技艺。梯航而来,襁褓而至”,这里明显地专指商船了。清代康熙年间,朝鲜贡使李宜显具体地写出通州大街上的商业情况:“市肆丰侈,杂货云委,或聚在船上,或积至路边,车运担负,不可尽数。”通州的经济发达与运河漕运休戚相关。

  漕船附带商货是商品流通的主要形式之一,明代已经出现,名为“随船土宜”。明成化年间,准许捎带土特产品10石,嘉靖末期每船准带40石,万历年间,每船可顺带到60石。到清代,朝廷放宽漕船夹带数量,而且免税。雍正七年(1729年)规定每船可带土产100石,次年增到126石。乾隆二年(1737年),长江以南的漕船可带166石。道光八年(1828年)所带土产达到最高峰,为180石。

  南北商品的集散地

  漕船所携带的物资,种类繁多,南货北运有米、茶、糖、丝绸、油类、酒类、果品、食品、纸、藤器、木器、手工艺品、杂货、药材、瓷器等十数大类百余种。漕船卸粮交仓后,将北方的商货如梨、枣、瓜子、柿子、豆、麦、棉花、皮毛、手工艺品等随船南运。这样一来,五岭南北的“广货”,川黔地区的“川货”,塞北的皮毛、革筋,各地粮食、土特产品经漕船、民间商船以及骆驼队运至通州,通州成为南北商品的集散地。

  通州成为重要的漕运仓储重地后,在运河漕运的数百年中,通州城内和附近乡村的许多民众依赖漕运谋生,久而久之,一些漕务环节成为一种行业。例如经纪业,起于元代,兴盛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以后规定数额,并在坐粮厅备案成为制度,直至清末。

  明清漕运兴盛时期,客旅货运皆依赖于运河转输,通州自然也就成为京城与外地客旅行商、江南塞北物资交流的水路要埠,以市集为代表的商品经济颇具有代表性:既有位于通州城内的固定市场,如米市、柴市、牛市、鱼市、南北果市、菜市、猪市、草市、骡马市、钱市;也有城郊固定地点的定期的集市,如州东关集场、州北关集场、张家湾集场、燕郊集场、宏仁桥集场、永乐店集场、马头店集场、牛堡屯集场、于家务集场。通州城内有收售粮商运来的商品粮的“麦子店”“江米点”,有收售各地商人运来的各种杂货、布匹、绸缎的“南北杂货店”和布匹、绸缎铺户。

  乾隆年间,英国使团的使者曾有机会在通州观光,他们看到“许多家庭的房子前面开设店铺或作坊,后面住家。工商业显得非常兴旺,的确表现出是一个为都城服务的城市。商店铺面都上了五颜六色的漆,有的甚至涂金,悬挂着很长的招牌来吸引顾客。货品中有的是来自南方各省的茶叶、丝织品和瓷器,有的是来自鞑靼区的皮货。我们非常有兴趣地看到货品中居然还有少量的英国布匹”。

  客商往来如梭,店铺鳞次栉比

  金朝时在通州曾建有城墙。元灭金后,通州没有再建城墙。此后,明朝两次扩展通州城池,在城内形成了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和许多街巷。其中, 东大街在明、清时期,由于漕粮在此中转入仓,每天粮车不断,客商往来如梭,大街两侧各种店铺鳞次栉比,工商业昌盛,是通州城最热闹的地方。

  在明、清时期,从南方来的漕船,凡储入通州西仓、南仓、中仓的漕粮都在通州东门外的土码头卸粮。土码头俗称“土坝”。凡储入北京十三仓的漕粮都在通州北门外的石码头卸船,将漕粮改装入小驳船中,驳船航入通惠河运至东便门外大通桥下码头卸粮,尔后装车运至北京各仓。石码头俗称“石坝”,明嘉靖七年(1528年)建,石码头长约300尺,由数百层石阶组成,大批漕船和小驳船都靠此码头。此处为通惠河与北运河的汇合处。由于通州土坝、石坝严禁私人船舶停靠,在土坝皇亭子以南,凡由淮河流域各省运送麦、稻、杂粮的商船在此停泊,附近因此出现了德裕等11家麦子店,专门经营粮食业务。

  在通州旧城东北部,集中形成了粮食市、江米店、果子市、瓷器市场、鱼市等各类专业市场,进行批发和零售。明嘉靖七年以后,在通州城东垣外,运河西岸之间形成的粮食市,是私营米、麦、豆类等聚销的场所,清乾隆时期,这里有四大碓房,分别称永茂号、永成号、福聚号、涌源号,服务北京、通州及京畿广大地区的用户,是北京城区、郊县最大的民间私营粮食货栈、市场和批发销售基地,对京师的稳定起着重大作用。

  果子市场在通州旧城东门之内,到清中期形成了以东大街为界的南北果子街,街内有南北果子栈。在此形成果子市,是因为地临土、石二坝,适应船夫水脚、官员吏役、南北客商的需求。

  瓷器货栈设在通州旧城东大街北的磁器胡同内,购、储、销南方各窑系瓷器,主要是批发到北方地区。近年在通州磁器胡同前的新华大街北侧施工中,有一段工地集中出土了大批清代瓷片,证明了磁器胡同曾有北方较大的瓷器批发市场,可见胡同名称由来已久。

  鱼市在通州旧城北大街南口迤西,与牛市隔河相对。这里是鱼类交易市场,既销售潞河中打捞上来的鱼虾,也出售天津运来的海产品,以满足南北商旅与本地人的口味。尤其是海产品,是向北京批发的大市场,因名鱼市大街,并在长长的市场两侧形成了居民区。

  “转运货栈”骆驼店

  明清时期,商船和漕船携带的南方产品多种多样,北方土产也名目繁杂,都在通州购销。运往北方或从北方运来的货物运输,都需要骆驼,因此在通州形成了不少大型的骆驼店,每个店都有百余头到数百头骆驼。最大的张家湾骆驼店,最多时有四五百头骆驼。

  骆驼店承担的是南北货物的转运业务,其正式名称应该是“转运货栈”。当年在石坝附近的赦孤台、牛作坊、皇木场、盐滩、前后窑、马厂等地,开设有复兴店、天庆店、德聚店、三和店、乾元店、通顺店、德丰店、德隆店、福兴店、聚和店、大和店、义兴店、三义店、玉成店、太平店、富兴店等十八家骆驼店。

  骆驼店作为转运货栈,大多备有宽敞而又功能齐全的货场,并派有经验的人为货主储存保管货物,不能出现雨淋、日晒、鼠咬、霉烂以及失盗、失火等各种意外事故。

  骆驼店除接待住宿外,还代骆驼商办理买卖交易、揽活、报单纳税等各种手续,收取佣金,进行全方位服务。当年的骆驼店都有一批熟客(或叫“回头客”),每次来通州必定认准某家栈房。为了使货物销路通畅,较大的骆驼店在口外都开设一家或几家分号,沟通各地供需信息,便于拓宽成交的渠道,争取商机,赢得买卖双方的满意与信赖,栈房的声誉越高,回头客商越多,生意越红火。

  到了清末,随着通州水陆码头地位的丧失,十八家骆驼店转移到丰台,有六家合并归为一个店主,设立三处骆驼店,字号改为木义典、木义和、木义成。1900年以后,这些骆驼店全部歇业,骆驼队被铁路运输所代替。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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