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人”霍锟镛|夏明翰_新浪财经

霍锟镛

霍步青

□郑劲松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928年3月18日，因叛徒出卖，夏明翰在武汉被捕。3月20日清晨被反动派杀害，行刑前，他一气呵成写下这首正气凛然的《就义诗》。

夏明翰，1900年出生于湖北秭归，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农民部长，1927年领导发动平江、浏阳农民暴动，有力配合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诗中的“后来人”当然是比喻或泛指，表达革命者对未来的信念。如果可以确指，那是谁接替了夏明翰的工作，继续革命、继续战斗？

史料查考显示，有一位重庆綦江籍烈士就曾和夏明翰共事，夏明翰牺牲后，由他“顶上”。他还作为正式代表远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并在闭幕式上致辞。他还是出席此次大会的正式代表唯一一位重庆人，当时参会的刘伯承是旁听代表。

他就是曾和夏明翰同在湖北省委的霍锟镛。

霍锟镛是重庆綦江人，毕业于西南大学办学源头的川东师范学校。霍锟镛和弟弟、叔叔三人考入黄埔军校，另一个小弟后来也加入中国共产党，都在20世纪30年代牺牲。一门四烈士，三位黄埔优秀生，这样的英烈之家，不应该被“尘封”。

发现这位校史英烈，源于近年来的持续“挖掘”和去年国庆前的一次“偶然”。去年烈士纪念日前夕，笔者不经意在朋友圈刷到綦江文旅委一位同志的扫墓活动图片，隐约看到一位烈士墓碑简介有“川东”二字，立即联系这位同志发来清晰照片。一个英烈之家就这样浮出历史的水面。

在川东师范学校接受革命启蒙

霍锟镛，原名霍人幹，曾化名霍述文，1904年7月11日出生于四川省綦江县蒲河乡（今重庆市綦江区永城镇）一个农民家庭，其父霍学熙、母陈氏，终身以农为业。霍锟镛共有兄弟五人，大哥出生不久就夭亡；二哥霍人桂，小时因害病而眼瞎；三哥霍步青，系中共党员，革命烈士；霍锟镛居四；小弟霍人芬，中共党员，革命烈士。

霍锟镛幼年在蒲河乡读私塾，继而入读蒲河小学，毕业后考入綦江青年学校高级班读书，在三哥霍步青指导下，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良，深得老师和同学们喜爱。

1920年2月，在五四运动革命思潮影响下，綦江在成渝两地读书的部分青年学生相约返回綦江，以“团结青年，增进友谊，砥砺学行，以促进地方文化教育，改革社会”为宗旨，发起组织“綦江青年砥砺会”。霍步青、霍锟镛两兄弟带头报名参加。

1921年秋，霍锟镛考入川东师范学校，直到1925年毕业。该校创办于1906年，是重庆首开新学的学校。荣昌籍党史专家、从该校走向延安、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新教授曾撰文称，川东师范学校是“重庆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20世纪20年代，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杨闇公及张闻天（当时的进步青年，1925年入党）先后到川东师范学校任教或讲学。萧楚女利用担任《新蜀报》主笔之便，在重庆联中、川东师范、四川二女师（简称“渝女师”或“二女师”，校址在今重庆29中内）等校组织读书会，指导青年阅读《新青年》等革命书刊，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等。

《恽代英年谱》记载：1921年10月23日至10月25日，恽代英应邀来渝，分别在重庆联中及川东师范做题为《青年应该怎样做》的讲演。恽代英在演讲中猛烈抨击黑暗的社会制度和军阀制度，指出国家和社会的希望在青年，要靠青年争取未来，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1923年1月，恽代英又来重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又到川东师范等校宣传革命思想。郭沫若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评价：“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四川青年受恽代英影响的‘特别多’”。

对霍家兄弟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党史人物是张闻天。1924年10月，张闻天从上海来到重庆，先在二女师做英语教员，1925年3月，应聘到川东师范担任国文教员。此时的张闻天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完全以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姿态现身重庆，利用学校讲坛和《新蜀报》阵地，弘扬五四精神，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反对旧道德、旧制度，推动了重庆的思想启蒙运动。曾在川东师范读书的曹仲英老人回忆，张闻天讲的是《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等课程，使学生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在此期间，张闻天还接手学生编辑的《南鸿》周刊，亲任主编，并在发刊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反抗一切压抑青年清新的思想与活跃的行动的旧道德、旧思想与旧制度，我们提倡自由思想，自由批判与活泼的新文艺与新生活。”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在这些共产党良师的影响下，霍锟镛进步很快，他刻苦学习，课余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校期间先后加入平民教育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老校友回忆，读书期间，霍锟镛善交朋友，乐于助人，为班上一些成绩较差的同学能跟上学习进度，他常利用晚上和周末给他们补课。其他学校的学生有事相求，他也不辞辛苦，尽力帮助解决。綦江一些贫苦学生投考川东师范学校，他甚至主动帮助提供食宿条件，以减轻其经济负担。

1924年，綦江发生特大旱灾，粮食产量剧减，哀鸿遍野，饿殍载道。邹进贤、霍步青等人发起募捐赈灾活动。在渝读书的霍锟镛和堂叔霍栗如等人积极响应，发动旅渝学生停课游行，沿街劝募，连续数月，募得大笔捐款，几次从江津购粮回綦江向灾民发放。1925年春，他们又购回一批种子免费向灾区人民发放。

黄埔军校的“霍氏三杰”

与一门四烈士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在广州黄埔区长洲岛成立。1925年初秋，共青团綦江特支按照上级指示，选派一批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黄埔军校。这年9月，三哥霍步青与堂叔霍栗如从綦江出发，到了重庆约上还在川东师范读书的弟弟霍锟镛一同前往广东报考。霍步青和霍锟镛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一队，霍栗如编在第二队。三人刻苦钻研军事技术，成绩优异，思想进步，工作主动，被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称赞为“霍氏三杰”。

霍栗如，又名霍恂，虽是堂叔，却比霍家兄弟都小，1906年1月17日出生于綦江县蒲河乡，先后就读于重庆私立治平中学、重庆联合中学。1923年加入进步组织“学行励进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秋，在黄埔军校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7月，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在郭沫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工作。1927年秋，受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派遣到彭水，历任中共彭水特别委员会书记、县委书记、县军委书记等职。1928年冬，霍栗如组织团练武装力量，消灭了黔军驻彭残部并攻占县城。两天后，反动派武装反扑，霍栗如转移到涪陵隐蔽。1929年夏，党组织又让他回到彭水工作，准备再次武装起义。1930年3月31日上午，由于参加起义的首领之一王卓之叛变，霍栗如等人被敌人包围，在战斗中牺牲，时年24岁。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在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有回忆录称，瑞金等革命老区传唱的这首歌谣，赞扬的就是以霍锟镛三哥霍步青为代表的苏区干部。他曾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的“总交通”，受到周恩来同志高度赞赏。

霍步青原名霍仁云，化名何步青。霍氏三杰中，他年龄最大，生于1902年。1921年秋考入重庆联中，同样深受肖楚女等共产党人影响，追求进步，被选为“綦江县留渝学生会”会长和“綦江县留渝同乡会”干事。1926年夏，霍步青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到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1927年4月转移到上海，化名何步青，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接待处主任，直到1930年。其间，霍步青沉着、机智，一次次完成秘密联络和接待任务，包括因顾顺章突然叛变而紧急转移可能暴露的交通联络点，被誉为党中央的“总交通”。

1931年秋，霍步青转移到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巡视员，不久调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和邓小平同志并肩战斗。1932年春，霍步青调任宁（化）、清（流）、归（化）特委（中心县委）书记，兼任宁化县委书记和红军福建省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1933年初，由于王明“左”倾线路影响，霍步青成了斗争对象，但他仍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路线不懈斗争。这年9月13日在病中被一反动中医下毒而牺牲，年仅31岁。

除“霍氏三杰”外，霍家的第四位烈士，同样值得铭记。

霍人芬，又名霍彤光，霍锟镛的五弟，生于1912年6月。1921年，年仅9岁的霍人芬便跟随三哥霍步青到联中学生会所办的贫民小学学习，1924年进入綦江青年学校读书，1926年考入重庆中山中学读书。受两个哥哥影响，14岁的少年就经常带头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1927年3月31日，霍人芬参加了重庆召开的各界反对英帝国炮轰南京市民大会，小小年纪就敢赤手空拳与军警搏斗，身负重伤，被迫返回綦江。1929年，经霍步青安排进入上海劳动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霍人芬奉命调到地下印刷厂工作，1933年经党组织派遣到江西，在江西省委保安科工作。1934年底在会昌县执行任务时遭到敌人袭击而牺牲，年仅22岁。

夏明翰的“后来人”

重庆唯一的中共六大正式代表

与哥哥和堂叔一样，自黄埔军校毕业后，霍锟镛就参加了北伐，分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做政治宣传工作。1926年8月，参加了著名的汀泗桥战斗。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霍锟镛受中共中央命令留在武汉总工会，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从事工运活动，并主持江湾“二七”工人学校教务工作。这年4月12日、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形势剧变，刘少奇离开武汉，霍锟镛也从总工会调到湖北省委，和夏明翰一起工作。

1928年3月上旬，共青团湖北省委组织遭到破坏，牵连到党的组织，从省委、武汉市各区委直到支部，受到了严重破坏。3月18日，湖北省委常委夏明翰被捕，3月20日即被杀害。省委书记刘伯庄畏怯，将书记职务交给霍锟镛而仓皇逃到上海，中央鉴于他的失职行为，决定取消其候补中央委员资格。不久，另一个省委常委傅相一被捕，旋即叛变。霍锟镛临危不乱，沉着冷静地应对复杂局面，采取紧急措施，使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免遭更大损失。1928年3月，中央指定陈潭秋、霍锟镛等7人为省委委员；4月10日，中央指定霍锟镛、余泽鸿负责省委工作。鉴于武汉白色恐怖严重，霍锟镛将省委机关迁至九江。

此时的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各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急需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复杂问题。鉴于国内已无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原本就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要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加上此时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及时指导，中央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我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春，霍锟镛当选为中共六大代表，经过艰难险阻抵达莫斯科，参加了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史资料记载，“在7月11日举行的‘六大’闭幕会上，向忠发、苏兆征、周恩来、周秀珠（广东）、霍琨镛（湖北）等代表相继致辞。”

霍锟镛回国不久，因叛徒告密，妻子邹养所（黄埔武汉分校毕业生，中共党员）被捕。霍锟镛被迫转移，于1929年春到达上海，再次在刘少奇身边从事工运工作。同年冬，霍锟镛奉命调河南省委，仍负责工运工作。1930年，化名霍述文调任安徽省委组织部长兼工运委员会书记。1931年4月6日，安徽省委秘书长何冰心被捕叛变，供出共产党员40多人，4月27日，霍锟镛和安徽省委代理书记王步文等人在安庆市同时被捕，4天后被杀害，年仅27岁。

值得一提的是，据《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6月版）,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84人（即正式代表），其中包括作为湖北省代表的綦江人霍锟镛。刘伯承元帅当时是列席代表，不在84人之列。而四川参会代表（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刘坚予（原名刘愿庵）、徐治荣二人均不是四川（含重庆）籍。

（作者系西南大学档案馆副馆长，文中资料图片均由綦江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