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丁丁评《植物学前史》｜芳菲流转两百年|植物志论_新浪财经

《植物学前史：欧洲草药志的起源与演变1470-1670》，[英]艾格尼丝·阿尔伯著，王钊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466页，198.00元

艾格尼丝·阿尔伯的著作《草药志的起源与演变》中译本出版了。中文版译作《植物学前史》，原书的副标题则是“植物学的一段历史：1470-1670”。

一望而知，二者对于“植物学”的界定是不完全相同的。中文版的植物学，实际上指的是现代植物学。译者在译后记中明白地说，如果按原书标题直译为中文，则“毫无辨识度”，此言非虚。如非专业人士或爱好者，“草药志”实在不是一个熟悉和令人感到亲切的名字。然则在两个书名表述下，隐藏着作者和译者对这一历史不同的解读取向。如以原名，则侧重这一段历史本身的记叙；如以译名，似更多了些从草药志向现代植物学过渡的思考。就此而言，反是后者为原作添了几分余韵。

从知识史的角度，欧洲草药志的出现与演变，可算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知识生产的一环。之所以有编写出版草药志的需求，源起于学者们在持续编译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医药文献的过程中，需要确认这些文献中提到的物种是当前自然中生长的哪些植物。而各地的王侯贵族，也争相收藏各种自然标本，支持学者们研究出版，以此彰显收藏者本人的权力、财富和志趣，对于博物学者们不啻为发展学问的大好良机。在度过了早期翻印手抄本草药志的阶段后，以实物为对象的描写和绘图，便成为草药志发展的主流。

大翅蓟和苦荬菜属植物，《迪奥斯科里德斯论药物艾丽西亚·朱莉安娜抄本》（约512年）

后人将文艺复兴的成就概括为“人和世界的发现”，实属精辟之论。在艺术领域，艺术家们一扫中世纪呆板沉闷的风格，通过画作细腻真实地反映了人和人所处的自然。正如书中提到十五十六世纪之交（也就是本书所指草药志起源的早期）德国著名画家丢勒所绘的两幅植物图像，兼具科学画和艺术品之大成，实属惊艳。而这种对图像真实性的要求，正如富克斯在《植物志论》的序言中表达的那样——

我们竭尽所能确保每一种植物的根、茎、叶、花、种子和果实都被描绘出来。此外，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因为阴影和其他不必要的技法破坏植物的自然形态。

优美草地，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503年绘制

欧洲耧斗菜写生图，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526绘制

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现代植物学诞生之前，较之缺乏系统化表述的文字，精确的写实图像更有利于人们认识和掌握植物的形态和特征（正如《植物写生图谱》《植物志论》等所表现得那样）；而这些对植物进行过细致、充分的观察，对其特点给予准确表现的图像，对后世植物学的发展有更大的作用。一如第谷·布拉赫数十年观察得来的天文数据对开普勒的启发，比他费心构想的天体运动新模型有意义得多。

《植物学前史》处处证明，在草药志的知识创造与传播上，画师们的贡献不亚于专门学者，而这在文艺复兴时期并非独例，正如提香的弟子卡尔卡和维萨里合作，绘制了《人体的构造》中那些著名的插图版画一样，也是后者名垂千古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果说1543年的这部著作为现代解剖学奠基，那么在它稍早一点出版的《新草药志》（1539）、《植物志论》（1542）等开启了通往现代植物学的大门，应该也非虚誉。如果算上同时期面世的《天球运行论》（也译《天体运行论》），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前奏，可以说已经敲响了它动人的音符。

《人体的构造》插图之一（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说起来，草药志的发展，和中国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志书最重要的载体，造纸术经由阿拉伯世界，大约于十二世纪之后才传入欧洲。十四世纪末，德国和低地国家才分别有了第一个造纸工厂，而英国还要晚上将近一百年。

时间进入十五世纪，雕版印刷也开始在欧洲得到应用。本书开头便提到的《物性论》，正是欧洲最早由雕版印刷的书籍之一。费时费力制作的手抄本，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在传抄过程中时常舛讹。特别是对动植物图像的描摹，几乎完全依赖于抄写者的绘画水平及其对所绘对象的理解，有的甚至直接放弃了插图而仅留下文字部分，因而图像往往在手抄传播中更容易失真和亡佚，而这些短处正好是印刷本的长项。恰在这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对于知识和书本的渴求，又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造纸和印刷的发展。不到半个世纪，古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彻底改变了欧洲书籍出版的面貌。

左图：“智慧树、苹果与亚当、夏娃”；右图：“生命树与美女蛇”，《由拉丁语译为法语的健康花园》（1499-1502年，巴黎）

有人统计说，1455年之后半个世纪中印刷的书籍，超过了以往几千年出书的总和。从此，《圣经》不再只是教会垄断的精美手抄本，而成为人人可见的大众化读物；宗教思想也不再是教会掌控的一家之言，而是人人皆可言说的日常交谈内容。而随着知识的普及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拉丁文也不再是书籍的唯一主流用语，德语、法语、英语……也成为各种书籍的常见语言，描述本国本地植物的草药志也迅速涌现。以德语印刷的《九十五条论纲》成为1517年马丁·路德挑起宗教改革的神兵利器，其伏笔早在印刷术进入欧洲时便已埋下。各个国家和地区草药志的出版，同样也是随着这波知识载体革新大潮而来的亮眼产物之一。

当然，如果只是对古代典籍进行“综核名实”，加以图像的写实化和语言的在地化，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草药志之于迪奥斯科里德斯，也仅仅只完成了“复”而未“兴”。兴者，以能推陈出新也。在这一点上，本草学者们绝非墨守成规之人，他们从一开始就努力搜求新种，扩充人们对药用植物的认识。比如《植物写生图谱》，记录了二百五十八个种和变种，其中就有四十七个是作者的新发现。杰出的荷兰植物学家克卢修斯记载的植物超过了六百种。

欧白头翁（Pulsatilla vulgaris），《植物写生图谱》卷Ⅰ，1532年斯特拉斯堡手工上色

而到1623年，博安的《植物学大观登记》已经记录了六千种植物。当然，如果将时间镜头拉远，十五世纪初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使得欧洲人在无数闻所未闻的动植物种类面前大开眼界，纷纷带回欧洲，以充实各种珍奇屋、植物园，上述这些记录又似乎都在意料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数量庞大的新种展现在欧洲人眼前时，极大地动摇了原有的那种与宗教解释相对应的旧世界动植物存在及其价值的解释，迫使那种建立在欧洲原有物种之上的知识体系发生改变。“新世界的动植物和旧世界的文化没有联系，没有相似之处，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象征意义。”也就是在这部《植物学大观登记》中，博安尝试以自然分类的方式，按照这些植物的个别特性来梳理其关系，并在小范围内取得了成功。作者指出，这是草药志向植物分类做出的尝试与先声。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草药志在近二百年后所面临的前景。正如作者在开篇中所表达的那样，“从一开始，人们对植物的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两种相互独立的视角——哲学化与实用化”。前者认为植物学是“自然哲学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后者则认为“植物学仅仅是医学和农业的副产品”。草药志之所以兴起，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实用性，帮助人们有效地鉴别和利用药用植物是草药志最核心的内容。《德语草药志》序言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作者说：

（造物主）将我们之于危险之中，但也仁慈地给我们提供了治疗之法，这种治疗包括了所有的草药、动物和其他的造物……编辑一部包含众多草药和其他造物功效和特性的书……用来帮助全世界和社会公益，没有比这个更加荣耀、有用且神圣的工作或劳动了。

然而，随着草药志的日益发展，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更“哲学化”的道路。

其一，草药志对植物形态的描绘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药用部位，而随着植物图像的日益精细，更多的特征得以被人知晓；同时，植物园中的栽培和野外采集，对植物的生活史和生长环境也必然有更仔细的观察，植物标本的制作也有效地延长了对植物的研究，这些内容都大大拓宽了原有草药志的范围。

其二，十六世纪晚期出现、十七世纪上半叶发展起来的显微镜学使植物研究进一步脱离了以药性药效为对象的研究，向更为纯粹的形态、解剖和繁殖发育等方向发展，加快了植物科学化研究的脚步。十八世纪中叶之后，化学的发展则促进了药物学的成长。

其三，迅速增长的海外植物打破了欧洲原有的认知体系，使征象学说变得日益荒谬，也促使人们从更加自然的角度进行植物的分类，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局限于药效或有用的人为视角。

最后，从基督教的角度，自然界是上帝的造物，教会认为博物学研究可以展示造物主的智慧和仁慈，而博物学家们也可以借由解读自然界这个“第二本《圣经》”，来展示自己的知识权威地位，而不仅仅只局限于研究药用、粮食和经济植物。在种种要素的作用下，草药志完成了它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角色，向普通植物学和药物学的方向继续迈进。

左图：林地蝇子草（Silene fruticosa）；右图：欧亚花葵（Lavater thuringiaca）。《医生与哲学家花园》，1588年法兰克福出版

如将欧洲草药志发展的历史和中国的本草传统相比较，也不乏有趣之处。于欧洲相若，中国传统的植物学似乎也可以分为“哲学化和实用化”两个源头，即从《诗经》之下“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的名物之学和历代本草、农书中的实用生物学。前者继续发展为魏晋之后的各种动植物谱录，在宋代大量涌现；而后者则自汉代《神农本草经》以降，在明代达到巅峰。

不过，似乎就在欧洲草药志发展的二百年间，东西方的植物学出现了分野。即以图像为例，唐代的《新修本草》（659）、宋代的《本草图经》（1061）所附的药图在当时堪称先进，第一部彩绘本草《履巉岩本草》（1220）出现的时间也并不落后。即使《救荒本草》（1406）中的附图，在写实性和准确度上也与近八十年后的《拉丁语草药志》（1485）和《德语草药志》（1485）不相上下。然而自《救荒本草》之后，传统的植物图像似乎陷入停滞，直至晚清的《植物名实图考》才有明显起色，然而那已是传统植物学最后的高光了。就在同一时期，欧洲的植物学在草药志之后，随着前述诸多要素齐头并进，底定了近代植物学的根基。当然，在差异巨大的社会文化条件和时间背景下，机械的比较并无太多现实意义，只是读史者在掩卷之余若有所思而已。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植物名实图考》

穿越历史的尘烟，把本书作为一部图像博物学的著作，细细欣赏五六百年前绘制精良、色彩鲜明的植物画，仔细分辨着当年的画师们一笔一刀留下的杰作，遥想着学者们走出书斋，去田间，去市场，去园圃中种植、照看、观察、采集植物的情景，便已觉得悠然神往。其实，东西方的学者们在这一点上倒也别无二致。如果苏敬、朱橚、吴其濬和富克斯、克卢修斯、博安等人聊天，想必也会相谈甚欢吧？正如《植物志论》的作者富克斯说：

我无须解释为何要详述获得植物知识时的快乐和喜悦，这是因为，漫步于各种花草簇拥点缀的树林、高山和草甸，然后再最优雅地专注观察和凝视这些植物，人人都知晓生活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愉快和喜悦了。如果人们可以再多了解一点这些植物的功效和性能，那么这种愉快和喜悦就会多很多。

斯人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