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一飞冲天岂料人头落地

本想一飞冲天岂料人头落地
2024年06月22日 05:14 齐鲁晚报

  每年高考,防止作弊都是主管部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然而,无论你工作做得多么细致,还是有人用各种你想不到的办法企图作弊得利。6月5日,最高法发布了依法惩治组织考试作弊犯罪典型案例,案例中的犯罪分子都得到了应得的处罚。其实,考试作弊自古有之,古代科举考试为了防止作弊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却依然有人铤而走险。不过,一旦舞弊行为败露,后果可能严重得多,很多人甚至因此丢了脑袋。

  □陈恩发

周家何以家道中落

晚清的一桩科场案,让年少的周树人(鲁迅)遭遇家庭变故。

  起因是光绪十九年(1893)的浙江乡试。

  这一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命家仆陶阿顺带着一封信,前去拜访此次乡试的正主考殷如璋。周、殷二人皆为同治辛未科进士,有同年之谊,但周福清写信的目的并不单纯。

  信中有“凭票付洋银一万元整”的字条,是许诺的贿款;另一张纸写“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这是说,请托的考生为马、顾、陈、孙、章姓考生,以及周福清的儿子周伯宜(鲁迅之父),他们将在答卷中以“宸衷茂育”等字为暗号。显然,这是一种作弊手段。

  但家仆陶阿顺把事情搞砸了。

  陶阿顺到考官所在的座船找殷如璋,只见吏役人来人往,根本没人搭理他。陶阿顺等了半晌,实在不耐烦,于是大喊大叫,意图引起殷如璋的注意。可是他一喊,全体目光向他看齐,很快有人来盘查,舞弊之事即将败露。作为官场老油条,殷如璋当即翻脸不认人,将陶阿顺连人带信送到府衙审讯。

  周福清得知陶阿顺被抓,自知大事不妙,反复犹豫后,还是决定投案自首,随后被关押了9年,仕途尽毁。其子周伯宜没捞着举人,连秀才的身份也被革去,从此闲居在家,染上重病。此事使周家一度衰败,少年鲁迅经常为父亲的病出入当铺和药店,没少遭人白眼。

  纵观清代科场之狱,周福清贿赂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有清一代,科举制度不仅是通往权力、名声和财富之路,也暗藏了考生的投机取巧、官场的腐败交易以及帝王的挟势弄权。

作弊不成大闹考场

  乾隆二十三年(1758),顺天府举办一场考试,选拔满、蒙童生。顺天府是清代京师重地,按照定制,八旗子弟中的童生通过考试后,可入顺天府学,列为生员,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

  当时,很多满、蒙贵族子弟好吃懒做,无心向学,到考场上自然就懵圈了。有个叫海成的童生,考前和几个考生约好,叫人放信鸽传递考题答案,可到顺天贡院应试时,他才发现考场如牢狱般规则森严,考生之间根本没有机会交流。

  海成见没机会作弊,恼羞成怒之下大闹考场,煽动近百名考生和他一同在考试的号舍之间窜来窜去,吵吵嚷嚷,跟赶集似的。这些满、蒙童生的父、祖都是朝中重臣,考官不敢轻易阻挠,考场秩序顿时大乱。

  事后,有个御史上奏,将满、蒙童生大闹考场的事情报告给乾隆帝。

  天子跟前的顺天府竟然出了这档子事,乾隆帝得知后大怒,当即派出钦差大臣查案。起初,京城贵胄官官相护,都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这事儿压下去。

  但乾隆不肯善罢甘休,决定亲临考场,对考生进行复试。结果,在乾隆帝亲自监考的情况下,还搜出了好几个夹带字条的满、蒙童生,这下纸包不住火了。

  乾隆帝下令严审,查明了海成带头闹事的真相,于是将其处斩,其余跟随海成闹事的考生和搜出夹带的考生,处以流放边地或在本旗充任披甲服役的惩罚,永远不许再参加科举。对于其他与舞弊考生相关的人员,乾隆谕令“应悉审明,按律重拟治罪”。

只怪“枪手”考得太好

  在清朝享有特权的满、蒙八旗子弟中,居然有人企图通过大闹考场的手段来浑水摸鱼,这看似荒诞不经,而乾、嘉年间的两起“假解元”事件,更可见清代科举舞弊手法的多样化。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广西土田州知州岑宜栋之子岑照赴省城参加乡试。

  考试前,岑照没有急着备考,而是先去拜访永安州知州叶道和,请他帮自己找个“枪手”,也就是找人代考,并承诺将以重金酬谢。

  叶道和打包票,说一定帮岑照考取举人,回头就去找了自己多年的好友曹文藻,请曹文藻混入考场内当“书办”(管办文书的属吏),找机会代替岑照考试。“枪手”曹文藻是个才子,信心十足地接过任务,这一趟下来,可以赚300两银子。

  问题就出在,曹文藻这个“枪手”当得太好,超额完成任务。九月放榜,岑照竟然高中解元(乡试第一名)。

  岑照大喜过望,马上筹集银两答谢叶、曹二人,可还没等他们庆功,省府衙门就派人将他们捉拿归案。原来,专管本省教育的广西学政于鼎没有被蒙在鼓里,他对考生的情况了如指掌,知道岑照的才学有几斤几两,看到解元的名字公布后觉得有问题,就将此事上报给了广西巡抚。

  不久后,真相大白,广西士子大为震惊,朝廷得知后也做出处理决定:岑照、叶道和立即处斩,“枪手”曹文藻秋后处决。作为官宦子弟的岑照不走正道,没能如愿当上举人,反而丢了性命,就连帮助他的永安州知州也被处死,可见乾隆帝的杀伐决断。

考卷调包得中解元

  无独有偶,嘉庆三年(1798)戊午科湖南乡试,有个叫傅晋贤的考生也靠着作弊“考中”解元。

  此次湘闱,傅晋贤花钱请考场的书吏樊顺成帮忙。樊顺成收了钱,私下伪造考官用的印章等,到试卷评审完毕、还未公布名次之际,樊顺成和同伙将排在第一的试卷偷偷抽出,将其与傅晋贤的考卷交换。放榜后,傅晋贤果然位居榜首。

  巧的是,原本排在第一的那名考生和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相识,考完后就将考场所答诗文默写一份,呈送给罗典。罗典亲自点评,并断言他此次中举必得第一。于是,当罗典得知解元的名字是傅晋贤时,便起了疑心,随后看到刊刻发布的解元闱墨,竟是之前看过的那篇文章。

  罗典此时便知道闹了大乌龙,赶紧到湖南巡抚衙门举报。在清代科举的严密制度下,这种作弊手法并不算高明,结果很快查明,考生傅晋贤向书吏樊顺成等行贿,通过割换试卷的方式,窃取了解元身份。远在京城的嘉庆帝下达御批,将傅、樊等舞弊人员处死,并将解元名分还给那名受害考生。

集体舞弊引来抗议

  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科江南乡试案,更是一桩集体舞弊的窝案。

  这年九月初九,江南乡试放榜,应考的生员们聚集在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贡院门外翘首以盼,可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来自苏州的上千名考生仅有13人中举,其余中举者多为扬州盐商子弟。

  苏州是江南文化繁盛之地,学霸辈出,苏州考生即便发挥失常,中举人数也不可能远远落后于扬州,更何况,扬州中举考生多出自富贵人家,其中,考官句容知县王白俞所荐的吴泌,山阳县知县方名所荐的程光奎,这两人皆为纨绔子弟,平时不学无术,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学渣”。

  苏州考生认为此事大有蹊跷,写成诗词、对联、歌谣,到处传播,讽刺科场不公,其中一副对联写道:“左丘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此联直指正主考、副都御使左必蕃对科场舞弊视而不见,副主考、翰林院编修赵晋胆敢贪污受贿。

  有考生将五路财神像抬进学宫,放在孔子像旁,意思是,谁送钱给考官,谁就能考中举人。还有人将贡院匾额用纸糊上,然后在纸上写两个大字——“卖完”,讽刺有考官受贿,售卖举人名额。

  苏州考生这么一闹,康熙帝也知道江南乡试出事了,立刻命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等地方官员彻查此事。

  经过严审,先是两名被多人举报的“学渣”举人对舞弊行为供认不讳。

  据新中“举人”程光奎供述,他与副主考赵晋等素有交情,早已花钱打通关系,因此得以考中。另外一个“举人”吴泌也供认了自己行贿买通考官的情况,称自己向安徽巡抚、泾县知县等当地官员贿赂了数千两银子。

  调查过程中,发现程光奎、吴泌各有一笔贿款下落不明。

  经审,一名负责转送贿款的人员供出:“听说是留给两江总督噶礼大人。”此时,也有人传言,噶礼欲从中索取银两,保程光奎、吴泌等人无事。

  于是,江苏巡抚张伯行认为此案与噶礼有关,奏请康熙将噶礼解任严审。噶礼也不甘示弱,上书参张伯行诬陷、监毙人命等七大罪状,并请与张伯行对质。

  噶礼是康熙的宠臣,为人一向贪婪,其母亲恰好又是康熙的乳母。起初,康熙帝在北京看到噶礼与张伯行互参的奏折,还偏向噶礼,幸亏年迈的噶礼之母深明大义,向康熙帝直言噶礼贪得无厌,并为张伯行伸冤。

  康熙只好先将噶礼与张伯行一同解职,令户部尚书张鹏翮为钦差,继续审理此案,后又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复查。经过一年多的审讯,才查明了部分官员私受考生贿赂的情况。

  对于涉案人员,康熙谕令:处以副主考赵晋和同考官王白俞、方名斩立决;正主考左必蕃虽未受贿,但失于觉察,处以革职;作弊行贿者吴泌、程光奎等五人绞监候,秋后处决。

  辛卯江南乡试案就此结案,两江总督噶礼是否曾参与其中,已经不得而知,康熙也就对他从轻发落,只是将其撤职,而仗义执言的张伯行得以留任。

一品大员掉了脑袋

  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科顺天乡试,发生了清朝最大的一起科场案。

  这一年,全国各地举行乡试,京城重地的顺天乡试却出大事了。此次顺天乡试录取了300名举人,其中,当地一个京剧发烧友、满族人平龄金榜题名,而且名列第七名。

  读书人都有自己的圈子,考生们一打听,知道这平龄就是个二流子,能参加乡试就已经够意外了,竟然还考中举人,这背后恐怕有猫腻。

  于是有人上奏皇帝,请求查明此事,咸丰就让陈孚恩等大臣前往调查。

  陈孚恩一查,发现平龄的试卷果然有问题。

  前面说到,清代科举考试在阅卷时,有所谓的“朱卷”。这是为了避免评卷人碰到认识的考生,认出对方的笔迹,于是将答卷分为“墨卷”与“朱卷”,前者是考生亲笔写的卷子,后者是考场人员将其答卷抄写一遍,用来评分。

  审查过程中,发现平龄的墨卷上错漏百出,到了朱卷上却全被改正了。

  谁改的?只能是负责抄写的相关人员,平龄舞弊“实锤”了。

  意外的是,平龄下狱后不久就死得不明不白。本来有大臣说,将顺天乡试的考官罚俸一年,就可以结案了。咸丰却听从亲信大臣肃顺的建议,下令再查,往死里查!

  陈孚恩等人对顺天乡试中举者试卷进行了全面复查,发现300名举人,有50份试卷出了问题,也就是说,至少有六分之一的人本来不应该中举,他们窃取了其他考生的人生。

  咸丰看完报告立马“气抖冷”。在咸丰的支持下,陈孚恩等人揭开黑幕,将参与此次舞弊的考生、官员一一揪出来,一直查到作为正主考的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柏葰身上。

  案发次年,经过陈孚恩等人审理,包括柏葰在内的四名主要涉案官员被判处斩首,其他几十人被流放、撤职、降级、罚俸。

  但是,直到柏葰被押到菜市口时,咸丰还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处死他。

  咸丰问大臣意见,一时鸦雀无声,只有肃顺站了出来,说,科举是国家大典,一旦徇私舞弊,处分极严,柏葰是一品大员,且是科甲出身,是他辜负了皇上的恩典,也藐视了国家的法令,请立即执行死刑。肃顺的话,坚定了咸丰的决心,当天,柏葰被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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