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家马伯乐：从文献学出发求中国历史文化之真|古代中国_新浪财经

转自：学习时报

1945年3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在纳粹德国布痕瓦尔集中营，法国汉学家亨利·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年）因强制劳动积劳成疾，猝然长逝。这一噩耗震动了当时中外学术界。英国汉学家叶慈感叹“不仅是专家学者，整个世界盼望着他来解读中国文化的人们也哀悼他的停笔”。我国学者方豪认为，马伯乐的辞世“是法国的损失，是全世界研究汉学同志的损失，也是中国的损失”。马伯乐是何许人，何以被学界如此看重？

　　20世纪上半叶，欧美汉学研究的中心在法国。法国汉学有三位领军者，他们是沙畹、伯希和与马伯乐。其中，沙畹是法国现代汉学的开山祖师，伯希和与马伯乐则是他的得意门生，二人的学术造诣“不分伯仲”。沙畹个人则更偏爱马伯乐，其遗愿便是将“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这一法国汉学的最高殊荣传给马伯乐，足见其对马伯乐的信赖与欣赏。马伯乐同门伯希和也佩服其在古代中国历史文化领域的造诣，称他是“来自中国古代的人物”。作为一个学者，马伯乐视野开阔，学术成就丰富多样，被誉为“欧洲汉学界的权威”，他将法国汉学推向新的高度，为西人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汉学研究史上开辟了最多新道路的人”

　　马伯乐早年以埃及学立身。他与中国的结缘始于1907年。当时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深造的马伯乐接触到了汉语，旋即被汉语及中国文化的魅力所折服，其视野也开始转向东亚，并拜汉学“巴黎学派”奠基人沙畹为师，开始系统研究中国文献。在1908年及1914年，马伯乐先后在华北、江浙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中国古迹与风土人情。数年间，马伯乐以《汉明帝之梦与遣使事》《唐代安南都护府》等论文崭露头角。1911年，马伯乐受聘法国远东学院教授。1918年，沙畹辞世后，马伯乐接下了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这一重任，作为专职研究者和大学教授引领法国汉学的发展。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马伯乐的学术高产期，这一时期他贡献了一批高水平的论文与专著。彼时的法国汉学以博雅学风闻名。和现代人文学者主攻一门专业、画地自限不同，19世纪以来法国汉学的领军者，如雷慕沙、儒莲、沙畹等辈，皆是学问渊深、贯通中西。作为法国汉学的新一代学者，马伯乐也是这一学风的典型代表，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知识体系是“百科全书式”的。他的学术作品涉及先秦文化史、历史语言学、古代天文学、唐代南越地理、佛道教、民间信仰等领域，甚至也关注世界各地汉学家的研究和中国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无怪乎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他是“在汉学研究史上开辟了最多新道路的人”。这样宽幅面的学术成就不仅展现出马伯乐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为一个整体的研究立场，更体现出马伯乐过人的学力与智慧。当然，马伯乐的学问除了广博，亦有偏重。他最出彩的领域是先秦文化史、历史语言学与道教。先秦文化史领域的代表作是专著《古代中国》，该书对先秦中国社会文化作了全景式考察，是马伯乐影响力较大的学术作品。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先生称之为“集五十年来西方上古史研究之大成”；历史语言学领域的代表作是《汉语音位学研究》《唐代长安方言考》，前者的音位学探讨启发了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的汉语研究，后者则构建了一套复原唐代汉语言的体系，影响深远；此外，马伯乐还开辟了西方专业道教研究，对道教教义、仪式、文献等领域研究都有着奠基性贡献。

　　继承传统而又砥砺创新的研究方法

　　马伯乐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非常有特色，在继承法国汉学传统基础上又能砥砺创新。一方面，他沿袭了导师沙畹为代表的传统治学方法，将对古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一门科学的事业，不泛泛而谈，而是扎根于坚实的文献学之上，重视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目录研究、版本考察、校勘、翻译、注解与细读，力求准确理解古籍文本的意义，弄清附着其上的名物、典故的内涵；另一方面，马伯乐又强调不拘泥于文献本身，而是从文献出发，开展对古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宏观思考与解读，其代表作《古代中国》可以说是一次对先秦历史与文化整体风貌的巡礼，涉及政治、社会、神话、宗教、战争、文学、哲学等多方面内容，体现出马伯乐统合文献材料，开展综合分析与归纳的能力。相比于其导师沙畹、同门伯希和的埋头文献、专注微观考证的治学路线，马伯乐在方法上实现了对法国学风的革新。

　　此外，马伯乐还关注西方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新发展，并将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运用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探讨上。例如他擅用比较语言学工具，对古汉语和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语音、语调等展开对比研究，指出相比北方游牧民族语言，古汉语和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更为接近，进而证明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亲缘关系。又如马伯乐在研究先秦史时，采取涂尔干社会学方法，对平民百姓的农业生产、祭祀仪式、社会组织等日常生活关注甚多，并从贵族与平民的社会阶层分野角度分析中国婚姻制度，从而加深了人们对古代社会与民俗的理解。

　　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文化真相

　　马伯乐汉学研究的突出贡献还体现在他努力消除偏见与误读，为揭示中国历史文化之真相而努力，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驳斥欧洲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在先秦史研究领域，中华民族的起源地一度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自19世纪以来，欧美一些学者提出“中国人种西来说”，即认为中华民族与中国文明不是本土生成，而是起源自中亚或西亚地区，其影响力之大，甚至刘师培、章太炎等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马伯乐却从扎实的文献研究出发，对“西来说”提出质疑。在《中国文明起源》一文里，马伯乐分别考察了理雅各、李希霍芬、斯莱格尔、拉克伯里四位影响较大的“西来说”支持者的看法，指出这些学者的研究存在证据不足、主观臆断、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等错误。因此，“西来说”并没有确实根据，“实在只是建筑在主观和成见上”，继而从根底上动摇了“中国人种西来说”这一西方偏见的基础，进一步确证了他在《古代中国》中提出的观点：中国文明独立于西方，是自发形成的文明。宏伟的华夏古国来自于黄河两岸农耕人民的创造。

　　二是借助古书还原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风貌。中国远古社会的神话传说丰富多彩，但经历史潮水洗礼，展现在今人眼前的多是零碎片段。远古神话传说散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家传统上将神话看作历史事实，将神话人物看成历史人物，因此“神与英雄于此变成帝王与贤相，妖怪于此变为叛逆的侯王或奸臣”。这种解读方式遮蔽了神话传说的原初光彩，影响了人们对中国起源史的理解。在《周经中的神话》《关于古代中国大洪水传说的通信》等文章里，马伯乐锐意从古代文献中梳理与复原神话传说风貌。通过广泛搜求相关文献、严谨地判别文献时代次序、开展文本译注和解读等方式，马伯乐对“羲和”“大洪水”“重黎绝地天通”等古代记载的人物、事件进行了再审视，成功复原了其中蕴含的神话元素。作为中华民族童蒙时代的文化记忆，神话传说是文化软实力取之不竭的源泉，对于探源中华文明、激活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力具有重要价值。马伯乐在这一领域的先驱性研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梳理、保护与弘扬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