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的序跋功夫|书与人_新浪财经

转自：沈阳日报

　　□张洪

　　序跋写作同时面对作品文本版本、作者本人、读者受众，学识术业、编纂担当、文笔功夫，悉现其中。陈原撰写序跋背后的专业眼光与专家背景，是长期读书做书出书的积累，更是孜孜钻研、开疆辟土的结果。编辑有学，学在博深，编学相长，方能印行精品力作以服务作者读者，引领时代风尚。衡文评人，多有精彩难忘；前瞻鸟瞰，时见妙笔生花。正如韬奋先生倡导，“且做且学，且学且做”，真正将序跋写得投契相知如挚友亲朋间的往来飞鸿，如果不是“为书籍的一生”，没有长久的跋涉相随爱心拥抱，恐怕难臻佳境“振美一时”。

　　理想辞书的检索功能如何传达？陈原为《世界名言大辞典》撰序时论及几个要素，编选精确，推敲审慎，在需要说明的地方加以必要的注释，如此做来，词典供人“翻、检、查、阅”才能得心应手。通过检索，读者毫不费力地获得信息和知识，以及原先意想不到或设想不周的启发。他特别推重张元济先生83岁高龄时编成的《简本康熙字典》，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重新审视50多年前的词典，其研究和实用价值光彩耀目。张元济将收字四万余的字典“汰去其奇诡生僻、无裨实用者”，删了38000余字，只留7600字，他在《小引》中昭告世人：参错其间不能识亦不必识者，“耗有限之光阴，糜可贵之纸墨”。

　　陈原曾列举近现代出版史上十几位人物，发现伟大出版家的灵魂在于：爱书胜过一切，为书而生，为书而受难，甚至为书而死。位居首位的当属张元济。陈原1991年和1992年分别为其年谱和《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敬写序和跋。读完年谱，“我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力量”，“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的形象”，之前一向倾倒于传主“学贯中西的渊博和治学方法的严谨”，如今则被爱国志士为救国救民而从事的传播工作而吸引。“编教科书—编工具书—整理古籍—介绍西学：通过这样的四位一体出版媒介以振兴中华。”一万多字的“代序”，围绕“爱国之情”铺陈开来。由收录的189件信函概括张元济与蔡元培相濡以沫之关系，彼此交谊建立在“完全信服”“绝对依赖”基础上。

　　抗战期间，陈原共写出六本地理书，之后又创作、翻译了许多地理著作，并致力于地理学通俗化普及。最艰苦的1944年，他在《中国地理讲话》序言中直抒胸臆，“我为你写的不是一本枯燥的地理书，我呈现给你一幅图画——在那上面，绘上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同时代人所受的苦难，也留下了奋斗的痕迹。并且发放着我们熟悉的泥土的芬芳……”即使在陈原保持终生爱好的音乐图书创作与翻译中，鉴往知来，揆其本意，“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钱锺书自况《管锥编》之语，用来描摹陈原完全妥帖。半个世纪后，他为抗战时翻译的《柏辽兹传记》补撰前记，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经历仍记忆犹新，“这篇作品所写的那种通过痛苦得到欢乐的心境，正是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的心态”。这篇不太长的论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着实打动过我，激动过我，使我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进行‘自我奋斗’”，“我们这一代人甘心情愿地将自己的命运跟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将个性解放跟民族解放联结在一起。救亡是我们知识者的天职，奋斗和抗争是不能停息的。”

　　陈原序跋中潜心沉思的领悟，付诸实施后创造出实绩，在“书和人和我”之间产生了奇妙联系，出版人专业背景的深厚，出版物升华精神的动能，滋养同道诸位，普惠读者大家。他从20世纪30年代即投身语文运动，掌握多门语言以做工具与武器，80年代之后，对社会语言学的开山研究震烁一时。从《语言与社会生活》到《社会语言学》，1982年陈原在序言中为这门边缘学科划定了两方面主题，阐释社会生活变化与语言变异的互动，并勾勒出相关84种“文献举要”，涉及汉、英、俄、日、德、法多个语种的著译。他为《咬文嚼字》合订本撰序，关注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面对不规范现象，要使用劝告、规劝、示范诸如此类的方法。如果是科技术语，必须讲究绝对、强制性的标准化。

　　短序，满贮哲思，蕴含丰饶。比如丛书的概念，如何与引进作品适配？1942年，陈原勾勒“世界文艺丛书”的蓝图：“原著不论古典现代，译者也无分老将新人。每本或为一个作家的专集，或为几篇作品的合集。总之是，不讲形式，不求多产，要结实，要有分量。”预言只要不赔本、不饿死，便一直出下去，一边出一边改进自己。同年他与人合译《不是战争的战争》，张扬起“反侵略文库”大旗的第一种，“刊行缘起”中，陈原谈及小小文库的内容，“不想拟订什么计划，预告什么书目”“只要它不含毒素，并且不至成为骗人的东西，尚值一读。” 50多年后，陈原与助手以一年时间编选自己三卷本的语言学论著，在后记中梳理出个人文集编辑中的问题与原则。重新评价、取舍、补充订正和保持原样、前后照应等等，面对上述问题，展示学术思想脉络的原则在哪里？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经过慎重的思考，他认为体例等形式应服从内容需要，不能一刀切。

　　陈原晚年自著自选的《书与人》及出版文集、书话、散文等作品，提及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三位前贤的序跋、随笔和论文，笔墨尤为浓重：“三个读书人构成一部中国现代出版的社会史，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首先是思想家，然后才是出版家。出版家没有思想，则只能是世俗的出版商……他们以新闻出版为职业，为事业，为工具，为媒介，为武器，锲而不舍地在书报林中‘寻找’了一生，‘奋斗’了一生，甚至‘战斗’了一生，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着提高民智，振兴中华；为着子孙万代的幸福，为着千古哲人的崇高理想……开拓了近代中国一个崭新的书的世界——由是培养了整整几代中国人。”深谙研究编创甘苦，细品图书个中三昧，陈原对先哲时贤心慕手追，其序跋之作深入浅出，明白如话，真知实学中灼见迭出，是出版界参考与借鉴的宝库，是出版人学习和反思的教材、门径。序跋之文非小道，巍巍大气引书林。意趣器识聚魂魄，问学嘉言惠众人。妙谛宅心堪回望，一帜独树定义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