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原型叙事建构

　　向观众讲述故事、讲好故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者需预设好向谁讲、讲什么、怎么讲。为讲“好”故事，创作者需选取合适的现实和历史依据作为创作和叙事的原始素材，即原型叙事。原型叙事是讲什么的基础支撑，而怎么讲则需要将时代发展下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及事件，通过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向“谁”进行价值理念的传递与输出。

少数民族的原型题材资源

　　原型故事对创作者解读具有丰富地域色彩及民族文化的方式，有着重要指向意义。就电影文本的原型题材而言，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的故事、传说、神话、史诗及民间戏剧等艺术形式广泛存在，结合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时代背景下的使命召唤，为创作者提供了大量可参考的案例素材。

　　这些与时代脉络紧密相连，带有历史和记忆，又是真实发生、耳熟能详的各种原型，顺应时代潮流进入电影创作者的创作视野，为他们提供新的创作思路，得以诞生新的民族性影像作品。

　　《阿莫阿依》的塑造，将出发点聚焦在故事原型，将四川乡村振兴作为时代背景，以马边彝族自治县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创建桐华班、桐华学校的经历为蓝本，从乡村教育快速发展这一视角切入，用电影艺术手法展现教育在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些扶贫故事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充分展示了我国在少数民族扶贫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也为其他地区的扶贫扶教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电影创作者找寻历史原型，解码人物事件，通过艺术化的纪实电影风格与独具特色的原型叙事，再现集体记忆，重现人民的风俗习惯与社会的时代风貌，向观众呈现出具有民族精神内涵的时代影像，从而引发观众思考，产生情感共鸣，增进各民族的文化认同。

解构式的原型内核回溯

　　如今，少数民族文化在不断突破自身局限性，破除封闭，努力开拓走出去的道路。在这一转型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面对不小挑战：少数民族文化在社会变迁的流动、变化与交融中，呈现出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的矛盾，民族文化中的民族叙事特性逐渐呈现弱化。

　　新生代创作者受到新时代的文化氛围感染，更倾向于以解构式的方法诠释或呈现民族原型意象，“即在主体叙事、抒情中穿插进民族神话、故事、歌谣等原型形态，作为背景或叙事的元素之一。”文艺创作者以现代性语境化用少数民族的古老意象，对原型内核进行民族历史、文化、观念和风俗方面的解构，最终实现回溯与对接。

　　在《阿莫阿依》中，对彝族的原型意象内核进行指向性的拆解，渗透在影片的各个方面。阿依一家闲聊、做饭或看电视时，镜头多次展现火的特写，这是由于在彝族众多的神话原型中，火是最具象征性与代表性的元素。

　　在很多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对少数民族现状与传统、新思想与旧文化、民族性表达等方面作出的思考，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人物的塑造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阿莫阿依》聚焦彝族少女求学之路，通过主人公对梦想的追求，展现彝族人民生活方式与传统教育观念的转变。影片深刻诠释了“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教”的理念，回应了时代主题的深刻关切。

原型意象的纪实美学

　　纪实拍摄手法通常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客观记录或再现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人物或现象，力求真实反映社会生活，传递时代精神，故而通常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少数民族题材创作中的原型叙事通常选取历史事件中的故事原型，进而对其加工处理，形成客观、真实的影像。

　　《阿莫阿依》大胆使用素人演员，用原生态的表演方式呈现出更真实、客观的故事。影片中自然光与长镜头的多次使用表现了镜头语言“本在真、质在美、力在情”的内在表达逻辑。影像作为大众媒介，“是解剖时代的文化标本，是透视社会意识形态的文本，是记录一个时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

　　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方面，“最终决定电影品质的是电影本身的力量，电影本体所达到的高度决定了影片的价值。”不能只顾强调时代性和民族性，而忽略了电影本身的质感与艺术追求。最终的创作应构建起自身的逻辑叙事体系，注重电影的本体表达，使原型意象的纪实叙事，弥补电影的本体表达，达到电影独有的艺术质感。

　　作为集体记忆建构的有效载体，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统筹把握个体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将关注点放在民族内部文化与民族精神谱系，对传统民族文化加以解构并转译成影视语言，在大银幕上诠释出对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思考。

　　《阿莫阿依》创作团队始终牢记时代主题，通过塑造彝族女孩阿莫阿依的求学之路，呈现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帮扶马边、情暖小凉山的扶贫历程。导演在解构原型叙事的基础上将民族性、地域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细腻、真实地展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开启乡村振兴新篇章的生活场景，呈现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新时代风貌。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