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战略”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转自：团结报

　　□ 华  强

　　马林参加中共一大会议后滞留中国两年多，他通过社会调查研究，做出了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又一伟大事业——实现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马林是笔名，他的原名是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马林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被共产国际称之为“马林战略”。

　　马林调研中国社会

　　马林满腔热忱地投入宣传工作，他不仅担任《向导》编辑，还撰写了讴歌十月革命及抨击时政的文章，以“孙锋”为名发表在《向导》《前锋》等刊物上。中共建党之初，马林劝告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陈独秀强调中共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10月初，法租界巡捕房因《新青年》案逮捕陈独秀。马林为营救陈独秀花不少钱打通会审公堂，“最后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判罚五千元而结案”。陈独秀获释后，感到革命没有经费的支持难以为继，开始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

　　1921年8月，精通俄语的张太雷从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后回到上海，张太雷传达了共产国际三大作出的关于争取群众大多数和建立统一战线方针的有关决议。马林反复阅读共产国际文件后深受鼓舞，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这是马林关于国共合作思想的萌发。

　　共产国际三大有的放矢地作出建立统一战线方针前，曾经在苏维埃周边国家作过调查。列宁指示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进行调研，希望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同时，关注同情革命的中国军阀。1920年4月，维经斯基拜访李大钊、陈独秀的同时访问了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决定联合吴佩孚发动民主运动”。4月29日，苏共派路博将军携带列宁的亲笔信到中国漳州访问陈炯明，表示苏俄愿意帮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当时，苏俄人民外交委员会的刊物称赞“陈炯明坚信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位革命的将军，而且是具有优秀的组织能力，并受到群众的拥护”。

　　共产国际考虑尚在襁褓的中国共产党无力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因此对吴佩孚和陈炯明寄予希望。1921年，中共一大结束后的这年年底，维经斯基在南宁和陈炯明“长谈过三次”。共产国际远东局据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调查，曾经提出“南联陈炯明，北联吴佩孚”的策略，俄罗斯报刊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革命家。

　　1921年10月，张太雷陪同马林在上海会见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张继邀请马林到桂林访问孙中山，马林愉快地接受了邀请。马林访问孙中山是一个改变中国的重大决定，正因为马林访问孙中山，马林对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有了新的认识，从而让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和国民党也有了新的认识。马林根据在爪哇的经验，认为力量薄弱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与号称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民族运动，从而产生依靠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进而推进中国革命的思想。

　　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前往桂林会见孙中山。马林在会谈中介绍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并详谈了苏俄对远东国家的政策和期望。孙中山表示，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相符合，自己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基本一致。马林向孙中山询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孙中山当时对共产党采取不承认态度，因此同意实行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而不同意与共产党实行“党外合作”，即两党关系对等的平行合作。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的会谈举行了三次，气氛十分融洽。

　　马林推动国共合作决策的确立

　　1922年1月5日，马林和张太雷前往广州，与陈炯明举行了多次会谈。6月16日，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被迫从广东退居上海。陈炯明叛变标志“南联陈炯明”策略破产，马林指责陈炯明把民族主义局限于广东。1923年2月，京汉铁路爆发工人罢工，吴佩孚随即宣布通缉马林、陈独秀等，京汉铁路血案标志“北联吴佩孚”策略破产。马林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做了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对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南联陈炯明，北联吴佩孚”、远离孙中山的策略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他说：“赤塔政府倾向吴佩乎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马林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吴佩孚还是陈炯明都不能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统战对象。

　　1922年3月7日，马林自广州返回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陈独秀赞同建立联合战线，但主张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而不是马林所说的“党内合作”。马林的建议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那里都遭到否决，但是，马林始终坚定地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

　　马林于1935年曾经回忆了他的关于国共合作思想的由来：“我提出这些意见时，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

　　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复命。7月11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他作为派驻远东代表履职的报告，汇报了他在中国南方和北方的访问，指出无论吴佩孚还是陈炯明都不能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统战对象。马林认为，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才是中国真正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

　　马林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马林关于党内合作的主张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布哈林的支持，特别是布哈林对马林的报告给予了很高评价。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策略后来被共产国际称之为“斯内夫利特战略”或“马林战略”，其战略成为共产国际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吴廷康7月18日以共产国际名义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的命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利浦（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中共二大与西湖会议

　　陈独秀迟迟等不到共产国际的回电，他深知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一旦被共产国际采纳并形成决议，中国共产党将非常被动，决定趁马林离开中国之际立刻举行中共二大，以党的决议的形式造成既成事实，逼迫马林让步。1922年７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现存参加中共二大代表12人名单出现差异，反映当时会议召开得十分匆忙。中共二大开得如此匆忙，显然是陈独秀希望趁马林不在中国的时候召开一次不受共产国际控制的会议。

　　从一大到以后的六大，二大是唯一一次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完备的党纲，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8月12日，马林抵达上海，看到二大作出的《决议案》，认为孙中山不可能接受“党外联合”，表示二大的决议不切实际，要求中共中央重新开会，中共中央决定8月28日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

　　参加西湖会议的代表有七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张太雷。马林提出共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联合”，除了张太雷赞同马林意见，其余人均提出异议。马林不厌其烦地说，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定，要求中共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会议形成僵局。因为与会者意见不一，会议连续开了3天。最后一次会议，马林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提出：“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李大钊为了避免与共产国际发生对抗，说服大家接受马林的意见。马林最终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命令陈独秀等人必须遵从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12月，马林赴莫斯科汇报工作，“斯内夫利特战略”再次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同与支持。

　　陈独秀在西湖会议上以五比二的优势对马林，最终却不得不妥协，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无论中共持何主张，最后必须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西湖会议的召开标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变。

　　7月27日，苏俄政府任命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1923年1月12日，鉴于马林在中国出色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柯拉洛夫签署文件，任命马林为远东局第三号人物。斯大林接见马林并派遣他到中国，让马林作为越飞的助手与孙中山继续会谈，同时筹备中共三大以促进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国民党与年轻的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马林、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瞿秋白、毛泽东等40余人出席会议，中心议题是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在中共三大上，马林传达共产国际关于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与会代表在会上充分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张太雷坚决主张国共合作；瞿秋白为张太雷的发言作了重要补充；毛泽东赞成马林的主张，强调“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三大上，态度转变得最明显的人是陈独秀，他在报告中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

　　中共三大会议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定。三大会议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中共三大圆满召开，始发于马林的“斯内夫利特战略”在中国共产党内顺利通过，马林完成了共产国际赋予他的使命。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选举出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约占四分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意味着马林的“斯内夫利特战略”思想由理论变为现实，意味着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即将拉开序幕。

　　1923年10月，马林回到莫斯科。因为马林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分歧，共产国际于1923年末派鲍罗廷作为代表来华，一纸调令将马林调离中国。回到莫斯科的马林没有安排任何职务，成为共产国际一位可有可无的普通工作人员。他曾经托随蒋介石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张太雷协助，希望共产国际再次派遣他返华，可是未能如愿。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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