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期数周的印度大选投票正在进行中。5月20日，印度金融首都孟买开始投票，在这座印度最富有的城市和宝莱坞电影业的发源地，影视名流、实业家和政治家们先后出现在各自所在区的投票站，向镜头展示了沾满墨水的手指（登记投票后，需使用一种可以持续两周的紫黑色墨水，在左手食指与指甲上划记，以防止重复投票和诈欺）。
其中，宝莱坞演员阿米尔·汗（Aamir Khan）与前妻、导演基兰·拉奥（Kiran Rao）等都被拍到参与了投票。宝莱坞是1995年在印度孟买建立的电影基地，是印度电影工业出口海外市场的主打品牌，也是印度社会的一面镜子。
印度电影曾一度反映了印度开国元勋所倡导的世俗、民主价值观，但许多评论家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印度电影业已经向右走——与印度总理莫迪及其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BJP）的民粹主义统治不谋而合。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最近的一系列大片延续了反穆斯林的陈旧观念，并将反对派的观点搁置一边。这些类型的电影将常见的浪漫爱情英雄形象换成了拥护莫迪印度教优先政策的英雄，而反派则几乎都是穆斯林。虽然这些电影只占每年电影产量的一小部分，且非由印人党制作或直接资助，但却获得了巨大的宣传效果，有时还得到了政府以及莫迪的支持；批评人士担心，这些电影会成为印人党的宣传工具，“现在有很多这样的电影上映，这不是选举年应该做的事情。”曾获得印度国家电影奖的导演拉贾·森（Raja Sen）说道。
当地时间2024年5月21日，印度北方邦安拉阿巴德，印度总理莫迪的支持者参加选举集会。视觉中国 图“你们都看到了克什米尔印度教徒的遭遇。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徒必须保护自己免受穆斯林的背叛，并准备拿起武器。”一名男子指着电影屏幕说道。“如果印度教徒的血液不沸腾！”他提高了声音，促使观众回应，“那就不是血，而是水！”
这名戴着藏红花头巾、身穿印度传教士长袍的男子站在电影院豪华的红色内饰旁，一只手拿着印度教神明使用的钢制三叉戟，另一只手拿着一部手机拍摄。随着宝莱坞电影《克什米尔档案》片尾音乐缓缓响起，这名留着络腮胡的斯瓦米（编者注：印度教神职人员）在手机镜头前开始了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勉。半岛电视台报道称，这种场景在印度并不罕见，且只是影片上映后众多引发热议的观后视频之一。
《克什米尔档案》讲述了印度教徒从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地区撤离的故事，在该影片创下历史票房纪录的同时，也引发了歪曲历史和渲染针对穆斯林仇恨叙事的质疑。不过，电影导演否认对这部电影的批评，他在2022年告诉CNN，“这部电影只是反对恐怖主义。我没有批评穆斯林。”
实际上，《克什米尔档案》并非第一部引发争议的宝莱坞电影。早在2024年印度大选开启前，多部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莫迪政府执政成绩的宝莱坞影片在印度全国“轮番上映”，在收获众多拥趸的同时，也引发外界对宝莱坞受右翼民族主义侵蚀的担忧。
有分析认为，这些影片的上映反映了宝莱坞目前发展的一大趋势，即电影业在莫迪统治的十年里一直被积极吸纳并已逐渐成为“政治工具”。《外交官》(The Diplomat）一篇刊文同时也指出，电影可以影响信仰、态度和社会标准，它们具有更大的影响舆论和传播思想的潜力。在大选前夕，政治题材电影和政治人物传记片的“涌入”，以及适逢其时的“上映时间”，不免让人产生对印度政客利用宝莱坞的影响力操弄大选的质疑。
“争议丛生”
“克什米尔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印度的一部分！”在2月上映的宝莱坞电影《印宪370条（Article 370）》中，扮演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的基兰·卡马克 (Kiran Karmarkar）缓缓道出这句台词，将全片推向高潮。
作为今年极具争议的宝莱坞电影，《印宪370条》讲述了2016年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骚乱后，特工佐尼·哈克萨 （Zooni Haksar） 在总理办公室的委派下前往当地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即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废除宪法370条，以结束“恐怖主义”。印度宪法370条于1950年生效，规定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即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拥有除国防、外交和通信等领域外的高度自治权。2019年，印度政府宣布废除宪法370条，取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此举也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陡然紧张。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素有主权争端，两国曾为此爆发多次战争。1972年印巴签署《西姆拉协议》，双方重新设立控制线，将克什米尔分为两个部分。近年来，克什米尔地区形势总体缓和，但印巴在该地区的冲突仍时有发生。
在该片放映期间，莫迪及其政治盟友在公开场合对该片不吝赞美。今年2月，在查谟北部举行的竞选集会上，莫迪表示，“只在电视上听说过《印宪370条》。”话锋一转，他又用印地语说：“很好，向人们展示正确的信息是件好事。”与此同时，隶属印人党的北阿坎德邦首席部长普什卡·辛格·达米 （Pushkar Singh Dhami）甚至与几位政府内阁成员一起观看了电影。普什卡后来向媒体表示，“《印宪370条》是事实的大胆表述。努力让社会和国家认识到这样的历史错误不再重演，我向制作团队创作这部电影表示祝贺。”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3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斯利那加，印度大选第四阶段投票期间，克什米尔女性选民在投票站排队投票。视觉中国 资料图
《印宪370条》引发的相关争议涉及美化莫迪政府剥夺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的政策。在一些影评人士看来，《印宪370条》无疑是一部“吹嘘片”和“不加掩饰的”宣传片，原因是这部电影不仅赞扬了莫迪政府剥夺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自治地位的一系列政策，同时还“嘲笑”了异见人士和反对派领导人。
而《印宪370条》或许只是宝莱坞逐渐向印度当局靠拢这一趋势的缩影。据半岛电视台报道，2024年大选开启之前，已有近十部歌颂总理莫迪“新形象”的电影陆续在印度全国各地影院上映，包括《克什米尔档案》（2022年上映，许多邦会给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观看该片）、《喀拉拉邦的故事》（2023年上映）、《斯瓦坦特里亚·维尔·萨瓦尔卡》 (2024年上映)、《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2024年上映）和《72呼唤》（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上映）。这些电影不仅充斥着对莫迪本人及其政府的正面宣传，同时还包括对反对党及异见者的攻击。有分析认为，上述电影正在动员印度选民，尤其是年轻人，为现任执政党即印人党投票。
常驻孟买的影评人兼记者塔努尔·塔库尔（Tanul Thakur）在接受CNN电话采访时说道，“我们看到政治在流行的印地语电影中的渗透程度，再加上......这种对印度宗教少数群体的公然漠视，以及任何形式的多重叙事......都令人非常不安。”
宝莱坞已成“公关”机器？
近年来，以宝莱坞为代表的印度媒体娱乐市场增长迅速，甚至跻身全球电影市场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围绕电影产业，印度制定了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独立没多久印度中央政府就修订《印度电影法》并成立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CBFC）；21世纪初，印政府对电影全产业链开放投资，近年更是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允许100%的外国直接投资用于电影和电视制作。
在审批政策、激励政策，印度政府也陆续放宽扣子，各邦可通过标准操作程序单独审批国内外电影在当地拍摄，每年也能获得促进当地电影产业发展的中央财政援助，各部门与协会积极致力于在各种国际电影节和海外市场上推广印度电影，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印度电影品牌。
然而，伴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围绕宝莱坞电影“政治化”的争议自上一届大选以来同样屡屡见诸报端。一些批评人士表示，自莫迪成为总理以来，宝莱坞已成为当局的政治工具。
新闻网站Scroll.in的评论家兼电影编辑南迪尼·拉姆纳特 (Nandini Ramnath) 也持类似的观点，即宝莱坞的政治化倾向并非短期内形成的。“这批‘宣传片’的主题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议程密切相关，有时甚至原封不动地反映了印人党的执政理念。这些电影有时就像是印人党宣言的视听延伸，他们（电影制作者）挑选执政党感兴趣的议题，甚至借助选举议题制作了这些电影。 ”拉姆纳特在接受法国24频道采访时说。
马里兰大学艺术史和博物馆系副教授普雷敏达·雅各布认为，在莫迪的领导下，一系列有利于印人党实现其目标和政策并得到该党认可的电影主题主要有三种：得到民众赞誉的福利政策、向民众灌输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渲染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些电影或多或少挟裹着莫迪的执政印记，并呼应他所强调的爱国主义情感。2023年8月，一部讲述本土新冠疫苗研发的影片《疫苗战争》在印度上映后，便得到了莫迪本人的赞扬。然而，印度《德干先驱报》一篇文章则认为，作为一部反映新冠 疫情的电影，《疫苗战争》忽视了印度发生的缺乏氧气、大规模封锁和医疗服务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它甚至跳过了测验过程以及大规模接种计划这些环节，更别提科瓦克辛（编者注：印度本土疫苗COVAXIN）的监管批准和紧急使用授权等一系列争议。”
无独有偶，一部于2017年上映的名为《厕所：爱情故事》（Toilet: Ek Prem ki Katha，又名Toilet: A Love Story）的影片也同样呼应了莫迪政府于2014年发起的“清洁印度运动”（Swachh Bharat Abhiyan）。这部影片的开头告诉观众，虽然圣雄甘地倡导清洁环境，但莫迪正在通过为全国范围内的厕所建设制定预算计划，实现其政府确立的卫生居住目标。
诚然，印人党政府对宝莱坞的影响程度正在加深，但这种趋势的形成并不是单向的。有分析认为，宝莱坞与印度当局正在形成“互惠互利”关系，迎合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宝莱坞电影通常会得到减税等优惠条件，并得到政府官员的背书。《外交家》杂志网站撰文指出，《喀拉拉邦的故事》在哈里亚纳邦、中央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等印人党执政的地区获得免税优惠，《克什米尔档案》也同样在北方邦、北阿坎德邦、果阿邦和特里普拉邦获得了这种优待。针对这一现象，沙迦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Sharjah）副教授斯雷亚·米特拉 (Sreya Mitra) 向《基督科学箴言报》表示，尽管主流印地语电影（或宝莱坞）与建制派的结盟“有迹可循”，但电影行业如此明确地与当权派结盟的现象“实属罕见”。
除了自上而下的国家支持，印人党还发挥其所擅长的基层动员策略，对此类影片进行“不遗余力”的宣传，其中包括《拉札卡》（编者注：又名《拉札卡：海得拉巴无声的种族灭绝》，该片涉嫌夸大及歪曲海得拉巴土邦统治者屠杀印度教徒的历史）和讲述孟加拉国独立事件的《孟加拉1947：一段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在印人党基层党员的运作下，这些宣扬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片通过免费放映、税收减免和社交平台宣传等方式提高知名度。“虽然一些电影确实在这种方式的运作下取得了成功，但其实很多都没有成功。不过，如今我们能看到更多这样的电影，原因是它们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即使这种支持是秘密进行的。”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伊拉·巴斯卡（Ira Bhaskar）向《新阿拉伯人报》网站分析道。
从团结到分裂：右翼民族主义侵蚀下的宝莱坞
印度作家萨曼斯·萨勃拉曼尼亚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尽管电影制作业在印度许多其他城市蓬勃发展，但诞生自孟买的“宝莱坞”已成为整个印度电影以及该国每年上映的数千部电影的代名词。“种姓和宗教在宝莱坞面前并不重要。最能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在一个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国家，一位名叫沙鲁克·汗的穆斯林成为几十年来票房最高的影星。”萨勃拉曼尼亚写道。
自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以载歌载舞为主要形式的宝莱坞电影不仅将民族独立以及宗教平等和包容两大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还在抨击时弊的同时推动社会变革。可以说，宝莱坞的影响力跨越宗教和政治，一定程度上成为兼容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展现印度国家文化自信和民族团结感的载体。
不过，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电影产业却在近年来出现了某种转变，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排斥穆斯林群体的叙事开始成为主流，进而导致叙事更加单一化的宝莱坞风格。
2023年上映的《喀拉拉邦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丑化穆斯林群体的宝莱坞影片正不断增加的事实。在以《喀拉拉邦的故事》为代表的影片中，穆斯林被刻画成发动“爱情圣战”的主导者，即“诱使”印度教妇女信奉伊斯兰教，让她们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有分析认为，这类电影反映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跨宗教婚姻的“憎恶”和对宗教纯洁性的“痴迷”，并宣扬了一种反穆斯林的意识形态。这部电影招致喀拉拉邦执政党印共（马）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LDF）和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UDF）高层官员的集体批评。他们指责莫迪当局批准电影放映的行为，认为其目的是“煽动宗派分歧，造成喀拉拉邦的两极分化”，以及在2024年大选中捞取印度教徒的选票。
在不少创作者看来，在事实和历史基础上的“艺术创作”成为他们为此类电影辩解的理由。不过，自诩“创作高于一切”的艺术化手段以及观影者在线下的“二次创作”或将进一步激化了固有的矛盾，并导致比想象中更加严重的后果。在现实中，这些涉嫌歪曲历史以及煽动宗教矛盾的电影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的同时，还为右翼主义者宣泄仇恨言论创造了空间：狂热的印度教徒男子挥舞着三色旗出现在影院中，并高呼针对穆斯林群体的宣传口号。在未加过滤仇恨言论的社交平台上，这些极具煽动性的视频碎片如同病毒一般传播和繁衍，向固有受众灌输这些经过粉饰的“真相”。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宝莱坞的不少电影工作者认为，他们目前正面临着“遵守政府路线”的压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播放禁令的下一个目标，甚至会成为印人党政客的威胁对象。有批评人士也表示，抨击权力的电影数量正在减少。
导演迪巴卡尔·巴纳吉（Dibakar Banerjee）以创作抨击社会时弊的电影而闻名，他今年早些时候告诉线上杂志网站Deadline，流媒体播放平台网飞（Netflix）取消了他所制作的电影《Tees》的计划。在他看来，这与亚马逊流媒体平台推出的剧集《坦达夫》(Tandav) 遭到抵制一事“并无区别”，原因是印人党有关人士指责后者“故意嘲笑印度教诸神”。一位要求匿名的电影制片人表示，在一般情况下，很多创意在预制作阶段被否决或改变，因为制作者正在“不断地审查自己”，并预估部分内容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可能会给自身带来麻烦。
分析人士表示，利用大众电影作为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竞选工具会助长分裂的叙事，有可能加剧该国本已广泛存在的政治和宗教分歧。印度克里亚大学（Krea University）文学教授萨亚德布·乔杜里（Sayandeb Chowdhury）感叹道，宝莱坞长期以来一直将印度巨大的宗教和文化差异的人们团结在一起，但现在却成为“煽动工具”。“如果电影本身成为分裂的工具，那么印度更珍贵的统一象征之一就有永远消失的危险。”萨亚德布·乔杜里说。
拉贾·森 (Raja Sen)的批评则更加直言不讳，在他看来，宝莱坞曾象征着民族融合，但如今却发生了改变，“可怕的事情是，这些电影正在被大众接受”。
这种趋势也逐渐引发了人们的警惕。今年4月，电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NU: Jahangir National University）》在印度上映，并遭到网友和部分学者的批评。在这部电影中，来自小镇的尼赫鲁大学学生苏拉布·夏尔马（Sourabh Sharma）对校园左翼人士的“反国家”活动感到愤怒，并围绕该主人公如何挑战该大学的“左派政治”以及反对左翼学生发动“爱情圣战”的故事展开。
半岛电视台在刊文中指出，作为印度左翼政治的传统堡垒，尼赫鲁大学一直是右翼主义者的攻击目标，这种趋势在莫迪上台后愈加强化。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助理教授张忞煜曾在文章中分析称，2014年莫迪领衔的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进一步以“反国家”“同情恐怖主义者”等标签污名化和打压马克思主义者，政治色彩浓厚的学生会在“左翼学术的最后大本营”尼赫鲁大学制造多次激烈冲突。
在历史学家伊尔凡·哈比卜 (Irrfan Habib) 看来，尼赫鲁大学不断地遭到政治对手的无情攻击和抹黑。“只是因为尼赫鲁大学允许自由思考，为印度各地的弱势群体提供了空间，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和文化的熔炉，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学校成为攻击目标的原因。”哈比卜在转发该电影海报时写道。
耐人寻味的是，尼赫鲁大学右翼学生组织“全国学生委员会”（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ABVP）的成员戈文德·丹吉却反对影片将其母校塑造为“国家破坏者”的做法。他向半岛电视台表示，这部电影“以消极的方式描绘了我们的大学，没有任何真实性”。
“我个人反对这些电影。”丹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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