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与神策军|皇帝_新浪财经

　　▌东郡公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廿一日这天，在朝高官和宦官们突然接到诏令，到左金吾卫的厅事观察石榴树上的甘露。隆冬之际，忽降甘露，是祥瑞之兆。神策军左中尉、大太监仇士良等奉命前去观看，忽然风吹动幕布，竟看见士兵，仇士良见势不妙，赶紧逃走，反过头来发动了一场祸及当朝宰相等两千多人的残酷大屠杀。

　　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唐代“甘露之变”，在这充满戏剧性的故事背后，隐藏着唐代宦官专权的秘密——神策军。

唐德宗像

唐会昌三年（843），武宗巡视左神策军，仇士良请求建立颂圣德碑，是为《神策军碑》，崔铉撰文，柳公权书。

　　一神策养虎成大患

　　唐史中著名的“甘露之变”，政变的发起者是以宰相李训、翰林学士郑注为代表的近幸之臣，其目标是诛杀掌握神策军权的宦官集团，结果因筹划不密反被宦官诛戮殆尽。背后更大的背景，则是自唐德宗以来，神策军逐渐崛起，从直接保卫皇帝，逐渐异化为对皇帝有巨大威胁的怪胎。围绕神策军权，更有着一系列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神策军与历代所谓的“御林军”性质大体相似，起初都是唐朝皇帝的保卫者。但不同于其他朝代的是，这支军队还担负着历朝“御林军”不具有的职能：作战。这个特点，甚至唐德宗以前的唐朝禁军都不具备，其根源要从“安史之乱”说起。“安史之乱”摧毁了唐朝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无论是忠于朝廷的官军还是安史叛军留下的余党，都被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藩镇掌握了，就连京师长安城周边都是半独立的藩镇，皇帝之命不出京城。唐德宗起初建立了一支规模不大的神策军，一方面用来直接保卫自己，另一方面，突破禁卫军的职能界限，企图用神策军来防卫吐蕃大军对关中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可以威慑周边的小藩镇。那时的神策军，一部分来自于唐代宗时期就已经从陇右入卫京师的旧神策军，一部分来自于宫城由别的名号改为神策军的旧禁军，力量不算很大，到底怎么赋予其权力职能，皇帝的思路还比较模糊。

　　质变点出现在唐德宗建中年间的两次叛乱，也就是“泾师之乱”和李怀光叛乱，这两场叛乱的前因后果论者多矣，学界早有定论，不再赘叙细节，其本质都是藩镇兵不受朝廷控制，随时都有发动变乱的可能。唐德宗经此两乱，下定决心对神策军进行制度化建设，彻底赋予神策军内镇外征的职能，为使神策军有持续壮大的基础，唐德宗把他们分别屯驻在长安周边，采取藩镇军队的模式，以一城一地的财赋供养军队。军队一旦与地盘结合，扩大规模就会走上快车道。到德宗在位末年，神策军已由最初的万余人马扩大到十一万人，成为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可观到什么程度呢？由于驻扎地环绕长安周围，宫城内外都有其力量，不仅周边藩镇再也不敢轻易叛乱，而且因为没有制衡者，已成为左右皇帝命运的唯一武装。如果其首领突生异心，或者被某位权臣掌握，可轻易置皇帝于死地，这是神策军制度上的根本大患。

　　德宗意识不到隐患吗？未必。但天下形势如此，不这么做，无法实现威慑诸藩进而削平藩镇的目的，只好风险与利益并存地将就下去。好在他本人是创始者，神策军将领们对他的威信比较认可。德宗和其子顺宗相继在两年内去世，顺宗的儿子宪宗又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极力推行削藩政策，在位期间连续依靠神策军削平剑南西川、淄青和淮西等藩镇，天下无不畏服，李商隐作诗不吝美辞地赞扬他“元和天子神武姿”，神策军首领对宪宗自然不敢有什么冒犯。

　　但神策军本质上是皇帝亲自掌握的一个“皇家藩镇”，只靠皇帝个人能力和权威直接掌握军权，很显然不现实。实际上，问题在德宗晚年就已经开始显现，神策军首领们一旦被触及固有利益，就会立即向皇帝发起挑战。德宗后世子孙，无不受此困惑，或被暗杀，或被迫禅位，连绵数世，皇位传递，皇帝说了不算。这个大祸，神策军的古怪体制是深层次原因，宦官领军则是直接原因。

　　二宦官连绵成世家

　　起初，唐德宗也提防着神策军首领反噬皇帝。神策军起初的统军将领是制将，每一员制将统领数千人马，分驻于各地。为防制将作乱，他们权力、职级相等，无法互相统领。但这样做弊端也很明显，制将之上没有高级将领统一指挥，无法形成合力，这与设置神策军进行内镇外征的目的相违背。

　　乱世建制最容易被形势牵着鼻子走，德宗、宪宗并不缺乏人才，像裴度、武元衡、李愬等都是一时之才，但皇帝们没有时间和耐心研究出一套专门的制度来控制神策军，病急乱投医，唐德宗决定让宦官掌握神策军，神策军设立左右两个中尉，同时掌握最高军权，两个中尉互相牵制，这是隋唐以来宫廷禁军例分左右的军事原则。让宦官任中尉，初衷自然是考虑到宦官是皇帝家奴，他们就算势力大一些，无论如何不会篡夺江山，用起来放心。汉朝宦官虽然权力很大，但只要皇帝硬气一些，或者外朝官员联合起来发难，宦官就难以抵挡，因为他们始终无法拥有独立于皇帝之外的权力来源。唐朝前期断断续续有过宦官出任监军使，唐玄宗时更是把宿卫禁兵交给大太监高力士、杨思勖等掌管，并没有出什么乱子。宦官掌握神策军，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执行下去了。

　　神策军本就是一只怪胎，又在这怪胎上打了个畸形的补丁，隐患爆发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在于宦官立即与神策军权建立斩不断的联系，形成了家族化的集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畸形现象。中国历史上汉、唐、明三个朝代宦官之祸都比较严重，但是汉、明两朝宦官都有一个特点，大太监专权作乱，止及于某个宦官一身，比如明朝的王振、魏忠贤等，虽然也有不少朝廷官员认其为父、祖，但本人被诛后，那些所谓的干儿子、干孙子立时作鸟兽散。唐朝则不同，宦官们也和正常人一样娶妻成家，并以收养子女的方式延续家族。

　　“甘露之变”的主角大太监仇士良，就是典型代表。仇士良在唐宪宗时就已经崭露头角，他本是循州兴宁人（今属广东），但他到底是不是本姓仇已无法考证。他幼年时宦官势力壮大，各地都往长安送“阉儿”，据《新唐书》卷207《宦者传上》载，“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阉儿”送到长安后，大太监们挑选比较聪慧的收养为儿孙。仇士良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拜一个叫仇文晟的宦官为父，逐渐进入宫廷。仇氏宦官家族，始祖要追溯到仇士良的所谓曾祖父仇上客，仇士良之下又有数代太监，直到唐朝末年昭宗时代还有姓仇的宦官出现，仇氏宦官家族延续了大约一百五十年，足有整个唐朝历史的一半时间。宦官们培养后代且互相结成集团，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持续控制神策军，神策军反过来又给他们提供强大支持。再加上地方上越来越制度化的太监监军，宦官的权力从个别权势极盛的太监头目个人，扩展延伸到规模庞大的宦官家族，极大增强了宦官抵抗政治风险的底气。唐朝皇帝和朝中大臣虽然能斩杀个别宦官，却很难彻底诛灭人数众多、互为党援的宦官世家。

　　三皇室无奈被操控

　　唐德宗以后的历代皇权交接，都受到宦官们的强力干预。唐德宗晚年舒王李谊对太子李诵构成潜在威胁，德宗中风后，在神策军中尉、宦官杨志廉的支持下，顺宗成功上位。顺宗继位后，支持王叔文进行改革，改革的一大领域就是从宦官手中削夺神策军权。触动利益，宦官立刻反目，俱文珍等宦官威逼群臣上表，请求中风的顺宗静心休养，让太子监国。顺宗病后有心无力，当皇帝仅仅八个月后就禅位，第二年正月被宦官暗杀于宫中。

　　唐宪宗比较有作为，在位期间大力进行削藩战争，裴度、武元衡等元和贤臣发挥作用也比较明显，对宦官集团构成一定牵制，加之神策军左中尉吐突承璀与皇帝同心同德，做了一些好事，神策军与宦官的弊端稍稍收敛。但宪宗末年好服丹药，得了重病，对身边宦官动辄无端斥责，结果意外被太监陈弘志等所杀。宦官们随即拥立宪宗诸子中比较昏聩的遂王李恒即位，是为穆宗，目的就是防止再出现宪宗式的强势皇帝。

　　此后，穆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武宗之后的宣宗（唐宪宗之子）、懿宗、僖宗、昭宗（僖宗之弟），都是宦官根据自己喜好直接拥立的，皇帝根本无法决定后继者。封建王朝最重要之事莫如帝位传递，此事历来是皇权的禁脔，要遵循皇帝选定、嫡长继承、无嫡立长立贤、无子则弟等复杂的政治原则。结果到中晚唐时期，原则统统消失，帝位传递取决于宦官集团的好恶，皇帝、朝臣对宦官之嫌恶可想而知。

　　“甘露之变”是皇帝与宦官集团矛盾激化后的重大冲突。彼时，唐文宗利用李训、郑注两个亲近文臣，要对宦官下手。起初，李训、郑注巧妙地分化神策军左、右两个中尉，挑拨宪宗年间一直被打压的左中尉系统的仇士良，不断对权力较大的右中尉王守澄发起打击，成功处死了王守澄。但是能腾挪的空间很有限，李郑集团处置了右军中尉，接下来就撞上无法逾越的大山，即神策军军权。仇士良愿意与李郑合作，目的是为了独霸军权，一旦发现外朝文臣集团要在左金吾厅事伏兵杀他，立即凶相毕露，不仅把李训、郑注两个为首者杀了全家，还株连一切向文宗示好、向李郑示好的高官显贵，京师中被其屠戮者多达二千多人。《新唐书》卷207《仇士良传》称其“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政变后，文宗见了仇士良，大气不敢出，被他训斥责骂，俯首认罪。

　　仇士良老死后，其家族被唐武宗打击，仇氏一门臭名昭著，人人厌恶。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当武宗病重，政治形势晦暗不明之际，武宗那位一直装傻躲避猜忌的叔父、光王李忱，却主动联合仇氏家族，利用其族在神策军左中尉系统的强大势力，以非常古怪的继承顺序被封为皇太叔，进而夺取皇位。按理说，即使武宗诸子全部死光，也该从穆宗诸子（武宗诸兄弟）敬宗、文宗的子孙里选取近枝宗室，而绝不能跳出穆宗系统，再回归到宪宗这一代重新选择继承者，这是对穆、敬、文、武四个皇帝法统的集体否定。但如此荒唐的继承办法，在宦官眼里完全抵不过他们的利益，只要有利于继续执掌神策军，立谁为皇帝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