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晓亮等：“智”化与“人”化：人机传播中虚拟数字人角色的再审视

转自：上观新闻

作者：巩晓亮：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麻宇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导 读

通过媒介的“可供性”可以判断一个媒介是否“新”，从生产、社交和移动三个角度探讨智能媒体时代媒介的社会属性和全新转向，有利于梳理智能媒体与人的全新关系并厘清虚拟数字人在人机传播中的交互角色。

“交流”常常不仅是精神内容在人与人之间的穿梭，它是一个世界存在的基础，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系列历史关系[1]。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交需求与现有媒介传播局限之间的矛盾将会不断推动媒体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将推动整个社会的媒介化进程。传统媒体对于个体的赋权总是以分割感官为前提的，未来的媒介需要以更整合、更全面的方式拓展人类自由度[2]。在这样的社会愿景之下，越来越智能化的虚拟数字人在未来势必成为媒介进化的全新发力点，将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媒介视听产品的生产实践中。在探索“扩展人类自由度”路径的过程中，人、虚拟人和机器之间的跨时空、跨媒介互动打破了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的边界，社会关系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产生了颠覆性的变革[3]。

一、人机关系的争鸣与角色问题的提出

有许多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技术在媒体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性，于是从实体技术的角度出发尝试定义“智能媒体”，例如李卫东认为智能媒体是“数据、算法和算力的集成”[4]，刘雪梅等则指出“数据处理、语音与图像识别、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算法等是人工智能在新媒体传播中的普适方向”[5]。媒介技术一直以来都是人际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源，媒体的技术偏向也势必在人类传播伦理和交流模式方面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但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技术”的存在和使用始终不能脱离社会文化，否则就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认知误区之中。当媒体被智能技术赋予了“头脑”和“身体”，它将开始扮演“人”的角色，并以“虚拟数字人”的形式和人类通过“交流”建立社会关系。这也意味着媒体将不仅是信息传播的介质，也是参与传播的主体，人机交互正在超越传统的控制观，“以人为中心”的思维和理论将不再适用于现下的传媒环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与虚拟数字人之间主导性地位的竞争又成为讨论的热点：虚拟数字人是媒介意志的体现者，也是传媒的“个人化”形式，在未来，人类和虚拟数字人，究竟谁将成为传播权力的主导者？很多人担心人工智能可能会毁灭人类文明，甚至是人类。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张亚勤却表示人工智能是最大的技术潮流，已经成为产业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技术引擎。[6]媒介融合进入了重造主体的阶段[7]，人类应该阻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还是只需顺应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和影响？人类和技术正处于一个复杂的交叉口，如何正确客观地看待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成为值得思考的哲学问题。显然，不管是“人机对立”的二元论，还是对智能机器的过度依赖，都是缺乏理性的观点。当主导性地位的讨论如火如荼地进行时，陈昌凤教授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机交互最关键的并不是权力的分配问题，而是人类要革新思维重新面对一种全新的关系、全新的伦理”[8]。

当单向输出的传播机制被智能化的媒介打破，人机互动模式与社会关系的构建发生了变化，不同社会关系的边界逐渐消解形成了新的网络社群，为塑造集体身份和意识提供了新的可能。[9]因此，正确认识虚拟数字人的社会角色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及时厘清虚拟数字人在人机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既是媒体智能化进程中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传媒行业发展的重要议题。

二、“智”化媒体时代媒介属性的全新转向

用传统惯常的思维判断人机关系是不可取的，思考新时代的人机关系必须放到全新的传播生态中进行。[10]智能媒体可以为虚拟数字人提供更加智能化和个性化的内容和服务，虚拟数字人也可以帮助智能媒体更好地完成内容呈现和用户互动。可以说，智能媒体是虚拟数字人的“大脑”，虚拟数字人是智能媒体的“肉体”，密不可分的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传媒行业的发展。因此，在探讨虚拟数字人在人机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确作为“新媒介”的智能媒体和以往的媒介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5G时代，对于“媒介”的理解也应与时俱进，当下的“媒介”在认识论上应是一个意义汇集的空间，在方法论上应是一个抽象的隐喻。[11]“万物皆媒”这一概念实际上揭示了媒介的泛化趋向并强调其“可供性”，即各种物对人的传播行动机会的提示，以及人对这些机会的回应。[12]潘忠党等则认为可以通过媒介的“可供性”来判断一个媒介是否“新”，并将“媒介可供性”划分成信息生产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13]因此，我们以“媒介可供性”为切入点，从生产、社交和移动三个角度来分析智能传播时代媒介属性的全新转向。

（一）助力生产自由的智能“工具”。在信息爆炸的5G时代，信息的采集和分发不再是传统媒体的特权，轻便型的智能移动终端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内容生产的智能化程度越高的媒体，其生产可供性，即“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的程度相对来说就会更高，换言之，越“新”的媒体，其传播的“技术壁垒”越低。而当下的媒体推动了传媒产业的全面升级，构建了媒体融合的新生态，已经将智能技术应用于策划、采访、编辑、审核、校对、发布等内容生产的全过程。从社会热点的实时监测到网络信息的高效采集，从文字稿件的整理编辑到完整内容的可视化呈现，无不说明智能媒体的信息生产能力相比之前的媒体更为强大。

（二）奠定社交自由的信息“中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阅读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而是一种信息的流动和交互。彭兰教授认为“圈子是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因为各种智能移动终端和社交平台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紧密，人类的生活被“圈”成一个个更加具体的细分空间。[14]更加智能化的社交将成为新的价值开发点，“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成为现实，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模式被再次重构。无论是社交媒体平台的点赞、评论、转发、关注等功能的开发，还是大数据算法推荐定制个性化内容，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深挖其背后逻辑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作为人与外部世界连接的智能媒体为了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个性化社交需求而做出的智能优化。

（三）获得移动自由的技术“身体”。信息的反馈一直以来都是传播中的关键一环，信息的流通速度越快，传播者便可以越早地了解受众对信息的接受程度并以此来评估传播活动的传播效果。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就曾表示，如果我们用“反馈机制”来设计机器，就能让机器变得智能。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智能媒体作为“身体的延伸”，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与任何人进行连接与沟通。这种高速的信息流通使移动可供性包含的四个维度“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可兼容”都得到了满足，将使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界限逐渐模糊，让用户仿佛脱离了物质和身体，进入了只有纯粹信息的“赛博空间”。人们在这一空间中跳转与徜徉，寻求着精神上的碰撞与慰藉，获得了某些超现实、梦境般的体验。[15]

三、“人”化虚拟数字人在人机传播中的交互角色

作为智能化媒介的个人化形式，虚拟数字人不仅是一种“散布的技术物”，更是与更深层次的技术、社会和文化过程密切相关的一个“交汇处”[16]。它既是智能技术进步的现实结果，也是媒体转型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人类自身的一种选择性进化。原有的信息伦理已经被技术打破，人们可以在身体“缺席”的情况下参与“在场”互动并形成一种“连接的关系”，虚拟数字人在这种“连接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将随着人与媒介技术交互过程中所产生的行为和互动体验的变化而变化。

（一）新的生产工具：协作者与优化者。美国剪辑大师沃尔特·默奇认为剪辑的六大要素分别是情感、故事、节奏、视线、二维平面与三维空间，而情感在所有要素中的比重最大，高达51％[17]。内容生产是对六大要素的一种整体性思考，而非单纯的画面堆砌，拥有绝对“理性”的人工智能缺少人的情感，难以将其他五种要素与最重要的“情感”相结合，自然也就无法像人类一样根据细微的情感变化对内容进行排列组合。人工智能虽然拥有人类无法企及的计算和学习能力，但人类也拥有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情感感知能力。从生产可供性的角度来说，智能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所需的时间、人力和物力等各类成本，与韦伯所述的工具理性逻辑相契合[18]，因此，技术赋能下的虚拟数字人只能算是一个帮助内容生产的“助手”，我们不能过度依赖虚拟数字人进行内容生产，依旧需要强调“人机协作”的重要性。

1.信息内容生产的协作者。虚拟数字人可以实现智能化的内容生产，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在大数据处理、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实际场景需求进行内容创作、呈现甚至是审核[19]，减少了重复性的机械劳动，大大提高传播效率。自2023年4月以来，各大平台都开始进军“AI电商领域”，例如腾讯发布了智能小样本数字人生产平台，京东推出“言犀虚拟主播”以及百度的“慧播星”电商人工智能主播制作平台等。AIGC的发展将虚拟数字人推向了更高的地位，许多商家选择采用了成本更低的人工智能主播进行直播带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流量最大的黄金时段商家们依旧会采用真人主播。网络传播时代中的人与机器像是指挥家与乐队的关系，彼此相互协调、交互配合[20]，人类与虚拟数字人的相互协作、优势互补在未来会逐渐常态化，机械性工作的减少将会解放人类，使人类有更多思考的时间，亦会帮助人类进一步提升传播效果。

2.信息呈现形式的优化者。在各种智能技术的加持下，虚拟数字人融入了更多形式的非语言符号，让同一画面内的信息符号以多种形式进行呈现，进一步提升了“信息密度”。非语言符号主要包括体态语言、服饰语言、道具、背景、音响等，它们可以弥补语言符号信息传播中的一些不足或缺陷，辅助有声语言更加精确地传递信息。[21]除此以外，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造出的虚拟数字人更加适应智能化的内容生产，不仅可以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出谈话语境，并随着交流语境的变化快速切换不同的虚拟场景，甚至可以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自动聚焦主持人和访谈嘉宾的面部、手势等肢体变化，根据实际情况瞬间变换其妆容、服饰以及道具。这种“全场景、多维度的沉浸式体验”更能够满足用户日渐升级的感官刺激和精神享受。

（二）新的社交对象：倾诉对象与镜中自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将“媒介组织”与“大众传播的主体”画等号。但在元宇宙概念的构想之下，虚拟数字人的虚拟生产和劳动将会重构人类的社会关系。[22]智能媒体为了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个性化的社交需求，利用“生成型预训练聊天机器人”构建了一个专属于用户个人的交流对象，这将进一步模糊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以及“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当虚拟数字人不再只是“大众传播”的主体，而是成为“人际传播”的主体，随时随地都能进行社交活动将成为现实。人们已经进入了新的数字交往时代，以具有强大会话功能的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拉开了“跨生命交往”的帷幕，人工智能与人的交往无疑将成为新的技术浪潮。[23]

1.提供陪伴与安全感的“倾诉对象”。通常情况下我们的交流对象都是真实的人类，受到人类生理的限制。真实的人类无法实现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的陪伴，但是虚拟数字人能如同影子一般陪伴着人类，随时随地与用户进行“对话”。与此同时，现阶段的虚拟数字人逐渐从“形似”向“神似”过渡，已经可以根据不同定位和类型进行差异化、个性化传播。[24]在智能技术的支持下虚拟数字人不仅拥有类似于人类的外貌和行动能力，还被赋予了人类的“表情”和“性格”。这种与人类的高度相似性更容易让用户将其视作与自身相同的“真实人类”而非虚构出的“理想人类”，从而降低用户的心理防线。国外已有研究表明，与真人相比，人们更愿意向虚拟代理透露令人不安的情况。[25]虚拟数字人正在与人类构建一种相互信任的亲密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建立将打破用户的抵触心理，相比于真实人类来说，虚拟的交流对象更不容易遭到排斥，用户更乐意将虚拟数字人作为“倾诉对象”。

2.引导人类成为理想自我的“镜中自我”。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所提出的镜像理论认为，“消费者在主动摄取与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进行着自我完善，更在整体性与主体性构建的虚幻形象中进行着一场自我认知的异化”[26]。在使用传统媒体进行阅读的过程中，用户总是更加愿意接受与自我认知相符合的内容，因为他们能够在消费这些内容的过程中得到对自身价值观的认同。但是用户一旦进入“舒适区”，便很少会主动评估并改变目前的情况，久而久之就会阻碍不同圈层之间的信息流通，限制用户的思维认知，使用户形成不同的行动逻辑和话语体系，产生身份和认知上的区隔，最终陷入信息“圈层化”的陷阱之中。[27]若想促使用户走出“舒适区”，就需要让他们看到更好的“轨迹镜像”，也就是“更加理想的自己”。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智能技术可以使虚拟数字人这个“交流对象”的语言表达和副语言表达呈现出接近完美的状态，大数据技术还使其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可以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主题，并且在数据和算法的加持下大数据甚至比用户自己更了解自己最真实的内心想法。智能技术加持下的虚拟数字人就像一面镜子，为用户映照出一个包含其生活习惯、兴趣爱好、职业规划等方面的“理想自我”，并逐渐引导人们成为这个“镜中的理想自我”。

（三）新的技术身体：外置大脑与数字肢体。从媒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理解“身体”的话，我们正处于从“身体化媒介”过渡到“类身体媒介”的阶段，身体状态在智能手机等技术物的加持下达到了人与机器“共生”的巧妙平衡，显示出某些“赛博格”特征。随着真实身体与智能技术物的联系日渐紧密，人与虚拟数字人也形成了一种“人机共生”的新型关系，正逐渐融合成为“命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28]。“强人工智能时代”中的虚拟数字人可以用“模拟人类”的方式来将人类的需求和策略转化为机器的感知和执行能力，从而解决人类智力和体力所不能及的问题。[29]换言之，虚拟数字人将不再只是一种技术物，而是成为我们的“外置大脑”和“数字肢体”。

1.提升信息处理能力的“外置大脑”。虚拟数字人带有超越工具功能的“判断力”，即作为“人”所具有的感知、认知、决策等能力：大量散落在移动网络中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以及其他传播符号都被智能机器利用大数据技术敏锐地“感知”并以“数据”的形式储存下来。这些“数据”中除了大量的符号信息，还附着着人类复杂化的情感体验以及多样化的意识形态，而算法可以将这些“附着物”抽丝剥茧般地挖掘、分析和还原，并且把环境、人与物的客观数据以及主观感受数据结合起来，形成机器的“认知”。最后，在对接收到的外部信息形成具体“认知”的情况下，代替人类原有的大脑计算出最优化的“决策”。

2.拓展身体控制能力的“数字肢体”。虚拟数字人拥有突破人类生理限制的“行动力”，若是将虚拟数字人视作与我们共生的“人”，那么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它也在“使用”着我们的身体。在相互使用的过程中，它成为人类的“数字肢体”，可以帮助人类进一步突破生理极限：第一，虚拟数字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进行活动和交流，可以延长身体的活动时间与距离；第二，虚拟数字人不会受到情感和身体状态的影响，可以始终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第三，虚拟数字人在算法和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可以以更快的速度精确地完成复杂工作，提升人类的工作效率和精度；第四，虚拟数字人还可以承受更加极端的自然环境和外部条件，扩大人类的活动范围。随着虚拟数字人的普及，人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和使用程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四、结 语

随着智能技术在传媒领域的下沉，“人”与“非人”的界限被重新划定，智能化的虚拟数字人被赋予全新的社会身份，成为传播的主体。以人类为中心的交流观自然也将不再适用于当下的传媒环境，虚拟数字人的智能化发展必将打破原有的信息传播伦理观。但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人类在发展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在“驯化”着人类。提升对技术的理解与驾驭能力将是人类在智能时代生存所需要不断追寻的目标。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人类的自然进化将会被“技术进化”所取代，但是我们若能在进化过程中牢记“人”这一起点并正确认识技术物所扮演的角色，就能透过技术交织的层层迷雾，实现人与机器的和谐共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智能信息传播与超大城市老年数字社会治理研究”（批准号：22AXW00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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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巩晓亮,麻宇超：“智”化与“人”化：人机传播中虚拟数字人角色的再审视[J].青年记者,2024(04):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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