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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修辞能在形式上感染读者。当我们从文本中暂时跳出来，以观察者的角色去理解修辞这个对象，或许会发现，一句“混入”论文的读书人谦词、一种简约的比喻、一个反复使用的句式，都可能构成让修辞有效的理由。
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自嘲式幽默总是真正的修辞”
麦克洛斯基，讲授历史学与传播学的经济学家，做社会科学研究的诗人。她试图抵抗一切边界，曾在芝加哥经济学派最辉煌的时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她把探究修辞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来做，解读过关于企业家的措辞与近代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文本的修辞等。
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此刻映入我脑海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 1924-2023）的一段话，来自他那篇著名论文《技术变革和总生产函数》（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的导语。该文刊于1957年8月号的《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我在《经济学的修辞》中曾把它作为一个例子，在英文版第二版第48-49页（注：中文版为第83-86页）。
“在当今理性设计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和超投入产出表中，要严肃谈论总生产函数，我们就要比平时更‘自愿地暂时放下怀疑’（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我想描述的这个新的小问题是一种分离变量的基本方法，把人均产出变化中基于技术变革的部分与基于人均资本可用性的部分区分开。这两种基于不同因素的总量经济学究竟哪种更有吸引力，我个人倾向于都有可能。从中性技术变革这个特殊情况开始研究是很便捷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函数取其特殊形式Q=A（t）f（K，L），倍增因子A（t）量度的是随时间变化的积累效应。”
——罗伯特·索洛，《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翻译转引自《经济学的修辞》，[美]迪尔德丽·N. 麦克洛斯基著，马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严格来讲，当时索洛发表这篇论文的背景是所谓“关于资本的两个剑桥之争”（凯恩斯《就业、利息、货币通论》问世后，其追随者因为关于书中若干观点产生分歧，形成两个对立的学派，即以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中心的“新剑桥学派”），“美国剑桥学派”麻省理工学院希望用总资本的测量方法去计算有多少增长是由资本带来的，索洛就是以此为方法，他的计算结果是“没有多少”。我们的财富主要来自人类才智（科学技术的进步）的新发现，而不是一砖一瓦的堆砌。英国剑桥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被称作“资本”的总和这一概念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你可以读到，他在导语里加入了简单的数学对称性和修辞手法，并在第二页开始讲出他本人的看点，说服了大多数读他文章的经济学家。索洛虽然在事实上持麻省理工学院的立场，不过他的修辞是：“就我个人而言，我属于这两个学派。”（“Personally, I belong to both schools.”）这是一个精彩而有趣的转折，他还自嘲地向当时计量经济学研究投降，称“理性设计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而他知道其“理性”是受到质疑的。他把自己要描述的问题形容为“新的小问题”，似乎不值一提，实则以他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核算理论此后被无数经济学家研究、追随。这些都体现了索洛的风格和个性。这是使用反讽的一个例子。
离我办公室一百米远的地方，有一尊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兼作家埃德蒙·伯克的雕像，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者。雕像上刻着他的座右铭:“在政治上宽宏大量总是最明智的（Magnanimity in politics is not seldom the truest wisdom）。”在“反讽”修辞这件事上，人们可以把它修改为:“在关于科学的政治上，自嘲式幽默总是真正的修辞（Self-deprecating humor in scientific politics is not seldom the truest rhetoric）。”
索洛这篇文章的卓越之处是他获得1987年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他在1957年是正确的，现在仍然是。
兰德尔·柯林斯：“有效的修辞，就像把能量装在罐子里”
生于1941年的柯林斯，是被写进社会学理论教材的当代学者。其早期作品《文凭社会》近年来也因为大学教育问题受到诸多关注。他是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尤其强调在微观层面关注冲突。当被问到最喜欢的句子，他选择了一句关于互动的修辞。
兰德尔·柯林斯：这是我喜欢的一句话，摘自马雷特（R.R. Marrett）1914年的《宗教的开端》（The Threshold of Religion）。
“原始宗教不是想的，而是舞的。”（Primitive religion was not thought, but danced.记者感谢南京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范可先生为这句话提供的中文翻译帮助）
这位英国人类学家补充了埃米尔·涂尔干1912年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说法，当（指初民）聚集在一起时，他们的聚集会产生电一般的力量。这一理论被称为互动仪式（Interaction Ritual），它不仅适用于宗教，也适用于各种其他社会聚集。我曾重述其要点，当人们相互关注，产生“节奏挟带”（rhythmic entrainment），就会形成团结和情感能量。马雷特讲得更好，“不是想的，而是舞的”。这告诉我们，信仰是由仪式承载的。涂尔干认为仪式会导致“集体沸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这个画面就像是摇晃一罐泡沫，直到它溢出。
涂尔干观察到，如果仪式不重复，就不会产生“集体沸腾”这一结果。尼采戏剧性地说：“上帝死了。”这意味着，仪式不再继续了，或者说一种仪式已经被另一种仪式取代。对宗教的生动信仰已经被政治、体育或娱乐——现在是互联网——所取代。
这些著名句子的修辞是有效的，因为它用几个简洁的词概括了一个冗长的论点，我觉得这就像把能量装在罐子里。
陈映芳：作为修辞方式的“作为……的……”
在多年的城市研究中，陈映芳向读者揭示了中国城市开发和社会兴起的逻辑。前不久，她退休了，打算以“（让读者）忘记那个社会学家陈映芳吧”的勇气写写“小文”。
陈映芳：就叙述方式而言，我比较喜欢的一种修辞——记得在课堂上曾经特地写出来给学生作解释的句式，可能是“作为……的……”，或谓“……作为……”（……as……）。城市社会学史上有几篇著名的论文，都是这个句式，如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的《城市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1938），另一篇如哈维尔·莫洛彻（Harvel Molotchr）的《城市作为增长机器》（The City as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1976），都是经典的参考文献。这样的叙述模式有利于我们探讨一个系统的某种功能，或分析确认一个事物隐含的某种属性。就比如“urbanism”，有时我们翻译为城市主义，那可能是指作为一种城市观、或者一种意识形态的城市主义。
我觉得这样的修辞对社会科学的思考方式很重要。我自己在解释当今大学里许多社会学者扮演的“角色丛”时，有时也会使用这样的句式，如“作为研究者的社会学者”“作为专业教师的社会学者”“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者”“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社会学者”“作为智库专家的社会学者”……以此来看待不同学者的身份认同、角色伦理或角色错位现象。这样的细分法，多少存在将“知识分子”专业化甚至矮化的倾向，不过相对于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这样一个更高位的命题，它们在今天也许能帮助我们清晰一点去理解、并多少缓解一些高校教师的角色冲突，以及内心的角色紧张感。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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