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闸石碑拓印往事_新浪财经

　　▌张云涛

　　拓印金门闸留存石碑

　　金门闸遗存的石构件

　　北京有两座金门闸，一座在房山区窑上村，一座在朝阳区红庙村。前者是清朝几代皇帝题碑的闸，是北京母亲河上的闸，曾经是北京水利史上重要的水利工程。金门闸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初为草坝，后改建成石坝，曾经多次修葺，清宣统元年（1909）重建，改坝为闸。金门闸现有五通碑刻，记载了清代几位皇帝治理永定河的如烟往事。

　　只不过，多年来，很少有人看到这些石碑的真容，其历史也鲜为人知。直到2023年，金门闸得以向游客开放，一度成为热门打卡地，这也勾起了笔者一段拓碑往事。

　　多年前，笔者撰写《拓片北京——永定河碑记》时，金门闸是北京水利史绕不过去的弯，它也是我挥之不去的梦。我多次去，每次都吃闭门羹。随着书稿的渐成，在多方的帮助下，使我有机会一睹碑文，触摸到那段历史。

　　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内蒙古的黄土高原，经太行山门头沟山峡，到达三家店出山口，巨大的落差使其一路向东南奔腾而下，直击北京湾，驱入广袤的华北平原。特别是每到雨季洪水来袭，河水湍悍，挟带黄土高原泥沙顺流而下，两岸百姓苦不堪言，灾民流离失所。

　　从金代到1949年的八百余年间，永定河共决口八十余次，满溢五十余次，河道改道九次。明清两代永定河洪水还曾进袭北京城区多次。清嘉庆六年（1801），石景山和卢沟桥一带决堤20多处，北京城右安门大桥被冲断，永定门外灾民2万余人。城内“宫门水深数尺，屋宅倾塌者不可计数”。

　　永定河水患直接影响朝廷安危和百姓生活。明清时期，非常注重永定河的治理。特别是康熙之后的二百年间，在永定河沿线多次修建水利设施，房山、门头沟、丰台、石景山、大兴等区县多通碑刻记录着这段历史。

　　金门闸所在地窑上村附近，清代称之为“老河口”，地处永定河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考古人员曾经在此挖出“古石堤”，永定河、大清河、牤牛河在此汇流，每当河水变化，这里便是京都敏感的神经，经常泛滥成灾的“无定”河，使京、津、冀地区深受其害。

　　康熙三十七年（1698），清廷在此修筑土堤、竹络坝等均不奏效，只得于康熙四十年（1701）再次在“老河口”大规模修筑堤坝，才基本达到了“束水攻沙”、防止永定河复归旧河，顺流入海的目的。

　　从金门闸现有的碑文来看，康熙之后，乾隆、道光、同治乃至宣统，几位皇帝都非常重视金口闸。从康熙皇帝的“束水攻沙”“结草为坝”，到乾隆皇帝的“分渠疏水”“金石为闸”再到清宣统元年重建金门闸，这些石碑见证了永定河的变迁。

　　当时我到金门闸后，有一座小院，是由一座庙改建，雕梁画栋的彩绘依稀可见，正房坐北朝南，进入正院后，出北门是一排碑房，五通石碑便陈列在此。自北向南依次排列：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乾隆皇帝永定河诗碑、清同治十一年（1872）的金门闸记碑、清道光四年（1824）的道光皇帝上谕碑、清同治十一年（1872）的重修减水石坝碑以及清宣统元年重建金门闸碑。

　　据当年守闸人靳德田先生（今已故去）讲，金门闸原有碑八通，记载着金门闸的修建经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只存五通残碑散落在河边。后经北京市房山县永定河办事处与涿县永定河办事处协商，由河北省文化厅出资盖平房，将这五方碑保存下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物文献资料。乾隆诗碑是这里现存最早的碑刻，虽然断为两截，但它仍然是这里的“镇闸之宝”。

　　当年拓碑时，正值夏季，室外是36℃的高温，低矮的碑房闷热难耐。由于拓碑心切，穿在身上的衬衣被汗水浸透一遍又一遍，整个人像被一遍遍水洗过一样，而我却浑然不觉。不一会儿，乾隆皇帝一首诗跃然纸上，是为《金门闸隄柳诗》：

　　隄柳以护隄，宜内不宜外。

　　内则根盘结，御浪隄弗败；

　　外惟徒饰观，水至隄仍坏。

　　此理本易晓，倒置尚有在；

　　而况其精微，莫解尔奚怪。

　　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赖；

　　治标兹小助，探源斯岂逮。

　　题款：“隄柳一首”“乾隆癸已暮春月上瀚御笔”。落款用印，上为阴文——乾隆宝翰，下为阳文——陶冶性灵。

　　碑阴则是乾隆皇帝的《阅金门闸作》，它记录了当年永定河的汹涌肆虐和治理曲折：“浑河似黄河，性直情乃曲。顺性防其情，是宜机先烛……遥者尚回澜，促者横流速。斯诚非善策，惊见心粥粥。亟筹救急方，谓当挑坝筑……”

　　这通石碑，也让我回到了康乾时期的永定河畔。乾隆初年，清廷及时调整康熙时期“束水攻沙”治河方略，改建石坝，分减洪水，这解决了大洪水时河床不能容纳大水的难题。诗中讲述了他在永定河巡视期间，金门闸附近的堤柳成行，像士兵一样坚守在荒凉的河畔，坚强的柳树，像神灵一样，固沙清流，减缓了凶猛水势，减少了灾害的蔓延。

　　道光皇帝的《上谕碑》是清道光年间朝廷对永定河治理的重要见证。当年，永定河下游不断出现险情，道光帝听取了张文浩等人《勘估永定河减水、闸坝、越堤等工及时分别修筑》的奏报后，对金门闸附近的多项险情，逐一查勘，升高了金门石闸龙骨、坝台、金墙、海漫、石簸箕等，挑挖闸塘淤沙，修治各处减水坝、迎水坝及厂房器具。清廷还拨款“估银十万三千四百五十一两零，限期汛前一律完竣……”

　　清同治年间的《金门闸记碑》和《重修减水石坝碑》则记载了同治年间治水的场面以及金门闸的重要作用。

　　《重建金门闸碑》是清朝治理金门闸的最后一通石碑。时间进入宣统元年(1909)，永定河依然泛滥，金门闸危如累卵，亟待重建。而负责此次修建的是吕佩芬。

　　吕佩芬，永定河治水名臣，名烈英，号晓初，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京城经济特科收掌官，国史馆、武英殿和起居注协修，编修处总纂、功臣馆纂修、文渊阁校理、直隶永定河道员等职。在晚清翰林院中与王仁堪、蒋艮、洪思亮、周克宽、曹鸿勋、张百熙等六人合称“翰林七贤”。

　　宣统元年，吕佩芬出任永定河道员后，知人善用，对金门闸进行重大革新：复建石闸，辟闸空十五道，各设闸板，启闭由人，控制自如，这些措施解决了堤坝只堵不疏的难题，取得良好效果。

　　通过这通碑文，后人得以了解宣统元年的那段历史：当年永定河水流湍急，挟沙而行，沙淤则河高，河高则坝危，若不及时加以修治，无法达到康熙年间“束水攻沙”的目的。自乾隆初年至光绪年间，必数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百姓受难，朝廷伤财。今日，新闸建成，启闭由人，可以按不同汛期，随时调节水之大小，造福于百姓。

　　值得一提的是，著作等身的吕佩芬，除了治理永定河，还做出了几件了不起的事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倡议设立“安徽省铁路公司”，修皖赣铁路，为我国铁路建设做出贡献；光绪三十三年，在家乡庙首倡办正蒙初等小学堂，该学堂为本县五所最早的新学校之一。

　　金门闸是永定河治理历史的见证。如今，闸虽废，旧迹犹存，其宏伟之气势，建造之精良，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金门闸还有两个待解之谜：一是名称之谜。它既不是金属所铸，又非金朝所建，为何称为“金门闸”？二是管理之谜。它坐落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房山区窑上村），却为何归属河北省涿州市管理？还希望有更多人探秘金门闸，解答这些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