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花筒里看上海海派空间转“魔方”|上海市_新浪财经

马勒别墅、友谊会堂、上海商城分别属于三个不同时期

南京东路179号

武康路街景

中山东一路18号（和平饭店南楼）

作者手绘永安百货

上海里弄式建筑群

老城厢文庙片区

徐汇公学与徐家汇大教堂组团

张园（威海路588弄）

20世纪90年代初，建设中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黄浦江边的码头夜景

廖方

回溯两三甲子，上海地区完成了向“近代城市”的跃迁，并展现出国际化大都市的魅力。如今，上海再度成为全球化的“桥头堡”，虽未陷入全球化过程中常见的“千城一面”，但仍需面对一些有趣的空间迷思：一座城市的空间何以成就风格，空间风格之于一座城市又有怎样的意义？

不舍昼夜的外白渡桥、文艺复兴风格的外滩27号、装饰艺术派的和平饭店、十里洋场的南京路、姹紫嫣红的黄河路、弄堂毗连鱼肆排档的进贤路、牯岭路——《繁花》开场的方圆二三公里，在上海市域而言不过一隅之地，却在屏幕内外展现出万花筒般的魅力。20世纪90年代，它们又经历了上海的新一轮城市化浪涌，再次幻化出海派空间的迷人魔力。

城市空间风格与机理的流变

从古至今有许多世界名城，它们都有着独特的空间艺术风格：雅典的神庙柱式是西方语境中“秩序”的前身，也是相关城市的独特标志；古罗马的巴西利卡成为以市政厅为首的西方世俗公共空间的原型；拜占庭的希腊十字教堂和巴黎的拉丁十字教堂在中世纪分别象征着东、西罗马帝国的政教权威，这两者在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结合又成为文艺复兴的“报春花”；20世纪20年代，德绍包豪斯校舍将“流动空间”抽象为一种设计风格引发轰动；而明清时期的江南，已将类似的空间手法诗意地运用于园林和城市；包豪斯校舍落成前一年，巴黎世博会推出的装饰艺术派，数年间就风靡全球，又于二战后快速沉寂，至20世纪60年代再次复兴……

反观上海，上述风格样式都能找到案例，但又非上海所独有。如此，上海的海派空间风格该如何把握？在意会之外又该如何言说？其实自文艺复兴时期起，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空间风格已开始不可逆地摆脱形制化样式的桎梏，难以像古典建筑那样“纯正”和易于“按图索骥”。但城市始终是社会力量投入空间生产的成果，因此，城市空间“流派”的建构仍然遵循社会力量机理。探究“城市上海”空间生产的动因，是研究者书写海派空间文本的认知基础，也有助读者免于乱花迷眼。

城市化进程与空间风格韧性

大都市往往都有清晰的中轴线以规制总体格局，如北京、广州、巴黎、华盛顿等。然而位于浦西的近代上海城区却是例外。进一步观察路网形态，外滩周边的街区尚显方正规整，西进仅约1.5公里越过今西藏路一线后，即变得难言合理：一方面许多“填浜筑路”而成的“小马路”起止随意，蜿蜒交错；另一方面诸多干道在远离外滩后仍保持与外滩岸线相似走势，却与真正的南北朝向有较大偏转。再进一步比对近代上海不同时期的地图可以看出，城区范围快速扩张的同时却长期延续着“一城多府”的治理格局和大片“越界筑路区”。

近代上海独特的城市化进程，衍生出如魔方般多面多彩的空间气质。老城厢及过去的南市区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江南水乡的空间尺度和肌理；公共租界的中央区和西区（原英租界）是近代城市上海的起源地和核心部分，其中的外滩至今仍是上海最富盛名的“第一名片”；法租界起步于英租界和老城厢之间，向西延伸至徐家汇，享乐和文艺气氛浓厚；公共租界的北区和东区曾是原美租界，但实际上美国人一直不多，大部分区域被日本人占据，氛围相对内敛；相较于各自为政的华界或租界，越界筑路区则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因素。

随着上述五大类空间扩散渗透，加之越界筑路多为仓促之举，以及经历了西方建筑学的逐步登陆和建筑潮流从新古典主义向装饰艺术派的转向，近代上海仿佛一只独特的“魔方”不断翻转，每一面都演化为驳杂跃动的马赛克拼花，“街区”则成为最适合人们直观体验海派城市空间特质的对象，是“建筑阅读”的“上下文”。更耐人寻味的，一是空间魔方变幻活络又紧密嵌固，混搭相处又各自“拎得清”；二是空间风貌的多样化往往并非源于业主或建筑师的故土，许多身处上海的外侨在置业时选择了各种“第三地”的样式，如外滩27号与和平饭店，分别由英商怡和洋行、维克多·沙逊投资，英商思九生洋行、公和洋行设计，但皆未采用传统英式风格或中式风格，而是采用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风格与源于法国盛行于纽约的摩天大楼装饰艺术派。

相对窄小亲切的尺度，蜿蜒变化的线形，于“路”而言不是最优方案，于“街”而言则常常充满活力与趣味。同时，近代街区的市政体系具有架构稳定性，不易大举颠覆。只要路网框架形态存续，建筑单体乃至街坊的置换都不会导致街区“转基因”。实践表明，即使再次经历了城市高速建设阶段，建筑物“平均身高”大幅增加，但海派街区的总体“质感”并未被涂改反而得以焕新，因其本身就是新陈代谢的生态系统而非僵化的舞台标本。

难以复刻的戏剧化空间风格

近年流行的City Walk潮流和电视剧《繁花》对空间风格的展示，仿佛两只蝴蝶飞进上海的窗口。不可否认，这两种“都市品”虽是舶来品，但都是上海对标的全球城市的舶来品，蕴含着深刻的规律启示。那就是在城市已成为国际竞争主角的当代，城市品牌是竞争力的核心部分。

如果说上海地区在近代的城市化主要源于地缘条件，那么30年前上海再次逐浪潮头的背后，相信很大程度上已有城市品牌效应的考虑。回顾时空，面对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城市乃至国家品牌的塑造早已风生水起。前文提及的包豪斯，源于1907年成立，致力于提升“德国制造”竞争力的德意志制造联盟；感受到德国压力的法国克服一战后的困顿，于1925年举办巴黎世博会催生装饰艺术派风格，巴黎四大老牌百货公司都设计了新颖的展馆；艺术装饰派进入美国后迅速衍生出芝加哥、纽约、迈阿密、好莱坞等多地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伦敦兴起London Walks，城市空间进一步“润物无声”；之后电视网络及互联网的兴起，又为城市品牌建设提供了新的虚拟载体。

上述种种的城市品牌活动也都发生在空间之中，或以空间为素材，因为城市的本质就是容纳和激发城市生活的空间。从雅典的卫城到罗马的广场，从威尼斯的水城到圣托里尼的天街，从巴塞罗那的棋盘网格到巴黎的放射路网，戏剧化的空间本身就是最可沉浸体验城市品牌的场域。但戏剧化的城市空间又像妙手偶得的文章难以复刻。上海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且自带可遇不可求的空间魔方。深刻的城市更新，基于深刻的城市规律认知；把握城市更新，始于把握可遇不可求的城市空间风格。以海派空间风格彰显海派城市品格，以海派城市品格塑造海派城市品牌，这是值得深思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