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美”在哪里？刘正成精讲书法的视觉美、精神美及文化美

刘正成老师

从一个字可以了解传统文化，从一个字也窥见天地宇宙。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中国人的古老智慧和文化传统蕴藏于点撇横捺，让书法拥有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12月28日下午，“封面开讲了”迎来了一位重磅嘉宾，国际书法家协会首席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以《中国书法艺术审美》为题，在四川师范大学为现场的同学与嘉宾们，详解了中国书法的内涵。

刘正成先生今年已78岁，但他精神矍铄，一连讲了两个小时。讲座由浅入深，从视觉审美讲到精神审美、文化审美，并展示了自己的书法作品。讲座结束后，他获得了经久不断的掌声。

讲座现场

从视觉层面到精神层面

感受书法的艺术之美

刘正成讲座的第一部分，是从最直观的书法视觉审美讲起。书法的笔法、结构、章法，是我们欣赏一幅书法作品时第一眼看到的内容，如果不把视觉的特点掌握好，就很难进入书法更深的审美层次。

刘正成从篆、隶、草、行、楷等书体讲起，分析了各种书体让人感受到美的特征，例如篆贵婉而通，隶欲精而密，章务简而便，草贵流而畅等等。

结构是书法作品里重要的部分。在讲座中，刘正成引启功先生的话“结字为先”，“初学书法的人首先是要掌握结构，今天我们搞书法，哪怕你做硬笔书法，你把结构写好了，你这个字基本就站起来了。”刘正成还以“中”“帝”“张”“额”“山”“之”六字详细分析了字体结构的六美。例如，“山”要有主次分明之美，“这三竖不能写得一样长，中间比较长，是主笔，两边的竖比较短一点，叫主次分明之美。你把三画写得一样，就没有主次审美的感觉了。”

就章法而言，刘正成认为，明代民居建筑风格的改变为挂轴书法的流行创造了条件。高堂大轴作品的流行改变了文人书法的章法，书法审美由“阅读审美”向“扫描审美”转变，这也体现了书法作品的美术化倾向。

讲到王铎的高堂大轴时，刘正成还向现场的观众展示了自己临摹的三幅作品，引得同学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进入到精神层面的审美，刘正成主要以三种角度进行讲解：一是自然的意象与超验的意象，孙过庭的《书谱》说：“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同自然之妙用，非力运之能成。”就是自然界的各种形态让书法家产生联想；二是拟人品格，如康有为提出以人的品格来比喻书法，有神品、妙品、精品、能品等等；三是兼论其人生平，论字的时候还要论这个人，就是这个作品艺术的故事，这是审美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刘正成以黄道周的《后死吟》为例，此小楷作品是他在抵抗清军时于狱中所作。他不屈不挠写下绝笔。“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故事，和我们一般抄写小楷，价值自然不同。就好比我们看王羲之的《兰亭序》，有人说你这上面还有墨水斑斑点点的，哪里写得好，其实是要结合作品背后的人和故事来看的。”

讲座现场

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三大行书”好在哪里？

文化层面的审美是书法审美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国书法作为传统文化具有独特魅力的内核所在。刘正成引熊秉明先生所说，文化的核心是哲学，哲学的核心是书法。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西方哲学有严密的逻辑关系，而中国哲学则重视受用与人生实践。

“一个‘一’字，在西方人看来就是一个数量的符号，在中国来说，拿起笔写到纸上的时候，‘一’就具有了不一样的中国文化意涵。米芾、苏轼、黄庭坚他们的‘一’是不一样的，昨天写的‘一’与今天写的‘一’也是不一样的。书法既是形象，也是抽象。”刘正成说道。

刘正成还带领观众领略了被称为“中国三大行书”的《兰亭序》《祭侄稿》《寒食帖》。刘正成说道，此三幅作品之所以伟大，除了在技法艺术上的传承外，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的文化精神。

“王羲之生在东晋时代，他在文化的自觉中找到了个人和社会不同的区分，人在社会当中怎么处理自己的社会行为，这就是《兰亭序》的主题。我可以做官，同时我也可以回家生活，这就是《兰亭序》表现的人生原理。”刘正成解释道，这样的作品包含的不是这个字写得如何好，而是它的艺术故事，生命的文化力量。

同样，《祭侄稿》表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统一，怎样献出生命的过程，怎样临危不惧献身的过程，颜真卿用他的书法表现出来了。而苏轼《寒食帖》则表现的是他虽然处于逆境，却依然怀抱高尚的理想情操和追求。

刘正成与现场嘉宾和同学们合影留念

充实书法艺术的文化内涵

学会辨别“丑书”的雅与俗

如今，书法艺术不仅能登大雅之堂，也能走上街头进行表演。在讲座的最后部分，刘正成讲解了书法的流变以及当代“丑书”的含义。

刘正成认为，书法自古以来是中国先民的一种精英文化，尤其自王羲之以来，历代书法艺术家的非凡创造，使书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颗明珠。于是又产生一个悖论：如今大家都会识字写字、爱好书法，并有自己的书法审美观念，这种群众性审美观念与书法艺术史传承的审美观念，有一致性，也有不一致性，往往专家说好的，广大书法爱好者反而说不好，并名之曰“丑书”。

刘正成将“丑书”分为雅与俗。他解释道，由于近五百年书法史中发生的转折，即碑学与甲骨简帛书对晋唐经典书法作品视觉形态发生了很大改变，普罗大众对这种改变认识不足，因此认为某些书法作品为“丑书”，例如曾经有徐渭、王铎、傅山等人的作品，还有李叔同、谢无量的作品，如今已经受到广泛认可。刘正成认为这些都是“雅”的“丑书”。

还有一些为了博人眼球进行的书法表演、展示等，则是“俗”的“丑书”，“我并不是批评这种行为，但我们要学会区分辨别书法的雅俗问题。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其他文艺现象之中，如经典音乐与通俗音乐之分，都是普遍又正常的文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