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教育之道及其启示

转自：团结报

　　□ 刘  强

　　中国传统的教育之道亦可称作为师之道。究竟什么样的人配称作“师者”，儒家的教育之道又是怎样的呢？

　　温故知新 教学相长

　　古语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后汉纪·灵帝纪上》）将师者分为“经师”和“人师”两种境界。究竟该如何区分“经师”和“人师”呢？我们可从《论语》中找到答案：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这是孔子对“师”的经典表述。“温故”与“知新”并非简单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两者中间的“而”，既可作连词，表递进关系，也可作助动词，训为“能”。朱熹注称：“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显然是把“温故而知新”当作“人师”的必备素养的。子夏也说：“日知其所亡，月勿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这里“日知其所亡”相当于“知新”，“月无忘其所能”则是“温故”，子夏有此良知良能，故后来终成儒门一代宗师。

　　《礼记·学记》是最早的一篇教育学文献，其中多次提到“人师”。如“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显然，“记问之学”是指只能“温故”不能“知新”的死记硬背。“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矣。”一个好的老师，必须知道在何种情况下教育比较有效，何种情况下教育已经失效，这又涉及教育学的深层原理。前引“能博喻然后能为师”的“博喻”，孔颖达解作“广晓”。一个好老师，要善于打通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界限，触类旁通，左右逢源，也即孔子所谓“温故知新”“告往知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否则，就只能做“经师”，而不能做“人师”。“经师”只面向文本和知识，可以著书立说，授业解惑；而“人师”却能通过“教书”以“传道”，通过“传道”而“育人”。就此而言，汉代许多五经博士充其量只能算是“经师”，而历代兴学传道、泽被后世的圣贤人物才是真正的“人师”。

　　好的老师必须好学与善学。孔子所谓“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便是好学之境；“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则是善学之境。善学不是指对既有知识的学习，而是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发现可以“师法”的人和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这句耳熟能详的经典格言其实大有深意。它是对“师”之内涵的“下沉式释放”，言下之意，虽然“人师”难求，但师者却无处不在，每个人皆有长处可供“师法”。发现别人的长处，同时也意味着认识自己的短处，这样的人反而更容易进步。

　　《淮南子·人间训》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

　　人或问孔子曰：“颜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贡何如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宾曰：“三人皆贤夫子，而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讷，勇且却。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颜回之“仁”、子贡之“辩”、子路之“勇”，孔子皆自叹不如，但三人却以孔子为师，追随终生，原因就在于三人有“能”，而孔子有“道”。根据孔子“丘能仁且忍，辩且讷，勇且却”的自陈，可知此道正是“中道”。“中道”虽然是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智慧，但具体到“师道”，便是孔子所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礼记·学记》有“择师不可不慎”的告诫，实则也等于说，“择师”如“择善”，能够“择善”，便是能够“择师”。因为“善”无处不在，故“师”亦无处不在。能够“择善而从”，则“不善”亦有“善”处。《老子》第二十七章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又《尚书·商书》称：“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杜甫诗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韩愈也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似此，都是强调为学者应取长补短，转益多师。

　　因为“无常师”，故能“教学相长”。《礼记·学记》说：“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段话阐发“学”与“教”相辅相成之关系极为明晰。

　　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

　　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此可谓孔子教育之宗旨。大意是：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尊卑、高下、贤愚的等级差别。举凡邦君、大夫、士人、乡人、朋友、儿子、弟子甚至是“鄙夫”，皆孔子教育之对象。可以说，孔子所倡导的正是一种“全民教育”。在此基础上，再去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感觉会大不一样。既然是“有教无类”，则教的范围一定包括“民”，故“由之”本来就含有“教之”之意，而“不可使知之”则是说，通过“教之”，虽然不可使“知之”，至少可以使“由之”（也即“行之”或“用之”）。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以往对于此句的解读，多停留在对“束脩”的辨析上。有以束脩乃贽礼之物，即十条干肉之薄礼者，也有以束脩指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带修饰”之礼者。正如《礼记·曲礼上》有“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之训，《易·蒙》有“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之言，皆为强调尊师重教之礼。故朱熹说：“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

　　以上理解当然没有问题。不过，笔者以为，这句话的重心不在前而在后，孔子所要强调的绝非“行束脩”之礼，而是“有教无类”。“吾未尝无诲焉”，其实就是宣布：我的私立学校不设“门槛”，不论“出身”，只要有向学之心，明尊师之礼，均表欢迎。试想，这在教育被上层贵族垄断的春秋时代，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创举。

　　不过，具体到个体，还要根据其不同特点予以针对性的点拨。比如，不同弟子问同样的问题，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皆“问孝”，子贡、子路、司马牛皆“问君子”，颜回、仲弓、司马牛皆“问仁”，子路、子张、季康子皆“问政”，孔子的回答却大不一样，这便是“应机设教”，“问同答异”。也就是说，“性相近”不等于“性相同”，“有教无类”也并非“有教无别”。也就是说，“有教无类”是强调“机会平等”，却不能承诺“效果平等”。因此，一方面要贯彻“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追求“普及”，避免“垄断”；另一方面，也要遵循“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追求“个性”，防止“一刀切”或“格式化”。

　　愤启悱发 教亦多术

　　孔子认为的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有哪些呢？

　　首先，最为人所称道的便是“启发式”教育：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意思是，“不到他心欲通而未得时，就不去开导他；不到他口欲言而未能时，就不去启发他；你告诉他一个角，他却不能推知其余三个角，我便不会再说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可简称为“愤启悱发”，说的是教学的时机及方法；“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犹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说的是教学的态度及分寸。“愤悱”之后再“启发”，“举一反三”之后再“复告”，充分尊重学生之主体性与能动性，不仅是教学的方法，更是教育的智慧。孔子的“不启”“不发”“不复”，与“诲人不倦”并不矛盾。“诲人不倦”是指专注教育、孜孜不倦，而非“填鸭式”强制灌输，更非不分对象、喋喋不休地“打疲劳战”。

　　其次，与“启发式”教学相似的，还有一种“不屑之教”。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意思是，“教育的方法多种多样，即使我不屑于对一个人教诲，这本身也是一种教诲。”说到“不屑之教”，《论语·阳货》所载的一个故事堪为好例：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有个叫孺悲的人想来求见孔子，孔子以身体不适推辞了。传话的人出了门，孔子却鼓瑟而歌，故意使孺悲听到。为什么呢？《仪礼·士相见礼疏》说：“孺悲欲见孔子，不由介绍，孔子辞以疾。”认为孔子不见孺悲，乃因其“不由介绍”，有失礼数。此事发生在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年），“哀公不再亲自问政，而是派遣孺悲问士丧礼，不是把孔子当政治家，而是礼仪专家对待；不是亲自请问，而是派使者请问。因此，孔子以取瑟而歌的方式奚落孺悲，作弄孺悲，实则对哀公以示不满”。俗话说，教无定法，孔子的做法其实是深合“不屑之教”之旨的，这也正是苏轼所说的“孔子以不屑教诲为教诲也”。

　　第三，就是相对于“言教”的“不言之教”。郭店楚简《老子》云：“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所谓不言之教，其实就是“身教”和“行教”。孔子的教育就多行“不言之教”。有一次，子贡问君子，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子贡口才好，擅长辞令，孔子让其“行在言先”，正是对症下药。还有一次，孔子对弟子们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我对你们没有任何隐瞒，我没有任何行为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那个每天和你们朝夕相处的人，就是我孔丘啊！言下之意，你们不要只关注我的“言”，还要仔细观察我的“行”。

　　第四，推长违短，虑以下人。孔子的教育是一种基于人格平等的教育，故非常重视情感的传递，既尊重学生的隐私，也呵护学生的自尊，甚至连学生的缺点都能予以关照。《孔子家语·致思》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孔子将出而雨，门人曰：“商有盖，请假焉。”子曰：“商为人短于财，吾闻与人交者，推长而违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盖，恐不借而彰其过也。”

　　商，即卜商，字子夏。他“为人短于财”，故孔子出门遇雨，却不向子夏借伞，以免让他为难。孔子说“与人交者，推长而违短”，显然是把师生关系也当作一般人际关系，并没有以师者自居，而是遵循着一种“扬长避短”的“平等交往原则”。《礼记·学记》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孔子之教，可谓“知心”“长善”“救失”之教。

　　孟子也以教育弟子为乐事，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将教育英才之乐置于“王天下”之上，其实就是把“道”置于“势”之上。但孟子又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一“乐”一“患”，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乐为人师”是立己达人的境界，“好为人师”是自以为是的虚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

　　孟子总结了君子教育的五种方式：像及时雨滋润禾苗者有之，成全德行者有之，培养才能者有之，解答疑问者有之，取前人之善以私淑自学者有之。笔者以为，这五种教育方法大概对应了《礼记·学记》从“小成”至“大成”的五个阶段：“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特别是“私淑艾者”，相当于“深造自得”的“出师”境界，叶圣陶所谓“教是为了不教”，正此意也。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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