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主持编写《新华字典》|叶圣陶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商金林

　　《新华字典》肩负着“学习文化”“扫除文盲”以及规范现代汉语等重大使命，是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叶圣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后，就把《字典》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为了编纂和出版好这本《新华字典》，还专门成立了“辞书社”。从叶圣陶日记可以看出，他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叶圣陶主持编写出版《新华字典》的功绩当永载史册。

　　把《字典》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

　　作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的名字是和新中国第一本语文工具书《新华字典》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部《字典》的来源，可追溯到1949年5月6日，是日日记记：

　　傍晚，魏建功来访，谈渠与同气四人计划开明编字典之事。其字典注重于活的语言，以声音为纲，一反从前以字形为纲之办法，的是新创。有计划书甚长，各点余大多同意。唯须用工作人员至少五人，又有五位主编者，历时又恐不会甚暂，如此规模，是否为开明所能胜，余未敢断言。此须俟上海解放之后，南北通信商量，始可有所决定也。偕建功小餐于灶温，杂谈语文方面之近时现象，甚畅快。九时归。

　　魏建功等本打算为开明书店编《开明字典》，叶圣陶因为工作太忙，再加上顾虑到开明书店难以承受，就把这件事搁了下来，但一直放在心里。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担任了出版总署副署长，就把《字典》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不过不叫《开明字典》，而是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叫《新华字典》。

　　专门成立“辞书社”

　　为了编纂和出版好这本《字典》，还专门成立了“辞书社”。叶圣陶1951年1月6日日记记：上午“与建功谈辞书社事”。“辞书社”即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辞书编纂机构——新华辞书社，成员有魏建功、萧家霖、孔凡均等一批语言学家。从叶圣陶日记看，新华辞书社应成立于1950年9月。但酝酿的时间较长。叶圣陶1950年6月19日日记写道：

　　下午，建功来，北大汤校长已允其解除系主任之职，来我署主持辞书社。因商如何谋此社之建立，首要在延致人员，此事由建功任之。

　　7月20日记：“建功以下午二时半来，谈至五时，无非关于辞书社之事。”8月2日记：“辞书社之工作者今日开始到局工作，仅两人耳。建功尚未工作。”9月10日日记记“傍晚，与辞书社全体同人会餐于萃华楼，为此社成立一周年之纪念。”1952年8月19日记：“余与萧家霖、张克强、杜子勤共谈。彼等已编成《常用字用法举例》，即可付排。辞书社成立已将两载，此为第一种出品也。”辞书社社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魏建功。1952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辞书社转隶人民教育出版社，后改称为人教社辞书编辑室。其主要任务是编写《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从酝酿到出版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新华字典》肩负着“学习文化”“扫除文盲”，以及规范现代汉语等重大使命，是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叶圣陶日记可以看出，他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且看他的部分日记：

　　1950年9月2日建功邀余与字典社同人共谈，就已写成之数字而为讨论。新参加者有萧君夫妇二人。谈次，觉诸人所见均齐，所撰字典当可胜常一等。六时散。

　　9月6日与建功商字典之注释。教部以简体字表嘱提意见，余与建功皆主简体字仅便于书写，本体仍须认识，否则但识简体者即被摈于种种现成书籍之外。故简体字仅能取已有者而挑选之，不必另行创造，每字必简。教部颇有自作仓颉之想，是为我人所否认也。

　　1951年1月6日与建功谈辞书社事。诸君所书之稿，曾以一部分油印本发送各方评论，回来之意见颇多，须汇合而考校之，择其善者，以改良我社之编撰方法。总期将来出书，于一般人之语文学习有所助。

　　1月15日与建功、萧家霖谈辞书社事，决加添人员，加劲工作。此于语文运动颇有关涉，辞典确定语汇之意义，并示其用法与限度，当可稍免语文之混乱。

　　1月18日上午，与辞书社同人会谈，商讨小字典之编法。决定此字典以小学教师为对象，使其了解字义，并及用法与限制。逐项讨论，各有解决，谈半日而未完，俟他日续谈。

　　1月20日与辞书社诸君共谈。据所写稿子为讨论，研究其字之义类与用例，颇有兴味，较之一般开会，意义多矣。

　　3月10日上午与建功、家霖、子劲三位共同讨论字典稿，期于讨论中发现必须遵循之体例。

　　4月16日看字典之缮清稿十余页，一一提出修改意见。辞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义一例，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烦琐而不明快。深入浅出诚大非易事也。

　　4月27日午后两点半参加辞书社之工作会议。小字典初稿已写成，凡收六千字。今后工作为修订初稿，期其美善。叔湘曾提意见，于稿样批驳颇多，今日即据叔湘之意为讨论。同人之认识各有增进。五点半散。

　　8月29日下午三时，辞书社开社务会议。小字典初稿早成，现加以修订，进度甚缓，求其加速，拟调整同人之工作。此外讨论事务方面问题，至五点半而毕。

　　11月29日（上午）十时，教育社编审部全体为会，听语文组、历史组、辞书社三单位检查工作之典型报告……萧家霖谈其社检查字典原稿之情形，亦有思想性不够、科学性欠缺等弊。诸稿余亦看过，多数毛病亦皆忽过。于此可见作稿必须共同订正，依靠群众确有好处。今日之会，虽所谈三门各不相同，亦足以互相启发，大有益也。

　　午后一点半，仍为语文讲习。会散，辞书社开社务会议。谈事甚多，主要者决定字典以明年六月完稿，年底出版。尚须随时督促，鼓起大家之积极性，方克有济也。

　　1952年3月15日晨，建功来谈。渠以参加北大教师结合三反之思想改造运动，久未来社。为余谈北大同人自我检讨之经过。余告以辞书社须研究整顿，方可做出成绩。

　　7月10日上午看公文，看辞书编辑室重新改定之字典稿十二页。此是三反运动开始后经组内同人重定体例而后改定者，看来亦无多长处，不甚解决读者之问题。建功因受同人批评谓其不走群众路线，今乃一变其道，众以为应如何即如何。余则谓博采众意固重要，亦必须有领导乃可。否则大家杂凑，成稿固易，而拿不出去，亦复徒劳。我社经教部与北大商量，请建功专任此间事。两年以来殊无成绩，外间需要字典甚急，迄无以应之。

　　下午到社，看杂件治杂事，绝无闲刻。建功来谈，约略告以余之意见，建功答语不得要领。明后日再细商。

　　7月11日晨间建功来谈辞书编辑室事，邀灿然共谈。灿然谓观今次印发之一部分字典稿，仍嫌对象不明确，究竟供何等人翻阅，解决何等人之疑难，殊无所主。体例亦未明定，何取何舍，孰详孰略，皆以意为之，殊无准绳。渠意先就印发之稿修订若干条，共同商定，作为标准，供随后修改定稿之参考。灿然之意固不错，但编辑室十数人，能执笔者实极少，建功与家霖皆不动手，唯事审订，欲求成稿之完善，实甚难。

　　（下午）到社，建功、家霖来谈字典事，琐琐不集中，同于闲谈。

　　7月16日上午看小字典两种，跳页抽看，不过各十余字而已，摘记其未妥处，供出版管理局诸君参考。迩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认字，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推行，工厂与部队纷纷传习。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东北军中谓但能指出某种小字典较为切用，彼处即需二十万册。出版管理局遂谋挑选较好者二三种，作内部之介绍，俾出版行政管理机关、业余教育机关、发行业机构知之，以便掌握。已选出三种，介绍简文亦已写就。然余观此两册，毛病颇多，或不能予读者明显之概念，或语焉不详，虽不云错，亦未全对，或用语艰深，不易使读者领会。总之，初学者得之，固以为得所依傍，实则未能解决问题，或仅在解决与不解决之间。市上小字典当在百种以上，大家抄来抄去，猜想皆此类耳。出版家喜出小字典，视为商品，未能多为读者着想。我社有鉴于此，故成立辞书社，而编辑将两年，迄未完稿，思之实为焦心。

　　7月29日今日以上午到社，与建功家霖诸君商《常用字用法举例》之初稿。教部公布之常用字一千五百，又益以较常用者五百。虽无明文规定，各地推行扫盲往往据之。叔湘因建议不妨以此两千字配合成常用词，供之于初识字者，一为识字之助，二为“写话”之资。叔湘谓一望而知者，但举其词即可；其义较难悟者，其用较难明者，则造成短语或句子以表之。余深然其议，即与诸君共商，大家以为其事应为，即为突击，期以短期完成之。初稿写成已数周，持以与识字班、工会学习组、部队文化班观之，群众颇有修改。如原稿“眉目”一词，以例语“找不到眉目”表之，群众不晓。后经说明，一人曰：“那我懂了。你若说‘事情有眉目了’，我早就懂了。”彼之改语，确比原稿为胜。今日共商，以叔湘批评之意见为据。结论为不求完备，最须精当，一为切合初识字者之需要，二为现成、明确，不牵强附会。已成之稿犹嫌其多，宜加删汰。至于体例，固须讲求，然不宜过于繁密，初识字者亦无所依赖于编辑体例也。谈毕，余即至总署。

　　1953年1月18日星期日。往访叔湘，知动身当在月外。与谈字典事，叔湘提出若干意见，谓建功、家霖诸君之字典必当修改，始可问世。次谈及领导方法，断言我人于出版工作方面实不善领导。我人之想法不出二途。一为得好手而信赖之，任其自己挥洒。一为任人家写出毛坯，自己不惮烦劳为之修订。二者皆不合今日之工作作风，或为高拱无为之官僚主义，或为辛辛苦苦之官僚主义而已。余谓余亦深知其弊，但无由转变，将奈何。谈一时许而归。

　　1月19日一点半到社，安亭来谈，告我以各组讨论计划之情况……余又为安亭言，字典总觉拿不出去，尚须修改。渠言当与字典室同人开会商之。昨日字典室邀可为字典之读者对象者十数人开会，彼辈于字典稿所下评论，亦有可采云云。

　　1月26日饭后偕彬然同至社中，彼访萧家霖，谈其对《新华字典》之评议。

　　2月24日下午到社，依预约与辞书室同人共谈，外加文叔、黎季纯二人。余谓字典编辑二年有余，迄今体例未定，皆由当初疏忽之故。当初于工作中找体例，想法原不错，但后来未能规定若干条体例，使大家明确共循，则领导人之过，余与建功应负其责。次言我人之字典为应读者之需，总得为读者解决问题，虽不能尽善尽美，终当有多少优点。以故余主延迟定稿时期，至六月底为止。室中同人近以《工人日报》之一篇文章为例，摘出其中主要用词，视字典中是否都予解决，结果漏列者有之，已列而解释未周者有之。此一工作若从早为之，即于取材方面大有裨益，今宜补作，限定一段短时期为补益之事。次略述余对于原稿之不满意处。大家颇能虚心讨论，于原稿之缺失与改订之方，似有所领会。

　　6月29日下午到社，三点与字典室、总编辑室、出版部十余人为会，商量字典之排印出版问题。此虽一小字典，而为之将三年，今年第四季必可出版。于版式、装帧、校对、宣传各方面皆有所计划。少甫之意，将以此书试验计划出版之成绩，于此获得经验。会毕已六点。

　　7月17日叔湘来谈……顺便谈及我社之字典，谓其质量不高，以国家出版社出此字典，恐难餍外间之要求。余闻而怅然，但势已至此，非发排不可，而以今日编辑同人之水平，即再加修改亦莫能更臻美善。

　　下午到社……至建功室中，商量字典之排版格式，复告以叔湘之言。建功意谓此字典仅属草创，总算脱了窠臼，不如其他字典之抄来抄去。至于求其精纯正确，无懈可击，只得俟诸异日。

　　7月29日又看字典稿……至此，字典稿全部看毕。此稿经同人屡次改易，最后由建功与余校阅，复作修改，用力不为不多。然下断多凭直观，未作深入之研究，错误处不当处必不少。且俟问世而后，经比较多数人之批评，再作改订耳。

　　10月13日上午看两种文稿。一种为孙功炎之讲稿……又一种稿即《新华字典》之凡例，出于建功之手笔。条数颇多，每条又言之琐琐，道编辑之甘苦，而达意不甚明畅，将使读者望而却步。余为签注意见十余处，希望扼要从简，针对读者立言，不须语读者之意即不必说。

　　1954年1月22日至辞书编辑室，与魏、萧、恽三君商补救错误之办法。尚有二十万册未印，可以改版。已印之三十万册只得刊误矣。所谓错误，系于“国民”下解作“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当时油印分发原稿，多数人看过，余亦看过，未经发觉，仅恽一人曾标明应改动，而萧君等未之改。

　　由此可见，这部《新华字典》从酝酿到成立出版机构，从调派人员到确定编制，从收集相关资料到拟定编写宗旨和体例，从“注音字母音序表”“凡例”到每个“字”的注解和插图，以及附录的《中国历代纪元公元纪年表》《各国首都、面积、人口一览表》《各国本位币名一览表》《重要纪念日及节日一览表》《中外度量衡表》《化学元素表》《笔形部首检字表用法说明》等，可以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标、每一幅插图，都是叶圣陶和编纂人员一起“打磨”、反复斟酌之后写（画）出来的。短短几年里，叶圣陶日记中竟有128天写到《新华字典》。读他的日记，《新华字典》的编写过程历历在目。他主持这一工作所面临的困难、遇到的烦恼，以及他为《新华字典》付出的辛劳，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可以这样说：没有叶圣陶，就没有《新华字典》。《新华字典》是第一本完全用白话释义的字典，严谨、规范、图文并茂。虽说在思想性、科学性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仍不失为新中国辞书编纂史上的开山之作，如今通用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就是在新华辞书社的《新华字典》的基础上修订的。叶圣陶主持编写出版《新华字典》的功绩当永载史册。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