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新：致广大尽精微_新浪财经

　　李红艳

　　曾经，有一名刚毕业大学生，在一个剧组做副导演，总导演让他去给当地一名老乡群众演员说戏。

　　他慷慨陈词，足足用了20多分钟，为其分析角色心理，讲解时代背景。然而，老乡脸上写着俩字：蒙圈，其实人家连普通话都听不懂。这成为当时剧组里一个“梗”，大家都说，这个孩子真是眼高手低，就会掉书袋……

　　20余年后，这个“眼高手低的孩子”，作为总导演，掌舵拍摄了一部电视剧，名字叫《觉醒年代》……

张永新（左）为饰演蔡元培的演员（中）讲戏

拍摄现场与演员交流

　　真实·复刻

　　绘于扇面上的一朵兰花……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首《兰花草》，曾广为传唱。少有人知，这首歌词原是胡适先生早年写就的一首小诗《希望》。

　　电视剧《觉醒年代》采撷了这一缕芬芳。剧中，胡适常会在夏天轻摇一把折扇，其上细绘一朵兰花……想来，有多少观众会注意到这个小小“隐藏款”呢？事实上，类似细节，难以胜数。

　　一部“觉醒”，七载磨砺，磨得正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既要致力于广博深厚之境，又要尽心于精细微妙之处。广大，精微，互为辩证，相得益彰。

　　“从1915年至1921年，剧中呈现的是建党之前这段历史，6年虽短，却涵盖诸多历史节点，交错并行，且每个节点都可谓改变中华民族命运，不容半点偏移疏漏。”张永新说。

　　同时，风雨年代人物群雕，如何准确塑造，亦费思量。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元培、鲁迅、傅斯年、黄侃、辜鸿铭、邓中夏、陈延年……每一个名字，皆可撑起一部剧，如若融于一剧，难度可想。

　　尽小者大，慎微者著。主创团队，一方面实地探访，北大红楼、上海一大会址、南湖红船……身处历史之境，溯源历史之声；另一方面，扎进故纸堆，爬梳文本，探幽析微，考据钩沉。

　　“每一个角色，观众心中都有既定认知、自有画像。怎么塑造？怎么表达？可有艺术加工，但更要把握历史真实，要有准确认知与理解，审慎把握，真实再现。”张永新说，这是创作最困难之处，剧组上下，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整个创作过程就是‘被虐’，痛并快乐，同时深怀敬畏。”

　　历史考据，细节考证，《觉醒年代》创作之基是真实复刻与再现。“《觉醒年代》中的人物，在各类创作文本中都有呈现，但我们采信时坚持一点，孤证不立，未必准确，一定要形成综合的、丰富的、多维度的认知与呈现。”

　　比如李大钊，在建党过程中，在新文化运动中，他都居功至伟，彰显大人格、大胸怀、大志向。但全剧也通过很多生活细节，刻画他作为一个平凡父亲的形象：他把钱都给了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善意地欺骗女儿说，吃肉会塞牙，一塞牙就会疼……“伟大孕于平凡，平凡书写伟大。平凡中的不凡，不凡中的平凡，伟人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张永新说。

　　在他看来，影视创作需要“生活态”的东西，“很多内容，如果把它们投射进生活，你会发现，生活远远高于艺术创作者思考的广度、厚度。”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一如引路明灯。“假如一场戏拍得不顺，可以反躬自省，沉一沉、静一静、想一想，生活层面是什么样的。我们在现场和演员们交流时，有一句话常挂嘴边——说人话办人事。话糙理不糙，如果能把握这一原则，就能让观众从心底认同和接受这个人物形象。”

　　直取大略，启发幽微，方显精刻之功。

　　剧中一幕：大雪纷飞，蔡元培三请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最终，两人惺惺相惜，携手偕行。历史资料显示，蔡元培确实登门拜访三次，但是否下雪，并无明确记载，而《觉醒年代》把下雪作为影像构成的重中之重，营造出“陌上人如玉，君子世有双”的诗学意境、美学况味，亦非无有依据、无所依托。

　　“中国人都知道三顾茅庐，还有一个成语叫程门立雪，表达学生对先生之崇敬，而我们化用为了‘陈门立雪’。”张永新说，蔡元培与陈独秀第三次会面时，相视而笑，似有千言万语……“蔡先生求贤若渴，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教育；仲甫先生慨然应允，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推广新文化，为了政治理想。这背后体现的都是‘大我’之格局之情怀。”

　　真诚·雕刻

　　捧在双手的一汪清水……

　　双手捧清水，十指并紧，紧些，再紧些，才能让水多蓄一些。不然，这儿漏一点，那儿漏一点，最后所剩无几……这是电影大导谢晋对导演工作质朴而深刻的体悟。

　　张永新奉之为座右铭，而他创作的信条就是“蓄水”，竭力避免“跑冒滴漏”，这样出来的作品才会更扎实、饱满、圆润。

　　《觉醒年代》一声炸雷，收视如虹，赞誉如潮，大奖纷至，剧组全员无不自豪，“在那样一个时期，在我们当打之年，拍了一部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努力有一个满意答卷的作品，一部问心无愧的作品。”

　　时光杳然，欣喜过后，平静反思，张永新也有遗憾，“艺术作品没有完美，它们总是最大限度逼近我们所理解的完美，但永远做不到。现在我还常把这个片子调出来，反复看，挑毛病，比如有些机位可以设计得更合理，有些特技可以做得更精准，有些戏剧调度可以更自然……”

　　作品如孩子。“我特别希望我的孩子健康、可爱、美丽、活泼，以最好的状态展现于大家面前。可是，作品总有不足，包括创作者个人经验的欠缺，对历史认知的短板，甚或拍摄现场对突发情况的处理……回头再看，好似置身事外，看问题一目了然，更理性、更成熟、更客观。”

　　唐诗言：僧敲月下门。一个“敲”字，几经揣摩。张永新坚信一点，面对作品，创作者须反复推敲，反复咀嚼，反复雕刻，甚至反复批判。“在挑剔过程中，才能对不足有清醒认知，下次再拍，知道如何更好。反观自省，很重要，回溯创作，是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也是一种真诚的创作态度。唯有真诚，才是创作者手中最大权重，真诚是王道，是真理。”

　　现如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降低创作门槛，短视频成为一种人人可参与的内容表达形式，拥有数量庞大的潜在创作者。张永新深以为然，但他更明白一点，愈是如此，观众对影视作品要求愈高，“创作者必须拿出百倍精神、万分努力去做。现在的观众，尤其年轻观众，对一个剧的审美与评价，有时甚至比业内专家还要透彻。”

　　从年轻观众那里，张永新学会了“观剧与弹幕齐飞”，“弹幕善恶分明，第一时间反映观者态度：做得好，不吝赞美，不惜褒奖；做得不好，一针见血，直接拍砖，毫不留情。”

　　张永新笃信，年轻观众排斥的不是主旋律作品，而是粗制滥造，“影视是讲故事的艺术，真实是创作第一要义，悬浮、虚构、不严谨、不接地气，绝不可取，真人、真情、真故事，踏踏实实去做，才可能触动观众心灵。我们要记住历史，更要照见精神。今天，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体现出的应当是民族尊严、文化自信之来源。”

　　真情·抒怀

　　拍不够的大钊先生后背……

　　长城脊梁，惟余莽莽，大钊先生登高远眺，大地苍郁，山河壮阔……借助环轨，镜头缓缓绕至演员身后，阳光从镜前打过来，伴随他脸上浮现一抹微笑，字幕映出：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于北京，时年38岁。

　　这是《觉醒年代》尾声。一个微笑，意味几何？正如大钊先生台词，也是全剧最后一句台词：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大钊先生最终没有看到百年以后他所憧憬的那个中国，而今天的我们，正生活在他想象中的中国。”张永新慨叹道，“那一刻，他仿佛看到了百年后的中国，一如他之期冀。他的内心是温暖的、明媚的，甚至是带着幸福感的。”

　　塑造李大钊的演员张桐，体型高大壮硕，张永新特别愿意拍他的后背，不厌其烦地拍，“他的后背让人看起来特别温暖、敦厚、踏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写的顶天立地的人。历史资料，包括影像资料中，真实的大钊先生并不高，但我跟张桐说，你的身高不是短板，而是优势。大钊先生有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铁肩，就是魁梧宽厚的。所以，这成为我们拍摄的一个很好的独特视角。”

　　张永新走进过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内编号0001文物，是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刽子手残忍至极，数十分钟里，持续不断折磨……我们无法切身感知大钊先生经受了怎样的痛苦……”

　　他还研读过李大钊《狱中自述》，文尾有言：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

　　“先生临刑之际，还在惦念着那些书。当时他家里只有一块大洋，他是教授，月薪好几百元，但他把所有钱都给了受苦受难的人。他恳求刽子手不要毁了那些书，留给需要的人。这个世界对他如此不公，但他依然深怀一种大爱，一种信仰……”言至此，张永新哽咽，难继……

　　在他看来，大钊先生之精神便是中国之精神，一如北宋张载之“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份“自任自重”的气魄，实是宋代以来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鲜明写照。万物并流，砥柱中立，“觉醒”之人，皆然也。

　　剧中，辜鸿铭论述《中国人的精神》：“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那就是温良。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

　　何以温良？何以中国？张永新理解如是：我们中国人，在大时代洪流之下，每逢大事，每遇大难，总会携手同行，勇往直前，甚至视死如归。这也是《觉醒年代》想要传达的，正所谓大义与大爱。剧中人物的爱国之情，是真情，爱国之心，是真心，观众必然也会同频共振。

　　鲁迅曾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

　　年轻时，张永新对这句话理解并不深刻，后来他渐渐懂得并深深理解，“为什么鲁迅先生会被称作‘民族魂’，我以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百折而不挠，愈挫而愈勇。这是我自己的认知，我想把这种认知，用影像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

　　真章·寻迹

　　够不到的一只青花碗……

　　采访地点在北京歌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墙壁上贴着一张“红星照耀中国地图”（手绘版），张永新驻足，端详片刻……《觉醒年代》几乎原班人马打造之新剧《伟大的长征》，创作正酣，厉兵秣马。

　　马蹄声碎，雄关漫道，《伟大的长征》主创今年2月开启了“重走长征路”采风活动。一行人，足迹遍及江西、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等七省区十几个市、县，总程逾7000公里。接下来，他们将继续行走，走完那条举世无双的“地球红飘带”。

　　张永新第一次踏足江西瑞金，“以前只在书本或影视资料里看过，这次去了之后感受特别强烈。我们党的开创者，虽然身处那样简陋环境之中，但他们的胸怀、视野、格局，已然辐射全国，非常伟大。”

　　位于叶坪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旧址，毛主席住所旧址窗外，一棵大樟树静静矗立。它曾遭雷劈却又顽强存活，重现枝繁叶茂。当年，正是它替毛主席挡下一颗炸弹。“当时没有爆炸，如今还悬挂在树枝上……重回历史现场，对那段历史真的是一种全新的认知。”张永新感叹。

　　在他眼中，瑞金是一个青春浓烈绽放、青春力量高度汇聚的地方。“充满朝气，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带着这种心理感受，再看那山，那水，那树，体味迥然，感受全新。”

　　一路踏访，渺渺引人思。行至金沙江畔，因修建水库，当年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渡口，沉至水面以下数百米，已不复存在。立于江边，惊涛拍岸，千叠浩荡，水声直击耳畔，仿佛历史在回响。那一瞬，张永新内心震颤，“上世纪30年代，有那样一群人，他们筚路蓝缕地走着，用双脚一步一步走出了两万五千里。他们靠什么支撑？正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中最可宝贵的——中国精神，中国人的精神！”

　　他们还参观了湘江战役纪念馆。张永新脑海中时常映现一只摆于展柜橱窗的青花碗，这是当地2019年考古时，在一个红军战士集体牺牲的地方挖掘出来的。碗的旁边，大约30厘米左右地方，还有一具红军战士尸骨，呈仰坐态。据骨龄判断，他年龄约为十三四岁。专家做了合理想象分析：他坐着，奄奄一息，想喝口水，却没能够到这只碗。最终，他牺牲了，而那只碗，一直在那里……

　　后来，此地立起一座无名红军之墓。“我们在墓前鞠躬，深深致敬。那一刻，内心无比沉痛。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他是红军战士，他可能未必清楚知道长征意味着什么，但是他牺牲了，他不知道自己有多伟大！”张永新说，“从这个角度讲，长征之于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的岁月静好，是前人们用生命换来的。所以，面对历史的时候，我最想拍出的便是历史的温度——有温度，见真章，才更有感知；我也想拍出历史的距离——貌似遥远，但实际上与当下共呼吸。我想拍出历史的呼吸！”

　　真味·求索

　　飞向锅边儿的一勺白醋……

　　访前闲叙，张永新说他喜欢吃青椒炒鸡蛋。吃过太多，有一回令他惊艳，不同常味。求教厨师，觅得玄妙。做法本寻常，只是临近起锅，沿着锅边儿淋上一勺白醋，俗语“飞点儿醋”……

　　一个“飞”字，传神备至；一丝“醋”味，升华味蕾。张永新连连称妙，颇为感慨。其实，艺术创作很多时候不就是因了一股子意蕴神髓，而万顷波中得自由么？！

　　中学时代，张永新便触摸到了经典影像的脉搏，一部《黄土地》，好似石破天惊，甚至坚定了他未来求索导演之路的决心，“这部影片是在我老家那个影剧院里放的，当时没多少人看，但我被深深震撼了，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拍！镜头里的天与地，黄河巨龙，真的具有一种诗情画意的美。”

　　后来，这部影片他看了几十遍，还看了《老井》《红高粱》等众多优秀国产影片。“它们打开了我对一个世界的想象，我这才知道，什么叫写实，什么叫写意，什么叫中国诗意，什么叫东方美学……这些观念，基本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形成的。”

　　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张永新开始接受一套严谨的戏剧体系训练，“我们导演系学生都要拉片，看一些经典作品，老师帮我们逐帧做镜头分析，包括经典戏剧理念。实话实说，那时我对理论的认知，包括对戏剧核心层面的理解，都还比较浅陋。”毕业后，他开始跟剧组，在实践中摔打，跌倒，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甚至有的阶段自信心跌至谷底，苦闷至极。

　　经年锤炼，他慢慢领悟，渐渐参透，“面对一个题材，尤其当你独立执导，充满表达欲望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有效的方法论，其实还是学校里老师教的那些最基础、最经典的理论体系，只是当时不懂而已。现在我也不敢说我都懂了，只是比早年要融通了不少。”

　　张永新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需要注入创作者的生命感知，精气神是核心，写实也好，写意也罢，表现派也好，实验派也罢，用何种技术手段、技术特效都可以，但最根本的基石是对世界的认知，对生命的体认，对人之喜怒哀乐的真实表达。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闲时喜游，一地停留，张永新常发思古之幽情。有回开车经过安徽灵璧县，垓下之战的古战场。十面埋伏，战马嘶鸣，四面楚歌，项羽战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从高速公路下来，他把车停在田间地头。正值端午前夕，麦浪已熟，但未收割，夕阳染红了西边的天空。立于微风之中，一种独特的气味扑鼻而来，有麦熟之香，又裹挟几分泥土之腥。他望向远处，金戈铁马不复在，霸王别姬千古传，“遥想当年汉军高唱《十面埋伏》的阵势……那山，可能就是虞姬惊鸿一瞥时的山吧？这是我作为小文人的一点小心思，但折射出的是什么？是我们可以有无数可能，去感知历史，去品鉴生活，去发现美好。”

　　还有一次，他开车看见一块路牌，上书二字——渑池。廉颇、蔺相如的故事，以路牌的形式，牵扯着历史的衣袂，浮呈在时光的角落。“每当此刻，我都有一种感受，大历史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关键是如何走近它，触摸它。我们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但怎么传承，怎么传承好，以什么样的心态、认知、视野，去看待我们的历史和传统，需要认真思考。”

　　文脉悠悠，弦歌不辍，鉴往知来。张永新内心秉持一点，艺术创作者应具备“海绵式的吸纳”，上善若水，悄然汲取，博采众长。“看一本书，赏一幅画，听一段古曲，看一部戏剧……我们都能从中看到自己，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这是一个迂回的、螺旋式的过程，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加，愈显丰赡，艺无止境，永远在路上……”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描摹张永新，不无熨帖。躬耕事业，他心有气象，胸有丘壑，研精储思，欲臻其妙；徜徉生活，他静守时光，蔼然待人，至味清欢，意气骏爽。恰如他吟出的辛弃疾那首《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