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自平城时期,衣冠制度效法西晋,迁都之后,孝文帝对汉文化的普及、对南人的重用造成了对南方文化的推崇,除建筑、衣冠、礼乐、文学之外,多有对南方文学的艳羡及步尘。江左文人如颜延之、谢灵运等都在北朝享有盛名。
在书法上,北魏的碑刻及墓志的书写者,都是精英文人或为精英文人所包围。北魏推行汉化,十六国大乱以来流落北方的士族,就正好满足了拓跋氏政权对文化,包括书写文化的需求。那么,“南书”最初是如何“北传”?
理论上,任何北投的南士,都有可能将南朝王氏的行楷书风或多或少地带到北方。但是,这位人士北投的时间必须是在孝文帝迁都,即太和十八年(494)前后。此人也必须有条件直接接触南朝王氏的行楷书风。但这些书迹的主体多被收入南朝王室和士族,极少在社会上流通。同时,要影响一代精英文人,此人还必须有足够的资历和地位,出自南朝的最高门第。
孝文帝迁都前后,史书记载的北投人士虽然不少,如善书的李思穆、刘宋王孙之刘英武等,但这些士人因为身份、地位、职能和地理位置的关系,直接接触王氏行楷书迹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使会对南书北传造成一定的影响,促成字体的楷化,且直追琅玡王氏行楷书风的倾斜角度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最可能尚有琅玡王氏一门法书真迹的,只能是琅玡王氏和其他与王氏书信往来的士族。就是说,王氏的书风只能通过南朝皇族、王氏族人和其他高门贵族带到北方。
琅玡王氏后人王肃
事实上,确实有一位琅玡王氏后人在孝文帝迁都之初,来到了北魏充当了书法的“传法人”。这人就是在北魏官至尚书令的王肃(464—501)。
我们先来了解王肃的家族史和个人经历。《魏书·王肃传》云:
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司马衍丞相导之后也。
从族谱来看,王肃是晋丞相王导之后,是引领中国书法史千年不衰的王羲之、王献之的晚辈族人。王肃的高祖,是王导的从孙,王洽的从侄王穆。王洽本人能书之外,还有两个杰出的儿子,一个是书法才能超群而早逝的大书法家王珉,另一个是东晋官至尚书的王珣,两位都是王穆的从兄弟。王氏在书史留名的族人,绵延不绝。与王肃时间相重合而书迹尚有流传者也不少。如在《淳化阁帖》中有王僧虔、王筠的书写遗址,《万岁通天帖》中有王僧虔、王志、王慈等的书写遗迹。王肃的妻子陈郡谢氏为大文学家谢庄之女。而谢庄的高祖谢韶是谢万的儿子。谢万的哥哥,就是书法被米芾称为“真宜题子敬尾也”的谢安。谢庄“善谈论,工书,属文”,与王僧虔交游甚善,《淳化阁帖》中还收录有谢庄之《昨还帖》。
现存唯一的晋人琅玡王氏真迹,即王珣的《伯远帖》,其与《元桢墓志》在点画形态上有类似性。重要的是,《伯远帖》的收信人虽有争议,然没有争议的是其中的“伯远”为王珣的从弟王穆,字伯远,王穆正是王肃的高祖。
《魏书》中没有关于王肃书法才能的记载,但作为琅玡王氏的后人并谢氏女婿,其书法本有家学无疑。王肃又与书史有名的从祖王僧虔,从叔王志、王慈在时间上都有重合,且王谢家族聚居乌衣巷,时相往来,相互熏染,其书学的才能,虽或史不见彰,也必有深厚基础。王肃的长女王普贤的墓志则专门提到了她“妙闲草隶”。王普贤景明二年(501)随母亲谢氏北投时,已经十四岁,旋纳为世宗妃嫔,其学书当是家学。
家学传统和南朝门阀制度的相对稳定,使琅玡王氏及谢氏应当收藏有祖辈传下来的琅玡王氏及谢氏一门的书法真迹。这些真迹,王肃不仅有可能接触,甚至可以完全占有。这些史实将王肃在南书北传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放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
王肃北投
王肃在太和十七年(493)因为父亲王奂及兄弟被南朝齐武帝萧赜所杀而投北,至景明二年(501)去世,一共不过八年。
《魏书·王肃传》记载,王肃于太和十七年(493),也就是孝文帝迁都的同一年北投。投魏之前,王肃在萧齐已历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等职,此为高门子弟入仕的常规途径。这些经历为他的知识储备,和接触曾在朝中任职的琅玡王氏的书迹,甚至皇家的法书收藏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洛阳伽蓝记》中说王肃“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也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南朝高门子弟的标配。
王肃北投的过程和被孝文帝引见之前的经历,可以从史籍中构建出来。
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三月(南齐武帝萧赜永明十一年,493),王奂在雍州为萧赜所杀,殃及其同在雍州的儿子彪、爽、弼和女婿殷睿,殷的遗腹子以外曾祖王僧朗启武帝得免。王肃当时应在建业就职,其投北当在此后不久。
王肃投北的历程,可以说,是一个播洒魅力、传播文化的历程。
王肃投魏的第一站是悬瓠,即今河南之汝南,在洛阳南六百里,是当时南北相争的要冲。按唐人许嵩《建康实录·卷十六》云“肃初为道人(和尚)奔虏”,十分狼狈。经过悬瓠之时,“羁旅穷悴,时人莫识”,只有一位叫刘模的以礼待之。刘模于太和初年任中书博士,是为王肃所折服的第一位北魏精英文人。
因琅玡王氏名动天下,时在邺城的孝文帝元宏知道王肃北投时,大喜过望之外,也不敢轻易置信,便安排另外一位投北文人成淹作了一场“面试”以验明正身。成淹为王肃言辞风度折服并“还奏言实”。在前往邺城见孝文帝经过朝歌古城时,王肃、成淹以“殷之遗民”谐谑争锋,王肃语虽困而风度翩然。
王肃北投的目的是要为父复仇。孝文帝见王肃的当天,王肃即“陈伐齐之策”,而孝文帝正有一统天下的抱负,君臣十分投机,不觉“促席移景”,后“器遇日隆,亲旧贵臣莫能间也”,以至于王肃“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这一“玄德、孔明”之会,按《资治通鉴》的记载为太和十七年(493)十月癸卯。
史载此次孝文帝在邺城一直住至太和十八年(494)正月,然后再次南巡至洛阳。应当是孝文帝这次在洛阳期间,王肃会见了一批深受孝文帝器重的北朝精英文人,其中包括了时任中书侍郎的刘芳。刘芳《魏书》有传,为名门之后,年轻时以穷困曾“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即为僧人们抄经而达到小康。刘芳还曾为著名的《吊比干文碑》注解,上表孝文帝。
刘芳与王肃的交好,是因为在孝文帝的宴席上,王肃和刘芳对一个非常冷僻的学术问题产生争论,就是古代男子是否簪发(笄)。王肃输掉了辩论,在离开宴会时“执芳手曰:‘……顿祛平生之惑。’”这一次的宴会所在地是洛阳自东汉以来的一个皇家花园华林园。“笔迹称善”的刘芳遇上琅玡王氏后人,谈论书法在所难免。而刘芳的侄儿刘懋,“聪敏好学,博综经史,善草隶书,多识奇字”。刘芳若从王肃处接受琅玡王氏书风,再由刘懋传其余绪,当不在意外。
王肃应当在孝文帝此次南巡前已到达洛阳,或已受命“始制礼仪”。很可能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王肃参加了《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新都的规划和设计,不免会和孝文帝任命的重建洛阳的主事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合作,共事之人甚至可能包括如蒋少游这样因巧艺而被拔擢的人士。将作大匠负责所有的皇家建设工程,皇家制碑之管理,或也在其职责之中。
《资治通鉴》中记载王肃“寻除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这里的“大将军”为刘昶,为刘宋宗室,宋景和元年(465)因被诬谋反而北投,其任大将军在太和十八年(494),王肃任其长史。故辅国将军是王肃在此之前的职位。王肃被任命为刘昶长史,还牵涉到上面已经提及的善书且曾为皇室书碑的名门博陵崔氏的崔挺。崔挺原是“大将军长史”的候选人,因为崔挺“以疾辞免,乃以王肃为长史”。
自此,王肃多在外征战。太和十九年(495)正月,授平南将军征讨萧鸾于义阳。凯旋回京之日,孝文帝诏有“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之语。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去世,“高祖崩,遗诏以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征肃会驾鲁阳”。
王肃北投之后,其妻谢氏出家为尼。后携二女一子投王肃,时王肃已尚孝文帝之妹陈留长公主,王肃乃造正觉寺为谢氏栖身之所。
王肃于景明二年(501)七月去世于寿春任上,年仅三十八岁,《魏书》称其“远近归怀,附者若市,简绝声色,终始廉约”。
王肃的文化影响
王肃受到孝文帝的重用,加上王肃的高贵门第和才华能力,自然而然会对一批精英人士的生活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王肃起初不吃羊肉和奶浆,只吃南方的鱼羹和茶,后入乡随俗也多食羊肉和奶浆,在孝文帝问及时并称茶为“酪奴”。王肃的好饮茶在北方无形地推动了“茶文化”,如“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
当然,还有仰慕王肃者,死欲葬于其侧,如任城王元澄,长史、尚书左丞傅永“远慕杜预,近好李冲、王肃,欲葬附其墓”。
文学史上有名的,更有王肃与彭城王元勰赌诗故事,抄录于下:
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云:“王公吟咏情性,声律殊佳,可更为诵《悲彭城》诗。”肃因戏勰云:“何意《悲平城》为《悲彭城》也?”勰有惭色。莹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见耳。”肃云:“可为诵之。”莹应声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肃甚嗟赏之。勰亦大悦,退谓莹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
这里王肃吟诵了一首《悲平城》,彭城王元勰听了很受用,想请王肃再吟诵一遍,却说成《悲彭城》。王肃抓住机会开了一个玩笑,而祖莹的急智为元勰挣回了面子。这里“莹”即祖莹,文学家,任北魏国子祭酒、尚书左丞等职。
史籍记载,王肃对北魏朝廷礼仪制度等的改革和都城洛阳的新建也有根本性的贡献。其对北魏礼仪的贡献,未久就成为历史上的美谈。梁太清二年(548),名士、文学家徐陵出使东魏,适逢天气奇热,东魏负责接待的魏收嘲讽徐陵说炎热是老天对徐陵的接待,徐陵反讽说“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此话成为美谈名谈。
王肃对北魏书风的影响
在碑刻单字倾角突变的观察外,我们所关心的有关王氏书风的传播的记载,则和孝文帝迁都的另一位坚决支持者任城王元澄有关。魏收记录的元澄和王肃的关系,除上面提及的元澄长史傅永仰慕王肃之外,只有孝文帝死后元澄抱怨王肃被重用,并诬告王肃谋反一事。但《魏书》记录了元澄的儿子元顺的一件事,即以《王羲之小学篇》为学习的启蒙:
彝兄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这是王羲之的名字唯一一次出现在《魏书》中。提到的《王羲之小学篇》,与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中提到的《王羲之小学章》或是同一本书。
在时间上,元顺出生于太和十年,也就是公元486年。元顺九岁时正是太和十九年(495),其时王肃北投未久。在举国上下以《急就篇》为启蒙字书的环境下,独有一位亲王的儿子在王肃投北未久,采用南方字书启蒙。这当然不是一个巧合。最有可能的就是,王肃将这本《王羲之小学篇》带到了洛阳。
王肃当然还带了别的图书文件。“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之事,详载于《南齐书》,也为新近出土的《李璧墓志》确认。南朝参与处理此事的,是王肃的族兄、“竟陵八友”之一的王融,王肃当然知道此事。既知北方对书籍的渴求,推想王肃北投时所携带的,会有一批他认为最可能对北魏朝廷有用的书籍和能够证明他身份的文件,其中或包括了祖上和同辈琅玡王氏子弟的书信,甚至可能包括了羲之、献之等历代琅玡王氏手迹,和《王羲之小学篇》这样的图书。王肃在悬瓠为刘模接待,后又为成淹所接受,或许也依赖于他所携带的这些书籍、简札。
王肃也可能传播了南方的墓志文化。徐冲根据历史记载对《二冯墓志》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之后,锁定了王肃在北魏墓志文化中的角色。冯诞、冯熙的下葬时间相差不过半年,其墓志的文辞结构却有本质性的区别。
《冯熙墓志》中,题、志序与铭辞三部分俱全,文辞华美,是北魏成熟墓志的标准配置。而早半年的《冯诞墓志》,既无志题,亦无铭辞,与平城时代的墓铭、墓砖更为接近。这一变化的根源,来源于南朝早已成熟的墓志文化的冲击。事实上,《冯熙墓志》在文辞结构上,与永明五年(487)的南齐《刘岱墓志》更为接近。从此以后的北魏墓志,都是《冯熙墓志》的体例而愈加完善。徐冲认为这一变化的契机正是王肃的入北。王肃的岳丈谢庄,如上章所论,也正是南方墓志文化的开山人物之一。
王肃去世后,先后入北的王肃之弟王秉,及其侄子王诵、王诩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在洛阳体的延续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总结上面的材料,我们可以推想,琅玡王氏的声望,加上王肃个人的才能,并他投魏所携带的文件书迹,甚至他自己的书写,都可能将南方的琅玡王氏书风,最为直接地介绍到他所接触的北魏的精英阶层。而北魏精英士人笃于经典、文艺、书法,并参与实用碑刻书法实践中,在重碑的环境中,将这些书风与已有的碑刻文化相融合,带入已经为汉文化所熏陶的宗室及士大夫的碑刻中,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书法风气。
注:本文为李跃林《合璧:墓志中的南北朝书法体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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