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申
对于有着870年建都史的北京而言,数百年来,全国各地人才聚集于此,社会名流比比皆是。明清之时,在这英才荟萃之地,一些北京籍的人物也有不小的成就,其中就包括清代顺天府大兴县籍。彼时的大兴县所辖区域,相当于而今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大兴区等相当大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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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筠首先提议编纂《四库全书》 摄影:新华社 殷刚
刘献廷撰写《广阳杂记》
别号“广阳子”的刘献廷生活在顺治、康熙年间,其父亲是太医。刘献廷的人生经历,可被视为清初学者“励志”的范本。
少年求学之时的刘献廷,由于用眼过度,使得一目致盲。此后未久,又因意外导致其左臂残疾。在明亡清兴的大背景下,刘献廷对清初统治者的施政抱有强烈的抵触。待清廷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退隐太湖洞庭西山多年的刘献廷,感到社会秩序渐趋稳定,最终放弃了反清的念头,转而将关注点放在各地民风、前朝逸事方面。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刘献廷应《明史》纂修总裁徐乾学的第二次邀请,进京参与编修《明史》。刘献廷以布衣百姓的身份参加修纂工作,他坚持不做朝廷的官员,不食朝廷的俸禄。好在徐乾学此时正得康熙帝的重用,从而能为他提供食宿条件。徐乾学赏识刘献廷,在于他们的治学观点基本一致。刘献廷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力求读书与做实事相结合。而这一思想的开创者,正是徐乾学的舅舅顾炎武。后来,徐乾学还邀请刘献廷参与《大清一统志》的撰写。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徐乾学被罢官解职,南归故里。刘献廷也随之离京。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寓居苏州的刘献廷,不幸身染重疴,暴疾而亡,年仅48岁。
刘献廷的成就,在于流传后世的《广阳诗集》与《广阳杂记》。《广阳杂记》的内容涉及“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等,以“杂”为特征,但所记翔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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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台阳图卷》(清)
黄氏兄弟“五子登科”
大兴黄村人黄华蕃的五个儿子在现实中上演了“五子登科”的一幕,分别是:黄叔琳(康熙辛未科探花)、黄叔琬(康熙己丑科进士)、黄叔琪(康熙乙酉科举人)、黄叔璥(康熙己丑科进士)、黄叔瑄(康熙癸巳科举人)。其中黄叔琳和黄叔璥名声最响。
黄叔琳自小就被身边人称作“神童”。康熙三十年(1691年),刚满20岁的他,以一甲第三名成为进士。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久经官场历练的黄叔琳,于朝野皆留下相当好的口碑。雍正在藩邸时,便久闻其名。登基之后,雍正曾多次召见黄叔琳。黄叔琳奏对得体,有才学,有见识,颇受雍正赏识。黄叔琳由此也成为朝廷里的“红人”。在不长的时间内,他先后出任内阁学士、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被委派典试江南。雍正二年(1724年),黄叔琳出任浙江巡抚。到任后,黄叔琳因惩治恶霸劣绅而遭人算计,进而被以受贿罪名免职、抄家,并被贬谪到浙江海塘堤上效力。由于黄叔琳无法自证清白,所以还要为海堤工程出资。此后多年,黄叔琳的人生历程一直被这件事的阴影所笼罩。雍正十年(1732年),黄叔琳得到赦免,得以重返京城。
黄叔琳著有《文心雕龙辑注》,该部著作被纪昀收入《四库全书》中。由于黄叔琳生长在北京,因此被称为“北平先生”。他的万卷楼故居,就在如今的铁树斜街,只是无法确认具体位置。
黄叔琳的兄弟黄叔璥也颇有作为,与他有关的文物,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这就是《巡视台阳图卷》。此图描绘的,是雍正年间巡台御史巡视台湾的情景。
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发生朱一贵起义。事平后,清廷决定新设巡台御史一职。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起,每年由都察院请旨派遣满、汉御史各一员,前往台湾巡察,驻在台湾府城,任期一年。第一任巡台御史,满族官员为吴达礼,汉族官员则是黄叔璥。在巡台的两年间,黄叔璥几乎走遍了台湾各地,对台湾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撰写了《台海使槎录》,成为清代第一部有关台湾的重要历史文献。《台海使槎录》分《赤嵌笔谈》《番俗六考》《番俗杂记》三篇,对台湾风土、诸番、民俗、物产等多有记载。
帝师朱珪享殊荣
参观北京孔庙与国子监的游客,大多会去看看著名的十三经刻石。这组规模庞大的作品,是清代著名书法家蒋衡书写,由和珅、王杰、刘墉、彭元瑞等负责刻石保存的。当然,十三经刻石能够安置于国子监内,还得益于一位官员的首倡。此人名叫朱筠,顺天府大兴县人。他是乾隆朝的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
朱筠这辈子,基本上都在与各种文献资料打交道。他被授武英殿编修后不久,便参与修纂《平定准噶尔方略》。到了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逐步展开。而首先提出要修这样一部皇皇巨著的,便是朱筠。朱筠不仅编书,他还把自己收藏的珍贵书籍捐献出来。最终,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四库全书》中,收录了朱筠的私人藏书十四种,共三百三十二卷。
除此之外,朱筠在担任安徽学政期间,还校订并重新刊印了《说文解字》。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供职于四库馆的朱筠,还协助于敏中等人编撰《日下旧闻考》。
朱筠确有才学,而他的四弟朱珪更胜一筹。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被授翰林院侍讲学士、上书房行走的朱珪,成为了皇子顒琰的师傅。多年之后,当朱珪去世时,嘉庆帝亲自临丧,并亲往西山赐奠。
正因为朱珪的身份特殊,他才会卷入种种政治漩涡之中。乾隆帝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任命朱珪兼署两江总督。待嘉庆帝即位后,打算将朱珪调回京城,出任内阁大学士。然而,和珅却在请示太上皇之后,成功地将朱珪拦截于外。后来,朱珪更以“缉捕闽浙沿海广东海盗不力”遭到弹劾,降为安徽巡抚。
太上皇一死,嘉庆帝便急不可待地让朱珪进京。而权倾朝野数十年的和珅,则走到了人生末路。作为嘉庆帝股肱之臣的朱珪,此后历任吏部、户部尚书,兼任上书房总师傅,后又担任内阁大学士一职,被赐府邸于西华门外。
嘉庆十二年(1807年)朱珪病逝,被追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真真假假看世界
许多年前,一部名为《镜花缘》的动画作品风靡全国。里面所展示的海外“奇风异俗”,至今仍令人回味。其实,《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就是顺天府大兴县人。他从没走出过国门,其到达的最远地方,也不过是江苏省。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年纪尚轻的李汝珍,跟着时任海州盐课司大使的兄长李汝璜赴江苏,在海州一住二十年。海州是个盛产“神话”的好地方,这里曾给《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灵感。自嘉庆十五年(1810年)开始,李汝珍创作了小说《镜花缘》。这部以武则天时代为背景的小说,叙述了百名花木化身的才女在海外的传奇经历。《镜花缘》中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女儿国”中所发生的故事。在那里,妇女掌握着统治权,男人则需留在家中,涂脂抹粉,还要缠足。李汝珍的作品,与其说是“奇闻异事”,不如说是一部辛辣的讽刺小说。
与李汝珍虚构的海外经历相比,顺天府大兴县的徐松则真正地了解外部世界。
徐松祖上是浙江上虞人,幼年随父亲定居京城,落户大兴县。他于嘉庆十年(1805年)考中进士,继而在殿试中获二甲第一名。自此以后,徐松先后做过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
到了嘉庆十五年(1810年)八月,备受赏识的徐松得到提督湖南学政的差事。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多之后,御史赵慎畛上书参劾徐松“卖书渔利,纵容家仆扰乱考场,割裂出题,以致士论沸腾”。嘉庆十七年(1812年)三月,徐松被发配伊犁,那一年,他只有32岁。
才华出众的徐松很快得到了伊犁将军松筠的赏识。嘉庆十八年(1813年),也就是徐松到达伊犁半年之后,受松筠之托,他开始编纂《伊犁总统事略》。与此同时,徐松也开始了《西域水道记》和《汉书西域传补注》的撰写工作。
七年之后,也就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初,徐松获释返京。就在他归来前后,嘉庆帝去世,道光帝即位。一直赏识徐松的伊犁将军松筠,将《伊犁总统事略》进献给道光帝。道光帝读罢大为赞赏,进而御制序文,赐名《新疆识略》,并传旨由武英殿刊行。道光帝召见徐松,详细询问疆地的情况。徐松对答如流,道光帝十分满意,随即授其内阁中书之职。这一幕,犹如汉武帝遇张骞、唐太宗遇玄奘一般。
正因道光帝的“恩遇”,使得徐松在京城士人中的地位陡然上升。边疆史地学,也自道光朝渐成京城“显学”。自此之后的咸丰、同治、光绪三朝近三十年时间内,京城出现了以徐松为前驱的西北舆地、蒙元史研究的集体。晚清学术大家张穆曾经说道:“徐松先生从塞外归来,名气越发大了。京城内外的文人学者,都感到与徐松相见太晚了。每每与诸多文友食羔羊肉、吃炊饼,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徐松先生都把讲述西北边外地理作为乐事。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处于患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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