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奥本海默预感他的未来潜伏着某种重大灾祸|奥本海默_新浪财经

诺兰执导的最新电影《奥本海默》将于8月30日在中国大陆公映。该片改编自曾获2006年美国普利策奖的《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一书。近日，该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再次引进，重新翻译出版。从20世纪初奥本海默在纽约上西区度过的童年时光到1967年他离开人世，这本传记追溯了奥本海默的一生，记录详实。在本书长达25年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参考了成千上万份文献记录，它们来自美国国内外的档案资料和个人收藏。本书还参考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奥本海默自己留存的大量文件，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超过25年的对奥本海默的监视活动中积累的数千页记录。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其中部分内容。

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

我们就像一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每只都有能力杀死对方，但这也会赌上自己的性命。

——罗伯特·奥本海默，1953年

长久以来，奥本海默一直有种隐隐的预感，他未来的人生中潜伏着某种重大的灾祸。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天，他读了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丛林猛兽》，这是一个关于执迷不悟、自负之苦和人生谶语的故事。这个故事让奥本海默“目瞪口呆”，他马上给赫伯特·马克斯打了电话。赫伯特·马克斯的遗孀安妮·马克斯回忆说：“他非常急于让赫伯特也读读这篇小说。”詹姆斯笔下的主人公约翰·马丘邂逅了一位多年前相识的女人，她记得约翰透露过他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纠缠：“你说很早以前在你内心最深处就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你迟早会遇到某种罕见的、奇怪的，可能是令人惊骇的事情，这种预感和信念深入你的骨髓，而且你觉得这件事可能会将你吞没。”

约翰·马丘承认，不管这件事是什么，它都还没有发生，但是他说：“它还没有到来。只是，你知道，我活着并非要做什么，我不想在这世上取得成就、令人仰慕或受人钦佩。我可不是那种浑蛋。”女主人公又问：“你只能去承受这件事吗？”马丘回答说：“是的，我想我只能等待，我必须经历、面对、见证它突兀地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一方面，它可能让我失去理智，也可能将我彻底摧毁；另一方面，它也许只改变我周遭的一切，将我的世界连根拔起，留我面对残局……”

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奥本海默就一直生活在一种奇怪的感觉中，似乎总有一天他自己的“丛林猛兽”也会出现，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这些年，他知道一直有人在追捕他。如果说有一头“丛林猛兽”在等着他，那就是刘易斯·斯特劳斯。

1953年2月17日，大约在约瑟夫·温伯格被判无罪前6周，仍在不安之中的奥本海默依然在纽约发表了一次演讲，内容基本上是他和邦迪最近递交给刚执政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裁军报告，但他没有提及报告中保密的内容，演讲的主旨依然是敦促对核武器采取“开诚布公”的政策。据历史学家帕特里克·J.麦格拉思说，虽然奥本海默这次的演讲事先争得了艾森豪威尔的同意，但他肯定也意识到此举会激怒他在华盛顿的政敌。他选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发表演讲，正是因为该委员会精英云集，他的话无疑会在华盛顿的军界和决策圈内部引起强烈反响。那天在座的有很多外交政策界的杰出人物，如年轻的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尤金·迈耶、《纽约时报》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和库恩-洛布投资银行的本杰明·伯滕威泽。那天晚上在场的还有刘易斯·斯特劳斯。

《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

奥本海默的好友戴维·利连索尔介绍他出场，奥本海默首先提到他演讲的题目是“核武器与美国政策”。听众发出了礼貌的笑声，他也承认这是一个“胆大妄为的标题”，但他恳请听众原谅，因为“不用如此宏大的题目，就无法明白无误地传达他的想法”。

他接着说，因为几乎与核武器有关的一切都属于机密，“我必须在不泄露信息的情况下揭示这一问题的本质”。他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有“大量证据证明苏联对美国怀有敌意，而且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政权日益壮大”，美国不得不对此有所应对。核武器在冷战中只有一个简单的作用，正如美国决策者所总结的：“让我们保持领先地位。让我们确保自己领先于敌人。”

谈到这场竞赛的现状时，他报告说，苏联已经进行了三次核爆炸，而且正在生产大量的裂变材料。他说：“我想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但我不能这么做。”不过他说他可以透露自己对美苏差距的粗略估计：“我认为苏联大概落后我们4年。”这听起来可能让人略感安慰，但在评估了广岛核爆炸的影响后，奥本海默说双方都明白这类新武器会变得更加致命。他隐约提到了导弹技术，称技术的发展很快就会带来“更先进、更灵活、更难拦截”的运载工具。奥本海默说：“这一切都在进行之中。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清楚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这些信息也许不是确切的数字，但应该是可量化的，最重要的是要足够权威。”

想了解这些问题就离不开事实，但这些事实都是机密。“我不能讲这些，”他说，这等于再次强调保密是一个让人无法摆脱的重担，“我只能说，我与很多人坦率地讨论过这些问题的前景，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政府官员，凡是有责任心的人在认真地看待这些事实后都会感到焦虑和忧郁。”他表示，展望未来10年，“虽然苏联目前落后我们4年，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第20000枚核弹……并不能从根本上抵消他们的第2000枚核弹带来的战略威胁”。

奥本海默没有透露具体数字，但他说美国的核武器储备正在迅速增加。“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我们有权自由使用这些武器，而且众所周知，我们有使用这些武器的计划。还有一点也广为人知，那就是该计划包括在对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初步的、持续的战略进攻时必然要动用核武器。”当然，简而言之，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争计划就是在一次种族灭绝式的空袭中将数十座苏联城市夷为平地。

奥本海默接着说，原子弹“是人们心中唯一能避免一场欧洲大战变成另一次大规模朝鲜战争的武器，只有这样，战事才不至于连绵不绝、令人苦不堪言”。然而，欧洲人“对这些武器的性质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要用多少这样的武器，以及它们会被如何使用，又有什么后果”。

《奥本海默》剧照

他指责道，核领域的保密政策导致社会上充斥着谣言、臆测和蒙昧无知。“如果出于保密和担心，只有少数人知道（那些重要事实），我们就无法应对得当。”前总统杜鲁门当时对苏联正在发展的核武库可能危及美国本土的说法嗤之以鼻。奥本海默尖锐地指出：“美国前总统在听取了有关苏联核实力的简报后，竟然公开质疑从这些证据中得出的所有结论，这真令人不安。”奥本海默还嘲笑了“防空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因为就在几个月前，这位官员还说：“我们的策略是要保护我们的打击力量而不是整个国家，因为后者任务过于艰巨，它会干扰我们的军事报复能力。”奥本海默总结道：“当了解事实的人找不到可以讨论的人，当事实保密到无法集思广益时，才会出现各种愚蠢之举。”

奥本海默总结说，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开诚布公”。华盛顿的官员们必须对美国人民说实话，告诉他们那些敌人已经掌握的关于核军备竞赛的情况。

这是一次相当有见的也极其大胆直白的演讲。奥本海默一再发现他无法直接说出那些最基本的事实，即便如此，他依然像一位先知先觉的婆罗门僧侣一样揭示出了那个最根本的秘密：任何国家都别想指望在真正意义上赢得一场核战争。他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会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两个大国都有能力终结对方的文明和性命，但这样做可能会搭上自己的性命”。然后，奥本海默又平静地补充道：“我们就像一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每只都有能力杀死对方，但这也会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比喻，所有听到的人都大吃一惊。

当时，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具挑衅性的演讲了。毕竟，新政府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公开主张以大规模报复为基础的国防原则。然而，作为原子时代之父，奥本海默却在这里宣称美国国防政策中有一些基本认识纯属愚昧无知；作为美国最著名的核科学家，他呼吁政府公布此前一直严守的核机密并开诚布公地讨论核战争的后果；作为一位广为人知的普通公民，他拥有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却斥责国家的战争计划讳莫如深。当奥本海默的言论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门传开后，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刘易斯·斯特劳斯更是怒不可遏。

但是，奥本海默的演讲给在场的大多数律师和投资银行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读到讲稿时也被其中提到的“开诚布公”所吸引。作为一名退役军官，艾森豪威尔完全理解奥本海默为何将两个大国生动地比喻为“瓶中的两只蝎子”。艾森豪威尔看过裁军问题小组的报告，他认为这份报告考虑周详且非常明智。艾森豪威尔在白宫有一位名叫C.D.杰克逊的得力助手，他也曾是出版商亨利·卢斯的左膀右臂，对核武器疑虑重重的艾森豪威尔曾对杰克逊说：“核武器对那些主动挑衅和发动突袭的人有利，美国永远不会这么做。请容许我指出，在核武器出现之前，我们从未对任何国家有过这种歇斯底里的恐惧。”在执政后期，艾森豪威尔对一群鹰派顾问实在忍无可忍，他尖刻地抨击道：“你们不能发动这样的战争，没有那么多推土机铲走街上的尸体。”

有一段时期，新总统似乎受到了奥本海默的观点的影响。但是，1953年1月，曾为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慷慨解囊的刘易斯·斯特劳斯被任命为总统的原子能顾问。然后，在7月，他被擢升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这显然与他的慷慨解囊有关。

奥本海默主张公众应该了解美国核武库的性质，核战略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毫无疑问，斯特劳斯对上述观点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公开透明除了能“让苏联间谍无须再劳神费力”，一无是处。所以，斯特劳斯现在想抓住一切机会让艾森豪威尔对奥本海默产生怀疑。这位总统后来还记得有人在他上任的那个春天告诉他，“奥本海默博士不值得信任”，他认为那个人就是斯特劳斯。

《奥本海默》剧照

1953年5月25日，斯特劳斯顺道拜访了联邦调查局总部，他与胡佛的助手D.M.拉德进行了交流。斯特劳斯计划在当天下午3点半去见艾森豪威尔。他告诉拉德，奥本海默几天后要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情况，他“非常担心奥本海默的行动”。而且他刚刚得知，奥本海默1943年聘用了戴维·霍金斯到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此人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此外，斯特劳斯还说，奥本海默宣布他将负担费利克斯·白劳德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薪水。费利克斯·白劳德是才华横溢的年轻数学家，但他父亲碰巧就是美国共产党的前任领导人厄尔·白劳德。斯特劳斯声称，他在检查白劳德在波士顿大学的记录时发现了一些问题。他告诉奥本海默，白劳德的任命必须经董事会投票决定。最终董事会以6票反对、5票赞成否决了这一提案，但那时奥本海默已经聘用了费利克斯·白劳德。当斯特劳斯对此提出疑问时，奥本海默声称他早就给斯特劳斯的秘书打过电话，并且告诉她，除非董事会另有意见，否则他将聘用费利克斯·白劳德。斯特劳斯被奥本海默的专横激怒了，他认为奥本海默此举只是为了给美国最出名的共产党员的儿子一个好位子。

最后，斯特劳斯告诉拉德，他怀疑奥本海默在1942年与苏联人有过“接触”——他指的是“希瓦利埃事件”，他还提到了奥本海默“据称延误了氢弹的研制工作”。鉴于这些情况，斯特劳斯问拉德，如果他当天下午向艾森豪威尔汇报奥本海默的背景资料，联邦调查局是否会有任何“反对意见”。拉德马上向斯特劳斯保证，联邦调查局对此没有任何异议。他说，联邦调查局已经将有关奥本海默的所有信息转交给了总检察长、原子能委员会和“其他对此感兴趣的政府机构”。

因此，斯特劳斯破坏奥本海默声誉的活动始于1953年5月25日下午他与总统那次的会面。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斯特劳斯“一次又一次找他汇报奥本海默的事情”。在这次会面中，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奥本海默参与原子能委员会的任何事务都会阻碍自己在该委员会的工作。”

在斯特劳斯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的前一周，奥本海默给白宫打电话说：“他急需见总统一下，并希望能尽快安排。”两天后，他被领进了总统办公室。在短暂会晤后，艾森豪威尔邀请他5月27日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情况。那天奥本海默还带上了李·杜布里奇，他花了5个小时演讲和回答问题。他提出了“开诚布公”的好处，也许是因为想起了1946年利连索尔领导的小组，他还敦促总统建立一个五人裁军小组。根据C.D.杰克逊的说法，奥本海默“迷住了所有人，只有总统除外”。艾森豪威尔诚恳地感谢了他的汇报，但在奥本海默离开房间时，他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也许艾森豪威尔正在权衡斯特劳斯两天前对他说的话，即如果奥本海默继续担任顾问，他就无法管理原子能委员会。根据杰克逊的说法，艾森豪威尔看到奥本海默“近乎是在对一群人进行催眠”，这让他感觉有点儿不安。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杰克逊，他“不能完全信任”这位物理学家。斯特劳斯的第一次攻击已经初见成效。

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在白宫的活动了如指掌，现在他要开始精心策划一场针对奥本海默的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亨利·卢斯旗下的《时代》、《生活》和《财富》杂志纷纷发文，猛烈抨击奥本海默及其他科学家干涉国防政策。1953年5月号的《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氢弹背后的斗争：奥本海默博士誓要扭转美国军事战略的故事”的匿名文章。作者指控道，在奥本海默的影响下，“远景计划”（外包给加州理工学院的防空研究）已经变成对“核报复战略是否道德”的质疑。作者援引空军部长芬勒特的话说：“科学家们想要独自解决如此重大的国家议题，这里面的问题很严重，因为他们不用对战争计划执行的成败负任何责任。”读了《财富》杂志的这篇文章后，戴维·利连索尔在日记中称这是“又一篇充满恶意且明显有人授意的攻击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文章”。

正如利连索尔那精辟的总结，这篇文章无非是想揭露奥本海默、利连索尔和科南特怎样阻止了氢弹的发展，而“斯特劳斯等人挽救了局面。从那时起，奥本海默就是一个怀揣阴谋的煽动者，他就是要阻挠空军战略轰炸部队成为我国的防御力量”。但利连索尔并不知道，《财富》杂志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该杂志的编辑查尔斯·J.V.墨菲，他是一名空军预备役军官，而且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合作者——刘易斯·斯特劳斯。

在遭到《财富》杂志攻击后不久，奥本海默、拉比和杜布里奇在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见到了C.D.杰克逊，他们一起讨论了这篇文章。随后，杰克逊向卢斯报告说，那三个人对这篇文章“愤怒至极”，他们将其称为“对奥本海默的无端攻击”。他还告诉卢斯，虽然当时他曾为该杂志的诚信和他们争辩过几句，但“我私下里觉得墨菲和詹姆斯·谢普利（《时代》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一直在参与一场毫无根据的反奥本海默运动”。

1953年6月19日，奥本海默关于“开诚布公”的演讲稿经白宫批准后发表在了《外交事务》杂志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报道，报道援引奥本海默的话说，如果做不到“开诚布公”，美国人民将被“说服放弃合理的防御措施”。他说，只有总统“才有足够的权威平息这些围绕核武器战略地位的吵嚷喧嚣，它们几乎全是谎言”。奥本海默竟然直言不讳地用了“谎言”一词。

怒火中烧的斯特劳斯急忙去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他认为奥本海默的文章“不仅危险，其中的建议更是要命”。但是，他惊讶地得知奥本海默的演讲稿已通过白宫的审核。总统读了奥本海默的文章，他的看法与文中论点基本一致。在7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他同意奥本海默提出的在核武器问题上需要更加“开诚布公”的观点。斯特劳斯向艾森豪威尔抱怨说，一些媒体将这一举动解释为“总统不仅全盘支持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最近提出的‘开诚布公’原则，还赞同公布我们的武器储备数量和生产速度，以及我们对敌军实力的估计”。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艾森豪威尔回应道，“你不该读那些家伙写的东西。我至少比你更有安全保密意识。”然后他补充道：“应该有人撰文修正奥本海默文章中的观点。”暂时得到安抚的斯特劳斯主动提出他可以写一篇文章。

奥本海默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到底应该告知公众哪些有关核武器的信息。这正是奥本海默的本意，他希望通过直言不讳地说明失控的军备竞赛给美国带来的危险，促使人们重新考虑是否应严重依赖核武器。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开诚布公”，只有这样，公众才会对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感到害怕。当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助手们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时，总统发现自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艾森豪威尔打算就“开诚布公”发表一次演讲，但在读完演讲草稿后，他对杰克逊说：“我们可不想把这个国家的人民吓得半死。”他告诉斯特劳斯，他想坦率地告诉公众核战争的危险，但同时还得提出某种“有希望的新方案”。

斯特劳斯并不同意这么做，但他圆滑地选择默不作声。令他越来越沮丧的是，艾森豪威尔似乎被奥本海默的一些想法所吸引，而斯特劳斯决心要让总统相信那些想法一无是处。1953年8月初，斯特劳斯和杰克逊一起喝了鸡尾酒，之后杰克逊在日记中写道：“斯特劳斯告诉我，他坚决否认他和奥本海默之间存在不和，而且除了不能公布武器库存的具体数字，他也不反对‘开诚布公’，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作为一位狡猾的官场内斗高手，斯特劳斯对杰克逊撒了谎。就在那个月，他偷偷与《财富》杂志的编辑查尔斯·墨菲合作，撰写了第二篇针对奥本海默的文章，严厉批评他呼吁对核秘密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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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似乎也有利于斯特劳斯。8月底，全国各地的报纸头条都刊登了“苏联试验氢弹”的新闻。在美国首次氢弹试验仅9个月后，苏联显然已经具备与之匹敌的能力。至少这是美国人民从报道中看到的说法。但事实上，苏联并没有在这次试验中取得报道中所说的技术突破：它既不是一枚真正的氢弹，也不是一件可以机载的武器。但是，整件事给人的印象是苏联的核武库可能会超过美国，这给了斯特劳斯更多的政治弹药来对付奥本海默呼吁的“开诚布公”。

最终，艾森豪威尔找到了他所谓的“有希望的新方案”，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计划，他建议美苏应致力于向全世界和平利用核能的电厂提供裂变材料。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了这一演讲，这次演讲起初获得了积极的反响，但是后来苏联方面并未做出回应。而且，对美国的核武器现状，总统也没有据实相告，他在演讲中没有提到美国核武库的规模和性质，也没提到其他有益于建设性讨论的信息。艾森豪威尔没有做到开诚布公，他只是为美国赢了一次短暂的宣传胜利。

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没有重新考虑核战略，而且在未来几个月里，他们在削减常规武器国防开支的同时开始进一步发展核武库。艾森豪威尔称这是他所谓的“新面貌”防御策略。政府已经接受空军的战略方针，即美国的国防将几乎完全依靠空军力量。“大规模报复”战略看似是一种廉价又能置敌人于死地的解决方案，但这其实是一种鼠目寸光的做法，它不仅会滥杀无辜，而且一旦付诸行动就是自寻死路。迪安·艾奇逊称其为“文字和事实上的双重欺骗”。阿德莱·史蒂文森尖锐地问道：“我们是否就只剩下坐以待毙或热核浩劫的两难选择？”事实上，所谓的“新面貌”其实是旧政策，它与奥本海默对新政府的期待背道而驰。

这一次刘易斯·斯特劳斯占了上风。核保密制度将继续执行，而核武器的数量将多到令人瞠目。奥本海默一度认为斯特劳斯只是惹人厌，不太会“碍事”，可是现在，由于共和党政府控制着华盛顿，斯特劳斯坐到了驾驶座上，他正用右脚把政治斗争的油门踩到底。

现在奥本海默和他的许多朋友都确信斯特劳斯是在针对他。7月，斯特劳斯就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后不久，奥本海默的密友兼律师赫伯特·马克斯接到了原子能委员会一名雇员的电话：“你最好告诉你的朋友奥比，让他关好舱门，准备迎接暴风雨吧。”

“我知道他麻烦缠身，”伊西多·拉比回忆说，“他这样已经好几年了……他一直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中……我知道他在被人追捕。”所以有一天拉比告诉他：“罗伯特，你可以给《星期六晚邮报》写一篇文章，告诉他们你的故事，包括你过去和激进组织的关系等，你可以要到一大笔稿费，这也能解决你的麻烦。”拉比认为，如果由奥本海默自己来讲出事情原委，并将其发表在受人尊敬的刊物上，公众就会予以谅解。作为一种公关手段，一篇坦率的自白很可能让奥本海默免遭进一步的政治攻击。但据拉比回忆：“我没能说服他。”

奥本海默另有打算。那年初夏，奥本海默、姬蒂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在纽约登上了开往里约热内卢的“乌拉圭号”轮船。作为巴西政府的客人，奥本海默计划在那里做几场演讲，然后在8月中旬返回普林斯顿。他在巴西期间，联邦调查局让美国大使馆监视那些接触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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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夏，当奥本海默悠闲地享受着巴西之行时，斯特劳斯正在亢奋地谋划着如何彻底消除奥本海默的影响力。6月22日，他到联邦调查局总部又与胡佛进行了一次私下会晤。斯特劳斯深知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华盛顿位高权重，他想确保他们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他们没聊两句，“海军上将”斯特劳斯就把话题转向了奥本海默。胡佛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他知道参议员麦卡锡打算调查奥本海默博士，虽然这位海军上将认为这项调查很有必要，但他也希望不要操之过急。”

事实上，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及其助手罗伊·科恩已于5月12日拜访过胡佛。麦卡锡表示，他想知道如果他的参议院委员会开始对罗伯特·奥本海默展开调查，胡佛会作何反应。胡佛向斯特劳斯解释说，当时他曾试图转移麦卡锡的注意力。他说，奥本海默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在美国的科学家中深受爱戴。他说自己曾告诫麦卡锡，对这样一位不好对付的人物进行任何公开调查之前，必须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麦卡锡表示他已经领会了胡佛的意思，他将暂缓奥本海默的案子。胡佛和斯特劳斯一致认为：“对于这个案子，不应只为了制造头条新闻就贸然行事。”

这时，斯特劳斯“极其秘密”地告诉胡佛，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最近向白宫递交了一封长达7页的信件，敦促艾森豪威尔政府阻止麦卡锡调查奥本海默。斯特劳斯当然知道艾尔索普是奥本海默的朋友，他是想让胡佛也明白这位科学家有一些有影响力的盟友。在这次会晤中，观点一致的两个人达成了共识，斯特劳斯离开时确信自己已经与这位有权有势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结成了同盟。除掉奥本海默的任务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那位滑稽的、追求轰动效应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这件事需要周密的计划和高超的手段。

与胡佛见面后，斯特劳斯回到了他的办公室，他给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写信，敦促他如果麦卡锡发起对奥本海默的调查一定要予以阻止。他写道，如果麦卡锡这么做那将是“一个错误”，“首先，有些证据站不住脚；其次，不应在麦卡锡委员会进行这种调查，而且现在还不是时候”。斯特劳斯会精心策划他自己的调查。

1953年7月3日，斯特劳斯正式就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新共和》杂志报道说“他就像战舰舰桥上的海军将官”一样指挥着这里。斯特劳斯发现即将退休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安默许了奥本海默的请求，将他的顾问合同又延长了一年（以便他能为“开诚布公”政策继续游说）。这让斯特劳斯马上进入了战斗状态，他第一步先让胡佛通过专人给他递送了一份文件，该文件是联邦调查局对奥本海默调查的最新总结报告。到那时，奥本海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已经有好几千页。仅1953年6月的那份总结报告，单倍行距打印就有69页之多。拿到报告后，斯特劳斯毫不迟疑地以检察官一般的热情开始研究。

在艾森豪威尔上任前后，斯特劳斯一直与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年轻的办公室主任威廉·L.博登保持着联系。博登与斯特劳斯一样，对奥本海默疑心重重。博登是民主党人，在共和党赢得参议院控制权时，他失去了工作。然而，他对奥本海默一直穷追不舍，博登为此撰写了一份长达65页的报告，追查了奥本海默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他写道，在美国没人像这位科学家一样掌握了如此多的本国军事外交政策的“翔实数据”。博登在报告中回顾了奥本海默战后的各种活动，他试图阐明奥本海默究竟对华盛顿的决策者有多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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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最近的7天时间里……奥本海默博士与孟山都化学公司总裁查尔斯·托马斯博士讨论了工业利用核能的问题；奥本海默博士与国务卿在后者位于马里兰州的农场共进午餐，讨论了与1952年秋埃内韦塔克环礁核试验有关的外交政策；奥本海默博士与空军部长会面，讨论了战略轰炸与战术轰炸的优劣及其他问题；奥本海默博士会见了来访的法国官员代表团，讨论国际核管制问题；奥本海默博士与总统进行了交谈，还去见了1952年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史蒂文森州长；奥本海默博士可能从W.C.彭尼博士那里获悉了英国核弹研制的细节，彭尼博士是英国武器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相当于洛斯阿拉莫斯，而奥本海默是美国唯一了解这些消息的人……人们普遍认为奥本海默博士既充满活力又富有魅力，他口才极好，再加上他还在科学家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他在参加会议时经常占据主导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