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汉宣帝：西汉中后期时人对汉宣帝形象的层累建构_新浪财经

“孝宣情结”的缘起，除孝宣政治外，亦受到西汉时人层累建构的汉宣帝中兴形象的影响。刘秀以前汉宗室的身份起兵，高举光复大旗，最终重建汉朝。于新生的东汉而言，光武此举实属创革，但因其自觉承绪西汉，以至“中兴”成为东汉士人政治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这一政治话语的自我认同驱使士人与和光武相似，起于民间，有中兴之功的汉宣帝产生了共鸣。如此认同感与归属感的产生，离不开西汉时人对宣帝中兴形象的建构。

这一建构，始于宣帝树立统治权威的需要。这种中国古代传统帝王的统治权威建立在其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措施的正确性之上。因其特殊的身世背景，宣帝是西汉继高祖刘邦之后第一位起于闾里的皇帝。从庶民到皇帝的飞跃绝非易事，在汉代正常的皇位传承体系中，庶人本不具备成为皇帝的条件。元平元年（前74）七月庚申，庶民刘病已沐浴更衣斋戒后入朝，“庚申，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已而群臣奉上玺绶，即皇帝位，谒高庙”。刘病已先入宫朝见上官太后，受爵阳武侯，再登帝位，后拜谒高庙。这一仪式流程较之正常的即位礼仪稍显复杂，却颇具深意，颜师古注曰：“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为天子也。”

细考汉代史料可知，在时人眼中，天子实乃爵位体系中的一环。平帝元始五年（5），时任大司马的王莽奏言中便有“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云云，可知天子即为爵位。东汉官方认定的《白虎通》亦明确视天子为爵位，由天授予。汉代君主常因国家吉事遍赐民爵，旨在将天下百姓纳入国家秩序之中。西嶋定生视爵制秩序为国家秩序，并指出：“以皇帝为中心，使所有的官吏庶民都参加到这个爵制秩序中来，人人都作为这一结构的成员而被安排到一定的位置上。”庶民虽可积累爵级，却至高不过公乘，与高爵相异，非能进入国家核心。王充有云：“起于微贱，无所因阶者难；袭爵乘位，尊祖统业者易。”王充所指当非普通民爵。由此可知，庶人若非以武功超阶，则当先有高爵，进入高级爵位系统后，方有可能成为天子。又按《续汉书》，东汉皇帝驾崩后，太子在柩前先即天子位（爵），再即皇帝位。反观宣帝的即位仪式，刘病已由权臣奏议，经前朝皇权的代表上官太后同意，先拜爵为侯，继晋爵为天子，再登基为帝，后拜谒高庙以最终确认皇帝身份。这样的流程致使宣帝的君权近乎于人授，终究不如由之天命的“天子”（即自动获得天命的储君）。先前刘贺荒淫，群臣联名上奏太后请废帝，由尚书令诵读奏章，历数其无道之行。读奏未罢，上官太后便怒斥云：“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彼时刘贺尚为皇帝，仍被太后斥为人臣子，可推知由这一途径登基为帝者脆弱的权力基础，皇权的神圣性亦遭到严重地削弱。天命的先天不足，致使刘病已需要借用特殊的政治符号来反复证明其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措施的正确性，而西汉时人在强调宣帝获得政权合法性和统治政策正确性的同时，又推动了其中兴形象的建构。

汉宣帝

谶纬与祥瑞：汉宣帝在位前后的形象建构

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即汉宣帝登基前四年，出现了一系列的异象。《汉书·眭弘传》记此事云：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子为郎。

该年天下异象频出，泰山大石自立，昌邑僵柳复起，上林虫叶成字。天人感应的流行，使得其时的一些士人对异象的出现尤为敏感，并常以此来反思现实政治。儒生眭弘推《春秋》之意，又引董仲舒之言，认为汉帝应让位于贤人，而此贤人当是时为匹夫的“故废之家公孙氏”。此番言论在其时可谓大逆不道，眭弘由此获罪于朝廷，伏诛身死。但这样的异象却在四年后与拥有特殊身份（故废之家+公孙病已）的刘病已的登基产生了联系。

前贤时彦对昭帝时的谶纬异象颇为关注，多认为其关涉武帝以降的政治斗争。此说可考，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昭帝以后，昌邑王虽登大位，旋即被废，刘病已以故太子嫡孙的身份登基，正合异象。而且在眭弘的观念中，汉家当传国于贤人，其后霍光在讨论继嗣问题时亦主张于汉家子孙中择贤取之。元平元年（前74）七月霍光与群臣议立刘病已为帝以继嗣昭帝，联名奏书上官太后曰：“礼，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于是贤人刘病已自民间起，登基为皇帝，名讳事迹皆与谶纬异象暗合，正可弥补宣帝天命的先天不足。而宣帝即位后征召眭弘之子为郎，既出于安抚人心的需要，又表明了自身对眭弘解释谶纬异象的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宣帝完成了对此异象的利用，在昭示其天命所归的同时，又塑造了自己的贤主形象。

宣帝登基后，基于继续强化其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和因其即位后亟待证明之统治措施正确性的需要，另一种中国古代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符号—祥瑞被广泛地记载，成为西汉时人建构汉宣帝中兴形象的另一取径。祥瑞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孔子有语云：“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张载尝曰：“凤至图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则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朱熹有注曰：“凤，灵鸟，舜时来仪，文王时鸣于岐山。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皆圣王之瑞也。已，止也。”凤鸟、河图皆是圣王之祥，世无圣王，自然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孔子由是感叹生命将尽。反之则意味着圣王出世。

自孔子以来，儒生便把祥瑞的出现视为圣王出世的标准之一，后世帝王无不醉心于其所构建的“祥瑞现则圣王出”的联动装置。战国时期的五德终始说及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显然又强化了这一联动装置。王充云：“儒者说凤皇骐驎为圣王来，以为凤皇骐驎，仁圣禽也，思虑深，避害远，中国有道则来，无道则隐。称凤皇骐驎之仁知者，欲以褒圣人也，非圣人之德，不能致凤皇骐驎。”缺乏天命的汉宣帝正需要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由《汉书》诸纪传可见，宣帝朝所见祥瑞颇多，如元康二年（前64）三月凤皇甘露降集，元康三年（前63）春神爵数集泰山，六月数以万计的五色鸟飞过三辅诸县。总之，宣帝时祥瑞频现，史称其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神爵、五凤之间屡蒙瑞应”。这无疑昭示着宣帝天命所归，其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措施的正确性自然不言自明。

西汉士人不但上报祥瑞，还为宣帝作歌颂德。神爵、五凤间，天下富足，祥瑞频出。彼时宣帝颇作诗歌，有意发展协律之业，广求博识通达才德出众之士。益州刺史王襄为歌颂宣帝圣政，教化四方百姓，特请辩士王褒作诗歌，分别名为《中和》《乐职》《宣布》，又选人依《鹿鸣》之声练习唱和。三诗皆以颂扬汉德为旨，“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乐职，谓百官万姓乐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遍于四海也”。王褒另有《四子讲德论》，设微斯文学、虚仪夫子、浮游先生、陈丘子四人，暗喻其志。浮游先生有语云：“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伤乎王道。”明言士人当歌颂盛世。又浮游先生尝云：“今圣主冠道德，履纯仁，被六艺，佩礼文，屡下明诏，举贤良，求术士，招异伦，拔后茂，是以海内欢慕，莫不风驰雨集，袭杂并至，填庭溢阙，含淳咏德之声盈耳，登降揖让之礼极目。进者乐其条畼，怠者欲罢不能，偃息匍匐乎诗书之门，游观乎道德之域。”寥寥数语，更是极尽褒美之词。

彼时何武为童子，与杨覆众等共习三诗。尔后何武等人负笈长安，歌于太学，为宣帝所闻。宣帝召见何武等人，命其表演，感慨有云：“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于是宣帝留王褒待诏，赏赐何武等人锦帛并罢退。尽管自谦如此，但宣帝实则乐于接受这样的赞美。宣帝后诏使王褒作圣主得贤臣的颂文，其意与《四子讲德论》“故有贤圣之君，必有明智之臣”相仿，有所谓“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云云，皆暗示宣帝为圣主。王褒数文，均以褒美宣帝为旨趣，甚得宣帝之意。邢义田指出：“宣帝是除哀帝以外，唯一可考曾自我称圣的西汉皇帝。”这些皆源于宣帝与时人为共同构建自身获得政权合法性和证明统治措施正确性需要的举动，无疑都扩大了宣帝美政的影响力。

汉宣帝褒奖守令，此图出自明刻本《帝鉴图说》

祥瑞频出，精通经学的宣帝还因此屡更年号。年号这种特殊的政治时间概念，既需上书史册，又要下达百姓。东晋博士徐禅有云：“事莫大于正位，礼莫盛于改元。”宣帝以祥瑞为年号，与前揭诸事相同，其意在通过时间和空间，于天下百姓乃至后世万民心中，人为地将彼时祥瑞频出的印象深化，以达到强调其天命所归的目的。宣帝一朝共有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七个年号，除本始、地节、元康外，其余年号的变更及命名均与祥瑞有关。如神爵元年（前61）三月，宣帝下诏云：“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神爵仍集，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九真献奇兽，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饬躬斋精，祈为百姓。东济大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惧不能任。其以五年为神爵元年。”神爵者，晋灼曰：“《汉注》大如鷃爵，黄喉，白颈，黑背，腹斑文也。”扬雄《羽猎赋》有云：“凤凰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扬雄将神爵与祥瑞的传统代表如凤凰、黄龙、麒麟等珍禽异兽并提，可知神爵当是一种较为罕见的，能代表祥瑞的飞鸟。宣帝即因元康年间神爵频出而改元神爵。

祥瑞频现，有利于强化汉宣帝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措施的正确性。赵翼所谓“得无二帝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会其事耶”之问实由于此。宣帝还常以此为由赏赐天下吏民，元康二年（前64）三月，宣帝即因凤凰、甘露降集，“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前举宣帝下诏改元神爵时亦有此举。西嶋定生认为君主通过赐爵，可以将国家权力渗入基层组织内部，并加以管理，与每一位编户民形成身份性的结合。“因此，在这里，就可以想像得到有一种以天子为中心的、由传统和习俗所支撑的紧密的结合，自天子乃至庶民被组成单一的集团；其理念则是，彼此相互间以爵的观念为媒介而结成的一种有连带性的意识”，如此，宣帝屡因祥瑞赐吏民爵，无疑会促使百姓在心中自觉地生成宣帝的仁君形象。

通过时人建构之“祥瑞现—圣王出”的联动装置，辅以年号这一政治时间工具，又可将屡致祥瑞的汉宣帝推向圣王的高台。宣帝朝频繁的祥瑞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后人评价孝宣政治的重要依据。东汉士人频频就此事作文颂德，如中元元年群臣奏言云：“地祇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群臣便以宣帝屡致祥瑞为美，劝光武令史官撰集祥瑞，以流传后世。王充《论衡·指瑞》虽以驳斥俗儒为旨趣，仍曰：“孝宣皇帝之时，凤皇五至，骐驎一至，神雀、黄龙、甘露、醴泉，莫不毕见，故有五凤、神雀、甘露、黄龙之纪。使凤驎审为圣王见，则孝宣皇帝圣人也；如孝宣帝非圣，则凤驎为贤来也。”其《宣汉》则称颂汉德云：“如以瑞应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谓太平矣。”又班固《两都赋》有云：“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王符赞宣帝重牧守，致祥瑞，“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凤皇而来麒麟，天人悦喜，符瑞并臻，功德茂盛，立为中宗”。由此，在谶纬异象祥瑞的烘托下，汉宣帝成了汉朝圣主。

谥号：汉宣帝身后的形象建构

黄龙元年（前49）十二月甲戌，宣帝驾崩于未央宫。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未停止西汉时人建构宣帝中兴形象的进程，为刘询上谥号便又是一途。谥号是中国古代皇帝普遍拥有的政治称号，通常在皇帝驾崩后由群臣商定并公布天下，是皇帝一生功过的总结。《史记·乐书》云：“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裴骃注引郑玄语曰：“谥者行之迹。”张守节曰：“制死谥随君德，故闻死谥则知生行。”谥号政治意义重大，故时人对此颇为重视。

汉代为前朝皇帝上谥号有一套严格的礼仪程序，明帝登基后诏书有“太尉憙告谥南郊”之语，李贤注引应劭《风俗通》曰：“礼，臣子无爵谥君父之义也，故群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于南郊告天而谥之。”《续汉书·礼仪志》“大丧”条载东汉群臣为大行皇帝上谥号的仪式流程云：“太尉诣南郊。未尽九刻，大鸿胪设九宾随立，群臣入位，太尉行礼。执事皆冠长冠，衣斋衣。太祝令跪读谥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礼告事毕。太尉奉谥策，还诣殿端门。太常上祖奠，中黄门尚衣奉衣登容根车。东园武士载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车前。治礼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车西少南，东面奉谥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后。太常跪曰‘进’，皇帝进。太尉读谥策，藏金匮。皇帝次科藏于庙。”尽管西汉的相关仪式失载，但若以东汉制度推想，应不会有太多偏差，无非只是官职变动，权限有别而已。又《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谥之者何？以为人臣之义，莫不欲褒称其君，掩恶扬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庄严而烦琐的仪式恰恰凸显了谥号在两汉时期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因此汉帝的谥号对于其人功过及形象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西汉时人为刘询上“孝宣”谥号，代表其对汉宣帝生平的总结和评价。需要说明的是，汉朝以孝治天下，使天下诵读《孝经》，选吏举孝廉，皆不离孝。田延年于群臣商议废黜刘贺时语曰：“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又颜师古注《汉书·惠帝纪》云：“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故汉朝皇帝的谥号皆是“孝+谥字”的形式，此意明了，姑且不论。

如此，刘询的一生功过就集中于“宣”字，而此字则颇有意味。颜师古注《汉书·宣帝纪》引应劭语曰：“谥法：‘圣善周闻曰宣。’”《文献通考·王礼》云：“圣善周闻曰宣。”有注曰：“通于善道，声教宣闻。”“通于善道”当指精通正道，“声教宣闻”则应有国家层面的声威教化广泛传播，达于四海之意，如《史记·夏本纪》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汉宣帝缘何得此谥号，史未明言。刘询以前只有周宣王的谥号为“宣”。虽不知所取何意，但按取谥之意，反观姬静生平事迹或可知一二。周宣王在位时励精图治，北击猃狁，西平西戎，东征淮夷，南臣荆楚，使周朝复兴，诸侯归顺，声教广布四方。皇甫谧有云：“（周宣王）命南宫仲、邵虎、方叔、吉父并征定之，复先王境土，缮车徒，兴畋狩礼，天下喜王化复行，号称中兴。”周宣王宾服四夷的功绩，为时人所认可。周时诗人多以宣王与其肱股经营四方之事为主题，作诗称颂宣王武功，如《诗经》中的《江汉》《采芑》《烝民》等篇，皆是以此为旨趣。《大雅·江汉》有曰：“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如此正合谥法“声教宣闻”之意，故周宣王应凭其宾服四夷，致国中兴之功得此谥号。

至于刘询得“宣”之美谥，亦可依照其功绩倒推。如前所述，班固罗列宣帝功绩时分出内政、外交两路，于外交一路便是宾服四夷。宣帝时匈奴入朝称藩，西羌俯首请降，边境数代无烽火。班固对此大加颂扬，称美宣帝曰：“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又《汉书·叙传》亦以此为功，其文云：“柔远能迩，燀耀威灵，龙荒幕朔，莫不来庭。丕显祖烈，尚于有成。述《宣纪》第八。”再《汉书·匈奴传》则赞云：“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阨，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菞庶亡干戈之役。”故笔者以为，汉宣帝所得“宣”之美谥与其功相符，当有褒扬其宾服四夷，声教达于四方之意。

此外，由儒家经典而来的夷夏观念，加之汉王朝建立以来与周边游牧民族，尤其是和匈奴坎坷的交流史，使得汉人尤为重视国家与周边四夷的关系，能否处理好这一关系逐渐成为评判国家是否兴盛的重要标准。不独周人，汉人对周宣王宾服四夷亦称颂颇多，并由此将其推上了中兴之主之位，如《史记·周本纪》云：“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又董仲舒曾于对策时曰：“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班固亦云：“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

在汉人眼中，周宣王通过征伐各方，使其声教宣闻于四夷，致周室中兴。这一认识直接影响了西汉政治。元朔二年（前127），武帝遣卫青等北击匈奴，获河南地，因而建造朔方城。彼时武帝有诏引《诗经·小雅》“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等语。钱穆即认为武帝拘泥于《诗》《书》，“以北伐匈奴，比附周宣王薄伐猃狁为中兴令主”。武帝将河南地所筑新城命名为朔方，亦有齐功周宣王之意。又成帝时刘向曾比较文、宣二帝优劣云：“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刘向认为宣帝优于文帝，即出于对其宾服四夷之功的认同。再如哀帝初立时群臣商议宗庙存废之事，时任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亦有议论：

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又曰“啴啴推推，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威”，故称中兴。……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模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王舜、刘歆承继武帝认识，首颂《小雅》之诗，盛赞周宣王征讨四夷，中兴周室，再着力描述武帝征讨四方的故事，并以此作为其有中兴之功的依据，希望保留武帝的世宗庙。王舜、刘歆认为“单于守藩，百蛮服从”是万世基业，亦是出于君主宾服四夷有中兴之功的认识。

由此可知，宾服四夷已然是汉人评价王朝中兴的重要条件。汉宣帝一如中兴周室的周宣王，亦是宾服四夷，致国中兴，自然就有资格被纳入中兴之主的讨论范围之中，这也推动了日后宣帝中兴形象的最终完成。

汉宣帝以降的中兴形象建构

宣帝以降，国家日渐衰败，“中兴”成为其时朝野的普遍追求。汪华龙认为：“在西汉王朝日渐衰败之际，‘中兴’说实际上是其时社会普遍的希望振衰起敝、重现圣君盛世的政治理想。王莽谋篡时营造出的周公之治的氛围，以及朝野上下粉饰太平的举措，都指向了衰世复兴、中兴政化的社会诉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呼唤中兴之主成为汉人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虽然后人为汉宣帝上美谥，颂功德，但宣帝唯一中兴汉朝形象的建构却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层累的过程。自宣帝驾崩至平帝元始四年（4）前，汉人对汉宣帝形象的建构都没有完全定型。

宣帝兼杂王霸而元帝崇儒，父子二人治国理念的分歧为世人所知。元帝即位后，时人谄媚新君，纷纷诋毁孝宣政治。彼时匡衡上书言此事曰：“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如此旨在拔高元帝，贬损宣帝的政治风气自然会使宣帝的形象建构受到阻碍。由陈汤攻伐郅支单于之事亦可窥见一斑。建昭三年（前36），西域副校尉陈汤应时矫制发兵，胁迫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共击郅支单于，斩其首而献。元帝有意封赏甘延寿、陈汤，但又碍于匡衡、石显之言，故犹豫不决。刘向欲褒扬其功，上疏赞美甘延寿、陈汤云：“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方叔、尹吉甫皆是周宣王的中兴辅臣，刘向认为甘延寿、陈汤讨伐匈奴，斩首郅支单于之功要超过方、尹，隐隐有元帝武功高于中兴圣主之意，这一叙事与后世固定的，以汉宣帝辅臣比周宣王元功，颂扬宣帝唯一中兴形象的范式不同，可知此时宣帝形象尚未完全定型。元帝为宣帝上毕“孝宣”之谥后，再无褒扬先帝之举，宣帝于元帝朝竟不得一庙号，亦为明证。

汉宣帝命萧望之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此图出自《帝鉴图说》

直到成帝时宣帝的形象才有所改观。其时西羌有警，成帝思念将帅之臣，追美宣帝朝名将赵充国，命扬雄于其画侧作颂辞。扬雄赞扬充国武功，兼美孝宣中兴，其文有“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云云，显然将赵充国视作周宣王麾下功勋方叔、召虎之伦，与刘向颂甘延寿、陈汤相似。方叔、召虎皆受王命，平定四方，诗人歌之，文载《诗经》，如《采芑》称方叔：“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威。”又《江汉》颂召虎：“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扬雄仿《诗》颂体，以周宣王之世与汉朝中兴之时即赵充国所活跃的宣帝朝相对，正是有意将汉宣帝比之中兴周朝的周宣王，以光孝宣中兴之功，与其谥号喻义可谓一脉相承。汪华龙认为此颂是最早建构汉宣帝中兴形象的可信文本。扬雄此颂应有纠正刘向颂词文弊，重塑汉宣帝形象之意。这一文本亦成为后世建构汉宣帝中兴形象的雏形和范式。

即便如此，中兴之主在西汉后期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并非特指汉宣帝，如成帝时陈汤因事下狱，谷永上疏赞其云：“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谷永较之刘向更进一步，将陈汤之功列为汉朝武功之冠，可知在谷永的认识中，元帝之功要高于宣帝。又永始二年（前15）谷永曾与尚书曰：“汉兴九世，百九十余载，继体之主七，皆承天顺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兴，或以治安。”谷永虽然有圣主中兴汉朝的认识，但并未明言高祖至成帝之间的七位嗣主（惠、文、景、武、昭、宣、元）何人中兴，何人治安。前文所举哀帝时王舜、刘歆为了保留武帝的世宗庙，着力描述武帝征讨四方史事，也将其推到了中兴之主之位。可知中兴之主在西汉后期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依笔者陋见，直到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为宣帝上中宗庙号，才意味着汉朝对宣帝中兴汉朝之功的基本确认。汉代庙号的政治意义重大，后文另有论述，于此不作展开。简单来说，祖有功而宗有德是庙号授予的标准。汉宣帝既得中宗庙号，自然也需凭借功德。《汉书》对平帝以前获得庙号的诸帝功德皆有记述，如汉景帝、汉宣帝先后讨论文帝、武帝庙乐之时，皆下诏叙述先帝功德，文载《汉书》，但对宣帝之功，诸帝却无明言，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辨明。

王莽于此年奏请平帝，为宣、元二帝上庙号，有其自身的政治目的。《汉书·陈汤传》云：“（陈汤）死后数年，王莽为安汉公秉政，既内德汤旧恩，又欲谄皇太后，以讨郅支功尊元帝庙称高宗。”陈汤在元帝时讨伐郅支单于建功，又有旧恩于王莽；王政君为元帝皇后，拔高元帝自然有奉承元后之意。故王莽将陈汤矫制讨伐郅支单于之功，移植到原本态度游移的元帝身上，以此尊其为高宗，既感激陈汤旧恩，又借机献谄于王太后。王莽更视此为己功，欲壮大其代汉的资本，其依《周书》所作的《大诰》即云：“建灵台，立明堂，设辟雍，张太学，尊中宗、高宗之号。”由此可知，元帝之功集中体现在讨伐郅支单于，臣服匈奴。早在元帝之前，宣帝便使单于款塞，四夷宾服，且成帝命扬雄为赵充国作赋，亦是缘起于西北边境的烽火。汉宣帝怀柔远方，对匈奴的影响亦颇为深远。王莽篡汉后，积极打压匈奴，致使匈奴内生贰心，扰乱西域。始建国二年，王莽为削弱匈奴势力，将彼境土地人民一分为十五，遣将派使四出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第拜为单于，各统其境。乌珠留单于大怒云：“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遂遣将入塞抢掠。乌珠留单于对宣帝法统缺位的关注即源于呼韩邪单于臣服于宣帝的故事，其发兵为乱实因自身利益受损，但数世以来边塞无警，汉匈相安的客观事实，使得匈奴认同宣帝之功。故和谥号一样，宣帝也应凭宾服四夷，致国中兴之功得中宗庙号。庙号的建立使得宣帝有资格与高、文、武诸帝同列，受万世景仰，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王莽为元帝上庙号意在奉承王政君，论功自然不会向宣帝倾斜，元帝高宗的庙号就明显要高于中宗，加之王莽擅权使西汉后期庙号泛滥，直接削弱了庙号的神圣性和合法性。这就意味着宣帝唯一的中兴地位并没有完全确立，这些问题就留待东汉人来解决。

自昭帝元凤三年到平帝元始四年的八十余年间，西汉时人对宣帝中兴形象的建构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层累的过程。异象、祥瑞（年号）、谥号、庙号，多种政治符号的汇集共同建构了西汉人眼中中兴汉朝的宣帝形象，尽管宣帝的地位并不稳固，但这一相对不成熟的层累建构还是使得东汉士人时常憧憬着宣帝朝的盛世。如此，宣帝“兼杂王霸”的政治思想，具有参考价值和个人标识的政治实践一道构成了独特的孝宣政治，加之同样有中兴美誉的政治形象，东汉士人的“孝宣情结”即由此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