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书籍、电报、契约：日用文本与近代中国社会|三鱼堂日记_新浪财经

2022年6月11日，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广州口岸研究基地主办的“日用文本与近代中国社会”青年学者工作坊在线上进行。本次工作坊由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肖文远担任主持，“中研院”史语所李仁渊助理研究员进行主题报告，同济大学刘昊、四川大学张文洋、复旦大学李娅杰、江西师范大学温海波、厦门大学彭兴、岳沁之、海德堡大学郑心羽、中山大学肖文远依次分组进行报告。清华大学王东杰教授、“中研院”李仁渊助理研究员、中山大学曹天忠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程美宝教授分别担任各组评议人，另有来自世界各高校的百余名师生在线旁听。

线上合影

工作坊首先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吴义雄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江滢河教授先后致辞。吴义雄肯定了本次工作坊由青年学者担任发起人和报告人、由资深学者担任评议人的组织形式，也肯定了“日用文本”这一主题的学术价值。他认为以往的研究过于关注精英的历史，本次工作坊将有助于推动大众的、日常的历史研究。他还建议，工作坊应该增设漫谈环节，为学者们的自由交流、观念碰撞提供更好的环境。江滢河强调，青年学者不仅要注重学术能力，也应注重组织学术活动的能力。吴义雄和江滢河均在致辞中指出，青年学者不仅要传承学术，还要走自己的路，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做学术活动的发起人。

李仁渊报告的题目是《〈幼学须知〉与晚明到民初的大众书籍出版》。他以《幼学须知》、《幼学琼林》为切入点，揭示了晚明至民初三百多年间印刷书籍的大众化进程。他详细梳理了这一时期“幼学”的多个版本，揭示了此类文本时间上的嬗变和空间上的扩散。通过文本的布局和副文本信息，李仁渊探讨了编者、出版商、受众、印刷技术等诸多因素对文本的影响。他认为，“幼学”系列作品的成功，部分是因为它不仅仅作为童蒙读物而存在，也作为应酬书籍、家庭手册而存在。四堡和浒湾出版商推动了“幼学”书籍的流行，也引起了地方社会的翻刻。近代出版商借助石印技术和新式交通，进一步推动了此类书籍的大众化。

李仁渊作主题报告

刘昊报告的题目是《交界地带的流动：从新见抄本看〈三鱼堂日记〉的传抄与刊行》。该文考察了清代理学家陆陇其日记的抄本在清代中前期的流传与道光年间的整理和刊刻。他指出，早期抄本的流传与陆陇其的家人、弟子效仿陆陇其的修身实践密不可分。道光年间，在汉宋之争、桐城派崛起的背景下，陆氏日记被赋予了为宋学辩护的新意涵，进而导致《三鱼堂日记》的刊刻出版。《三鱼堂日记》从原本、誊写稿、传钞本再到刊刻，揭示了时人阅读、传抄、使用日记的思想动向以及抄本流传的地域网络特征。

王东杰进行点评。他认为近些年日记出版呈现爆发式增长，但是对于日记的利用却不尽如人意。研究者应当摆脱过去的问题意识，对日记提出新的问题。刘昊的研究关注日记文本与社会思想文化的关系，但是忽略了日记抄本的物质性。在传抄过程中，文本发生了什么样的嬗变？此外，题目中的“交界地带”一概念也需要再斟酌，如何定义“交界地带”？将几个县的相邻区域视为交界地带是否合理？

张文洋报告的题目是《制造公共的机密：晚清社会电码本的设计、使用与变迁》。电报在19世纪被发明之后，迅速为各国官商及民众使用。晚清时期中国电报局编撰并发售供公众使用的社会电码本。张文洋认为，社会电码本的编撰和使用，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对电报通讯的机密、经济与便捷等多样需求。设计者和使用者在编撰社会电码本的过程中相互博弈，推动社会电码本向着机密与简化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方向发展。

王东杰指出，张文洋的报告将电报这一日常实践重新作为问题提出，并清晰地梳理了电码本的演变。但是文章过于侧重技术本身，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史的问题，在后续的讨论中没有给出很好的回应，比如谁在打电报，为什么打电报，不同的社会力量怎么改造电码本，等等。文章中提及的“公共与机密的分裂”是时人的感受还是研究者提出的？建议从社会的维度重新组织文章的叙事节奏。

李娅杰报告的题目是《清初〈叩钵斋增补应酬全书行厨集〉的成书、版本与编纂考》。她从文献学和书籍史的角度，考察了清初刊行的应酬指南类书《叩钵斋增补应酬全书行厨集》的成书过程、版本源流、内容分类、编撰群体和文献学价值，并介绍此书传入日本的情况。她认为，《行厨集》是清初实用性骈文选本向应酬指南类书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文本。此后应酬指导类书籍大量涌现，反映了士庶阶层对应酬知识的需求剧增。

李仁渊肯定了其在搜集、比对不同版本《行厨集》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他指出，《行厨集》的很多版本是由徽州书坊印刻的，是否有考虑过杭州出版业与徽州出版业之间的关联？此外，《行厨集》采用集体编撰的形式，这在当时也是很特别的，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编撰策略？对比以往的应酬指南类书，《行厨集》有哪些改良？它对后面出现的应酬指南有何种启发？是否可以尝试比较同时期应酬指南的编撰策略？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话题。

温海波报告的题目是《旧瓶新酒：中共对乡土杂字的利用改造（1921-1949）》。他梳理了中共革命过程中杂字读物的编纂实践，指出中共对乡土社会识字传统的改造，经历了一个从偏离到回归的过程。在革命初期，中共以苏俄为师，相对漠视古旧识字书籍，编写政治色彩浓厚的教材，结果导致识字扫盲效果和革命动员效果难副所期。在边区时期，中共调整策略，重新发掘乡民熟稔的杂字，改变传统杂字的编写方式和教读方法，建立读者反馈机制，有助于对民众的启蒙动员。

李仁渊认为杂字改造问题为讨论19世纪到20世纪政治权力的变化与转向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拉长时段来看，以往国家权力对民间的介入都是间接的，20世纪国家权力越来越直接地与民众发生关系。杂字改造问题可以放在这一框架下审视。从中共的角度看，中共的杂字课本是如何扩散到基层，与商业出版的扩散机制是否存在差异？是否可以通过留存的杂字文本分析其具体的编辑策略？是否可以更进一步考察具体的教学实践？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与传统社会相比，民众的识字动机是否发生变化？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探讨。

彭兴报告的题目是《近代教会地产交易的人际网络与空间格局——以“南京教区契约文书”为中心》。自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起，教会逐步确立了在内地的置产权，留下大批契约文书，成为研究近代教会内地置产的一手史料。他通过梳理契约信息，沿着归群、归物、归地等契约研究思路，借助人际关系网络分析，展现江阴教会地产契约中买卖双方与居间群体的关系，及其与交易地块四至之间的关联，考察以家族为中心的人际网络对天主堂置产空间格局的影响。

曹天忠指出，这篇报告思路很清晰，从教会地产入手，进行了传统史学考证，考察了教区负责人的身份，对南京教区四个堂的时空转换表述也十分清楚。有一些问题有待明确，比如，这些人是不是教民？造成人际网络和空间格局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教区的研究，可以参考欧洲教会史相关研究成果，对比欧洲的情况，考虑教会到了中国后在地产方面的考量是否发生变化。

岳沁之报告的题目是《清至民国契约“代笔”的社会网络——以福建永泰漈头地区为例》。她从福建永泰漈头地区清至民国的千余件契约入手，考察了代笔人在民间契约中扮演的角色。她通过数据分析指出，契约中是否使用代笔，并不是由识字与否这一单一因素所决定。一些使用代笔的人在其他场合也会为他人代笔。岳沁之还着重探讨了代笔的动机和网络的变化。她认为，契约类型、社会地位都是影响代笔行为的关键因素。合约、借字中的代笔人具有中人属性，而安批中的代笔多由家中后辈书写，含有历练意味。个人的代笔网络与其人际关系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曹天忠指出，这篇报告关注到了历史上具体的人，即契约中的立契人和代笔人，使用了新方法对材料进行可视化处理，使研究更加深入细化。在探讨社会网络时，可以进一步扩展史料，不仅可以使用碑刻和族谱，还可以运用口述史的方法搜集资料，补充书面文本无法呈现的信息。除了文字以外，还应考虑礼俗的问题，这对于审视乡村社会是特别重要的，有利于整体地理解问题。

郑心羽以《预告未来：十九世纪欧洲人对通书的观察》为题，考察了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通书的观感。她认为欧洲人的书写非常关注中国传统通书中预告未来的功能，其中所反映的时间是包罗万象、充满神煞的。一些传教士在所编写的中西合历中力图去除这些神煞宜忌，但为了迎合本地读者的需求、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还是借用了传统通书的形式，把中西合历包装成一本能够预告未来的真理之书。

程美宝表示，如果主要讨论的是外国传教士对中国通书的观察和印象，并以此来探讨“时间观念”的问题，那么使用的文本不能只局限于通书，还要考虑其他类型的文本。传教士模仿中国文本是其一贯策略，新教早期在华用来传教的很多小册子都刻意地模仿中国文本，既有新教文本又有中国传统的道德故事。如果讨论的问题是通书，也就是报告中提及的中西合历，那就需要追寻更多的问题，比如中西合历的资料来源。利用文本不能停留在某一种或某一本，还要从中追寻其他文本，需要考虑当时中国的通书是怎么编写的。

肖文远报告的题目是《交通、印刷与日用文本之变迁》。他以清末流行的《官商快览》为切入点，分析了日用文本之时效性和阅读方式的变迁，及其与技术革新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清末日用文本收录了大量信息，出版商为保证其时效性做出一系列努力。伴随信息的碎片化，文本所预设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编者有意借助颜色、字号、版心标题等视觉因素，引导读者快速检索信息。日用文本的这些变化与交通和印刷技术的革新密不可分。近代轮船、铁路和石印技术大大降低了信息的获取成本和更新成本，进而重塑了日用文本。

程美宝认为该篇文章紧紧抓住了时效性和视觉呈现两个关键概念，具体呈现在对火车时刻表的分析。从表列到表格，它的视觉呈现、资讯罗列和知识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表格存在很多探讨的空间。此处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更新的问题。《官商快览》中火车时刻表是否有更权威的信息来源？它的更新频率是怎样的？二是调适的问题。中文世界自有其表格传统，不能过于武断地认为以前的文本都是叙述性的。同时，对比同一时期中英文火车时刻表，又存在什么样的差异？从汉字向阿拉伯数字的转变同样值得关注，阿拉伯数字的普及过程如何影响表格的呈现？三是阅读的问题。阅读表格需要一定的能力，这种能力又是如何获得的？

最后，各位老师在圆桌讨论环节就本次工作坊进行了总结和点评。程美宝指出从《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出版至今，我们研究日常的方法是否存在进步，需要每个研究者去反思和检讨。从今天的讨论看，我们对文本的生产环节处理得较好，但是对于文本的物质性和消费环节的探讨仍有欠缺。她还谈及对工作坊多元化形式的期待，她认为工作坊不应该仅限于研究成果的发表，她期待和师生拿着一份材料共同阅读和探索。

王东杰认为今天工作坊讨论的很多问题揭示了一个新的学术前沿。同时他也提醒青年学者们，要在观念上超越前一代学者，比如要跳出精英与大众的概念框架。日用文本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历史细节，但是我们不应止步于此，而是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将这些细节与更大的历史脉络联系起来，要尝试提出更为重要、更具穿透力的历史问题。这也要求我们警惕现有历史叙事的先入之见对研究的影响。

曹天忠肯定了此次活动对为年轻学者搭建学术平台的意义，他认为年轻学人不仅要转换视角，还要尝试提出新结论，在研究中凸显个性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