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肖尔：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日本_新浪财经

【编者按】

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埃德温·O.赖肖尔（中文名：赖世和）出生于日本，成长于美国，他将日本视为自己的第二祖国。在自传《我的两个祖国》中，这位哈佛日本研究的草创者、哈佛东亚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讲述了自己孩提时代在日本的生活和后来在欧洲、中国、日本的游学经历以及哈佛的求学生活。本文经授权摘自该书中文版，标题为编者所拟。

那一年的5月5日是日本的男孩节，我们家的后院竖起了高高的竹竿，上面系了三条纸制的鲤鱼旗，这是日本的风俗，贝尔蒙特小镇飘起鲤鱼旗还是史上第一次。

我的身体状况依然不好，一时很难调整过来。燕京学社的工作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所以每天并不轻松。身体上的问题可能是心律不齐，常常会跳得很快，说话说到最起劲时突然喘不过气来，话就中断了。在主持重要会议时，途中发生这样的事是非常尴尬的。燕京学社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但并不是新问题。本来燕京学社研究的中心是中国，但中国内战以后，中美关系断绝，研究重心放在中国事实上已不可能，燕京学社的收入大部分被调拨到哈佛大学去了，这样是违背提供资金的霍尔家族的初衷的。从法律层面上看也是有问题的，法律顾问已提醒过多次。燕京学社副理事长埃里克·诺斯（Eric North）在理事会上还非常严肃地提到这一问题，埃里克·诺斯是代表最初同燕京学社有关的中国各教会大学利益的。虽然预算的相当一部分划给了访问学者这一项目，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给了东亚，但接受资助的学生不回国，所以对亚洲的教育没有直接产生作用。

进入195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再也不能放任自流了，我开始探寻对策。此时，本来就比我更讨厌事务性工作的叶理绥把预算的工作也推给了我。出席理事会时也让我陪着去。我首先建议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设立研究评议会以支持促进当地的研究。这一提案于1955年我去东亚时已顺利启动。还有一个就是在哈佛设立访问学者制度，从东亚特定的大学邀请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少数年轻并已取得业绩的学者。成为哈佛客座教授的人其职位及家属都留在国内，这样他们期满回国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担任推进这次计划的是约翰·佩泽尔，燕京学社负担他从哈佛人类学系得到的终生职位工资的一半。随着东亚各国经济的发展，各自负担经费成为可能，研究评议会后来逐步停止了运作。但访问学者制度至今仍是燕京学社的重要活动内容，被邀请的学者中有相当数量来自中国大陆。有趣的是，日本人首先开始带家属，后来就是韩国人，中国大陆的学者至今还都是单身来到这里。

由于导入了以上两项制度，用于亚洲以及亚洲学者的资金同调拨到哈佛大学的资金比例稍稍纠正了过来。尽管如此，资金仍然显得不足。这样在燕京学社和哈佛大学之间必须要划出一条线。燕京学社对哈佛新的教员职位的资金援助和耗钱大户如中日图书馆的资金投入进行了削减，对中日图书馆提供资金主要有利于哈佛，像所有的图书馆一样，其对资金的需求是永远无法满足的。燕京学社在哈佛大学的其他活动也遭到了大刀阔斧的削减。

在削减的对象中，汉语辞典的编纂计划也列入其中。魏楷和叶理绥抱有集所有古典汉语辞典与相关著作之大成的宏大愿望要编一部大辞典。这件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他们把数部汉语辞典中的古典用例分成细条一一贴在大卡片上，然后让几位学者分别译成英语，这样下来，可以编集成一部几十卷的辞典。在中国内战持续不断的混乱时期，这个项目变为对逃亡的中国学者的救助计划。但同投入的资金相比，成果很少。一个汉字就有多个义项，如“子”字，在“儿童”一词中也可捡出“子”的含义。辞典卷帙浩繁，很显然，把燕京学社的全部预算投入进去也不够，而且这项工程旷日持久，以现在的进度，至少要花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我不得不砍掉这个计划。

这样对预算作大幅度的削减当然伴随着痛楚，我也同由于削减而直接遭受打击的人一样痛苦。当我去找文理学院院长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商量时，同为燕京学社理事的麦克连一句宽慰的话都没有。麦克很年轻，处事果断，有着钻石般闪光的智识，他只说了一句话，那就是杜鲁门总统的名言：“如果你忍受不了热，就别在厨房呆着了。”

我逐步地掌控了燕京学社，特别是弄清了学社作为使用哈佛大学设施和名义的补偿所支付的费用在总收入中的比例，这在以前一直是笔糊涂账。再者，我明确了远东语学系是哈佛大学所属的一个系部，并不是燕京学社的分支机构，尽管其接受燕京学社的财政资助，而且我也兼任该系的系主任。在我之后继任燕京学社社长的佩泽尔则进一步将哈佛大学同燕京学社的关系明确化，从法律、财务的角度签订了确定其关系的协定。我制定的规划不但限制了资金向哈佛大学方面流出，同时在某些领域增加了资金的投入。我对亚洲其他地区开展对东亚的研究非常关注，因为我认为南亚和东南亚各国理应向日本和中国学习的东西很多。但这些国家对日本和中国完全没有兴趣，唯一的例外是印度尼西亚的华裔学者李德清（Lie Tek Tjeng），他是现代日本研究的专家，曾在哈佛做过研究，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学界和外交界的知名人士。

在我经手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在哈佛建立了朝鲜研究。我很早以前就考虑过，朝鲜半岛位于中国与日本之间，历史上也同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将其纳入我们研究的领域。朝鲜在政治与社会形态上最接近于古代中国，同日本在古代就已有密切的文化交流。朝鲜自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世纪，人口与西欧传统的大国不相上下。刚刚结束的朝鲜战争自不必说，从日清、日俄两场战争（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其以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结束。）都是为争夺朝鲜半岛的霸权这一点上来看也可知晓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遗憾的是，朝鲜是个小国，不像中国、日本、印度那样能引起西方的关注。在美国很少有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的国立大学和国立研究机构，也缺乏条件开展对大国以外国家的研究。州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对研究这些国家的学术“点缀”既没有专项的财政基金，也缺乏责任感。我决意无论如何要在哈佛把朝鲜研究开展起来，几年来我到处游说，鼓吹在中国研究、日本研究领域力量都很强的哈佛大学是最适合开展朝鲜研究的。但要使人们专攻诸如朝鲜这样一个地区确实并非易事，其必须掌握三种难度很大的语言，汉语、日语再加上韩语，而且日后能否找到工作也不得而知。后来终于成功地说服了爱德华·瓦格纳（Edward Wagner）进入这个领域。1958年1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燕京学社在哈佛开设了朝鲜研究讲座。当时一个讲座总经费40万美元，而不是现在的100万美元。已经修完博士课程的爱德华·瓦格纳在那年秋天开讲，不久又配备了语言方面的助手。再后来依靠韩国方面的资金又开设了第二个讲座。

在这以后，我还尝试过在哈佛开展越南的研究。越南也同属中国政治文化圈，在哈佛开展越南研究的理由也同开设朝鲜研究没有大的差别。费正清率先努力从外面筹集开设讲座所需的资金。等到必要的资金筹集到了，万事俱备，却找不到可以长期固定担任这个讲座的合适人选。

回到哈佛后，我发觉自己还面临着一件必须要做的事，那就是要为燕京学社寻找新址，当时的博尔斯顿楼里还有中国善本图书室，里面收藏了包括比《古滕堡圣经》还要早几个世纪的古籍，都是无价之宝。如果一场大火，就会顷刻化为乌有。最后我们成功地将博尔斯顿楼的空间同神学大道2号地理学系那幢漂亮房子的地下室与一楼进行了置换，之后对地下室与一楼重新进行了装修。另外又增建了一幢四层楼的新馆，其中三楼全部摆放书架，存放藏书，这样我就有了一个既便利清洁又防火的新家，其兼容了燕京学社、图书馆和远东语学系。1958年9月我们搬迁到新址，1973年大楼的其余部分也归属了燕京学社。

哈佛燕京学社

在担任燕京学社社长期间，我主要的精力仍放在教学和著述上。我十分清楚什么是自己的本分工作。有一天，老朋友欧文·格里斯沃尔德（Erwin Griswold）打来电话，动员我参加奥伯林大学的校长竞选。格里斯沃尔德是哈佛法学院院长，也是奥伯林大学的理事长。接到电话后，我没有丝毫犹豫就明确拒绝了。在我看来，大学校长不过是一个不胜繁琐的行政职位，对于我没有任何吸引力。但就在这件事前后，奥伯林大学决定授予我名誉博士学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荣誉。奥伯林大学固定每年会授予一位毕业离校二十五年的校友名誉学位，我那一年因人在地球的另一侧，所以改为在第二年即1957年6月授予。

这几年我主要的著述工作就是为“稻田讲座”编撰一部教材，这是我同费正清筹划已久的事。1956年秋，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本书的编写，最终完成了一部上下两卷、总计超过1800页的著作。该书由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刊行，书印刷得十分精美，附有大量图片。上卷《东亚：伟大的传统》于1960年，下卷《东亚：现代的转型》于1965年出版。上下两卷的时间划分在18世纪末，大致与一学年的上下两学期对应。我担任执笔的部分是1279年以前的中国、18世纪前的朝鲜、19世纪前的日本。越南、中亚地区、朝鲜的近代、1279年至现代的中国由费正清承担。因我已被任命为驻日大使，赴任在即，20世纪的日本这一部分由阿尔伯特·克雷格承担。在这部书的编撰过程中，同费正清的合作一如往常非常顺利，我们互相评改对方承担的部分，对基本的结构也会互相提出建议，有时甚至会把整个一章全部改写。对克雷格承担的日本历史那一部分我同样也会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编写教科书这类工作有人也许会觉得枯燥无味，但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关于日本的历史，当代历史学家已经作了相当透彻、合理的研究分析。十多年前，我在《日本的过去与现在》那本书里也开始阐述自己对日本历史的看法。但是当时在西方还没有周详地论述中国、朝鲜和越南的著作，更没有开展把包括日本在内的这四个国家的历史有机联系到一起的研究。日本的这一部分对我来说实际上已无大兴趣，因为只要在广泛阅读当代历史学家的相关著作的基础上，把自己以往缩写的东西做一些扩充即可大功告成。而中国和朝鲜倒是一块充满神奇的未知领域。

关于朝鲜，欧美也有关于其历代王朝、帝王以及宫廷政治的传统历史书，但还没有记录其国家发展进程的著作，最终我只能根据日本历史学家旗田巍所写的一本朝鲜简史作一些泛泛而论的阐述。关于中国，当时已有肯尼思·司各特·拉图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大部头著作。这是一部用英文写成的权威性史书，但书中每一个朝代似乎都是简单的历史过程的重复，很少谈及历史环境、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变化。其他的著作也通常是偏重强调中国历史的某一部分和某一时期，视野狭窄而且显得松散。在我看来，还没有哪一部著作能够综合、全面地论述中国历史的流动，在把握其时代文化特征的同时，清晰地揭示其发展的过程。尝试把我们所知晓的大量中国历史的细节归纳、汇总为历史变化的要素和潮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东亚》上下两卷的编撰是我承担的最为满意的一件工作，也是我关于中国、朝鲜研究的一个顶点。这本书里所使用的“东亚”一词也开始取代了“远东”并被广为使用。众所周知，美国国务院远东部如今已改称为东亚·太平洋局了。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后来几代东亚历史研究者来说，我们编撰的这部教科书成了他们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当时我带着发现的喜悦在书中提出的尚未成熟的论点和观念被当作历来的定论影响至今，这着实令我感到欣慰。如果将来我的论点和观念受到批判，书中所写的内容根据新的材料被修正，对此也许一般人会感到不快，但我不会，我会因东亚研究以自己的工作为基础得到进一步发展而感到欣慰。

《东亚：伟大的传统》与《东亚：现代的转型》

除著述、教学以及燕京学社的工作外，当时我非常忙。也有学生受我的影响希望去日本留学，在我的帮助下从哈佛到日本留学的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即洛克菲勒三世（通称杰伊）就是其中的一个。杰伊的留学在日本影响很大，他通过对日本以及日本人的研究极大地增长了自己的才干，从担任弗吉尼亚州长到今日成为该州选出来的参议员，杰伊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了他的这种才干。

我的社会活动也很多。波士顿的日本协会是美国最早的日本协会，创建于1904年，但在1960年代之前，很少开展活动。在我们的帮助下，协会逐渐恢复了活动。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与日本相关的文化活动就是1959年夏日本雅乐乐团在波士顿的访问演出。这次演出得到了波士顿暑期文化节主办方的赞助。雅乐是一种非常注重形式的宫廷舞乐，自8、9世纪以来始终保持了原有的风格，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也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音乐。演出在波士顿广场连续进行了两晚。我作为主持人在开场时就雅乐作了简短的介绍，然后又对各个曲目作了解说。虽然天气不好，但第一晚来了一万多人。第二晚听众更多，广场上挤得水泄不通，雅乐在如此之多的大众面前演奏也许是史无前例的。

分内工作之外花费时间最多的就是出席会议和到全美各地讲演。由于积累了经验，我对讲演已经相当在行。我通常只是在前往目的地的航行途中，在飞机里草草写下讲演的要点，凭靠这些就足以吸引听众，并在这一过程中享受掌控听众的乐趣。我最大的毛病就是在讲演中过于投入以致经常超过预定的时间。这样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那就会占去听众提问和答问的时间，实际上回答听众提问远比讲演更有意思。在讲演中，如果可能的话，我常常是不读讲稿的，我觉得读和讲根本就是两码事。但是一旦被索要讲稿，准备出版，那就不得不重新从写稿开始作起。每到夏天，我常常会被邀请到一些大学夏季培训班或会议讲一个星期左右的课。有一年夏天，在参加了在多伦多北面库契欣湖举办的培训班后又接着去纽约州北面的肖托夸应付另一个培训班。五十多年前，肖托夸开创的暑期培训曾风行一时，但如今一切都已化为过眼云烟，想到这我不由得感慨万千。

无论在哈佛大学校内校外，我的生活都是非常充实而富有价值的。我所定下的人生目标使我自己不断地关注东亚，丰富有关东亚的知识，进而努力促进东西方的互相了解，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这一年我五十岁，就在我满怀信心朝这个目标继续前进时，一个意外的事件打乱了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