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工分的“上海牌”缝纫机不见了_新浪财经

　　□邵美荣

　　前段时间回老家,大嫂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二妹,咱家的缝纫机让人偷走了。”我惊讶地“啊”了一声,关于缝纫机的往事涌上心头。

　　上世纪70年代,父母托在上海工作的堂舅买了一台“上海牌”缝纫机。当时物流不像现在这样发达,运输东西很是麻烦,运费也贵,为了省钱,堂舅找了一位老乡帮忙把这台缝纫机给背了回来。当时工人的工资每月二三十元,农民的年收入也不过几十块钱,父母用勤劳的双手靠喂猪养羊积攒了200块钱,买了这台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上海牌”缝纫机。这台缝纫机非常精致,机头外观很漂亮,有精美的抛光花纹,有个小抽屉,有一排上下可搬动的小盒子,用来放针线和一些小物品。机头下面有个“大肚子”,不用时,把机头放进去,盖上盖子还可以当作小课桌供我们学习用。缝纫机“休息”时,就成了我们姐妹做作业时争抢的地方。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家有十口人:奶奶、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当时大哥上高中,二哥上初中,姐姐没上学,但还没到挣工分的年龄,我刚开始上小学,三个妹妹还很小。那个年代,生活物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父亲每天挣10个工分,母亲挣7个工分,都是全队男、女社员中挣工分最高的。即便是这样,全家十口人,仍然是全队缺粮最多的户,每年要给生产队交两百多元的缺粮款。母亲当时除了干生产队的活,织布、裁剪、做衣服鞋子等也是一把好手,谁家做衣服都来找母亲剪裁。我家自买了缝纫机后,除了免费给亲戚做衣服外,其他人有需求要用工分来换,做一件四个兜的中山装上衣要花费一上午时间,裤子一上午可做两条,所以,做一件上衣就用四工分来换,做裤子用两工分来换。大多数时间母亲都是晚上加班做衣服,白天照常上工。每天晚上我们都是伴着母亲踏机子做衣服哒哒哒的声音进入梦乡的。从此,我家挣的工分渐渐多起来,缺粮款也逐渐减少了,家里的生活有了改观。

　　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这台缝纫机,别说给别人做衣服挣工分了,就连我家十口人的吃穿用度都是一大难事。母亲每天晚上把小妹哄睡后,就在煤油灯下做针线忙活个不停。自从有了缝纫机,我们姐妹几个穿的衣服明显要比别的小伙伴好。当时大姨夫在县被服厂工作,那里有厂里不要的做衣服的下脚料,他就收集起来给我们。大一点儿的布头,母亲就给我们“对”(拼接)成小衣服；小的布头剪成小三角形,两个小三角形合在一起缝成一个小四方形,再把所有的小四方形缝合成一个大的长方形,有的做成被子,有的做成褥子,有的做成枕头套,有的做成书包。别人开玩笑说:“你们家都是‘对’的东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台缝纫机让布料得到充分的利用。我是我们村第一个穿上“对”的小军装的孩子,当时感到非常自豪。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工分完成了它的使命,成了留在岁月深处的记忆。姐姐长大后接过了母亲的班,家里做衣服之类的活都由她做,她是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中唯一没上过学的,但她继承了母亲的心灵手巧,也是做衣服的一把好手,剪裁、缝纫样样精通,还办了几期剪裁培训班。再后来,姐姐出嫁了,在她的新家开了一间裁缝铺,专业做衣服。虽然姐姐家里有两台缝纫机、一台锁边机,足够用的,但父母还是把心爱的缝纫机送给了大姐,也许这台缝纫机里承载了父母对姐姐的亏欠、感激及其他情愫吧!

　　由于父母的勤劳和明智,除姐姐外,我们都上了学。大哥、二哥因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高中毕业后大哥回家当了赤脚医生,二哥当了农业技术人员；我和三个妹妹相继考上大中专院校,现在两个是公务员,一个是注册会计师,一个是大学教授。

　　2019年夏天母亲去世,兄弟姐妹在一起说话时,大哥说起母亲当年用过的那台缝纫机,想到父母亲养我们的艰辛和那时的光景,我们都泪如雨下。近些年人们大多都买衣服穿,大姐也去大城市看孙子了,那台缝纫机完成了它的使命,孤独地站在房间的角落里。我就对大姐说:“那台缝纫机给咱家做了很大贡献,你就把它再搬回家来,做个纪念,传承下去吧!”于是,大姐把缝纫机搬了回来。再次见到那台缝纫机时,我的心头莫名袭来一股暖流。经过岁月的沉淀,它的质地依然还是那么好,几乎没有破损,只是油漆颜色暗了一些,但机头上的花纹还是那么耀眼夺目。

　　自父母去世之后,我回家的时间渐渐少了,但每次回家,都会到生我养我的老屋去坐上一会儿。一次我无意中发现窗户下的缝纫机不在,以为可能是大哥当作宝贝收藏起来了,并没有太在意。后来哥嫂发现它不见了,想是让收旧物的人给偷走了。有人说它能值两千元,有人说能值两万元,但对于我们全家来说,它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它已然不是一件物件,它记载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回忆,承载着长辈们对生活的美好期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