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苍茫大地与……西风或东风|历史_新浪财经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美] 贾雷德·戴蒙德著，王道还 / 廖月娟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1月版，624页，89.00元

“沉疴遍地，病魔肆虐，财富聚集，众生危亡。”这是奥利弗·哥德斯密斯《荒村》中的句子，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以作为他的《沉疴遍地》的题记，渗透着一位历史学家对当今世界现实状况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在全球疫情蔓延最严重的时刻，很多人已经不敢考虑“这个世界还会好吗”，只是担心“事情还会糟糕成什么地步”。在这种时候，历史学家关于人类社会命运的大叙事更能引起读者的思考与共鸣。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原名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1997；王道还、廖月娟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1月）原书于1997年由W.W.Norton出版公司出版，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最新的中文版；据我的寡闻，这是第八个中文版本。此前最早的中译本在1998年10月由时报出版公司（台北）推出，译者是王道还、廖月娟，作者的名字当时译作“贾德·戴蒙”；后来时报出版公司分别在2015和2019年又先后推出两个版本，译者相同。上海译文出版社则在2000、2006、2014和2016年先后出了四个版本，译者均为谢延光。据闻原书至今在全世界已有三十多种语言的译本，汉语出版界则在二十多年里先后有八个版本，这些都能说明这是一部颇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在这里顺带要说的是，戴蒙德至今总共出版了八部著作，全部都有了中译本。1998年11月我在澳门大学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一间书店买到了刚刚推出的时报版中译本；2000年9月，上海译文版刚出来的时候我也买了。加上现在这部中信版，手头上有三个中译版本。这个最新的中信版依据的是2017年3月W.W.Norton公司推出的二十周年纪念版原书译出，全书正文共二十章，在正文之外比上海译文2016年版增加了作者撰写的“致我的中国读者”“前言：为什么说世界历史就像洋葱一样？”和“2017版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视角下的富国与穷国”。在这三篇文章中，作者没有谈到在这部2017年版的正文中增添或修改了哪些内容；另外，在书后的“延伸阅读”中所列所有著作、文献的发表日期仍然截止于1996年。从帮助读者阅读和延续自该书出版以来对它的讨论而言，这三篇新增加的文献以及一本由多位中国学者撰写导读文章的小册子都是这部中信版的新贡献。从译文的角度来看，手头没有原书和上海译文2016版，仅从上述这三个先后版本的译文来看当然也有些差异。即便是译者相同，最新的中信版与1998年时报版的译文也有差异，感觉前者的文字更简洁和流畅，应该说这个最新译本经过了精心的修订；当然，在对照中也不难发现前者个别地方有删减，也就“用不着多说了”。更有意思的是，1998年时报版有译者王道还撰写的《导读：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我们从小熟读的是“谁主沉浮”），文章认为作者卑之无甚高论，“可是他的论证不仅表现出综合的本领，而且创造了新的视野”。（10页）“认定农业是世界史的‘终极’原因，并不是有意思的发现。农业是文明的源头，是的。可是文明改造了世界，历史积重难返，我们瞻前顾后，苍茫大地，谁主浮沉？我们从历史研究中期望发现的，是不受时空局限的睿见；我们想要捉摸的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戴蒙事实上强调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不同个体、不同社群的互动。只有在欧亚大陆块上，不同的族群可以‘实验’不同的发展方向，不同的族群有机会从互动中累积集体的实力。这个事实透露的，是人类心灵的本质。”（14页）这似乎可以帮助作者应对有关“地理决定论”的批评，但更重要的是启发读者思考“谁主浮沉”的问题——只有当不同的族群（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族群）可以“实验”不同的发展方向，才会有机会在历史的沧海中激流勇进。我们就从戴蒙德的个人经验与他的学术风格开始谈起吧。他从小热爱学习语言、音乐、科学、观察鸟类，更重要的是他从小就能感受到地理和历史的影响力。二战期间他父亲在他卧室的墙上贴了欧洲地图和太平洋及东亚地图，每天晚上都用大头针在地图上表示欧洲战线和太平洋战线的发展变化。另外，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从与欧洲同龄朋友的比较中体会到人生的幸福与苦难的偶然性——战争的具体苦难之所以没有降临到他的头上，“完全是由于地理上的偶然，我出生在波士顿，而不是出生在伦敦或慕尼黑或贝尔格莱德”。（“致我的中国读者”，VI）这些极为真实和朴素的个人经验对于日后他关于人类社会与历史的研究有深刻的影响，尤其应指出的是，在他的极为博闻、跨学科视野和大历史叙事等学术特征中，源自个人经验的感性与直率对于他的核心观点的形成和对读者的广泛影响有重要的作用。1972年7月戴蒙德在新几内亚与当地人士亚力的一次谈话是引发了这部《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研究与写作的起因。当时亚力问他：“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戴蒙德在写这部书的时候说，“这个简单的问题直指亚力生活经验的核心。……亚力的问题看来简单，却难以回答。……经过25年，我写下了本书，正是为了回答亚力的问题。”（开场白，XXV）值得注意的是，“亚力的问题”不仅仅是关于研究起因的叙事，而且是在整个研究中一直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更重要的是针对亚力源自生活经验的直率、朴实的提问，戴蒙德的学术回应也同样具有源自生活经验核心的直率和朴实的风格。这种学术风格不仅使该书的表述生动有趣，同时更使作者直率和诚实地面对和回答在较为宏大的学术叙事中常常容易被虚化和回避的看似很简单、实质很关键的学术问题。对于如何解答“亚力的问题”，他承认目前尚无共识（开场白，XXXVII）；关于该书最后的研究结论，他也承认还有许多议题还没有解决，目前只能提供一些不全面的答案以及引向未来研究的方略，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477页）但同时他并不回避为自己的研究结论做出最为简单的概括：“媒体记者最喜欢请作者用一句话来交代一本厚书。本书可以这么交代：‘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同上，XXXVIII）当然在这里中应注意到作者在表述中的谨慎：环境差异所造成的只是各族群历史发展的不同轨迹，在最简单的回答中也要考虑到与种族主义和文化优劣论划清界线。作者在“致我的中国读者”中介绍了他的学术经历和已出版的8部著作，写得很详实、生动。1964年他第一次去新几内亚岛旅行，对他的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那里的鸟类是世界上最迷人、最漂亮的，那里有上千个部落、上千种不同的语言，那里也是世界上最晚改变原始生活方式的地方之一。有了第一次之后，他又去过三十一次，都是为了研究鸟类和向新几内亚岛岛民学习——学习如何养育子女、预知危险、领导他人以及许多其他东西。对于目前越来越深陷于内卷焦虑中的学术青椒来说，这种学术人生的体验岂不是更为有趣和更有意义？当他开始撰写专业论文的时候，他发现“几乎用不到我从母亲那里以及从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文学中学到的向广大读者传达想法的技巧”。（致我的中国读者，VII）对于很多学者来说，这或许不是问题，但导致他在七十年代末开始为杂志撰写面向大众的讨论人类经验的短文，与他的胆囊和鸟类专业都不相关。直接促成他在八十年代开始撰写面向大众的学术读物两件事都很有意思，一是有机构表示愿意提供五年的奖金资助他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让他想到应该利用这种职业生涯中的自由做自己最重要的事情；二是双胞胎儿子的出生，使他想到要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因此需要开始把世界上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呈现给大众，而不是只为胆囊专家和新几内亚岛鸟类专家写作”。（同上，VIII）这是他的生活经验与学术生涯最具个性和现实关怀的反映。从“亚力的问题”到为大众写作的立志，使戴蒙德的著作具有很突出的问题—困惑—回答的表述方式，这不仅是一种让读物接近大众的叙事策略，同时也是抵御以抽象概念和玄虚思辨来树立高深学术形象的朴素底色。但是也有评论者针对这种叙事风格提出批评，如人类学家 Jason Antrosio 把这部著作的叙事描述为“学术色情”（“academic porn”）的一种形式，并认为“不幸的是，他讲故事的能力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他吸引了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读者”。（见Guns, Germs, and Steel，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这种批评实际上无需反驳，但是也恰好说明了戴蒙德的历史叙事风格的确能够吸引读者。《枪炮、病菌与钢铁》讨论的是人类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在过去一万多年间，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的发展如此不同？书名副标题中的“人类社会的命运”所指的既是各族群发展的不同轨迹，更含有发展中的不平等之意——“为什么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或美洲原住民或非洲人在最近几个世纪崛起并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方？”具体来说，“为何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以今天这种面貌呈现，而非其他形式？例如，为什么越过大洋进行杀戮、征服和灭绝的，不是美洲、非洲或澳大利亚的土著，而是欧洲人和亚洲人？”答案和更进一步的追问则是：“公元1500年时世界各地在技术和政治发展方面的差异直接造成了现代世界的不均等。以钢铁打造武器的帝国征服或灭绝了仍在使用石制和木制武器的部落。然而，这个世界是如何发展成公元1500年时的模样的？”（开场白，XXVI）对此，种族主义的解释是欧洲人比其他人种更聪明，而戴蒙德的研究则表明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上的不同历史轨迹是由于各大洲的自然环境不同：首先是各大洲在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方面的差异，其次是各大洲在大陆轴线和孤立程度方面的差异，进而解释了这样一些过程：农业只独立发源于世界上的部分地区，农业带来了金属工具、文字、中央政府等多方面的发展，使一些族群有能力征服另一些族群。在全书前面的“开场白”中，作者详细介绍了全书各章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为读者较为迅速和清晰地掌握全书的基本内容提供了很好的导读，另外读者也不难发现，戴蒙德在全书反复表述了该书的核心观点和基本思路。根据他的这种阐释，实际上他力图揭示的不仅仅是他所追问的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命运的终极原因，而且在他看来是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各大洲迥异的发展速度构成了人类历史最普遍的模式，而这也是本书的主题。”（开场白，XXXVIII）兹事体大，从终极原因跳到普遍模式，看来不是该书所能承受之重。他自己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知道“地理的确会影响历史，问题在于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可以解释历史的普遍模式”。（开场白，XXXIX）“这本书的主题是个历史问题，但是解答的门路是科学，特别是演化生物学、地质学等历史科学。”学医出身的戴蒙德在本质上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反复思考的是“如何设计一种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历史”。（开场白，XL）在科学思维的引领下，事物发展变化的因果逻辑就成为作者的基本出发点。“亚力的问题”追问的是原因，历史的因果关系是该书全部研究和立论的出发点，如作者所说，“本书的重点在于探寻终极的原因，并尽可能向前回溯历史的因果链。”（前言）这也是传统史学的基本出发点，E.H.卡尔说过“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梁启超也说过“说明事实之原因，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的”。从思维方法上看，历史的原因与结果的存在似乎是客观的、必然的，问题只是如何把它挖出来。戴蒙德的工作就是根据因果链追问历史的终极原因，因此他一再反复强调要把公元1500年的世界作为西方社会在近代崛起的近因，追问在公元前11000年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才是决定“人类社会的命运”的时刻和终极原因。“近因”与“终极原因”是在书中反复出现的核心概念，那么与因果逻辑伴随而来的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对此，戴蒙德明确地说，“简言之，欧洲人能够殖民非洲，与白人种族主义者主张的所谓欧洲人和非洲人的族群差异毫无关系。欧洲人殖民非洲源自地理与生物地理意义上的偶然，具体地说，就是两大洲面积不同、大陆轴线方向不同、野生动植物资源不同”。（443页）从该书的中心观点和论证来看，以偶然性作为结论之一来反驳白人种族主义，这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同样基于逻辑的思考，偶然性与必然性是矛盾的，而必然性与决定论则是相同的。起码从概念上看，作为戴蒙德的核心观念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他在论述中肯定的偶然性也存在矛盾。戴蒙德对于可能会引起的批评与反对意见显然也有自觉的思考意识，比如有人认为以决定论解释命运的不平等，那岂不是为这种不平等状况辩护？他认为“这个反对理由混淆了原因解释与辩护……我们努力去理解一件事，往往是为了改变某个结果，而不是为了重复或延续恶行”。（开场白，XXVIII）最关键批评声音是认为他的环境决定论实际上也是认定族群间有生物差异，这是他要极力反驳的：“我们反对此一种族主义的解释，不仅因为这种解释令人作呕，更重要的是，这么说根本是大错特错。各族群间的确存在技术发展程度的差异，但是并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各族群间有智力的差异。”（XXXI）他可以从在生活中对新几内亚人的观察证实他们实际上比西方人聪明，然后。在这基础上再回到“亚力的问题”：虽然新几内亚人的智力并不比西方人低，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搞出什么名堂？于是就回到了清除了种族主义之后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逻辑叙事之中。因此在全书最后的“收场白”中，他最终是这样回答“亚力的问题”：“各大洲上的族群，有截然不同的大历史，原因不在人，而在环境。要是澳大利亚土著与欧亚大陆上的土著在更新世晚期对调家园，我相信今天占领美洲、澳大利亚大部分土地的（更别说欧亚大陆了），会是那些在欧亚大陆上繁衍的澳大利亚土著。”（473页）在他看来，这种假设的意义就是从逻辑上证明环境决定论与种族主义绝非一回事。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环境史与决定论以及种族理论总是有着扯不清的联系。正如欧洲史研究专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指出的，许多关于欧洲环境史的描述中都存在着明显的决定论色彩。孟德斯鸠在1748年说“气候是居于首位的决定性因素”，进而认为欧洲的气候无与伦比；对于孟德斯鸠及其后继者来说，欧洲就是进步的同义词。（诺曼·戴维斯《欧洲史·古典时代：史前—公元337》，刘北成等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11月，67 页）戴蒙德的这部著作虽然没有从思想史的角度阐释产生于这些概念之间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轻视这些问题。他知道“提起这些环境差异，就会招来历史学者指责你在宣传招人厌的‘地理决定论’。这个标签似乎有令人不快的含义，比如人类创造力的作用微不足道，或者人类只不过是受气候、动植物区系摆布的棋子。其实，这些忧虑出自误会”。（476-477页）说是“误会”有点简单了，但是他的态度和立场是很明确的。历史学与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与戴蒙德的思路和观点比较一致，只是他使用了“生物扩张”和“生态帝国主义”的概念作为阐释工具，他的问题和结论甚至可以说是戴蒙德式的：“为什么欧洲人的优势能让他们成为世界霸权？为什么他们的优势导致了工业革命，而此前的帝国主义侵略却从来没有产生这样的革命，相反，产生的只是更多的帝国？依仗残暴和枪炮，更重要的是凭借地理和生态好运，西欧做到了这一点。”（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2004；张谡过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页）在历史的大叙事和终极追问之中，戴蒙德并没有放弃对微观叙事、田野考察的执着，全书中的这种建立在实地经验和科学考察报告等文献基础上的论述构成了它的丰富内容。第十五章讨论了澳大利亚和从前与它相连的新几内亚岛的历史，澳大利亚土著始终过着狩猎-采集生活，澳大利亚也是各大陆中唯一没有独立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的。“因此在讨论不同大陆的人类社会为何有不同的理论时，澳大利亚可以作为关键性试验对象。我们要讨论：为什么澳大利亚土著一直维持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而附近新几内亚的土著大多成了农人？”（开场白，XLV）戴蒙德在澳洲旅游的时候，极为炎热的气候、沙漠地貌等自然环境使他对澳大利亚土著在当地繁衍生息的困难有切身感受，同时使他认识到澳大利用极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是对任何解释州际社会差异理论的检验。（311页）他的最后结论是：“他们的社会是从澳大利亚环境的特色中生长出来的。”（343页）在此我想起在2000年和2001年我先后两次赴澳大利亚参加近两万公里自驾车的“穿越梦幻大地”和“发现之旅”的采访与拍摄活动的亲身经历。在澳洲最北端的北领地，我们考察了罗兰基地区的岩画与生态环境，也品尝过原住民的“吃”—— 一种生长在灌木上的紫黑色小果实，只有指尖那么大的果子略带点酸甜味，但是舌头很快就有了麻木感。后来在澳洲中部爱丽斯泉附近的沙漠丛林中，我看到一位土著原住民大娘把一条蜥蜴扔进火堆，过了一会把那被烟火熏黑、变得硬邦邦的蜥蜴扒拉出来撕开，然后张嘴就吃起来。这情景与我们在农村当知青时在田边烧烤田鸡、青蛙来吃几乎一样。除了袋鼠、鸟类、蜥蜴之外，过去澳洲土著人主要的食物是昆虫和植物，据说他们可吃的昆虫有几十种，许多植物的根茎和果实则是他们的主食。一位土著大伯采了几粒黄色小果实让我品尝，吃了之后感到又麻又辣，舌头好像有点发涨。实际上，今天土著的“吃”已经不再依赖野果和蜥蜴了，看着她们坐在大树下的草地上娴熟地用餐刀在面包上涂果酱、娴熟地冲咖啡，深感“吃”真的是人类社会与文化进化中的一项重要指标。我在书里也写过：“澳大利亚土著在生活中很致命的一点是没有学会耕作，……但采摘野生植物却算得上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他们能在我们人文非常贫瘠的地方找到可吃的虫子和植物。”（李行远、李公明《穿越梦幻大地》，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49页）应该说当年我的感受体验与戴蒙德的观察是相当一致的。

澳洲原住民在烤蜥蜴。李公明摄于澳洲爱丽斯泉附近沙漠，2000年。

戴蒙德认为虽然该书讨论的是历史与史前史，但其主题在现实政治上也甚为重要，因为族群冲突至今仍在世界上某些动荡不安的区域发生。（开场白，XXXVIII）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地球资源的枯竭、气候环境的变化与传染病的流行等危机对人类社会命运的威胁更为严重，《枪炮、病菌与钢铁》能够提醒人们在环境的变化中关注由大历史叙事带来的有益启示。1997年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对人类来说，疾病一直是最可怕的杀手，也是塑造历史的关键角色”的论述（191页），在今天看来还是有预见性的。掩卷之后，刚好在网上看到介绍一批环境与历史研究的书目，其中有几本看来可以与《枪炮》连接起来：埃德蒙·拉塞尔（Edmund Russell）的《演化史：从历史和生物学的结合理解地球生命》（Evolutionary History: Uniting History and Biology to Understand Life on Earth，2011）；约翰·L.布鲁克（John L. Brooke）的《气候变化与全球历史的进程：一段艰难的旅程》（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urse of Global History: A Rough Journey，2014）；詹姆斯·L.A.韦伯（James L. A. Webb）的《问题核心：人类排泄物和肠道传染病的全球史》（The Guts of the Matter: A Global History of Human Waste and Infectious Intestinal Disease，2019）；蒂莫西·J.勒凯恩（Timothy J. Le Cain）的《历史问题：事物如何创造过去》（The Matter of History: How Things Create the Past，2017）。从内容介绍看，这些著作从环境史的不同研究视角出发，所追问都是全球视野中的社会历史变迁问题，对于重新思考戴蒙德的地理环境历史观应大有帮助——对于更准确把握环境对人类社会命运的影响作用，还需要有更多微观与宏观研究结合的例证。苍茫大地，浮沉无定。无论是西风或东风，人类社会进步的福祉还是有赖于人的自由、创新与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