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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田字格 何夕
1．
1月24日晚，在“中国经济人物评选（2023-2024）——企业家之夜”上，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谈起近况，说：“我在做大学，我要捐100亿办一所中国人的私立大学。”
曹德旺演讲中提到的这所高校，全名福耀科技大学。2021年，由曹德旺捐资创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宣布出资100亿，以民办公助的形式，与福州市政府合作创办一所致力于培养实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大学。学校选址在福州西南部南屿镇流洲岛旗山山麓，2022年5月动工，计划2024年秋季正式招生。
这并不是曹德旺第一次捐资教育。实际上，即使在曹德旺数以百亿的善款清单上，办学助教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1983年，曹德旺刚刚承包小小的高山玻璃厂时，他就应旧日恩师之请，耗资2000元为母校捐助了全套桌椅。之后的年月里，随着事业越做越多，曹德旺更是多次出钱办学校、建教学楼、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如他在央视《朗读者》第三季节目中所言，“扶贫要扶志”，希望更多人能够通过勤奋努力，像他一样脱贫。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把伞”，这句话用以形容曹德旺，格外合适。他是从贫困中顽强挣扎出来的创业者，大半辈子不屈不挠，靠着自身的智力、勤奋、诚心和勇气，走到了今天。2009年，在蒙特卡洛荣获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时，他提起飞行途中观看的一部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感慨自己与主人公颇有相像之处，“我自己就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真正的历尽艰辛，从无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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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曹德旺出生于上海。在祖籍福建福清，曹家一度是响当当的望族，曾祖父位列本地首富。但三代之后，祖上荣荫已大半败落。到了曹德旺父亲这一辈，靠着远赴海外打工才又挣出一份家业。可悲时代风急雨翻，父亲好不容易攒下的财资，竟又在迁移路上随船沉没，顷刻间化为乌有。回到福清时一家人一贫如洗，父亲外出谋生，留在老家的母亲，不得不靠变卖陪嫁的钗环首饰勉强度日，拉扯六个年幼的孩子。
因着这许多前尘，曹德旺自记事起，就尝尽了贫困的滋味。在他的回忆里，家里的光景，一度坏到每日只能用两顿清汤寡水糊弄肚皮的地步，遇上收成不好，更是只能捡别人家丢弃的花生壳磨粉制成干瘪的馒头充饥，“吞不下去，水拿着兑着倒进去，马上在地下打滚，胃痛”。
因为贫困，曹德旺直到九岁才入读小学，仅仅五年之后，就辍学离校。为了补贴家用，小小的少年没有一天休息，捡柴、挑水、放牛，样样都做。
在极度的物质匮乏中，所幸有母亲为孩子们撑起了一片精神的天空。多年以后，曹德旺深情地在《心若菩提》一书中写道：“饿得难受了，我们会叫，这时母亲就把我们兄弟姐妹集中在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吹口琴、唱歌、玩游戏。我记得母亲当时总交代我们，千万别告诉别人我们家吃两餐，记住：‘让人知道了，只会看不起你’，出门‘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
所谓“虽处忧患贫穷而志不屈”，又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是母亲的言传身教在曹德旺的生命里铺陈出的最初的底色。而父亲给他的生意启蒙，则奠定了他今后数十年的商业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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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的父亲早年在布店帮工，发达时一度做过永安百货的股东。家道中落后，为谋求生计，父亲又做起了小生意，而当时年仅十几岁的曹德旺，成为了父亲的帮手。
父子俩从倒卖烟丝做起，每日从福州进货，卖到高山，赚取中间的差价。两地距离将近五十公里，来回一趟近一百公里，回程还要驮着三十斤货。而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一辆自行车。当时曹德旺还没车高，也不怎么会骑，纯凭着毅力和胆魄，一天十小时地坚持了下来。曾有一天，他骑到一半，突然腹痛难耐，但记挂着货物还是咬牙翻过太城岭，坚持到了途中的小杂货铺，进门便瘫软昏迷。后来杂货铺的老板跟急急找来的曹家父亲说：“德旺这孩子可了不得，生了那么重的病，人都走形了还不忘记把货带回家。”多年后在书里回首往事，曹德旺的语气尽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淡然，但个中辛苦，恐怕非亲历者不能知晓。
卖烟丝之外，父子俩还贩过水果，同样是起早贪黑。为了赶上进货时间，曹德旺每天凌晨两点钟就要起床。直到如今古稀之年，曹德旺仍然保持着早起的习惯，这是生活的刀劈斧砍在他身上留下的印痕。
母亲看着一个半大孩子为了支撑家庭如此受罪，常常忍不住在床边垂泪。但生活的重压没有摧垮曹德旺的心性。为了养家，他什么苦活累活都做过。从放牛、割草、拉车，到卖烟丝、卖水果、卖白木耳、卖树苗，什么来钱他做什么，不辞辛苦。也是这些经历，让他在早年就见识了世情冷暖与人心复杂，为他之后闯荡江湖积攒下丰富的处世经验。
3．
转机发生在1976年。一个下雨天，曹德旺在与两位朋友的闲聊间，动了做水表玻璃生意的念头。他立刻向公社领导提出这个想法，又四处奔波寻找技术和人才，不多时，福清高山镇异形玻璃厂就建立起来了，曹德旺任采购员。
这也是他与玻璃结缘的最初时刻。此后四十多年，他再也没有离开这个行业，从采购员，一步步做成了响当当的玻璃大王。
不过，当时钟拨回1976，玻璃厂最初的日子却并不好过。1976年到1982年，玻璃厂经营不善，连年亏损。但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领导们发现了曹德旺的商业头脑，邀请他承包这个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小厂，曹德旺思忖再三后，接下了这个担子。
承包玻璃厂后，曹德旺立刻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在生产端，打破原先的大锅饭模式，提高工人工资水平，将固定工资改为按劳分配，根据成品的数量和质量实行考核。在当时，做得好的工人领取到的月工资，甚至超过本地的县委书记。这个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
生产效率问题解决了，曹德旺又在销售上下了苦工。经过调研， 他发现当时两个相关部门对水表精度设置的验收标准没有统一，造成了市场的混乱。为此，他辗转北京、上海，拜访部门领导，又作为一线生产者参加了行业会议，直接推动了标准的修改，从根源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自此，高山玻璃厂一改旧日惨况，不但迅速扭亏为盈，而且效益极好。仅用了四个月，曹德旺就带领工厂完成了6万的上缴任务，全年利润达到惊人的22万。
之后的一段日子，曹德旺专心投入在水表玻璃的工作中，直到1984年，一次偶然的武夷山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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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曹德旺在出差间隙，到访武夷山，在旅游纪念品商店为母亲购买了一根竹制拐杖。拿着这支拐杖上车时，驾驶员忽然提醒他小心别碰坏玻璃，“很贵的，一片就要几千块钱”。
曹德旺做的也是玻璃生意，了解成本，听了这个价格，震惊不已。经过调查，他发现，原来当时的中国缺少生产汽车玻璃的厂家，玻璃几乎全都依赖进口。一辆马自达汽车，想要换一块前挡风玻璃，就需要6000-8000元。由于成本高昂，很多车的窗户破损，车主宁愿用胶纸贴一贴，这也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了解了这些情况，曹德旺看到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更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一股志气：“我要为中国做一片自己的汽车玻璃，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用得上、用得开心、用得安心。”
目标明确了，曹德旺立刻马不停蹄地为这项事业奔走起来。涉足一个陌生的领域并不容易，好在，过去那些年的浮沉，给曹德旺留下了一个深深的信念：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肯动脑筋，问题就一定可以解决。也正是这毅力，支持着他从零到一，摸索到汽车玻璃生产的钥匙。从求师问路、筹措资金，到购买机器图纸、加工零部件，再到安装设备、学习技术，不到一年时间，第一片汽车玻璃就在高山镇生产出来了，一片售价1000多元，比进口产品便宜三倍不止。消息一出，震动四方，求购者络绎不绝。
1987年，福耀玻璃厂正式成为福耀玻璃有限公司，产能继续扩大。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福耀玻璃不但已经全面占领了之前由进口玻璃称霸的国内市场，还远销海外。到2000年，福耀公司出口的玻璃总数超过了2亿片。
如今，经过多年的发展，福耀已在全世界11个国家和地区布局，成为中国乃至国际上数一数二的玻璃供应商，被如宾利、奔驰、宝马等享誉国际的汽车品牌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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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与福耀的成功，绝非偶然。能够带领一个破落的村镇小厂成长为世界级的玻璃企业，这背后，是敏锐的商业嗅觉、勤奋的精神、终身学习的能力与不屈不挠的意志。而这些种子，早在他少年和青年时代，就已经种下。
十四岁不幸辍学时，他没有放弃读书。无法上学，就捡哥哥读过的书看。识字不多，就靠割马草攒钱买了《新华字典》和《辞海》一点点查找。“只要是印有字的纸，我都会拿起来读，我的很多知识的积累，都来自于这样的自学。”
直到今天，曹德旺仍然爱书如命。而书，也一次次在冥冥中为他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刚承包高山异形玻璃厂那几年，他闲暇时间几乎都用在读书上。除了诸多中外名著，他也在高人指点下，接触到了会计学。正是那两年对会计学的研习，让他掌握了“经营企业的钥匙”。从一开始，高山异形玻璃厂就引入了会计制度，之后企业越做越大，曹德旺在账目管理上也从未放松。无论是早年应对经济问题指控，还是日后与美国、加拿大打反倾销官司，这些清晰、严谨的账目都帮了他大忙。
而在福耀陷入瓶颈的1993年，也是友人张天常赠送的《聚焦法规》，启发了曹德旺，让他看清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聚焦法规》（《FOCUS》）是营销大师艾尔·赖兹阐述经营管理学问的著作。在书中，赖兹提到，现代企业经营不必盲目追求多元化，反而应如透镜聚焦太阳的光芒，集中资金和时间，专攻一点。赖兹鞭辟入里的论证，令曹德旺茅塞顿开。那一刻，他下定决心，砍掉福耀非核心的业务，走一条专业化的道路，“选择制造汽车玻璃作为我的主业，并为之奋斗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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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曹德旺涉足汽车玻璃事业的初心是降低市场价格，但在工艺质量上，他自始至终将目光放得高远。
为了学习技术，曹德旺四处拜访，虚心请教。
福耀正式建厂之后，曹德旺带队技术人员，远赴芬兰接受技术培训。出发之前，团队就精细地分派了学习任务。到达之后，一行人更是废寝忘食，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分秒必争地学习技术经验。曹德旺更是每天泡在工厂车间里，就连芬兰公司的高层也感慨，曹德旺团队“总是很认真地学习，不同于其他的培训人员”，是“中国未来做玻璃的人”。
这次芬兰之行，福耀收获满满。不但观摩学习了世界前沿的工艺技术，而且看到了还在实验室的先进设备HTBS。回国不久，经过多方努力，福耀公司正式向芬兰提出购买申请，成为该设备在全球的第一个买家。这台设备的引进，也让福耀的生产上了一个台阶，向着世界一流的水准迈进。
更为难得的是，曹德旺从不因为对方公司的规模、人物的名号，而有分别之心。只要能学到真东西，都可称为老师。
譬如他刚刚在高山镇建厂时，就曾赶赴厦门城外考察一个不起眼的小厂，在仓库里看到了能够调整玻璃烘弯幅度的万能模具。对方负责人本还因为厂区过于简陋而有些自惭形秽，曹德旺却兴奋不已，对模具赞不绝口。回到高山，他立刻组织技术人员调整机器，借鉴厦门厂的经验，开发出自己的万能模具，为工厂节约了大量的成本。更出人意料的是，几年之后，曹德旺在一台瑞士进口的钢化炉上，发现了设计如出一辙的模具，可见当时厦门小厂那个万能模具的技术水平之高。对此，曹德旺感慨道，“那件事之后，我对外考察任何项目时，不论企业多小，都不敢存藐视之心”。
经过多年来不懈的精进，福耀在技术上位列世界一流。其研发的抬头显示玻璃、憎水玻璃、隔热玻璃、隔音玻璃等部分高新技术产品，已经代表了当今最高的制造水平。
7．
2009年，曹德旺荣膺有商界奥斯卡之称的“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成为全球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发展企业之外，他还将大量的时间、资源投入慈善事业。虽然在资产动辄百亿、千亿的富豪榜上，曹德旺的名字并不特别显赫，但他在捐赠记录排行中，一向遥遥领先，有“首善”的美名。
而且，曹德旺捐赠，并不止于给钱。对于善款的去向，他有严格的要求，有些项目，甚至亲自上阵监督、参与，确保钱用在了刀刃上。譬如这次建福耀科技大学，曹德旺经常早晨五点钟就到学校工地考察，从设计到建设，他都严格把关。这种细致认真的精神，与他做企业如出一辙。
据说，曹德旺位于福建的宅院门口摆有一只貔貅。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家的貔貅屁股上凿了个洞。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犯忌讳的事——貔貅有了洞不就是要散财吗？可是曹德旺却以为，只进不出太小气，钱财，就是要有进有出。
曹德旺确实也知行合一地践行着这一点。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捐款已高达260亿，涉及扶贫、助学、赈灾、环保、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惠及者无数。
这大约也如曹德旺曾在电视节目采访中谈到捐款办学时所说的那样：“我妈跟我讲，头抬起来。我妈原来没希望我会做这么大的老板，但是她希望我做一个值得托付、值得信任的人，我真正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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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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