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兆远：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中国的制造业怎么办？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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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中国的制造业怎么办？

　　来源：湛庐文化

　　《智造中国——中国制造业升级路线图》

　　演讲：马兆远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

　　编者按：

　　“玻璃大王”曹德旺曾炮轰：“当下年轻人宁愿去做物业保安，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去工厂了，这是目前国内制造业的困境，年轻人不能老是去送外卖！”哪怕受过相对专业的职业教育培养的年轻人，也不再青睐工厂。工资收入相对较低、机械化的生产流水线，再加上制造业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的日益完善，普通工人的需求市场逐渐萎缩。相比之下，送快递、送外卖，多赚钱且“自由无约束”。

　　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收入达到7497.8亿元，餐饮外卖年产业规模已达6536亿元，单是快递和外卖的从业人数已突破1700万。我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部门，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无论是产业升级的要求，还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都在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所乐见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力数量和技能的“双短缺”。

　　据高职发展智库统计，全国共有1185所高职院校。现实是，由于受传统思维和产业发展等条件的限制，我国高职教育的改革发展还较为被动——在改革实践中依然是“旧汤”加“新料”，难以摆脱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没有从根本上重构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为制造业的发展发挥作用，更别提去推动智能产业的发展了。

　　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中国的制造业怎么办？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让年轻一代愿意投身制造业，让他们在“家门口”接受完职业教育就能在世界名企就业，有高薪、有良好的就业环境——“心甘情愿”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企业发展也驱动了技术人才培养。能在中国实现吗？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马兆远教授给出了全新思路——AMRC。

　　1．

　　制造业升级的社会问题

　　传统的经济学方法把社会生产分成农业、工业与服务业，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农业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这种传统的对产业划分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合于发达国家的实际社会状况。

　　尤其是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而逐渐上升到4万美元的时候，知识生产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重，甚至占到整个工业生产的30%左右。因此按照知识生产、制造与消费来划分产业分工是更加合理的。

　　通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在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在《智造中国》这本书里，我将会介绍这种变化对社会的影响。

　　经济学经常谈起的微笑曲线。在这条曲线中，人们强调知识生产的重要性，也同时强调消费市场里品牌的重要性，认为制造对社会价值的贡献没有那么强，形成两端高，中间低的微笑曲线。但微笑曲线恰恰与新技术转移的死亡谷是重合的：

　　通常我们会认为新技术的成熟化，从原理发现到市场转化这一段所提供的价值比起两端来不大。

　　在很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把这一段外置到别的国家，由别的国家与地区来进行外包，这恰恰事实上形成了技术转移的死亡谷。

　　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时代，一些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会迁移到相对不发达的发展中地区。这些产业离开之后，会使当地的产业发生空心化，从而造成这些产业以及地区产生大面积的锈带。

　　这在美国、英国等国家非常典型。一个地区长期地发生锈带的话，会导致阶级固化。知识阶层，也就是所谓的建制派，逐渐掌握了话语权，掌握了高等教育系统，从而会把自己这一代甚至下一代培养成社会的精英。

　　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久了，社会最好的教育资源无法给到普通民众，逐渐形成阶级固化，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分裂。经过这样长期的迭代与分化，整个社会逐渐被撕裂。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可能会从事金融、法律、医疗等高收入的职业，但对于普通民众，尤其是产业阶层的民众来说，生活会出现长期的“停滞”。美国就是后工业化社会的典型例子。

　　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德国。德国的大学不参与高校的全球排名，德国所有的学校资源几乎都是平均分配的，每一个工程大学都有非常好的教育资源，这些教育资源给了德国的工程师特别好的教育，就非常具有全球竞争力，也导致了德国非常强的制造业。

　　在默克尔在任总理的16年里，德国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一直努力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德国的工程师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知识生产在后工业社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知识生产可能会相对过剩，那么为什么知识生产也会相对过剩？知识生产相对过剩在历史上曾经有几个阶段发生过。

　　第一个阶段就是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一方面资本家努力生产物质产品，另一方面社会的消费能力低，资本家并没有足够的钱给到工人，并压迫工人生产物质产品，压低工人工资。所以发到工人手里的工资并不能买掉整个社会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这就导致了物质生产的相对过剩。

　　一直到1914年福特汽车厂开始做改制，要保证每个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买得起福特汽车，这事实上导致了消费者跟生产者的绑定，这样也就避免了所谓物质生产过剩，产生了很多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把钱存在银行，银行家发现这些钱可以生钱，所以做了各种金融衍生品。这时候就进入生产相对过剩的第二个阶段，一个方面金融产品在不断生产出来，另一方面社会价值的增加并没有完全吻合，所以物质生产跟金融产品的生产之间又产生了相对过剩，这样就导致了新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每隔几年会来一次，一直到2008年席卷全球的大型经济危机，从这以后，各个国家都开始控制金融衍生品的生产，一定意义上回避金融产品生产过剩。

　　当知识生产在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的比重的时候，知识生产也可以发生相对过剩的问题，而这种过剩首先在于知识生产者本身。

　　尤其对于现在来说，一方面鼓励知识生产单位，比如大学与研究所去做基础研究，但是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科技成果转化比例和效率不高，导致了科研机构内部不断生产知识，产业界却得不到足够的科技成果来支持技术升级。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我们鼓励在技术研发上不断地投入，但其实这些技术90%是相对重复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对知识生产本身也会造成过剩。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大家在做研究发文章的时候，往往会做冷门的研究。而工业生产的应用需要“热门”的研究，应用价值才会更大。所以发文章与应用的逻辑是有矛盾的，这也会造成知识生产的过剩。

　　因此总体来看，我们是需要创造一个新型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里，可以使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顺利转化到工业生产里，帮助企业做升级转型。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发生在英国谢菲尔德，也就是《智造中国》中提到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的AMRC模式。

　　2．

　　制造业升级的解决方案

　　谢菲尔德大学先进制造中心AMRC曾经是一座废弃的焦化厂。随着大学的研究所建起来，波音公司把自己在欧洲的第一个工厂建在这里，罗罗、麦卡伦等也把工厂搬到这里。整个厂区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先进制造业企业搬进了这个园区，由大学研究所为企业提供研发服务，帮助项目落地，并培养新一代的工程师。

　　AMRC本身是波音在牵动大学的AMRC为波音的供应商做研发服务。波音有4万个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大多数都是小而美的工业技术企业，当有新技术出现的时候，这些小而美的企业该怎么满足波音提出的新的需求？

　　这些小而美的企业是需要进行研发投入的，但是它本身没有足够多的资本沉淀来做新技术的研发，也没有新技术人才的积累，面对新技术的研发就会出现困难。如果不能满足波音对新技术的需要，就会被逐渐淘汰。对波音而言，淘汰这些企业也会影响波音的供应链，稳定可靠是波音的核心需求。风投也不愿意投这样的企业，因为制造业本身有很大的开发风险，增长速度比较慢。

　　因此，从制造业升级的角度来看，从供应商到金融界再到波音这样的客户，大家都被困住了，没有人愿意为前端的研发买单，这时候大学来承担这个研发任务是最合适的。

　　在AMRC，大学可以为这些企业所需要的新技术做早期研发，通过强的工程团队把新产品和新工艺尝试着生产出来，看是不是波音所需要的，获得波音的认证。这些小而美的企业就可以利用认证申请到银行贷款，建立新的生产线，从而满足波音的需求。

　　当大学参与整个制造业升级的链条中来的时候，由高校的工程师平台来完成从知识生产到知识转化、到最后的知识消化的整个链条才可以被打通，从而每一个参与者，小而美的供应商、波音这种大客户、大学获得知识沉淀，以及资本都有从中受益，整个机制因为大学的参与而被打通，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

　　在谢菲尔德的案例里，大概有1000多名工程师是为AMRC服务的，他们支撑了大学的基础科研，大学的科技成果为产业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技术，达到一定成熟度的技术才能够被企业完全消化。

　　在这样的转化模式里，高校做最专业最前沿的原理性开发，工程师做工程化开发，企业来牵动规模化的生产与销售，形成了由需求牵动的技术转化模式。

　　这就改变了我们所习惯的由技术牵动的模式。由技术导向的科技成果落地模式里，科学家先研发了一个技术，利用这个技术去找投资，常常发现这个技术的应用场景并不广泛。在AMRC模式中，需求本身是产业方提出的，波音知道到底需要哪些技术，它提出需求，由工程师进行开发完成。遇到解决不了的核心问题时，再将问题提炼成为科学问题给到高校教授进行“卡脖子”的核心问题攻关。

　　3．

　　制造业升级的中国红利

　　在这个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科技成果是如何批量转化的。这种转化的效果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波音、罗罗等企业会将生产工厂放在AMRC。

　　这种模式可以在中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中国制造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在制造的过程中，大量的中国式创新得以形成。结合AMRC的发展经验来看，在后工业化时代，中国有中国的优势，总结来说，有三个方面：工程红利、升级红利和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