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如何处理恢复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关系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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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9日，2021年第九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在上海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为“大变局和双循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夏斌出席并以“如何处理恢复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关系”为题发表演讲。

　　在夏斌看来，当前国民经济的具体运行中要做到不急转弯，真正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一是需要对我国当前金融风险有全面充分的认识，做到真正的心中有数；二是在具体处置风险进度的把握上，要坚持系统的统筹观点，兼顾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第一、对金融风险要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常说金融风险、风险隐患这样的词，往往是指没有暴露的风险，没有暴露的损失，但是当借钱人到期不还，风险就暴露了，造成了现实的损失，那就不是隐患了。当风险暴露时，剩下的问题就是，要么是输债权人的钱，要么是债务人的钱，就这唯一选择。”夏斌说。

　　第二、风险暴露或者说要处置风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要输钱，要买单。意味着某一个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

　　“在我国当前处理的各类风险中间，我们要特别关注和准备是输谁的钱，谁买单。宏观部门在研究汇总不同风险的处置中要有大致的判断，处理某类风险，哪类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会受损，会对冲和冲击哪个信贷政策，对经济运行和改革会有什么影响。”夏斌说。

　　夏斌进一步解释，比如说在处理风险的中间，该让居民投资者买单就让居民买单，但是从社会稳定出发，什么样的风险必须让居民自担，居民能容忍买单的幅度有多大，而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该让企业买单就让企业买单，但是中小企业处于融资难、融资贵的尴尬局面，与设法保企业主体的方针如何兼顾，保哪些企业主体？如果该让地方财政买单就让地方财政买单。有些地方财政已经主要靠转移支付维持运行，怎么买单，钱从哪里来？是卖政府办公楼还是靠其他什么办法。如果以上风险缺口实在解决不了，由中央财政兜底，那么全国人大能容忍赤字率提高多少，如果在提高赤字率上走不通，靠发债解决，共多少风险需要靠发债解决，政府的债务率提高多少？从国家经济安全出发，在一定时期内政府债务率又能够接受提高多少？如果涉及商业银行资产的风险，由商业银行买单，那么银行资产质量下降，会多大程度上影响股？最后，如果剩下的剩下的风险其他方面都解决不了，靠中央银行买单，那就靠中央银行发货币把问题解决，后果又是什么，可想而知。

　　“反正，处置风险是要承认输钱，是要消减社会资金的存量，增加经济下行的压力。如果不打破刚兑，市场有效配置功能难以发挥。但是如果彻底打破刚兑，须对哪些经济主体承担负责，哪些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宏观决策部门要有充分的准备，做到真正心中有数。”夏斌说。

　　第三、对风险总量要有大概的估算。

　　“三期叠加当中有一句话，前期政策消化期，目前的金融隐患、风险隐患大多数是多年来发展方式扭曲，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长和多年金融乱象导致的，五千多家P2P公司关闭清零后，数万亿资产风险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夏斌表示。

　　夏斌指出，商业银行百万亿级的表外影子银行资产的处理，信托整顿中大量问题资产和各类金融控股公司的问题资产在处理，商业银行在2017年到2019年已经处理不良贷款5.7万亿，加上债转股，合计处理问题资产7.1万亿元。这以上已处理的各类风险之后，到目前全国还有多少没有暴露的问题资产，这些资产在哪类金融机构的账上趴着，表现为哪类金融主体到期还不了的债务？

　　“如果宏观决策部门对风险总量不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走一步看一步，和货币决策部门信息不充分沟通，那么货币政策不可能在总量与结构政策上及时配合风险处置的进程，做好合理的或宽松、或收紧的政策安排。从宏观面看很难真正做到恢复经济，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夏斌说。

　　第四，风险处理进度要有改革、发展统筹考虑。

　　“世界上对金融风险处理主要是集中两类，一类是市场法制强制型，根据法律借钱到期不还，这样的人该破产就破产，债权人该减资产就减资产，这样风险自然可以释放。二是在刚兑没有彻底打破的政府主导型，我国目前基本上属于这一类，有的借款到期不还也不破产，债权、债务被迫延期或者再延期，表现为僵尸企业。”夏斌说。

　　在夏斌看来，风险处置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风险释放相关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缩水，对经济增长的资金供给就相应减少，经济下行压力就加大。从长期看，市场得到出清，高质量增长的后劲会更大，如果风险不释放，僵尸企业一片，货币周转速度放慢，这个时候社会货币量是一定的，就有可能出现经济的滞胀。

　　而风险处置与改革的关系是，风险释放市场得到出清，经济可以持续发展。如果市场得不到出清，市场化改革浮于表面，市场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而推进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本身内生要求市场要得到出清，即使在政府主导型的风险处理模式下，当涉及社会保障和民生的各项制度改革的时候，风险处理速度越快，短期内国家的财力会吃紧，会减弱推进各项制度改革的可调动能力。

　　但是中长期看，夏斌认为，改革深化和风险处理速度加快，经济增长越有效，可持续，国家财力增长也快，越有利于推进各项民生福利制度的改革。由此看，这中间主要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是如何平衡长期与短期之间政策的衔接，真正处理好稳中求进的关系。

　　“总之，这对宏观决策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在对风险总量有大致判断的基础上，统筹把握好风险处置的进度与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转轨经济社会，确保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致命问题。”夏斌说。

　　第五、关注监管滞后问题，是思考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又一个重要维度。

　　“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守门人，但是金融监管措施的出台，时间的拿捏是否适应，同样对防范金融风险是至关重要的。”夏斌说。

　　在夏斌看来，今天的金融监管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必需的，但是代价已经是巨大的。所以在当前，要真正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在讲不急转弯的时候，眼睛不能仅仅围绕盯住资金的多与少的问题，忘了防风险。

　　“我们应该在修补相关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在保障国民经济基本稳定运行，深化改革措施逐条落实的同时，一边坚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一边坚定不移精准逐类释放风险，严格实施金融监管的各项政策。”夏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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