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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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

　　有一次，在从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起飞的航班上，我正在阅读一篇批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光鲜杂志文章，我读到了来自某“年轻激进分子”的引语：“不要告诉我你的国民生产总值。对我来说，这其实是国民污染总值。”

　　可爱，我想，但这是真的吗？

　　实际上，这大错特错。我们的产出指标不计算污染。它们包括汽车和服务等商品，但不包括排放到空气中的一氧化碳（CO）。值得好好想想重点：国民产出的衡量标准并不能充分校正经济的污染或其他溢出效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认真开发能够正确反映这些因素的核算。然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领域。

　　大多数关于国民产出的讨论都是指国内生产总值（GDP）：经济体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减去用于生产它们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GDP因此包括食品等消费品、新房等投资品、面向政府的生产，以及对外贸易调整。

　　GDP 有其批评者。一个基本问题是它包括总投资而不减去折旧。因此，它包括一年内建造的所有新房屋，但不减去被野火烧毁的房屋。更好的衡量标准是仅将净投资作为总产出的一部分。关注居民收入也很有用，这可以用国民生产而不是国内生产来表示。用GDP减去折旧，再考虑居民收入，就可以得到国民生产净值（NNP）。

　　如果 NNP 是衡量一个国家产出的更合理的指标，为什么国民经济核算要依赖 GDP？原因之一是折旧难以估计，而总投资可以相当准确地估计。此外，虽然 NNP 包括一国居民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但剔除了不在市场上生产和销售的重要成本。例如，它包括电力公司生产和销售的电力，但不包括电力公司排放的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

　　因此，GDP 和 NNP 的问题在于，它们没有扣除污染。相比之下，绿色产出指标将包括重要的非市场商品、服务和投资，以及对负外部性的修正。

　　衡量非市场

　　大多数专家都会同意，在经济核算账户中纠正污染、气候变化和其他非市场活动和外部性很重要。但在实践中如何做到呢？我们如何才能弄清楚怎样从食物和住所的价值中减去水污染或二氧化碳（CO2）排放造成的经济损失？

　　这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已故的哈佛大学的马丁·维茨曼（Martin L． Weitzman）指出了方向。维茨曼的方法后来被纳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或全收入核算），它其实非常直观。其思想是扩展标准国民经济核算账户——它涵盖市场交易——纳入非市场活动或过程。标准经济核算账户收集有关生产（苹果、木材、汽油、汽车等）的数量和价格数据，计算价格和数量的乘积之值，然后计算出售给消费者和其他部门的最终产出的总和之值作为国民总产出。

　　维茨曼方法假设有害的外部性被定价，然后将它们的值添加到总数中。但在这里，有害活动的价格为负，因为它们是“坏”商品”，不是“好”商品。如果一年有 500 万吨空气污染，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为每吨 100 美元，那么国民产出将减去 5 亿美元。

　　这个过程似乎很简单，只是“污染价格”的概念可能令人费解。在杂货店可以观察到土豆的价格，但是卡车排放的 CO 的价格是多少？从企业及其商业核算账户的角度来看，CO价格为零，这就是为什么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中没有“CO空气污染销售”这一项。但对人们来说，其成本不是零，因为CO污染损害了人类健康。

　　根据维茨曼方法，如果每吨 CO 造成 100 美元的损害，那么这便是在计算绿色产出时减去污染和其他外部性的成本时可用的合理价格。但是，当然了，真正计算这种污染和其他外部性的成本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数据很少（甚至阙如）。

　　由于这个问题和其他测量困难，所有国家都没有全面的环境核算账户。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很少的研究来了解环境核算账户是如何已被或可以轻松构建来计算诸如温室气体（GHG）排放和空气污染等项目。

　　从概念的角度来看，有利的起点是 NNP。在进行估计时，我们可以计算水平修正和增长修正，水平修正增加或减去 NNP 中负外部性或其他遗漏的估计。如果这些外部性在增长，就将降低绿色增长率，而如果它们在降低，则绿色增长率将提高。

　　碳的核算

　　现在让我们转向一些实际案例。第一个例子是气候变化外部性的影响，尤其是二氧化碳。这计算起来非常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在电子表格上完成。思路是获得数量和价格的估计，然后修正核算总数。你可以从测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在本例中是二氧化碳）开始，然后将数量乘以排放价格（比如用美国政府的“碳的社会成本”的估计确定）。

　　2018 年，美国排放了 53 亿吨二氧化碳，估计的社会成本为每吨 44 美元，这意味着当年 15.9 万亿美元的产出应减去 2332 亿美元——1.5%的水平修正。

　　但现在我们需要看看增长效应。如表格所示，美国经气候修正的 NNP 在 1973 年至 2018 年期间实际上有所增长，反映出排放量相对于产出每年下降 2.2% 这一事实。绿色 NNP 比传统 NNP 上升得更快。负增长效应是违反直觉的，直到我们意识到它的出现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使得它们对绿色产出的影响在开始时比在结束时更大。因此，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修正降低了产出水平的估计，但略微提高了产出增长率。

　　因此，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对于更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例如巴黎气候协议设定的全球变暖 2 摄氏度的限制，增长修正是多少。这意味着高得多的碳的社会成本，因此在计算中碳的价格也要高得多。一种估计是，按照较严格的目标，碳价格将提高五倍以上。使用与表格所示的相同的方法，2°C目标的水平修正要大得多，2018年为8%，增长修正也相应较大。

　　当环境成本较大时，这意味着真实产出也低于传统方法测量的产出。但当环境成本下降时，增长修正为正且幅度更大。

　　污染的价格和成本

　　现在我们可以转向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空气污染。这包括一些最致命和最昂贵的外部性，例如与燃烧煤炭和其他活动相关的外部性。大部分这些活动在美国受到监管，但很少按反映其社会成本的水平定价。

　　在 2011 年的一项研究中，尼古拉斯·穆勒（Nicholas Z． Muller）、罗伯特·门德尔松（Robert Mendelsohn）和我估算空气污染损害的方法是将价格（每单位污染的损害）乘以10，000 种来源的五种主要污染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细颗粒物、氨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我们发现，以占 NNP 的百分比计算的总损害从 1999 年的产出的 6.9% 下降到 2008 年的产出的 3.4%。显然，这一修正幅度占产出的比例很高，而高污染行业的产出占比更是要高得多。

　　同样，增长效应反直觉地为负，因为和二氧化碳一样，期末的污染减扣减要小于期初的扣减。污染的下降使总 NNP增长率从每年 2.03% 提高到每年 2.45%——这一重大影响尚未在污染经济学的讨论中得到强调。

　　这两个例子——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只是略窥绿色经济核算的门径。其他相关部门包括森林、水、道路和高速公路拥堵以及有毒废物，但对它们的估计很少。同时，在健康、家庭烹饪、家庭护理和休闲等其他领域也产生了扩大核算账户的估计。但是，虽然这些估计会对总产出和增长产生重大影响，但它们通常不属于绿色经济核算的范围。

　　绿色经济核算指出了什么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绿色国民产出：当我们将目前被排除在传统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之外的资源和环境影响估算包括在内时，产出水平可能出现很大差异。粗略估计，如果包括本文所论及的被排除部门的影响，美国的产出将减少 10% 量级；但是，由于研究不完整，总数可能更大。

　　然而，纠正这一遗漏往往会提高绿色产出的增长率，至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对美国来说是这样。原因是大多数污染指标相对于整体经济一直在下降——这是更清洁的发电厂、工厂和汽车带来结果。影响增长率的是污染相对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增长。迄今所考察的部门的增长效应大约为每年 +1.5 个百分点——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随着年份的增加，会带来巨大的增量。诚然，估计中缺少一些主要部门。但是，哪怕是近似值，这些数字也确实涵盖了一些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美国环境政策有利于真正的经济增长，这一发现对于环境政策争论很重要。我认为这是绿色运动的重大胜利。这个惊人发现的原因很有趣。如果我们回溯半个世纪，来到美国环境监管起点，空气污染等外部性体现的是减少污染的边际收益远大于边际成本的活动。实际上，环境政策是做到了先易后难，以最低的成本大幅减少了健康和其他损害。

　　如果我们只看标准经济核算账户，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错过唾手可得的与环境相关的经济福利改善，因为环境监管的健康收益没有计入标准核算账户。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纳入外部收益，那么过去半个世纪的环境政策其实已经大大改善了增长。

　　所以，如果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今天作为一个老激进分子回来，他对国民经济核算账户的态度可能会大不相同。那些声称环境监管损害经济增长的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使用了错误的衡量标准。污染应该在我们的产出衡量指标中，但带有负号。如果我们以绿色国民产出为标准，那么近年来环境和安全法规大大提高了真正的经济增长。

　　威廉·诺德豪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为纽约大学教授。本评论改编自《绿色的精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1年）。

　　www.project-syndicate.org

　　Accompanying this commentary is a chart， which can be downloade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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