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资本记事
最近，高善文、付鹏的内部演讲传播甚广，下面分享他俩的一些观点。可谓讲实话、有干货、比大胆。
在虚实风格上，二人不一样。在楼市、股市的财富效应上，二人观点也不一致。
高善文：
1、我们看第一个数据。
看中国30多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纵轴，疫情前的消费增长情况，横轴是，人口老化程度
疫情前：年轻人占比与消费不相关
疫情后：年轻人占比越高的省份消费越差
一个省人口越年轻，消费增长越慢；一个省人口越老，消费增长越快。
这个结论有些反直觉，被市场参与者归纳为三句话，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
对老年人而言，未来可预期的退休金是可以按时发放，每年稳定增长，并高于通胀水平，收入预期没有任何影响，可以继续搞夕阳红，跳广场舞。
对年轻人而言，收入预期大幅下修，收入增长确定性大幅下修，找不到工作，找到的工作与预期有显著落差，年轻人纷纷节衣缩食关灯吃面。
我们看另一个数据。
省级行政区的消费情况，和省会城市二手房价的涨幅。
疫情前，消费和房价几乎不相关。
疫情后，房价下跌严重的地区消费更差。
我们倾向于认为，疫情后，买房人总体是年轻人，一个地区的年轻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他们的消费越弱，买房的意愿也会越弱。
没有收入预期，没有消费能力，也不敢买房。
这一模式所得到的结果，和我们观察地区人口老化的结果，指向了类似的结论：年轻人收入预期下滑，消费信心和购房意愿都被显著抑制；但老年群体的收入预期没有被限制，生活幸福感强。
2、我们观察失业率，2022年两轮封城失业率脉冲式上升，失业率稳中有降，2024年失业率和2022年2023年差不多，整体就业压力并不大。
观察就业人员总量，实线（实际找到工作）和虚线（趋势线）累计岔口4700万人口。换句话说，累计有4700万劳动力，无法正常找到工作。
3、一般经济理论认为物价和产出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有两个异常点，都超过了两倍或三倍方差的水平。这两个异常点就是2023年和2024年。
我们看城镇就业人员增速和GDP实际同比的关系，经济增长大概率会创造更多的工作，产出的扩张会伴随就业的增加。
如果我们认为就业数据可信，那么经济增速就太高了。
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增速数据可信，那么就业数据就太低了。
就业和增长的关系在过去两年，也显得非常反常。
2020年疫情以来的四年作为一个时间段，2019年取同样的时间段，前后比较物商品消费。
疫情之前，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差不多，消费增长还要略快一些。
疫情之后，消费增长比经济增长低得多得多。
疫情之前，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差不多。
疫情之后，经济增长比投资增长快多了。
合并所有数据，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和经济增长有某种关系，在疫情后这种关系变得显著的反常。
我们以疫情前的数据为基础，疫情后，要么是消费增速低估了，要么是经济增速高估了，在其他科目中没有看到这种吸收关系。
4、最后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房地产是在2021年8月后进入大幅下滑的过程，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三年的时间，是造成当前经济困难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是大家广泛接受的事实。
很多人认为，中国在2021年之后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从开工销售等数据上，这个结论说得通。
我们比较了中国和发生房地产危机国家的前三年和后三年的经济增速。经济增速发生了大幅下滑，三年平均增速-7%，中位数-3%到-4%，最少也有-2%。中国的经济增速只下滑了0.2%，几乎没有下滑。在政府财政没有逆向扩张的情况下，经济增速没有显著下滑。
把这一对比和物价就业和GDP细分对比合并，房地产泡沫一来，GDP增速每一年高估了3个百分点，累计高估了10个百分点，这与城镇就业人口流失的4700万对应上了。
下修了这3个百分点，所有的数据都对得上了。
5、好消息是什么呢？
926的会议开始正视问题，正视经济增长层面存在的问题，并准备采取强有力措施解决问题。
所有经历了泡沫破灭的国家，都迅速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最近的例子是美国，远一些的例子是日本。
泡沫破灭后，经济增速要回到正常水平，平均需要9年。泡沫破灭后，经济萎缩，政府救助，产出的绝对水平恢复到泡沫破灭前，也需要3-4年。
以这样的模式为基础，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恢复到泡沫破灭前，还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等待。积极状态下也需要3-4年的时间，我们对泡沫破灭后的干预是否积极，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便非常积极，要快速完全恢复，也不是很现实。
2025点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2023-24年的数据异常点，向保持温和增长的转折时期，泡沫带来的失衡得到了修正，政府的政策也更为积极有力，也意味着股票市场的运行有了稳定可预期的宏观环境。
付鹏：
1、我们总是习惯了经济一直在增长，蛋糕做大了，我们才能分的更多，但是，分配才是把蛋糕吃多的更主要办法，别总想着分工、努力、工作、干活儿、挣钱，分配问题才是最根本的，以后经济增长慢了，更是如此；
2、日本正在发生变化，过去30年，日本的这块蛋糕没有做大，但是因为上一代人的死亡，年轻人可以分到的更多了。日本经济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是代际分配，不是增长，光增长不分配那就是富者恒富、穷者恒穷；
3、利率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贫富差距，利率越低的时候，贫富差距越大的，利率越高的时候，贫富差距越小的。利率高低对我们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我们是通过劳动获得收入还是通过杠杆获得收入，不同的人对利率的感受完全是反的。利率越低，说明社会上越难赚钱，投资的回报很低；
4、整体社会去讨论贫富的时候，贫富主要讨论来自于劳动价值，简单讲，天天外面送外卖跑滴滴的，他们就是失去的一代，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靠劳动力的就是被淘汰的一代，没办法，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5、分配问题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时候，最底层（靠劳动力）的才可能随着增长稍微多吃一点，但是相较于增长是少的，那么当经济增速不够的时候，最底层的就没得吃了。经济增长是5，但是不同阶层的体感是不一样的（网上质疑经济数据造假），5代表的是整体蛋糕的增长；
6、中产阶级在陨落：当经济收缩的时候，第一步先收缩的是底层，现在每年新增几千几万的网约车、外卖员很多来自于此。中产就是一个伪概念，误认为中产和普通大众不同，是很危险的；
7、中国的CPI一直有一个大的问题，当年宏观经济数据设立的时候中国老百姓第一目标是解决吃穿，解决温饱（领导下去慰问，第一件事就是掀锅盖），所以对我们来讲，物价中的菜价、猪肉价格、粮食价格、油价波动，我们看的比天都大。但是改革开放到现在，如果吃都成问题，那就成大问题了，所以CPI的波动和需求已经没关系了；
8、中国经济当前核心问题有效需求不足，2019年之后中国的有效需求一直在降（中产阶级节衣缩食）。这两年底层慢慢“拼多多”，现在应该是中产阶级开始“拼多多”；中国这二十多年来，从2002年开始，我们的经济从来没有遇到大问题的根因在于，有效需求（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全球化）摆在那里，这是底线，但是现在没有了，所以大家就是拼命的卷价格，卷完上游卷下游，最后卷谁能活着；
9、曾经的内部需求是什么：某房地产大佬：“什么房地产、供应、需求、土地开发、城镇化，扯淡，就一句话，我们有庞大的80后”。中国内需最庞大的一代就是80后，可以花过去的（上一代人留下的），花当下的（自己赚的），花未来的（金融机构给的杠杆）。中国经济的任何问题都以由这部分人买单，那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风险；
10、国家的本币债务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本国居民的征税权。所谓“内债不是债，只要人还在，万税万税万万税”。新闻上每天说着化债，最后是谁买单呢？是屏幕前的每一个人；中国的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中国特色是直接税上减免，增收间接税，给人一种很好的感觉；但是出生人口下降，最大的税源基础就没了，我们的债务兜底没了；
11、现在所有经济问题是两个都存在，供给过剩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也存在，我们需要解决问题，答案是必须提振内需，内需的核心就是进行再分配，政府和居民之间进行再分配，贫富之间进行再分配，债务和杠杆之间进行再分配，如果不做，那我们就是35年日本；
12、股票市场带来财富效应？短期来看是可以的，但是，纯靠换手，依然是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因为你卖不掉，都是账面上的财富泡沫。背离了企业增长和股息分红的，都是为了拿来换手的，本质上还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房子也是同样的道理，背离了收入的消费和房价，都是虚的，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也都是泡沫（2015-2016年）；
13、房子如果纯换手，到底是什么东西？我200万买的房子，600万卖给年轻人，我拿走的就是年轻人未来40年青春的当期现金折现。我可以为我的未来40年潇洒了，他背上这40年的债务，他要还的。如果没有收入的增长，他要硬硬地还40年，他就是失去的，我替他多活40年了，就这么简单。股票也是同理；现在的问题就是，他800万买房子的时候，指望1000万卖给下一个年轻人，结果发现没年轻人了，下一个年轻人接不动1000万了，此时他的资产负债表就开始恶化了，消费开始出现断崖式的回归，这就是2019年后的结果。2019年后开始逐层断崖往下走，向着真实的收入回归（但是总会回归到一个真实的价值，那个时候房子就会重新具有持有的价值，赶上房价的下跌，是00后比上一代幸运的地方）；
14、年轻人的失业率不能拉那么高，你们知道当年怎么做的吗？大学本科扩招，因为我们的年轻失业率统计上是不统计在校生的。把你都赶到大学里，失业率就能往后延三年。今年清北复交本硕的比例是1比3，5000本科，15000硕士，当年那种政策最后直接结果造成曾经本科很值钱，然后本科不值钱。我大概率觉得以后硕士可能也不咋值钱了，如果三年后经济的问题还不解决，我估计开始鼓励读博了，读到30岁再开始就业吧；
15、国家让你干哪些产业你就干，而且一定干早期（芯片半导体），早期干完，后期一定过剩（光伏、新能源），干早期，达到顶峰的时候就是市场热度极高，要名有名，要利有利的时候，撤。
（一）对中国经济的10点核心观点总结：
1.有效需求不足：自2019年起，中国有效需求持续下降，2024年首次出现负增长，这标志着经济进入深层次调整阶段。
2.中产阶级陨落：中产阶级消费能力下降，成为经济萎缩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整体宏观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3.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导致内需萎缩，人口结构的转变成为长期发展的最大挑战。
4.杠杆政策失效：传统的加杠杆方式已无力推动经济复苏，降杠杆成为未来政策调整的关键方向。
5.贫富差距扩大：经济需要通过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否则长期内需和增长将持续受抑制。
6.供需双重失衡：供给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特别是在高杠杆背景下，企业和市场进入恶性循环。
7.经济政策转向：政策需要以“对冲”为主，而非追求彻底解决，短期内无法根本扭转经济下行趋势。
8.代际分配问题：经济增长无法依靠简单的扩张，而需要通过代际财富再分配来优化资源配置。
9.房地产与居民杠杆问题：房地产泡沫与居民部门高杠杆问题突出，未来政策将更加注重降杠杆和降低房贷负担。
10.产业周期和结构调整：在产业政策推动下，中国经济将更多依靠结构性调整，早期行业机会需关注，但需警惕产业过剩和恶性竞争。
（二）关于中国经济以外领域的10点观点总结：
1.人口政策的深远影响：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问题不仅影响经济，还对社会结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
2.社会意识形态变化：右翼化趋势正在全球蔓延，中国的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也逐渐表现出对内部矛盾的敏感性和对外问题的强硬性。
3.家庭结构与消费行为：代际分配和家庭财富结构正在改变，中年阶层面临的“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巨大，而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消费习惯显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
4.教育与就业压力：扩招政策短期缓解了就业问题，但长期可能导致学历贬值，社会竞争压力持续加大。
5.技术与产业政策：国家主义在技术产业中的作用凸显，政策推动半导体等领域实现“遥遥领先”，但仍需警惕市场化后的竞争问题。
6.城乡差距与基层经济：基层经济的转型缓慢，城乡差距依然存在，新农村劳动力匮乏问题难以通过传统方式解决。
7.政治与舆论环境：社会对于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讨论日益敏感，强调正面舆论的同时，也可能抑制了真实问题的暴露和解决。
8.国际竞争与外部压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正由“合作型大国”转向“竞争型大国”，与全球逆全球化趋势形成互动。
9.文化消费结构变化：文化消费领域正在发生代际变化，年轻一代对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内容的需求大幅减少，兴趣更趋向个性化和数字化。
10.社会分配公平性：再分配问题不仅是经济命题，还涉及社会公平和稳定。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调整将决定未来社会和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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