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拍房越来越多，他们为何失去房子？

　　原标题：法拍房越来越多，他们为何失去房子？

　　来源：每日人物

　　当一套房子走向法拍，通常宣告着个人身陷危机。法拍房的背后，是个体生活的剧烈起伏，也藏着一个家庭财富流失的故事。

　　文 | 冯颖星

　　最后一套房

　　郑州金水区的王建国突然发现，自己所有的银行卡上都没钱了。银行催收的短信又一次发送到了手机上，提示房贷“扣款失败”。供应商的催账电话也来了，对方跟他诉苦：“再不结款，我就撑不下去了。”

　　2020年3月初的郑州，疫情开始两个多月，人们多在家隔离，街上没车，也没什么人走动。窝在家里，王建国浑身冷汗，“怎么突然就没钱了？”

　　他试着从多张信用卡上再周转一些钱出来，看能不能凑一凑先把房贷的6071.1元还上，所有的信用卡都试了一遍，全都提示“额度不足”。他的财务危机爆发了。

　　这是最后的家了。在此之前，4套房子，一套又一套地“失守”。直到法院上门查封位于金水区最后一套住宅的时候，他还想奋力守住。“我都谈好客户了，现在贴上封条，让邻居们看到，我还怎么卖！”

　　跟法院一同上门的，还有律师孙硕，他看到一位中年男子失态的样子：头发颜色分了层，上面还是乌黑的，但发根全白了。“那是一夜之间愁白的，你明白吗？脸上看不到血色，整个人都垮了。”

　　那段时间，孙硕目睹了更多人失去或者即将失去房子的时刻。他手里的案子越来越多了，诉求都是银行提过来的，要求起诉逾期未能偿还房贷，也就是“断供”的业主。

　　更确切地说，超半数断供的都是抵押贷——业主把自己的房屋作为抵押品，从银行那里换取贷款，投入到商业经营行为中去。甚至，有些业主，在把房屋抵押给银行之后，还交由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了二次贷款。在金融市场，房产是最好的抵押物。

　　最多的时候，这一类的案件，孙硕“一个月处理了80件左右”，是以往经手量的4倍。起诉状从早写到晚，然后再经由法院，将诉状送达业主手里。一旦法院支持了银行的诉讼请求，意味着这些业主的房子会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也就是“法拍”。

　　家住经开区的曹萍形容失去唯一一套住宅时的感受，“感觉全世界都欠你的”，自己辛辛苦苦在这个城市打拼，才有了这么个落脚的地方，说没就没了。10年前买房的时候，没觉得特别开心，但当房子失去的那一刻， “家没了，房子真的是家啊！”

　　王建国和曹萍，都是这个城市里的创业者。最后一套房最危机的时刻，往往伴随着家庭成员的指责。“如果不是”，是最惯常的句型，“如果不是老公坚持接下那个项目”，“如果不是谁坚持要用那批溢价的工人，扩大亏空”。再到后来，又会变成，“如果当初没跟这么一个人结婚”。

　　金哲的痛苦与此不同。2019年他怀揣最大的渴望，要结束跟人共用马桶的合租房生活，入手了金水北最核心地段的一套公寓，也是当初的神盘，看盘后立刻售罄，至今却陷入烂尾。中介卷走他一年的房租跑路了，他又刚贷了款，新房没住上，信用卡也崩了。

　　近半年来，郑州的法拍房数量增多，而该地最核心的区域金水区，列居全国区域法拍房数量榜首。阿里拍卖的数据显示，2021年9月到2022年3月，半年时间内，郑州在该平台上挂牌的法拍房数量从2.7万套增加到5.13万套。这一数据虽然略低于杭州的5.16万套，但对比国内其他省会城市，已经遥遥领先。

　　当一套房子走向法拍，通常宣告着个人身陷危机。法拍房的背后，是个体生活的剧烈起伏，也藏着一个家庭财富流失的故事。

　　“小香港”

　　在郑州做房产中介的杨萧飞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这个市场的。同样是做中介，做法拍房的中介都要夹着公文包，经常要跟法院、律师打交道，显得“高级”。金水最繁华的燕庄一带，几家本土中介公司，突然也换了门面，主攻法拍房。

　　对于郑州法拍房数量全国第二这一说法，杨萧飞不能考证其确切程度。多次帮助客户进行竞拍后，他发现，阿里拍卖数据并不等同于郑州现存法拍房数量。所谓5.13万套法拍房，其实只是5．13万次开拍，有些一拍、二拍流拍的标的，在第三次上拍后，网络拍卖平台会将其计作3套。更何况，目前的网络拍卖平台，并非阿里拍卖一家。

　　但他看过自家的房源数据库，上架的法拍房在2020年3月之后及2021年9月之后，分别出现了两次陡升。他解释称，2020年年初的疫情和2021年的“7·20”特大暴雨，影响了一大拨人的生计。一套房子从断供到走到法拍，至少需要2个多月的周期，这两个时间点，恰好吻合。

　　他随手打开几个excel表格，在他所在的公司的经营范畴内，每个月会有近300套新房源上架，其中，金水区的房源总数趋近一半。这是郑州的老城区之一，汇集了郑州最高端的商场、最密集的三甲医院以及最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资源。

　　过去20年间，近乎所有的“郑漂”会把金水当作“大城梦”的第一站，甚至在金水区北侧的陈寨庙李一带，拱出了“小香港”的别称——这里的人们普遍认为，这里跟香港一样，有着较差的住宿环境与最大的人口密度。郑州最大的城中村坐落于此，街巷摩肩擦踵，逼仄的出租屋成群，两个街区之内，容纳了近20万的流动人口，所有的空间都被利用到极致。他们习惯居住于此，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居住圈层，当挣到能够购房的第一桶金，也多选择在此地安家 。

　　现在，它有了个更洋气的名字，叫“金水北”，是郑州高价房的象征。

　　王建国的第一套房子就位居于此。他在上世纪末从大学毕业，赶上IT行业风口，毕业4年就在陈寨边买了房，定金500元，首付2万元。有了房也安了家，女儿与儿子相继在这套房子里出生，后来还把母亲从老家商丘接到郑州。

　　也是在这套房子里，他搏下数千万身家，后来又赶上房产政策宽松，添置了5套房产。这个身家，在郑州这座二线城市，足以让他过上富足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觉得靠一己之力，带着整个家庭完成“跳出农门”的阶级跃升。 

　　最春风得意时，他想“再往前走一步”。过往的经历让他信奉站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2013年被冠以“养老元年”，他嗅到商机，一股脑扎入养老地产，却未能遂愿。当年的市场实在太早了，他的业务转型折戟，资产缩水严重，妻子也颇有微词。那年，他34岁，从心底觉得自己还能行，想再证明自己。

　　直到2018年，新消费热起来前，他与火锅烧烤供应链品牌锅圈食汇合作，并在距离郑州市区50公里开外的郊县投资建厂。家里的几套房产或卖或抵押，他东借西贷，凑了800多万元，孤注一掷地开启了自己的这段创业。

　　这是他人生下半段的“豪赌”。2019年年底，新的生产线落成，他踌躇满志，觉得自己就要翻身。创业沉浮14年，他在郑州“吃得开”，朋友形容他，“身材笔挺，温文尔雅，气质很像靳东”。没成想，刚要投入量产，疫情来了，他立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地处中原腹地，郑州的交通地位异常突出，拥有亚洲作业量最大的火车编组站，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河南人“靠山吃山”，商贾文化盛行，大多数人的生计也只能是“买入卖出”的生意。在疫情与洪水的连续冲击之下，生意人也成了被影响最深的群体。

　　疫情来的时候，曹萍的工人都被封在老家，只有工地附近村子里的村民能够勉力出来，每个工人的用工费一天从260元涨至600元，用还是不用？不用项目就要停工，但回款遥遥无期，用了亏空就要增加。拖到最后，终于把曹萍的房子拖了进去。

　　去年七八月最难熬，暴雨后，钱塘商业街上，附近商场的商铺把货物从仓库里拖出来，堆出了长达300多米的临时集市，生意人沿街叫卖，5块的T恤，10块的鞋子，50块的床上四件套，泡水的和没泡水的堆叠在一起，多是品牌货。

　　“万亿俱乐部”

　　房子即将失去的那一刻，他们都如同醒悟一般，将曾经得到的房子称为“运气”的结果。

　　“凭运气赚的钱，靠能力全给赔了。”王建国多次自我挖苦。

　　关于运气的解释，可以更明确地认为是“上车”的时机。王建国的第一套房产购置于2003年，总房款20多万元，等到2020年濒临法拍之时，这套房子的市场价已经翻了7倍多。曹萍的房子购置10年，也翻了近8倍。

　　很多人都会提到2016年，那个轰轰烈烈堪称“拐点”的年份，郑州大规模棚改，地王更迭的频率越来越高，一年拍出了14个地王。为了刺激市场购买力度，金融政策也由紧变松，首付比例一降再降，直到降为20%，交易量猛增。

　　那是郑州风头最劲的几年，整个城市迅速向外扩张， “小香港”也被推倒重建。地产中介们驾车在郑州街头狂奔，一天能带客户看七八个盘。

　　芮培豪是在郑州地产最高光的那两年从北京返郑的。2017年，贝壳刚刚进驻郑州，他作为第一批本地加盟商，门店刚刚开业，“一个人能招来30多个员工，都是主动找上门的”，第一个月就做出了40万元的业绩。紧接着，一年时间内，这个24岁的小伙儿一口气开出8家门店。身份的转变更让他兴奋，“当老板了，给自己打工”。

　　那也是郑州房价涨得最凶的几年。一个1993年出生的姑娘记得，2016年年中，航空港区管辖范围划定前后，自己的同班同学尚未毕业，便以每平米不足6000元的价格入手了航空港区的一套约80平米的房产，首付14万，月供1500元。翻过年，这套房子便涨到每平米13000元，半年内涨幅超过120%，着实刺激了她对房子的渴望。

　　也在那几年，郑州三环内的二手房交易价格，已站上“2”字开头，零几年无人问津的郑东新区，普通老百姓更是摸不着了，每平米4万元起步。房贷利率也水涨船高，等这个姑娘在2019年匆忙上车之时，房贷利率已经上浮30%，高达6.125%。后来她发现，自己的朋友里，有的首套房贷款利率甚至超过6.3%。

　　房地产也结结实实撬动了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在郑州，房地产上下游相关的产业链条众多，包括钢铁、煤炭、水泥、玻璃、铝材、家电、家具、装修甚至汽车等等，牵一发而动全身。2018年，郑州 GDP达10143.3亿元，成功跻身“万亿俱乐部”。这一年，房地产对郑州GDP的贡献达到32.12%，高出多个城市。

　　曹萍一家也搭上了这班列车，赚取了第一桶金。她是个大大咧咧的女生，24岁那年考下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从老家安阳来到郑州，“毕竟是省会，机会多一些”。第一次去CBD，看到拔地而起的“大玉米”（郑州新地标）映照在如意湖面，大城市气息扑面而来。“当时我就想，能在这儿拥有一套房就好了。”后来，她遇到做钢材销售的老公，2017、2018年年景好些的时候，俩人一个月能挣四五万，“觉得自己可以了”，便揽下一家国企的土建项目，“甩起膀子自己干”。

　　那几年太顺了，房子和车子都有了。车子还是两辆，丰田普拉多与汉兰达，排面都不差。新接的项目需要垫资，索性就把婚房抵押了出去，还抵押了两次。投进去300多万元，工期1年多，她盘算着，等账面回款了，就去金水，买学区房。

　　新郑州人

　　不断涌入郑州的人口，一直被认为是房价上涨的底气。过去10年，郑州迎来人口流入的“黄金时代”，新增常住人口397万，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位居第5位。郑州也一度超越武汉，成为中部人口第一大市。

　　在郑州拥有一套房子，到底意味着什么？芮培豪来自许昌，提起河南人对郑州房产的执念，他说，“回家只要别人问在外混得怎么样，一说在郑州买了房，别人就知道你出息了”。

　　王建国除了留在郑州，没有别的选择。他来自豫东平原的农村，家里兄弟姐妹众多，靠天吃饭。他从心底想带着整个家族走出去，“得给（家里）做点贡献”。高考，是他摆脱农籍的第一步，直到有了房，才算在省会城市扎下根。

　　1992年出生的金哲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2015年他从郑州的一所大学毕业，为了能把家安在郑州，他盘下了距离陈寨3公里外的一家门店，做起了麻辣烫生意。后来，他预感到门店周边即将进行棚户区改造，匆匆折价把门店转了出去，进入了保险行业，“一个月能挣近3万”，算是高收入人群。恰逢自己合租的中介公司爆雷，卷走了自己1年的租金，金哲愤懑不已，决意要结束租房的生活。

　　金哲记得，签订购房意向当天恰好是七夕，他内心狂喜，觉得是“送给自己的礼物”。认购的那套房子是双入户门loft结构，交完定金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幻想，“等到年底，就能拿一层出来做甜品工作室了，真好啊”。

　　他们的房子都在寸土寸金的金水区。一名在郑州卖了多年房的销售跟我说，金水的客户往往都是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他们更关注房子的品质，而非价格，对房地产行业的了解程度甚至比从业几年的销售人员更专业，“不好忽悠”。

　　南阳小伙儿小郑在23岁这年，也掏空了家里所有钱包，在郑州南龙湖上车了一套90平米的房产。早早背上房贷，并非他愿，但家族所有的亲戚长辈都劝他，“在郑州有了房，就好讨媳妇了”。叔叔还说，“你还不上的话，还有叔叔婶子（帮衬）”。现在想来，这不过只是场面话而已。

　　一切在2020年被突然按下暂停键。作为企业主，王建国和曹萍的资金一下子就断掉了，“就像开车走在路上，不怕慢，就怕站”。金哲即将交房的工地叮叮咣咣、敲敲打打了几日，也停工了。后来，这家地产公司索性给所有员工放了假，至今仍未开工。

　　金哲的保险业务也不好做了，客户的口袋捂得更紧，原先谈好的意向客户渐渐都不回消息了。他的收入锐减，但还得支付每个月2000元的房租与近1万元的房贷。“房贷是个无底洞啊，扔进去没个响，不像投资干个别的，能让钱流动起来。”

　　更致命的一击是大暴雨，他的客户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几乎没人来问保险了，他连房租都快付不起。

　　2021年7月20日大雨漫灌那天，开餐馆的杨橙就在自家门店，看着店里的水位一点一点升高，叫上四五个店员拿着泡沫板在门口挡水，门口还堆着沙袋，自己和丈夫则在店里不断扫水。但还是无济于事，马桶连着下水道一起往外喷水，一楼的桌椅和厨房灶具全都泡在了水里，“哭都哭不出来”。洪水退去，电力和供水还没恢复，停业了4天，员工工资和宿舍租金还需要正常发放。刚刚恢复营业，德尔塔病毒来了，防疫部门又要求停止营业。

　　也就在这个时候，杨橙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有人在地下车库痛哭，一辆价值近70万元的奥迪A8被泡了水，居然没有上保险。她理解车主那种感受，这辆车指定是“努着去够的”，“车是面子啊，没这个面子，谁跟你谈生意”。

　　杨萧飞的公司门店位于燕庄的CBD，郑州最繁华的地段之一，2022年过完年再回来上班，突然觉得，这里没啥人了，“之前有多么繁华，人挤人”，现在，人流可能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周遭门店的门头两个月换一轮，还在开业的门上多贴着“低价转让”的告示。

　　恐慌的地产中介一窝蜂地涌入抖音，开始以“地产博主”的身份招徕客户。在他们的直播间里，充斥着郑州地产圈对客户地域的调侃，比如，“郑州的房子，都卖给了周口人”。在郑州开了5年中介公司的芮培豪，对这种调侃进行了纠正：“还有商丘、焦作、平顶山、驻马店、许昌人。”

　　我问他：“那郑州本地人都不买房子吗？”

　　“郑州哪儿有本地人”，芮培豪哑然失笑。整个河南的人都往郑州涌，卖房的这些年，跟各行各业的客户打交道，有些客户一开口，他以为是老郑州，交易达成的那一刻，客户掏出户口本，户籍地址那一栏，五花八门，“都是新郑州人”。

　　房地产高涨的年代，人们顺理成章地把财富转化为房产，还有人用房产撬动更多资金，以搏得更多的财富和更好的生活。但如果遭遇失业、创业失败以及灾害冲击，生活的脆弱立刻显露出来，一些人甚至保不住自己的居住之所。

　　利滚利

　　对于金哲来说，他不是失去房子的人，因为他还没有真正拥有过。他有意避免“烂尾楼”这几个字从自己的口中说出，仿佛只要不说出这件事，就能维持表面的轻松。

　　业主群里，有人组织业主维权，前提是要众筹请律师的诉讼费，他没有参与，“现在任何人休想从我口袋里掏出钱去”。

　　房贷在2021年9月已经没再还了，头两个月心里还有点慌，他主动跟贷款银行打去了电话，问询会如何处置自己。对方的口气里，一副见怪不怪，劝他：“有多少存多少吧，哪怕先存500呢？”“500我都拿不出来。”

　　后来，金哲跟我说，之所以会主动打电话过去，是因为他之前查过，烂尾楼很难被法拍。

　　只是，断供之前勉力支撑的阶段，他一直靠多张信用卡来回周转，欠了一屁股债。现在，这批债务勒得他喘不过气。

　　社会性死亡比债务更可怕。催债电话频繁打给他，也打给他哺乳期的妻子、父母以及亲戚朋友，遍及所有有可能的社会关系。想独自悄悄消化这件事已经不可能了，所有人都来质问他：“你咋回事？”他觉得，之前自己保险卖得好，是在销售自己的人品，现在，“原来积累的口碑已经败光了”。

　　妻子的莫名火越来越多，“一直说我，一直说一直说”。金哲甚至觉得，自己成了家里的罪人。压力最大的时候，跟妻子提了离婚，是认真思考两周之后提的，“我跟她说，债务全都归在我名下，你还年轻，还能再嫁”。妻子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最后挤出了一句：“如果没孩子，我一定会跟你离的。”最终，在行动上，妻子还是选择跟他一起再扛一扛。

　　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像金哲贷款的银行那么“宽容”。大多数银行会在客户断供60天之后启动诉讼程序。在这个链条之上的任何一方，在业主眼里，都不受欢迎。杨萧飞去做交易前调查，勘察房屋情况，“没一个业主配合”。

　　王建国是孙硕接触过的最理智的被执行人之一，一直请求他帮忙与银行、法院游说，再宽限些时日。“他要自己把房子处理掉，但价格咬得很死，不想低于市场价太多出手。3个月宽限期过去，房子没能卖掉。但银行逾期之后，罚息利率已经上浮了150%，利滚利，是一笔更大的债务。” 孙硕说，“一开始就劝他降价啊，他说我有儿有女，还有高堂，不能亏啊。”

　　后来，孙硕在法庭上见到王建国，看到他“不想说话，意志非常消沉，人生一下跌落到了谷底”。这种状态，孙硕非常熟悉，“是大多数被执行人的状态”。

　　曹萍的两辆车都已不再属于她，但在房子这件事上，她似乎稍显幸运。在法院上门查封之前，自己找好客户，又找小额贷款公司做了交易前的过桥借贷，把房子从银行那里解除抵押，算是“垫资卖了”，“总比法拍强”。卖房的时候是在2020年年底，市场趋冷，133平米的房子仅卖了136万元，折了好大一块肉。

　　刚卖房子的头几个月，曹萍整个人一下就像枯萎了。房贷每个月也就4000块，“但手里就那么多钱，你还了房贷就养不了孩子。你说我能怎么选？”

　　最直观了解房子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去翻一翻每个家庭的账本，看看他们为房子取消了什么支出。金哲和妻子再没坐过高铁，他们并不知晓自己是否上了黑名单，也不想知道；王建国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变成走路，三公里五公里都能走，甚至能不停地走，一边走脑袋里一边复盘自己这些年的成败，之前拼了命地往前跑，“想得太少”；曹萍一开始把孩子送回安阳老家，每个月只花一两百块钱，生理性地吃不下，索性连菜钱都省了，后来自己也回了安阳。

　　金哲的另一套早年购入的近郊期房已到了交房期，他也没去收房。“房子是首付分期购入的，首付款还欠了几万”。后来，他想打探邻居的入住情况，连续问了几位邻居，对方都支支吾吾，在对方的答非所问里，他读出背后的暗语，“他们也没去收房”。

　　最近杨萧飞发觉，那些待拍的法拍房里，新房的比例开始变多。有些期房，刚一交房就进入了法拍市场。四环外的新房是最多的。在楼市的震荡里，有些房价跌去了三分之一，“房屋价值还没银行贷款高”。那些努了很大力气才上车的人心理上难以接受，选择弃房断供。

　　事实上，弃房并不算是撤退的出路，甚至不是想弃就能脱手。1997年出生的小郑，对于法拍，一开始怀有期待，毕竟多了条抛房的路径，但他被中介告知，经过法拍后的房子，房子要折价，整个首付款近乎都要搭上。更何况，他的房子还没交房，无法被法拍。听闻这些，他内心难以接受，隔三差五给我打来电话：“你能问问你的亲戚朋友吗？我再降十几万，把我的房子买了吧。”语气里满是急促。

　　现实是，小郑没拿到房本，这套房子还不能在市场上合法交易。

　　弥补

　　经历多次挫败之后，王建国以一种“男子汉”的气度，把一切原因归咎自己。即便他总觉得，如果没有疫情，自己可能还会有缓冲的时间，总不至于落败至此。

　　冷静下来，他再去回想，自己的朋友们同他一样，多是创业者。“除了一个在北京的，一个在老东家踏实上班的，其余所有人，都深陷泥沼。”

　　他的情况不是最糟糕的，有的朋友，所有的房子，都被法拍执行完毕。

　　这场教训来得太惨烈，最大的感触是，“资金真的是人的血脉啊”。中原人的沉默与隐忍在他的身上体现到了极致，面对妻子的抱怨，“咱就听着，咱要去理解她，毕竟罪魁祸首还是我”。他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自己吃糟糠、睡桥洞都没关系，但对家人的亏欠与愧疚，怕是很久都难以弥补。

　　跌落谷底的男人，家庭的角色也开始反转，“接孩子，做饭，都要比之前承担得更多些”。

　　法拍虽然躲过，债务依旧压身。电话的另一端，很多个时候，曹萍近乎都要哭了，但一通抱怨之后，最终还是会落到，“你觉得惨吗？比我惨的人多了，你去郑州街头站一站，有开玛莎拉蒂的，也有骑自行车的，还有住桥洞的，人家凭啥就要来帮你？”灰溜溜退回安阳老家之后，她暗自发誓，“怎么落魄离开的，5年后就一定要怎样脱胎换骨地回来”。

　　金哲继续做保险业务的同时，还找了两份兼职。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现在郑州的市场上，两类工作最好找——催债员和学历提升销售。有些招聘信息上，写的是科技公司，求职电话打过去，最终招的还是催债员。他开始觉得，自己不是少数人。

　　王建国的房子最终流拍，他和家人得以暂居。一段时间的消沉之后，生活总要继续。他夜里去开滴滴，也去找别的生计。2020年年底，稍微凑上一点钱后，赶紧把当年欠银行的房贷给还上了。

　　身家亏光了，外债还有400万元，这笔账单纯靠“找个班上”很难还上，他还得努力去找新机会。“在现有能力范围内，先去整合资源，挣点小钱，慢慢找回方向，再去做些别的（创业）。但经历了这么大风浪，一定比之前更稳。”新业务似乎有了点眉目，孙硕最近再去见他，觉得他的精气神儿比在法庭上好了很多，“信心好像又回来了”。

　　但最后一套房随时可能失去。法拍程序已经启动，还清银行全部90万元贷款之前，这套居所一直处在被法拍的风险中。

　　下一次上拍是什么时候，仍未可知。王建国还是难以安睡。

　　（应受访者要求，除孙硕、芮培豪外，文中其他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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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