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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 杨弃非 程晓玲 每经编辑 杨欢
“不知道会不会缺,但不囤就不踏实”。9月1日,深圳和成都同时升级疫情防控措施。消息一出,两地部分市民的第一反应都是——“抢菜”。
人头攒动的超市、农贸市场,被“搬空”的冰柜、货架,以各种姿势抢菜的市民,相似的画面,在各个社交平台随处可见。随后两地官方媒体均发布消息,表示蔬菜管够,不必囤积。
事实上,疫情影响下,面对可能出现的“买菜难”问题,不少超大城市都曾出现囤菜热潮。诚如粮食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政治问题,“菜篮子”安全亦是如此。
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上,各类蔬菜、肉类已填满货架,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超大城市究竟会不会缺菜?
自给
要回答此问题,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超大城市到底能不能提供充足的菜,尽可能优先、就近满足本地的需求?
在农业领域,一般用“自给率”来形容城市这方面的能力。《农民日报》一则文章指出,通俗一点讲,蔬菜自给率就是既要“为我所用”,也要“为我所有”;不是我到市场上去买的,也不是我的外埠基地供应的,而是必须实实在在“生于斯、长于斯”;只要我想吃,这部分物资就能产得出、运得了、供得上。
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开启较早、农业占比普遍较小的超大城市,还能否保持足够的蔬菜自给率?我们不妨看看这次出现“抢菜”的两个城市。
先看成都。历史上,四川成都平原地理条件优越、城市优势突出,历来有“天府粮仓”之称,而成都则是“天府粮仓”的核心区。
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2021年,成都一产增加值为582.79亿元,在万亿俱乐部城市中仅次于重庆和福州。都市现代农业也一直是成都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成都,农业并未被“优化”掉,相反,在保障成都当地农产品供应的同时,大量产品还作为优势产品运往全国。
蔬菜就是其中之一。昨天,面对“缺菜”的担忧,成都下辖县级彭州市农业农村局对媒体披露,当前全市在田蔬菜面积约6万亩,成熟期近2万亩,日产约600吨。
这也让彭州再度被人所看到——彭州是全国主要“南菜北运”和冬春蔬菜生产基地,也是西南最大的蔬菜交易中心,彭州每年的蔬菜总产量近一半销至省外。
在彭州的支撑下,有数据显示,2020年,成都蔬菜播种面积稳定在260万亩左右,产量稳定在600万吨左右,叶菜自给率达到100%。
深圳恰似成都的“对立面”。以48.1%的建成区面积占比高居全国城市前列的深圳,2021年一产增加值仅为26.59亿元,在万亿城市中排名末位。这意味着,深圳不具备像成都这样的蔬菜供应条件。
但放眼整个广东,粤东西北分布着多个农业大市。不仅有湛江、清远等蔬菜基地为包括深圳在内的大湾区“保驾护航”,就连作为省会的广州同样是蔬菜种植大市,蔬菜产量在全省仅次于湛江,蔬菜自给率更高达100.6%。
此前《南方农村报》曾统计,以今年一季度的蔬菜产量来计算,广东蔬菜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盈亏
是否所有超大城市都有这么强大的后盾?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今年7月下旬,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413万亩,同比增加385万亩,产量2959万吨,同比增加142万吨。
具体看不同省份的情况。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份去年蔬菜产量数据显示,全国共有5个省份蔬菜产量超过5000万吨。
其中,山东以8801.08万吨位居全国第一,其次分别是河南产量7607.15万吨、江苏5856.57万吨、河北5284.21万吨、四川5039.09万吨。
而7座超大城市中,成都、广州、深圳所在的四川省和广东省,蔬菜总产量都位列全国前十。
重庆蔬菜总产量居第13位,但人均蔬菜产量在7个超大城市中最高,为680.05千克。另外3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蔬菜总产量及人均产量排名则相对靠后。
不仅要看产量,也要看消费量。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数据来看(2021年数据暂未公布),蔬菜及食用菌人均消费量最高的5个省份依次是重庆、湖北、北京、四川、天津,均超过117千克。
究竟,各地蔬菜产量到底能不能满足众多人口的消费需求?
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各省份人均蔬菜及食用菌消费量乘以年末总人口,计算得出各省份消费总量,再与已公布的各地蔬菜总产量对比可以发现,全国绝大多数省份蔬菜产量都远高于其消费量,“菜篮子”可谓丰盈十足。
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超大城市也在想方设法提升蔬菜自给率。
2010年,全国多个大中城市蔬菜自给率不超过30%。对此,国务院曾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通知》,要求稳定和提高大城市蔬菜自给能力,“特别是城区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
如今,上海的蔬菜以及绿叶菜的自给率已长年保持在40%和80%左右;广州蔬菜自给率常年达到100%;北京蔬菜自给率也从2010年10%左右逐渐回升稳定到2021年的15%。
流通
当然,超大城市不一定都能像广州一般将蔬菜自给率拉升至100%,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存在一时蔬菜供应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充足的应对措施?
事实上,对于此次突如其来的“抢菜”,成都和深圳也主动出击,应对可能出现的蔬菜供应不足问题。据报道,成都多家保供企业加大蔬菜调拨通道,比如从昆明、山东等蔬菜基地额外调货配送到成都;深圳最大的“菜篮子”企业同样选择增加库存,而蔬菜来源也以云南、广东及山东为主。
从数据上看,山东的确是当之无愧的蔬菜种植大省。但仅仅产量大还不足以说明山东蔬菜的竞争力——在其背后,是一套完善的蔬菜流通供应链。
财经作家秦朔曾到山东的“中国蔬菜之乡”寿光考察时发现,一些地方的农产品自己进京销售,卖不动,要先运到寿光再进京,因为“不到寿光,就享受不到大市场一站式服务的红利”。
具体而言,“一站式服务”包含了蔬菜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在当地媒体报道中,寿光是蔬菜信息、价格、营销、物流、储存和加工的高地,它不仅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更是价格形成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平均每一分钟就有8526公斤的寿光蔬菜销往海内外。
提高流通能力也是自1988年开始推进的“菜篮子”工程中的重要内容。当时,正是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带来食品消费水平、结构的变化,“菜篮子”工程要解决各类副食品供应的紧张问题,而这又集中反映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从提高自给率的生产端,到提升供给安全的流通端,最终提升城市副产品的供给水平。
眼下,对于超大城市的蔬菜需求,一套健全的流通体系已然基本成型。数据显示,到2020年,农副产品市场已经成为全国城乡的农副产品流通大动脉,覆盖所有大中小城市,其80%以上的鲜活农副产品是通过批发市场提供的,通常是城市规模越大、这个比重就越高。
对于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超大城市来说,在全国范围内纵横的蔬菜通道,也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根据《全国蔬菜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我国蔬菜产区具体划分为华南区、长江区、西南区、西北区、东北区和黄淮海与环渤海六大片区,不同片区生产的蔬菜种类、时间各异,通过南菜北运、北菜南运等机制,丰富了身处每个城市市民的“菜篮子”。
总的来说,超大城市很难出现完全“缺菜”的情况,而一个重要前提在于保障物流畅通。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此前在受访时指出,局部蔬菜减产或运输中断并不会影响大城市的蔬菜供应,但在流通受阻、大城市成为“孤岛”时,在一定时间内为居民“菜篮子”提供保障的就必须是城郊菜地,是城市自己的供应能力。“现阶段我们讨论大城市蔬菜自给,一个预设条件是‘应急’。”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稳定大中城市常年菜地保有量,大力推进北方设施蔬菜、南菜北运基地建设,提高蔬菜应急保供能力”。
责任编辑:李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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