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坎坷，对于观望梦游的人，无疑是苦难，而对于吴正吉吉(原爱多副总)之类的人，十年不过是一片磨刀石，一块铁终于成了刀，往下是要做执刀的人。有道是人在江湖漂，谁能不爱刀呢。

　　一块铁

　　——毕业十年后，你回到中南财经大学，发现你们当时学的专业已经没有了？

　　吴：我们的专业叫国民经济计划，和工商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等代表权力机构概念的专业是当时的热门专业。这个专业82、83甚至84级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去了国家部委——财政部、外交部、计委等等。2000年的时候我们回去，计统系已经不存在了。校外十年遭遇的经济领域的变化，在校内的学科分类上也体现了出来。这是个典型的事例。我们抱着到核心的计划编制部门去工作的理想，但分配的际遇到了我们这里，远非如此。

　　——说起来你也是一名高才生，但你的人生竟然是从一名汽车售票员开始的？

　　吴：我被分到郑州市交通局，局里让去客运公司，公司下派到车队，车队又派到长途车上，我成了一名长途汽车售票员。走南闯北，卖票一年。每天跑400公里。

　　——你一定郁闷和不平？

　　吴：没有。我了解了以河南农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的状况。它让我现实起来。我们没有经历过哥哥姐姐们的上山下乡，对供给制下的粮票、布票和粗粮也只是有个粗略感受，苦难在我们心里其实只是个影影绰绰的影子。我们的成长期非常快乐，甚至一帆风顺，我们眼中的世界是个城市的世界，农村也完全是个童话世界，有地平线的一望无际和蘑菇云的队列，不过现实中的农村没有这么美。

　　——这一年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吴：全身心去体验。到了卖票的后期我已经是一个像样的售票员了，一分钟内我能看出谁是小偷，也见识了长途车上各种各样的坑蒙拐骗。一个河南教育学院的大学生坐车的时候开导我说，你斯斯文文的，应该去上大学，大学可以改造人。

　　——很幽默。

　　吴：那时太多的不规范造就了太多的传奇，一夜暴富的神话也屡见不鲜。这些感染了我们。我滋生出把握自己命运的想法，想当老板的欲望非常强烈，这个欲望在我们当时的一拨人里互相传染。

　　——1991年你辞职后做了很多生意，但都没有成功，原始积累的梦破了？

　　吴：我们干过长途贩运、办过油漆厂、搞过电脑公司、和同学开过艺术设计所，投资了三四万块钱，做了一份毕业纪念册，大红的封面，叫《从头再来》，我们说“为这场比赛你已准备了很久，此刻你已站在赛场边缘。这将是怎样的一场比赛，会很激烈，会很漫长，没有场间休息甚至没有暂停……得习惯带伤比赛，得忍受对手的冲撞甚至裁判的不公，得对抗敌意的蔑视，用行动赢得尊严……”。

　　——那是你们自己的心声。

　　吴：我们自己为自己的振臂高呼激动非常，但当时的毕业生反应冷淡，计划要赚的4万块钱没赚到，合伙的四个人每人亏了5000，其中王兵兵流落北京打工，另一个辗转沈阳做期货，后又到了匈牙利，他就是今天我的搭档阿杰。

　　——你们相继去寻找答案？

　　吴：1994年是我的一个人生转折。我去了南阳，在南阳一个地税直属分局推广一个计算机项目，工作了8个月，一份40万元的项目就要谈妥了，第二天我带着合同去签约，局长拿出一份文件说，刚刚收到上面的文件，不允许各个分支机构自己搭建计算机系统。一年的工作成了泡影。我很痛苦。我想，5年来我一直在河南打转，而我的努力很可能被一件偶然的事情打败，为什么做任何事始终不能成功？原因在哪？是经验不足？积累不够？也许唯一够的是精神和努力，但是，视野却越来越窄。我决定离开河南北上进京，来到国家统计局。

　　——这是真真正正的“从头再来”了。

　　吴：我们做市场调查，为宝洁、毕马威及德国拜耳、AT＆T、中美史克服务。半年后，由我们策动了国家六部委的一个联合调查，名称为“改革开放18年城镇居民的生活状况”调查。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我们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这个国家级的调查项目，媒体关注，企业关注，在满足各方需求的基础上，没有用一分钱国家拨款，项目做成了。

　　——你的能量开始显现，你也由此积累了大量资源？

　　吴：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当时我的工资只有800元，又要租房又要吃饭，但我什么都做，虚心学习，像筑水坝一样经营自己，一直没有轻易将自己变现实。与七八十年代的人不同，我不计较工资，拿1500元的工资我可以干15000的活。我很乐观，是缺钱，但我不缺快乐，不缺希望。

　　——就在这时你遇到了胡志标？

　　吴：在做一个民族品牌市场竞争力的调查时，影碟机行业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当时“爱多”的老总胡志标很感兴趣，我们谈了很多。1997年，他委托我们策划了“阳光行动A计划”。这个业界著名的降价行动使民族品牌的影碟机迅速占领市场，从1997年的600万台达到1998年的1200万台，品牌竞争开始风起云涌。

　　——胡志标于是邀请你到“爱多”执掌品牌建设？

　　吴：我叫上在北京的王兵兵和从匈牙利回来的阿杰，这些我们当初一起做纪念册的朋友一起南下，开始了广东打工的日子。

　　——“爱多”是你人生的一个大转弯吗？

　　吴：最大的变化是个人的经济状况，生活有了质的改变，整个人感觉豁然开朗。胡志标是个激情人物。在爱多，人会很亢奋，当时影碟机行业以及个人激情的双重亢奋，带动着全国的媒体都很亢奋。我手下的整个营销团队更是激情膨胀，只怕想不出来，不怕做不出来，一年时间中我们高速运转，做得很开心。

　　——爱多紧接着又实施起“阳光行动B计划”和“C计划”，但很快在旋转中失去了重心。这其中有没有你们的责任？

　　吴：1999年之后，我开始做一些思考。我相信从北京到爱多，我有不成熟的地方，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只求做好事情，贯彻老总的意见，甚至超出想象，没有站在经营者的角度考虑问题。爱多的管理层全是60年代出生的人，全都激情膨胀，阿标闪一下火，我们就能把它变成一把大火。有一次段永平对我说，阿标这样，全是你们搞的。我承认这里面有我们的责任，但爱多崩盘的真正原因，至今还未浮出水面。只知道5个多亿的现金流短短半年内不见了，爱多没有力量踩链条了，停止了。

　　——所有问题也就一古脑暴露出来。

　　吴：对于爱多来说，一些原则的问题如企业的使命感、出发点本身就有问题，企业行为是社会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一旦成立企业，就不可能说走就走。所以说，中国企业的退出机制也有问题。市场化的竞争只会使民族企业近几年的跳水愈演愈烈，WTO让它们无法立足，特别是有全球市场背景的行业，像电子、金融等等。

　　——你走后几个月，爱多倒下了？

　　吴：1999年初，胡志标结完婚，我辞了职。5个月后，爱多倒了。

　　——遗憾吗？

　　吴：还是遗憾的，付出了很多心血，楼盖了几层，塌了，不过，这不是个人的悲剧，就像我们的父辈生在错误的年代，是时代的悲剧。

　　——应当也有收获。

　　吴：当然。在北京，我从外部看企业的内部，现在，我从内部看外部，比一直在企业做的人有思维上的优势，也有资源上的优势。

　　——为什么后来又选择了企业？

　　吴：从爱多出来我在一家广告公司短暂停留，之后与金正的杨总有了些接触，我逐渐明白，一个企业应该是理性的。1999年4月，我正式到金正负责营销，筹划DVD上市，做“金苹果”推广。当时DVD市场山雨欲来风满楼，金正很投入，也有了比较好的市场回报。

　　一群人

　　——你的周围聚集了一帮朋友，比如王兵兵和阿杰，虽然一度散开过，但最终你们还是一路南下一同发展，颇有生死之交的模样。

　　吴：这样的朋友我还有很多，这倒很有时代烙印。大学的时候我们相约不谈恋爱，到各个学校乱窜，结交意气相投的朋友，一起做生意，一起意气风发，一起在社会上相互扶持，分分聚聚，始终想一起做事情。直到到了爱多，我还像阿Q一样说，革命了，同去。结果是哥们、同学、朋友一起到了一个组织，管理很难，自己的责任很重，到了金正，我才过了这一关，大家应当各自去负责自己的人生。现在我会从职业的角度去平衡情义。纯粹思想的交流、互助，反倒更轻松自在。这样一来，朋友圈反而更大了，它不封闭，但有标准：需要为人不错，聪明，肯互相帮助。

　　——在广东的影碟机行业，你被公认是个人物，在这片江湖上也曾搅风搅雨。

　　吴：我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在广东开始了近四年，我和一帮人一起见证了中国影碟机行业最波澜壮阔和转型的几个关键镜头，对这个行业的品牌变化感受最深，剥离企业属性，我们所做的是一些超企业的行业行为。1998年6月，CVD及SVCD大战时，CVD阵营内企业的联络和交往是非常密切的，我们都参与了第二次圆桌会议，一起确定行业的共同主张。它反映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以及我们与国外核心技术的平衡与较量，企业如何理性地参与竞争。从中寻求共识和平衡，才会有今天的局面。

　　——你也为此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吴：1997年还是个新兵，今天已经是个老人了。这个行业洗牌洗得太快了。——而你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吴：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争取到一定空间，把这些年积累的大量资源系统地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链条，服务于很多企业。但是资源是虚的，不立于本，无从发挥。

　　——你曾经总结自己，从前是一块铁，今天已是一把刀，未来你希望自己是拿刀的人。如果你成为企业的股东，你是否就是一个拿刀的人？

　　吴：我认为在未来的几年里，资本将不再重要，优秀的团队和良性的体制将是最重要的，因为资本将会越来越追随智慧。我们所要做的是坚持自己的专业，让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资本自然会与你嫁接。从职业经理人蜕变为老板的路越来越行不通了，未来是个合作的年代，单一的个体企业可以使你短期赚钱，但不能使你永续经营。多元化、多股东、有制约的企业才是有理性的。这是一种观念上的逾越。因此我们将来的创业一定会有一个民主、开放的团队，一个健康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智慧对投资的方向起决定性的作用，而资本的比例只体现在收益的分配上，要压制资本意志，强化智慧意志，这个企业才会兴盛。所以，钱不是最重要的，你的管理水平和团队基础自然会招徕资本。

　　——在这个理想的、压制资本意志、强化智慧意志的团队里，你的作用将是什么？

　　吴：我是一个智慧的整合者。——你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你们这代人的使命是完善自己，这从何而来？吴：1989年是我价值观念的转换期，之前的社会使命感之后转变成个人使命感，虚幻的东西是不实在的，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强健中国人的经济能力，完善自己的人格。没有经济能力，说什么都是扯淡。

　　——也就是说你很满意自己目前的生存状况？

　　吴：不是满意，而是不后悔。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我感谢社会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权选择生活的方式。我们比我们的父辈们过得更真实，我们的经济能力不是体制内带来的，是我们自己带来的。我们的命运是自己安排的。

　　——你喜欢说“包袱”这个词，有什么意味？

　　吴：七八十年代的人说我们看起来土，因为我们很多事情想得到却做不到，有些人可以做得彻底，说爽，但是，我们有包袱。我们小学上课时，老师写了个“私”字，说任何人都有私心，但是我们要去掉左边，在右边加上个“人”字，把它变成“公”字。有意思。

　　——在商场混了几年之后，“公私”、“善恶”应当不是个问题了吧？

　　吴：善恶是人生意义上的问题，也许很多东西可以用钱衡量，但人生的标准是有底线的。

　　——你认识自己吗？

　　吴：我是个善于调整自己的人，也敢于否定自己。人到30否定自己是很难的事，但我敢于“从头再来”，有时甚至会为否定在所不惜。

　　——“从头再来”让你与同龄人相比多吃了很多苦，你不觉得特别？

　　吴：不值一提。许多人问我卖票是不是很苦，我说，不，很快乐。那时我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失败了可以再来，是彻底的无产者的无所畏惧。现在我会想，生活的改善是不是让我激情不再了呢？所以我时常提醒自己，好让自己处于挑战的状态。(赢周刊记者王延礴)

　　吴正吉吉1968年生于黑龙江，长于河南，祖籍安徽。

　　大学就读于中南财经大学，学的是特宏观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1990年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分配到长途汽车上做售票员。历时一年，行程万里，每日卖票数钱，从微观处感受真实的中国社会。下车后辞职，想从经济上做自己的主人。相继当倒爷、开油漆工厂、办电脑公司、搞图书设计，干嘛嘛不成，穷折腾了四五年。1995年幡然醒悟去了北京，到国家统计局做市场研究工作，一切从头再来。其间为政府部委、媒体机构、中外企业做的研究课题十余项。1997年南下广东，就职爱多，后到金正。四年间见证中国影碟机行业的风雨历程。一直以能生于60年代为荣，有幸经历了从“文革”到跨世纪的各个转折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生于60年代，使命就是做自己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