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刘士余说他不能不来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发表演讲 来源：中国金融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发表题为《普惠金融：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力》的演讲，主要观点如下：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界甚至经济界关注的两大金融问题，一是金融稳定，二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源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金融结构中出现的严重不平衡，一方面大型企业高端人士享受过剩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小微企业弱势群体无法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这种金融服务结构上的失衡已经对各国经济社会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发展普惠金融是经济结构性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建设好的金融建设好的社会的重要内容。普惠金融的宗旨是金融服务覆盖所有企业、所有人，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以及较少获得金融服务的弱势人群。普惠金融的目标不是要再建一个新的金融体系而是让现有金融体系充分显示出其包容性，所有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包括市场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新型金融服务供应商）都应成为这一体系中的一个成员。普惠金融应遵循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的能力，并且尽力调动“中小微弱”的潜力。普惠金融的长足发展有赖于在金融科技基础上的数字普惠金融商业模式。现在是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历史良机，应建立国家层面的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其内容包含建立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确立国家发展战略的阶段性重心，比如当前阶段的重心应当是着力于建设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为实现这些目标，国家战略应有可实施的路线图，并且协调好相关政府部门的不同角色。  [详情]

　　徐忠：2017年中国金融论坛重点研究指引发布 各位来宾： 按照会议议程，下面我公布《2017年中国金融论坛重点研究指引》，希望能够为中国金融学会以及中国金融论坛的成员提供下一步研究方向的参考。本指引基于人民银行研究系统对于未来一段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研究的思考，具体分为五大方面，20个研究课题。 第一，宏观调控方面，主要包括6个研究课题。一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框架转型研究。我国尚未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宏观调控体系。目前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仍然沿袭上世纪九十年代，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服务于产业政策和经济增长，缺少逆周期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保障。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快速发展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宏观调控作用日益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研究构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其他政策协调配合的现代宏观调控政策框架，是当前研究的重点方向。二是新形势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国正处于数量型向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关键时期，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正由过去的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局面，向更具主动性、更加注重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向转变。在此背景下，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利率调控的有效性，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尤其是中国金融机构的行为激励与其他发达国家存在不同，对于一些机构来说，利润最大化并不一定是最终目标，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金融市场部门与信贷部门内部资金传导中的有效性不强，因此，在向价格型货币调控模式转型过程中，要积极探索优化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机制渠道，努力完善创新型政策工具，理顺价格为主的利率工具体系。需要准确把握中国流动性供给方式的新变化，剖析金融脱媒、影子银行等新变化的影响，结合货币政策框架转型过程，优化货币政策传导的政策组合和工具创新。通过不断解决经济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传导存在的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在顺利实现产出和物价稳定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同时，确保经济金融的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三是中国潜在产出与自然利率变化趋势分析。2015年基本取消存贷款利率管制后，我国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调控已进入以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为核心的深化改革新阶段，这就需要针对利率政策规则进行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加强对中国潜在产出、均衡实际利率等自然率的估算，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利率政策规则。有效估计潜在增长及均衡利率水平，分析变动原因并预测发展趋势，为货币政策乃至整个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四是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判、预警和防控。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我国金融产品体系更加复杂，综合经营趋势明显。在当前分业监管的制度框架下，加上经济下行，不良金融资产逐步进入风险暴露期，金融市场波动加大，风险联动和交叉传染概率增大，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约束依然严重，经济杠杆风险迅速上升。作为基础性的工作，必须厘清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和传染机制，构建预警和防控机制。其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与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强化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监管，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五是杠杆率与债务可持续性。必须系统分析导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杠杆上升的机理，才能有效降低杠杆率，提高债务可持续性，全面化解债务风险。六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直处于犬牙交错、密不可分的状态，两者的协调配合始终是理论和实务关注的重点。但在中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且容易成为矛盾的焦点，财政风险向金融部门转移的倾向仍未完全扭转。深化财政改革框架研究，合理预测财政政策的政策空间与政策力度，可以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奠定理论基础，同时，做好顶层设计和机制安排，不断提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有效性，共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 第二，体制改革方面，主要包括4个研究课题。一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论、政策与国际经验。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为核心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强化穿透式监管和功能监管，在厘清发展与监管职能基础上完善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二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汇率制度弹性有利于抵消内外部冲击，如何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值得认真研究。三是深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和完善的公司治理是有效市场体系的基础和保障。近期一些现象表明，我国的公司治理在部分领域存在倒退。评估我国公司治理的微观有效性和宏观影响，针对改善公司治理的制度创新和政策选择提出建议很有必要。四是财税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结合财政理论与大国实践经验，改革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和收入责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第三，金融市场方面，主要包括3个研究课题。一是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探讨如何通过金融市场高质量双向开放，推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效率的提高。三是房地产市场长期调控机制研究。研究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制度和长效调控机制，稳定社会公众对房地产调控政策和价格走势的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尤其针对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杠杆率的宏观审慎工具，开展基础性研究。 第四，国际金融合作方面，主要包括3个研究课题。一是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和国际协调。当前，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中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加强国际协调，有效应对溢出效应的影响非常重要。二是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适应当前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新兴市场经济体体量不断扩大的新变化，构建全球化新理论、新框架和新理念，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进一步探索研究全球化红利的公平分配机制。三是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统筹利用国内外金融资源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兼顾战略目标与商业可持续目标，协调推进金融业双向开放。 第五，金融发展新理念方面，主要包括4个研究课题。一是绿色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梳理绿色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研究以金融手段实现环境影响外部性内生化的作用机制，推动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二是技术创新、市场发展与监管改革对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的影响研究。积极探索农村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深入研究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服务效率的提升作用，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三是金融科技发展及其风险和监管研究。金融科技已成为金融业的发展趋势，金融机构的金融模式、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执行都有很大影响，值得认真研究。四是金融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发挥金融在价格机制设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方面的挑战。[详情]

　　纽联储高级副总裁John Clark发表演讲 来源：中国金融论坛 纽联储高级副总裁John Clark应邀在“2017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发表了题为《货币政策正常化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调整》的演讲。John Clark认为，目前美联储已经进行了资产负债表正常化的相关安排，且有迹象表明美联储将进入加息通道。美联储将采用长期渐进方式逐步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首先参考美国经济表现逐步加息，其后资产负债表是否随即调整则主要参考未来经济展望、市场信心等定性指标。近期美联储已明确表示，当前要继续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在所持债券到期后，回收资金将继续用于再投资，而非即刻缩表。此外，关于美国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后资产负债表的规模问题，Jonh Clark认为美联储所持债券量应维持在可以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最低点，尽量减少对经济其他领域的影响，但资产负债表规模会比危机爆发之前更大。未来，美联储会议将继续关注这一议题并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保持缩表过程逐步到位、稳健可预测。[详情]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发表演讲 来源：中国金融论坛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应邀在“2017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发表了题为《中央银行学与宏观审慎监管：国外经验与教训》的演讲。黄海洲认为，中央银行学是一门伟大的学科，与货币金融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该学科具有很强的艺术性。例如，央行在进行前瞻性指引的过程中，既要增加操作的透明度，又不能够将操作意图表露得过于明显。因为在肩负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双重职能的情况下，央行操作意图过于明显会使市场根据预期进行操作，抵消货币政策操作的效果。中央银行操作的艺术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中央银行学将成为金融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分支。关于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执行央行的宏观调控职能，黄海洲从调控目标的动态化，调控工具多样化和金融周期性三个方面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首先，货币政策目标是动态化与结构化的，而人工智能目标是人为设定的，缺乏灵活性与准确性，结构性问题也难以准确测度。其次，过去8年中国央行和美联储创新的货币政策超过了去年十年的总和，这也是为了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经济形势。黄海洲对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创造出这么多货币政策工具持保留态度。最后，黄海洲以美国国债利率的倒V型曲线分析了金融周期与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应对策略。再一次重申了宏观经济调控工作的复杂性非人工智能能够胜任的。 [详情]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发表演讲 来源：中国金融论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应邀在“2017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发表了题为《2009年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新变化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的演讲。殷剑峰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于金融创新、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和强化的银行监管，非银行金融部门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得到快速发展，并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2009年后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非银行金融部门的崛起。“非银行金融部门”作为银行传统存贷款业务之外的金融机构、市场和业务，主要包括非银行金融中介、非金融债券市场和银行部门内部的同业、市场交易业务等。非银行金融部门的崛起是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也对我国货币政策以及分业监管的金融架构提出了挑战，因此，继续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改善货币政策操作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详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发表演讲 来源：中国金融论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应邀在“2017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发表了题为《人民币资本项目有管理可兑换实践与经验》的演讲。丁志杰认为，现有理论忽略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非国际货币”这种结构性因素，造成其资本项目可兑换政策建议失当，也是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开放屡屡受挫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提高外汇获得能力为核心、渐进式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有管理可兑换。最初，重点放在非居民、流入端的管制放松；2005年以来，继续放松非居民、流入端限制，同时放松居民、流出端限制。2009年中国实施了人民币国际化政策，为实行更为平衡的外汇管理体制和进一步深化可兑换改革提供了重要基础。中国实践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重要借鉴意义，也为制定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国际规则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案例。 [详情]

　　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成员谢平发表演讲 来源：中国金融论坛 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前局长、中央汇金公司前总经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前副总经理谢平先生发表题为《人工智能和金融监管》的演讲，主要观点如下：  金融监管相关的大数据已经完备，机构数据、交易数据和社会网络中相关行为数据，可以利用数据技术将其动态标准化。金融监管的各种指标及其变动都可以看作是模型的参数。现在监管机构所有人员关于“金融监管”的知识总和，对人工智能而言，都是可统计的和可掌握的。机器学习可以模拟统计规律，自动校准算法，跟踪并算出每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和金融系统风险（动态违约概率），并给出解决方案。人工智能金融监管系统可以采取预警、处罚、观察整改状况、解除处罚等措施进行连续金融监管。人类金融交易越趋复杂，人工金融监管认知能力明显不够，人工智能金融监管是必然选项。 [详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发表演讲 来源：中国金融论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发表题为《警惕逆全球化时代的金融风险》的演讲，主要观点如下：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放缓甚至逆转，世界经济中的金融风险可能随之升高。特朗普经济政策也许有助于提升短期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会扩大宏观经济失衡和提高金融风险。在欧元区，在重构货币联盟和建设银行联盟方面步履缓慢，而意大利和希腊的经济活动则不断疲软，欧洲出现黑天鹅事件的概率不断提高。增长减速和结构转型也大幅提高了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可惜的是，全球经济已经陷入了所谓的风险性三角：杠杆率上升、生产率下降以及政策空间收缩。为了应对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世界各国需要各自改善自己的宏观、微观审慎监管，同时一起努力改革国际金融监管框架。 [详情]

　　中国人民银行潘功胜副行长在“2017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的演讲 来源：中国金融论坛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受邀参加“2017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就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情况发表演讲。潘功胜副行长认为，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较快，形成了多样化的债券品种结构、多元化的投资者结构、较为完善的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在债券市场顶层设计过程中，我们充分吸收了国际债券市场发展经验。   债券市场发展推动了中国整个金融市场结构改革。十几年的时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2002年，企业债券只占整个社会融资规模的1.8%，到2016年增长到16.8%，企业债券占直接融资比重达80%。20多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经验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吸收国际成熟债券市场发展经验教训。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依托银行间场外市场推动债券市场发展。第二，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减少行政管制。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实行债券发行备案制，也实行市场自律管理体系。同时，强化信息披露、信用评级、会计审计等市场化的约束机制。第三，利用后发优势，在基本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的安排上，充分吸收国际上的发展经验。第四，推动债券市场的开放。一是鼓励境外投资者、境外机构到中国债券市场发债。二是鼓励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债券市场进行投资和交易。  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是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丰富人民币国际使用具有很大意义。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使用发展速度比较快，从支付结算的功能逐渐走向投资交易和储备资产的功能。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满足境外机构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人民银行、外汇局在放松市场准入管理、取消额度限制、丰富风险对冲工具、便利跨境资金汇兑等政策方面，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改革。  下一步，我们将从完善相关法律、会计、审计、税收、评级等政策方面，丰富风险对冲工具，创造更加友好便利的投资条件、制度安排。同时，稳步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跨境合作，加强与境外投资者的沟通交流，进一步提高市场透明度。 [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24日消息，今日央行副行长陈雨露中国金融论坛上表示，非常规货币政策极大地稳固了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的信心，短期内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质疑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弊端。未来一段时期，有关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路径、退出策略，以及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等课题，亟待各国央行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他表示，金融科技已经成为金融业重要的发展趋势。其中，区块链技术开发与数字货币的发行、使用与国际监管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和前沿领域，部分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正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人民银行推动的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走在了区块链技术实际应用的全球前列。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区块链技术 等金融科技对个人资产安全、隐私保护、全球金融稳定以及对全球金融治理架构的影响。 以下为发言实录：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 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央银行研究。大体而言，2008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中央银行研究，主要围绕四大主题展开：一是把金融因素系统性地引入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二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全球实验及其正常化；三是宏观审慎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四是金融发展的新理念及其实践。 第一个主题，关于把金融因素系统性地引入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问题。 本轮金融危机之前，有效市场假说是宏观经济学刻画金融行为的普遍前提，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都是这样。在此假定下，金融因素没有被系统性地引入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上世纪七十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某些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开始被引入一般均衡模型中，以反映金融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现在看来，由于并没有内生化地将金融因素系统纳入一般均衡模型当中，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被系统低估了。 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央行研究人员达成了重要共识，即宏观经济和金融理论需要在全面纳入内生性金融体系的基础上予以系统重构，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同时包含“金融-实体经济-政策”相互作用的新理论框架。其中，引入金融市场波动顺周期性和“超调”作为金融行为范式的基本假定，是近年来宏观经济学认识论上的一个很大突破。现在，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抵押品约束机制或构建特定金融部门生产函数等方式，将金融因素、金融周期植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等宏观经济学主流研究框架的成果不断涌现，大大增强了模型对现实（特别是金融危机）的解释能力，为宏观政策评估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依据。人民银行系统的研究人员在中国较早开展了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也是构建DSGE模型并针对中国问题开展研究的引领者之一，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时，我们认识到，DSGE模型属于结构化分析方法，对经济结构更准确的刻画是DSGE模型方法和宏观经济分析发展的重要方向。除了系统性地引入金融因素外，还可能需要考虑异质性微观主体、开放条件和通胀动态机制等因素。与此相关的一揽子问题都等待我们进行深入讨论和研究。 第二个主题，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全球实验及其正常化。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大规模、长期使用，是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政策实践的鲜明特征之一。可以说，这是全球金融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重大实验。从概念上看，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主要有两大类型：第一类是在严重冲击之后，中央银行为恢复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功能以及缓解金融体系脆弱性等方面的政策。第二类是在利率接近零下限情况下，通过对前瞻性指引或者大规模资产购买，为经济活动提供支持的一系列政策。 从政策效果看，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非常规货币政策极大地稳固了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的信心，短期内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质疑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弊端。未来一段时期，有关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路径、退出策略，以及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等课题，亟待各国央行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应对负面冲击方面，中国的政策实践非常丰富，也很有自身的特点。一是在货币政策目标选择上，强调突出价格稳定，并统筹兼顾金融稳定等其他目标；二是始终注重短期调控政策与中长期金融改革相结合，重视金融体系“在线修复”。三是高度重视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作用，将结构性改革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互结合。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在货币政策操作上，注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些政策实践，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中国央行正在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和提炼。 第三个主题，关于宏观审慎政策与系统性风险防范。 国际清算银行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宏观审慎的理念。危机以来，各国央行普遍认识到，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需要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从整体上维护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目前，中央银行宏观审慎政策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主要有两大分支。一是从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机理的视角，将“外部性”作为切入点来构建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框架。二是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以及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时，宏观审慎政策的实践发展非常快，基本形成了包含目标、评估、工具、政策实施与传导、治理架构等在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中国央行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04年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分类开展信贷政策，这都体现了宏观审慎政策的思想。2009年人民银行开始系统研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2011年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制度，并在2015年将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当年又将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纳入了宏观审慎管理范畴。现在，中国央行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积极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今后，还要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统筹做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综合信息统计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四个主题，关于金融发展的新理念及其实践。 2012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指出，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多次强调该理念。目前，这一理念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途径和方式很多，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人民银行将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贯穿于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全过程，尤其是在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FinTech）等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创新。 一是积极推广绿色金融理念、方法和产品。发展绿色金融，旨在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将生态环境影响的外部性内生化，以达到降低污染性经济活动的目标，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人民银行一直致力于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第一，牵头有关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顶层设计。第二，绿色债券政策法规和市场机制建设不断完善，市场规模跃居世界第一。第三，积极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绿色金融首次纳入2016年G20领导人杭州峰会议题并正式写入峰会公报，发展绿色金融成为全球重要共识。未来，进一步推动绿色金融理论和实践发展，一方面要加强金融领域的环境风险分析，另一个方面要提高公共环境信息数据的可得性。 二是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经过长期理论争辩和政策实践，普惠金融已形成全球共识。当前，很多经济体采取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积极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国的经验得到了广泛关注。长期以来，中国央行按照“广覆盖、低成本、可持续”的原则，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金融资源向普惠金融领域倾斜，着力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特别是，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G20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这是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理念以来，国际社会就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普惠金融推出的第一份高级别指引性文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重要空白，必将有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国际实践。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市场化原则与有效监管的统一、个人隐私信息有效保护与适度利用的统一、风险控制与充分供给的统一、线上与线下的统一，都是有待回答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是积极稳妥发展金融科技。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发展迅猛，正在快速运用于信贷、支付清算、财富管理、保险业等领域，金融与科技的融合达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金融科技已经成为金融业重要的发展趋势。其中，区块链技术开发与数字货币的发行、使用与国际监管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和前沿领域，部分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正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人民银行推动的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走在了区块链技术实际应用的全球前列。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区块链技术等金融科技对个人资产安全、隐私保护、全球金融稳定以及对全球金融治理架构的影响。 各位同仁，世界经济百年变局对现有宏观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出了许多宏大的新命题。对研究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的挑战，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央行的研究团队愿与学界的同仁们一道，一方面借鉴经典的国际学术规范和叙事方法，另一方面坚持自己的民族表达，加强对世界性经济金融理论问题和政策实践问题的研究力度，把中国政策实践中的方法论和思想内核挖掘出来，讲好“中国故事”，共同推动我国经济金融的学术繁荣。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24日消息，刘士余在“2017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发布演讲，他表示，“大家都知道，三会当中，证监会不仅要管证券期货行业，还要监管证券期货市场。这里面有1.2亿投资者，其中8000万是中小投资者。所以，作为证监会主席，我是求人的人。” 他说，由于全球金融体系目前仍处于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阴霾之中，金融风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传染的复杂性、敏感性和交叉传染的特征明显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敏感性并未降低。 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下，中国必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市场前景广阔，对此我们有自信、有把握、更有担当。第二，资本市场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证监会也将配合央行做好相应的金融稳定工作。第三，资本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灵敏和及时。利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时间窗口，不失时机的深化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不失时机的向货币政策借势借力，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所以，中国证监会不仅会一如既往的重视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而且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珍惜、尊重中央银行履行法定职能，配合央行做好金融监管协调、金融稳定工作。资本市场也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银行业、银监会、保险业、保监会的支持，更需要在座专家、同仁的支持，更加需要中央银行的关心、呵护和支持。[详情]

　　来源：中国金融论坛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我代表中国银监会，特别是代表郭树清主席对我们金融学会学术年会，也是金融论坛年会的成功举办致以热烈的祝贺。 银行监管始终面临非常重大的挑战，如何处理支持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支持金融创新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关系，是两个重要方面。具体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问题：一是目前金融创新是否已经过度，还是严重不足和严重滞后？二是在当前更加强调防范金融风险的背景下，要不要继续支持和继续推进金融创新？三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未来银行业金融创新的方向和重点在哪里？四是银行监管部门在金融创新过程的角色和职责是什么？ 针对以上四个问题，我谈一谈自己的理解。 第一个问题，目前金融创新是不是已经过度？还是仍然严重滞后、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最近几年，金融创新日新月异，有资本工具的创新，有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有互联网金融的创新，还产生了很多类金融机构和类金融业务，影子银行快速发展，体系外金融野蛮生长。一方面，这些创新有利于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增强银行体系的风险抵御能力，以及提升对金融消费者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金融风险和金融乱像，给我们的金融体系、银行体系安全稳定带来一定的冲击甚至是威胁。我认为，真正服务实体经济、服务金融消费者、风险可控和受到有效监管的金融创新还远远不足，表现在有助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产业向中高端发展、中国金融由大国变成强国等方面的金融创新仍然不足。一些伪金融创新、假金融创新、非良性金融创新，逃避监管进行套利，带来金融风险扩大、金融自我循环、脱实向虚和金融自身的泡沫，对这些创新要加以限制和规范。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在防范金融风险更加重要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继续大力推进金融创新，鼓励和发展金融创新，提升经济、金融乃至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有益于提升对实体经济服务能力和改进金融消费者服务质量水平的创新。对有利于银行自身规避风险、管控风险和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金融创新，必须给予大力推进。为了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创新驱动水平，成为创新型国家，需要银行创新和整个金融业创新。“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制造业走向中高端，需要中高端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支持。同样，发展绿色经济、发展普惠金融，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支持“三农”等等，都需要银行业在传统的服务方式、传统的服务体系以及传统的业务工具手段基础上进行不断创新。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补齐供给侧所存在的短板，以及金融本身服务的短板，更需要进一步创新。 第三个问题，如何判断当今和未来银行业金融创新的方向和重点？首先，要不断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不断改进和提升对金融消费者、对金融投资者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其次，为了更好防范金融风险，需要更加先进、更加有效的金融工具、金融手段、金融方式、金融模型以及风险管理体制机制。再次，金融创新应该服务和支持产业向中高端发展，有利于发展绿色经济、普惠金融，改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以及对“三农”更好的服务和支持。此外，要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力和在金融全球化过程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也需要银行业提高创新能力，推动中国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 第四个问题，银行监管者的角色和职责如何定位？我们要判断和识别哪些是有益的、良性的金融创新，哪些是我们真正所需要和期待的金融创新，而哪些是伪创新、假创新和非良性的创新。作为银行监管者，首先，要加强和补齐金融监管制度和规则的短板，填补金融规则、制度、标准的空白，使所有的金融活动、金融风险都在金融规则和制度的监管范围内。其次，银监会要加强和保监会、证监会以及人民银行的沟通和协调，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推动信息有效共享，消除监管真空和监管空白。再次，要确保金融机构的创新风险可控，对所有金融活动过程当中的风险及时识别、及时判断、及时评估、及时控制和有效防范。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的风险防控体系、机制、手段、工具。从董事会到管理层都必须要对金融风险有效识别和管控。此外，银行监管部门必须能够及时、有效识别评估各类金融活动、各类金融业务、各种金融创新所可能形成的风险，然后有针对性地要求银行增强对这些风险的识别和防控能力，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提高拨备、增加资本等。同时，监管部门要对金融机构进行穿透式的监管。 当然，银行面临的风险也会来自于国际，要对国际风险及时监管，加强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监管合作和信息分享。 总之，金融监管部门的共同目标就是加强协作、加强分享、提高透明度，使所有的金融风险都在有效的防控和有效的监管之下，在支持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使银行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 谢谢大家！[详情]

　　来源：中国金融论坛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士余在“2017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的演讲 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早上好！ 感谢陈雨露副行长对我的邀请，非常高兴参加本次论坛。今天也算是我这个老兵回家，来做个工作汇报。本次论坛的题目是“百年变局中的全球经济与中国金融：新趋势、新挑战、新动力”。这个题目本身令人激动、催人奋进，彰显了中国央行作为大国央行的新视野、新站位、新使命。作为证监会主席，我必须要来参加这个会。 大家都知道，三会当中，证监会不仅要管证券期货行业，还要监管证券期货市场。这里面有1.2亿投资者，其中8000万是中小投资者。所以，作为证监会主席，我是求人的人。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我不能不来。由于全球金融体系目前仍处于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阴霾之中，金融风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传染的复杂性、敏感性和交叉传染的特征明显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敏感性并未降低。 2008年以后，经过一系列金融改革，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体系）稳健性有所提升，但是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速度或脆弱性实际上是增加的。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性结构性改革推进当中，处于三期叠加和新常态阶段。在这一过程当中，金融体系改革滞后效应发挥得很充分，但多年运行积累的风险也值得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风控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也是不断动态变化的难题。历史是严肃的老师，最近我回顾了一下金融危机的历史，看了几本书，有点感悟，借此机会和各位专家、同行做一点汇报。大体是两点： 一是资本市场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关于金融风险的书籍很多，最著名的是《美丽的泡沫》。这本书好像比较传统经久，详细介绍了一系列的传统的金融风险。例如英国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与今天相比，当时尚未形成金融体系，这些金融风险也不构成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泡沫破灭后，投资者承担了损失。谈到资本市场或者说单纯的股市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影响，首先必须要提到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一些事件，以及后来的美国的一些制度安排。当时有一个统计数据，在那一段时间美国股市的市值占GDP的比重一度达到80%以上，那次危机对美国经济以及相关国家的经济冲击是致命的，这次股灾之后美国重建了它的制度体系，出台了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建立了证监会以及相应的基本规则，确立了风险经营、风险监管的基本框架，维持了美国资本市场半个多世纪的平稳。 其次，就是美国1987年10月21日的黑色星期一。那时，我国的金融体系还谈不上开放，大部分人只知道美国资本市场出了大事，但究竟对经济有什么影响、对国际有什么影响，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我国那时还没有自己的股市，与美国金融体系之间的联动也无从谈起。 2000-2001年，美国股市出现了泡沫，科技公司的股票价格暴涨暴跌。当时，美联储有些好的操作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每一次资本市场异常波动爆发时，美联储都能够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关键因素和信号，什么时候该逆势而动、什么时候该顺势而为，什么在价格信号上做文章，什么时候在量的方面下功夫，是有很多经验的。今天，纽联储的副总裁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一定有很多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 在每一次危机中，美联储的政策及政策信号始终在美国金融体系当中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针对美联储在1929年危机中的作用，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对美联储此次操作有一个批评，指出大萧条时期，美联储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最终导致大萧条从金融萧条转变成经济衰退。1987年黑色星期一，格林斯潘主席第一时间表示，美联储已经准备了充足的流动性资金以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需要。美联储及时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并降低短端利率，证监会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例如交易所暂停部分交易、增加股票回购限制，从而遏止了危机的蔓延。1998年LTC出问题后，历史上第一次由美联储出面召集14家大型华尔街金融机构，商讨共同救助LTC。当时，13家机构同意出资，仅贝尔斯登不同意出资。这13家其实也希望LTC立刻倒闭，但如果LTC倒闭了，他们也会受影响，因此才愿意出资救助。我们常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如今，这些机构有的被兼并、有的倒闭，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发生后，我想找这些机构的CEO聊一聊已经不可能了。但不管如何，1998年美联储牵头救助LTC这件事，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技术和艺术都是非常得当的，挽救了美国的资本市场，也挽救了金融体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同心同德、力挽美国高风险金融体系于狂澜中，期间也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格林斯潘1996年曾经有一段著名的演讲，他说如果崩溃的金融资产泡沫不会威胁到实体经济和就业稳定，中央银行家就不担心，但不应该低估资产市场和经济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因此综合考虑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特别是资产价格变动）必须是货币政策整体的一部分。伯南克也认为，对资产价格的泡沫，货币政策要么任其自然发展，要么刺破泡沫，但这两种操作的效果都带有一定的极端性，最好避免这两种极端。这就要求通过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维护金融稳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管好流动性闸门。 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教训。例如，1989年日本金融出了问题后，央行操作与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及资本市场的运行走向长时间背道而驰，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时间衰退。对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 二是资本市场的稳健运行是货币政策信号有效传导的重要基础。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脱媒呈加速态势，以基金等资产管理机构为代表的非银行部门快速发展，支撑企业投资风险管理的资本市场体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货币政策及其信号的传导，由以前以银行系统为主，发展为更加多渠道和复杂化。从实践上来看，资本市场能够直接对宏观经济变量和货币政策信号做出快速灵敏的反应，资本市场参与最多、透明度高，通过价格涨跌，通过期货和现货的交替应用，通过正向和反向的操作能够迅速的管理和出清风险，从而将资金引导到有投资价值的领域。利率、汇率、流动性总量及其他衍生工具操作等货币政策信号，都会通过资本市场多方面的加以传导，正常情况下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灵敏度也是最高的。例如抵押品效应，股票价格上涨，企业估值增加，可用于融资的抵押品价值上升，企业融资功能随之增强，从而放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支持的效果。二是托宾Q效应，股票价格上涨，单位资本投资回报增加，企业重组成本下降，投资意愿增加。三是财富效应，股票等资本工具价格上涨，企业资产和居民财富增加，投资和消费意愿增强。四是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兼并重组实现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其通过银行体系获得资金的价格会大幅降低，提款便利性会大幅增加。五是资本市场创新支持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从而扩大就业机会，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稳定性，进而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 当然，资本市场也有局限性。当资本市场泡沫快速形成甚至不断放大时，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会变得迟钝，甚至是逆反映。就像黑洞完全吸收了太阳的光线，此时资本市场上泡沫达到顶点，情况非常可怕。因此，对于中央银行及资本市场监管部门而言，应尽力避免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信号产生黑洞吸收的现象。 此外，IMF跟踪研究了OECD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并完成了诸多研究报告。研究发现，一国经济活跃程度，特别是危机重创后经济复苏的程度、速度和可持续性与该国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高度正相关。美国即为最典型例证。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所以其经济修复能力也很强。2007年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很快复苏。尽管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但基本规律是相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国也有独特的做法和优势，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例如，2003年修改人民银行法时，增加了“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能。我本人也为央行这一职能工作了10年，2004年修法工作完成后我就开始从事金融稳定方面的工作。历史上央行主导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及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应对，都彰显了央行反应的前瞻性和系统性，这方面我国经验不逊于也不输于其他国家。在当今世界金融体系处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三性”交织状态下，我们应继续加强货币政策信号对资本市场体系的影响和关系方面的研究。 总之，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下，中国必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市场前景广阔，对此我们有自信、有把握、更有担当。第二，资本市场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证监会也将配合央行做好相应的金融稳定工作。第三，资本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灵敏和及时。利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时间窗口，不失时机的深化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不失时机的向货币政策借势借力，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所以，中国证监会不仅会一如既往的重视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而且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珍惜、尊重中央银行履行法定职能，配合央行做好金融监管协调、金融稳定工作。资本市场也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银行业、银监会、保险业、保监会的支持，更需要在座专家、同仁的支持，更加需要中央银行的关心、呵护和支持。 预祝本次年会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各位同事充分得益、万事顺心，也忠心的期盼大家在接下来发表的真知灼见能够给中国资本市场注入巨大的正能量，让我们的资本市场一亿两千万投资者也能分享春天的快乐！ 谢谢大家！[详情]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应邀在“2017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就我国保险业发展的趋势、挑战等内容发表演讲。梁涛副主席认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业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开创了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史上百年不遇的变局。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市场化水平大幅提高，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凸显，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提升。但是，在全球金融大变革、大激荡的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金融保险业发展需要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要立足于全局把握好金融保险业的发展趋势。对金融保险业来讲，立足全局就是要回归本源，发挥好其本质属性和本能，绝不能脱实向虚、自我循环和过度投机。保险业回归本源前景广阔，无论是服务于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还是服务于灾害管理体系的建设或者是社会管理体系的建设，都具有巨大的潜力。如果超越了金融发展阶段，脱离了人民真实需求、脱离国家发展战略、脱离经济的客观规律，激进的负债和激进的投资必将走向发展的死胡同。 第二，要立足于国情、把握金融保险业的发展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金融保险业来讲，立足国情就是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作用，保险业作为市场化风险补偿机制、资金融通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是发挥政府与市场两种优势天然的桥梁。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着力推进大病保险制度，就是利用保险机制解决大病保障这个世界性难题的重要制度创新。 第三，要立足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浪潮，把握金融保险业的发展趋势。历史证明了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世界产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和全球振兴格局的大调整。对金融保险业来讲，每一轮技术都会带来保险业技术工具、组织形势、管理体系、发展范式革命性的变化。当前，以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汹涌而来，每一个企业或行业，要么主动适应这一浪潮并发展壮大，要么在消极被动中趋于式微。保险业和监管必须积极拥抱新一轮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才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发挥保险业服务全局的功能作用。 第四，要立足于国家安全的大局，把握金融保险业的发展趋势。金融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基石，当前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面临国际地缘政治、国内产业升级、国内社会稳定等诸多问题，都有可能与金融保险业的交织起来，使金融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对金融保险业来讲，立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大局，就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擅于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思考问题。在金融改革发展的问题上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发挥保险业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中的重要作用，需要行业和监管部门共同努力。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个别公司激进集聚配置金融资源的模式必须彻底改变。从监管角度来看，需要在政策引导上下功夫，在规则上补短板，在政策上出重拳，更加强调穿透式监管，切实发挥好金融监管的保险作用。[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