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以来，各发达工业国的央行已经以各种方式偏离了常规的货币政策制定方针。他们试图通过“前瞻性指引”来说服公众利率会长时间保持低位。为了实现各类目标，它们还实施了长期再融资操作，证券市场计划（Securities Markets Program）和量化宽松等多种手段。

最近众央行还引入了负利率以及——从一直处于创新前沿的日本银行开始引进的——收益曲线目标设定。另有一些中央银行采取了一些非常规但路人皆知的政策，比如直接制定汇率目标。

时至今日，在各大主要央行显然正在寻求货币政策正常化之时，我们也是时候追问一下当年为什么会采取那些非常措施以及是否有效。展望未来，我们应该问一下退出这些措施将会产生什么效果，以及它们的使用会否会带来长期性的忧患。而通过解决这些问题，中央银行家将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危机。

当时是有必要的吗？

大家都应该记得2007至2008年金融危机后市场显然已经崩溃了。在信贷流陷入冻结之后，各央行开始竭尽全力稳定金融市场——无论是美国的抵押贷款支撑型证券市场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券市场——的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央行干预的第二个原因是要去影响收益率或价格。鉴于央行通常只是借助提高或降低政策利率来间接管理价格而非直接出手，这显然是一个更为冒险的目标。但当政策利率达到0下限时，中央银行家们开始认为有必要对各种长期证券的价格施加影响，有时会针对特定类别的证券以期这种影响可以实现跨类别传播。

中央银行干预的第三个原因是表明对优先性货币政策的承诺。举个例子，如果一家央行宣布了购买政府证券计划，就意味着它不会在该计划生效期间收紧货币政策。不管该计划的意图是什么，其推论效应都是为了展现“长期低水平”的利率导向。

中央银行已经列举了所有这些不时追求积极——或者创新——货币政策的理由。但是作为一个前中央银行家，我会提出另一个货币当局很少提及的理由：他们其实是自身通货膨胀目标制订政治任命下的囚徒。

当央行在1980~90年代开始设定通货膨胀目标时，它们确实都将目光集中在上限上，很少有中央银行家能预见到通胀目标管理的问题其实在于下限，因为将通胀提升到特定波段要比压低难得多。他们其实是被一个连自己都不一定知道该如何实现的任务困住了。

日本央行在近15年来一直试图推高通胀。在此期间，世界各地的诸多中央银行家都曾胸有成竹地指点日本央行官员：“这很容易，按我说的做就对了。”但当这些央行行长发现自己也遭遇了低通胀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人真正知道该如何消除公众对低通胀的预期，而这本身似乎就是推动低通胀的原因。即使动用到“从直升机上撒钱”这种大招也注定失败，因为那些捡到钱的人会认为正在试点这一机制的央行肯定是疯了。由于担心未来某天会被秋后算账，人们可能只是将现金藏在家里或存入储蓄账户，而不是花掉。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央银行家会十分担心如果他们承认手里“没有政策工具了”，公众的通胀预期就会崩溃。因此，他们总是会声称自己的手里还有一个刺激通胀的杀手锏，只不过希望永远别把这样兵器掏出来，更别说拿来用了。

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央银行家最担心的消极螺旋式通缩，但通胀水平依然顽固地维持在低迷状态。为此央行官员只得不断在货币创新上加大赌注——比如运用一些理论上可能推高通胀的新手段——尽管这些工具的无效性也日益展露出来。

按照这一逻辑，在量化宽松走到尽头时，央行必须转向负利率。当负利率效果不好时，就得转而设定收益率曲线目标。在每个阶段，当政策工具逐渐失效时就他们不得不推出一些新的东西，以免让人觉得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不提供替代方案等于说他们已经放弃了希望——因此其他人也别抱什么幻想了。按这个做法一直走下去的话，无法完成政治授权的结果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

取得了效果吗？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这些创新手段是否曾经有效过？在稳定市场方面有些政策似乎是相当有效的，要么是因为找到了有钱人进场买证券，要么是因为央行在为市场背书，声称“我们就在这里确保它们有效。”当时欧洲外围主权信贷的利差迅速扩大，直到时任欧洲央行行长的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于2012年7月宣布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欧元。而这一言论本身就对市场有着神奇的影响。

但如果这些干预措施同时也是为了实现通胀任务，那么就相当于无效了——至少现在还没有。英国经历了脱欧引发的货币贬值和随之而来的通胀，这实际上并不能归功于英格兰银行的行动。美联储可能最接近实现其约2%的个人消费支出通胀目标，但就算在劳动力市场收紧的情况下也是颇费周折。而其他央行距离目标则依然很远。

当然央行官员会告诉我们说达成目标只是时间问题，也正是他们出手阻止了通胀预期的崩溃——这或许是对的。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预期可能没有下滑，因为央行一再承诺会完成任务不放弃。但也有可能是通胀出于其他某种原因已经稳定在较低水平。

非常规政策是否对长期利率产生直接影响（而非借助信号传递）则尚不清楚。说明这些政策有效的证据其实并不纯粹。一些效果可以在狭窄的时间范围以及少数几个特定类别的工具上被观察到。但是只要你扩大来看的话，非常规政策的影响力就难以分辨。或者可以举一个例子：当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时，它确实对国债有影响，但要证明它对整体债券的影响却不容易。而令事情进一步复杂化的是想要在非常规政策与实体经济投资或消费之间建立任何联系都更为困难。

总而言之，中行的特殊政策可能对修补市场和宣示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对实际活动的影响仍不确定。

可以放手了吗？

当政策逆转时会发生什么？这对预期的好处是它们已经提前被打了预防针。我们可能已经看到过央行改变信号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在2013年的“量化宽松规模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期间，外界普遍认为美联储可能会停止量化宽松并逐步加息，引发市场动荡以及加速利率上行。

市场自那以后逐渐企稳，但在政策出台后非常规政策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会否逆转还有待观察。随着央行在2018年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长期债券将回归市场，市场持有的超额储蓄将被消灭。债券发行人需要寻找更多的私人买家，而私人买家得拿出资金来购买更多的债券。在这种资产交换的过程中长期利率有望上升。但如果市场还对最终不得不吸纳的金额有所忧虑的话，利率的上升可算是相当突然的。

到目前为止，美联储已经公布了一个按部就班的资产负债表缩减计划，市场对此的接受度也不错。在过去发布的大部分信号中，人们希望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有效剥离的债券能在价格不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被吸收掉，而长期利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只出现适度上升。

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在于央行是否应该完全清空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哈佛大学的杰里米·C·斯坦（Jeremy C． Stein），罗宾·格林伍德（Robin Greenwood）和塞缪尔·G·汉森（Samuel G． Hanson）认为央行应该维持相对较大规模的资产负债表，因为这样做会创造出金融世界所缺乏的安全短期性工具。他们认为，当私营部门试图满足短期债务的需求时通常会承担太多的风险，从而影响整个系统。

但至少有两个因素要求央行不应长期维持庞大的资产负债表。首先，这样做就是把流动性管理变成了一项公共服务。私人部门在金融危机期间无力胜任这一角色的事实并不足以成为央行长期顶班的理由。众所周知，公共部门提供的这类保险式服务通常会导致私营部门的过度依赖以及公共部门的价格低估。而且正如我和我的芝加哥大学同事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所证明的那样，私人配置的流动性服务可能还拥有许多公共辩论中不常提及的额外好处。

此外庞大的央行资产负债表还会带来政治风险。费城联邦储备银行前总裁查尔斯·普洛瑟（Charles Plosser）解释说当一家央行扩大资产负债表并以跟货币政策不完全挂钩的方式运用时，它就会暴露在政治压力之下。

举个例子，倘若美国政府急需5000亿美元投资基础设施，那么它没什么理由不去逼迫美联储将其持有的部分资产转换成价值5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资产。新兴市场的中央银行家对这种要求已经见怪不怪了。虽然他们通常会礼貌地拒绝，但他们也明白在已经持有一个与传统货币政策脱节的庞大资产负债表时“说不”也是件难事。

存在哪些长期风险？

最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冒险行为，新兴市场资本进出以及总体央行独立性的究竟存在哪些长期意外效应，还有待考证。

通过鼓励追求收益，宽松的货币环境降低了所有类型资产的风险溢价。但正如国际清算银行的克劳迪奥·鲍里奥（Claudio Borio）和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所警告的那样，这会加快推动金融周期。此外，流动性充裕的承诺提升了杠杆（无论是公开还是隐蔽的），因为借款人认为自己有机会持续获得资金，觉得进一步承担债务不过是种低成本冒险。这表明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脆弱，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通胀目标依然遥远，但一些央行已经在考虑收紧货币政策了。

宽松货币政策如何导致金融脆弱性的一个重要例子就是它们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也就是当各主要央行削减政策利率时逐利资本大量涌入，然后在货币政策收紧时逃离的地方。 2013年的“量化宽松规模缩减恐慌”对一些新兴市场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们无法应付因此引发的资本骤然大量外流。

对于外资来说，一个常见的比喻就是它像一个新兴市场应该（而且大部分时候也已经）迎入的房客。但是外国资本往往会集体涌入，然后又在没有发出什么警告的情况下集体撤离。跟任何东道主一样，新兴市场很想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大量的客人希望入住又计划打算离开，以便做出相应的规划。但当资本根据发生在遥远别处的事件来决定何时来去时，它会表现得像一个非常糟糕的客人。

跨境银行资金流尤其成问题。根据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法尔克·布劳宁（Falk Br?uning）和哈佛商学院的维多利亚·伊万什娜（Victoria Ivashina）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当货币政策收紧时，由于银行贷款到期时间较短，跨境银行资金流会迅速从新兴市场退出。与外国持有者可以出售给国内投资者接盘的债券不同，外资银行贷款的减少可能无法抵消。在缺乏本地银行额外贷款的情况下，新兴市场企业往往会遭遇信贷紧缩。

到目前为止，新兴市场已经学会了在大量资本流向逆转的情况下通过付出一定代价度过难关。但当这些溢出效应发生时全球主要央行所要承担的责任还有亟待讨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央行的国内政治授权在鼓励我们近年所见的那类非常规政策方面的作用。过去央行的说法基本上是：“赋予我们一项授权，但别管我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当主要问题是高通胀——而主要工具是政策利率（以及对流动性进行一些微调）——的时候这个思路是有用的，可是当问题变成低通胀时就不再奏效了。

对如何完成授权任务缺乏实际科学认识，同时却拥有影响深远的行动自由，这对央行来说堪称一个危险组合。它们受到巨大压力去推动创新；但其实它们买不起的资产很少，而大到连它们都无力供应资金的借款人就更少了。

当表面上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具备财政因素的时候，各央行最终可能会奖赏赢家和惩罚输家。因此政治家开始质问为何央行能拥有如此多的自由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在央行尽一切努力来完成自身政治授权任务的时候，也可能会无意中将自己暴露在更严格的政治审查和更大的独立和权力风险之下。

在奋力弥补2008年金融危机初期政治不作为之后，中央银行家们让自己陷入了政治聚光灯之下。作为出手缓解危机的人，他们当然是英雄。但政客们可不喜欢这些强大的非民选英雄。中央银行家们大多拥有博士学位，满口专业术语，还经常在巴塞尔或杰克森霍尔（Jackson Hole）这些距离人们日常生活很遥远的地方举办闭门会议，因此也成为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者最喜欢仇视的那类脱离群众的典型全球精英。甚至在央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之前情况也是这样了。

中央银行家当然更愿意避免针对其职能和政治授权的任何讨论。但与其等待并希望公众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不如对过去几年的政策来一次清醒的评估。货币当局有责任制定既合理又可实现的任务，并建立一套可被允许用来执行该授权的行动。否则2018年就只是货币政策新冒险时代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本文内容不代表新浪财经观点）

过去的一年发生了多次针对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攻击，其中一些险些成功。这些秩序是世界发达经济体的繁荣和许多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的基础。关于这些民粹主义攻击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还是文化，目前争论正酣。我怀疑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特别是因为文化解释提出了“为什么是现在”的问题，而经济的解释则提供了现成的答案：收入增长大幅放缓。

更难的问题是对此能怎么办。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不满群体的经济愿望和我们能灵活用来满足这些愿望的政策工具之间的脱节。在某些情形下，工具本身可能造成政治上的适得其反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尝试，因为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揭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美国综合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显示，美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在1990年达到顶峰，此后基本一路下降，虽然家庭收入有所上升（但升幅甚低）。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出现了自我感受的福祉水平下降的趋势，包括意大利和法国，其中意大利的皮尤（Pew）生活满意度指标在2002年达到顶峰。

特朗普总统之所以能够赢得2016年大选，一定程度上就是依靠承诺解决这些趋势的驱动因素—这些承诺他（以及无论其他什么人）其实根本无法兑现。他承诺要重塑制造业岗位，即使随着机器人将取代人类，制造业就业在全世界都节节下降，产出频创新高但岗位并未相应地增加。

类似地，特朗普承诺要重塑煤炭行业。煤炭业也已经萧条了几十年，不仅是因为同样的技术性原因，也是因为天然气价格的下降以及—在小得多程度上—煤基能源管制的趋紧。广义而言，他的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工资增长和经济增长达到4%或以上的承诺完全对深层次因素熟视无睹，包括人口趋势和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率增长放缓趋势，这些因素才是当今经济挑战的根源。

正确的政策日程应该能带来更强劲、更包容的增长。尽管各国的具体情况各有各的不同，但总体而言应包括改善教育、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扩大贸易、改革税收制度及确保工人对自己的经济未来有充分话语权。

但是我担心，在发达经济体，所有这些政策加起来只能对当今的问题形成微小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可能因为重大政策和制度变化而发生较大增长波动—比如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印度取消许可证制度的改革，以及拉美的经济自由化。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彼此相近，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也没有证据能表明，结构性政策可以对中期和长期增长造成重大影响（在某些环境下，短期需求政策可造成很大不同）。

如果发达经济体真的所有事情都能做对，那么它们的增长率或许能提高（比如）0.3个百分点。这绝对是值得的投入；许多经济政策就是为找到办法让增长率能略微提高。但我发现，认为让中位美国或法国家庭十年后能多挣1800美元就能让政治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类似地，我们应采取强健得多的措施来降低不确定性。在一些国家，这意味着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提高最低工资和加强工会是良好的起点—同时解决有相反效果的问题，如雇主间的勾结和对雇员跳槽能力的限制。

促进竞争、降低无效租金的政策也能起到重要作用。这包括更有力的反垄断执法和消除进入壁垒的政策，比如给予人们个人信息的所有权。但在这方面，这些政策或许能产生的影响仍远远不足以克服人们对不平等和收入增长缓慢的担心。

其他一些政策具有经济意义，但在政治上会起反作用。比如，我强烈赞同一个普遍的观点—需要强健的社会安全网来保护全球化和基于市场的竞争的“输家”，但是我担心建立一个这样的安全网对社会凝聚力起到的削弱作用和增强作用会一样大。

在美国，2010平价医疗法（“奥巴马医保”）是近50年来对社会安全网最大规模的扩充，并且很难想象未来50年还能有如此规模的动作。但医保资金的增加和脱保可能性的大幅降低并没有显著改变美国政治或缓和对贸易所造成就业损失的担忧。如果说平价医疗法产生了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增加了极化，因为助长民粹主义的一些因素正是认为政府福利必然来自其他人牺牲的人所感受到的不满。

尽管如此，这些经济政策是正确措施，它们只是有可能帮助扩散了一些焦虑感。但是我们也必须对我们关于哪些方案能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特别是实现更高就业需求的认识保持谦逊之心。

事实上，2018年及以后，我们的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在于新政治或有本质改变的环境，而在于找出更好的方法来沟通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采取了哪些努力解决它们，以及所有决策者所面临的内在极限。必须拿出一个比欺骗人们我们的政策能实现什么更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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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断地改变着全球政治经济学，许多人正在试图掌握影响积极的系统性变化的概念。当今世界，技术既是破坏因素，也是进步的推动因素，最好的方针也许是将得自技术的教训应用于决策本身。决策者就像是初创企业，必须寻找更多方法来反复试验有作用的，放弃没有作用的。

对国际关系的观察者来说，显然在经历了相对较长的一段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繁荣时期后，在经历了二十年的不断融合、开放和包容后，如今钟摆正在摆回分裂、民族主义和冲突。

事实上，从诸多方面看，后世界秩序（post-world order）已经分崩离析。雄心勃勃的多边贸易协定因为重要相关利益方的分道扬镳而四分五裂。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所体现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正在遭到削弱。分离运动日益兴盛，次国家社会开始寻找能够重新建立控制感的身份源。而美国总统表示他将把国家私利至于一切其他事项之先，并且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应该这样做。

这些发展态势出现在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之后，在全球化时代，从全球健康和国民收入到国家间不平等性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进步。但今天的分裂绝不只是冷冰冰的统计数字。相反，它是对造成经济和政治裂痕的力量的内在反应。如今，裂痕之中有紧张；但也有推动合作和共同进步的机会。

融合的基本经济推动力依然强大。信息和通讯技术（ICT）革命拉近了全世界人民彼此之间的距离；改变了个体和社会、雇主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新时代创造了条件。但争取自由——构建有意义的生活、实现自身和社会成就的人类动机仍然完好无损。

与此同时，对于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力量，出现了政治抵抗。那些承诺保护传统身份、放缓甚至扭转变化趋势的人，而不是承诺适应这些变化的人能够赢得权力。对于这样的政客，故事简单直白：体系遭到了操纵，不利于没有权力或影响力的人；外国势力让曾经更简单但更邻人满足的生活变得复杂化。

当然，没人否认技术推动的全球经济制造了失衡，也没否认更高的效率往往无法伴随更大的公平。带来了过去几十年的增长的体系强调股东权利甚于其他相关利益方，这造成了财富的集中，将没有资本的人关出了门外。更开放的市场带来了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就业模式的变迁。而如今，新一波技术变革即将颠覆现有经济和社会结构，工作本身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

尽管如此，许多正确诊断了“病情”的人，却开错了“药方”。首先，对于如今起着主宰作用的技术和经济力量，没有一种可以在国家层面通过监管规避。当推动全球经济将的力量比任何一国或一个相关利益方更加强大时，追求狭隘的自利根本无法实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政策必须顾及全球、地区和部门间产业体系，这些体系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而全体相关利益方——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公民社会——都别无选择，只有通过创新性新形式进行合作一条路可走。

构建包容性社会的公式早已众所周知：投资于教育；降低社会和经济流动性壁垒；鼓励竞争。但和往常一样，魔鬼存在于细节中，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灵丹。一些国家需要更多的培训或工资保险，一些国家需要最低保证收入（minimum-guaranteed-income）机制和缩小性别差距的措施。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必须精诚合作，在这些和其他诸多领域进行尝试；公民需要相信领导人正在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奋斗的理由。

在这方面，决策者必须汲取技术部门的教训。拜现代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复杂性所赐，某一项行动的结果很难确定地预测到。但任何有效的组织都有一个宝贵的特质，那就是灵活（agility）。决策者应该扪心自问何时展开行动，何时放弃行动。他们应该设计能产生明确的可辨结果的政策试验，以决定一项政策是否有效或应该结束。

这种动态是技术和创造性经济的特征，在这种经济中，没有做好在必要时改换方向的初创企业不会生存太久。成功的初创企业都清楚地知道它们想要实现什么，并通过迅速适应变化的条件实现目标。

此外，技术部门教导我们，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合作是利用有效人才和创造激发能力的冒险环境的最佳办法。在永远无法预测的环境面前，领导人必须有无止境地适应、探索、学习和调整的准备。

分裂世界中的领导力意味着跳出当下的不和谐，着眼于共同的新未来。它要求在明知有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尝试闻所未闻的新事物的勇气。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承担这种风险。钟摆不会自动摆回集体进步方向。我们必须推动它——证明即使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相关利益方仍有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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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已经成为2016~2017年民粹主义全面进攻的罪魁祸首。但不平等究竟是什么，它在抑制/鼓励增长，又或破坏民主方面又发挥了什么作用？不平等会通过促使人们自杀或“死于绝望”来伤人性命吗？或者说不平等是否是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的必要之恶？

这些都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但坦白说没有一个是特别有用，可以回答，甚至是良好表述的。与其说不平等是某些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原因，不如说是一种结果。其中有些进程是好的，有些是坏的，有些甚至是非常糟糕的。只有把好的东西从坏的（以及糟糕的）中区分出来，我们才能理解不平等，并知道该如何行事。

此外，不平等和不公平是不一样的；而在我看来，正是后者在当今的富裕国家激起了如此多的政治动荡。一些导致不平等的进程被广泛认为是公平的，而其他则显然极不公平，并成为了愤怒和不满情绪的合法性来源。

就前者而言，反对创新者通过引入有利于全人类的产品或服务来发财致富是没有道理的。当今某些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是发端于1750年左右的工业和医疗卫生革命的结果。最初这些进程只能使西北欧的一些国家受益，但自那以后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都得到了改善。由这些进步产生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家之间——都是有益和公平的，也是体现总体进步的一个主要特征。

另一方面，通过贿赂国家机关以换取特殊关照的行为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活该被怨恨的。许多美国人——比欧洲更多——会自动自觉地把资本家或市场结果视为公平的，而政府行为则是武断而不公正的。他们会反对那些由政府或大学赞助的，似乎有利于少数族裔或移民等特定群体的项目。

这有助于解释为何许多白人工人阶级美国人会反对被他们视为代表少数族裔，移民和受过高等教育精英阶层的民主党。但导致公众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去50年来美国的实际（去除通胀因素后）工资中位数水平一直停滞不前。

针对中位收入与最高收入之间的差异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而且很有必要去搞清楚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第一个原因将其归因于全球化和技术创新这类客观且不可阻挡的进程，这些进程削弱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价值，同时偏爱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第二个解释则更让人不寒而栗。它认为中等收入停滞实际上是顶层阶级收入和财富增长的直接结果。照这种说法，富人其实是靠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变得更加富有。

最近的研究表明，第二种说法（至少在美国）是有点道理的。虽然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打破了传统的工作安排，可至少这两个进程都有潜力使所有人受益，但它们未能令大众受益的事实表明：富人把好处都留给了自己。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来确定究竟是哪些政策和进程在何种程度上压抑了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工资，但下文列出了一个初步的清单：

首先，医疗融资对工资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由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健康保险都是由雇主提供，因此劳动者的薪金基本上都转化了医疗行业的利润和高薪。美国每年在过度医疗支出上浪费1万亿美元 （相当于每个家庭大约8000美元） ，比其他富裕国家更多，得到的却是比几乎所有国家都差的健康成果。欧洲几种融资方案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省下这些资金，但是采用其中任何一种都会引发既得利益者的激烈抵制。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经济体中的许多经济部门都在逐渐出现市场整合。例如由于医院兼并，医疗价格快速上涨，但是尽管护士短缺现象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医院工资却没有增长。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也可能是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的一个因素，毕竟通过寻租和垄断获得利润比创新和投资更容易。

另一个问题是，美国联邦最低工资目前为每小时7.25美元，自2009年7月以来就没有提高过。尽管拥有广泛的公众支持，但由于那些富有企业和捐助者左右了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总是困难重重。

更糟糕的是，目前有超过20%的劳动者受到非竞争性条款的限制，从而压抑了他们的还价能力，进而降低了工资水平。类似的，美国有28个州都制定了多部所谓的“工作权利”法，禁止那些可能要求工人加入工会或支付工会会费的集体谈判安排。结果企业与消费者或工人之间的纠纷越来越多地通过仲裁来在法庭外解决——这是一个对企业极为有利的进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外包——不仅在国外，在美国境内也存在——企业越来越多地用独立承包商取代付薪或全职员工。那些曾经作为知名企业一份子的餐饮服务员和清洁维护人员现在都变成了各类“XXX服务公司”的雇员。这些公司都处于竞争激烈的低工资行业，只能提供极其微薄的收益，也绝少有晋升的机会。

所得税抵免政策提高了许多低收入美国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但因为只有工作的人才能享受该政策，所以反过来给工资带来了下行压力，而类似基本收入金这类无条件福利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低技术移民也会造成工资问题，尽管这是有争议的。人们常说移民干的其实是美国人不想干的工作。但是这样的表述如果不涉及工资就毫无意义，因为无法相信低技能美国人的工资会在没有低技术移民流入的情况下一直保持低水平。正如经济学家丹尼·罗迪克（Dani Rodrik）20年前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使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具弹性。所以即使全球化并未不直接压低工资，也增加了劳动者加薪的难度。

另一个结构性问题是股票市场不仅奖励创新，还鼓励从劳动所得流向资本所得的再分配。这反映在企业利润相对GDP的比例上，在工资中位数陷入停滞的同一时期这一比例从20%上升到了25%，倘若把高管工资计为利润而非工资，上升的幅度还会更大。

我们初步清单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肆取消监管的时期。尽管存在一些隐藏重大丑闻但瑕不掩瑜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如今正受到威胁，引入措施以防止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2010年《多德 -弗兰克法案》也遭到了冲击。此外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希望取消那项要求货币经理人必须基于客户最佳利益行事的规定。当前提出的所有放松管制“改革”都将以牺牲劳动者和消费者为代价来为资本牟利。

美国最高法院近年来的裁决也是如此。例如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中就偏帮了那些有钱美国人甚至企业，允许他们动用几乎无限的金钱来支持候选人并设计出有利于自身的立法和监管结果。

如果这个关于工资中位数停滞和高管工资上涨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不平等时代可能还有一线希望，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失调非源自于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和技术变革。

广泛分享的进步可以通过专门设计有利于消费者和工人的政策来实现。这些政策甚至不需要涵盖许多劳动者反对的再分配税。相反，它们可以把重点放在鼓励竞争并遏制寻租行为的措施之上。

通过正确的政策，资本主义民主就可以有利于每个人，而不仅仅是那些有钱人。我们不需要废除资本主义，也不需要将特定生产资料国有化，但确实需要让竞争的力量再次服务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2018年1月23日，迪顿也将参加新浪中民投达沃斯领袖峰会，给你带来关于中美经济的不同观点，点击关注本次峰会：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xlzmt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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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份中共十九大的开幕词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接着，他承诺要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国家由获得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但也向全世界开放。

这是一个宏伟的蓝图，如果说有谁能够带领中国实现这个宏图，那就是习近平。如今，他被广泛认为是继毛泽东之后权力最大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绘蓝图的许多具体细节仍有待勾画，中国需要怎么做才能在这个新时代真正实现现代化？

走出旧时代？

新时代固然新，但作为其根本特征的趋势早已开始：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双轨转型之中。在这一方面不断地取得进展是促进稳定、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并推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从而为深化体制改革铺平道路的关键。

自1978年转型开始以来，中国采取了一些重要改革措施，比如放开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准入以及农村改革等。但是，中国领导人始终将稳定列为重中之重，他们采取的措施一直是渐进式的，为了保护补贴资本密集、大型国有企业而保留了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预和扭曲。

在转型的最初几年里，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资本密集型国企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悖，因此无法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生存，需要政府保护。但是，拜高速增长和资本积累所赐，许多国企如今已经具备了自生能力。

现在，应该取消扭曲性的补贴和保护。只有采取这一变革，同时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习近平才能够实现他所提出的目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他志在构建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关键所在。

尚未结束的增长故事

从多方面来说，中国已经为未来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强的基础。在过去38年中，中国GDP实现了年均9.6%的增长速度——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仍有可观的增长潜力可挖。

目前，作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还存在巨大的人均收入差距。这一差距代表了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说明中国在促进增长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还大有可为。

中国在一些行业已经全球领先，包括高铁、可再生能源和家用电器等。确保这些产业的领先和在其他先进行业获得领先地位——如电子商务和移动设备等，这些行业商品生命周期短，并需要大量人力资本——对于国家持续繁荣至关重要。幸运的是，中国国内人才并不短缺，并且可以为新产品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充分利用多数产业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这一后发优势的资产，并在产品质量方面——进而价格亦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如果中国能够填补这一差距，就仍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

其他经济体证明了这一潜力的存在。2008年中国人均GDP（用购买力平价即PPP衡量）相当于美国的21%——这一比例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台湾和1977年的韩国。所有这些经济体随后都以8—9%的速度又增长了20年，并且它们不如中国那样有在产品周期短、人力资本密集的行业的优势可以利用。

有些人认为，盲目追求GDP增长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他们说，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正是拜其长期高速经济扩张所赐。但几十年来印度增长一直不如中国，现在却面临着更严重的污染、收入不平等和腐败问题。简言之，只要潜力允许，让发展中国家不去追求较高增长并非良策。

改革如走钢丝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不计后果。将潜力转化为现实需要合适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条件。如果中国想要可持续地实现潜力，供给侧创新政策应该辅以需求侧的条件。

在需求侧，增长可以通过出口、投资和消费支撑。当出口年增长大幅下降时——从1978—2014年的平均16.5%下降到2015—2016年的负数——许多人认为消费是中国增长的下一个重要驱动力，并认为消费比投资更加可持续。

但提高消费取决于提高收入，提高收入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如果没有投资，就不会有创新和升级，收入和消费增长也将大受影响。

因此，中国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用消费取代投资，而应该集中在改善投资效率，从而让投资支持生产率的提高、就业岗位的创造以及工资的增长上，这些是支撑国内消费的必要条件。这需要中国解决好供给侧失衡，包括杠杆率过高和产能过剩。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必须密切关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需要和期望。习近平明确指出，他的愿景需要通过一个坚强的中共来实现，“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如果中共要保持作为其权力基础的“得民心”，就必须采取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注重于满足群众对生活水平、环境质量、透明度、治理和言论自由的日益提高的期望。

境外的阴云

当然，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全球经济面临着诸多挑战。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已经二十六年，但它仍然无法恢复强劲增长或完全摆脱通缩。欧盟似乎终于从始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衰退中走出，但复苏依然脆弱，GDP增长率平均只有1%左右，失业也仍然很高。美国表现要好一些，但其GDP年增长率也只有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都预测其经济增长在2020年前无法达到3%。

这一状态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发达国家一直没有采取困难但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政客们明知结构性改革是增强长期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但他们担心其对投资、就业和消费的短期影响所造成的政治反响。在低增长和失业高企的时代，这些改革将越来越困难。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结构性改革列为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前两支箭是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但五年过去了，第三支箭仍然引而不发，日本年GDP增长也仍然在1%徘徊。恐怕很多发达国家都会遭受类似日本的长期停滞的折磨。

所有这些都不利于政治稳定。在英国，一年前的退欧公投带来的是保守党在提前举行的选举中意外受挫。2016年特朗普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胜出，震惊了全世界。德国总理默克尔正在为组织联合政府而焦头烂额。

面对增长乏力、失业高企和不平等恶化的局面，发达国家的选民自然要投票改变现状。中国需要为此——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决不能过度反应。保持冷静并采取明智的前瞻性政策是确保中国不会成为国际剧变的下一个受害者的最佳办法。

美国优先

对于美国尤其必须如此。尽管美国正在从全球领导者的位置上不断撤退，但它仍是国际舞台上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如果中国想要实现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领导人必须通过利用经济互补性来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包括贸易纠纷。

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按PPP标准计算），名义值大约为七分之一，平均劳动生产率较低。这意味着美国和中国在（比如）高附加值、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发生直接竞争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与欧盟和日本不同，中国的产品很少和美国的产品在国际上面对面的竞争，中国出口美国的主要是低附加值商品（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无法理解这一点）。

事实上，美国和中国的比较优势不同不仅可以排除直接竞争，而且它们各自的市场都让对方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对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市场——用PPP衡量为世界最大市场，且贡献了全球市场年扩张的30%——诱惑力巨大，不容错失。由于美国大企业往往也是美国选举的最大赞助者，美国决策者有强烈的激励保持并深化对华经济关系。

中美双边关系绝非坦途。最近美国感受到中国的威胁——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随着其经济一同水涨船高。但无论如何，地缘政治对立都不应该影响到互惠互利的双边贸易关系。中国若想不断升级经济、实现增长潜能，这一点尤其关键。只有确保美国企业离不开中国，中国才能保持其与美国的友好经济关系，即便政治挑战的出现在所难免——包括肇因于中国地缘政治实力不断提高的挑战。

全球治理的重构

不要弄错了：中国寻求和担当更重要的全球角色是正确之举。目前，中国是按PPP衡量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将在2030年前成为名义值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应该有不断扩大的全球治理影响力与之匹配，这是顺理成章之事。

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的当前国际秩序维持了二战结束以来的相对和平与稳定。但这一秩序系由建立它的西方国家所主导，它把满足这些国家的利益放在满足其他国家利益之先。它也倡导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治理理念与方针。

在这一体系中，绝少有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 到2008年只有13个进入了高收入行列。更糟糕的是，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200多个发展中国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两个从低收入跃升至高收入行列。（若一切顺利的话，中国将在2025年成为第三个。）

尚未有发展中经济体——除了在西欧周边的几个原本差距就不大的欧洲经济之外——能够按照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药方取得成功。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新的发展思维，这一思维要吸取从“亚洲四小龙”到中国在内的成功经济体的经验——它们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未按照西方所推行的战略来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被一再告知，若想将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们需要推动和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工业化。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放弃了继续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并进口现代制造品，一头跳进汽车、钢铁和装备制造业的深水中，其中一些国家至今尚未浮起。

20世纪80年代，当进口替代战略证明是失败时，发展中国家又被告知，问题其实在于它们没有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根据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进行私有化、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立即取消政府干预。

但最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正是那些拒绝了这些药方的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优先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传统制造业，而非采用进口替代战略。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双轨制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越南和柬埔寨——另外两个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也拒绝了新自由主义的主流智慧。

在东欧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形，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的非私有化大国企贡献了GDP的近30%——这一比例不比中国低。前苏联国家中（除巴尔干三国之外）经济表现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也没有推行大规模私有化。

没有万灵的发展战略。成功的国家总是走自己的道路，从自身条件出发思考自己能够做好什么，并创造条件把这些产业做大做强。中国就是这么做的，并且随着它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领衔主演”，它也必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样做。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构建联通欧亚和非洲大陆的大规模基础设施，便是推动上述思想的理想平台。除一带一路倡议之外，中国还可以利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传播新的、有益的发展和治理理念。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显然符合中国的利益：为它们带去繁荣，是习近平实现他——以及整个中共——所追求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中国梦”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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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曾预测说2017年最具特色的方面将是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公投脱欧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的助推之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东西似乎就是不确定——还有一个可能变得极为混乱的未来。

随后事实证明，虽然2017年算不上是特别好的一年，但还是比许多人担心的要好得多。特朗普一如预期般浮夸不定。如果你只关注他那些源源不断的推文，准会认为美国正在贸易战和核战争之间摇摆不定。特朗普可以在某一天侮辱瑞典，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然后是欧盟——转身又对本国的新纳粹分子表示支持。而他那帮脑满肠肥的内阁成员则忙于互相揭发各自的利益冲突，无能和十足的恶行。

然而迄今为止，尽管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监管退步（尤其是在环境保护方面），但美国体制架构与特朗普政府的无能相结合（幸运地）意味着总统的丑陋言辞与他实际上已做成的事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对全球经济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贸易战并未爆发。如果将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汇率作为晴雨表来看，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未来走向的忧虑已经基本消退，同时贸易谈判也已停滞。然而特朗普式的大起大落还没有走到尽头：2018年可能才是特朗普将手榴弹投向全球经济秩序的一年。

有人将美国股市创屡创历史新高作为证明某些特朗普经济奇迹的证据。但我认为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大衰退爆发十年来的复苏终于取得了成效。每一轮低谷——就算是最严峻的——最终都会结束；而特朗普不过个恰好在前任总统工作收获果实时入主白宫的幸运儿罢了。

同时我会将其视作市场参与者短视的证据——如果能回到2007年，那么这些人肯定会热情响应潜在减税而他们的钱可能会再次流向华尔街。他们忽视了随后在2008年出现的情况——这是四分之三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以及之前为超级富豪减税所带来的赤字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状况。他们对特朗普保护主义所带来的反全球化风险不屑一顾。而他们也没意识到一旦特朗普的债务融资减税政策出台，美联储就将加息，导致市场陷入调整。

换句话说，市场再次表现出短期思维和极端贪婪的倾向。这一切都不利于美国的长期经济表现。同时这表明2018年虽然可能比2017年更好，但也蕴藏着极大的风险。

欧洲的情况也有点类似。在英镑贬值的较大影响下，英国脱欧的决定并未产生那些反对者所预期的严重经济效应。但是越来越明确的是，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的政府对于如何把握英国的脱欧进程以及脱欧后的英欧关系还缺乏明确的想法。

欧洲还有两个潜在的危险。一个是意大利等严重负债国家，一旦利率恢复到更为正常的水平——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就很可能再次陷入危机。试问在美国利率上涨的同时欧元区还有没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处于历史低位的利率？

而匈牙利和波兰则是一个对欧洲更加现实的威胁。欧盟不仅仅是一种便利的经济安排，还是一个对基本民主价值有所承诺的国家联盟——而匈牙利和波兰政府现在的行为却是在违背这些价值观。

欧盟正在经受着考验，也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它可能会出状况。这些政治考验对明年经济运行的影响可能不大，但长期性风险则明显而巨大。

在世界的另一边，“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改变欧亚地缘经济状况，以中国为中心为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刺激。

但中国在经历从出口拉动型增长向内需拉动型增长，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必须面对诸多挑战。人口正在迅速老化。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不平等状况比美国更严重，在发达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四（紧随墨西哥，土耳其和智利之后）。而其国内环境恶化对人民健康和福祉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中国四十年来史无前例的经济成就一部分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内部广泛协商和共识的基础之上的。习近平不断集中的权力能在一个规模和复杂性大大增加的经济体中运作良好吗？一个中央集中式的指挥控制体系无法应对中国这样庞大复杂的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一个监管不力的金融市场可以把一个经济体引向何方。

但这些本质上都是长期风险。对于2018年来说，最安全的赌注是中国将保持稳定的增长方式，尽管略为放缓。

总之，随着发达经济体从2008年后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2018年的全球前景看起来比2017年要好一些。从财政紧缩转向更为刺激性的立场将减少对极端货币政策的需求，而后者几乎肯定会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产生扭曲作用。

但是中国领导人权力的集中，欧元区（迄今）未能推行针对其结构缺陷的改革，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对国际法治的藐视以及外界对美国领导层失去信任的状况，都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对此我们不应因短期成功而陷入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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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危机之后，美国——在很多方面乃至于整个世界——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爱尔兰诗人叶慈在《耶稣重临》（The Second Coming ）一诗中的恐怖预言“一切已四散，核心难保全”究竟会不会成为现实？整个局面会不会继续呈现出“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事态虽然很难让人放心，但现在预测失败还为时过早。

美国现在有了这么一位总统：他经常利用自己的推特账号对核武国家领导人，美国新闻媒体，属下内阁成员以及宗教和种族少数群体大肆鞭挞，同时却对那些贬低民主、宽容和国际法价值观的人大加赞扬。

相比一年之前，一些国家变得更为独裁，更民族主义在世界舞台上也更加蛮横。而朝鲜这个即将获得远程投送核武能力的国家肯定会迎来更好战且可能更捉摸不定的领导人。

欧洲也在2017年面临考验。除英国决定退出欧盟之外，极右翼势力几十年来首次赢得了德国联邦议院席位，极右政党和候选人在好几场欧洲国家选举中都夺得了高于以往的支持率。 在11月中旬有6万人在华沙游行，要求建立一个“白色欧洲”。

可见四处确实是充斥着“炽烈的狂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针对那些令过去几十年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好时代——在生活水平，人类解放，科学和艺术进步，苦难的减少，或者早夭和暴力致死事件的最小化方面——的诸多传统和理解。

事物还能聚合在一起吗？还有保全某种类型的核心吗？金融市场对此的看法相当乐观。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美国股市连创新高，体现当前和预期未来波动的各项指标均处于历史低位。甚至有些别国股票市场表现得更加亮丽。

虽然高股价/低波动性看似出乎意料，但它们可能反映了股市表现和地缘政治事件的有限相关性。日本袭击珍珠港，肯尼迪总统遇刺和9·11恐怖袭击事件都没有对经济产生持续的影响。而那些最大规模的股市动荡（如1987年股灾）则通常发生在没有重大外部消息的时候。

股票市场持续高涨，因为它们是由大量企业集合而成，而今年企业利润呈现不断上升且可预测的态势。但这一情形将持续多久则难以判断，投资者风险也在逐渐累积，因为他们有可能追加杠杆或寻求在市场下滑的情况下抛货的策略——比如当代版本的投资组合保险。值回顾的是，1987年股市暴跌之前市场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泡沫。

此外还有金融机构的健康问题。虽然大公司似乎比危机之前拥有更充足的资本和流动性，但有一些市场风险指标显示，危机可能并不像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遥不可及。尽管资本明显大幅增加，杠杆率也随之下降，但银行股的波动性却并未像金融理论预测的那样大为减少。

金融市场被人们（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广泛引用来作为对当前情况的安慰剂。但是金融危机的再度爆发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甚至让那些更为极端的民粹民族主义者篡夺权力。在这种情形下，核心将再也无法保全。

除了影响市场价格的短期风险之外，还存在着经济下滑的问题。好消息是世界大部分地区都保持着正面情绪。通货膨胀也似乎不太可能失控加速并迫使各国向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倾斜。大多数预测者都认为近期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较低。

但衰退是无法提前预测的，就算是提前六个月也不可能。美国目前的经济扩张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同时由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领导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出现政策失误的风险极高。我会把未来几年的年度经济衰退概率定在20~25%。可见美国经济在未来三年内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较大。

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对抗经济衰退的传统战略——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0个基点 ——将无法在今年动用，因为利率没法低于零。同时实施财政扩张的意愿或余地显然也不存在。

这意味着下一次经济衰退会跟上一次一样漫长而深重，并引发严重的全球性后果。而正如2009年伦敦G20峰会上体现的那样，做出全球性应对的政治能力似乎也不存在。这只要将当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的全球愿景与当下特朗普和总理特蕾莎萨·梅（Theresa May）的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

每当相当一场严重经济衰退对政治和政策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都不寒而栗。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迁怒（于某些群体）行为的卷土重来似乎无法避免。在这样的情境下，如同爆发另一场金融危机一样，核心也不难以保全。

但我认为未来几年最大的风险既不是市场崩溃，也不是衰退，而是选民认定政府并未为他们有效服务的政治死循环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那些借助怨恨情绪上台的候选人削弱了他们所领导政府的合法性，进而激发了更多的不满情绪，甚至推动问题更大的新领导人掌权。愤世嫉俗的情绪弥漫四周。

不然我们该如何解释罗伊·摩尔（Roy Moore）会成为美国国会参议员候选人呢？此人曾两度因故被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罢免，还有切实证据显示他在30多岁的时候性骚扰过多名女童，但其很多同僚对此视若无睹，给了他踏入国会的机会。

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政府改善自身生活的能力失去信心，这就会激励政府通过集中关注那些只有它可以解决的威胁来赢得民众的支持。这就是为何在那些弥漫着愤怒和未来不确定性的社会中贬损少数群体的倾向性日益上升，也是为何官员们总是偏向于夸大外来威胁。

我们正在世界各地看到这种现象。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把民族主义作为其执政战略的核心内容。特朗普也是如此，他直截了当地对国际社会表示抗拒，认为民族国家之间只存在着争夺竞争优势的不懈斗争。

当美国这个坚持了近75年国际社会理念的主导势力抛弃了这一理念，转而赞同看人下菜碟式的协议制定，其他人也别无选择，只能效仿。那些无法再依赖美国的国家感觉有必要去确保自身安全。而美国的对手也不可避免地会去填补美国撤退时留下的空白。

税收，监管或预算政策的变化可以留待下任政府去废除（虽然点棘手）。但认为美国不再准备在国际社会站出来支持自身盟友的观念却是不太可逆的。即便美国重拾从前的承诺，也会给人留下承诺可以再次被打破的印象。一旦其他国家走上了新的道路，它们可能无法或不愿意扭转过程。

那么核心还能保全吗？国际秩序是否保持大致稳定？答案将取决于特朗普政府的选择以及他国政府的回应。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观察也不仅限于此任总统——特别是在特朗普的民望持续下降的时候。这就是为何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比以往更努力地展现出自身将继续致力于实现国内民主、繁荣以及领导全球社会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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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我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正逢历史时刻：东盟成立50周年。在这50年里，我的祖国韩国以及几乎整个亚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盟在促进和传播经济活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对于亚洲地区的成功至关重要。

对韩国来说，东盟是毋庸置疑的宝贵而特殊的朋友。光是在去年，就有约六百万韩国人来到东盟成员国旅行，他们当中既有游客，也有商务人士。大约50万东盟成员国的公民现在在韩国生活和工作，与此同时约30万韩国人在东盟国家生活和工作。

这是韩国与东盟关系不仅局限于政府间关系的一个例子。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此多个体生活之间的关联，通过最为个人化的方式得到了深化。

这个事实并不足为奇。2015年11月，东盟领导人在第27次东盟峰会上推出了《东盟2025：携手前进》宣言，该宣言指出，东盟集团致力于“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导向的社会”，寻求构建一个关怀共享的包容社会，让人民的幸福、生计和福利得到提升。

“人民优先”也一直是我长期以来的政治哲学，它是一个和一年前照亮与温暖韩国的“烛光革命”精神异曲同工的愿景。韩国和东盟有着共同的哲学，即注重人民，而这一共同前景将为韩国和东盟铺就未来几十年携手共进的道路。

2010年以来，韩国和东盟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一起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目前韩国-东盟合作仍然主要集中在政府领导的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项目。我想在助力韩国-东盟关系的同时，将“人民”列为工作重点—既包括韩国人，也包括东盟人民。我的愿景，是与东盟一起建立一个“热爱和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让所有成员的境况都能得到改善。”这可以归结为“3P”：人民（People）、繁荣（Prosperity）和和平（Peace）。

为实现这一愿景，我将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外交”。因此，从这一点出发，韩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将尊重我们当中所有民族的公共观念，赢得他们的支持，邀请他们躬身参与。

为达到这一目的，同时为了纪念东盟成立50周年，我们决定将今年定为“韩国-东盟文化交流年”，积极地推动不同文化之间和人际之间的交流。去年9月，东盟文化学院（ASEAN Culture House，ACH）在韩国南部港口城市釜山开院。ACH是东盟对话伙伴国家开设的第一家此类学院，我们希望它成为韩国和东盟成员国之间文化和人际交流的枢纽。韩国政府将全力以赴扩大这些交流，特别是在将成为未来韩国-东盟关系领导者的年轻人之间的交流。

我们还应该致力于构建一个人民可以安全地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在亚洲，我们都面临着朝鲜核武器和导弹所带来的威胁，除此之外还有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以及对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和民用基础设施，以及我们官方机构的网络袭击。韩国政府将致力于确保韩国人和东盟人民能过上幸福安全的生活，这意味着要与所有东盟成员国进行双边和多边层次的合作，以克服我们共同面对的安全挑战。

最后，我将竭尽全力促进更大的共同繁荣，让东盟和韩国公民共同受益。为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合作的可持续性，所有域内国家必须实现共同增长和发展。为构建一个共同繁荣构架需要消除地区和跨国壁垒，以便利商品流动、促进人际交流。简言之，东盟的活力现在必须与其包容性紧密相连。

因此，韩国将积极支持“2025年东盟联动性总体规划”（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2025）和“东盟一体化（IAI）工作计划方案”（Initiative for ASEAN Integration （IAI） Work Plan），两者都要求加强东盟经济体和公民之间的联动。我们还将加快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FTA）进一步自由化的谈判，从而为更自由、更包容的地区增长铺平道路。

目前，韩国正在准备一个“火热的”冬天：将在2018年2月举行的平昌冬奥会和冬季残奥会。我们准备工作的重点是要确保这次冬奥会传递全世界和谐、和平、互相理解以及合作的精神。

我愉快地邀请你们所有人来平昌渡过一个和平快乐的冬季，体验韩国和东盟无处不在的活力。不要错过发现和享受韩国和东盟共同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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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匈牙利政府向全国400万户家庭发送调查问卷，要求民众就我以穆斯林移民和难民淹没欧洲、尤其是匈牙利的所谓计划的七点声明发表看法。政府就所谓“索罗斯计划”得出了七点结论，而我则基于过去曾公开发表的声明或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能证实政府说法的声明而进行了逐一的反驳。

现在，政府已经发布了关于我所谓虚拟计划进行“全国咨询”得到的成果，声称此次行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我把决定2301463名参与者（匈牙利总共有980万人口）数量是否真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夸大的任务留给匈牙利公众。审核参与者名单，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参与过这项活动应当是可能的。但我不想这样做，相反，我想把讨论重点放在这次活动的本质上。

全国意见调查以及公布结果是一场大规模宣传运动的最新组成部分，这场运动由匈牙利纳税人出资，受益者却是深陷腐败的政府，此次运动的目的是转移匈牙利人民对合理期待（尤其是教育和医疗期待）未能实现的注意力。此次运动从今年夏天开始，公共场合到处张贴着我咧嘴微笑的大幅招贴画，旁边写的是“不要让索罗斯笑到最后。”

还有些招贴画形容我是反对派政治势力的幕后主使。就像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整场运动都带有明显的反犹太主义味道。

政府想让你相信我是匈牙利人民的敌人。他们是彻头彻尾在说谎。1984年我首次在匈牙利设立了慈善基金，当时这个国家仍然处在苏联的统治之下。从那以后，这家基金已经提供了超过4亿美元，用来巩固和支持我所出生的国度。

20世纪90年代，随着普通匈牙利人拼尽全力从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变，这家基金会为布达佩斯小学生免费提供牛奶，并为匈牙利医院提供超声检查仪。超过3200名匈牙利人曾经获得过基金会的学术奖学金资助。其中许多人已经完成了在中欧大学（CEU）的研究生学业，这所大学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布达佩斯设立的。中欧大学现在已经跻身社会科学领域全球前一百名大学之列——这对于学术领域的新加入者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成就。

这场宣传运动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扭曲“开放社会”的含义。因此，请允许我澄清我在使用这个词时含义是什么。我并不是指旨在摧毁所谓匈牙利基督教身份的开放边界和大规模移民，就像政府所反对的那样。

开放社会基于没有人掌握终极真理的理念，要想和平共处，我们必须尊重少数族裔和少数看法。最重要的是，批判性思维和激烈的公共政策辩论是开放社会的基础。这解释了为什么今天我的基金会——还有包括欧盟在内的许多其他组织——支持像匈牙利公民自由联盟和匈牙利赫尔辛基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他们所保护和推动的是欧盟赖以建立的价值观和原则。

政府还声称我掌控了布鲁塞尔的欧洲机构，而且我正利用这样的控制对欧盟成员国强制推行邪恶的“索罗斯计划”。这纯属无稽之谈。如何解决移民危机的决策是由包括匈牙利政府在内的欧盟所有成员国政府所共同作出的。编造其他谎言对匈牙利人民的智慧是一种侮辱。

对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应如何应对难民危机，我的确有深信不疑的看法，而且我也一直积极宣传这些看法。我的信念来源于个人经历。1947年，我以一名难民的身份从匈牙利抵达英国。我从来没有鼓励过其他人成为难民。我的父母与200000匈牙利民众一起，在1956年革命失败后离开匈牙利，并在美国得到了庇护。

2015年9月我首次发表了对难民危机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看法不断修正，因为事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在2015年，我提出发达国家应当每年接受至少一百万名难民；后来我把这个全球数字降低到 500000，我建议其中300000可以由欧洲国家接纳。

我的指导原则是欧盟内部的难民分配应当是完全自愿的。不应强迫成员国接受他们不想要的难民，同时也不应强迫难民定居在他们不想居住的国家。

拒绝接受难民的成员国可以通过其他多种方式做出恰当的贡献，但移民危机是一个全欧洲问题，因此它需要全欧洲范围内的方案，而不是28个各自为战的解决办法。恰恰是这套政策建议被匈牙利政府肆意歪曲并被标称为“索罗斯计划”。

遗憾的是，欧盟并没有采纳我的想法，而且，匈牙利（和波兰）所创造的有毒的政治氛围已经导致欧盟接受和融入难民的能力大幅削弱。我不会指责匈牙利和波兰政府拒绝接受他们不想要的难民；但我确实认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欧洲的统一计划。

我还记得二战时发生的故事，当时另外一个团体成了欧洲问题的替罪羊。过去的伤口留下了至今仍未愈合的深深伤痕，而今天这个伤疤重新被揭开了。政府宣传运动的真正目的是要引起匈牙利民众的恐惧和仇恨，令他们丝毫不关心其他人所遭受的痛苦。

我很高兴的宣布政府的宣传运动经历了令人沮丧的失败。尽管匈牙利政府部门齐心协力，但公众却并不买账。我在匈牙利电视台发表的短暂讲话吸引了超过一百万名观众，而社交媒体平台则被同情和支持的言论充满了。

民众的反馈令我异常振奋。我保证会用我的余生来支持自由思想和表达、学术自由以及保护少数族裔和少数看法——我这样做不仅会是在我的祖国匈牙利，而且会是在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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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些内部问题，比如危机四伏的社会包容性下降或者代价巨大的增长流失现象。同时我们也知道，如果缺乏全社会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以及广泛的行动意愿，解决方案也就无从产生。

但是在气候变化方面，各国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尽管专家们对此已经深入了解并针对各项目标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些目标还需要得到比当下更大范围的社会支持。

众所周知，大多数气候变化现象发端于十八世纪末工业化的化石燃料应用，自那以后二氧化碳水平就不断攀升。

重要的一点是，气候已经恶化到了为社会带来巨大成本甚至危及生命的程度：随着加勒比地区水温上升，飓风的破坏力不断加大。世界各地的空气质量正在恶化。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正威胁着许多低地城市。

经济学家杰弗里·希尔（Geoffrey Heal）在他最近出版的《濒危经济》（Endangered Economies）一书中调查了一系列旨在阻止进一步气候变化的公共和私人应对措施。希尔指出的一点是，我们对自然世界造成的破坏——在很多情况下是毁灭——不仅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源带来威胁，还会对依赖类似授粉，水循环，海洋和森林生态系统这类自然馈赠的商业运营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保留“自然资本”将提高商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而企业可以反过来追加更多投资，从而提高经济生产力。而通过这样的提升行为，我们就可以负担起更多的努力来保存更多的世界自然资本。

随后，世界就必须摆脱为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而过度消耗全球自然资本的迷思。我们希望经济增长是“绿色”的，不需要再去损害或破坏环境，与此同时，我们又希望在不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改善环境。

对此哥伦比亚经济学家兼数学家格拉谢拉·奇奇尼斯基（Graciela Chichilnisky）在一系列有理有据的演讲和采访中指出，人类的生存要求我们去除已经积聚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确保其不再重新进入大气。为了覆盖此成本，奇奇尼斯基提出建立一个市场将捕获的碳出售用于商业用途。

而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再生农业”，比如生物学家艾伦·萨沃利（Allan Savory）最近引进到巴塔哥尼亚地区的项目。

如果能实现盈利，这些创新就可以激励私人参与者实施远超国家政府所能承担的碳捕获量。然而成功将取决于这类“碳养殖”能否在供应量增加价格随之下降的情况下保持盈利。

我们还要把握住人口持续增长，工业化，治理薄弱等根本性挑战，同时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之间取得平衡。

人们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研究机构开始投身气候变化，并觉得自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专家们已经研究出了需要做的事情。但专家们自己可不会那么天真。他们知道企业不会自我监督，也认识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利润动机是否可以被用来服务于社会公利。问题在于有太多人认为企业，家庭和政策制定者会直接遵循专家的建议行事：假定所有的企业——出于社会压力或来自国家的威胁——都将为自己造成的破坏买单；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最终将实行碳税或总量控制/交易安排以减少并最终消灭排放。

另一个问题在于许多环境破坏是人们无法直接控制的。即使大型上市公司会通过在中美洲热带雨林种树来抵消自己的污染行为，地球上的人口数量仍然庞大且继续上升。这就提出了挑战。正如几年前的经济学家丹尼斯·J·斯诺维（Dennis J． Snower）所表明的那样，分散型的个人活动——比如钓鱼，柴火煮饭，或者直接倾倒污水——都可能会对污染和环境退化造成重大影响，但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社区和个人所忽视。既然如此，任何保护环境的计划都必须建立在道德劝说的基础上：呼吁所有的个人——而不仅仅是企业——去唤起各类利他主义意识，从而自愿遏制自己造成的污染。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国家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因此即便全球所有国家都能减少人均污染，但随着那些工业化进程国的劳动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持续上升，全球平均水平依然会水涨船高。而这一人口现象显然将会大大拖慢我们实现希尔那套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措施的脚步。

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并非所有的政府都愿意去违背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意愿。一些财大气粗的企业就算违反了政府颁布的环境限制也可以免罪，尤其是在被视为主要收入和就业来源的情况下。

如果大多数人虽然贫穷但决心要让自己变得跟西方最富裕国家的人民一样，那样困难就更大了。这类国家的政府可能会为了完成增长目标而不愿大幅削减碳排放或其他污染。据估计，全球20%的人口消耗了世界自然资源消费的80%。由于整体生存权必然凌驾于任意国家为追求增长而破坏环境的权利之上，因此领导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国家必须对那些认为减排成本过高的国家立场强硬起来。

最后，可再生能源将来可能会对工资和就业构成新的挑战。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公布的数据，美国的风能和太阳能行业已经创造了一批就业机会——在2016年雇用了77.7万员工——而煤炭行业雇员人数则持续下降。但这一观察作用不大，因为那些涌入新兴行业的员工一般都是从其他行业跳槽过来，而不是来自那些拥有足够工作技能但失业的劳动者大军。因此认为每个新行业都能提高总就业人数的看法是荒谬的。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新产业只有在其生产方式的劳动密集程度高于多行业平均水平时才能扩大整体就业。但目前我还没看到可再生能源部门针对这一问题的相关数据，而这个行业的日益高度资本密集化则是意料之内。

我长期以来强调工作不仅要有物质回报——主要是工资比率（从下到上）和劳动力参与率——还要有非物质方面（人们从工作中得到的各种满意度）。既然专家和工程师已经用自己的想象力和聪明才智帮助我们走出了困境，我们就得重新回到工作中去：设想新的产品和生产方法，在市场上进行测试，并奋力创新。

林肯曾经说过，“年轻的美国人”对“新事物”有着极大的激情——这是一种美妙的风尚。如今也是我们大家再次回复年轻的时候了。随着环境保护项目的开展和其他国际性挑战的应对和解决，我们也可以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重振比较旧式概念的工作。美好的生活必须再次被理解为一种个人的通往未知之旅，而在旅程中你可以“为世界服务”并“完善自身”——最终成长为一个“人物”。

但忧虑在于（至少对我来说）我们的许多国家经济体已经在稳定的名义下受到了高度监管，并将以绿色经济的名义受到更多限制。虽然很多规定确实是必须的，但我们必须谨慎处理那些拯救地球的措施，以免扼杀人们的生活质量。

（本文内容不代表新浪财经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