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领衔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转型创新特训营总教练施炜出席并演讲。 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主要是哪些因素成就的？施炜总结为六个因素。第一是市场化改革，体制的变革极大的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力。第二是开放，开放之后，要素在全世界流动。我国企业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要素这一比较成本优势走向了海外，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第三是工业化加速，到今天我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齐备的产业结构。第四是城市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叠加在一起成为了改革开放最生动的图景。第五是优秀的企业家群体，企业家引领了时代的发展。第六是广大的农民工，当然也包括广大的工程师、知识分子。[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业出席并演讲。 毛基业表示，企业家精神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没有企业家，资本也好，劳动力也好，任何其他一切的生产要素，都要靠企业家精神把他们组合到一起，生产出来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企业家是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最需要保护的。 在回答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什么时，毛基业称，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事情，首先要有眼光，能够看到机会，把握机遇。另外，还要有家国情怀，“我们这一代对改革开放是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毛基业也强调，从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政策环境对企业发展也非常重要。[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原监事会主席陈显宝出席并演讲。 陈显宝表示，92年时，弟弟陈东升对他说，国家改革开放要强，一定是要经济强，国家才强，并不是军事强，所以一切的强的基础是经济强。但经济要强，一定要企业强。 此外，自己92年公派出国工作时发现，国外的企业家非常受尊重，受员工的尊重，也受政府官员的尊重。“在某种意义上讲，大企业家的地位比那些部长的地位还高”。 上述两点，促成了他创业的决定。“宅急送93年创业，我94年加入，兄弟一起做宅急送”。 为什么宅急送那么快能成长起来？陈显宝认为，第一是遇上了改革开放，公司法等的出台让创业企业有了保障。从产权上看，兄弟之间可以创业，父子之间可以创业，产权非常明晰了。“改革开放在92年是一个标志性的进程，让所有创业有了可能，有了法律保障、制度保障”。 第二，92年是经济产业腾飞的阶段，有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来推动企业发展。“那时候创业，不管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你认真做都可以发展”。 第三，做企业做人要遵纪守法，诚信为本，客户至上。“该给员工的给员工，从来不搞假的歪的，坚持客户至上的理念，价格也透明，赚取合理的利润。宅急送前七年的增长都是100%，后七年是70%，当时很多杂志评价我们，中小企业成长最快的企业，我们排名第七。我们是最具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当时有好几家民营企业，我们也在其中”。[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栾秀菊出席并演讲。 栾秀菊表示，“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粮可口可乐，也就没有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中粮可口可乐的发展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他介绍称，1978年，中美联合公报的谈判和中粮集团与可口可乐的商业谈判都在北京饭店举行，“在隔壁而已”。“正是由于那样一份协议的签署，可口可乐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外资品牌，可口可乐进不来，就没有中粮可口可乐”。 栾秀菊称，借力于改革开放，中粮可口可乐成为了可口可乐全球第五大合作伙伴，为可口可乐的贡献超过了25%。“可口可乐的全球CEO，人家问他，你在中国为什么这么成功？他说因为我找对了合作伙伴——中粮集团”。“他旁边的高管人员跟我讲，中粮可口可乐现在在可口可乐全球是非常著名的企业。你们的知名度很高，你们是一面旗帜”。 “从外资企业对我们不认可，到现在这么高度赞赏，这完全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栾秀菊表示。[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鼎信长城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章华出席并演讲。 章华表示，“人是时代的人，企业是时代的企业”。要顺着时代特征去做，审时度势，才有可能成功。“98年国家启动了住房改革，过去中国20年，地产领域是给中国经济发展插上了翅膀”。 此外，他还认为，要以开放来促改革，“我们所有的重要改革都是被迫的，没有主动去调整”。“我们的内在质量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的研发，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教育，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也是在未来的发展里面还是需要再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来倒逼改革，通过改革，改变一些行政秩序、行政制度、行政规则”。“这样的话，企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社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朗华集团董事长、深圳市工商联副主席张春华出席并演讲。 张春华直言，政策很重要，特别是给民营企业的政策和机制很重要。“深圳基本上民营企业没怎么管，深圳有180多万家企业，管不过来，所以才有我们生存的空间”。 他也承认，“深圳地方官员相当开放，我们申请供应链的时候，工商局根本不知道这个名词，他也解释不清楚，你来申请，我就给你了。供应链在全中国发展最快的也是深圳”。 张春华认为，实体经济日子不好过的原因是毛利润太低，“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政策”。“做虚拟经济的赚钱太快”，他说，“银行是300%的毛利，相当好赚”。[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北京长安投资集团董事长侯守法出席并演讲。 侯守法表示，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真正打开了开放的大门，走向了市场经济。“每一步都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我们民营企业的空间。后来我控股了证券公司，控股了基金公司，控股了期货公司，这一步一步，没有邓小平先生的南巡讲话，没有这些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所有一套市场经济的体系建立，没有市场经济大发展，我想肯定没有我们民营企业今天这个机会”。 “感谢邓小平先生，也感谢改革开放的政策”，侯守法说。[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凤凰城集团董事长周明德出席并演讲。 周明德表示，企业家需要达到“圣人标准”，比如守法、道德、奉献、奋斗，“企业家如果没有这点精神，你就不用出来做了，光想挣钱挣不着的，必须有这个精神，财富才能来得了”。 但他也强调，上述标准还不够，必须还得有国家开放的窗口。“每一个窗口就是你的一个发展机会，企业家本身在开放过程中，抓住了时代的窗口，这个精神就是他的创新精神”。 “企业家就是‘无中生有’，国家没有饭吃，国家就开放，所以我们就想出办法吃饱饭，没有房子，我们想办法把房子造出来，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是一个完全创新的过程”，他认为。 [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学杰出教授周禹出席并主持论坛。[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杨杜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杨杜：很高兴这次人民大学和商学院邀请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企业刚开始那段叫创业，后面得守业，还得扩张，还得做久。这里面就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不仅要思考创业和企业的关系，还要思考企业应该坚守的边界，企业家有精神，有边界，和政治家有很大的不同。政治家经常喊的口号，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企业家不是，我的事，你的事，事事分清，坚持自己的东西才能长久，才能不去踩别人的脚。企业家是政治经济的主体，政治家是政治社会的主体。比如当官不能发财，发财别当官，贪官挺有意思的，贪了二三十年才贪了十几个亿，够丢人的。企业家一年就能赚很多钱。 企业家分很多，国营的，民营的，企业家做的是管理，他和政治有很大的区别。我做一个归纳，价值问题是管理，正义问题是政治；效益问题是管理，负责问题是政治；创造价值是管理，贫富悬殊是政治；规律概念是管理，自由概念是政治；效率概念是管理，公平概念是政治；追求垄断是管理，反对垄断是政治；建立机制是管理，强调民主是政治；以奋斗者为本是管理，以人为本是政治；不让雷锋吃亏是管理，学习雷锋是政治；工作的概念是管理，权力的概念是政治；聚焦职责是管理，忧国忧民是政治；服务客户是管理，发动群众是政治；个人建议是管理，联名上书是政治；对事负责是管理，对人负责是政治；静水潜流是管理，激情澎湃是政治；灰度思维是管理，黑白分明是政治。不完全同意我上述的说法就是管理，完全同意就是政治。 什么东西是有分类的，分别的，所以不同职业应该有不同的价值。比如军人就是抢夺价值，商人是交易价值，政治家是分配价值，企业家就是在创造价值。没有创造，前三个都没得可抢，没有可分。我们要弘扬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的时候，优秀的企业家精神的时候，是在维护一个社会创造价值的源泉。只有有了源泉，后面才有各种各样财富的分配、原则这些东西。 在去年9月25号，中央发的文件，说出来优秀企业家有三个特点，我把它归纳为上面一句是革命精神，下面一句是市场精神，再一个是传承精神。这里面非常巧妙的把中国的传统，革命的信仰，市场这三个方面的内涵都给包容了进去。而且这个内涵我跟其他国家做一个比较，我发现只有中国在这方面是比较清晰和完整的。 我们先说革命信仰这一块，虽然我刚才讲过政治和企业的区别，但是它毕竟是企业生存的一个大的环境。中国人好像还没有到坐下来没事喝咖啡的阶段，还得去奋斗。围绕这个讲，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说的三位一体，这样一个思路我认为贯穿在整个时间轴里面，也是如此。从传承过去中国的传统精神，到把握现在的现代精神，以及还有开创未来的革命信仰的精神。通过这些精神的融合也好，或者整合也好，我认为咱们现在的企业家才能引导我们的企业不断走向前进。 既然有这些精神在，我想请问大家，我们应该做什么？当然要听党的话，但是第二句是什么呢？大家一定没想到这个，是听懂党的话，然后再跟党走。我们需要认真去思考，企业家也需要认真去思考，看我们到底是怎样处理这些复杂的国际国内市场技术环境等等。需要从企业家精神再加上我们的思维，来考虑这些问题。 我觉得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首先是一个思想家，思想家的作用是干吗？做假设，未来可能怎么样，围绕这个怎么做。 新时代企业家的追求是什么？有四个，长得快，奋斗中，受尊敬，活得长。首先长得快，我们看看企业家靠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支撑了经济的四十年发展，实际我们真正现代大公司，大企业的出现，也不过最近这十多年的时间。看看这个数字，大家会看出来，17年增长了15倍，中国大企业的群体创造价值和成长的速度惊人。为什么我们国家和日本和美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形成一种正面竞争，看这个数字你就知道了。你在抢别人的位置，在和别人同台竞技。 二十年前根本不可能，中国的企业找都找不着。现在用西方的路由器、芯片、大的服务器，那时候给你就不错了，什么都不给你还麻烦呢。从历史角度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成长，中国大企业的爆发式增长。 欧洲比较平稳，中国、印度等等新兴国家发展很快，主要抢的是美国和日本的企业。美国和日本把中国的大公司甚至包括我们背后的体制，包括企业家的精神都当成了一种担心的事情，或者竞争对手，我觉得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一天是必然到来的。 第二，我们依然要去继续奋斗，不管前程是怎么样的，道路是如何。我认为艰苦奋斗精神依然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我们的企业家是怎么来做的？这么多年走过来，我们通过GDP的数字可以看出来，美国和日本在打贸易战的时候，日本基本上打趴下了，后来没怎么涨，就是当它的GDP到了美国三分之二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日本要世界第一的时候。从这两年开始，中国也到了美国的三分之二，大概梯子爬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推倒梯子，上面的人摔的更痛。以前我预测过类似这样的事情，这是竞争的最基本的一套东西。丛林的法则就是竞争的，早就埋下了这种种子，只不过每个国家的竞争和对抗只是年份不同而已。 中国经济这种起飞式的增长，包括了人均等等这些东西，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高兴的。因为世界上有的人并不像中国人思考宽容、包容、共生，不是这种思路。我们就不去拔的太高了，从政治层面、文化层面都是如此。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奋斗？不管有什么阻碍，因为我们到现在即使按目前情况，我们和日本存量，到2020年我认为才会相当，他早就积累了很多年财富了。跟美国比更是如此，涉及到多少年之后才可以追得上。我们把地位、性质看一下，中国以前一直是个工厂，组装厂，现在开始用市场消费者的这种思路来考虑问题。日本是个研究所，或者搞装备的一个地方，美国就是玩规则。好规则都得有利于他的做，没规则的，定规则，就是一个足球赛，你在踢足球，那边有个教练，后面有个裁判，弄不好还有一个组织球赛的，我说不玩了就不玩了，它是不同的位置。我们要理解这套东西，艰苦奋斗精神依然是新时代的主旋律。 为什么我们要拼命努力？和人的心理有关系。轻松是负重之后的感觉，美好是付出之后的感觉，快乐是辛苦之后的感受，幸福是奋斗之后的感觉。口号的提出需要理性，决策的制定需要冷静。这对企业家尤其重要，我们不能提的太高、太美好，我们还有太多的时间去艰苦奋斗，继续艰苦奋斗才行。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总结过去四十年我们基本成功的这些要素，第一稳定的政权基础，第二正确的根本国策，第三，全民的艰苦奋斗，第四很幸运的国际大环境，这个得靠命，咱们左右不了。第五充足的甚至有点过剩的，就是企业家精神，创业了，五年死一个都不在乎，这种东西挺好，尤其年轻人应该秉承这样的东西。还有中国变革的方法论非常到底，搁置争论，解放思想，摸着石头过河，完善计划，激活市场，稳住国企，放活民企，客户中心，股东为后，中学为魂，西学为体，形成了一套这样的东西。不是西方人简单能理解，也不是我们随随便便说一说就能说清楚的东西，我只是做一个提示而已。 第三，中国是站起来，富起来了，后面要干吗？要面子了，做一个受尊敬的公司。受客户尊敬，受股东尊敬，受员工尊敬，受同行尊敬，受政府尊敬，受社会尊敬。现在最难的是最后一个，受世界尊敬，这个非常难，涉及到竞争的问题，涉及到不同体制，不同文化甚至不同文明的竞争，已经到了相当难的程度。我们要靠实力来获得这样的竞争。 第四个是活得长，创业完了之后上市，要继续传下去，做长是非常要紧的。四十年中国的大公司都是如此，死掉很多很多。有时候我不太关注创业，以客户为中心的活得长，以奋斗为文化的活得长，建好管理体系的活得长，持续管理变革的活得长，坚持底线思维的活得长，有些坑不跳，有些路不走。 底线是什么？一个是合法，法律的底线，第二个，也叫底线，也叫边线，也叫上线，道德，企业不能高尚的一塌糊涂，公益组织做成了慈善组织。我们需要在道路的中间走，文化管理、财务管理、制度管理，不要出红线，上面是天堂，下面是地狱，都不要去。合理把握中间这几个核非常重要，这对企业家来讲是如此。下序合法，中要合规、合算、合情，上求合德，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不醒了呢。合法是底线，不违法，合规是黄灯，不违纪，合算市职责，做城市，合情是常识，能共事，合德是追求，想干事，合理是存在，会干事。 做企业的底线，不行贿、不逃税、不潜薪、不侵权、不伪劣、不违纪，太难了吧，所以做好人容易，一辈子做好人都容易，一辈子不做一个坏事太难了。我们的企业现在围绕40年不断发展，我认为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在量的成长，先做大做快做多，做起来，快点上市也是如此，快上。第二个是质的成长，围绕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围绕一个质量性的东西，做新、做优、做强。但是未来我认为我们的企业在展望40年过去，我们需要是力的成长，也就是竞争力、核心竞争力，需要做久、做人、做局。这个已经摆在我们很多非常优秀的企业家面前，需要认真来思考这三个字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曾经在书上写过成长的八卦图，在这个地方讲八卦有点不太好。我认为思考需要结构，实际这不是八卦图，是雷达图。我们要想行船，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需要规划好一个东西。看好我们的格局，做好我们的布局，才能得到一个美好未来的结局。结局是可以算的，所以经济和企业成长，我认为有一个因果链。 经济发展靠企业，企业成长靠客户，客户服务靠员工，员工努力靠干部，为什么干部玩命干活？累死累活的，靠文化，他追求不一样。而文化传承靠机制，最后企业家必须出来，机制创造靠企业家领导，领导管这事儿，这个做不成，大概前面的东西都很难说。围绕这个，我想给企业家，约束自己行为，把企业做久做长。 把“舍得”艺术给大家分享，不与员工争利，不与下级争权，不与同级争功，不与上级争名，不与客户争斗，不与同行争斗，围绕客户去转，同行根本不在眼里就对了。这里面涉及到有所得，有所舍的问题，这个舍是非常难的。 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个人，企业家总是一个人。饮酒不醉，恋色不迷，爱财不贪，有气不急，图名不虚，求权不私。太难了，非常难，人必须拿得起，放得下，有东西才能放，非常难，就是一个寸儿劲。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在什么地方？比较简单的两句话，企业是一个生态吗？不是，应该是一个死态，看谁死的问题，生死是一体的。知道谁吃你决定你的生存，知道你吃谁决定你的成长。我们企业家的行为，我认为是以生存为底线，以富强为边线，才能让自己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做一个长久有未来的一家公司。 非常感谢大家的倾听。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创业黑马创始人、董事长牛文文出席并演讲。 牛文文表示，创业者的互联网思维和产业基础必须平衡。“创新者很容易颠覆别人，口上说改变世界，但是你用互联网思维想改变一个行业是远远不够的。本质上你对那个产业的认知是最重要的”。 牛文文以滴滴公司举例称，滴滴本质上是一家互联网化的出租车公司，“你要认同这个定位，你就知道如果你的出租车公司的安全措施做的不到位，就是灭顶之灾。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互联网公司，不是一个出行公司，你这家公司一定走不远”。 牛文文强调，互联网不过是在某个行业中用更高的效率做事，但并没有改变行业本质，创业者也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如果新一代创业家意识不到这个事，中国这个社会一定不能广泛接纳他们”。 “中国是个创业大国，创业精神比创新更重要”，牛文文强调，“创业者最缺的是创业精神和对创业责任的认知”。 以下为演讲摘编： 牛文文：很高兴有机会回到母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这样一个场合来汇报自己的心得。很荣幸，也很高兴。 给我的题目非常好，也是我一直在最近思考的一个话题，就是改革开放40年与创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从我的角度看，就是一部普通中国人有机会创业创新的历史。 大家经常说，为什么40年来，我们取得了这么大的发展和进步？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中国变成了全世界的创业大国，释放了普通人的创造力，让经济的主体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一切的变化，我们感受有一个主轴，就是创新创业。 我分四个部分给大家简单汇报一下。第一部分是创新创业是改革开放的一种延续，第二部分是发现和培养新一代创业家是时代主轴，第三是新一代创业家身上的精神和特征与老一辈有什么不一样，最后是创新创业时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命题——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创业价值观。 现在关于创业大家有很多的争议。为什么说创新创业是改革开放的一种延续呢？其实有三个关键词是中国社会40年不变的主题。 首先是梦想，大家现在都讲中国梦，其实中国梦已经延续了很多年。这种梦想很大程度上就是使普通人有机会，有可能创业成功，这种中国梦可能是社会前进最大的动力。中国梦的开始其实是普通人可以做梦，做创业的梦。 第二个就是奋斗，大家知道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像我们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背后最大的因素就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奋斗。这种奋斗精神在创业者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华为这家公司把“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作为企业文化。我们总书记也把幸福是奋斗出来作为国民精神提出来，我们说激情洋溢的岁月，或者淘金梦的岁月，这个岁月就是开疆拓土，在商业领域里面的奋斗精神，这种奋斗精神在创业领域也特别明显。 最后是创造力，整体来讲，改革开放和创新创业都是释放普通人的创造力。普通人身上的创造力是非常大的财富源泉，这种创造力被激发出来，在商业上体现出来，这是最大的一个创富动力。创造力是一代一代十年十年在推进中国发展，梦想、奋斗和创造精神，这种精神内核，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看到过，在创新创业最近这十来年也看到了。 为什么创新创业在08年之后，或者10年代，大家强调的更多？我的一个观察是本质上看，中国像全世界其他几个制造大国一样，开足马力之后必然会二次腾飞，二次腾飞本质上就是二次创业。 08年9月我离开《中国企业家》杂志，刚创办自己公司的时候接受了一次新浪的访谈，主题就是中国需要来一次再创业运动。改革开放是第一次创业，08年、10年以后，中国社会充满了分享财富的感受，但是创造财富的冲动有所衰退。一个国度如果分财富的人多，创富的人少，必然引起很大的问题。 当然，后来没想到到12年，整个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双创”就开始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有三个道理，其实从全世界的制造大国来看，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中后期的韩国，这三个经济体在当时的年代里面都是制造大国。可是石油危机之后的美国，中西部的钢铁厂和汽车厂都有点生锈，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后来大家发现围绕硅谷的工程师+VC的这种创新和创业开始了。整个美国拉开了IT和互联网的一代，70年代中期的美国，年轻人从大学校园走出来，不再去大公司，直接去硅谷的车库创业。整个社会思潮，导致了整个美国这二三十年不断的超越。 日本在80年代，汽车业和家电业称霸全球，引起了很大的贸易纷争，美国逼着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汇率一夜之间升三倍。这之后，日本也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日本的年轻人没法终身就业，进入几大财阀公司，日本动漫、文化、消费产业出现了，日本就变得卡哇伊了，经常说日本可爱化了。你想钢铁和汽车业所代表的日本和现在卡哇伊的日本，那是完全不一样了。 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的韩国也是一样的，韩国五大财阀倒了两个半，韩国年轻人没法去三星了，大家走上自由创业的道路。大家看到音乐、电影、游戏、服装所有这些代表韩流，导致韩流崛起，是韩国年轻人第二次把韩国经济拉起来。美国、日本、韩国都有过制造过剩之后的一次再创业，这次再创业我们把它归结为青年创业加上消费社会的到来，加上软实力的出现，这三位一体，是一个世界潮流。 在08年的时候，我大概预判，因为07年次贷危机，中国的五百强出口企业也碰到了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到现在还没过去，但是一定会伴随再创业的社会运动。这个再创业社会运动不是因为年轻人没法就业，主要是国家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向全世界出口制成品之后，它碰到一个很大的全球紧张的危机。之后一定会内向发展，所谓的内驱社会，这是当时我们的预判。 后来大家都看到了，中国的确是来了一场再创业运动——双创。这几年大家有很多的争议，我自己发明了这么一个指数，叫创业指数。以每年中国新增的适龄劳动人口做分母，以每年新增的创业者为分子，如果这个指数是保持年对年的平稳或者略有上升，我相信中国的经济一定不会有问题，中国的社会也不会有问题。 只要一个国度年轻人或者新创造的公司数量在上升，其实比我们的KPI，比其他的GDP都直观。现在大家到了稳就业的年代就更明白这个道理了，现在能解决就业的只有中小企业，简单来说就是创业公司。 因为大的国企和大的民企都不太会大规模扩张来解决就业问题，年轻人的创业同时也是带动就业。我有一些体会，我们十年来，从08年到现在，我们培养了大概一万多名创业者，加上我们服务的社群会员，大概有十万家创业公司。这些创业公司平均雇佣的人数应该是到300人左右，大小不一样。 你想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就业力量，而且它生生不息，每年总有公司衰落或者倒下，但总有人开始。从08年到现在已经无数波了，电商、团购、O2O、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现在共享经济又过去了，人工智能又来了，所以创业这件事是生生不息的，只有生才有长。否则整个国家的活力就有问题。 第二部分，中国社会这些年是怎么样出现一批创业公司的？其实商业的迭代也是靠新的力量实现的。我们这家公司自己有一句使命和愿景，就是发现和培养新一代的创业家。我们要当星探，不要当追星族，我们要做明星孵化，不要等到后期。提前发现未来和有未来的年轻人，并且努力去帮助他们，这是我们的使命和愿景。 有一群中国的企业家、企业领袖和投资者、专家学者和我们一起在帮助未来，提前增援未来。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全世界存量最庞大的企业家阶层，企业人群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这个财富是真正可以薪火相传，代代加速的。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批量发现并且来培养他们。发现和培养其实是已经成功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帮助我们一起做的。 当我们还在讨论新经济的弊端时，其实新经济的王者已经开始成人了，他们的成人礼已经开始了。现在一代公司成长速度很快，往往七年左右就差不多能IPO，我们看到共享单车的尸骨，但是也能看到成功者的崛起。 你怎么批量发现能长大的创业者，我们叫了不起的小人物。你发现以后怎么赋能他们，我们这十年来一直沿着这15个字做，有一些体会，有一些探索。中国、美国、以色列最像，它的成功人士本能的去寻找在路上的刚开始的年轻人，要在他身上发现未来，并且分享未来。这种社会氛围一旦形成，巨大的力量。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是用了华人在全世界的财富和企业网络，华人华侨。但是现在我们本土已经有足够数量、足够能力、足够资源、足够生态的一个庞大的赋能体系，这个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我最后第三部分讲一下这一代人身上的不一样。我们说一个商业伦理或者企业价值观或者一代人的企业家精神，它总是从这五个维度，IBM是七个维度。我们理解一个商业世界是由五种关键角色构成的，一个创始人有一个想法，他会找他的团队，之后他会想方设法去融资，去找股东，最终他会生产一种产品，他会形成他的用户和同行竞争关系，当然他一定要在一个土壤上开始他的生意，还有政府，这五者是构成一个企业家人群，或者一代企业家人群的世界，他的世界这个排序，这五者的排序就决定了精神气质的不一样。 具体来讲，我们比较了几代的企业，尤其中国，发现地派和天派这两种取向，在中国是非常大的代际交替。在创新创业之前，尤其是84年那一代，大部分的企业家基本是叫地派，他把客户和用户看的最重，薄利多销，厚积薄发，百年老店，这一切的价值观形成了我们过去传统的中国企业，而且这些企业本质上也不是中国的特色，德国、日本、欧洲大陆和中国工商文明比较长的国家，它的企业家优先看重的是用户、客户，客户给你的钱，打掉成本，才是利润。这种百年老店，根深蒂固的血液是我们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身上有的。 可是互联网和创新这一代带来的是天派，这种特点是把股东看作第一位，阿里巴巴去美国上市，马总讲股东第一。所谓的美国商业伦理，我认为就是华尔街商业伦理。资本主义的本意就是资本、或者股东或者投资人是最重要的驱动力。没有VC，没有天使，就不会有美式的创业。这种文化2000年到了中国，耳熟能详的互联网模式，风口创业，当美国有一个什么样新的模式方向，VC自动把这种模式带到中国来风险投资，美式风险投资。很快会有一堆人融到钱去做这些事，最终一将功成万骨枯，可能一个领域过来，只有一两家留下来，其他人可能都失败了。 这种以股东至上的商业逻辑不追求百年老店，追求的是快速成长，快速死亡。像日本樱花般的哲学，开的绚烂，死的也要灿烂。VC最怕投了以后长的慢，VC最喜欢你快点上，快点卖，或者快点死，5+2七年就要退出，如果你七年还不生不死，这就坏了。商业逻辑不一样，这是创新创业的一代和改革开放第一代最大的不一样。 我们总结新一代创业家的精神和特质，我自己观察总结了四点，主要是10年代的创业家，这些人绝大部分已经成为BAT之后的新的王者了。 有四个维度来观察，第一个维度，他们技术驱动的产业观察能力，产业洞察力非常强。像蔚来汽车的创始人，很年轻，理科背景，这种终局思维，导致他们能够快速革命性的升级一个产业或者改变一个产业，或者颠覆一个产业。其实很多创业者都是这样的，这是理工男的可怕，这些创始人是算力极强的企业家。 第二个维度，中国是消费过度，早期创业者一般找市场，找用户，找需求，这一代人他们跟国家的趋势一样，会去供给侧寻求突破。他们往往能找到一种供给端被忽略的大规模闲置的社会供应资源，这种供应资源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大家看拼多多和VIPkid这两个企业就是分别发现了一种社会闲置资源，拼多多本质上是把商场的导购人员，还有一些线下的直销人员，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已经被边缘了，拼多多把他们作为拼团的主要力量，快速崛起。VIPKid通过把国外的幼教接到国内来，在中国他们能够发挥很大的效益，供给资源，社会资源的挖掘是服务业的基础，这种是前面企业家身上也不多。 第三个维度就是资本驾驭。我们很多一代二代企业家，他们都是二十万起家，都是贷款，最多不过50万，马化腾借50万起家。这一代基本上都是花过一百亿人民币的，天使轮就上亿，A轮就上十亿，在短短五到十年里面要花掉百亿人民币以上。这种融钱能力和花钱能力是以前的企业家身上没有的，迅速来募资，迅速来花钱的能力。这个能力当然会造成浪费，但是你想他们年纪那么轻，他们能募到，能花出去，尽管有浪费，这是40年中国企业家身上少有的。原先我们都是滚雪球，一点点的，这些人是第一次敢用亿级资本来做事的人。 第四个维度是管理、领导。管理是需要时间的，管理是严谨的科学。这一代人身上突破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关于专业化和多元化的两维思考。这些人在C轮开始做生态，做产业链打通的生态，生态和平台意识，突破了专业和多元化多年的命题。这是很明显的。 第二点，组织和传统，过去管理学，团队培训，搭班子，带队伍，定战略，处于艺术级的，不是科学级的管理。但在这一代人身上，七八年的公司，都上万员工，它的管理团队是非常有活力的，怎么突破呢？他们能够快速募集到多元的管理团队。你看滴滴团队里面是什么人，你看蔚来汽车是什么人，他们高层团队能够快速从外企、国企、民企身上很快聚集到团队，他们团队是多元化的，我们过去说这种团队有问题，其实没问题。 大企业能弥补人的缺项是有一个著名投资人跟我讲，你一定要注意到，如果你一下融到十个亿人民币，你要在一年花完，你是能迅速弥补你的管理弱项的。如果你融到了，你的同行没融到，你是可以秒杀他的。我当时不怎么认同这句话，但是一再上演这些事。当年轻人掌握大资本的时候，快速补上管理的一些东西。混乱的生机蓬勃——乱七八糟的，哪都是问题，但是生机勃勃，他用时间和速度来弥补很多问题，当然他会补课。这是我对这一代创业家身上的四个维度的观察，这些观察共同形成了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他们的特质。 我们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这代人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事。当然也有一些东西形成了我们的共同课题，我们尽管培养了一万多名创业者，但是适合中国经济本土和本土文化的，跟硅谷有点不一样的创业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样？风口创业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也造成了很大的争议，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而且前几年的创客文化跟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也是很大的问题。一个创客是不需要考虑赚钱的，只考虑我有梦想，好像有梦想就是英雄，这个是年轻人的血液。但是一个创业者最重要的还是要承担社会责任，我们不能轻言失败。因为一个人的失败，一个创业公司的失败，会造成很多人的负担。在中国文化里面，不能像硅谷一样，我们就宽容失败，我们其实对创业者一直提倡你一定不能轻言失败。一定要坚持，我们黑马提倡的就是坚持比选择重要，你要坚持。任何一个方向并不是你很快就能颠覆别人的，而是你要漫长坚持，它就会有机会。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总结，我们认为创业价值观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内部把它叫重度垂直。这个理念也是有点影响力了，我是12年提出来的。它本质上就是两个事，我们希望一个创业者可以天地融合，你的融资能力和你的赚钱能力要平衡。创业最难的事就是你把等量的融资用时间变成等量的营收，进而变成等量的利润。 比如你融了一百亿人民币，什么时候可以变成一百亿人民币的营收，进而变成一百亿人民币的利润，这件事需要十年二十年做成的。但是很多创业者不考虑这个事，他只考虑快速融资，快速上市，这个链条逻辑已经被颠覆掉了，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时代再往下的创业者必须考虑，从融资第一轮开始考虑什么时候现金流平衡，你怎么赚钱，否则我们就是轻飘飘的创客，总是别人为我们梦想买单。我们从来没为别人的支持买单，这是不均衡的。 最后说互联网思维和产业基础必须平衡。为什么呢？因为创新者很容易颠覆别人，口上说改变世界，但是你用互联网思维想改变一个行业是远远不够的。本质上你对那个产业的认知是最重要的，产业基础，中国所有的产业都能升级一遍，是因为中国有最完善的产业门类，可是产业门类需要人工智能化的互联网化的升级，这种升级是需要有产业经验的。 一个年轻人就写一个PPT后就要颠覆一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就太轻飘飘，没意识到产业是要漫长的积累。比如滴滴本质上是一家互联网化的出租车公司，你要认同这个定位，你就知道如果你的出租车公司的安全措施做的不到位，就是灭顶之灾。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互联网公司，不是一个出行公司，你这家公司一定走不远。 当互联网变成一个普遍的因素，互联网不过是在一个行业里面用更高的效率做事，没有改变行业本质，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如果新一代创业家意识不到这个事，中国这个社会一定不能广泛接纳他们。 不像硅谷，硅谷人口很少，硅谷本质上不是在创业，的确是在创新。而中国是在创业，我们用创新的方法创业，但是创新不能改变创业。 最后我要回溯一下的话，我觉得中国是个创业大国，创业精神比创新更重要。因为创业本身，你从0到1创办一个公司，并且生存下来，并且去回报社会，来雇佣员工，来回报股东。创办一家公司这件事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职业，我们不要把它神秘化。 创新是说你在创业过程中，你有了更多的思维和技术来更好的创业。我觉得中国现在对创新追求很多，创业者最缺的是创业精神和对创业责任的认知，而不是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太轻飘飘了。对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讲，让他们明白创业就意味着承担终身无限责任，必须对你的股东、员工负责，不能让单车在街上飘着，你说不干就不干了，这个事是老一代企业家不能接受的事情，也是中国社会不能接受的事情。 最终，我觉得未来的中国创新创业一定会更好，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创新创业是一体，大家明白互联网世界和产业世界是一体，大家明白改革开放和创业创新不是割裂的，其实是一体的。办公司这件事，从柳传志开始一直是一样的，你不能说你年轻，你能融到很多钱，就跟他们不一样。作为企业家身上共同的责任大于他们创业的方式，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利亚德光电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军出席并演讲。 他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最大的经验就是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 在谈到房地产市场时，李军表示，中产阶级的财富基本都在房子上面，未来房地产市场会冻结交易，限购是为了稳定房价，“中国的房价绝对不能跌，要跌了很危险。银行的金融体系怎么办？老百姓买的房子怎么办？咱们在座各位的身价怎么办？社会稳定的基石就是房价稳定”。[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IBM大中华区前董事长、首席执行总裁钱大群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钱大群：在座的各位尊敬的嘉宾以及老师们，我的背景是在跨国企业IBM工作了很多年，所以我从工作的经验以及看法，抛砖引玉，想提三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我们看到改革开放40年到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中国企业从当初的学习者到今天在学习过程已经开始引领。尤其在科技运用以及一些新的管理理念上开始引领。第二，作为一个跨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在中国看到了人口的红利，而今天一起参与的是看到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代表了今天以及未来巨大的市场的同时，看到的是人才的红利以及中国变成一个共同创新的动力，直接间接帮助了很多我认识的跨国企业本身的升级转型。第三，今天的主题是谈新征程。今天中国那么多成功的企业，包括已经走出去的同时，我们最近看到中美贸易在讨论的过程里面，我想提出的是一些成功的全球企业，包括中国今天以及未来的，可能要从另外一个视野看看，怎么样被接受，尤其被当地接受，变成一个成功的社会企业，而使得你有一个新的动力。 第一，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很典型的看到是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引领者。我还记得要讲40年前，在90年代的时候，大部分的企业是如何用电脑或IT来提升信息能力的时候，事实上还是刚刚开始，开始要补课了。95年，IBM的董事长第一次到中国访问的时候，那时候当年的IBM是碰到转型很困难的一个时候，但他看到中国巨大未来潜力的时候，他第一次访问的时候就跟教育部签了跟中国高校的合作计划。专门针对提升IT人才的一个培训，那一年的时候我记得IBM投资了有三千万美金价值的一些人才老师以及设备。时隔那么多年，包括在座的人民大学，大家都在提升IT能力的时候，在IT技术的应用上已经有很多我们从当初的学习追赶开始引领。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故事，今天新零售时代的时候，光是阿里的移动支付已经是全世界很领先的一个IT创新了。 但我想举另外一个故事，大家晓得在银行业，工农中建都有很大的体量，事实上今天像一个典型的工商银行，它有上亿的上万用户。它有两亿以上的手机用户，它每天的交易都三四亿的交易，在这种体量，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今天工商银行能变成市值最大的一个银行，在全世界，各位可能不太知道，他从当年的学习追赶IT，现在已经变成引领全世界的创新了。 作为一个银行，它最典型的问题，除了在移动终端以外，让它的核心系统能够很好的运营。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不会停下来，不是用几小时去转换，而是用几秒钟的时间来转换。几年前银行是做不到的事情，有任何意外的时候，在几秒钟转换，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数据中心等等。工商银行在几年以前，把它的这样一个看法提出来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事实上是和IBM一起配合以后，对未来IT核心系统的共同创新，达到今天刚才讲的他已经做到了。不但他做到了，全世界很多大型银行都试着在参考在学习。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是从很多当初的学习到今天的往前变成一个开始的引领者。 我在IBM工作了很多年，对管理模式很熟悉。开始你做国际化的时候，你生产产品行销到全世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每个国家跟现在的氛围有点像，保护主义。你去英国访问，你去德国访问，或者去日本访问，大家说你虽然体量很大，你把产品和服务卖到我这里来虽然很好，但是我觉得你的工厂很重要，所以我需要在我的国家你设立工厂，因为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再接下来说不对，你的研发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你研发摆在你自己熟悉的国家，在我这里也要成立一个。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企业碰到的挑战，每个国家有保护主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要有它所有的系统，在每个他要去的市场。随着互联网起来的时候，开始打破这个界限，越来越透过互联网科技，使得你的工作不管是供应链或者服务，可以挪到一个你最有竞争力的地方去。 这样一个跨国，是有点把全世界重新打破了以后，细分工，把这个工作摆到最有竞争力的地方。比如我们很熟悉的制造业在中国有很多世界工厂，或者谈到服务业的时候，不管是在中国的大连或者在印度，有很多IT服务。当时IBM在全世界什么地方做会计最好呢？马来西亚有很多会计毕业的学生，成本很低，能力很强，所以IBM把会计中心集中到那里去。 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全世界很多企业变成流程细分工，把它的工作摆到最有竞争力的地方。这些企业包括IBM、GE透过这样的时候，因为它体量很大，产生了很大竞争力，这是过去，这是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管理，分工、流程、科层制。 今天的环境，这样一个大企业有大企业病，当你分工很细的时候，员工的活力和潜能都被限制住，这不只是在工厂生产线上。今天在新的数字化时代，强调的是每个员工都可以激发他的潜能，他有更大丰富的想象力，他愿意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在流水线上的那个小单位而已，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国内的学者在考虑用物联网连接，要更敏捷的转化，要能够允许创新而且跟外界生态创新的时候，到底有哪一个新的管理方式是突破现有模式的？前面谈到海尔类似的这种观念，其实就在新时代谈到很多新的管理。这些新的管理，不是40年前到南斯拉夫学人家的，像海尔人单合一，都是属于新的管理。现在很多外国的企业很有兴趣，在什么样的思维底下，愿意放弃你的流程管控，怎么去赋能你所有的单位和企业，而激发你每个员工个人的活力，使得你能够创新，而且迭代跑的很快。 在去年我接触到毛院长那时候提到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不只是我们到国外去学，中国已经有很多很好的案例或者管理的实践，是值得传授给大家，或者记载下来。他提到我们的商学院是要变成最懂中国管理的一流商学院，那时候我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光是提到前面那几个例子，现在大家都很感兴趣，中国企业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透过商学院，把它变成理论化，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想第一个跟大家报告的，我们从学习、追赶到今天开始引领，包括有用IT技术运用的引领，包括管理理念的引领，商学院不只是传授知识，让全世界更认识我们一些最佳的中国实践，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是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 换一个角度，中国越来越多企业变成全球化企业的同时，在过去40年全球化的跨国企业跟中国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我认为是从刚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中国虽然有一个市场，不像现在那么大的市场，但是很多看重的是中国人口红利。但是今天已经改变了，可以看到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要欢迎外资，在前面三年，总共有60亿美金的外资要进来。那时候60亿到2017年的时候，一年进来的外资就是1300亿。这里重点的不是数字，而是这些跨国企业也在学习。等一下我用一个IBM的例子，这些跨国企业学习到，正在开始萌芽的市场，这里有很广大的人力资源，到今天假如他们的出发点还是这样看的话，他没有办法在中国更成功。就像陈局长谈到的，整个营商环境在变化的时候，这些跨国企业发现除了这个市场很重要以外，事实上更高端的人才，是人才的红利，而不是人口的红利。另外一个，有太多的例子发现，刚才向教授谈创新，因为中国市场大，因为中国很多在弯道超车，跑的快，很多创新机会，甚至创新活力是跟中国一起可以开发的。这对跨国企业让他很羡慕，或者很需要的。 下面举一个IBM的例子，可以看到典型当年从制造，跟中国共同创造，也加速了向IBM自己本身的转型。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那时候IBM跟很多企业一样，一开始是制造业，那时候我们开始制造个人电脑。那时候开始跟中国电子一起合资，做了一款长城牌的电脑。设想几年以后，制造业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制造业，IBM转型，发现我们不太适合做低端海量的制造业，那时候IBM我记得很清楚，IBM有一个战略的思考，在那个时代。 你要做前端的大量海量的制造，IBM做的过华为吗？做不过，IBM在转型的同时，那时候个人电脑剥离，联想接收，是这样一个过程。IBM从制造业开始，在接下来中国的市场说制造业我现在懂了，你这个机器有硬件是没有用的，我是希望能够有ERP，能驾驭，那时候IBM在中国就成立了软件开发中心，研究中心，是需要与时俱进的。 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加入WTO发生的时候，中国的企业更关心我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一方面市场在开放，一方面我们要走出去了，那时候IBM开始介绍我不是做硬件的，不是做软件的，我能够介绍很多我认为咨询服务方面的能力。 最典型的例子，刚才向教授讲到华为，华为那时候就谈到第一个我想有的能力，IBM整个研发这套流程可以通过顾问的方式转送给我，第二个阶段，全世界我要引领的时候，你是在170多个国家营运，你可不可以把供应链的经验让我学习。 第三个阶段，任先生讲的很清楚，IBM17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财务管理那套能力，在季末一结束，不到几天，所有的账算的清清楚楚。华为在那个时代有60多个国家，有没有把财务转型，做到像你这样的甚至更好，去管理我全世界60多个国家的财务管理。透过这样的过程，这样合作的时候，IBM慢慢也在一起学习，使得我们从一个原来硬件、软件提升变成对企业服务的一个服务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IBM全世界转型，IBM一千亿美金的盘一半以上是来自于软的服务，50%是来自于服务，一千亿的盘子。设想那个时代除了中国的客户需要这种服务以外，中国的人才，我记得那时候去参观大连的时候，大连那边有将近上万的IBM的员工是服务型的员工，他们提供的IT服务是美国的客户、日本的客户，IBM已经转型，变成中国的人才为我所用。到今天很多东西要跟中国一起共同创新了，不管今天在解决天气的问题，包括电脑芯片如何做下一代电脑，IBM现在的做法是把这些要开放出来，跟中国国内一起合作。 这只是我比较熟悉的例子，我认为在很多的跨国企业要更成功的时候，他除了重视中国的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包括刚才陈局长谈到，慢慢新的营商环境底下，需要能够刺激这些跨国企业不断自己也成长，提升它的全球能力，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合。这是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 第三个，往前看，今天是新征程。我们有很大格局的一些分析和报告，但是我觉得看到未来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是在未来数字化的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的转型，或者转型到一个数字化的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往前看的时候，中国的资源不只是自然的资源，大数据变成我们一个很大的资源。今天不只是我们的人口红利，这样一个转型在未来多变的时代，数字化的转型是中国的机会，也是引领。这不是我今天想谈的一个细节，我想谈的是下面一个。改革开放40年，我们有很多成功的中国企业。我们很希望这些成功的企业变成全球更成功的企业，但是我们除了要跑的很快，要科技创新以外，可能也可以借鉴一下全世界那些变成一百年以上，两百年以上的长寿企业，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这是我下面想提的课题。 我认为除了在我们迎接未来新的征程，有新的技术在转型的时候，我反而想提到下面这个。有很多的例子，谈到征程很重要，我记得IBM在庆祝一百岁，IBM刚好和清华大学同年，当年的时候，IBM一百岁的时候，清华大学刚好一百岁。IBM那时候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他做了一件事情，一百岁是不值得去庆祝，相反不要办任何庆祝的活动，但他做了一件事情，我们来检讨一下过去的这些IBM团队做了哪几个对的事情，让我们能够跑一百年，使得现在这些团队不要忘记初衷初心，继续做对的事情。 那时候经过调研总结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IBM希望用信息技术不断提升，创造新的价值，解决社会人类解决不了的新问题，这是一个本质，你不断做对的时候，这家公司可以维持很久。那时候他们找了很多的例子，包括现在你我坐飞机都去定位，大家晓得飞机全世界的定位系统的观念是什么时候来的吗？那时候开始有喷射机，有一个喷射机的航空公司的领导坐那里愁眉苦脸说，喷射机来了以后，定位就比较麻烦。那时候刚好有一个IBM的同事，他也不懂这个专业，他说你有没有听说有一个叫电脑的，将来定位可以看这个，自动化，就从那个时代诞生了这个东西。今天全世界的定位系统的架构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们在IBM一百年的时候举了很多这种例子，要不断往前跑。 第二个，IBM告诫我们自己，因为环境变化，你的管理要不断的变化。除了基本的公司信念不能改变以外，从管理角度的任何东西，过去的都可以把它摧毁以后，产生新的。但是这两个不是我谈的重点，重点是在一百年的时候。 第三，企业要长期成长的时候，要有一个胸怀，是让你的社会或者国家更好、世界更好。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个呢？此时此刻在往前走的新征程的时候，不管是科技创新或者经济发展，都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此时的企业家比以前更重要的，要有一个社会的情怀。因为今天科技的创新，跑的速度甚至于比很多法律法规更快了。大家设想共享单车，我们很兴奋，后来发现共享单车太多的时候，每个小区都停满了，怎么办？未来有很多数字化的创新，其实是会跑在法律法规之前的。而今天的企业家们要晓得在创新能创造价值的同时，是不是真正给社会一个好的贡献，而不会留下不良后果。 霍金就讲到，人工智能的崛起，可能是历史上最好的事情，但如果做不好的话，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才过世的联合国的安南秘书长他就谈到，在一个失败的社会里面是不可能有成功商业的。我为什么在这里提呢？好像是很高调，不是的。我在几天以前碰到一个才从美国政府退下来的外交官，他原来一直负责整个亚洲的外交官，他就谈到今天美国的一些做法以及今天中美贸易争执的时候，我们共同的话题，有些例子可以参考。 大家还记得当日本崛起的那个时候，美国照样很不舒服。美国的政府，美国的企业都觉得不得了了，日本要起来了，日本要崛起了。那时候企业和企业的一些交流，解决了很多真正大家共同的一些痛点和问题。 但是下面是他的故事，他说他做一个外交官，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在日本前后呆过十年，他说在那个时代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情，日本的企业开始做很多的事情。使得今天很多的日本企业包括日本企业在美国的，他的员工都愿意站出来帮他的企业做代言人，解释这家企业为什么是好的。他从当年美国人的看法，当年美国对日本的崛起是又害怕又紧张，而且很有敌意，日本企业也碰到很大的营运困难。但那时候的日本企业可能就是用这样一个我服务当地社会的观念，不管是在美国或者在任何一个市场，除了我产品好，除了我的创新能力好，除了我的管理好以外，我能做什么事情，使得当地的社会觉得我是有贡献的。我甚至能感动我在当地的员工，使我当地的员工变成我的代言人和大使。他下面就讲，这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成功的实践，但是他花了很多年。我想在新征程的时候，我们碰到全世界更复杂的环境，我们中国要成功，引领全球企业家的时候，不妨借鉴一下，我们会变成一个全世界每个社会公认有贡献企业的时候，我相信今天很多的中美贸易等等可能更容易解决一点。 最后总结，不忘初心。我是在台湾出生的，我没有直接接触到改革开放最前面的十年。我是90年代的时候开始在国内服务，快速的成长。有一位经济学家在不久之前问陈春花教授，他说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那么成功，是什么原因成功呢？陈教授给我们在小规模的时候，讲的很简单，但是一直在我心里。第一个，政府一个开放的政策造成的，第二个，跟今天主题有点像，不管是政府的推动或者个人，包括学校，学习的态度和热忱，使我们不断想追求新的东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说不瞒您说，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大家都太苦了，很穷，在开放的时候，当你看到有机会的时候，那种坚持，我一定要打拼，一定要打拼成功的那种毅力，在很多企业家和个人身上看到。今天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在今天往前走的时候，他谈的第二点，人才变得很重要，在未来发展。这是我几次接触，在人民大学以及商学院他们所作所为的时候，我认为不止很认同，很尊敬。我们希望一起培养出世界一流最好的人才，才能真正的引领，希望跟中国的企业共勉之。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农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出席并演讲。 向松祚表示，中国的发展必须从政府主导模式转向市场主导模式，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他提出，应进行政府、财政、国有企业、科研体制、人事体制的五大领域改革。“这些改革我们要没有决心和魄力去做，今天遇到的这些问题就根本是不可能解决的”。 在他看来，创新自有一定的规律。第一，创新是一个文化现象，不是技术和经济现象。世界上凡是创新非常活跃的地方，文化是包容、多元、开放的。第二，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是一切创新和创造的根源。第三，绝大多数创新乃至所有的创新和创造都是集体合作的产物。第四，要重视跨界融合，创新尤其是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这中国的教育体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最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自然科学、文化艺术的创新才是最重要的创新、最根本的创新。“你没有这些创新，单单只谈商业模式创新、科技创新，不行的，根本的源泉不在这儿”。 向松祚还强调，“创新与政治制度无关”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往往过度强调和相信国家集中力量攻关，但是创新本质上是来自于一个富有活力的创新体系，单靠国家集中力量攻关是不行的”。[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陈烨出席并演讲。 陈烨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市场监管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市场监管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推动商事制度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更加便捷、高效、规范、统一、宽济严管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商事改革的始终。注重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不断降低投资创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促进营商环境优化作出了贡献。 她认为，商事制度改革为促进营商环境便利、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有序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对第一批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分别采取了四种方式进行改革。一是直接取消行政审批，二是审批改为备案，三是实行告知承诺，四是优化准入服务，重点是事后检证，深入解决准入不准营的问题。 第二，市场监管逐渐进入新常态，放管并重。以“双随机，一公开”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初步形成。 第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明显。商事制度改革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在社会经济全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谈到市场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对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意义时，她指出，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是需要加强市场监管，越是需要构建完善的市场监管机制和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明确指出，组建国家市场监督总局等部门，目的是破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和市场监管总局的设立，是对我国市场监管格局的一次重塑，必将对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推进我国经济从粗放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职能不断进行改革调整，转型和完善。经过几轮的改革，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经济专业部门，撤并了经济管理部门，推行了大部制的改革，改革的基本取向是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转向构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方向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这次机构改革，对市场监管体制进行顶层设计，将分散的监管机构职能进行整合，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就是按照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对政府职能进行调整，突出了市场监管在政府架构中的重要作用。符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和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陈烨表示。 在谈到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造优质营商环境的安排时，陈烨表示，将当好放管服改革的先行者，进一步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放管结合的加法和优化服务的乘法。第一是着力减证照，压许可，促进营商自由。“确保明年上半年在全国实现企业开办时间达到8.5天的目标任务”，她具体解释称，8.5天的开办时间是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个目标。而五年之内，全国要把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5天以内。“持续推进市场主体从便捷准入到便捷退出的全流程便利化，为市场放出活力，为营商改出便利”。 第二是公正监管，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陈烨表示，要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坚持放宽准入和公平监管相辅相成。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要进一步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形势下市场监管的新需求。要坚持竞争中立的原则，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对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改革的红利。要坚持公平公正的执法，规范市场秩序，推动企业在公平竞争中提高核心竞争力，切实做到把市场管活而不是管死，管优而不是管乱。 第三是优化政务服务，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陈烨提出，要更加关注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新生企业的发展壮大，要让企业能很好的出生，也能茁壮的成长和壮大。加大支持力度，促进企业的创业创新，扩大就业，积极促进互联网+市场监管，深化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改革。逐渐实现企业开办的无纸化和智能化，推进电子营业执照跨领域联网应用。构建市场监管一体化的信息平台，尽快实现数据通和业务通，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进一步提高政府服务的办事效率，打通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减少企业运行的摩擦力，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第四是防范市场风险，严守安全底线。陈烨表示，维护食品药品安全、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共利益。“监管要把守住安全底线作为市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监管力度，创新监管体制，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完善消费者权益损害赔偿机制。建立更多的安全保险等风险分担机制，探索市场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增强市场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五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监管应进一步加大竞争执法的力度，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活动，提高侵权行为的违法成本。 “推动市场监督管理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应该说任重道远，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叫改革永远在路上。我们要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改革精神，用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不断满足企业和市场的新需求，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市场监管部门的新贡献”，陈烨表示。[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彭华岗以“深化国企改革，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为题发表演讲。 彭华岗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有关部门、各地党委政府的组织下，国有企业广大干部职工凭着一颗忠党爱国、产业兴邦的初心，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份滴水石穿、铁杵成针的毅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一是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国有企业成为独立市场主体。二是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国有资本配置进一步优化。三是国有企业内生活力显著增强，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四是国有企业发展质量显著增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骨干中坚作用进一步显现。五是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显著增强，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彭华岗指出，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作出重大部署，发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动员令，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是国有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国有企业同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在管理、技术、人才、创新等方面都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他提出，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要在完善公司治理上下更大功夫，要在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上下更大功夫，要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下更大功夫，要在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上下更大功夫，要在加快国际化经营上下更大功夫，要在培养人才上下更大功夫。 他特别强调，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加大研发投入，专注主业，专注攻克“卡脖子”的难点，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够完成的，必须持续努力、久久为功”，他说。 以下为演讲摘编： 彭华岗：尊敬的刘伟校长，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各位专家，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能够参加此次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受肖亚庆主任的委托，我谨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此次论坛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大家长期以来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给予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强调，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改革开放重大意义和伟大成就。人民大学在国家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召开此次论坛，是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对回顾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模式和宝贵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此机会，我以《深化国企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为题，谈一些个人体会，与大家探讨交流。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不断深入推进，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回顾40年，党中央、国务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国情和国有企业改革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将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大体用了15年时间，以扩大经营自主权为重点，通过放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措施，把国有企业逐步推向市场。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大体上用了10年时间，以制度创新为重点，采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有企业改革脱困三年攻坚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大体用了10年时间，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为重点，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各级国资委，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政府宏观管理部门的权责边界进一步厘清，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布局进一步调整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谋划部署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和历史性伟大成就。 4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党中央、国务院是高度肯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李克强总理指出，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综合国力作出了重大贡献。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有关部门、各地党委政府的组织下，国有企业广大干部职工凭着一颗忠党爱国、产业兴邦的初心，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份滴水石穿、铁杵成针的毅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总体可以概括为，“两个重大变化，三个显著增强”。 一是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国有企业成为独立市场主体。40年来，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级国资委的组建成立，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实现了公共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的分离，国有企业基本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十八大以来，“放管服”的深入推进以及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能转变，为国有企业市场化运作营造了更加优良的环境，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是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国有资本配置进一步优化。40年来，通过改制、兼并、租赁、出售等方式，国有企业从一般生产加工行业和中小企业层面逐步退出，国有企业的战线大大收缩，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和领域集中。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紧紧围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持续推进联合重组，不断加强去产能力度，扎实开展“处僵治困”、“降杠杆”和“压减”工作，加快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有效提升。 三是国有企业内生活力显著增强，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40年来，国有企业组织形式、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经营机制等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革，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建立，优胜劣汰、经营自主灵活、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市场化机制逐步形成。十八大以来，“十项改革试点”扎实推进，公司制改革实现历史性突破，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序开展，企业活力、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显著增强。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达到86家，不少企业在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上已经具备了与跨国公司抗衡的实力。 四是国有企业发展质量显著增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骨干中坚作用进一步显现。40年来，通过改革调整和管理创新，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增强，经营效率不断提升。1978-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上交税金年均分别增长11.9%、10.2%和11.6%，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分别是1978年的209.7倍和107.2倍。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在落实新发展理念、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在推进重大科技创新、实施国家重大基础工程在发挥了骨干作用，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扶贫攻坚、推动节能环保中发挥了带动作用，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是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显著增强，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40年来，党领导国有企业进行艰辛改革，企业党组织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倾力支持改革、积极投身改革，为国有企业跨越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要治厂、先治党”，是国有企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国有企业各级党组织坚决落实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夯实党建基层基础，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凝聚共识、汇集力量，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促进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融合，推动一个大国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从计划走向市场，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难探索和伟大事业，深刻改变了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涵和外延，深刻影响了现代公司治理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在现代企业发展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篇章。 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作出重大部署，发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动员令，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是国有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国有企业同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在管理、技术、人才、创新等方面都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我体会，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更大功夫：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要在完善公司治理上下更大功夫。要充分运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据不同企业的功能定位，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形成股权结构多元、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要有效划分企业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发挥党委（党组）的领导作用、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无缝衔接。要切实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要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依法保护各类股东权益，真正做到各治理主体按章程行权，对资本监管，靠市场选人，依规则运行，形成定位清晰、权责对等、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要在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上下更大功夫。要推行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明确责任、权利、义务，严格任期管理和目标考核。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原则，加快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通道，董事会按市场化方式选聘和管理职业经理人，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加快建立退出机制。要建立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加快工资总额管理制度改革，鼓励差异化探索，统筹用好员工持股、上市公司持股计划、科技型企业股权分红权等中长期激励措施，合理拉开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要加快建立健全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市场化用工制度，真正形成企业各类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的合理流动机制。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要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下更大功夫。要扎实开展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工作，做好“僵尸企业”处置工作，不断提升企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率。要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整合，推进传统产业激发新动能，推动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移。要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要深入推进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为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加大研发投入，专注主业，专注攻克“卡脖子”的难点，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要在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上下更大功夫。国资监管体制本身要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坚持生产力优先标准，加强对微观主体的服务工作，提高专业化能力和水平。要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在组织架构、运营模式、经营机制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在战略规划、业务管理、工资总额、选人用人、股权激励、产权管理、重大财务事项等方面赋予更充分的自主权。要加强国有企业内部监督、出资人监督和审计纪检监察、巡视监督以及社会监督，有效整合监督资源，加快建立更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要在加快国际化经营上下更大功夫。要支持国有企业扩大开放，加快“走出去”步伐，带动中国装备制造、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向世界，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一批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优秀企业。要鼓励国有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着力抓好重点项目实施，加强能源资源合作，打造国际品牌，形成共享共赢、互惠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要推动国有企业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强化境外风险防控，不断练好内功，夯实国际化发展基础。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要在培养人才上下更大功夫。要用创业干事的平台凝聚人才，通过好的机制，把国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国有企业中来，进一步释放各类人才的创新智慧和创新潜能。要提高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使用人才资源的能力，用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政策吸引人才，着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队伍。要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推动国有企业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担当负责的国有企业家撑腰打气，创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够完成的，必须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国有企业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倍加努力、接续奋斗，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国内民营企业和国际各类公司的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加快形成一批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形成一批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形成一批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出席并演讲。 刘伟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归结为三点，第一是坚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第二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创造，力图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机制统一起来。第三是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智慧，在各种矛盾关系的处理上，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展开探索”，他说。 以下为演讲摘编： 刘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在人民大学接待大家参加人民大学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40年高峰论坛。这是一个系列活动，今天商学院承办的这项活动算是一个开篇，是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第一场活动，所以也显得特别热烈。 今天除了对大家表示欢迎之外，给我有一个任务，让我做一个简单的演讲。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回顾，我想是这样的，这40年，我们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在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上找不出第二个40年，带来中国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有这40年变化更深刻的。我们可以对这40年提出很多反思，总结很多问题，但是你找不出第二个40年，给中国的现代化，包括物质世界发展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有这40年变化深刻的，特别在历史上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我想改革开放这40年，中国有三点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的的确确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来运用于中国的发展实践。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知道马克思最重要的创造，按照恩格斯讲的，是他的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如何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力、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所有的变革，制度创新最根本的是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性质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是伟大的制度创新，而这个制度创新本质是生产关系变革的话，它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就在于生产关系的变革，从一开始它的指导思想，它的核心目的，它的检验标准，始终是坚持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个最基本的立场，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进展当中，我们也存在偏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历史观和基本立场的时期，特别是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整个社会的发展脱离了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 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拨乱反正，思想解放，首先就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动员，理论准备也是从这儿开始的。人民大学毕业的一位校友（胡福明）在改革开放初期，77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角度，启蒙中国的改革。 这个改革的思想动员刚开始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来进行的。很快就使得我们拨乱反正，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中国极具特色的改革特点，我们紧紧扣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一直到习近平总书记讲发展是永恒的主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推动生产关系，紧紧扭住的一个中心，一个牛鼻子。事实上，中国改革有很多问题，很多争议，但是最根本的成就恰恰就在于这40年中国的改革极大的解放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可以说出一系列的指标，GDP总量40年平均增长9.5%左右，我们今年估计能过90万亿，去年是82.7万亿，如果今年增长6.7%，再加上通货膨胀指数，估计今年过90万亿，增长了将近34倍，按照可比价格算，折成美元，我们从占全球1.8%上升到占全球15%左右，这是十九大报告里讲到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切实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但中国做到了，这是讲GDP。 从人均GDP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是260多美金，现在我们是8000多美金，如果今年经济增长达到六点多的话，今年有可能达到9000美金。我们从低收入的穷国进入到了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变化。 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比如经济结构，我们已经是第一大制造业国家，数量上，我们服务业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第一大产业，经济增量当中贡献是最突出的。再比如人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恩格尔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平均61%，农村63%以上，城镇58%以上，现在我们降到30%以下，已经进入到所谓富足阶段等等这些变化。这些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和大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根本上体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正确的。总体上方向是对的，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我们可以去和别人比的，一个和谁比呢？和所有的体制转轨国家，他们当中绝大部分在改革开放或者体制变革中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倒退和严重的破坏。有一些计划经济传统国家转轨到今天，生产力水平还没有恢复到改革开放之前。所以它的制度变迁伴随的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我们还可以和广义的发展中国家比，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市场化体制选择过程中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像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都是这种表现，这是和当代比，我们也可以和社会主义历史比，社会主义在国际历史实践当中，没有哪次大的制度变化不带来生产力破坏的。 前苏联军事共产主义时期，1918年，生产力大量遭到破坏，它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生产力带来极大破坏。它的几个大的制度调整时期都是伴随着对生产力的破坏，中国也有这个深刻的教训。中国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文化革命十年浩劫，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从本质上都是要推动制度变化的，但这种制度变化的结果都是带来了生产力的停滞、破坏。 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无论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其他国家的制度变迁比，还是和我们历史上重大的制度变化调整相比，这个新时期突出特点，都是极大的解放和保护了生产力。我觉得这是一点，我们要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话，特点的话，这点是鲜明的。无论是和当代世界比还是和我们历史发展比，这一点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是科学的。这是一点。 第二点，回顾这40年，一个非常突出的就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发展上看，中国始终在制度创新的根本上，坚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配置方式统一起来，这同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突出特点。 这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造，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别具一格的制度特征。从理论上来讲，认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是不能兼容的，这是两个理论传统的共识。一个就是正统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自由经济，自由经济基础就是私有制。公有制不可能有市场，当十月革命发生不久，甚至在那之前，19世纪末，社会主义理论刚刚提出来，后来演变成一场思想史上非常大的争论。就是兰格和米塞斯这场争论，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核心就是公有制没有市场，没有竞争性的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因此社会主义没有前途。他的理论前提就是公有制和市场之间是对立的，这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深刻的传统。 不仅如此，马克思也是这样，马克思认为到共产主义社会，市场和公有制是根本动力的，认为公有制和市场之间是根本对立，这既是西方正统理论的传统，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实践上，各国社会主义战后的实践，开始都是公有制，取消市场，斯大林模式，后来发现不行，想统一，公有制能不能兼得市场的好处，结果没有兼得好处，结果得到了坏处。结果放弃公有制，全盘私有化，在这个基础上，推动市场化改革。用私有化推动自由化竞争，推动市场化。这就是其他计划经济国家改革实践的基本脉络。 我们中国始终强调一条，在新时期，在所有制上，我们叫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上，我们开始叫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十二大。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是十三大。然后十四大，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是从主副论到结合论，到市场论，市场经济一路走过来，一直到现在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这个问题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怎么在公有制为主的情况下，使得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特殊的。这和当代所有转轨国家都是不同的，和我们思想史上也是不同的，和西方正统经济学的传统，和马克思经典经济学的传统也是不同的，它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当然这里面的难题很大，我今天不敢说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还在实践中，还在探讨中。但是它毕竟开启了人类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方式，把这两个东西统一在一起，这是中国几乎所有的改革方面与其他国家最本质的特点和区别。这种结合对不对？很多东西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你要看它是不是解放发展，保护了生产力，因为它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本身孤立的看，回答不了错与对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要这种制度创新对生产力的解放，要把它统一起来，放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才便于把握，这是第二个特点。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个特点，我们的改革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有的国家是渐进式，有的国家是休克疗法，我们先不说这个，我们看中国的实践，非常实用，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试探，哪个风险最小，哪个最为迫切，哪个对生产力最为紧要，我们都是干中学。我们试着来，我们不是机械的，不是教条的，不是简单的，不好简单的说是休克还是渐进式。 我们在城乡改革中，城市经济比农村经济复杂，怎么办？城乡分开。我们先全面开展农村承包责任制，大家看纪念改革开放40年展览，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这算是一个标志。农村取得成功之后，我们再向城市，十二届三中全会，我们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再向城市转移，这是逐渐展开的，由易到难，由迫切到相对的有所缓冲的领域。 开放，我们从沿海到内地，也是从可行难度小、风险小、震动小，逐渐展开。我们看体制改革，企业改革的关系，我们先以企业改革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讲的很清楚，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以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这一下子和过去不同，过去中国所有改革调整都是以政府改革，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条块矛盾的化解为先。现在我们是以企业改革，到一定程度之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改革，成为了约束市场化的关键，我们再把改革的重心从企业改革为中心转向政府职能改革。 看市场化进程，一个是企业改革，一个是市场交换秩序，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很有意思，企业改革先从分配领域改革，然后向企业产权领域改革。我们刚开始企业改革是企业承包，70年代末的时候，允许企业利润留成，财政出问题了，为了保财政，80年代中期利改税，拨改贷，企业又出问题了，87年企业承包，92年两轮承包之后，放弃承包制，搞现代企业制度建设，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现代企业制度提出来，四句话，产权清楚、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把企业产权问题的改革提出来了。前面利改税，利润承包，利润留成都是分配关系的改革，解决的都是财政和企业分配关系问题。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企业改革的重点从分配领域转到了产权领域。 价格秩序，大家更清楚了，我们中国有中国的智慧，中国搞了一个双轨制。双轨制的特点，50年代搞过，50年代的双轨制是什么？是同物同价，然后不同物不同轨。钢材、药材是计划价，粮食是计划价，但是自行车、茶叶可能是市场价，是多轨，但是同物同价。双轨制带有浓厚渐进式的特征，我们怕一下放开价格震动太大，我们搞了一个双轨制，有问题，有寻租，权钱交易，但是它对价格秩序改革的风险可以控制。 我们还可以说出很多，你看中国的改革，在城乡之间，在地区之间，在政府和企业改革的关系上，在企业改革过程中，在市场价格秩序的改革过程中，你仔细看，它都是一个试错过程，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都是从风险比较小的领域入手，然后取得的成就比较显著，这样便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凝聚大家的共识。这些目的核心一条，充满了智慧，就是要减少改革的风险。 我个人感觉从哲学角度，中国改革这三点，我觉得印象很深。一个坚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解放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一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创造，力图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机制统一起来，一个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智慧，在各种矛盾关系的处理上，两害相全取其轻，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展开探索。我就讲到这儿，讲的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再次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并主持论坛。[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