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参考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近日在参加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与京东数字科技联合主办的“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时表示，从跨国数据分析来看，杠杆率增速的重要性远超杠杆率水平的重要性，控制杠杆总量不如控制某个部门的杠杆水平，一刀切式去杠杆远不如结构性去杠杆。 黄益平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总杠杆率快速上升，近两年逐渐显出了企稳的迹象。其中，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虽然一直在上升，但无论和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相比，都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则远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不过最近已经看到明显平稳甚至下降的趋势。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最近两年上涨势头明显，增速很快。从2016年开始，去杠杆成为我国政策的重点。 黄益平称，当前对于去杠杆仍然存在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杠杆率的问题到底是因为水平过高，还是增长速度过快，换言之，政策重点应该是去杠杆还是稳杠杆？二是政府应该加杠杆还是去杠杆？三是杠杆调整的方向，是否应该从杠杆率比较高的企业部门转向杠杆率相对比较低的居民部门？ 为了找出是杠杆率水平还是杠杆率增速引起的金融风险，以及不同部门杠杆率的水平和增速的影响是否不同，黄益平和他的合作者搜集了全球43个经济体1980至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如果控制了杠杆率上升的速度后，总的杠杆率水平不是非常重要；各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异性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杠杆的结构比总量更重要。 黄益平提出两点政策建议：第一，控制杠杆总水平不如控制部门，这就意味着一刀切地去杠杆效果远不如结构性去杠杆；第二，控制杠杆总水平不如控制杠杆增长速度，这就意味着稳杠杆比去杠杆更合适。[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21日消息，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恒昌首席经济学家魏力在论坛上表示，全球最危险的一个灰犀牛就是民粹主义。这样一个潜在的灰犀牛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长期的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和经济再走出繁荣富强的十年，以及新旧动能的转换、以及今年我们两会提出来的“六稳”，都非常重要。 以下为魏力演讲全文：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清华五道口，我就是清华土生土长的理工女，但是今天的演讲会跟大家谈一谈跳出经济之外的一些思考，汇报一下我们过去的一些研究，我们今天的演讲题目是：全球最危险的一个灰犀牛就是民粹主义。 刚才我们听各位首席的演讲中，我们谈到了很多经济领域的一些问题，像我们的货币政策、宏观政策以及我们很多的一些思路，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杠杆，货币政策、宏观政策、美元、利率风险，这些都是在一个经济框架下。 今天我们来谈一些思维框架下和政治框架下的东西，这点就是我们所说的民粹主义。在民粹主义实际上一个民主制度的阴影，我们都上民主制度集中老百姓的智慧，应该得到一个最优的政策倾向，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过去几年民粹主义的兴起，整个政策会偏离最优而到了次优，它操纵了一些民主制度，同时它宣扬了很多一种个人崇拜，集权和仇视。这样的政策下，容易产生极左和极右，一会儿我给大家两个例子，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一个灰犀牛的影响下，怎么样来影响到中国长期的经济政策发展。 大家都知道的是2016年6月23日，“退欧”之后公投最明显的一点，让全世界大跌眼镜的情况是，6月23日，结束了公投之后，在6月24日，我画红圈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欧洲很多很多的人开始去搜索，什么是退欧，他们不明白退欧真正含义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投票反对退欧，同时我们又看到了一种很危险的民粹主义，就是特朗普在6月24日，他当时到了欧洲，他也说了一句话，是说我们也要把国家拿回来，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保守主义的倾向，这是他在没有赢得总统竞选之前，同时我们看到了民粹主义的一个非常倾向的，它是许诺给普通平民大众一些好处。 比如说在特朗普竞选的时候，他说的是要减税，同时有工作薪资的提高。这些许诺使得很多的百姓容易受到煽动和影响，从而使他得到支持。这一张大家可以看到，在特朗普竞选之前，他是11月初赢得竞选，8月份的时候，他仍然在选举的TOP上面没有赢得领先的。 这时候一个人物出现了，他就是——班农，班农后来离开了白宫，但是他曾经在最后两个月的时间，把特朗普的竞选扳回来，最后赢了他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希拉里是一个长期的政客，而且是前任的第一夫人，又长期任纽约州的参议员。特朗普在最后两个月能扳倒希拉里，有很多的政策倾向就是班农。 班农目前来看是一个极右的民粹主义，大家可以看到法国国民战线联盟，勒庞当时在和马克龙竞选的时候，如果他战胜了马克龙，他曾经提出来他要直接脱欧，这件事情在欧洲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再看一看意大利，五星运动也是目前兴起来的一个民粹主义的联盟。我们再看一下五星运动它的影响力，2013年-2018年黄色的地区就是它的支持率不断提高，五星运动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它也是一种保守主义，它也是一种反全球化，除了英国退欧之后，他也要宣扬脱欧。 所以，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在整个欧盟中，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得益的是德国，那么德国默克尔他宣布了他要退休了。那么，默克尔退休之后的后默克尔时代，我们德国出现了一个选择党，它同时也是一个民粹的党，它的主张也是比较极端的。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就是整个的民粹的盛行。在过去的5年和10年之中，是新一轮的民粹盛行。 这张图我是借助于桥水的报告，他们2017年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民粹主义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说在最近2017年的时候，民粹主义的倾向达到了百年以来第二次高度。第一次高度是二战之前，1930年左右。 比如，我们看一下这是二战之前的德国，希特勒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民粹主义，他宣传的是极端、自我的保护，同时是一种侵略的主张，我们在看一下右派，这个就是右派的民粹，上面是三张图，一张是反移民，同时要建墙也是反移民，最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大篷车，这些都是潜在的危险，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停摆，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和美国议会之间的矛盾都是在移民上政策的不同。 这一点我们看到是一个左派民粹主义，这里是29岁新入选的纽约州的众议员，现在国际上管他叫AOC卡西奥·科特兹，他的主张是对超高收入的人增额外的税。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又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左派民粹的倾向，这是麻省的参议员，他说第一他要对财富5000万和1个亿之上的财富增收财富税。同时，他说他上台之后，他要把美国最新科技联盟公司，就是Facebook、苹果、Google、亚马逊要打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说的民粹主义的倾向，它产生于贫富极端分化的时候，经济滞涨的时候，百姓生活质量下降的时候，在迷茫和不满政府的一个状态下，很容易被煽动。 我们看到民粹主义一旦出现之后，就看到像特朗普的贸易摩擦，刚才我们几位首席讲的美中的贸易摩擦，然后转到美欧之间，使得经济的复苏和全球整个贸易影响会很大。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在过去进入WTO之后我们是一个胜出，但未来这样一个格局会发生变化。 同时，我们看到目前中国进出口的顺差急剧下降，对未来我们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欧元出现了一些波动，欧元占美元指数比例很大，会不会使得美元巨大的波动影响到我们长期的汇率稳定。 尤其刚才我们几位首席也讲了，未来我们中国的发展我们要调结构、稳杠杆，在这个里面我们还要谈论到人口红利问题，以及流动性等，这些都会使得我们接下来在中国长期宏观政策制定中要考虑到这种潜在的、在我们经济框架的一些制约因素，这就是我们三轮的杠杆、以及我们今天谈的一些话题。 那么，这样一个潜在的灰犀牛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长期的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和我们整个经济再走出繁荣富强的十年，以及新旧动能的转换、以及今年我们两会提出来的“五稳”都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我非常荣幸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21日，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本届论坛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与京东数字科技联合主办，论坛以“2019中国与世界经济展望”为主题，来自国内外著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与领军学者热议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政策走向。 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教务处处长彭刚表示，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系列论坛依托清华大学的优秀学术平台，秉承清华大学“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优良传统，致力于为学界与业界专家搭建一个信息交流、观点共享及成果展示的综合性平台，在集中呈现专家学者们智慧的同时，也更多地开阔清华师生的眼界，帮助青年学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 京东集团执行副总裁、首席公共事务官蓝烨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实现高质量的增长，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企业面临的重要战略选择。京东集团的零售、物流、数字科技等业务板块，都通过更大力度创新来进入新增长曲线，比如京东数字科技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服务实体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我们愿意用这些创新实践的样本，为行业研究提供更多元的视角和参考。 在“2019中国经济展望：杠杆率、货币政策与增长”的分论坛中，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作为主持，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讲席教授周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共同展望2019中国经济。 立足国内、放眼全球，随后举办的“2019中国与世界经济展望：贸易、货币政策、产业结构与全球治理”分论坛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CIFER主任鞠建东作为主持，与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巴克莱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恒昌首席经济学家魏力等一起热议。[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21日消息，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认为，在2018年到2019年，全球经济有两个关键的主线：一是美国的贸易政策的变化对全球贸易体系所可能带来的冲击；二是全球货币政策重新进入相对宽松的状况。这两点都会对经济带来深层次和长期的影响。 以下是朱海斌演讲全文： 非常高兴，今天好像只有我是五道口的毕业生有机会参加这个论坛，我简单分享一个观点。 全球经济、中国经济最近几年有两个主线我们需要重点关注，2018年也好、2019年也好，甚至未来这两条主线可能会是最关键的两个。 主线1：在民粹主义出台以后，全球化整个大周期出现停滞甚至逆转，尤其是美国的贸易政策的变化对全球贸易体系所可能带来的冲击。 主线2：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度非常长时间所谓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即一直很长期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在往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方向走，但在过去两三个月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又重新进入一个相对宽松的状态。 如果用这两条主线来观察2018年、2019年全球经济的走势，基本上可以解释我们在过去一年看到的对2019年的判断。 从全球贸易格局来看，2018年尤其美国的贸易政策是一个多事之秋，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从年初一直到G20峰会，基本上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基本上是往差的方向走。 在中国之外，《北美贸易自由协定》重新签订，但在美欧之间汽车关税大部分时间也摩擦不断。今年来看的话（就从贸易协调主线来看），2019比2018年情况会明显改善，尤其是中美最关键的双边贸易关系，在过去两三个月出现了非常积极的变化。从最近的市场的一致的预期来看，在未来的一两个月中美很有可能会达成妥协，就是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协议。这样可以避免关税这样进一步恶化。我想对于中国经济、美国经济、全球而言，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当然最近出现在贸易方面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美欧汽车贸易谈判一度以为汽车关税在双方可以达到一个框架的协定，可以寻求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但是最近的话又出现一些转折。 未来的几个月，我们可能能够看到美国出台的报告以后，有可能美国人会对欧洲施加征收汽车的关税，可以会豁免一部分的国家。但是整体而言，相对2018年而言美国的贸易政策变化，对于全球经济，从去年一个不利的因素可能变成今年相对比较有利，或者相对比较趋于中性的一个因素。 从第二条主线来看，我们看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过去的两三个月刚才提到美联储、欧央行、澳洲央行，包括印度、中国，其实货币政策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开始更多强调支持实体经济。所以从全球的主要经济体而言，从之前2018年货币政策尤其当时以美联储在三四季度的时候对2019年还是预期有三次加息，所以市场一度非常担心的，在2019年美国经济随着减税的效应弱化以后，美联储进一步的加息可能会对今年美国经济产生更深层次的负面的冲击。 所以，市场非常关注的美国近来什么时候再次进入衰退，是2019年还是2020年？从目前看，由于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我们的判断美国经济虽然会往下走，但是应该在下半年会重新起稳，2020年会重新进入衰退的概率会大大走低。这个是两个分析，2019年全球的经济，两个比较有利的变化。 虽然短期转好，但是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中长期仍然能够持续？相对而言，我持比较悲观的态度。从中美的贸易战目前的解决路径来看，应该说这个只是一个短期性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本身，在未来即使签订之后，在执行阶段可能仍然会面临着很多的反复，比如像大家都了解的中美在最后的阶段，关于在监督和执行方面，是不是美国一定坚持要维持以关税作为一个高压的手段？这个其实在未来的执行上可能仍然会出现反复。我想市场主流意见可能低估了中美双方在贸易方面达成协议对于全球未来贸易体系所可能带来的冲击。 根据外媒的报道，中国可能承诺在未来的6年增加从美国进口大概超过1万亿美元以上，那这个数字实际上是远远超出了我们在去年所评估的结论。中国从美国的年度进口，从1500亿增加到3000亿基本上是可行的，但我们目前讨论是从1500亿往6000亿方向调整的一个更大的变化，所以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这的确是协议的一部分的话，那不客气的讲，中国和美国两个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实际上是联手对现行的贸易体系进行新一轮的打击。 这个贸易协议的本身是对WTO的准则是进一步的侵犯，所以这个是对中国目前所坚持的，在多边贸易体系下，尤其在WTO规则之下进行处理这些贸易纠纷，实际上在中长期会有更深层次的负面的影响。 我想这个是很多人现在并没有意识到，另外一个刚才其实鞠教授提到的就是说中美未来的博弈可能不在于关税，可能会处于一个新的变化以后，就是在技术领域，尤其是一些非关税可能带的冲突，可能会成一个新的常态。像去年讲到的中美关系实际上过去几年所出现的变化，它是一个长期的变化，中美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所以我想这个中长期来讲，这个带来对中国未来的产业链的外移，深层次的影响仍然会存在。 最后，讲一下货币政策，如果转松的话对全球带来的可能的一个未来长期的一个损害，就是联系到全球杠杆率的问题。刚才其实也有谈中国的杠杆率，杠杆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最近美国、欧洲、日本，大家一度把美国作为一个降杠杆或者去杠杆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但实际上美国的杠杆率从整体的水平是没有下降的，基本上还是在GDP的300%左右。 但是在美国、欧洲、日本都出现了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去杠杆的过程实际上更多是移杠杆的过程。也就是说杠杆从家庭和企业部门往政府部门转，逻辑上很简单，因为政府的债务它支付的只是一个无风险利率，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转杠杆的过程中，这个利息的支付负担从企业、家庭更多需要一个支付风险溢价，这个利率明显会走低。但从中长期来讲，债务的水平居高不下，也对全球的货币政策会带来一个非常强的货币政策的制约。 所以，从2008年以后出现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进入零利率，在最近的一轮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之中，实际上这个货币政策利率很难回到之前的正常水平，这个从债务水平或者金融体系的风险，会带来对货币政策的掣肘和制约，这个我想是一个长期的影响。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21日消息，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在论坛上表示，今年整体上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开口型的扩张，经济增长仍将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运行的可能性较高。但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相较于2018年仍将放缓，在此基础上从季度变化的角度来看，今年的第三季度可能会逐渐地改善。 以下是陈兴动演讲全文： 首先谢谢清华五道口的邀请，很高兴。首先我想把自己的位置先定一下，我们应该说是这个市场的经济学家，但是商业经济学家跟鞠教授讲的有学者、政策研究者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的目标对准的客户是投资者，我们看方向，判断方向，因此今天8分钟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2019年第二季度对全球经济的判断。我们二季度报告的题目用了一个词”Beige-ilocks”，它的意思是比“Goldilocks”所描述的经济运行状态要差一些。具体而言，我们今年对全球2019、2020年的经济走势的判断，是经济全球协调性下降且不断持续，某些国家经济衰退的风险在上升。 下面简单分享几张图，第一张图是全球的投资景气指数，很显然看，现在是比较大规模的下降，全球主要经济体均趋于这种状态。我们将全球主要经济体分为五个部分具体来看，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中国，第三个是欧洲，第四个是日本，最后一个是新兴市场国家。为什么把中国分出来？我们认为中国既不属于发达国家，但也不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什么？我们称之为EDM，叫做新兴的发达国家。 我们对美国的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回归趋势值，美国目前的潜在增长率普遍认为是2%左右，其未来两年实际增长速度我们预计将逐渐回落甚至低于2%的水平；欧洲的经济运行将低于其潜在增长率，即低于1%-1.5%的水平，我们预计未来两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回落至0.9%、1.0%的水平。而日本的经济可能面对着衰退的风险，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比去年有较大规模下降，我们预计日本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仅在0.2%，0.3%左右。 从全球角度来讲，我们今年还得不出会出现衰退的结论，为什么这样？左边这边可以看到，观察到的经济形势正在变差。但右边一栏我们看到经济形势似乎还有一些指标在改进，那么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今年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并不高，我不具体展开谈。 接下来我们看发展中国家，今年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整体而言应该还是会比较平稳，今年将会有一系列的换届选举，土耳其的地方选举，印度尼西亚4月份的选举，印度的选举，南非的选举，欧洲议会的选举，因此风险依旧存在。发展中国家面对的风险其中一条就是有许多的力量起来，反对义务、反对责任。 接下来谈一谈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2018年官方统计数字是6.6%，但是这个6.6%的增长这个数字，我们认为实际的经济增长可能要比6.6%慢，否则的话不至于引起政府这么广泛的关注。此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经济统计指标之间协调性越来越差，去年的经济增长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不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在于经济下降速度超出了预期，这个超出的预期是什么样的导致呢？我们说部分经济增长下降是在预期之内的，比如说结构性下降，周期性下降，对前期政策的负面影响需要花时间，需要消化。 除此之外超预期的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有哪些，我想这里有共性，大家普遍都有认识，这是由多重原因共同导致的，例如： 第一，货币超调，去杠杆的政策下导致货币信贷过度紧缩。 第二，所谓的国进民退，引发了市场的担忧。 第三，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冲击等等。 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政府从去年的7月份开始，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转向了稳增长，其中主要政策努力包括： 第一，加紧协调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 第二，政策上进行一系列的纠偏。 第三，宏观经济政策全面放松。 我们现在判断，虽然经济形势大体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能看到在政策的作用下出现了一些转好的迹象，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改变，包括：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目前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相信中美之间最终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信贷增速回升，货币政策宽松，财政政策也很积极；基础设施投资从去年11月份左右开始反弹。 整体上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开口型的扩张，也就是今年的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经济触底是发生在一季度还是二季度，我们的判断是二季度经济触底。但是整体上，201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比2018年进一步放缓，在此基础上从季度变化的角度来看，今年的第三季度起可能会逐渐地改善。 我们简单的总结几点。 第一，由于全球的经济开始放缓，全球的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窗口关上了，这一点也已经得到了证实，美联储表明年内不会再加息了。 第二，中美之间贸易的冲突，虽然未解决，但是最终我们认为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但中美协议达成后，可能接下来全球贸易摩擦仍会继续存在，主要体现在美日、美欧之间的贸易冲突，而美欧之间的贸易冲突解决起来的难度，可能比美中之间还要更加困难和复杂一些。 第三，我们今年看全球会出现非常低的通胀，全球PPI出现通缩的风险在上升。 第四，中国经济在三季度起稳并出现小幅反弹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主要的理由是政策刺激的作用逐渐显现，我们期待中美之间能够在第二季度达成贸易协定，最后一个是基数效应。 最后一点，全年我们对美元基本判断是，其相当于欧元、日元、人民币是趋弱的走势。[详情]

　　 新浪财经 3月21日消息，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巴克莱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在论坛上表示， 中国经济在今年的一季度已经触底开始反弹。从周期角度，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经济复苏形势还很严峻。在全球经济放缓，PPI通缩，房地产回落这三个拖累内外需下行压力下，我觉得中国利率还是有进一步下行的空间。 以下为常健演讲全文： 非常感谢鞠教授的邀请，很高兴来到清华大学参加关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讨论。 我想刚才鞠教授非常详尽阐述了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分析和展望，姚首席充分介绍了全球经济的一个态势，我这里就更侧重谈一下中国当前货币政策的一个权衡和思量。 先说一个结论性的观点，因为之前问到大家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我认为中国经济实际上在今年的一季度已经触底开始反弹。我觉得最坏的时候，不论是从市场的信心，还是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外部环境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我觉得已经过去了。那是在去年的10月到11月的时候。我们对中国经济态势的一个描述就是，从周期性的环比动能角度来看，我们比较乐观，认为前期财政货币基建信贷政策托底效果已经显现，经济持续下行趋势已经扭转，一季度触底开始反弹。但是反弹也不会很强劲。中国经济还是面临比较大的三方面的下行压力，积极财政货币支持政策的落实效果也要打一个折扣。从一个两三年的一个中期来看，中国经济还面临着很多深层次的结构性的调整，转型升级的压力，和外部环境变化包括中美贸易科技领域摩擦和全球竞争的胶着状态。同时，中国的潜在增速也应该是逐步的一个放缓，可能从目前6%-6.5%到5%-6%，取决于中国下一步结构性的改革能不能有效的推进。 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被海外投资者问到，中国经济去年的一个加速下行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多少是因为国内的去杠杆政策，多少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左图显示这一轮的中国经济的放缓主要表现在投资（不仅是去年，而是过去两三年甚至是过去十年）的一个持续下滑的过程，消费也有所回落。从出口来看，虽然扣除价格因素出口在去年的三四季度开始有所放缓，但并不是很明显。有突击一步说明我们的基建投资增速去年是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滑。所以一个结论，去年我们的宏观经济加速下行，主要原因还是国内过去两年的去杠杆政策叠加下对国内需求的负面的影响。而实际上中国的出口在过去2016和2017年实际上是支持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是给当时防风险、去杠杆的政策提供了一个空间。 2019年经济展望主要是看三个方面。 方面1：全球经济明显放缓。 方面2：房地产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方面3：我们宽信用政策的落实。 全球经济，我觉得可以说是2016/17年同步复苏，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出口，2018年美国一支独秀，而2019 年从领先指标看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同步放缓。从方向上看，美国大概从2.9%到2%，欧元区从1.8%到1% 而中国从6.6% 到6%。在今年一月初我们关注到，除了欧元区的PMI指数持续下行，日本一直低迷以外，美国制造业指数也开始出现明显地放缓，而可以作为全球周期预警指标的韩国的出口也开始萎缩。 所以，今年一月初，在央行降准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减息的可能性在增加。 房地产是在中国特别有争议的话题，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非常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分析。我们2017年下半年以来的一个观点是，这一个周期和以往不一样。因为1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政策，虽然是房住不炒，但在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一二线城市稳房价的目标下， 2016-17年政策实际实施的效果是导致了需求的增长和供给的不足，以至于房价持续有一个上行的压力，支持了房地产的信心和一些投资或投机需求的购买，延长了周期。过去10年按销售看有三次房地产周期，每次大概是三年。而这一轮房地产的周期已经持续了四年。现在的放缓早在一两年前就有预测会发生（如果按照旧的周期来看），所以房地产的放缓和下行是确定的，但关键到底程度和速度是怎样？我们这两年对房地产市场一直是谨慎乐观，判断今年投资还是可以保持一个5%的增速，但销售应该会有一个5%的收缩。 从政策平衡角度看，习主席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提到了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给我们宏观上定了调。左图显示政府去杠杆政策，背后的担忧是因为杠杆率的增速过快和债务过高导致的，反映在从2016年-2018我们决策当局是侧重在防风险、去杠杆上。 今年两会，我们看到政策更明确的表达了，一方面要保持宏观杠杆的稳定，另一方面强调我们确保经济不会滑出合理区间。这对我们的宏观逆周期政策调节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包括之前提到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 这里我想主要谈一下货币政策。我们去年政策执行反映的思路是以我为主，以国内经济形势为主的一个政策。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三轮央行降息周期，可以看出每一次在PMI降低到50%，出口增速出现大幅下滑，PPI开始加速回落，转成通缩，一般都会同时伴随着工业企业利润的下滑时候，央行都已经开始了减息。而这几个经济基本面的条件其实在目前都已经具备。在政策次序上， 过去我们也是先降准后降息，先定向后全面。所以从经济基本面来看，央行也还是面临着一个如何引导利率进一步下行，支持总需求稳增长的课题。当然，一些其它因素，之前提到的对高杠杆，房地产泡沫，股市非理性的担忧，也会影响政策考量。 同时，央行又面临着外部的制约，我觉得这里主要短期有一个稳汇率的目标。这两张图象说明人民币汇率，一方面是受到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影响， 另外也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制约。如果美国经济放缓出现了减息的可能，包括刚才提到全球不少央行现在重启了放松或减息周期，那中国的利率下行的空间和理据就跟充分些。 我们提出三个指标来评估货币政策的执行（帮助预测放松的紧迫性），考虑到货币政策近期的三个主要的任务。一个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这个我们就用信用增速来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落实效果。左图我们看到广义信用增速在去杠杆背景下，从2016年二季度18%的一个高位持续放缓接近腰斩后，终于在今年一二月份开始回升了。第二是降低实际融资成本。这里我们就用一系列的利率指标，特别是银行的贷款利率，来评估。第三个指标是不同等级的信用利差，作为高频指标监测风险溢价是否有所降低，市场的风险偏好是否多大程度回升。 这三个指标在近期都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所以这个也意味着近期央行大幅度的政策的放松的必要性有所降低。但是未来一两个季度，如果三个内外需下行压力如我们预期，全球经济失速，PPI通缩工业生产下行，房地产市场回落，而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各种现实约束下效果不明显，基建投资反弹乏力，消费动力不足， 利率进一步下行的空间就会打开。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21日消息，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讲席教授周皓在“2019中国经济展望：杠杆率、货币政策与增长”环节中发言认为，中国经济未来高质量的增长和发展，要取决于杠杆率的稳定和逐步改善。 他认为，中国债务总量不是问题，结构才是问题，如地方政府债务、部分国有企业债务，可能产生金融系统性风险。基于总体债务率不一定是过高的这个判断，生硬的去杠杆的措施对去年经济下行起到了比较主要的作用。如果温和的增长和温和的通胀能够延续下去，杠杆率结构性的自我改善是正在发生的。这也是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高素质增长和发展重要的条件。 以下是周皓演讲全文： 感谢鞠建东老师组织五道口首届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感谢沈建光博士这个主持最热的话题。 首先，我不是首席经济学家，不是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首席经济学家，也不是以前美联储的首席经济学家，虽然有人自称是美联储首席经济学家，我只是一个普通教授、普通经济学家。所以，我的观点只代表我自己，既不代表五道口，也不代表以前的美联储。 我的核心观点是，我觉得中国经济未来高质量的增长和发展，要取决于杠杆率的稳定和改善。我从三个角度来展开主要命题。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我没有谈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取决于降杠杆或增杠杆，这都是不对的，中国债务对GDP的比例250%很难过高或过低，总量不是问题，问题是在结构。 日本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债务对GDP可能是300%以上，但因为主要是内债，所以也不是问题。美国当然比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高，债务对GDP比率也可能高过300%，但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高负债率也不是问题。英国在二战之后，当时的人均收入可能比现在的中国还要低，在二战之后债务积累超过GDP的400%，但经济增长3-4%左右的速度就让杠杆率自动下降了。 我觉得债务对GDP250%的比率，经济学当中没有一个是否最优比率的判断，要根据中国6%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可以持续的债务是多少，以及国内经济财政体制特征来判断。 主要的观点，即250%的债务对GDP比率不能判断它一定是过高或过低，中国债务的主要问题是效率即结构问题。作为中央政府，我们国债太少了，你要考虑3万亿的外汇储蓄是债务的话，实际上我们中央政府的债务是过低的，从这个结构来看，对6%以上的经济增长，借债的比率是过低的。 作为居民，虽然最近有一些债务速度增长过快的担忧，但居民部门，大部分拥有的房子都是全清的，首付很多是50%，甚至是70%，所以作为居民部门，它的债务比率不是过高，而是过低的。 哪些债务结构是有问题的呢？一部分是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虽然总量不高，15万亿-35万亿，取决于在座各位来估计，每个人都给的数不一样，但主要是这种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城投债等形式，财政机制不清，债务置换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结构性地把发行机制不清楚、归属机制不清楚的债户改成债务主体比较明确的机制，你要把融资平台的35万亿置换成省级地方债的35万亿，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清晰、比较容易管理、也比较健康发展的地方债务。 企业债务这一块，去年大家参与讨论都很清楚，主要问题是国有企业债务的问题，国有企业是信贷资源85%的流向，90%的流向，对资本回报率比较低的国有企业，其债务负担过高可能是经济比较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的源泉。 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债务总量不是问题，结构是问题。如果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前两年这种硬性去杠杆的政策就是不对的，杠杆应该是稳定地改善，和结构上改善。 在去杠杆的途径作为治理资管行业和打压影子银行的途径是有争议的，去年大家也听到，易纲行长明确的说，影子银行对中国经济是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把信贷资源传递到经济当中，更有效率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4年前我们的吴晓灵院长，明确地说过，影子银行是中国经济当中中国金融的一种创新的一种重要创新形式，承担了传统银行、传统金融不能做到的，把信贷资源传递给经济当中融资难、融资贵的这些部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重要作用。 所以，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基于债务率不一定是这么高的情况下，生硬的去杠杆的措施对2018年的经济下行起到了比较主要的推动作用。 如果硬性去杠杆的政策是不对的，什么是比较良性的改善杠杆率的方式？在稳定杠杆的基础上，一个比较好的改善杠杆率的方式，是温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温和通胀的情况下、温和增长的情况下：第一，名义债务比率在温和通胀的情况下实际负担是下降的，在央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杠杆的结构问题是自我改善的，只要不是恶性通货膨胀，杠杆率是不会上升的，只要不搞大水漫灌是不会出现杠杆率的恶性增长的。 如果现在这种温和的增长和温和的通胀的宏观经济环境能够延续下去，我们相信杠杆率结构性的自我改善是正逐渐发生的，这也是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高素质增长和发展重要的条件。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21日消息，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在论坛上表示，市场的情绪到现在为止，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不稳定的波动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还在延续，随着政策放松的力度逐渐增大，二季度经济增速能够起稳，其后缓慢回升。 在中美贸易的方面，乔虹认为前途应该是光明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会不会在六月之前出现其它的状况，我觉得还是要警惕各种的风险。除了中美贸易之外，仍然还要警惕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之中的风险点，特别是现在从欧洲到日本，甚至是美国的经济，我们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速都是前高后低在下一个阶段，在宏观基本面只是缓步回升的情况下，更要担心的是外部的风险。 以下为乔虹演讲全文： 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首届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刚刚关于中国经济，或者是杠杆率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周院长、黄院长他们已经讲的很详细了，轮到我们能讲的都讲了，而且分析的也特别的到位。 从水平到增速，以及说具体来看，我们从杠杆率和城镇化率等等之间的关系，分子和分母等等，我觉得讲得都很细致、具体了，其实我们平时从市场的角度来讲，经常也关心的确实也是这几个方面，而且也坦诚讲，我们跟客户解释杠杆率的时候，最主要是用刚才这几种方法给大家分析。 我们现在期望用一个市场视角、国际市场为大家分析一下杠杆率和国内基本面，以及特别是从市场来看跟金融市场有哪些关系。 最近我们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大概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国际上主要投资人对中国担心从“硬着陆问题”变成了“高杠杆问题”，每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可能都会有一个感受，实际上这些反应的是一个投资人对中国的担心，从近期变到了远期。 就是每当担心说近期会不会出现硬着陆风险，大家才会说近期有什么解决的问题，大家都不担心杠杆问题，一旦讨论杠杆问题，其实侧面上已经代表投资人对整个中国风险判断已经转移到了长期。 回顾一下去年，对2018年的担心来讲，其实国际和国内市场对风险的判断是非常不同的，无论是内容、时点、还是程度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做了14年中国经济学家以后，感受到去年2018年是第一次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逆转。 以前13年里，全都是如果我们走的地方离中国越远，大家对中国越担心，尤其是对硬着陆的风险等等担心会愈演愈烈。 比如离北京最远的地方伦敦、纽约，大家会对中国的担心越来越多。但离北京越近的地方，上海、北京大家一般都比较有信心。 但去年从国内A股市场的表现，到跟国内的投资人、国际投资人的交流来看，发现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即14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实际上离中国越近的投资人去年越担心，离中国越远的越放心。 这样的变化，反映了国内市场去年有三个主要担心。 担心1：去杠杆过度（第一季度）。 担心2：第二到第三季度是中美贸易的恶化。 担心3：国内有一段时间有国进民退的倾向。 从国际市场来看，类似东西都有担心，但程度不同。我们觉得从时点上来讲更加滞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国际市场对中国的担心还增加了一点，即联储的加息，为整个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有一定的压力。 市场情绪很有意思的是发生了一定的逆转，在过去的3-4个月，我们发现其实市场突然从极度的悲观又变成了极度乐观。 首先看到，地域变化发生了反转，就担心中国马上要硬着陆，担心中国有各种去杠杆过度、政策超调，或中美贸易关系恶化等，这些担心现在在国内听到的情况已经大大有所好转了，而在国际上也有所缓和。 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三大主要担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关系恶化、联储加息的担心现在基本得到扭转。 在3个月之内，从刚才这三大问题最差的预期已经转到了最好预期，当然大家确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经济学家不能太僵化于自己的观点，比如说昨天晚上美联储出来讲话，已经说本年度之内不会加息，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对大家来说已经可以说吃了一个定心丸。 刚才所讲的风险的内容，其实我们觉得在最近它的反转有一定的原因也有一定的基础，中美之间的关系似乎在贸易上面很有可能会达成一定的协议，虽然这个协议具体达成的时间和内容大家还不知晓。 但是，问题是突然从三个月之前市场有这么担心，如此的认为说，所有的情况都是最差，到现在市场认为所有的情况都是最好，不用担心中国增速放缓，不用担心联储加息，更不用担心中美贸易至今关系的恶化。 是不是在这么短期之内，我们的宏观基本面也发生了这么如此巨大的变化呢？答案是没有。 其实从基本面上来看，我们觉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还在延续，最好能够在二季度出现企稳甚至是后面缓慢回升的情况。 从情绪波动和宏观基本面的变化来看，我们现在判断，其实市场的情绪到现在为止，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不稳定的波动期，但是宏观基本面的变化，才是我们作为宏观分析师最重要的需要给大家做出判断的方面。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对2019年做的三个主要的判断： 第一，经济增速会起暖回升，随着政策放松的力度逐渐增大，它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我们认为二季度经济增速能够起稳，其后缓慢回升。 第二，在中美贸易的方面，我们认为前途应该是光明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就是从现在来看，似乎大家又觉得一片情况大好，似乎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但是从近期的政策等等一些信息，一些新闻所提到的情况表明，其实从每三个月一签约的角度上来看，似乎意愿的成都又有所折扣，会不会在传闻的六月习特会之前会出现其它的状况，我觉得还是要警惕各种的风险。 第三，除了中美贸易之外，仍然还要警惕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之中可能的风险点，特别是现在从欧洲到日本，甚至是美国的经济，我们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速都是前高后低，所以跟中国相反，外区的情况应该会有所恶化，所以在下一个阶段，我们也提示大家，其实从市场的角度上来看，宏观基本面只是缓步回升的情况下，更要担心的是外部的风险，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21日消息，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黄益平在论坛上表示，从跨国数据分析来看，杠杆率增速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杠杆率水平的重要性。控制总量不如控制部门，意味着一刀切的去杠杆可能还不如结构性的去杠杆。控水平不如控增速，意味着稳杠杆可能比去杠杆更加合适。 以下是黄益平演讲全文： 首先热烈祝贺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我今天想分享一个最近我与纪洋、葛婷婷和边文龙一起做的一个研究。如果说杠杆导致金融风险，我们想知道什么样的杠杆率、什么地方的杠杆率风险更大。 首先看一下中国过去几年杠杆率的演变。第一，总体杠杆率的增速很快，这也是为什么前一段时间中国的高杠杆成为一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杠杆率很高值得关注，但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危机以后中国的杠杆率的直线上升。但是，如果我们细心的话，应该会发现最近这一两年总杠杆率似乎显出了稳定的迹象。 第二，政府的杠杆率也一直在上升，但无论和发展中国家比还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政府杠杆率似乎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 第三，企业杠杆率上升特别快，而且已经处于全世界的高水平，远远超出了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最近已经看到明显的平稳甚至下降的趋势。 最后，居民的杠杆率水平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最近上升的势头也比较明显。 起码从2016年开始，去杠杆已经成为我国一个主要的政策重点，在2018年，去杠杆政策还引发了不少争议，有的认为去杠杆政策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 事实上，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政界，对于什么样的去杠杆才合适这个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这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反映。 首先，杠杆率的问题到底是水平过高、还是增速太快，换言之，经济决策重点应该是去杠杆、还是稳杠杆？代表两方观点的学者都有，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其次，政府应该是加杠杆、还是去杠杆？也有持对立观点的学者。 最后，我们未来的杠杆率调整的方向，是不是应该从杠杆率比较高的企业部门转向杠杆率相对比较低的居民部门？ 我们做的研究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希望看一下杠杆率导致金融风险，到底是杠杆水平起的作用、还是杠杆增速起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还希望看一下不同部门杠杆率的水平和增速的影响是不是不一样。 我们搜集了43个经济体、从1980年到2017年的数据用于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数据告诉我们一些直观的东西。我们对一些杠杆率指标计算了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是所有国家、所有年份的样本平均，第二组数据是发生金融危机国家在危机前5年的样本的平均。 两组数据一对比，还是揭示一些有意思的现象。看总杠杆率和分部门杠杆率，危机前5年的平均值都低于全样本平均。这起码对“杠杆率高容易引发金融危机”这样一个判断提出了疑问。 但如果看杠杆增速，可以看到危机前5年总杠杆和分部门杠杆确实远高于全样本平均，唯一例外的政府杠杆率，危机前5年的增速远低于全样本平均。其它杠杆率指标都是在危机以前出现了明显的加速。 这个变化也反映在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增速之差以及居民与企业杠杆率增速之差。也就是说，危机前清楚地观察到，危机前私人部门即居民和企业的杠杆率增速明显快于政府杠杆率增速，居民杠杆率增速明显快于企业杠杆率增速。 然后我们利用这一套数据做了一些回归分析，主要的目的就是解释究竟是什么样的杠杆率指标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风险的上升。 第一，我们发现，如果简单地把杠杆水平放在回归方程里，它可能是一个显著的解释变量。但当我们把杠杆增速加进去之后，水平变量就不显著了，但增速变量却十分显著。换句话说，起码从国际经验看，增速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水平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从结构的角度来看，私人部门相对于政府杠杆增速之差和居民相对于企业杠杆的增速之差，都对金融危机风险有很显著的解释力。 这样的结果的可能作用机制是什么？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发现刚才说的那些显著的变量会显著地提高真实利率的水平、减少固定资本的形成同时会降低TFP的增长。这些变量如果是显著的话，对实体部门确实会发生一些实实在在的影响。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听说过两位美国经济学家Reinhart和Rogoff讨论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如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90%，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会明显的下降。一开始他们说经济会走入衰退，后来发现算错了，但还是发现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如果他们的分析是准确地，那就说明杠杆率可能存在一个显著的阈值，阈值上下方经济和金融的表现会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也尝试着验证这个“阈值”的思路。但无论我们如何用不同的阈值对样本做不同的测算，我们发现上面得出的结论都没有改变。我们的猜测是所谓的水平起作用或者阈值起作用，其实只不过是重要解释变量缺失造成的。 我们还做了一些异质性分析，基本结论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对金融危机的风险有显著影响。比如，金融抑制的程度高，会加剧杠杆率的金融风险。经济体的监管质量高，会缓解杠杆率的风险。最后一个增信信息的透明度高，也会缓解杠杆率的风险。也就是说，虽然杠杆增速很危险，但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可以降低这些风险的程度。 最后简单地总结一下，我们得到了三个基本发现： 第一，如果控制了杠杆率以后，总的杠杆率水平不是非常重要。 第二，各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异性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杠杆的结构可能比总量更重要。 第三，所谓关键阈值的影响不明显。 最后从我们刚才做的分析做一个简单的政策建议。不过我要说明一下，这个研究使用的跨国数据，但它还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价值的政策建议： 第一，控制总量不如控制部门，意味着一刀切的去杠杆可能还不如结构性的去杠杆。 第二，控水平不如控增速，意味着稳杠杆可能比去杠杆更加合适。 谢谢大家。[详情]

　　姚余栋 新浪财经讯 3月21日消息，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今日召开。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在论坛上表示，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贫富差距加大、民粹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等多个问题。总体来说，遇到的挑战是比较多的。但总体全球流动性不足到走向相对宽松，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喘息时间，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更进一步的机遇，中国经济将继续乘风破浪，保持新常态繁荣。 以下为姚余栋演讲全文： 谢谢五道口论坛邀请我，很荣幸向大家汇报。 我主要交流两个观点，我记得2015年在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我当时第一次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全球流动性不足。大家可以查一查，这个新闻上网都有，今天请允许我再表达一个观点，就是由于美联储今天早上的决定，导致我觉得全球流动性不足的拐点来临。 全球流动性，从相对不足，走向一定程度的宽松，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拐点。我们看一下全球经济。全球经济我们看到这个BDI指数超季节性低迷，全球的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PMI不断下行，IMF是不断调降增长预期。世界经济增长面临需求在哪里，如果加杠杆加给谁的问题，毕竟全球债务也在上升。这个我们看到了，我们也预测到了，这也被证明了，美联储9月份即将停止QE的缩表操作，这预示着全球的货币政策转向。美国经济下行和全球的同步放缓，这个还在继续，中美贸易谈判和世界贸易环境在变化，还有国际形式错综复杂，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事件冲击比较多。这是我们的一贯理论，包括我开始也在不同场合说，中长期看货币超发是伪命题，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推导。 以前大家把货币需求理论搞错了，它是交易创造需求，这是我在研究所工作期间跟我的同事这样一个论文。由于你交易创造需求，以至于它这个是指数形式增长，大家看这个红线，那么你货币的供给是线性增长，所以最长期来说，往往触碰到了这个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我们看一下美国经济，现在美国经济应该说难以一枝独秀，一个是它的债务上涨比较快，大家看下面这个图，债务占比已经是整个债务已经22万亿美元了，而且这个占比速度增长很快。 同时，最近有一个新的理论值得关注，就是现代MMT理论引起激辩，它的理论就是说这个债务不重要，这个债务发得债越多，作为国际货币国，它是无所谓的，这个事件我觉得大家可以商量，到底是怎么样的，要关注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了美国经济开始走弱，而且它有可能回到它的长期增长，大约2左右的增长速度，财政刺激就是减税的刺激逐渐在消退，全球的货币政策在转向。 1月4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态度转变实际上开启了这个进程，那么2月7日，印度惊人的降息，2月7日澳大利央行转向，3月7日，欧央行在去年12月份之后重启了TLTRO的操作，实际上这个操作可能就是欧央行重启QE操作的先导。我们看到了整个欧洲的这样一个冲击，欧洲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而且欧洲也无力进行结构性改革，比较麻烦这次，欧洲的事情。但是不会导致欧洲的债务危机，因为欧央行还会采取更多的非常规的政策，全球的风险偏好实际上在今天美联储做决定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去年从12月份开始，整个股市像东京、巴黎、伦敦都在回升，包括新兴市场的MSCI的指数也在回调。恐慌指数已经大大减少了。 所以，我们看到全球已经预计到了全球这样货币政策的转向，流动性不足逐渐转向流动性的相对宽松，这里也有很多问题所在，像美国十年期的利率一直下调，现在好不容易回到了3.1，现在又调到了2.57（今天早上），将来这个低利率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又面临一个低利率时代。欧洲进入负利率、日本也是负利率，全球一看主要经济体就两个在干活，即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但现在流动性恢复以后，新兴市场国家开始恢复增长，但主要还是靠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未来相当长的时间还是靠中国经济来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 我们看到现在面临多边贸易机制改革、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贫富差距加大、民粹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等多个问题。总体来说，遇到的挑战是比较多的，但我想说总体全球流动性不足到走向相对宽松，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喘息时间。大宗商品在恢复，看看我们的理论对不对就看我们的预期对不对。 大宗商品已经恢复，油价开始上升，通胀略有通胀预期和通胀略有上行，新市场的资金流入，股市开始有所恢复，特别是新市场的东亚地区发展会比较快一些。 对中国经济简单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不是新周期，这不是新周期，因为我们能维持6到6.5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年和明年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就足以可以达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的指标。 “十四五”期间按照人均1万美元的大经济体，它的速度应该是中速，即5左右的增长速度，能够未来10年维持5的增长速度，维持到10年，中国经济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所以，我们是从一个中高速逐渐转向中速，我们系统性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资本市场的发展状态良好，形势也不错。 用什么来形容？即新常态繁荣，概括说来，全球流动性拐点出现又开始逐渐地恢复一定的宽松，这样的话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更进一步的机遇，中国经济将继续乘风破浪，保持新常态繁荣，长期稳健的发展战略，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21日消息，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在“2019中国经济展望：杠杆率、货币政策与增长”环节中发言认为，今年国内经济发展要实现“六个稳”，但外需是下降的，所以被动造成国内的杠杆率客观上在短周期内是要上升的，现在是处于杠杆的加减之间。2019年全年的杠杆率将在温和上升的过程之中。 以下是伍戈的演讲全文： 很高兴来到清华园，总觉得学校学的东西和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是矛盾，有时候是一脉相承的。其实今天鞠教授给我们这个环节起了一个很好的题目“杠杆，货币与增长”。 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题目，为什么我们在传统的教科书，包括我们校园里那么少的接触杠杆，那么少的接触债务，而我们到现实生活中，却是那么多的杠杆和债务的问题。到底是学校和世界脱钩呢？还是世界脱离了我们过去假想的理论运行的方式。 货币和杠杆是什么关系？有很多人说它就是硬币的两面，货币它也是一种负债，它可能是中央银行为老百姓的一种负债，但是货币是否就是简简单单债务的两面呢？我们发现现实中很多的债务问题其实是与货币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在现实中间，我们为什么那么忽略一些杠杆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凯恩斯说过：我们不关心长期问题，因为长期我们是要死去的。所以，只要当有效需求缺口不足的时候，我就通过债务来抵补这个有效需求缺口就够了。 但是问题是什么？抵补有效需求缺口之后，你如果发现未来的投资回报率没有能够很好的抵补你当时借债的成本，这可能就造成了全社会债务的被动的累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站在这个时点，如果看待凯恩斯主义，或者如何在现代次贷危机之后来反思凯恩斯主义，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点。 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的纯信用货币制度的产生，其实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美元和黄金真正脱钩。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在信用货币体系刚刚玩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就已经到了一个利率为0的位置。很多人在问我，中国经济如果是潜在的经济增速下降，意味着包括十年期国债还会要下降，但是现在十年期国债收率已经很低了，未来中国会不会有0利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我这背后都是非常深刻的，或者是值得大家写很多的博士论文都写不完的命题。 刚才谈那么多的诗和远方，我稍微谈一下我们的眼前苟且。客观上讲，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官员没说错，我们确实去杠杆，但是去杠杆的背景，是我们以货币或者银根为紧缩为代表的利率的上升。与此同时，在中国可以看出来，其实利率和杠杆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也就是说只要利于银根紧缩，从大概率而言，中国的杠杆率客观是下来的。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在理论上就一定是对的，在中国有这个现象。 但是想想杠杆是什么？杠杆分子是整个社会的债务，杠杆的分母是GDP，一旦银根上升的时候，分子是下降的，分母也是下降的，其实也并不必然能够断定，当银根收缩的时候，我们杠杆率一定是要下降的——分子下降、分母下降，并不一定代表比值最后也下降。但是在中国的事实是，比值客观上在银根紧缩的时候它是下降的。下降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大家如果基于分子和分母分别算弹性的话，我们明显感觉到，分子债务的敏感程度大于GDP的敏感程度，大于分母的弹性。但是，事实上中国执行了一年多之后，客观上讲，去杠杆三个字在去年四季度政治局会议上是没有提过的。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大家看看为什么在现实中间去杠杆紧货币行不通，大家可以看到它对民意GDP是压缩的，而且是有前瞻性的压缩的关系。 而且我们看到去年以来分子违约的风险非常大，所以分子分母我们都受不了通过紧货币的方式来去杠杆。其实，刚才黄老师也提到过，古今中外，去杠杆之路是非常复杂，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当然，中国为什么去杠杆这么难。大家可以看出来，杠杆率要下降无非我们看到的是分子做小、分母做大。我们想想当年我们分子是怎么做大的，我们国企存在着软预算约束，我们地方财政有很多事权，但它没有匹配相应的财权等。 但我们说可以把债务变成股权，股权不算债务。但我们客观上讲，过去几十年资本市场发展这么多年，年年说要加大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发展，事实上股权融资最后发展是非常低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杠杆、去杠杆、加杠杆、稳杠杆，或许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所谓总需求政策、或仅仅是货币政策，它有非常深刻、复杂的机理在里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债务杠杆或许是货币的另外一面，但或许与货币也有非常不同的方面。 过去我们去杠杆，客观上讲是在全球同步复苏的非常良好背景下，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知道中国过去很多年曾经出现过经济涨得非常好、同时杠杆率非常低，那是在我们加入WTO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国外所谓的加杠杆、或国外需帮助，实际上我们国内不需要那么多投资，不需要那么消费，所以那时候中国经济很好，但杠杆率是持续下降的，是取决于外需非常重要的环境。 但事实上时过境迁，我们现在面临的眼前苟且其实是美日欧同步的下降，我们的出口面临着压力，在这个情况之下，客观上讲居民的杠杆率，我们看到现在房贷利率已经在下降，其实房贷利率在过去历史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和中国居民所谓的杠杆率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良好的。 但是，从中长期而言，居民的杠杆率和企业债务率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性的因素来引起居民杠杆率持续的上升，比如说中国和美国之间，居民跟杠杆率的上升，和城镇化率很相关，这两者不仅仅是相关关系，而且背后是因果关系，也就是城镇化率，是中美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 但是，从所谓的散点图我们大概率也能表征这一点。 我们国内的话，其实我们的基建逆周期调整，其实是和政府的加杠杆是非常相通的，事实上从去年四季度以来，政府加杠杆已经在路上，国企加杠杆有一些约束，但是总体而言，我想今年一个大的格局就是，因为国内要实现六个稳，外需是下降的，所以被动的国内的杠杆率客观上短周期而言是要上升的，现在是处于杠杆的加减之间。 我们看到居民现在可能现在要再加杠杆，企业的杠杆率现在处于很纠结的状态，但是政府加杠杆已经在路上，而2019年全年的杠杆率我们觉得是在温和上升的一个过程之中，当然我想杠杆率是领先我们GDP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看到杠杆率企稳，或者说我们大概率能够看到今年或者是下半年所谓经济的一个企稳。 我们觉得杠杆和货币，似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各国在杠杆率发生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有很多很深的与货币并不相关的因素，举例说，从居民杠杆率而言，我们觉得中长期的城镇化率的因素可能和杠杆率是很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货币是中性的。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货币在有一些时候可能不是中性的，包括黄老师说的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觉得如何用一个跨期的思想，而不是用短期凯恩斯的思想来考虑我们中国当前和未来经济的发展，我想是非常重要的，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21日消息，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2019中国经济展望：杠杆率、货币政策与增长”环节中发言认为，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而传统的政策空间在变小，结构性改革在今年会有亮点，不仅利率会进一步市场化，而且土地、人口、户籍方面的改革将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推手。 以下是陆挺演讲全文： 我简单地讲一下我对今年中国经济的看法。首先，我讲几个关键的判断： 第一，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第二，传统的政策空间的确小了。 第三，今年经济形势的企稳和好转，有赖于非传统政策的出台与执行。 为什么要说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呢？我认为压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压力之一当然是来自于中美贸易战。 其实去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实际上提升了中国的出口。由于抢出口现象明显，再加上去年全年核心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还很不错，去年中国的出口增速有将近10%，到了今年的前两个月已经是-5%左右。如果这样的态势延续，今年出口下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不小的。由于去年抢出口带来的透支效应已经在最近几个月显现，并可能持续一段时间，这将对上半年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带来更加明显的负面影响。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按照附加值计算，出口占到GDP的13%左右。 压力之二来自于政府上一轮的政策刺激。2015-2016年那一轮的政策刺激给中国经济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我们重点提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房地产。上一轮经济的复苏，相当程度上是依赖于对房地产的刺激，尤其是通过央行的抵押补充贷款（PSL）对中国三四线城市的刺激。我们看到中国的新房销售近几个季度已经明显下行，今年前两个月的新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进一步降至-4%左右，已经进入了收缩区间。 房地产对我们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它的直接、间接影响加起来，在GDP中的份额可能高达25%。 另一方面是汽车，我们都知道汽车的生产和销售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明显下行。在2016-17年车辆购置税下调的政策刺激下，汽车产销出现了一轮小幅且短暂的繁荣，但这一定程度上是以透支未来需求为代价的。2018年下半年开始，汽车销量同比增速开始快速下滑，到今年1-2月份只有-10%左右，汽车产量的下行趋势更明显，1-2月份同比增速只有-17%左右。 还有一些因素虽然在GDP中占比较小，但或因增速波动较大，或因关系到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比如，中国工程机械的销售与生产在经历了过去两年产品替换周期带动的高增长之后，因替换周期结束和去年的高基数，目前面临着相当大的下行压力。现在中国制造业升级非常重要的手机产业也不乐观，生产和销售近几年一直在收缩区间，今年1-2月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速大概在-15%左右。 传统政策空间究竟有多大？刚才乔虹讲到了过去几年在海外路演时的感受，我也有非常深刻的类似感受。 2008-09年我们去全球路演时，给国外投资者讲中国的政策空间相当大，因为当时外汇储备是GDP的40%，投资回报率比较高，外债几乎是零。 现在这些条件是否依然成立？在过去的十年这些条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尤其在外汇储备和贸易盈余方面，我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是GDP的20%多，跟之前的高位相比下降了9000亿美元。在我刚离开美林的时候，中资企业海外美元债投资对各大银行来说还只是一块很小的业务，在2014年底债券存量还只有2400亿美元，但到今天这一数字已接近8000亿美元。中国的资本市场在过去几年对外开放的进程明显加快，目前海外投资者购买我国境内债券（主要为政府债与政策性银行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500亿美元。仅从这两个维度加总，中国的外债在过去的几年上升了将近8000亿美元。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贸易与经常项目盈余。我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在快速萎缩，从10年前广义口径的10%到2018年的0.4%左右。今年有可能会出现几十年以来第一次的经常项目逆差。实际上，当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下降、外债上升、贸易盈余急剧萎缩、投资回报率明显下行、并且政府希望人民币保持大体稳定时，传统的通过加杠杆来推动中国经济复苏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了。我们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空间，但是与2008-09年、2012-13年、2015-16年来讲的话，空间已经明显缩小。 在2015-16年那一轮政策宽松周期，我们实际上还是通过加杠杆来实现的经济复苏，但加杠杆的方式跟过去几轮有所区别。2015-16年，我们看到P2P融资的快速扩张以及国内高收益债券市场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新型的融资方式也快速地发展，如股权质押与中资企业的海外美元债等。这些新兴信贷渠道的扩张实际上也是推动了2015-16年的经济复苏。 目前这些信贷渠道已经过了高增长的时代，实际上有一些渠道近几年不仅是没有增长，反而处于收缩的状态，比如P2P、股权质押融资等。中资企业的海外美元债未来几年的到期规模也明显上升，这意味着海外美元债净融资增长的空间已经不是很大了。三个多星期前，有一个省级投资平台公司在海外发行的美元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第一次利息支付方面的违约。 讲完了传统政策所面临的约束，我们再看在哪些方面存在经济复苏的希望。我认为在非传统的政策上，尤其是结构性改革方面，今年会有更多亮点，这也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希望所在。从去年年底至今，我们已经看到了更多利好民营企业的政策出台，以及更大规模的减税。在这些改革措施的背后，我认为政府重新认识市场并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到本轮的经济复苏，更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 具体来说，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可能会进一步加快；另一方面，人口、户籍和土地等政策的改革将会是本轮经济复苏的重要推手。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认为三、四线城市在过去几年复苏的过程中，去库存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是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方向主要在于大城市、都市圈与城市群，即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推动都市圈与城市群的发展。大家都知道房地产和基建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位置，我认为除了基建，房地产在本轮政策宽松周期中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当前的中国需要通过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拉动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及相关消费，从而带来经济复苏，但这本质上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在我看来，政府很可能以进一步放宽户籍限制和增大土地供给等方式推动大城市的发展、并通过中心城市发展带动都市圈与周边城市群发展的模式来推动本轮的经济复苏。 可能很多人关心我们对今年中国经济的看法，我基本上也是认为今年经济走势前低后高，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下半年可能会出现经济企稳和复苏。谢谢大家。[详情]

　　鞠建东 新浪财经讯 3月21日消息，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今日召开。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CIFER主任鞠建东在“2019世界经济展望：贸易、金融与全球治理”环节中发言认为，目前全球贸易市场呈现出以中国、美国、德国三个核心国家为代表的亚洲、欧洲、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一种三足鼎立的格局，但美元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却几乎没有变化。这导致全球经济结构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矛盾。 他强调，全球市场中技术市场与产品市场的不对称，即全球产品市场的开放，技术市场的保护与垄断，值得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高度关注。对于全球而言，可能建立竞争而非垄断的技术市场更加重要。 以下是鞠建东演讲全文： 我们不仅仅要看到短期，还要看到长期，不仅要看到附近还要把目光投向远方，我们看到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所以我们下半场是从中国去看世界，从世界再来看中国，集中去讨论贸易、货币政策、产业结构，与全球治理。 首先，我先抛砖引玉来谈一谈我的一些看法，我也把目光拉向远方，我的主要观点是关于全球经济新秩序，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是什么，我的主要观点是一个多元竞争，为了支撑这种多元竞争的全球经济新秩序需要有三足鼎立的，以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和亚洲共同支撑的三足鼎立这样的结构，这个是我主要的看法。 我想讲两个最主要的观点： 第一，我认为全球经济秩序里面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主要是指经济里面的三足鼎立结构；上层建筑是全球货币体系和制度——全球货币体系是美元主导，全球的治理体系是美国主导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样的矛盾我认为会长期的存在。 第二，从去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全球国际贸易的冲突，可以看出一种新的趋势。这个新的趋势我认为是全球国际贸易的冲突，出现了不对称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技术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不对称。 全球的产品市场开放，全球的技术市场保护、垄断，这种全球的技术市场和产品市场不对称的开放，值得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制造业的大国高度关注。 我下面稍微解释一下。 全球经济秩序的现状，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东亚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生产消费结构，分别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但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是以美元、美债为主导，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也是以美国为主导，所以我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一致。 这个图是全球贸易格局2000年，2000年全球贸易格局大家可以看出，这边是欧洲，欧洲以德国为核心国；这边是亚洲，亚洲是以日本为核心国；那边是亚太，这边是其它的国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2000年，全球贸易机构基本上分为两块。 1、是欧洲，以德国为核心国。 2、亚太地区和全球其它国家在一起是以美国为核心国家，而且亚洲核心国家日本和欧洲核心国家德国也是以美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2000年的格局（上图）。 2017年的格局完全变掉了，2017年最大变化是欧洲还是以德国为核心国家，但中国几乎取代美国在货物贸易、产品贸易里的位置，成为亚洲的核心国家，甚至成为全球其它国家的核心国家。 2017年中国的位置和2000年美国的位置的置换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觉得就2017年来看，全球贸易市场呈现出以中国、美国、德国三个核心国家为代表的亚洲、欧洲、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一种三足鼎立的格局，这是第一个我想分享的。 第二，你同时可以看过去这18年里（2008-2018年）实体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货币体系并没有变化。上面这条红线是美元在全球储备体系里的地位，我们用这个来代表，美元从2000年到2017年在全球货币体系里的位置几乎没有变化。 全球国际货币体系（这个图）横轴是GDP的比例，纵轴是在货币交换里所占的比例，从理论讲，实体经济和货币份额应该是一对一的关系，在45度线上。比如欧元、日元、英镑基本上都在这里。 最大不平衡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美国是货币地位大大高于实体经济地位；而中国实体经济比较强大，但在货币体系里大大落后，主要不平衡的矛盾体现在中国和美国位置不一样。 解决这种基本矛盾就会有不同的思路，实际上也很简单，如果能够去中国化，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里把中国去掉，或者在全球经济机构里把中国能够相对隔开，比如说像美国说的分离开，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美国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思路我觉得是很清楚的（去中国化的思路），我重复一下全球经济机构的基本矛盾，美国解决的思路，decoupling China，我一直找不到这个词的翻译，解耦还是分离还是什么，去中国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里面去中国化，高科技产业去中国化，从而使得一个去中国化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 中国应该是什么战略呢？我们一直讲国际贸易、自由贸易是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做国际贸易研究做几十年了，国际贸易是一件好事情，前提是市场是竞争的。在一个垄断的市场下，国际贸易、自由贸易是不是一件好事情，不是很清楚。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市场出现了不对称，我把它称之为不对称的结构，在技术市场出现越来越强大的垄断和保护，同时去推动产品市场的开放，产品市场的竞争。 如果是这样的趋势向前发展，全球的基本矛盾也可以得到解决，怎么解决法？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Facebook这个脸书据说正在向区块链转型，它拥有27亿用户，有可能会发行数字货币。假设全球的高科技的技术垄断与金融垄断合在一起，我刚才讲的这个基本矛盾也就解决了。 所以，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来讲，我觉得可能对于全球而言，可能建立竞争而非垄断的技术市场、高科技产业更加重要，所以我说打破这种垄断需要欧洲国家政府、中国和东亚国家政府进行高科技行业的竞争，所以最后我再强调一点。技术市场的这种垄断的趋势，保护的趋势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反而产品市场的保护，我们并不太担心。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市场，要保护也是中国保护，其他国家保护得不到太多的好处，所以并不需要太多的担心，好，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3月21日消息，首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今日召开。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今年经济前低后高，政策对经济的支持可能要大幅高于预期。 以下是沈建光演讲全文： 很荣幸我来主持第一场论坛，第一场我们主要是讲中国经济展望中比较重要的一环，即去杠杆、货币政策与增长。接下来作为主持人我有一个抛砖引玉的观点介绍。 我想讲的主要是关于中国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就包括在座都是研究了至少20年左右，总得来看中国的经济确实是错综复杂，在这个当口我们回顾一下2018年，我觉得对判断2019年和今后的经济形式，我觉得判断过去、回顾过去是非常有利的。 2018年发生了什么，大家可能还记得，2018年年初的时候，其实业内对中国的经济是非常乐观的，当时甚至提到中国经济新的周期到来了，是不是已经走出L型，又开始有一个新的往上的周期，这是2018年年初的时候，所以股市也涨，政府也是很有信心当时提出的三大攻坚战，去杠杆其实就是紧缩了。 到了今年发生了什么，年底我觉得最典型的一句话，可能是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但是有可能是今后10年最好的一年，就是说，不是L型走出去了，是L型往下走了。 2018年初到年底，对经济的判断出现了这么巨大的差别，所以我想首先就是中美，年初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非常的乐观，都认为中美贸易战打不起来，这是主流的观点，但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几乎是到了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可能已经没希望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不要错过中美贸易战降温的机遇期》（去年10月份），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主流观点基本上认为是谈不成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机遇期。 最后美国政府、中国政府都抓住了这个机遇期，后来谈到了现在基本上协议已经进入了尾声，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波折，就是开始认为没有问题，到了后来问题很严重，最后可以说是柳暗花明。 另外就是对人民币的判断，这个也是跟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去年其实很多人很担心的，当时市场上对人民币的汇率，中国经济下行，当时我也认为人民币是有升值空间的，这个观点现在验证是正确的，人民币现在已经升值到了6.7，我估计今年还是有升值的空间。 去年经济下行，我们看到主要就是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怎么做最后就是财政发力，这个讨论是基建还是减税，那个时候讨论还是非常激烈的，最后政府我觉得今年两会看到了，公布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几乎两万亿的减税的规模，也是从来没有过，这些都扭转了当时悲观的气氛。 最后，我们看到股市去年年初的时候是节节上升，股市表现非常好，到了年底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大熊市，这个当中我感觉到其实有过度悲观的原因在里面，所以我去年最悲观的时候，11月份写了一篇文章叫《探寻中国经济乐观的理由》，提到两个理由，其实就是中美贸易战，其实我觉得是会缓和的，2019年要比2018年要好得多（外部形势）。 另外就是政策的放松的力度可能会超越预期，这个可能会扭转中国的经济，也可以扭转股市悲观的气氛，这些确实都出现了，对今年的展望，我想主要是5个判断： 第一，我觉得中美贸易还是有望达成协议，尽管还在谈判，但是双方的谈判意愿也是非常的强烈，不管任何发生，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今年开始美国没有增加新的关税，对我们的出口至少有一个平稳的预期。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不管他再拖，拖的时间久其实也不是坏事情，毕竟没有新的关税。所以，对于我们的出口形势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全球经济放缓，虽然中美贸易谈判，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形态，但是全球的经济，确实今年要比去年要严峻，美国经济下行，欧洲经济下行，意大利现在已经衰退了，英国脱欧，包括法国大家也可能看到，可能欧洲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全球的政治风险越来越大。 美国经济下行，最近美国的一些领先指标下行也很快，所以美联储现在也改变货币政策。我们下一阶段也会重点讨论这些问题。 第三，中国宏观经济是前低后高，我对今年经济的判断是上半年经济增速比较低一点，延续去年的去杠杆，今年上半年经济比较低，下半年经济增速会比上半年好，前低后高的判断很重要。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其实市场上可能也有人认为是前高后低，这个判断对股市、金融市场、政策都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是前低后高，接下来到下半年，很多放开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能会考虑不会像上半年这么剧烈，利率水平可能也不一定像现在这么低迷。 第四，为什么是前低后高的判断，最主要是有一个刺激力度，对经济的支持可能要大幅高于预期，货币政策已经发现了，包括易纲行长也已经说了，货币政策降准已经三次，利率水平已经在下行，实际的利率水平已经比去年要低60个BP，基本上相当于两次降息。 接下来，还有各种各样其它的比如永续债等手段在支持实体经济，我们看到减税也非常超乎预期，包括2万亿的减税规模，这也是在4月1号和5月1号开始实施的，5月1号是社保，这个超预期的政策可能对下半年的经济增长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 但我在担心，这个之后要考虑一些地方债务问题，到2020年会不会新一轮的去杠杆周期重新开始，这是我们要考虑了，可能要超越2019年之后，经济可能又会进入一个紧缩周期。 最后一个，政策面好像带动了股市的上扬，“逢九必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很准的，在亚洲市场上逢九的年份没有一年是跌的，到目前A股已经涨了30%，真正要跌回去也不容易。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3月21日，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将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开幕。论坛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举办的系列论坛。 首届论坛由CIFER与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论坛将邀请国内外著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与领军学者共同对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政策走向进行讨论，新浪财经作为本届论坛合作媒体之一。 以下是论坛议程：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 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     题： 2019中国与世界经济展望 地     点： 清华大学  蒙民伟音乐厅 时     间： 2019年3月21日 日程： 9：00-9：40 开幕与主旨演讲 主持人：鞠建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CIFER主任 9：00-9：10 领导致辞 彭  刚   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教务处处长 蓝  烨   京东集团执行副总裁、首席公共事务官 9：10-9：40 主旨演讲 朱  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 9：40-9：50  茶歇与合影留念 9：50-11：05  首席经济学家讨论-2019年中国与世界增长趋势 主持人：沈建光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出席嘉宾 周   皓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 马   骏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伍   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朱海斌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 11：05-12：20  首席经济学家讨论-2019年全球贸易与金融 主持人：鞠建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CIFER主任 出席嘉宾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姚余栋   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 陈兴动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乔   虹   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魏   力   恒昌首席经济学家 12：30-13：30 午餐闭门讨论会 仅限受邀嘉宾[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