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

　　黄奇帆：28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令我们倍感振奋 澎湃新闻记者 张宁  【编者按】 5月1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出席了“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并发表了主题演讲——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 黄奇帆说，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一个重中之重的变化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今天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资本市场。 “28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令我们这些改革开放过来人倍感振奋。”黄奇帆回顾总结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时表示，2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资本市场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创新，在总结教训中积累经验、改进管理方法，走出了一条符合市场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每想到此，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过来人，不由得心潮起伏、倍感振奋。 黄奇帆指出，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等六方面的重要功能。同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九大方面的问题需要进步和完善，即总量还小、交易所竞争力不够、市场分割、发行机制和退市制度不健全、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证券公司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较弱、投资者结构不合理、发展和监管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需要加强。 黄奇帆 以下是澎湃新闻对黄奇帆演讲内容的整理：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一个重中之重的变化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今天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资本市场。 中国的资本市场，19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于1990年12月成立上交所、1991年5月成立深交所时起步。至今28年来，采用了摸着石头过河、先探索试点，再规范发展（认购证、文化广场作交易大厅）；先重点突破，再整体推进；企业流通股权实行先增量后存量，先股权分置再实施全流通；IPO上市先搞审核制，等条件成熟后再搞注册制；管理上先政府规章再法治化覆盖。 20多年来，面对一个新生的初级市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面对着各种客观存在的体制性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局面，加上法律的制定和健全完善也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地现实，我国政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针，既不搞洋教条，把西方成熟市场规则照搬照套，也不搞摊贩市场式的误打误撞；既有问题导向，切实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又有目标导向的顶层设计、系统配套。 想想近十年IPO发行闸门多次开开关关，经常为人诟病，这其中包含着管理层多少兼顾改革、发展、稳定的理性判断，以及尊重现实的无奈。中国资本市场尽管有这些坎坷，还是克服了各种困难，有了长足的发展。 想想西方成熟市场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70多年大起大落、制度混乱的情况，我们20多年遇上的这些问题、困难，真不算什么大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困难，都得到了稳妥的化解。现在，资本市场规模逐步壮大了，法制建设逐步到位了，信息披露逐步规范了，监管体系逐步健全了，国际化合作体系逐步突破了。 总之，20多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化方向、法制化需求、公开化制度、国际化导向。2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资本市场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创新，在总结教训中积累经验、改进管理方法，走出了一条符合市场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每想到此，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过来人，不由得心潮起伏、倍感振奋。 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六方面的重要功能。第一，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到2017年，中国资本市场总市值接近50万亿元，上市公司总营业额超过百万亿元，利润三万多亿元，包括上市公司债务在内的总资产约100万亿元，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有半壁江上的分量。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持续发展，并且大大提升了经济总量和企业规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市场既是中国经济的前进动力，也是企业腾飞的翅膀。 第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高质量、有效益的发展，资本市场的独角兽制度，风险资本投资机制能极大地促进企业科技创新。以资本市场的逐利特性、用脚投票的资源配置机制，极大地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现有的国企民企，一旦成了上市公司，既受到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律所训导，又受到交易所、证监部门监管，理念上、行为上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成为有激励有约束的理性的行为法人，不仅会增强股东意识、公司治理概念，而且通过强制性信息透明度原则倒逼上市公司管理层形成讲真话、不讲假话的行为人。 第四，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传统金融体系是指以商业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是指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不仅仅具有媒介资金供求关系的机制，而且还具有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分散风险和分享财富成长三大功能的机制。 资本市场发展好了，能改善国民经济的宏观杠杆率过高的问题，降低全社会融资中过高的债务比重，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债权转化为股权，还能有效消除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融资不规范、非法集资、金融欺诈等问题。 第五，让老百姓增加致富途径，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资本市场加快了社会财富特别是金融资产的增长，以前中国人主要靠增量来增加家庭财富，现在可以用存量来增加财富。国际资本市场的经验表明，如果从50年到1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股票、房地产、国债、黄金四方面的投资收益最高的首先是股票，第二是房产，第三是债券，最后是黄金。总之，资本市场提供了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财富成长机制，建立了一种人人可以参与财富的分享机制。 第六，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探索了高质量有效益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上市公司恰恰是最规范最典型的股份公司。 过去28年中，资本市场上这六种功能已经在国民经济中逐步体现出来，今后二三十年必将更深刻地显现出来。 当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进步的地方，概括起来大体有九个方面： 一是总量还小，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不到50%，还有巨大成长空间。 二是交易所竞争力不够，交易品种和数量还不丰富，商品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有待发展，债券市场发展滞后。 三是市场分割，比如A股、B股、香港红筹、H股，债券分为银行间中票和交易所债券，这些市场分割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四是发行机制不健全，注册制还没到位。 五是退市制度不健全，目前总体上还只有说法，还没有真正到位。 六是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七是证券公司综合实力、竞争力较弱，主要靠经纪业务支撑，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不高，证券公司行业集中度太低。在成熟市场，前10位的证券公司一般能占到全行业的业务量的60%甚至75%，我们现在不到30%。 八是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散户投资者多、机构投资者少，保险资金、养老金投资规模小，PE发展不规范、运作模式、风险管理、资金来源和托管方式都有问题。 九是发展和监管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需要加强。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切实加强资本市场的诚信建设，坚决打击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和警惕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把资本市场建设成为经济发展发动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杀手锏，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推进器，老百姓致富的财富通道而努力工作。 我相信，到2050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我们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 （本文根据主办方文字实录整理，未经演讲者审订）[详情]

　　孙国峰：应当坚持分业经营为主的基本框架，加强混业经营监管 5月19日，第四届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就金融监管与金融风险防范发表主旨演讲。 5月19日，第四届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就金融监管与金融风险防范发表主旨演讲。 孙国峰从金融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角度讨论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据其介绍，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行混业经营模式，那时的银行可以办证券业可以办保险。而1993年金融混乱的时候，中国政府出台了治理整顿16条措施，其中一条就是要求银行要从自身开办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经营实体中彻底脱钩。1995年之后颁布了《人民银行法》，颁布了《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以这些法律为标志，中国走向了分业经营的道路。 孙国峰指出，自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中国开始进行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试点，除了试点之外，事实上很多金融机构和一些非金融企业自身也做了一些混业经营的业务。而这些混业经营的业务在增加金融机构业务多样性和竞争力的同时，也放大了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对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形成了挑战，带来了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的风险传递。 这些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构跨界扩张。一些金融机构追求多牌照、全牌照，一些企业控股了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成为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正当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比较突出；二是业务跨界套利。表现为不合理的影子银行，体现为交叉投资、放大杠杆、同业套利、脱实向虚等一系列问题。 在孙国峰看来，混业经营自身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一是，不透明的风险。混业经营存在复杂性，一个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并不简单的等于集团内部各个实体风险的总和，因此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可能难以准确了解结构和风险状况，对风险看不清楚，监管责任也不清楚。 二是，道德风险。银行受到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的支持，这会导致一方面金融控股集团大而不能倒，另一方面，集团内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会预期在危机的时候得到集团内的银行以及集团的帮助，因此它可以间接地利用政府对银行的隐性担保，这样会刺激金融控股集团和集团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 三是，监管套利。不同金融业务的风险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监管要求也不一样，特别体现在资本的监管要求是不同的，但是金融控股集团有可能就会利用不同的金融业务之间的监管差异进行套利，比如说双重或者多重负债，这个是指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两个或者更多的实体使用同样的一个资本。再比如说，过度杠杆，这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发行债务取得资金之后，再以股权形式注入到金融内部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四是，投资者保护不利。从理论上来说金融控股集团应当追求一种协同效应，降低成本。这种协同效应应该是体现为物理上的一种协同效应，但在实际中，金融控股集团可能不会满足于不同业务子公司之间物理上的协同效应，而是有强烈的冲动，利用业务交叉进行监管套利。由于业务规模比较大、复杂性比较高，使得相关的风险会更加的突出。比如说，美国的富国银行交叉销售，为客户开立了200多万个虚假账户，而富国银行内部的监控清清楚楚，这就是在冒险。从而导致客户利益严重受损，2016年受到了总计1.85亿美元的罚款处罚。 为了防范混业经营的风险，孙国峰认为应当坚持总体分业经营为主的基本框架，对已存在的混业经营要加强监管。同时，他指出，分业经营不一定对应着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模式下，不同业态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公平竞争和规则一致性的问题，同样需要金融综合监管资源，加强监管协调，从而实现金融业的总体平衡。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张思源）[详情]

　　霍学文：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后必定要经过一个拔草过程 霍学文指出，在一系列互联网金融项目发展起来之后，由于缺少底线、缺乏标准、缺乏监管，甚至无门槛，因此出现了不少问题。野蛮生长的结果一定是杂草丛生之后要有一个拔草的过程。 5月20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局长霍学文在参加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时表示，一个金融的发展一定要有导向、有目标、有平台、有技术、有氛围、有场景，最后一定要规范发展。 霍学文指出，在一系列互联网金融项目发展起来之后，由于缺少底线、缺乏标准、缺乏监管，甚至无门槛，因此出现了不少问题。在没监管的情况下，野蛮生长的结果一定是杂草丛生之后要有一个拔草的过程。 他认为，在互联网金融时代，尤其是金融科技的发展，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技术的加入，让金融更加复杂。所以总体来讲，要监测金融行为，严控金融功能，守好机构的底线，这样才能够把金融科技发展好。 霍学文强调了金融科技存在的五大风险： 第一，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做金融第一要识别的，我认为区块链最重要的不是发币，不是去做交易所的交易，而是去补充和增强信用功能。 第二，合规风险。现在有很多非法金融活动包括非法集资，是“三合一”结合，“互联网+传销+线下”。 第三，技术风险。主要包括：数据安全风险、隐私保护风险、交易安全风险：身份认证风险。如果这4个风险处理不好，那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管好用户的钱。 第四，市场风险。主要是要防止过渡投机和资产泡沫化。 第五，系统性风险。主要是要防止跨时空跨区域。比如，现在互联网金融全球化明显，在一个地域注册，在另外一个区域设后台，把技术放在境外，在境内搞活动。 霍学文提出，地方的金融不像“一行两会”有严格的监管机构，有监管的手段，监管的法规，以及处罚的规则。在这些不具备的情况下，更需要通过技术来加强监管。 霍学文建议，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达成金融科技的有序发展。其一，财富管理。在大力推动大数据、云计算包括区块链技术的时代，要看到未来中国金融业最大的市场是财富管理市场。这也是互联网企业能够跟大机构、大金融有效相处，并做好服务的最重要领域。 其二，监管科技。技术的两面性决定了可以用技术违规，也可以用技术监管，但就看谁走得快。 其三，智能金融。未来金融业最重要的领域、方向一定是智能金融。 其四，金融安全。金融安全包括三个领域：帐户安全、资产安全、交易安全。绿色金融将是借助于技术发展开花结果的一个重要领域。 最后是，加强监管。相关部门要按照减量、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做好相关的工作。另外，要应对新技术的挑战，发挥新技术的优势，同时引进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更多的国际先进技术和先进公司。金融是竞争的行业，只有竞争才能发挥好金融的合力，只有竞争才能形成金融的综合效应。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张思源）[详情]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张思源 在孙雷看来，目前行业内主要存在以下几大风险点：政策风险、经济周期的风险、流动性和刚兑的风险、信用的风险、IT的风险、道德风险。 5月20日，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玖富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孙雷表示，在强监管下，未来互联网金融发展将呈现三个明显特征：数字化、牌照化、全球化。 在孙雷看来，目前行业内主要存在以下几大风险点：政策风险、经济周期的风险、流动性和刚兑的风险、信用的风险、IT的风险、道德风险。 针对存在的风险，孙雷提出了几点建议。从企业方面来看，孙雷认为，要完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立体化的风控体制。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还存在大量的夫妻店，存在大量股权相对集中的现象，而这种股权治理结构对金融风险是不利的。法人治理结构的股东股权要分散，这也是防范风险的一点。要提高注册门槛、注册资本，包括准入门槛。 另外，孙雷称，从市场客户的选择上完成贷款立体化的控制，源头上开始监控。也要持续地对企业团队进行建设，加强组织的升级。 在解决征信难题方面，孙雷认为，相关部门应当设立一个数据互联、共建行业征信的联盟，提高违约成本。目前，互金行业很多客户没有经过央行的征信报告，违约成本很低。与此同时，建议建立从业者准入黑名单制。 孙雷还建议，行业需联合建立客户权益的保护中心，建立行业的风险缓释和互助机制。此外，建立AR、人工智能的质检系统，如果催收人员有不当的语言和文字会直接报警。同时，要加强投诉处理和处理机制。 最后，孙雷提到，还可以引入保险机构，扩大整个行业，建立行业的风险缓释和互助。[详情]

　　⊙陈婷婷 ○编辑 陈羽 在19日召开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指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利益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阶段，改革步入攻坚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引入“活水”，也要过滤“污水”，引入的外资机构必须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充足的资本实力。 陈文辉介绍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进程经历。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至加入WTO前，银行业和保险业开放主要是在特定地域和部分业务领域以试点的方式进行，外资银行最初仅能在限定地域经营对外资企业及境外居民的外汇业务。到了1994年开放地域逐渐扩展到全国，1996年后逐渐在上海等地放开人民币业务试点。 自2001年加入WTO后，放开了外资银行对全部客户的外汇业务，并主动放开外资银行金融衍生品、托管、代理保险等新业务范围，取消了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扩大合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东持股比例等。 对外开放后，外资金融机构数量稳步增长。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共有外资银行业营业性机构209家，外资银行总资产3.24万亿元，同比增长10.76%；共有外资保险业营业性机构71家，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3%。不过，总体来看，外资机构在我国的市场占比并不高。 陈文辉指出，外资在银行业和保险业市场份额较低源自多方面因素，但不可否认目前仍存在制约外资发挥业务优势的制度因素。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利益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阶段，改革步入攻坚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陈文辉同时强调，对外开放并不等同于一放了之、不是毫无管理的敞开大门，而是以配套机制和制度建设来取代数量性的限制。其中，要把握三大原则。 一是要把握扩大开放和防范风险平衡的原则，完善监管规章及配套制度建设。据陈文辉介绍，银保监会正在进一步修订完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配套制度，并在加紧制定出台关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保险代理人等一系列新的监管配套制度。 二是坚持稳妥有序、平等互利。对外开放不是“一刀切”，也要讲互利互惠。那些赞同开放、支持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就能从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开放的成果中受益，那些惧怕开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只看重短期的收益，长期的竞争力一定会受损。 三是补齐监管短板，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银保监会将始终坚持“监管姓监”，有效解决金融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问题，逐步建立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持“严”字当先、敢于亮剑、敢于碰硬，坚持严罚重处，始终保持整治银行保险乱象的高压态势，扎紧制度笼子，防止野蛮增长，为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据了解，近期已有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表达了在华新设机构或增持股权的意向。陈文辉表示，将根据既定的开放方案做好政策和准入辅导，推动一批对外开放举措适时落地。[详情]

　　来源：证券时报 记者 孙璐璐 金融科技的发展在带来效率提高、成本降低的同时，其所带来的日益复杂且游离监管的交易正不断积累着风险，强化和创新监管手段也成为监管部门的重大挑战。在日前举行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系统的官员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金融科技发展下的监管应对。 “由于互联网比平面多出一个维度，它让很多事物变得纷纭复杂，难以预测、难以计量，以至于难以监管。现代的金融业=制度+技术+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已经不简单的是货币、票证，或是营业场所，而是加入了技术和信息的概念，因此变得复杂化起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局长霍学文称。 霍学文还表示，现代金融分为三大部分，最小一部分就是持牌的金融机构；第二部分是由诸多金融产品的发行而引发的金融功能；第三部分则是金融行为，行为很难预测、很难计量，而且难以监管。在行为没有造成结果之前，很难判断行为的好坏。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时代，尤其是金融科技的发展，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技术的加入，让金融更加复杂。所以总体来讲，要监测金融行为，严控金融功能，守好机构的底线，这样才能够把金融科技发展好。 国家外汇局副局长陆磊也有相同的感受。他表示，网络、信息和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了金融业的各个层面，它们的发展对金融业构成了系统性冲击。假如技术变革是不可逆转的，那么信息和数据技术对金融行业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具有不可逆转性。这两类冲击一方面提高了融资效率，实现了规模经济；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对传统融资模式的解构，以及我们观察到的金融市场上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 陆磊解释称，上述的金融市场上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交易层面，传统金融表外化和金融业态都导致了金融保障机制的不稳定，原本应该由机构承担的表内业务风险被扩展至公众，比如股市、汇市和债市的波动。二是市场层面，数据的集中是基本趋势，这将导致原本存在防火墙的股权、债权和货币汇兑等不同市场被信息中介打通，而综合化经营的风险也变得尽人皆知。三是在清算层面，由于网络社会很容易形成一致性预期，而一致性预期容易反映在价格上，也就是更为剧烈和高频的市场波动风险，极端情形下出现的一致看涨或一致看跌会导致一致性的顺势浩劫。 此外，与会的不少专家都谈到了在科技改变金融业态的情形下，监管部门也需要强化运用监管科技的手段，提升监管有效性。霍学文表示，技术的两面性决定了可以用技术违规，也可以用技术监管，就看谁走得快。据其介绍，目前北京已经按照全息大数据可视化的要求建立了三个系统：监管系统、监测预警系统、第三方监管合作平台，让监管变得更加有效。 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总裁董俊峰表示，监管科技有助于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合规成本，提高双方的效率，并最终提升行业发展健康程度，让普罗大众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董俊峰认为在发挥监管科技效力中，金融基础设施作为专业监管科技公司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金融基础设施参与监管科技，可以考虑探索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相结合、云服务与监管科技相结合的方式，成为监管科技创造价值的良好载体。[详情]

　　陈卫东：银行业开放是中国金融开放的缩影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表示，银行业的开放是中国金融开放的缩影。到2017年底在华的所有的金融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013家，相比2012年5年增长了近5倍。外资银行的资产3.24万亿，相比较2002年增长了10倍，利润也是增长了10倍。从业务品种来看，对外资银行不断开放，从最开始的外资业务到人民币业务、个人理财业务、托管业务，到最近开放的国债业务、衍生品交易，和最近对外资银行持股增资比重的开放，都说明中国开放的力度非常大，达到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格局。[详情]

　　新浪财经讯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表示，银行业的开放是中国金融开放的缩影。到2017年底在华的所有的金融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013家，相比2012年5年增长了近5倍。外资银行的资产3.24万亿，相比较2002年增长了10倍，利润也是增长了10倍。从业务品种来看，对外资银行不断开放，从最开始的外资业务到人民币业务、个人理财业务、托管业务，到最近开放的国债业务、衍生品交易，和最近对外资银行持股增资比重的开放，都说明中国开放的力度非常大，达到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格局。[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20日消息，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聚焦中国金融品牌的未来发展，于5月19日晚间首次开办金融品牌夜话，以“品牌·驱动未来”为主题，延请国内外品牌营销专家，共同探讨金融品牌发展的新技术、新理念、新趋势。 睿来品牌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裁让·皮埃尔·拉克鲁瓦（Jean-Pierre Lacroix），宜信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品牌官吕海燕，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秦朔与京东金融副总裁、市场营销事业部总经理严明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并围绕“如何将产品转化为品牌”以及中国金融品牌国际化等问题展开了圆桌讨论。夜话由凤凰卫视主持人任韧主持。 帮助银行打造人性化的客户体验 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在演讲中提出，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银行得以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效率，但与此同时，也使得自身与消费者，与客户的联系越来越少。拉克鲁瓦表示，“客户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情感联系越来越少了，他们不是用心在思考，他们是用脑子在思考。”因此，银行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并没有给客户带来满意度。 为了帮助银行打造更为人性化的客户体验，拉克鲁瓦提出了四点战略性建议：一是银行需要从情感上打动客户，提供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从而提升客户的忠诚度；二是通过互动，将交易关系转化为体验式的关系；三是员工参与，银行“不仅要卖金融产品，而是要卖知识、经验，提供其他的服务”；四是从线性到灵活的流程，项目要随着客户需求不断调整。 讲好品牌故事 吕海燕分享了自己对于如何做好品牌的经验与感受，那就是讲好品牌故事。讲好品牌故事的第一点是要面向未来，吕海燕表示，“一个企业的品牌如果要基业常青，一定要清晰地和你的客户和生态圈沟通”，要告诉他们“这个企业它到底是解决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它为客户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第二点是信任。“金融品牌和其它的品牌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办法当下就能够享受到这个品牌，没有办法当下就知道这个品牌好还是不好”，因此讲好品牌故事就是要增加客户对品牌的信任。第三点是有趣，而这一点是最为困难的。 从商业文明的角度来看品牌和金融 秦朔从商业文明的角度分享了对品牌和金融的看法。秦朔表示，金融品牌并非应对金融监管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性的安排，是在新时代“高质量的背景下来谈金融的品牌”。 从20世纪开始，品牌仅是一种识别标志，到后来演变为“用户感受、消费者感受的总和”，“利益相关者的总和”，甚至“社会感受的总和”，品牌自身发展的逻辑就决定了品牌塑造、品牌传播过程中必须是全员的、全程的、全面的和全时的。 秦朔提出，在21世纪讨论品牌有品牌结构的革新、品牌环境的改变和品牌关系的维度三个方面的挑战。而金融行业要建立它的品牌，首先要考虑价值观，然后要系统化整合品牌理念，要有整体的战略定位，从不同的维度去建立品牌。 掌握年轻人的心智学会“种草” 严明表示，品牌能降低用户的决策成本，让用户觉得这是个知根知底熟门熟户的朋友，不需要再从头考察。它拥有三个进化层次，第一个层面是品质，第二个层面是品位，第三个层面是品格，即品牌背后的某些精神特质。严明提出，我们现在需要的一个能力就是获得占领年轻人心智的能力，要学会“种草”。而评判是否成功的标准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周围的人都在用；第二，信任的人都说好。严明表示，在“种草”之外也要“除草”，抄袭、吹牛、低价这三件事阻止了行业的发展。 如何将产品转化为品牌 针对如何将产品转化为品牌这一问题，拉克鲁瓦表示，在设计产品时，要将心意放入其中。营销的战略，在于可以实现但并不容易获得。吕海燕表示，在打造品牌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在于找到这一产品与众不同的地方，并且坚持做下去。秦朔表示，从产品到品牌，“最重要的是从你自己去创造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到最后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去思考你提供给他什么样的价值”，通过自身的真诚来打动客户。严明表示，要从用户的角度，将复杂的事说明白，能够做到“接地气”。 中国金融品牌与世界接轨 围绕中国金融品牌如何实现国际化这一问题，拉克鲁瓦表示中国已经走在了其他国家前面。吕海燕表示，从金融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品牌国际化的第一步，是要用一支专业的投资团队，有能力帮客户把资产配置到全球。秦朔指出，依靠诚信与友善才能够建立品牌。严明则表示，用更开放的资源和配套体系帮助合作伙伴一同成长，做“盟国”不做“帝国”，是中国品牌携手走向国际化的助力，也是京东金融的一个哲学。 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办，论坛以“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为主题，探讨中国金融的当下与未来。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于2014年和2015年、2017年成功举办三届。百余名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数千名参会嘉宾共议金融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在金融业界、学界及传媒界引起广泛关注。[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20日消息，2018年5月19号下午，2018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举行“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主题论坛。本场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娴担任论坛主持人，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易方达基金董事长詹余引，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汉富控股董事长韩学渊，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内地业务发展主管毛志荣，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学讲席教授、院长助理田轩等知名业界人士以主题演讲的形式与观众分享了对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观点。 王娴首先从规模、盈利以及债务等方面对我国过去二十年A股市场的发展历程做了简短的回顾。 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发表了题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功能作用及发展措施”的主题演讲。黄奇帆首先回顾了我国由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路线以及中国资本市场近三十年由不健全、不规范的初期市场发展为监管体系逐步健全、信息披露逐步规范、国际合作化体系逐步突破的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黄奇帆阐释了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六方面的重要功能：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高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 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增加老百姓致富途径，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探索了高质量有效益的实现形式。 易方达基金董事长詹余引从公募基金投资者的角度阐述了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以及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所做的贡献。他认为，机构投资者存在的意义是就是发现企业的价值，运用价格机制促进资本融通，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往更有效的方向发展。同时帮助投资者管理投资风险。为了达成这两个目标机构投资者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首先要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和责任投资的理念；其次在具体的工作过程当中的投资决策、产品设计都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标尺；最后，要从法律、道德、操作等方面防范风险。 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发表了题为“新时代、新经济、新金融”的主题演讲。从理财机构的角度阐释了我国经济的方向将由传统产业向科技驱动的，创新驱动的新兴经济转型。而新兴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全新的投融资体系，全新的金融的支撑。其中，市场化母基金在健康医疗、消费升级、金融科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业等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唐宁强调要培养天使投资人群体，这既是新兴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也是挑战。同时唐宁认为，科技在资本市场不断夯实底蕴、投资能力提升方面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汉富控股董事长韩学渊发表了题为“价值投资的回归”的主题演讲。他首先通过对比世界发达国家近四十年的宏观经济增长态势阐明我国正经历关键的“第四个十年”。韩学渊还预测了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速将放缓。最后，他分析了资管新规对于我国资本市场流动性的重要影响。 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内地业务发展主管毛志荣发表了题为“资本市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香港视角与经营”的主题演讲。毛志荣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重点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四个方面。他表示，首先资本市场可有效配置资本，推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其次，互通互联是资本市场有序、可控对外开放的重要制度创新，也是跨境资产配置的便利渠道；最后，政府要注意金融不稳定性所带来的系统系风险，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风险管理职能，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学讲席教授、院长助理田轩发表了题为“如何激励企业创新”的主题演讲。他表示，我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居世界首位，但对比创新水平距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一段距离。这说明了我国在创新质量上还有待提高。同时，用短期合约去激励企业创新是无效的。通过研究田轩发现从以下四个方面可以激励创新。第一，企业需要创造允许失败的氛围来营造轻松的创新环境；第二，企业拥有像风险投资这类崭新的组织形式；第三，需要为上市企业培养关注长期发展趋势并保护企业企业管理者权益的公开环境；最后，企业的能否提高创新效率，依赖于国家相对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稳定的宏观政策更有利于本国企业的创新。 2018年5月19日至20日，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和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办，论坛以“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为主题，探讨中国金融的当下与未来。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于2014年和2015、2017年成功举办三届。百余名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数千名参会嘉宾共议金融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在金融业界、学界及传媒界引起广泛关注。[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20日消息，2018年5月19日下午，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的主题论坛二深度解析了“金融监管与金融风险防范”，监管层、学界、业界人士齐聚，共商针对中国金融市场症结的破局之道。分论坛由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室金融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周延礼发表主旨演讲；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总裁董俊峰，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总裁、首席执行官理查德·阿波斯多利克（Richard Apostolik），存托信托和清算公司（DTCC）集团首席风险官、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理事会成员安德鲁·格雷（Andrew Gray）分别发言。分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周皓主持。 互联网金融机构要有准入的门槛、持牌经营 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室金融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周延礼发表了题为“引导互联网金融等金融新业态的健康发展”主旨演讲。 周延礼表示，当前在金融科技创新发展推动下，我国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金融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金融业态不断涌现。互联网金融业态的推陈出新，对于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满足社会多元化投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普惠性水平，甚至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风险，不断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新业态的涌现也带来一些不规范经营和金融违法违规行为。他认为，参与互联网金融活动的机构要有准入的门槛、持牌经营。 在促进互联网金融等金融新业态的可持续发展、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周延礼给出了以下建议。一、要鼓励和引导互联网企业在金融交易平台的标准化建设上加大投入。二、要规范和监督金融机构在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销售的产品及提供的服务。三、要调动和激发互联网金融交易市场主体的活力。四、要进一步地提高互联网金融在发展方式上的健康程度。五、要探索建立沙盒监管的模式。六、要进一步推进全国联网的覆盖范围，全面推动国家信用体系数据库的建设。七、要落实和完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的优惠财税政策。 关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特征，周延礼做了如下解析。第一、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多种风险并存；第二、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过程中的风险也是多样、隐蔽的；第三、互联网金融服务的群体是大量不被传统金融覆盖的一些群体，这类群体对风险的认识和抵抗能力较低。 而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防范措施和实施步骤，周延礼强调：第一，要加强对互联网交易的风险，从监管定位上来看监管部门要合理处理好发展和监管的关系；第二，要加大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监管，要把监管资源向发现风险，防范风险，处置风险倾斜；第三，要发挥科技监管科技的作用，精准监管，要做到监管人员的监管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娴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改进监管方式。 分业经营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防范风险的根本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金融市场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讨论。他表示，从上世纪初期到现在，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理念经历过一个周期性的改变。1929年的大危机导火索是美国股市泡沫破裂，根本原因是美国的银行业和证券业混业经营导致的风险传染。危机之后美国在1933年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限制银行从事交易股票和证券业务，禁止银行关联企业以证券业务为主业，禁止证券公司从事银行业务，目的在于隔离银行和证券业之间的风险。此后，美国进入了半个多世纪的分业经营的时代。上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利益驱使，很多美国银行通过银行控股公司的形式进入了资本市场，进行了实际上的混业经营。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出台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经营，推动了混业经营的发展，银行得以控股投资银行、财务公司、SPV、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使得银行创造的货币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和场外衍生品市场，最终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次贷危机，最后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孙国峰从理论上分析了混业经营的弊端，他表示，混业经营的业务在增加金融机构业务多样性和竞争力的同时，也放大了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对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形成了挑战，带来了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的风险传递。混业经营带来的风险可以被归纳为：业务不透明的风险、道德风险、监管套利、投资者保护不力。 总结混业经营的四个风险可以发现，混业经营自身存在一个内部矛盾，孙国峰把这个矛盾称之为“混业悖论”。他强调，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不同的金融业务存在着跨行业、跨市场传递的风险，因此需要建立内部的防火墙以隔离这个风险，进行穿透式监管。 监管科技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 提升行业发展健康程度 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总裁董俊峰向大家分享了他对有关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监管科技的几点思考。 董俊峰首先介绍了发展监管科技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发展监管科技的意义主要为有助于应对金融创新带来的挑战，有助于覆盖市场多层次主体的风险识别，有助于把控安全性与便利性的平衡。而针对评估监管科技对于行业各方的价值这一论点，他认为可以从监管、市场和公众三方面来探讨：监管科技将显著助力监管部门，将有效服务市场主体，其最终实质上将服务为民。 随后，他谈到了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监管科技的多元优势。他认为，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监管科技有以下五个优势：一、金融基础设施具有合规的信用优势；二、金融基础设施具有枢纽桥梁优势；三、金融基础设施具有技术安全优势；四、金融基础设施具有行业深度整合优势；五、金融基础设施具有资源集约优势。 对于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监管科技的原则，董俊峰认为，监管科技应该与金融科技和云服务相结合。而谈到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监管科技的实现路径，他强调，应该依托中心化平台服务监管和市场机构，构建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火墙，以及在防火墙内进行监管沙盒的探索和应用。 风险管理面临的三大趋势变化 存托信托和清算公司（DTCC）集团首席风险官、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理事会成员安德鲁·格雷（Andrew Gray）解析了当前风险管理面临的趋势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的影响。 首先，他谈到了风险管理职能的扩张和思路的转变。他表示，金融危机和监管机构采取的相应措施，新技术爆炸性的发展，以及全球各个金融市场之间互联互通的进一步增强这些因素都使得风险管理的职能得到扩张。面对更多、更新的挑战，风险管理也需要改变自己的思路，要能有一个更加综合全面的工作方式。他强调，今天的金融机构应该有一个系统性的观点来评估自己的风险。 其次，他认为，风险管理必须要建立起具有抗压能力、有韧性的体系，来维护市场稳定。他表示，金融机构只是分析和衡量风险是不够的，必须要精确识别问题，还要有效地、高效地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实施步骤上，风险管理人员应该建立一个框架，进行一些人才和技术的投资。他还补充道，风险管理关键的基石就是要建立合适的企业文化。 最后，他对金融科技发展下的风险管理做了展望。他认为，技术对于缓释风险有着重要的作用。风险管理应该建立一个数据驱动的方式，识别整个业界所面临的不同的风险，帮助分析决策，最终解决问题，并对未来进行一些合理预测。 系统性金融风险及其解决方案建议 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总裁、首席执行官理查德·阿波斯多利克（Richard Apostolik）讲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与表现，并分享了他对此的观察和建议。 理查德·阿波斯多里克认为，系统性风险是金融系统引致的实体经济振荡，其重点是会传导至实体经济。并且随着市场的互联性越来越强，风险不仅仅是独属于某一个机构，风险还会跨境，独善其身并无法完全隔绝风险。 他还提到了政治方面的问题，比如巴西、土耳其、波兰、西班牙、朝鲜半岛等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这些风险在逐步地增加，并且影响到不同的国家。他认为，作为单体机构，要管理这些风险非常难，即便是机构所在国的监管部门也没有办法独自解决这些问题。 理查德·阿波斯多里克介绍到，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在缓解系统性风险方面有一个提议，即建立一个独立的、能够进行全球性合作的、得到监管部门和业界信任的、不受党派影响的研究机构，利用保密且脱敏的数据进行分析、开发、研究，高效地、准确地为需求方提供分析结果和解决方案。 最后，他强调了风险教育的重要性。他表示，在整个组织内部提升对于风险的认知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是解决整个问题的起点。 2018年5月19日至20日，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和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办，论坛以“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为主题，探讨中国金融的当下与未来。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于2014年和2015年、2017年成功举办三届。百余名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数千名参会嘉宾共议金融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在金融业界、学界及传媒界引起广泛关注。[详情]

　　中国网财经5月20日讯 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在出席2018年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中美贸易与金融对外开放”话题讨论时表示，境外已经出现了美元荒，美元的十年期国债利率有可能从今天的3.1要到3.5，美元指数可能从93要恢复到100，新兴市场面临巨大的压力。全球要靠人民币来补充流动性。 “中美贸易与金融对外开放”分论坛现场 姚余栋指出，阿根廷最近出现的货币危机，说明全球流动性不足而且只是刚刚开始。未来，随着欧央行的缩表，日央行也将要缩表，所以将来会有欧元荒和日元荒，所以全球流动性不足可能会持续十多年的时间。他强调“人民币就是全球流动性不足的根本救赎，是全球央行的逆回购，因为人民币本身也是SDR的货币，它的国际属性越来越强，它也很稳定。” 姚余栋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全球经济的需要。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就必然要求中国的金融业走出去，没有一个本币的金融业走出去国际化也做不到。中国金融业走出去和今天金融业更大幅度请进来是一样的，所以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会是一个鲶鱼效应。[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20日消息，2018年5月19日在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主题论坛一暨《清华金融评论》创刊五周年专场聚焦“金融改革开放再出发”，并正式发布了《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8》。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马托齐（György Matolcsy）分别发表主旨演讲。本论坛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主持。 利率市场化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放松管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正式发布了《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8》，并做了题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8》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联合撰写，今年的主题是“防控金融风险，服务经济发展”，认为经济结构本身不合理、金融系统功能定位偏离、新技术对经济和金融的冲击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而金融乱象等微观具体风险的演化发展，与金融监管体制有一定关系。为了更好防控金融风险，需要从体制改革、制度设计和政策实践上继续努力。 在随后的“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主题演讲中，李扬指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历经20余年，如今，这一改革被确定在“深化”阶段，可见这一改革之困难和复杂，可见利率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它的确“牵一发而动全身”。十九大报告要求之一就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 李扬在演讲中强调，第一，利率是金融的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网络体系，它具有关联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征；第二，利率市场化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放松管制”，而是要建立合理的利率结构和市场化调控机制；第三，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包括：全方位发展资本市场以形成资金的均衡价格，解除信贷管制使资金供求双方都可以充分竞争，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高存款准备金率亟待“回归正常”，发展银行表外市场以打通相互割裂的债券市场与信贷市场，作为“银行的影子”的中国影子银行可以成为推动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力量。 金融业开放的核心理念是打造国际化金融市场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作了题为《中国金融再开放，国内市场国际化》的主旨演讲，他回顾了过去四十年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成就和现存不足。他表示，中国目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金融市场规模也排在世界第三位，但是金融的国际化水平、监管水平、业务产品均还跟不上，这与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经济需求不符，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中产阶级增加、财富增加、人口老龄化等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不符，因此要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国内市场国际化是必然趋势。 朱民列举数据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占全球比重已从零上升至今天的11.3%，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三大债券市场，上市公司市值占GDP的比例从45%提升至65%。中国的保险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广阔。但比较而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化程度依然较低。比如外国银行资产规模占比从2007年的2.32%下降至1.26%，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股票市场股份占比仅为1.15%，在中国债券市场仅占2.44%。外资在保险业占比最高，但也仅为6.1%。 “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严重落后。”朱民表示，“因此，开放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国际化的中国金融市场。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做的。” 他表示，尤其是目前在中国高杠杆率、高储蓄率的背景下，在中国人均收入上升、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结构性转型过程中，金融业需要寻找如何服务经济转型和未来经济结构的新路径。他认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日前参加博鳌论坛时宣布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新举措，正是金融业实现自身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他表示，金融业开放需要新的改革，一是市场准入；二是金融业务全面放宽；三是信用清算、评级征信等金融基础设施业开放，增强市场透明度和竞争的公平性。在此基础上，资本市场以“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等举措进一步保驾护航。 目前我们还主要依靠间接融资，资本使用效率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开放以后会推进整个金融机构的改变，提高金融效率，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朱民表示：“只有金融市场开放了，才能建立现代的监管体制，由此建立健康有效稳健的金融体系。” 金融业对外开放要注重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在演讲中表示，我们必须要认识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冲击和金融业的新演变，包括技术对金融行业带来的冲击，金融要素新业态对整体金融供给造成的冲击和对经济行为与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并使得金融体系缺乏韧性。比如，网络、信息和数字技术对金融业构成了系统性冲击，因为技术使金融中介，特别是信用中介的存在性，目前看起来存疑了，信息不对称这一金融中介存在的基础理论之一，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银行表外化和非银行机构的银行化的现象也因此而出现。 “这两大冲击无疑提高了融资效率，但也形成了对传统融资模式的创造性解构，也自然形成了金融市场上我们观察到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陆磊表示：一是在交易层面，传统金融表外化和金融业绩业态都导致了金融保障机制的不稳定性；二是在市场层面，数据集中的趋势将导致原本存在防火墙的股权、债权和货币汇兑等不同市场被信息中介打通，但综合化经营的风险是尽人皆知的；三是在清算层面，网络社会很容易形成一致性预期，若反映在价格上，那将会带来剧烈的高频市场波动风险。 陆磊认为，据此，在“技术提升效率”与“冲击造成不稳定”之间的权衡取舍，决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体系变革的基本方向。他总结了三个方向：第一，标准的一致性是市场主体和市场本身变革的基本趋势。第二，行为监管工具箱的创新是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方略，因此，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技术演变方向在于：一是要以更为权威的数据库及时校正和对冲虚假信息；二是要建立双峰监管的模式，健全具有信息劣势或被误导的事中消费者保护和追索机制；三是要在法规上借鉴涉众欺诈处理中的集体诉讼的合理内核，全面提高欺诈的社会成本。第三，在中央银行层面，技术越进步，就越需要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和最后的流动性供给方。 在这样的趋势下，陆磊认为，中国依然存在亟需加强的短板。他举例说，比如人民币的储备功能的建设，纳入SDR货币篮子之后，人民币跨境使用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据IFM统计，2017年官方储备中人民币储备规模为1128亿美元，占比为1.23%，还远不足以肩负稳定全球货币市场的功能。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的稳定发展，内资金融业态的迅速成长，以及充裕的流动性，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球性金融稳定，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因此，金融业对外开放要注重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陆磊强调，要加强人民币储备功能和支付功能的建设。 马托齐（György Matolcsy）：中国需要新一轮金融改革 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马托齐在国际视角下分析中国在全球金融领域发挥的作用，并介绍了未来金融改革需要关注的议题。 马托齐指出，世界金融主要参与方变化更快，世界GDP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比例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金融系统在全球金融系统的比重不断上升，人民币国际化使用范围在扩大等等。 对中国市场而言，马托齐建议，中国需要新一轮金融改革，加强金融市场与央行、金融监管部门、政府的沟通协调，需要智能的、智慧的金融改革。 “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到全球的经济之中，虽然会有风险，但是可以一起面对和处理，共同努力。“马托齐表示，通过危机的视角来看金融改革，就能看出金融危机确实会让央行职责扩大，但是，金融的稳定发展不能只是央行职责扩大，还需要政府、监管部门，以及需要整个金融市场共同努力。 2018年5月19日至20日，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和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办，论坛以“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为主题，探讨中国金融的当下与未来。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于2014年和2015年、2017年成功举办三届。百余名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数千名参会嘉宾共议金融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在金融业界、学界及传媒界引起广泛关注。[详情]

　　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互联网金融要有准入门槛、必须持牌经营 摘要： 互联网金融存在一些不规范和金融违法违规行为。 蓝鲸TMT频道5月20日讯，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室金融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周延礼出席清华大学主办的“210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分享了关于“引导互联网金融等金融新业态的健康发展问题”。 周延礼指出，互联网金融存在一些不规范和金融违法违规行为，比如，利用区块链进行非法ICO；所以参与互联网金融活动的机构要有准入的门槛、持牌经营。 周延礼指出，金融科技推动了中国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深刻变化，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金融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金融业态不断涌现。 如此，如何引导金融新业态的健康发展？如何支持金融新业态的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他指出，互联网企业参与金融市场的活动要有条件，获批准后才能经营，这样可以有利于金融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的经营活动实施有效的监管，满足和确保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促进互联网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 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周延礼分享有六方面的看法： 一要鼓励和引导互联网企业在金融交易平台的标准化建设上加大投入，使交易平台操作程序、交易价格、收益保障和个人信息等要素安全可靠，有利于互联网金融交易的监管； 二要规范和督促金融机构在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销售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要简单、易懂、便捷、高效； 三要调动和激发互联网金融交易市场主体的活力，鼓励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通力合作，实现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与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深度融合； 四是要进一步的研究提高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方式上能有一个健康发展态势； 五是要探索建立沙盒监管的模式，金融监管的部门要坚持事前监管、事中监测、事后处理，有科学的符合互联网金融的制度指导，应用金融监管的科技手段提供优质的金融监管服务； 六是要进一步推进全国联网的覆盖范围，全面国家信用体系数据库的建设。其中，他建议，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实施的国家信用数据库建设工程，要加大投入，健全互联网金融所需要的信用数据配套服务体系建设； 七是要落实和完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的优惠财税政策。 同样，对于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的建设，周延礼认为有三方面的看法，分别是：一是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多种风险并存，互联网金融服务涉及到的主要风险有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合规风险、操作性风险等传统金融的风险，同时还会有市场准入门槛低、高负债率、虚假投资理财、金融传销和非法集资等金融风险。比如大量的现金贷、P2P平台存在对投融资双方资质审查不严格，和高杠杆比例下的经营，比如e租宝等风险。 二是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过程中的风险也是多样、隐蔽；目前，许多金融机构甚至类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在销售的新产品方面，风险呈多样化、科技化、隐蔽化，且传播速度很快、超出预期，前一段时间很多机构披着区块链的外衣，开展一些非法的ICO，及虚拟货币交易等活动，这些都是对互联网安全包括终端的安全、平台的安全、网络技术和金融的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三是互联网金融服务的群体是老少皆宜。互联网金融服务和服务群体具有长尾巴效应，对于消费金融来讲，误导的问题存在欺诈、不公正的待遇、社会外部的影响，例如有一些理财业务员通过QQ、微信、电话、网上直播授课等方式进行投资诈骗，甚至吹捧高额回报诱导投资，致使投资人损失产中等等。这些问题严重的影响着国家的金融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快监管的步伐。 周延礼认为，可以采取三方面的防范风险，分别是： 一是要加强对互联网交易的风险，从监管定位使监管部门要合理的处理好发展和监管的关系；重点关注市场行为的监管，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制定科学的监管规则，既要鼓励市场机构的发展，又要严防金融交易的违规风险。 二是要加大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监管，加大对金融监管部门大数据的监管平台建设的投入，从大数据建设平台成一体化的监管工程，及时监督和监管新金融业态及日常行为、一些法人机构的资金、资本，以及及时发现重大资金安全问题。 三是要发挥科技监管科技的作用，精准监管，娴熟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改进监管方式；加快监管科技建设的发布，在大数据和金融安全监管平台基础之上，构建数字金融、数字社会的顶层设计的框架。[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20日消息，2018年是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促进金融稳定发展”为主题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海淀区委书记于军发表了主题演讲，介绍了海淀区在发展金融科技过程中形成的突出优势，并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决策部署的背景下，首次提出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目标。 于军表示，近年来，在中央有关部委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海淀区以科技金融为特色的金融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区域法人金融机构超过1000家，其中股权投资管理机构达到675家，占全市近一半；聚集了40余家科技分（支）银行，成为银行体制机制和产品、服务创新最活跃的地区；区域上市挂牌企业超千家，位居全国地级城市（区）第一名。海淀初步形成了以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为目标，以全国创新资本中心、金融科技创新中心、企业上市发展中心、“海淀创新基金系”和金融领域创新合作伙伴关系为“四梁八柱”的发展格局，构建了涵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其中，作为科技金融的一种新型表现形式，金融科技以“科技为纲，金融为目”，是科技和金融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必然结果。海淀凭借在科技企业和技术进步上的长期积累，发展金融科技拥有无法复制的先天优势。这也意味着海淀区金融科技产业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此次，海淀区提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正是要紧抓有利发展机遇，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空间规划布局，出台支持金融科技企业和人才发展的相关举措，打出“有规划、有举措、有亮点”的组合拳，推动海淀成为金融科技的技术引领区、政策试点区和应用示范区，不仅为金融科技发展创造良好生态环境，更为金融风险防范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面对金融科技领域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海淀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海淀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创新发展事业中来。在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下，海淀有能力、有信心引领金融科技发展潮流，直至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中心。[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20日消息，2018年是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促进金融稳定发展”为主题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委书记、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霍学文发表主题演讲，他谈到，现在有很多非法金融活动是“三合一”结合，“互联网+传销+线下”。第一，他是传销罪还是金融罪；第二，他是在互联网上打广告还是发产品；第三，线下做的监测不到，当你监测到的时候他已经发生了。所以很多非法的金融活动由线上转到线下的，我们要在现有网格化的手段上，发动老百姓，有奖举报，加大奖励，所以使其在线下也无法发展。 以下是霍学文的演讲全文实录： 霍学文：尊敬的廖理院长，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大家注意：“清华”是大学，“五道口”是金融特征，“全球”是地域，“金融”是主题，“论坛”是我们要搭载的平台。所以一个金融的发展一定要有导向、有目标、有平台、有技术、有氛围、有场景，最后一定要规范发展。之所以在强监管的情况下我们要在这里探讨金融科技，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由于互联网比平面多出一个维度，它让很多事物变得纷纭复杂，难以预测，难以计量，以至于难以监管。所以当互联网金融刚产生的时候，我们在海淀区大力支持下，也包括在于军书记的大力支持下，在这儿建了互联网金融的13个项目，包括互联网金融中心，也就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所在地，包括互联网金融博物馆，互联网金融基金等等一系列措施，于是推动起来了。但是推动起来之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由于缺少底线、缺乏标准、缺乏监管，甚至无门槛，谁都能注册，注册一个技术公司就能够做金融，因此没有办法，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进入到了另外一条路上，那就是必须得加强监管、加强规范，我相信在座的诸位里边就有很多人经历过这个过程。 我跟今天演讲的嘉宾很多人都很熟，我都去过他们公司很多次。这个过程的痛苦就如当前区块链所经历的过程一样，任何的技术一旦纳入金融领域，在没监管的情况下野蛮生长的结果一定是杂草丛生之后那就有一个拔草的过程，有一个选种的过程，有一个净化激励的过程，最后是创造一片朗朗的乾坤。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金融科技不简单是金融和科技的结合，而是金融和科技的融合。 简单的把Financial放在Tech前头，和简单的把Tech放在Financial前头，这种里边都是简单的、简洁的或者并不是全部内容的。现代的金融分为三大部分：最小的一部分金融就是我们“一行两会”发牌照的法人金融机构或者说持牌金融机构。第二个就是由诸多的金融产品的发行而引发的金融功能，这是更大的一个圈。最大的一个圈是金融行为，这个行为是很难预测、很难计量，而且更加难以监管的。在行为没有造成结果之前，你很难判断他的行为是好的、是坏的，也很难说他是违规的还是合法的，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时代，尤其是金融科技的发展，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等一系列技术的加入，让金融更加的复杂。所以我们总体来讲，要监测金融行为，严控金融功能，守好机构的底线，所以这样才能够把金融科技发展好。 就金融科技来讲，我们一定知道，现代的金融业，“金融=制度+技术+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已经不简单的是货币，不简单的是票证，不简单的是营业场所，而是加入了技术的概念、又加入了信息的概念，因此使得复杂化起来。我们在这里头金融科技的本质是干什么呢？一定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不是以技术来试探金融准入的门槛、以技术来突破金融监管的底线。 我们发展金融业、发展金融科技主要是推动金融科技所带来的民主性、普惠性、便利性、高效性。所谓民主性，就是当我们人人有了手机之后，你的支付突然间发现可以不到银行去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兜里不带现金了，你打车的时候跟司机没有建立微信群，你也没加他微信，但是你能够通过电子支付把钱给他，这个就是让人民大众享受到金融。普惠性就是，低成本的提供老百姓可接受的金融服务，便利性我不讲了，高效性是我们目前必须追求的。 金融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看，根据零壹财经的统一，2017年全球金融科技风险投资1397亿，同比增长了19%，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和海外的投资笔数，在中国是328笔、在国外321笔，中国在投资笔数上超过了国外。从投资额上，中国是796亿，国外是601亿，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在这儿探讨金融科技是势所必然。作为北京来讲，我想北京的优势是什么？作为总书记给北京城市定位来讲，北京是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同时总书记也给北京定义在金融上叫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总书记去年视察北京的时候，要求北京要加强创新驱动，加快培育金融、科技、信息、文化创意、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总书记高度重视北京的金融发展。 这两大优势是全国不具备的，这个我是与融360叶大清学到的，他做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科技中心的比较，北京是同时具备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按照毕马威所统计的，2017年全球金融科技50强，北京在全国各城市里边居首位。 我想讲第二个，我们一定要识别风险、有效监管。我想大家从昨天到今天听了很多风险，凡是有金融知识的人、有常识的人都会认为风险是现实存在的。 第一，我们首先发展金融科技就是要识别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做金融第一要识别的，我认为区块链最重要的不是发币，不是去做交易所的交易，而是去补充和增强信用功能。在区块链上造假时刻都留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识别信用风险、增强信用风险。 第二，合规风险。我们现在有很多非法金融活动包括非法集资，现在的非法金融活动是“三合一”结合，“互联网+传销+线下”。第一，他是传销罪还是金融罪，第二，他是在互联网上打广告还是发产品，第三，线下做的监测不到，当你监测到的时候他已经发生了。所以很多非法的金融活动由线上转到线下的，我们要在现有网格化的手段上，发动老百姓，有奖举报，加大奖励，所以使其在线下也无法发展。 第三，技术风险。是互联网金融风险或者说金融科技一定要面对，一定要处理好的。主要是四个风险：数据安全风险，隐私保护风险，交易安全风险，身份认证风险。如果这四个风险处理不好，那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管好用户的钱。 第四，市场风险，我们主要是要防止过渡投机和资产泡沫化。 第五，系统性风险，主要是要防止跨时空跨区域。现在互联网金融全球化明显，在一个地域注册，在另外一个区域设后台，把技术放在境外，在境内搞活动。不是不允许公开发行吗，那拉微信群。微信群受监管后，又有了电报群。所以跨越时空，跨越区域的风险越来越大。传播速度快，最重要的是互联网时代或者说面临的目前的技术风险就是小风险聚合起来演化成大风险。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强调，所有金融活动都要纳入监管。因此对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严格意义上来讲，地方的金融或许不像“一行两会”有严格的监管机构，有监管的手段，监管的法规，以及处罚的规则，在这些不具备的情况下，所以更需要通过技术来加强监管。 三、回归本源，有序发展。 有序发展我想讲五个方面： 第一，财富管理。在互联网大力推动，在大数据、云计算包括区块链技术的时代，我们一定要看到未来中国金融业最大的市场是财富管理市场。这也是互联网企业，互联网金融能够跟大机构、大金融，有效相处地做好服务的最重要的领域。 第二，监管科技。魔高一丈道高一尺也好，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好，技术的两面性决定了可以用技术违规，也可以用技术监管，但就看谁走得快。目前北京已经按照全息大数据可视化的要求建立了三个系统：1、监管系统。2、监测预警系统，这些指数已经在全国使用了。3、建立一套业内的第三方的监管合作的平台。让监管变得更加有效。 第三，智能金融。我认为未来的金融业最重要的领域，最重要的方向一定是智能金融。AI也好，区块链也好，大数据也好，都是在推动智能化。当智能化不断加强的时候，金融向智能领域发展就是第二个大方向。 第四，金融安全。当然金融安全是三个领域：帐户安全、资产安全、交易安全。 绿色金融将是借助于技术发展开花结果的一个重要领域。 四、最后怎么加强监管。就是积极引导，健康发展。包括我们要按照减量、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做好相关的工作。包括应对新技术的挑战，发挥新技术的优势，同时引进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更多的国际的先进技术和先进公司。金融是竞争的行业，只有竞争才能发挥好金融的合力，只有竞争才能形成金融的综合效应。 因此外资的进入，外资在北京的发展，也会在金融科技的领域得到更有效的推动。我们现在也在积极打造金融科技的平台，海淀区是发展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的重要领域，因而要在金融街和中关村之间加快监管科技的发展。 最后我希望在五道口金融学院的支持下，在五道口金融学院各位老师研究成果的应用中，在在座的各位同事、同学、朋友们积极加入下，实现北京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晚间消息 ，2018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晚19：00首次开办金融品牌夜话，聚焦中国金融品牌的未来发展，共同探讨金融品牌发展的新技术、新理念、新趋势。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秦朔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他指出，中国现在正在做金融整个的穿透式的监管，从央行外管局，以前“三会”等等，所以诚信、风控、用户体验关系到我们社会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因而现在必须要做金融品牌。 他认为，大量的金融机构都没有把品牌当成战略性的资产，因为所有人都谈收益、政策、利率这些东西，在品牌方面都没有系统化的管理和创新。 图为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秦朔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非常高兴今天我们来探讨跟品牌有关的话题，中国的金融教育有很多很多的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但五道口是第一块招牌，我想五道口本身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一个品牌需要包含什么样的内涵。我自己过去在职读博士的时候读的是品牌营销消费者行为，现在金融DBA明年要毕业，我是基于这样的学习体会跟大家来分享，从商业文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品牌和金融。 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们要谈一个跟金融品牌有关的东西呢？中国现在正在做金融整个的穿透式的监管，我们从央行外管局，以前“三会”等等，所以诚信、风控、用户体验关系到我们社会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因而我们现在必须要做金融品牌。这似乎是为了应付目前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呢？还是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安排呢？我认为是后者，整个国家的新时代其实现在是在高质量的背景下来谈金融品牌。 高质量发展跟品牌相关的，第一，和麦肯锡在历史上所做的，跟所有的7S模型公司里面，和他的战略、结构、风格、价值观相关联的这一部分，其实对一个公司的长期发展会更加重要。第二，今天这个时代软实力，特别能够体现导向吸引效仿的这种软实力会变得特别重要。第三，今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在选择一个产品或者服务的时候，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生产的一些东西、传播的一些东西，是由文化所展现的生活方式，整个社会越来越进入到一个文化软实力、软性价值来驱动的时代。 中国其实在品牌上差距非常大，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关于品牌的评价，Interbrand和BrandZ，中国有一个，一个是在香港上市的友邦保险，为什么Interbrand和BrandZ有两个呢？中国进入到这个里面的只有华为和联想，BAT因为腾讯在BrandZ已经排第八名了，他的业务发展和形象跟美国的差距非常大，美国现在经济的产出大概占全球22%，但他的品牌占全球的半壁江山。 第二个，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全世界最大的媒体中国有3个，他们的业务基本上在中国，美国有20个，而且最重要的比如说谷歌、迪斯尼类似这样的，全部是在全球去发展的，第三个，从营销传播的角度，全球五大的营销传播的集团我们中国是一个都没有的，待会儿京东金融的严总也会来演讲，中国在品牌塑造、品牌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差距，综合起来我们的品牌差距很大。 关于品牌的作用，我们看BrandZ的调查，其实完全跟品牌价格无关的决定因素只有4%，真正的决定因素都跟品牌和价格有关，品牌的作用占86%的权重，而仅仅是因为价格只占到40%，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很在意这个品牌能够带给他们的一个长期的承诺。 刚刚吕女士讲到了一些投资的回报，我们来看BrandZ的投资回报。BrandZ里面，品牌价值最高的公司你去买它的股票，从长期来看它的回报也是会远远超过标普500、超过MSCI，换言之就是说，如果你去买了这样的公司，最后你自己的回报长期来看也会是非常非常好的，这都是有价值的品牌能够带给我们的。 从20世纪来看，就是这样一个把品牌当成一种识别，到最后把品牌当成一个包含属性、利益、价值、文化、个性和消费在内的整个系统。所以对于品牌从最早的，就是一个区别于别的产品和服务的视觉识别的标志，最早品牌的发端是跟宝洁公司的肥皂是分不开的，所以有了这样的标识，最早是标识。后来就会变成说用户感受、消费者感受的总和，奥美后来提出的“品牌管家”理论360度传播的时候，这个观念就扩散开来。 再往后，品牌变成了一个利益相关者的总和，你的供应商等等跟你都有相关性，乐视为什么出问题？乐视出问题是因为供应商的危机爆发了，乐视并不是说因为消费者对他的产品不满意，而是供应商不满意，最后我要发出我的声音，那你的品牌就跨掉了。 当然还有一个社会感受的总和，BP石油在美国的时候因为它漏油了，对于整个社会、对于这个环境出现问题，也是跟我们相关。最后你会发现，品牌慢慢的进阶成为所有跟你有关的行为都会影响到你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的认知。 品牌自身发展的逻辑就决定了品牌塑造，品牌传播过程中必须是全员的、必须是全程的、必须是全面的、必须是全时的。今天可能特别是在社交化的场景里面，可能这个公司人的一个牢骚、公司里面的一个投诉或者消费者的一个投诉等等，就可能变成滔天巨浪，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今天我们在21世纪讨论品牌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过去我们讲的品牌结构，那样一个模式我认为主导的方向都是走向杰出的品牌，所以怎么去塑造品牌？品牌怎么建立它的战略、它的传播？品牌延伸的时候如何不能过度，如果过度延伸品牌就会被稀释等等。其实是在过去的制造和提供一些特定服务的年代，其实最后它的导向就是这个品牌。 今天比如说像微信、比如说像支付宝、比如说像小米，这类的产品它跨了很多服务的类别。在去年的“双11”，类似小米这样的在很多个类别里都是top10、top5，甚至是数一数二的。这样的品牌以前我们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以前认为一定要有相关的多元化，比如说丰田你的发动机技术好，你做除草机可以，做摩托车可以，做汽车可以，这个我认，我觉得这个品牌接受。但是你做一杯饮料我就觉得怪怪的，我甚至会联想到汽油的气味，会坚决的排斥，在过去的那个年代认为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在今天你为什么可以接受小米呢，做手机的你干嘛接受它的充电器呢，甚至它的拉杆箱也会接受呢。这些超级品牌背后的决定因素不再是原出产品的知识所带来的东西的，而是它的品牌带来的，消费者就是喜欢，可能最后没有特定的理由，就是我喜欢。我喜欢就决定了你品牌延伸的边界，所以超级品牌跟杰出品牌他们之间在相互的交叉，这是21世纪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很大的品牌研究的非常前沿的课题。 同时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就是所谓新潮品牌。在座的如果有同学经常去参与一些网红餐厅，去尝试在社交场景里，随机购买的产品，这就属于新潮品牌，新潮品牌将来并不一定能够变成杰出品牌，但是对于很多现有的大品牌有很大的打击的作用。因为今天很多的场景也不需要一定要到百货商店里去买，可能就是在朋友圈里就已经下单了。所以新潮品牌的产生，速生速朽，也能对原有的品牌产生很大的作用，使得原有的品牌总会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已经落后了、已经不再年轻了，所以它要不断的革新。就像前几天可口可乐发了一组跟国际反同性恋，恐惧症的，在过去我们是不可想象做这样的东西，但是今天它必须要这样的东西才能对应整个时代的新潮感。 第二个品牌环境也变了。品牌环境变成realtime，DIYsocial，变成全连接时代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对于品牌来讲杀伤力非常大，也可以看到很多优质的品牌，就因为一个小小的星火，蔓延出很大的像烈火，都有很多的案例。 今天在中国的品牌环境80、90、00后三个代际5.5亿人口的决定权越来越大，因为在社交的环境里他们更加的活跃，他们更加愿意讨论，这是对今天的很多品牌非常非常巨大的挑战， 第三个从品牌关系的维度，过去考虑的更多的是消费者。但是现在你要去考虑利益相关者，甚至要考虑广义的利益相关者。你会发现今天的很多的讨论，比如说最近的关于华为联想的讨论，你可能不是它的消费者不是它的用户，但是你也参与进去了。今天这个时候21世纪品牌的主导性的方向就是要在所有的触点去传达有效的信息，并且把他们整合起来进行传播。 最近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很深，为什么Win10的发布不像以前要放到悉尼、东京等等，而是要放在肯尼亚的一个乡村。因为微软的工程师可以在那里利用电视机频道的剩下的一些带宽去传达信息。这个东西他认为更接近品牌的本原，就是要赋能给那些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更稀缺的资源。所以我就不去那些高大上的地方了，从某种意义上，核心的东西讲的就是你企业的形象最后会回归文化。 中国金融品牌规模很大，利润很大，服务能力其实也不错。因为我们的服务无论是像京东金融这样的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服务的响应都很强。科技的便利性，而且在社会关怀上的CSR方面的努力都很多。但是中国的品牌还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行业认知上还有很多的包袱，大家总觉得暴利、高薪、锦上添花等等，行业的政策和体制的束缚，很多金融机构的首长们都是两年换一个单位，三年换一个单位甚至跳到竞争对手那里去，它跟其它很多行业不一样，再比如合规、市场的波动，市场的波动可能你选择了一个企业的，因为对它的品牌的信赖选择了它的产品，但是也许它的一支基金表现不好你就抛弃它，市场的波动又会对品牌构成很大的挑战。 最后，大量的金融机构我觉得都没有把品牌当成战略性的资产，因为所有人都谈收益、政策、利率这些东西，在品牌方面都没有系统化的管理和创新。 我觉得金融行业要建立它的品牌首先要考虑价值观，然后要系统化整个理念，要有整个战略的定位。从总体的公司层面再到品牌的人格塑造，到所有的产品线，然后是信任、尊敬、钦佩和好感度，波士顿的商务研究所他们会用维度去界定你建立品牌的方法。 当你建立你的品牌以后，核心要问什么样的问题呢？会不会买这个产品，会不会传达关于这个产品积极的声音，会不会推荐这个产品，会不会信任它是在做对的事情，等等，它是有很多这样的指标去证明的。 最后我相信，德鲁克讲的这句话，对于今天的金融企业来讲觉得是特别适用的，就是企业必须在企业本身之外，必须在社会之中，因为你是社会的一种器官。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毛志荣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图为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毛志荣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毛志荣：大家下午好！我把自己对实体经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做分享。 资本市场，说到底主要是面对两个人的事，一个是有钱人、有资本的，一个是需要钱的人，通过市场把他们连接起来。实体经济跟资本市场的关系这里不需要多说了，资本市场要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我们再讲改革开放，十八大说了资本市场要开放，十九大继续说了要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的开放，所以开放是一个重大的政策。 我们现在回头来讲资本经济跟市场密切相关，能够为企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资本市场，有钱人，需要钱的人，具体表现为投资、融资，也就是两个动作。围绕着投资交易一个维度，还有一个融资的问题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投资交易，和易所非常相关，跟中介机构也非常相关。投资的需要、交易的需要，我们怎么看，有什么大的需要。大家知道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人民非常有钱。今天在座的包括我今天我站在这里，我们比我们的父辈都有钱。可能今天在座的很多人赚的钱自己觉得还不够多，但是比你父亲比你爷爷赚的钱加起来还要多了。中国老百姓的钱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中国居民可投资的金融资产大概有250多万亿，1000万以上的高净值人群，经咨询机构的调研，已经超过了180多万。它大概可投资的钱是多少呢，做一个简单的数字计算，大概已经达到了18万亿。如果说你问他，你说你大概会投在哪里，这些调研机构发现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些高净值的人群，这几年已经超过一半的人说我要考虑跨境配置，需要在这里面投资交易。 中国老百姓，绝大部分的钱在银行里。中国的银行里的钱比证券市场的钱要多很多，发达市场的比例大概是1：1，这时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你有很多钱但是在银行里。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了非常英明的政策叫鼓励发展直接投资，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大家想想看，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去年的10月份大家看一下直接融资比例在社会总融资额当中大概是多少，6%不到。所以直接融资股权的、融资债权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很多的路要走。所以有很多证券市场的产品有待开发，还有更多居民的资产配置需要做跨境的安排，这是第一个投融资的咱们讲中国居民的钱多带来的需要。 第二个讲企业。现在有三、四千家上市公司在A股上市，这些上市公司也募集了很多钱，随着企业的升级换代，业务的国际化，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做跨境并购，这里就不展开了。但是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咱们在实体经济里，跟投资交易有关的，跟我们的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就是大宗商品的标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大家知道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生产资料大宗商品的消费国，同时也是最大的进口国。大家看一下，这些大宗商品领域我们中国是最大的量的制造者。但是我们在国际上不是价格的决定者，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如果说以前你在生活中你说我多买一些，你说买一个老板是一个价，多买一些我可以跟你谈个价。但是我们是最大的，我们是量的制造者，但是我们不是价格的制定者。举两个例子，比如说农产品，糖，我们每年的净进口大概是15亿美元。我们在郑州有糖的期货，糖的期货的交易量是美国洲际糖期货交易的两倍。但是在进口糖的时候你说我六个月以后交割的糖，是以什么价格，不是以郑州的糖，是以洲际交易所的。上海铜的交易量比香港交易所下属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伦敦交易所的交易量也是两倍多，全球范围内用的价格的标杆是什么，那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 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价格标杆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投资者并没有去参加，中国的用户并没有全面的参加，这些价格是在国际上形成的。 未来相信在这个领域通过我们说的走出去、请进来，中国的市场在大宗商品的定价领域会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这是投资交易领域。 那融资领域是什么样的情况，1993年香港开启了内地企业去香港H股上市的历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当中，香港市场为内地企业提供的融资超过了5.6万亿港币。所以香港市场是内地企业融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香港市场也是内地企业海外上市的首选地。但是今天展望未来，我们对企业的跨境融资面临着怎么样的新的需求，这里我不一一展开，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是新经济领域企业上市的需求。 前面几个演讲嘉宾已经说了新经济里有很多的特征，有一些的融资，有一些企业需要的投资者把钱放在里面的时间更长，有一些要求更为特殊。 最近香港交易所推出了针对新经济的企业上市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面对新经济向下一些企业比方说生物医疗科技还没有收入的企业能不能上市。还有一些企业新经济向下有些创始人他在企业当中起到了灵魂的作用。什么叫灵魂的作用？就是投资方有人说如果你不是这家公司的老大，如果你不在公司的话，我这个钱是不到这家公司的。这说明什么问题？除了资本在说话之外，还有这个人的脑袋瓜也在说话，他的想法也在说话，他的想法也在为企业的未来的发展商业模式，赢利的状况说话。所以我们有新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已经实施，上个月4月30号，满足这些改革条件的企业，可以提出申请，这是我讲的投资跟融资两个领域里的我们的考虑。 最后一点，大家说了跨境，投融资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那做起来有没有困难，有没有挑战，有。两大挑战：第一个风险，十九大以后金融工作会议等等都谈了进市场的风险，怎么样控制风险。会不会引入新的风险，等等一系列的，风险的考虑；第二个，毕竟制度还是不一样，中国的资本市场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使中国资本市场已经长成了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中国的资本市场在有些领域是非常的先进，有些领域是跟全球是非常的不一样。那你怎么办？又要防范风险，又要开放，又要面对制度的不一样，这里给大家报告一下2014年的11月17号香港交易所跟上市证券交易所开通了沪港通，2016年的12月5号深圳股票交易所开通了深港通，去年7月份我们开通了债券通。在面对控制风险的大的前提下，在面对制度内地跟国际市场制度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金融基础设施，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的连接，使两地的市场，使中国的市场跟国际的市场有机的联系起来。 目前开通三年多，运行非常良好，我们说的是叫平稳运行。展望未来，在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过程中，我们在香港交易所将做更多的尝试，把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金融基础设施连接的尝试能够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大，能够在风险可控、安全有序的前提下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跨境的投融资服务。 谢谢大家！[详情]

　　新一轮对外开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 在新一轮对外开放配套政策接连出炉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多国与地区的金融机构已争先表达在华新设机构或增持股权的意向。 近期部分外资加码在华投资信息 4月27日，上海保监局批准英国韦莱集团控股的韦莱保险经纪公司变更经营范围。 4月28日，法国欧诺银行和光明食品集团等拟共同设立上海光明欧诺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4月底，汇丰银行（中国）决定申请第三方资金存管业务，而约旦阿拉伯银行总行更是直接决定设立上海分行。 5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批复同意工银安盛人寿公司发起筹建工银安盛资产管理公司。 5月4日，富卫人寿保险（百慕大）公司等向中国银保监会提交了筹建富卫人寿保险公司的申请材料。 5月8日，野村控股株式会社等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设立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的申请材料。 5月9日，德国安联保险集团总部决定在上海独资设立安联（中国）保险集团公司。 5月10日，摩根大通向证监会提交申请设立并控股合资券商。 是的，金融业对外开放速度超乎你的想象。此刻，中国金融监管层在对外开放方面的举措与表态，都会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 19日，在“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就表示：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仅要引入“活水”，也要过滤“污水”，引入的外资机构必须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充足的资本实力。他还强调了金融业对外开放要秉持的三原则。 陈文辉指出，“对外开放不是‘一刀切’，也要讲互利互惠。那些赞同开放、支持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就能从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开放的成果中受益，那些惧怕开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只看重短期的收益，长期的竞争力一定会受损。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我们一定要倡议开放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狼又来了？监管回应：管控得当，好处远大于风险 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潜在风险是绕不开的话题。 市场上就存在这样的担忧：“（进一步的开放）对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形成冲击，加剧行业竞争压力，比如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业务和客户层面的竞争，对于中小金融机构的收购与兼并。” 今天，监管对市场关注的潜在风险做出了回应。陈文辉表示，推进开放工作的过程中，业界和公众关切开放的潜在风险。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开放才能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中国加入WTO之初，银行和保险业的基础还非常薄弱。因此在加入WTO之时，很多人都比喻‘狼来了’，担心中国能不能经受住对外开放的考验。”陈文辉说道，事实证明，我们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还不断地发展壮大。 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新的产品服务和经营理念，还“以外促内”，促进中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公司治理、业务经营、风险管理等多方面有显著地提升，带来了中国银行和保险行业整体的长足发展。因此，实践证明，只要管控得当，对外开放对中国的好处远远大于风险。 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增速较快 那么，外资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在华发展情况到底怎样？ 数据显示，银行业方面，截至2017年末，共有外资银行业营业性机构209家，外资银行总资产3.24万亿元，同比增长10.76%；2017年全年外资银行净利润146.46亿元，同比增长14.59%。保险业方面，共有外资保险业营业性机构71家，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3%；2017年全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2140.06亿元，同比增长35.7%。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外资金融业在华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资银行业和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外资机构的市场份额却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 陈文辉透露，数据显示，至2017年末，外资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重仅1.32%。而不论在英、美等发达金融市场还是在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外资银行资产份额均超过10%。与此同时，外资保险公司的总资产份额和保费收入市场份额分别为6.71%和5.85%，也维持在较低水平。 当前，我国银行业按总资产规模已居全球第一，保险业按保费收入已居全球第二，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有4家来自中国，1家中国保险公司也就是平安保险公司，作为新兴市场唯一代表进入全球九家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之列，其它的八家都在欧美。  要引“活水”滤“污水” 对外开放并不等同于一放了之、对外开放不是毫无管理的敞开大门，而是以配套机制和制度建设来取代数量性的限制。 陈文辉强调，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引入“活水”，也要过滤“污水”，引入的外资机构必须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充足的资本实力，双方监管机构保持了良好的沟通。 那么，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将把握哪些原则？陈文辉指出： 一是要把握扩大开放和防范风险平衡的原则，完善监管规章及配套制度建设。 当前，银保监会正在进一步修订完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配套制度，并在加紧制定出台关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保险代理人等一系列新的监管配套制度。 同时，我国正在自主推进的保险监管制度体系——偿二代建设，已在全球与美国RBC标准和欧盟偿付能力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并向亚洲国家和地区推介。 金融监管法规也将和国家经济安全制度做好衔接，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做好配套制度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是坚持稳妥有序、平等互利。 金融对外开放部分措施可以先试点再推开，“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的理论和制度优势，相关改革措施要谋定而后动，一旦时机成熟就坚决推行。 同时，我国对外开放还必须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开放不是“一刀切”，也要讲互利互惠。那些赞同开放、支持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就能从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开放的成果中受益，那些惧怕开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只看重短期的收益，长期的竞争力一定会受损。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一定要倡议开放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是补齐监管短板，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银保监会将始终坚持“监管姓监”，坚决落实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各项要求，有效解决金融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逐步建立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持“严”字当先、敢于亮剑、敢于碰硬，坚持严罚重处，始终保持整治银行保险乱象的高压态势，扎紧制度笼子，防止野蛮增长，为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详情]

　　周小川：金融要引入控制理论思维，达到金融系统稳定性 来源：OneTVChain 2018年是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促进金融稳定发展”为主题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周小川表示，金融要引入控制理论思维，达到金融系统稳定性。 图为：周小川现场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周小川：各位来宾，学校的老师、同学早上好，我还看到我们一些老朋友包括匈牙利央行的行长。今天做这个主旨演讲当不上，今年正好是全金融危机爆发的10周年，这个是从雷曼兄弟或者说两房和雷曼兄弟事件算起的，如果要是从次贷危机还可以更早一点。10周年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些题目。 我个人从中央银行行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到现在才2个月，太敏感的题目没有决定的题目讲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借今天会议的题目和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这个机会讲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经济分析和经济观察，以及政策应对方法论上都有哪些需要思考的内容。 准备的不充分，但是也是出一些题目，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我们要观察一下在这10年中我们经济研究、金融研究方面以及政策制订方面，在哪些方面有所推进，哪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第一个问题，在金融危机刚一爆发，金融界和政策界就结合其他学科研究并应对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问题，说到稳定性问题大家也都知道，从2008年底开始，就开始逐步推出顺周期问题，逆周期的措施引进，最后形成的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就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逐步形成出台以后，又进一步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增加了逆周期调节的要求，又在2014年在G20峰会上引入了总损失吸收能力这样的措施，都是为了增强系统的逆周期性。 这种研究系统稳定性的做法，从一开始实际上就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经验。这些题目在清华讨论特别有意义，因为清华更容易综合各种不同的学科，特别是数理和工程方面学科。 一个学科就是控制理论，控制理论直接研究系统的反馈特性，研究系统的稳定性，研究控制变量怎么确定，如何应对系统中所产生的脉冲干扰，这显然是很直接的。 再有一个就是控制论，控制论的角度不仅研究了控制理论的内容，更包括了通讯是怎么产生的，同时扩展到人类、动物以及其他生物界在这方面的响应机制，但是中间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研究反馈系统。 再一个就是电子工程，电子工程特别对反馈系统有所研究。 为什么提这三个学科，确实是2008年第四季度讨论危机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应对过程中，在国际上最核心讨论中大家都引用这些知识，当时讨论的时候中国方面在国际清算银行和IMF的讨论，我们明确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和金融市场有一些活动有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比较冷门的衍生产品脱离了实体经济，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些环节容易大起大落，第二个就是经济系统金融市场系统中的正反馈特性过为突出，也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股价也好盈利也好，评级也好，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一出了问题的时候就有很多落井下石，这是典型的正反馈特性。 后来也有很多不同的学者和官员都在这方面做了发言写了文章，所以把纠正经济和金融市场系统中过渡的正反馈特性更多引入副反馈环节，作为金融系统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被取得共识。 在这个之后，也有一个问题，好多人他不熟悉刚才所说的那几个学科，所以他们对反馈环节这个词略微有一些生疏，另外就不太了解什么是正反馈什么是负反馈，有的人觉得好像正的东西都是好的，就像说正能量，所以是不是负反馈不好正反馈好，有些人不明白，2009年春夏天的时候呢，由国际清算银行正式引入了另外一种比较好懂的说法，就是所谓的顺周期性和逆周期性。 这个做法最明显的就是在系统中引入资本缓冲，要减少对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这类措施有一大把，都是建立在减少正反馈增加负反馈特性[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学讲席教授、院长助理田轩出席论坛并发布演讲。 图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学讲席教授、院长助理田轩 田轩：论坛的主题是“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我想我分享的主题是专注于创新，也就是说资本市场怎么能够帮助、能够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有一家媒体曾经给他的读者做过一个调查，问他过去150年你认为最大的创新是什么？不是智能手机，也不是电灯泡，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抽水马桶，人以食为天，把东西吃进去了，最后总得出来。抽水马桶的发明确确实实大大的提高了卫生的水平、降低了传染病率、延长了人的寿命，所以它被认为是近150年来最佳的技术创新。可以说我们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取得了非常多的重大的创新成果，比如说中国已经进入高铁时代，中国的高铁大家都知道，非常便捷、非常高效、非常舒适，我在美国工作、学习十几年，可以说美国的铁路跟中国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欧洲的铁路也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创新，像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天宫2号等等，我们国家有一系列的创新政策，比如像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供给侧结构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等，我们也客观上看到了，这个红线代表的是中国的专利水平，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几乎从零做起，在过去二三十年来一个指数级的增长，2015连的时候我们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所有国或者专利的拥有国。如果我们仅以专利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创新水平，毫无疑问中国的创新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的最高峰。 但是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是研究技术创新、研究金融和创新的关系，我自己专门去研究过中国的专利，可以说我们国家的专利水平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如果我们以引用指标来衡量专利的创新水平的话，我们的国家绝大多数专利几乎是零引用，甚至前几个月大家可能在微信上也看到了，我们国家还有那种一个发明的新的专利，怎么去治雾霾呢？我们找1千个人拿一个小扇子朝一个方向扇就可以把雾霾扇走了，这个是在我们国家专利局真真正正的申请了专利，我们国家的专利水平还有待提高，虽然我们的数量已经提高了，但我们的质量还有待提高。 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这么难？我们知道创新一个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国家，横轴代表的是探索的过程，纵轴代表的是回报，假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了一个局部的高点，大家看那个局部的高点，现在问题就是，我是不是要继续探索，我愿不愿意往下走一步？我在这个局部的高点不知道未来下一步会走到哪一步。如果我稍微从这个最高点往前走一点，我就发现我的回报可能会更低。现在的问题是我还愿意不愿意再往前走，也许需要走很远，探索很远我才能走到那个最高点。未来是不知道的，它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去激励创新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学术研究也发现，如果我们用传统的那种业绩这种表现来激励创新，这个是没有作用的，是没有办法激励创新的，因为创新是一个漫长、是一个充满了挫折、充满了失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如果用短期绩效的这种合约来激励发明者、来激励科学家、来激励研究者去做创新，是无效的。 今天我的分享主要想从几个方面来探讨如何激励技术创新。这里边每一个要素都是基于我和我的团队非常严谨的学术研究做出来的，我会提四个重要的要素：第一，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第二，一种展现的创投组织形式；第三，“不太积极”的二级资本市场；第四，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 第一，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我们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一个创业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我们现在大家关注的都是中国三千多家上市公司、美国三千多家上市公司，这些庞然大物，但是在每一家公司走到今天其实都是从一个、两个人，一个崭新的创意慢慢发展起来的，在他们背后有几百万、上千万家这些创业型的企业，绝大多数的企业都要走过这样一个周期，在很长一段时间那条黄线代表的是他的收入，也就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些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都是要烧钱的。他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投资人来给他提供投资，就像刚才唐总提到的FFF，然后慢慢开始有天使投资、开始有加速器，开始有VC的投资，慢慢发展起来到后期的投资，然后到上市，所以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极其漫长的，失败率极其高的。我们会看到很多成功的创业者，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创业就能成功，很多是连续的创业者，他可能到第二次、第三次才能够有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想激励创新，要想激励他不断的去试错，不断的去发现一个新的技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甚至一个新的产品，我们需要对他失败采取一种容忍的状态，而不是说他一失败我们就立刻给他判死刑，再也不给他融资、再也不给他融资或者再也不相信他的商业计划书。 有一组数据，美国初创企业占15%，27%在第一年倒闭，中国的中小企业平均投资不到7年，绝大多数企业创业初期都死掉了，中国每分钟诞生8家公司，失败率高达80%，平均寿命2.5年，大学生创业失败率高达95%，如果一个年轻人创业100家有95家都是要死掉的，我们对他应该什么态度？这个其实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创业和创新，通用之父也提到成功和失败的问题，失败是可以的，而且我鼓励我的员工去失败，只有在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我才能够去激励创新。我和我的合作者王教授一篇论文也发现，风险投资他的失败容忍度比较高的时候，他支持的企业在上市以后他创新的水平会来的比较高，就是对失败的容忍是能够激励企业创新的。 第二个元素，崭新的组织形式，就是企业风险投资，这个在过去我经常强调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创投组织形式，叫做企业风险投资。我们先做对比，传统的风险投资它的核心是一个有限合伙企业，从他的有限合伙人LP那儿去融钱放到资金池里面，由GP来管他的一个一个项目，这是传统的风险投资。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种崭新的创投组织形式，就是企业风险投资CVC，CVC在资产端是一模一样的，他投的都是那些早期的创业企业，但是在资金端和传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资金来源是他背后的母公司，所以看到这里大家就大概能够明白我们所说的CVC和传统意义上的独立的风险投资重要的区别是，他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他是要依托于他背后的一个母公司，就是一个非金融类企业设立的风险投资基金，通过他的附属机构来进行风险投资。美国的风险投资源于上世纪40年代，他第一次CVC大概在上世纪60年代左右，现在美国做的最好的CVC，像因特尔、谷歌、微软、戴尔等等都有他们自己的风险投资。 中国发展的也很迅速，我们有后发优势，大概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慢慢发展起来，包括像腾讯、阿里、百度、复兴、联想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CVC基金，CVC和IVC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VC是以盈利为目的，他投资最终的目的是考虑他的财务回报，他能赚50%的回报他绝对不会去赚49%。但是CVC是不一样的，CVC的主要投资目标是以战略考量为目标，是为了他背后母公司进行战略上的布局，可以是上下游产业链的布局，可以是我想进入到一个新的行业的布局，他在为他的母公司进行战略的考量，所以他的财务回报并不一定是他唯一的考量，而且他很重要的特点是，他使用他母公司自有的资金，所以他背后的母公司能够源源不断的给他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支持，而且他的存续期超常。 大家知道，美国一般的一个风险投资他的存续期是10+2，就是10年一定情况下可以延长2年，我们国内非常段大概是5+2，即使10+2，他在投资一个项目的时候总有基金到期的时候，但是CVC和IVC是不一样的，因为依托于背后的母公司，只要背后的母公司还在，只要微软还在、只要阿里还在，他就可以一直在这个项目持续投下去。所以因为他的投资存续期非常非常长，他就可以支持那些处于早期的企业，然后慢慢一点点的去培育他、去扶持他，让他慢慢慢慢的发展，能够容忍失败，能够激励这些企业进行创新。 其实说白了CVC本质上我们叫做综合体，综合了大型企业通过研发中心进行创新，和传统意义上IVC通过投资创业企业来进行创新，所以CVC有很多的优势，比如说他有很强的技术资金的支持，他背后的母公司可以提供技术的支持，他有很多战略性的考量，他能够有市场和政策的预测，同时他对风险、对失败有高度的容忍性，所以CVC相对于IVC是能够支持技术创新的，就是我们在发展一级市场的时候应该关注CVC。 至于二级资本市场，我这里有一个“不太积极”的二级资本市场，里面有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反收购条例。2016年和2017年的“宝万之争”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是给我们全中国一个非常好的公司治理的教育，大家知道公司治理有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内部治理像董事会、高管的薪酬等等，但是外部治理就需要一个非常活跃的控制权市场，时时刻刻有门口的野蛮人觊觎你的公司，如果你的高管不作为他们就可以进来把你的高管换掉，正因为有时时刻刻在门外关注你的野蛮人，公司的高官才不敢懈怠、才努力的工作，这是非常好的方式能够促进企业外部的公司治理。 但是当我们说到创新的时候，当我们要激励创新的时候，创新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投资，在短期内看不到他的业绩表现，甚至短期内因为你大量的投资，你短期业绩表现可能是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太希望有那些门口的野蛮人。我们希望把真正做创新的那些高管要保护起来，让他们能够专注于企业长期的投资和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的很多的公司，像谷歌、脸书采取了AB股的形式，包括像阿里远赴美国上市，也是要保证AB股的形式，就是要保证企业掌握在创始人的手里不受资本的干扰。 我和我的合作者发现，公司如果它的董事会，它的股东大会投票通过了减少一个反收购条例的情况下，它的创新水平会减少9%，它的创新的质量会减少4%，它背后的逻辑就是当这些高管没有被保护起来的时候就会担心受到短期资本的干扰而不会进行长期的创新，所以这是短期和长期的重要的矛盾。 第二个要素股票的流动性。股票的流动性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等等。但是当激励创新，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高的股票流动性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当股票流动性非常高的时候可能会吸引那些快进快出的短期的机构投资者或者是短期的散户，他们不理解企业在做什么，他们只是想去换取短期的回报，这些快进快出的投资者可能会给高管造成短期的业绩的压力，而使他们忽视长期的技术创新。在我另外一篇paper发在《JournalFinanceEconomics》文章上，我们其实利用美国2001的百分位报价，原来我们的报价是1/16从2001年开始用1/100，也就是说可以以分的报价来做一个研究，外向研究当股票流动性提高很多的企业，其实它的创新的数量会降低17%，创新的质量会降低11%。 第三个要素就是长期的机构投资者，就像刚才嘉宾所提到的，创新是需要长期的投资，很多的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可能专注的是短期的回报，可能关注一个月一个季度的回报。我们需要的是长期的机构投资者他们能够选择非常好的创新型的企业，他们能够很好的监管它，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告诉管理层怎么做，同时减少管理层的职业风险，因为他非常紧密的和管理层合作，完全知道管理层在做什么。当有人质疑管理层的时候他就可以给管理层进行保护。这个公司要进行非常原创性的创新，也许短期的业绩不会非常好，但是它未来的发展一定会非常好。 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对冲基金，通过对冲基金长期的干预通过几个渠道，比如说可以收缩企业比较低效率的创新，可以重新配置科研人员，可以进行专利交易把那些不是很好的专利卖出去，也可以通过管理层的变更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这也是我和我们另外三个团队，我们马上要发表上《JournalFinanceEconomics》的论文。蓝线代表的是有对冲基金干预的企业，在干预之前他们的创新水平是在下降，而在干预之后它有一个明显的V型，它的创新水平是在提高的。 最后一个要素就是分析师，我们一提到卖方分析师我们都觉得他们非常的好，非常紧密的追踪企业，他来研究企业的信息，财务报表，然后他们也能减少信息不对称，能够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甚至在美国很多的企业的财务的丑闻，财务的造假都是这些分析师发现的。但是当我们提到激励企业创新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喜欢那些分析师，我和我的合作者在2013年的论文里发现，这些分析师太关注于企业的短期业绩，他们经常会给企业设定下一个季度你的收入的目标。很多的高管就会受到这些短期的收入目标的束缚，他们总是有压力，总是想实现短期目标。最右边这个图，微软公司的收入目标，每股赢利原来预测是每股六毛四，但是它只做到了每股六毛二，其实只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价大幅度的下跌。高管非常害怕它的每股赢利或者是业务指标没有达到分析师的预计，他们的报酬机制和公司的股票高度相关的。当公司少掉一个分析师，有一些外生的冲击，当公司少掉一个分析师追踪他们的时候，他的创新的数量增加5%，创新的质量增加8%。 最后一条，就是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我们知道要激励企业创新它是一个宏观的政策，宏观的政策需要很多的稳定的导向。去年特朗普上台，大家都在讨论，有各种各样的不切实性，政治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贸易风险等等。在衡量政策不确定性里，我们有不同的指标，各种各样的黑天鹅事件也导致了政策具有不确定性。我和我的三个合作伙伴，我们2017年发在GFQA上的论文，我们在研究到底是政策还是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企业的创新的影响。结果令我们非常惊讶的发现其实政策对企业创新没有什么影响，也就是说你的政策稍微偏左一点或者是稍微偏右一点，企业家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他可以调整他的投资决策来适应政策。所以偏左和偏右一点对于企业的创新是没有影响的，稍微政策偏左偏右一点或者是中性，对于纵轴式企业创新的增量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真正对创新有非常负面的影响是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当企业家们不知道下一年你的政策是偏左一点还是偏右一点的时候，这些企业家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减少他对创新的投资。所以我们看我们用三十多个国家的数据来看，当没有大选的时候，创新的水平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当下一年有总统或者是议会大选的时候当政策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其实对企业创新是有很强的负面作用。 总结一下如何激励企业创新，需要容忍失败的文化环境，需要一种崭新的创投组织形式也就是所谓的CVC，需要不太积极的二级资本市场，同时也需要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如果大家对这个领域感兴趣，我马上有一本书叫《创新的资本逻辑》要出来了，会把所有的研究做一个归纳，六七月份就会面市，谢谢大家。[详情]

　　 新华网北京5月19日电（闫雨昕）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于5月19日至20日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办。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在论坛上表示，当前面临的冲击包括网络、信息和数字技术对金融业构成了系统性冲击，和金融要素新业态对整体的金融供给造成的冲击。 陆磊表示，事实上技术、网络平台和数据分析都已经渗透到了金融业的各个层面，比如说数据技术用于KYC，人工智能用于远程开户和产品组合，区块链用于交易流程，流程自动化用于降低操作风险。“因此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任何监管都无力拒绝新技术在被监管领域的运用，只要其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原始动因和现实可能。”他说道。 他指出，尽管监管依然存在，但是金融中介和信息中介之间由于金融冲击变得日益模糊，使实质重于形式，金融消费者保护等基本理念和逻辑的正确执行变得成本极高。 第二种冲击，就是技术可能对金融业造成的冲击，由此可以看到金融要素新业态对整体的金融供给造成的冲击，由此形成了对经济行为的一系列的供给冲击。 他具体阐述道，一方面，根据推演，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关系从上一轮创新当中的直接融资发展所导致的金融脱媒，逐渐演变为收益更薄但势必要求垄断性更强的数据集中性中介。例如，一些货币市场基金迅速在总规模上超过了以零售业务为代表的大中型银行的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另一方面，普惠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正被市场所重新定义。原本被正确金融机构排斥的客户获得金融服务，实际上是微观用于教科书在宏观当中特定的完全价格歧视，及指导的消费者对任何产品所需要支付的所喜欢支付的最大货币量，并因此决定其价格，从而获得每个消费者的全部消费者剩余。 “这存在极易为人忽视的风险，金融行业与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一次性买卖不同，一旦把价格打足之后将必然面临重定价风险，假定基准利率是波动的，对于整个行业是致命的，因为这将使金融体系缺乏韧性。”陆磊指出。[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汉富控股董事长韩学渊出席论坛并演讲。 图为汉富控股董事长韩学渊 以下是嘉宾演讲实录： 韩学渊：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主办方对我们的邀请，这个时间段都比较困了，我讲讲自己的故事吧。我是1996年大学毕业，1997年加入到证券的行业，资本行业，走到今天21年了，我闺女才15岁，对证券行业感情是很深的。刚才黄主任讲证券28年的发展史，非常有感触。前一阵我们集团公司也正式收购了“老八股”里其中一个股票，应该是昨天的深圳交易所正式批准我们集团公司会成为“老八股”其中一个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我大概一个月以前去去深交所，当时上市之前有一些问题要回答，他们带着我参观了一下整个交易所的发展历程，我感受很深。看到了最早的红马甲，那个报单，股票交易最早的非常的原始的那些交易的状况，看到了最早的一级半市场，很多中间人用一麻袋一麻袋的身份证做一级半的交易。看到了2005年开始的股份制改造的场景，刚才黄主任也提到我们在06年之前其实我们的证券市场80%的股票都是不能改易的。法人股不能改易，不能流通，所以在06面之前中国证券市场没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没有创投基金，因为你拿这个基金投完之后无法退出。所以我们那时候海外的证券市场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美元基金进入国内，投了风投。最终去美股和港股去上市了，非常多的一批企业，像百度、新浪、搜狐这些公司都是最早的一批。 走到今天交易所参观的时候看到的点点滴滴，28年的发展的速度和历程，非常的让人振奋。中国不但是现在第二大的经济体，我们的证券资本市场也是全球第二大的。我们走过了28年的发展我们未来会怎么样呢？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对未来的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想法和观点。 一个资本市场是不是做得很好，或者说是不是会变得很差。我想是跟两个因素是有关系的，一个是长期因素，一个是短期因素。我给大家分享一下长期因素我的一些想法。 这是我整理的一个表，世界上从来没有青春不老的发展。总结发达的国家二战以后十四个相对比较快的经济体，他们经历到第四个十年的时候，经济都是快速下滑的，第二个十年和第四个十年的时候，这里面下滑比较多的是巴西和日本。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正在经历着第四个十年。 这是我做的一个比喻，什么叫GDP，GDP到底意味着什么，鲜肉指的是小年轻，有劳动能力的，每一年可能生产两百斤粮食的青壮年。这样的GDP计算和腊肉的指的是老年人充斥在一个社会中最终所带来的GDP的比较，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多的城市或者是经济体或者是国家，它的发展的动力以及后期的持续增长和老年人相对比较多，老龄化比较多的经济体的比较。 我们经过讨论，经过总结，人口是决定长期增速的唯一变量。这里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其实中国从2017年开始往后的二十年，都是我们的劳动力和小鲜肉每一年在减少的过程。上一个图给大家看了一下，这是一个对于GDP的比喻，但不完全的准确。所以我想长期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变量是不是你有非常多的劳动力人口，这是一个劳动力红利，中国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这种红利正在变得越来越少。所以说在经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发展是一个变缓、变慢的过程。因为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长期来看我们的发展是缓慢的，因为老龄化正在一步一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短期来讲政策影响总是在经济之前，我也总结了一下从2008年到2004年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行三会”，我们的央行在什么结点发布了什么政策导致了经济在什么结点有一个反弹。经济在什么结点有一个衰退。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2008年的十月份我们的四万亿降准、降息还有房地产降契税，2009年的3月份我们的经济出现了反弹。 这也是一张简单的图形，一个金字塔式的，在中国决定经济短期政策的到底是哪些部门，今天会议上有很多的领导、专家也是我们政策参与的制定者。右图对于每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季度的策略会，这些非常重要的会议决定我们短期影响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刚才我说了资本市场离不开长期因素的影响，就是经济是不是能得到优质的、良好的发展。短期会不会有特别多的政策会形成比较大的影响。 长期的判断经济发展是下缓，短期的判断我们来看我们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其实这个会议主要的关键字就是去杠杆，去资金池，脱虚向实。在会议之前其实我们在2015年的股灾应该是叫股灾，证券市场达到5000多点，接下来的一个月踩踏事件，大量的千股跌停的场面，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经历过。2015年之后到2017年之间我们在去杠杆去资金池。所以在2017年全国的工作会议上又再一次提出了，在座的各位也都知道这样的全国性的经济会议影响的是未来三年的风向标，非常重要。再看一下，从2018年、2017年、2016年连续三年，我说的我们在2015年、2014年的时候要金融创新，大量的证券、资管、信托、银行表外资金创新的产品和能力非常强，导致我们在2015年有一个非常好的股市表现。在出现这些问题之后，2016、2017、2018年政策是非常多的，都是跟我们的资金、资管和资本市场相关的、金融体系相关的一些政策。 刚才我做了一个分析，就是说宏观的长期的发展，中国是一个老龄化的，逐步在失去或者减少青壮年劳动力的一个过程，经济发展向缓，短期影响我们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我们的十九大都定了基调，未来至少三年强监管、去资金池、去杠杆的这么一个核心项。 我们回过头来到今天我们话题的主题上来，我们到底在未来的2、3年我们的证券市场、我们的资本市场能变成什么样呢？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最主要的一个话题。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的好和不好其实和两个因素有关系，一个是它的流动性，是不是有大量的资金可以进入到这个市场进行交易，另外一个，从资产端去看，所有的企业是不是盈利，有没有利润，就是每一年，2017年所有企业的利润增长和2016年去比，我们预测一下2018年和2019年的整个上市公司企业利润增长是不是能超过以前年度的。所以两个维度来评判证券市场、资本市场是不是非常好。 我们都知道2015年股票市场特别好，5000多点，那时候杠杆1：5、1：6、1：7，非常好，是什么导致呢？是因为流动性过剩，那时候资管产品是最多的、配置杠杆比例也是最多的，所以这是导致了我们在2015年证券市场特别火爆的一个主要原因。风险大于收益是代表我个人观点。 我们看一下，实际上2018年的时候故事很难讲下去了，不太容易讲，我这里面有一个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讲证券市场好、资本市场好，主要是因为你的上市公司、你的企业利润的成长速度非常快，我这里面有一个数据大家看一下，实际上在2015年的企业利润是1万亿，指的是国企的利润是1万亿，私营企业的利润是2.3万亿，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很有意思，我们国有企业的利润变成了1.6万亿，私营企业的利润还是2.3万亿，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并没有真正的让可持续增长的证券市场公司的利润得到增长，而只是我们在重组的过程中做了一些利润方面的改善、一些管制所导致的利润的提升，这是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机制、一个信息、一个数字。 另外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资本市场的盈利来源，第二个就是内生机制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都有利润成长，企业2017年几乎是没有增长的。还有一个是外延式的上市公司利润的成长，实际我们在2015年和2014年的时候是最多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金融创新多，很多的金融创新，我们有很多可使用的金融工具，上市公司可以随便发一个并购基金，我们的银行表外资金也可以大量的去支持这些非标的产品，非常的广泛。 走到今天实际这种红利也消失了，大家都知道，4月27日正式颁布了关于资产管理的新规，银行表外的资金进入到这种非标产品受到了一些限制，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在做这种所谓的固定收益类的这些备案工作也受到了限制。那就是说实际上在资本市场的红利，就是来源于外生的并购的红利和来源于内生的企业增长的红利都走到了一个节点，这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刚才我讲的是资产端的这些所谓企业红利的增长，我们再看看杠杆的变化。这里有一个数字，2016年我们的股票质押是1.2万亿，2017年股票质押是1.62万亿，这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这些股票质押实际上都是在最近的这几个月到期的，我看了一下大概都是在4月、5月、6月、7月。以前做股票质押的杠杆是很过的，可以做到1：3、1：4，新规出台之后只能做到1：2。对于股票质押在场内质押和场外质押的限制性条件又是非常多，股票质押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做收购兼并重组，做其他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这1.62万亿当然有些是国有企业、有些是到期可以来把这些资管计划解掉、把这些资金还上的。但是大量的企业到期之后，这些股票质押的杠杆资金是有短板的，这些问题怎么来解决？3000家上市公司之间至少有1000家上市公司有这样的问题，股票质押之后1.62万亿质押的这些资金的来源在哪里。 上市公司+PE的这种玩法现在也是走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原来上市公司收购其他的资产，很容易，由基金来出劣后，找信托、银行来配资，这种玩法非常普遍，也是大资管领域中间通行的一个玩法，国外也是这么玩的。现在我们的资管新规出来之后，对于金融机构的各项限制条款出来之后，下一步我们对于并购和资金层面的这些杠杆的资金来源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刚才从资金层面，就是在证券市场未来的至少2—3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政策变化的时候，流动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哪些新鲜的资金可以进入到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资金不能进来的时候，散户的钱可以进来，因为我们现在银行储蓄量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又遇到了一个瓶颈。所以未来的证券市场值得思考，现在实际上已经很明显了，看过去的两年里边，实际上在证券市场你做投资的赚到钱的不太多。 但是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我们看到好的股票特别好，大部分的股票都是45度角往下，跌破了2.15年时候8月份、9月份的价格。所以我想在股票市场未来我的想法，判断它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流动性变弱，内生的利润的预期变得很低的时候，投资的谨慎程度很高，投资的方向应该要经过更加严格的筛选。 债券市场也属于这个资本市场中间很庞大的投资市场，中国的债券市场实际上跟国外的不太一样，国外债券基本上和十年期的收益率是正向的关系，而2000年以来我们的增速达到13%，但国债的利率只有3.6%，这中间有很大的差距，里面到底什么原因，我也不讲。但是现在的监管想法是回归到实体经济，债券的收益率会逐步和十年期的国债有一个匹配的关系。 债券市场主要的投资人也是金融机构，就像银行、保险是主要的投资人，我刚才给大家展示了一下2016、2017、2018年这么多的新规，对于资金的使用上有很多的限制，债券市场也是一样，流动性会偏弱，交易的对手也会偏弱。 当然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今年还有一些比较好的投资机会，尤其明年，关于大量的不良的金融资产的处置、收购、重组，也会进入到非常高的一个时间段。证券市场，当然影响很大，还有房地产市场，关于资本新规，还有政策的限制，还有银行的一些监管政策，会导致我们在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还有大量的借贷市场，出现逾期和不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最后，新的监管新规是对于资本市场、对于证券市场、对于实体经济非常有帮助的，还给资本市场一个蓝天，让每个资产回归价值的本源。 谢谢各位！[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宜信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唐宁出席论坛并演讲。 图为宜信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唐宁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唐宁：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做大会分享。在新时代到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新经济。新经济有些什么特点呢？它跟传统经济很不同，传统经济类似于制造业、房地产，这样的行业与传统的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模式是非常契合的。项目周期相对较短，一两年、两三年就可以结束，就可以还本。而且现金流很好，每季度每半年可以付息，有实物资产作为抵押，厂房、土地。所以过去十年、二十年我们的传统经济其实与以银行为主的传统金融体系、投融资体系，是非常非常契合的。十九大讲，我们未来的企业、未来的经济将会是科技驱动的，创新驱动的。那么科技型创业企业，创新企业有哪些突出的特点？他们没有实物资产，更多的是无形资产，是数据是品牌。这样的企业，这样的新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全新的投融资体系，全新的金融的支撑，是以资本市场、私募股权等直接投资。如果新经济的这些商业模式必须要通过借债发展的话，那肯定有错配，因为科技研发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有极大的风险，双创企业从小到大必须有十年磨一剑的发展，与传统的银行借款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需要资本市场，需要私募股权，需要在投融资体系方面有根本的提升，所以我们用新经济定义新时代，呼唤新金融。 那么新金融有哪些前沿问题，有哪些我们工作之中感受很深的一些领域，在支撑着我们新经济的发展呢？一个就是市场化母基金在中国的崛起，大家看到最右边的是新经济有代表性的行业和企业：健康医疗、消费升级、金融科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业等等。这些新经济领域推动着我们下一个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其中的头部企业通过私募股权、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的方式成长起来了。那么他们的投资人是谁呢，是这些投资机构，这些投资机构面临着什么样的重大的发展瓶颈呢？缺钱，大家说中国钱很多，怎么它还缺钱呢，他们缺的是长期的钱，耐心的钱，需要等他们十年去创造价值，去帮助这些新经济头部企业发展的钱。而不是一两年、两三年的钱，不是固定收益的钱，不是每个季度都要利息的钱。所以虽然钱很多，但是长期的钱、耐心的钱需要更多，我们需要长期资本的注入。 那么长期资本从哪来呢？有这样的一种金融模式创新，现在在市场之上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是市场化母基金。母基金是这些一线创投的LP，母基金把钱给到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的是成熟的白马基金，有的冲劲很强。两三岁大的黑马基金，还有介乎黑马、黑马之间的斑马基金。不同领域他们有各自的特点，不同阶段有的擅长早期有的擅长成长期，有的擅长PREIPO，所以母基金进行了充分的配置，并把风险分散。母基金的钱从哪里来呢，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两百万高净值、超高净值个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有几千万、几亿、十几亿，甚至更高的财富是在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传统的经济中创造的。一方面他们看到新经济到来了，如何能够拥抱新经济呢，通过投资的方式。但是投资怎么投呢？一定要长期投资，而且一定要风险分散的投资，而不是把几百万、上千万投入到单一企业，单一基金，单一策略中，那样风险太高了。过去几年我们听到过很多的踩雷、掉坑等等，这样的单一项目单一基金太多了，母基金是一种绝好的方式，把我们创一代在过去几十年在传统经济中创造的巨大财富，经过正确的投资者教育和沟通，达成十年磨一剑的长期投资、分散投资的理念。这些顶级的创投机构，让传统经济的赢家十年、二十年之后新经济起来了仍旧是赢家。与此同时也解决了新经济嗷嗷待哺的缺少长线的钱、耐心的钱的问题，所以发展中国资本市场，我们在实践之中看到一个巨大的机遇，就是发展市场化母基金。 第二，我们发现一个重大的机遇，就是培养天使投资人群体。天使投资人群体在中国双创企业成长历程上是一个空白。在美国通常一个企业诞生的时候，资金来源于“3F”，family，friend，fool，只有这三类人会在企业早期，创始人一腔热血，不知道这个企业是不是靠谱的时候把钱投给他们。企业发展到像A轮那些顶级机构，IDG资本、华创资本能够支持他们，还需要两到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24个月到36个月被称为创业企业的死亡谷阶段，这时候最容易受伤死亡，因为他们最脆弱。有这样一个群体可以给他们关键的帮助，就是天使投资人群体。天使投资人群体与过去咱们中国市场上很多人自称天使投资人是不一样的。美国30多万天使投资人的诉求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回报，他们的确有获利的诉求，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其它的诉求。他们通常是四十多、五十多、六十多岁有经验的创业者、管理者，希望把钱给到年轻的企业家、创业者，不仅仅是资金上的支持，还给他们管理上的帮助，人脉上的帮助，行业的重要的洞察力方面的帮助。他们起到了在企业发展的头24个月到36个月的管理教练、导师的作用，这样的一群人在中国下一阶段双创发展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咱们市场上缺这样一群人，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科技在资本市场不断夯实底蕴越来越强方面、投资能力提升方面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说到投资，我想最难的可能就是判断这些私募基金、这些创投，过去5年、10年业绩优秀的创投，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还能不能投出千里马、投出独角兽，判断熊晓鸽、徐小平是不是还能在下一个10年做得好，我想这事是非常高难度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也能在其中起道傍筑，我们做了什么呢？宜信财富私募股权母基金团队，从它诞生那天起是老司机、老师傅的这样一种模式，结合他们过去积累的行业人脉、数据等等去做判断，但是这样的判断足够好吗？科技还能够做什么呢？我们从两年之前进行研发，去年推出的一个AI+FOF的系统，人工智能与母基金相结合，把2万多家基金管理人的3万多只基金以及他们所投的上百万家企业的数据，从60多个维度进行获取、分解，全方位的获取这家投资机构和他团队成员、和被投企业的信息。 这类信息来讲，如果仅仅是个人去进行获取、个人去进行建立关联的话，一般一度、两度也就差不多了，我打个电话给谁、印证谁如何，至多再去一度空间打一个电话问这个人如何，但是如果利用大数据知识图谱的建立可以是多维的，团队合作之间有什么样的特点，过去他们分别跟谁合作，投过哪些企业、什么样的投资风格、企业与企业之间、投资与投资人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联等等，理论上可以是无限制的知识图谱的拓延，而且系统每秒钟可以处理千万条的数据，这样的系统对于我们这样的老司机、老师傅来讲应该是极大的帮助他们提升投资的精准度，能不能判断是不是熊晓鸽、徐小平在下一个10年还能保持优秀。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科技让金融更美好，让最为高难度的投资方面来讲可以做的更好。 过去几年有一个红了一段时间后来迅速不红的领域，非常令人失望，就叫众筹。众筹一度很火，但是后来出现了很多的风险，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众筹没有抓住它核心的关键点是一定要通过科技的方式、平台的方式完成天使投资人的培养，这个群体的培养，不是用互联网的方式聚集了一堆急功近利的寻求快钱的一群对长期投资、对早期企业帮扶没有意愿、也没有相关资源的一群人，所以利用科技完全可以让天使投资人服务、培养这样的一个课题，在未来几年得到很好的解决。 总结今天跟大家的汇报分享，我们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创新、以科技驱动的新经济，将会给我们提供未来的高质量的增长，金融可以在其中起到根本性的帮助作用，无论是市场化的母基金，还是天使投资人的培养，所有这些会给我们的二级市场提供越来越多的千里马、独角兽，而科技在其中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科技让金融更美好，让实体经济更美好。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总裁、首席执行官Richard Apostolik出席本次论坛并发布演讲。 图为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总裁、首席执行官Richard Apostolik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Richard Apostolik：非常感谢“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的邀请，我叫Richard Apostolik，是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大家可能对我们FRM的项目非常熟悉。今天在此和大家分享几点，不仅是在教育方面，还有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机构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这个环节的主题是“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的防范”，我想讲一下GARP在过去6年当中我们做的相关工作，怎么样解决相关的系统性风险。 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大家知道金融风险波及所有人，没有人能够避免，金融风险是国际性的，而且与每个国家都是密切相关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呢？首先，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监管环境，监管机构是单独运营的，中国的监管是在中国的市场做监管，美国的监管是在美国市场去监管，英国是在英国的市场监管，他们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运行。但是市场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壁垒、金融监管分离，所以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数据的搜集、数据的分析、信息在监管机构之间的分享。如果我们看系统性风险的问题，要做分析的话我们必须要跨界的去看，我们必须要把不同的点连接起来。数据必须要连接，监管机构有这些信息，但是由于他们是独立运作的，信息分享不足。而且很多的监管是看微观，不是看宏观，不同的国家风险管理也不一样，分裂性很强，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监管方式，而没有考虑世界宏观的经济环境。这是资金跨境流通造成的困难，监管机构和相关的政府不同的标准进一步拉高了风险。 我讲一下系统性风险的挑战，同时还有我自己相关的观察和解决方案的建议。 系统性风险是什么呢？先给大家一个定义，系统性风险是金融系统扩大实体经济的振荡。有一个重点就是实体经济，系统性风险是影响到了实体经济的风险。每一个风险最后成为流动性风险，不是流动性一开始造成了风险，而是有很多其他因素掺杂在一起。造成流动性风险的因素有哪些呢？我们既要看这些掺和在一起的因素，也要看跨境增长的风险。今天也有很多专家提到了为什么有这样的风险，比如AI技术的改变、机器学习的进步等等，很多因素都很重要。还有各种各样的事件都造成了系统性风险，不仅是单个机构造成的风险，市场现在越来越互联，市场必须要意识到这些风险不仅仅是独属于某一个机构的，风险肯定会跨境，不管你本国的监管在自己的国境内多好，都没有用，所以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疑问，你如何去监管一个你根本不懂的领域呢？你怎么样才能够主动的去解决一些关于AI、机器学习等造成的风险呢？ 我们看一下机器自我学习的模型，怎么样管理这个自我学习的模型呢？怎么样在这个模型里面建立更多的功能和内容来保证你作为一个组织，风险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和管理呢？要不然风险可能会溢出到其他领域。另外一点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现在可能才会意识到，那就是供应商风险，是第三方、第四方的供应商，问题是你是否知道你的第三方供应商是谁？大部分的组织可能知道第三方供应商是谁，但是他们并不理解第三方供应商信息的传递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这个传递可能会影响到第四方、第五方的机构。如果第三方的供应商出了问题影响到其他机构，也会影响到你的机构，都是一传多，有可能风险会回溢到你身上，这些问题现在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第三和第四个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再者，非监管机构如影子银行之间的资本流动，大多数这些非银行机构没有资本负债表，所以要去看他们提供的一些资金，比如一个资产经理，他是影子银行里面能够带来很多影响的角色，银行系统里有很多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的。 接下来我想讲到的是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比如巴西、土耳其、波兰、西班牙，还有现在朝鲜半岛等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都会影响到不同的国家，而且这些风险在逐步的增加。作为单个的机构，要管理这些风险非常难，即使机构所在国的监管部门也没有办法单一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也造成了其他一些风险，比如跨境活动、资产管理，更多的资产现在都聚集到一些大的资产经理这里去管理，不是资产管理经理在对待这个风险，钱到底从哪儿来，管理的不同的基金也有不同的流动性要求，这个也有风险。 如果其中一个央行出现问题的话，也会对其他造成很大的风险，这么多的风险确实非常复杂，需要更多的透明度，但是也会造成很多聚集性的风险。 最后一个是互联网的供应商，比如说云计算，不久之前我参加了英格兰银行的一个论坛，当谈及我现在把所有的技术都放在云端上，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但有人说这个云端有没有被监管啊？没有，没人监管云端。所以这是否又造成另外一个风险呢？去云端可能对于数据来讲有更好的保障，但是提供云端的供应商并没有得到保障，这也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去研究，把所有国际上的相关方都要考虑到，我讲的这些相关方不仅仅是银行，还有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供应商、第三方公司，直接的以及第三方供应商，这些合作都是跨境的、跨法定辖区的。现在市场如此的互联，如果研究没有包含这些相关方，那肯定有非常多的差距，很多的空洞没有被填满。 在GARP我们有一个提议，可以让未来全球监管风险的一些问题得到一定缓解，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受监管，他不需要去关注一些政治问题，可以跨境做一些全球性的合作，必须要得到监管和产业方的信任，必须是独立的，必须不受党派的影响，这是他的一些特点。同时他也能搜集保密数据，存储这些数据，同时让这些数据无名化，不会透露这些数据来自于什么样的地方，也可以做分析，也可以去开发，以及去做这些数据的存储分析。这是比较重的一个工作，但是有时候在成本方面效益不高。 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并做了好几种相关的研究，这是一个创新思维或者跳出盒子之外思维的一种方式。GARP的GBI能够提供一个独立的、没有党派影响的平台来做跨境的、区域的、全球的研究，这个研究效率很高，也很安全准确，可以去研究系统性风险的一系列问题。这个机构是做什么的？做跨境的研究，这个研究不是他现在自己开发的，这个研究应该是由监管部门去开发、去建立，但是保证数据的搜集和数据的分析储存是精确的，而且不会透露他的来源，这些应该是由这个机构来做，这是符合大家的利益的。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现在我们和一个全球的监管做第三方供应商的风险报告，在一个区域做，马上扩展到全球，我们要去研究的是哪一个供应商会造成系统性的风险，这个研究完成之后会把信息提供给行业，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我们做的第二个研究，也是一个合作研究，我们在看三个全球的监管机构，这是第一个跨境的、全球的、宏观系统性风险压力测试研究，现在CCB是做自己境内的压力测试，没有做跨境的压力测试，所以这是第一次跨境的全球的CCB压力测试，会按年度做，或者随时就可以做。 系统性风险必须要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加以化解，目前虽然有挑战，但是我们认为有行得通的解决方案。我们的世界在发生变化，变化的步伐越来越快。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目前的监管体系有它的局限性，想要克服这些挑战的话就要打破常规思维定势。 最后一点我想谈的就是风险教育的重要性，在整个组织内部要提升对于风险的认知，这点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有了这一点我们才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起点。在你的机构当中，要能够应对跨界风险，对于风险的理解也要建立在全球的市场之上。中国市场是全球的重要力量，中国金融机构处理的风险也要基于全球得到长期认可并且获得采纳的标准。 再次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感谢五道口金融学院邀请我与会，谢谢大家！[详情]

　　 从单变量到多变量、向量分析，从法律思维到连续函数，卸任行长两月的周小川首度现身开讲…… 恰逢金融危机十周年，刚刚卸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以及陆磊、李扬等多位大咖来到“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就金融危机的反思、金融政策的制定、扩大金融业开放等话题，畅谈了他们的观点。 周小川：考虑应用连续函数作为政策制定、响应的方法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金融危机已经十周年了，要开始总结，其中一条就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比较注重单变量的逻辑关系，但实际上金融危机发生很复杂，有多个变量，需要向量思维。 他介绍称，在2008年四季度讨论危机是如何产生的过程中，中国在BIS（国际清算银行）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论时提出两个观点：一是经济危机与金融市场一些活动和产品有关，一些冷门的衍生产品，脱离了实体经济，容易大起大落；二是在经济金融市场系统中，正反馈特性过于突出，比如经济好的时候，股价也好，盈利也好，评级也好，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一出问题的时候，就有很多落井下石，这是典型的正反馈特性。 2008年四季度开始讨论引入逆周期措施，最终形成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进一步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增加了逆周期调节要求。2014年引入TLAC（总损失吸收能力），增强系统逆周期性。引入负反馈环节作为纠正经济、金融系统中正反馈特性的重要措施得到共识。逆周期便建立在减少正反馈、增加负反馈基础上。 “现在的规制，特别是金融多使用黑白式或台阶式应对，但较少用连续函数。金融监管多依法执政，参考法律体系思维。法律是黑白式的，但从调控角度、系统稳定性角度，连续函数更容易实现。连续函数更难出现不可计量部分，多数内容可计量，少数不可计量可以用专家打分法加权进行。不管法律思维还是连续函数法，需经过时间考验。可通过递推，对之前参数函数进行动态校正。” 传统经济学方法注重单变量逻辑关系，但实际上金融系统复杂，需要多变量、向量分析。传统思考模式和表达模式对分析全球金融危机显得不足，需要向多变量向量分析发展。中国开始使用条件概率，了解各情况下概率变化。 当前阿根廷便是同时存在债务、资本外流和国内问题，需考虑是单变量还是多变量造成了问题。 陈文辉：对外开放要引入“活水” 过滤“污水”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表示，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银行和保险市场，我国金融业已具备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但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不仅要引入“活水”，也要过滤“污水”，把握扩大开放和防范风险平衡的原则，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当前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包括：一是放宽外资投资和设立机构条件；二是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三是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将把握三个原则： 一是把握扩大开放和防范风险平衡的原则，完善监管规章及配套制度建设。当前，银保监会正在进一步修订完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配套制度，并在加紧制定出台关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保险代理人等一系列新的监管配套制度。同时，我国正在自主推进的保险监管制度体系——偿二代建设，已在全球与美国RBC标准和欧盟偿付能力Ⅱ形成了三足鼎立局面，并向亚洲国家和地区推介。 二是坚持稳妥有序、平等互利。金融对外开放部分措施可以先试点再推开，相关改革措施要谋定而后动，一旦时机成熟就坚决推行。同时，我国对外开放还必须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 三是补齐监管短板，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银保监会将坚持“严”字当先、敢于亮剑、敢于碰硬，坚持严罚重处，始终保持整治银行保险乱象高压态势，扎紧制度笼子，防止野蛮增长，为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陆磊：对外开放要注重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表示，行为监管工具箱的创新是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略，可以预见我们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信息的准确性及其滥用。从既往案例看，如昆明泛亚的有色金属交易所都存在依托虚假甚至是臆想出来的数据构造预期，并形成涉众交易的可能。在这种冲击下，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毫无疑问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据此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技术演变方向在于： 一要以更为权威的数据库及时校正核实对冲虚假信息，这就是为什么要统筹建设金融业综合统计和金融业基础设施。 二要建立双峰监管的模式，健全具有信息劣势或被误导的事中消费者保护和追索机制。 三要在法规上借鉴涉众欺诈处理中的集体诉讼中的合理内核，全面提高欺诈的社会成本。 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要注重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革和创新源自开放。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的稳定发展，内资金融业态的迅速成长、流动性的充裕、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球性金融稳定，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才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 李扬：利率市场化不能简单归结为“放松管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变革融资活动的风险定价机制。利率市场化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放松管制”。 要建立合理的利率结构。比如，打破市场分割，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打通金融市场与银行信贷市场，促进形成有效的套利机制，形成有效的利率体系。打破门户之见，在金融体系中形成核心市场，并据以产生基准利率。另外，要建立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 若金融资源主要集中在银行手里，利率市场化断难实现。根本原因在于银行作为融资中介，它们把资金的真正供给者和需求者割裂开来，使他们难以有效且持续地显示自己的投融资和风险偏好，资金的均衡价格很难形成。 理论上，脱媒是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与这一进程相伴随的是资本市场的全方位发展。考虑中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情，让资金有序走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发展资本市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本文作者及摄影：彭扬 王凯文 欧阳剑环 车亮 [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易方达基金公司董事长詹余引出席本次论坛并发布演讲。 图为易方达基金公司董事长詹余引 以下为嘉宾演讲实录： 詹余引：尊敬的各位嘉宾，下午好！感谢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论坛，非常荣幸。因为清华五道口是我国金融界最高学府，今天讨论的主题是“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这也是我们经常在思考的一个话题。今年是公募基金成立20周年，我们正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做一个全面的反思和思考。这个主题一个很大的话题，作为公募基金或者作为一个机构投资者，只是在资本市场的其中一个环节起到一个作用，所以下面我就从投资者的角度谈一谈我对这个话题的一点看法。 先讲一个小故事，大概10年前，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我跟华尔街非常有名的一个对冲基金，做量化对冲基金的一个基金经理交流，他当时在自己做，公司规模不是特别大。当时他给我讲一个什么事呢？他说现在感到很困惑，我说你困惑什么呢？不是很成功吗？他说我每天把电脑打开，凭借过去多年积累下来运行的程序，就能自动的运行，不断的去挣美元，到我的账户来。他说尽管挣了很多钱，但是我感觉我对经济、对社会没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很困惑。 当时我就跟他分析，说尽管从一个直接的角度，你好像没有跟这个社会和经济发生特别的联系，但是你的交易本身，一方面加大了或者说让市场的流动性更好，另外，也是让这个市场更有效，这个当然是从经济学、金融学的原理来说这个事情。但他觉得这个可能还不够，所以他做了公益的一些事，这样心理更平衡一点。 通过这个故事，我经常会想到这么一个话题，作为资本市场的一个参与者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者，我们到底在这个市场里面或者说对整个经济、对整个社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刚才黄市长在他的演讲里面归纳的很好，归纳的方面，我非常赞同，这个也是我们去做投资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好比从更直接的角度，就是资金融资功能的发挥，直接融资到上市公司、到实体经济里面去，这个是应有之意。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促进社会资源的配置往更有效的方向，包括促进上市公司的兼并、收购、重组、创新，都是其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从我们每天的工作来讲，就是发现企业的价值，或者说给企业去定价，这个是从股市的角度。从债市的角度，债券是一个基金，给债券就是给资金去定价。而这个价格机制、价格功能是整个市场经济里面最核心的，价格如果定的越准确这个市场就更有效，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目标所在。 当然还有一个功能，管理风险。风险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投资的风险，也可以帮助投资者、帮助企业去管理风险，所以很多衍生工具、很多期货市场，其实从开始的时候，这个功能一直就很重要。当然促进企业的法人治理机构的完善，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提升起来的。还有一个，就是给投资者提供的很好的投资渠道。特别像公募基金，它是为更广大的投资者，像我们目前客户的数量，因为借助于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实际上都是千万级，可以把资本市场的成果给更多的投资者去分享。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或者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期间做的还很不够，有很多的问题。从我们这个环节或者说从这个渠道来考虑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批评？可能是有一些误解，但是确实我认为还有做的很不够的方面。 举一个比较具体的方面，或者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付出的成本是不是太高？从经济学的角度，你如果成本太高肯定就不划算了，这里我正好查了一个数据，就是我们这个市场换手率。这个其实非常能说明问题，到去年底为止，整个资本市场，我们只讲股票，股票深圳和上海两个市场加起来56万亿的市值规模，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了，但是交易量有多少呢？交易量，上海50万亿左右，深圳是60万亿，其实深圳占刚才56万亿总市值的大概是40%出头一点点，大概“四六开”，就是说上海尽管占了60%的市值，但是它的成交量比深圳还要稍微小个20%左右。 那好了，那我们的110万亿的交易量、56万亿的市值简单一算就是两倍多的换手率，但是大家要注意到了56万亿的市值里面还有20%是不能交易的，现在虽然全流通，但是有这样的机制，所以真正可以交易的是40多万亿，这40多万亿里面大家也清楚，特别是我们一些国有企业，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大股东其实也是不卖的，这里面又锁定了可能将近一半。所以真正在市场上交易的，就是这是匡算，因为取决于他交易的意愿，可能只有20万亿左右，所以这样算下来整个市场的换手率大概是5倍，5倍多一点，就是说两个月就换手一次，这是整个市场的情况。 很不幸的，我们基金行业的换手率也没有比这个好太多，说没有比他高就好，比他低，过去四年公募基金的换手率去年稍微好一点，去年我们大概388%，跟市场刚刚匡算了大概500%—600%，前年大概400%多，2015年是比较高的，市场的大起大落大概是578%。简单说，基金的换手率大概是400%左右，就是说三个月换一次。这个带来什么问题？不光是成本的问题，因为换手就带来成本，还涉及到你的投资理念、你的投资依据是什么，当然从基金的角度来讲，也有他的苦衷，苦衷在于什么呢？公募基金的投资者现在也是比较短期的，我也查了一个数据，持有基金按照持有的期限，持有单只基金，超过5年的，这个是很少的凤毛麟角大概只有12%左右，接近50%，大概45%左右，都是在一年以内。所以说我们的投资者是这么一个机构的话，也会影响到你投资理念的发挥。 鉴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其实我这里想说的问题就是，我们希望达到资本市场的目标，希望能够实现我们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些方面是需要去改进的。下面是我大概三点思考： 第一个，从机构投资者角度来讲，还是要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和责任投资的理念。价值投资大家都在说，其实如果把它简单的定义，就是所有价值的投资就是真正能够给实体经济带来效益的投资，这个就是我对价值投资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当然这个可以再深入下去。长期投资很重要，但是长期投资不完全取决于像公募基金这种代客理财机构的投资者。当然我们也欣喜的看到，国务院在前不久已经颁布了几部委联合的一个关于第三支柱税收递延优惠的政策，已经开始在保险公司去试点，以后有望在资本市场有更长期的投资者的参与，这个市场也会更加的完善。有了价值投资、有了长期投资才会真正的有责任投资，责任投资我们也看到是全球都在兴起的，也是为我们长久的考虑，为人类的未来，所有的投资行为要对社会、对这个经济负责任，就像上午马俊主任讲到绿色金融，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 第二个，在我们具体的工作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投资决策、我们产品的设计、我们的交易这些方面，都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标尺，就是说你做的这个决策和真正能够带来价值、真正能不能够经得起去检验，有这么一个标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当然是防范风险。其实防范风险我们经常会说很多方面，从法律风险、道德风险、操作风险等等一系列的都有，刚才前面那个环节是专门探讨风险的，都讲的非常全面。其实防范风险对于投资来说，最根本的就是这个投资到底跟实体经济、跟实际工作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合。 最后，我想分享一段话，是习总书记去年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的，正好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话题。他讲了，“金融是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我觉得讲的非常好。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重庆市政府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图为重庆市政府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 一、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摈弃了教条主义，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摈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国家建设由封闭转为开放，由人治转为法治，由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一个重中之重的变化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今天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资本市场。 二、中国的资本市场，在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于90年12月成立上交所、91年5月成立深交所时起步。至今28年来，采用了摸着石头过河、先探索试点，再规范发展（认购证、文化广场作交易大厅）；先重点突破，再整体推进；企业流通股权实行先增量后存量，先股权分置再实施全流通；IPO上市先搞审核制，等条件成熟后再搞注册制；管理上先政府规章再法治化覆盖。 20多年来，面对一个新生的初级市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面对着各种客观存在的体制性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局面，法律的制定和健全完善也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现实，我国政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针，既不搞洋教条，把西方成熟市场规则照搬照套，也不搞摊贩市场式的误打误撞；既有问题导向，切实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又有目标导向的顶层设计、系统配套。想想近十年IPO发行闸门多次开开关关，经常为人诟病，这其中包含着管理层多少兼顾改革、发展、稳定的理性判断，以及尊重现实的无奈。当然，我们的资本市场也遇上过经验不足的失误，比如2015年因高杠杆配资管控不到位引发的股市泡沫的教训和2016年初熔断机制实施带来断闸停摆的教训。 中国资本市场尽管有这些坎坷，还是克服了各种困难，有了长足的发展。想想西方成熟市场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70多年大起大落、制度混乱、作奸犯科盛行的情况，我们20多年遇上的这些问题、困难，真不算什么大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困难，都得到了稳妥的化解。现在，资本市场规模逐步壮大了，法制建设逐步到位了，信息披露逐步规范了，监管体系逐步健全了，国际化合作体系逐步突破了。 总之，20多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化方向、法制化需求、公开化制度、国际化导向。2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资本市场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创新，在总结教训中积累经验、改进管理方法，走出了一条符合市场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每想到此，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过来人，不由得心潮起伏、倍感振奋。 三、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六方面的重要功能。 （1）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到2017年，中国资本市场总市值接近50万亿元，上市公司总营业额超过百万亿元，利润三万多亿元，包括上市公司债务在内的总资产约100万亿元，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有半壁江上的分量。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持续发展，并且大大提升了经济总量和企业规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市场既是中国经济的前进动力，也是企业腾飞的翅膀。 （2）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高质量、有效益的发展，资本市场的独角兽制度，风险资本投资机制能极大地促进企业科技创新。以资本市场的逐利特性、用脚投票的资源配置机制，极大地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3）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现有的国企民企，一旦成了上市公司，既受到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律所训导，又受到交易所、证监部门监管，理念上、行为上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成为有激励有约束的理性的行为法人，不仅会增强股东意识、公司治理概念，而且通过强制性信息透明度原则倒逼上市公司管理层形成讲真话、不讲假话的行为人。 （4）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传统金融体系是指以商业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是指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不仅仅具有媒介资金供求关系的机制，而且还具有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分散风险和分享财富成长三大功能的机制。资本市场发展好了，能改善国民经济的宏观杠杆率过高的问题，降低全社会融资中过高的债务比重，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债权转化为股权，还能有效的消除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融资不规范、非法集资、金融欺诈等问题。 （5）让老百姓增加致富途径，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资本市场加快了社会财富特别是金融资产的增长，以前中国人主要靠增量来增加家庭财富，现在可以用存量来增加财富。国际资本市场的经验表明，如果从50年到1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股票、房地产、国债、黄金四方面的投资收益最高的首先是股票，第二是房产，第三是债券，最后是黄金。总之，资本市场提供了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财富成长机制，建立了一种人人可以参与财富的分享机制。 （6）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探索了高质量有效益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方向是混合所有制，也是要求国企转制为股份制、股份有限公司。而上市公司恰恰是最规范最典型的股份公司。作为公众公司，上市公司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最佳的实现形式。 过去28年中，资本市场上这六种功能已经在国民经济中逐步体现出来，今后二三十年必将更深刻的显现出来。当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进步的地方，概括起来大体有九个方面：一是总量还小，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不到50%，还有巨大成长空间；二是交易所竞争力不够，交易品种和数量还不丰富，商品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有待发展，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三是市场分割，比如A股、B股、香港红筹、H股，债券分为银行间中票和交易所债券，这些市场分割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四是发行机制不健全，注册制还没到位。五是退市制度不健全，目前总体上还只有说法，还没有真正到位。六是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七是证券公司综合实力、竞争力较弱，主要靠经纪业务支撑，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不高，证券公司行业集中度太低。在成熟市场，前10位的证券公司一般能占到全行业的业务量的60%甚至75%，我们现在不到30%。八是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散户投资者多、机构投资者少，保险资金、养老金投资规模小，PE发展不规范、运作模式、风险管理、资金来源和托管方式都有问题。九是发展和监管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需要加强。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按习近平总书记要补上资本市场发展短板的精神要求，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切实加强资本市场的诚信建设，坚决打击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和警惕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把资本市场建设成为经济发展发动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杀手锏，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推进器，老百姓致富的财富通道而努力工作。我相信，到2050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我们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存托信托和清算公司集团首席风险官、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理事会成员Andrew Gray出席论坛并演讲。他表示，风险管理工作的职能范围必须进一步扩大。 存托信托和清算公司集团首席风险Andrew Gray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Andrew Gray：下午好，我叫Andrew Gray，我是存托信托和清算公司集团首席风险官，我非常荣幸在此发言，非常感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GARP。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DTCC，我们是为全球金融服务业服务的公司，在全球金融服务业当中，我们每天为数以亿计的交易提供风险管理服务，为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确定性和稳定性。 我们为数万亿计的交易活动提供后台服务。DTCC可以比作一个关键的基础设施，风险管理是我们日常工作的第一要务和重中之重，45年以来我们管理了大量风险。我们经历着最大的变化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前几位发言人也讲到了这场金融危机。我们今天面临着快速的改革，将会持续下去，变化速度会越来越快。 今天给大家讲讲风险管理面临的三大趋势的变化，这对于我们的金融行业以及投资者来说都意味着什么。在讲的过程中： 首先，我要讲一下风险管理的功能是如何得到了扩大，思路如何来转变； 第二，我们必须要建立起具有抗压能力、有韧性的体系，来保护市场稳定； 第三，在金融科技带来转型性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做好风险管理。 先从第一点讲，风险管理的权限、范围。刚才讲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其它几个因素带来了风险管理职能的功能的扩大。除了有金融危机的爆发之外，还有我们看到监管机构采取的相应措施，新技术爆炸性的发展。全球各个金融市场之间互联互通的进一步增加，使得风险管理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此同时风险管理的本质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金融业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比如说网络攻击，十年前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金融风险，现在网络攻击已经成为金融服务公司最担心的威胁之一。我们DTCC每年会做两次系统性风险的分析报告，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样瞬息万变的环境当中，风险管理工作的职能范围必须进一步的扩大。过去我们主要是讲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如今特别是操作性风险，科技风险，物理基础设施风险都要考虑进去。有了更多的视角之后，风险管理要改变自己的思路，要能够有一个更加综合全面的工作方式，对于风险的整体论的看法也要超越各单个的金融机构的界限。过去我们总是把注意力聚焦于每一个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在我们自己的四面墙之内有哪些风险，这已经不再符合现实的需求了，因为今天的金融市场已经是高度的互联互通了，而且风险变得高度不可控。所以今天的金融机构应该有一个系统性的观点来评估自己的风险。 整个风险事实是上贯穿整个的业态当中，而且有时候是不透明的。包括其它金融机构的市场参与方的风险，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客户，以及他们的供应商或者是供应商的分包供应商。这需要DTCC存托信托和清算公司来关注这样的风险。因为现在这种金融的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和复杂性就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问题是说什么时候发生，而不是会不会发生。 第二个问题我想要探讨的就是金融机构如果只是分析和衡量风险，是不够的，必须要侦查到问题，还要有效地、高效地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不仅是管理他们的风险，还要建立一个框架，进行一些人才以及流程和技术的投资。我认为一个关键的基石就是要建立合适的企业文化，好的企业文化不光是说一些控制点，而且是所有的人都要有这样的思维，有这样的心态，员工要知道什么可能会发生，而且可能是会有一些假设的情景分析。 我们如何可以主动的预防而且是并把风险最小化。在我们DTCC里，我们也是鼓励所有的员工能够发现问题，及时来报告。另外我们也建立一个学习的文化，如果出现了一些潜在的风险，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的分析，他们要来了解风险。 基于综上所述，我们要用一个系统性的观点来看，整个系统我们是怎么来观察的。举一个例子，最近DTCC和一些金融机构一起合作来看我们建立怎样的机制来防止网络的攻击，包括我们的系统，以及整个的金融业态，所有的金融机构和所有的政府机构都要确保合作起来，来预防出现对于系统的伤害。 第三个问题，我要说金融科技。因为技术对于缓释风险建立韧性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中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数据驱动的方式，来使有效的方法来识别整个业界所面临的不同的风险。我们在收集数据上不是问题，更多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分析，来帮助我们进行决策。我们在数据方面可以利用AI来分析，包括分析学的工具来进行风险的识别，包括可能发生的事件，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整个系统性的冲击。比如说机器的学习很有可能，我们进行一些事件的分析来给我们预测出来一个趋势，这样的话就可以预防风险成为现实。另外还有一些压力事件，我们可以用一些内部的技术来实现。另外还有我们所谓的智能的韧性度，包括一些无论是结构化还是非结构化的数据我们进行分析。然后进行我们的监测，另外还包括一些跨境的一些数据。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来获得他们的数据，来支持整个更宽泛系统的运作。 另外，我们有很多的工具，而且有非常复杂的系统的分析，包括有一些机器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决策来获得一些洞见，另外生成一些模型。不管是进行一些初步的理论性的概念性的模式，我们都可以来帮助风险管理，进行未来的风险预测也好，以及现在的风险管理也好，都可以有很好的帮助。 现在所有的金融机构是不断进行创新，最近有一些进展，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工作来做，来确保我们很好的来应对可能面临的风险。今天想要说的一些趋势，包括要建立我们的韧性，我们也要在Fintech金融科技方面提高为以后做准备。 谢谢五道口金融学院，感谢你们邀请我，感谢大家的倾听，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总裁董俊峰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图为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总裁董俊峰 以下为嘉宾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想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有关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监管科技的几点思考。 第一个思考，发展监管科技的意义和价值 个人理解，发展监管科技的意义有三： 一是监管科技有助于应对金融创新带来的挑战 金融科技的发展使信息的交互越来越便捷和实时，跨机构、跨种类的业务创新越来越丰富。从行业规范发展角度，搭上信息技术发展的快车，运用监管科技，实现远程智能化、准实时化的市场分析监控，才能更及时地监测和发现创新业务的风险点和违规点，更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 二是监管科技有助于覆盖市场多层次主体的风险识别 实施监管科技和监管智能化，除系统性风险识别外，还可以有效降低监控众多长尾机构的工作量，提高风险识别的效率。例如，通过大数据平台合法合规收集市场主体在公开渠道的宣传材料，可以初步识别机构开展的业务范围是否超出许可范围；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方法发现潜在风险特征，可以有效向监管提示预警风险，从而引起监管的及时关注。 三是监管科技有助于把控安全性与便利性的平衡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的金融监管要求趋于严格。对于部分创新业务，无论是监管方、市场业务主体还是行业用户都存在两难困惑，难以基于现有监管模式在风险防控的安全性与创新应用的便利性中找到平衡点。监管科技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风险识别的量化性，从而更容易把控每个细分场景下安全性与便利性的平衡。 评估监管科技对于行业各方的价值，可以从监管、市场和公众三方面来谈。 第一，监管科技将显著助力监管部门 从直观概念上，监管科技的首先服务对象即是监管部门，基于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和一国金融系统运行实际，金融监管要牢牢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维护国家经济金融体系健康发展。但同时，随着刚才提及的技术业态变革，业务领域交叉融合，规避监管进行违规操作的手段也在不断演进。监管科技将在技术手段层面，帮助监管部门实现穿透式监管，提升监管效率、防止监管死角。 第二，监管科技将有效服务市场主体 从延展效用来看，在监管要求日趋严格的情况下，监管政策的体系完善带来了更加细致、规范的要求，并结合各类数据报送、多模式检查等监管手段，也切实加大了市场机构的合规成本。通过监管科技向市场提供专业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合规服务，例如增加报送数据的可信程度并确保符合要求，以切实降低机构合规成本是市场客观诉求。这一发展趋势已经在国际市场得到客观印证。可以预见在国内，市场机构也将是监管科技的重点受益对象。 第三，监管科技最终实质上服务为民 追本溯源，监管科技通过服务监管部门和市场参与者，从规范经营行为到实现有效的行业体系监控，再到更具体的反诈骗、反洗钱等，最终目标都是为了防控核心风险，促进行业进入良性发展轨道。而这些行业服务的最终受众都是普通用户和经济行为个体，在一个无序混乱的环境中，每个个体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每个个体也都会缺乏安全感。个体利益的严重侵害在新金融乱象中并不罕见，如果说金融科技是我们乘坐的高速飞车的强劲发动机，那监管科技就是保险杠、安全帽，乃至稳定器。让市场通过先进技术手段加速和保障规范化进程，回归为用户创造核心价值的正确方向，我认为这是监管科技的初衷和使命。 第二个思考，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监管科技的多元优势 个人理解，有以下五个优势： 一是金融基础设施具有合规的信用优势 作为监管科技的实施和落地载体，与行业风险防控和规范化目标相匹配的合规性以及公信力是重要前提条件，金融基础设施作为特殊市场主体正具备这方面优势。 实际从国际上来看，重视和强化金融基础设施，以更好防控金融风险，正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经验和教训总结基础上的应对举措。由具有国家级公信力的中央银行来组织构建高效、透明、规范、完整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也是国际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发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提出的明确要求。该原则明确提出，“中央银行应当有权力和资源有效履行管理、监管和监督金融基础设施的职责”。因此，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具备国际范畴的合规立足依据，并同时具有明显高于一般市场参与者的信用级别，可有效保障监管科技实施的认可度和有效性。 二是金融基础设施具有枢纽桥梁优势 在中立性方面。金融基础设施处于市场居间位置，其特殊定位使其具备行业中立特性。从法理层面看，根据有关维护市场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定，金融基础设施属于由政府部门批准和确认的公用企业，此类提供公共基础服务的主体可依法具有独占经营地位，具备合法中立性。金融基础设施向市场提供统一、公共、公平的基础性服务，本身不参与市场前端业务，不和其他参与者进行竞争，不存在局部利益风险和行业垄断，能更好立足市场整体客观视角，更好履行并发挥监管科技效能。 在枢纽性方面。金融基础设施作为监管主体与市场主体双向对接的桥梁，可通过监管科技提升监管侧的风险监测分析等防控能力，并基于监管科技专业化服务帮助市场主体降低合规成本。特别是基于市场化运作的金融基础设施，可立足自身双向互动优势，通过促进监管与市场的沟通协调，兼顾两侧诉求，提升自身监管科技的实用性和合理性，让行业各方都能从监管科技中实际受益。 三是金融基础设施具有技术安全优势 专业监管科技公司实施监管科技的主要难点，在于监管科技对数据存储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要求极高。而金融基础设施实施监管科技正具备对应优势。 金融基础设施通常作为行业业务信息的转接和汇聚中心，为了保障有关数据安全，国际准则和相关规定都对其系统和体系有极高的安全和技术要求，新兴金融基础设施也实际采用了等保四级等行业顶级安全标准，满足监管科技客观需求。同时作为大型公共服务主体和接受专门监督管理的特殊机构，其所接受的公众、行业和监管监督都要强于一般市场机构，可为基于合法合规的信息数据使用开展监管科技分析提供有效的保障。 四是金融基础设施具有行业深度整合优势 监管科技中的深度分析与行业背景有极强的相关性，特别是在金融创新领域，参与主体的业务情况呈现显著多样化状态。金融基础设施作为行业标准规范的协调、引导支点，有自身的专业人才储备和实践经验积累，又通过发挥“共建、共有、共享”的资源整合优势，有效协同各方专家，形成融智合力，这些经验有利于建立普遍适用的监管科技分析模型和技术实施工具，保证流程设置的科学性、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问题探查的深入性。 五是金融基础设施具有资源集约优势 从成本方面考量，金融基础设施是对行业公共服务的集约化运营，通过规模效应和资源集中效应，减少分散重复建设，实现全局统筹优化，提升行业整体的基础能力和运行效率，降低市场体系整体运营成本，并提供更强的创新支撑。监管科技作为对行业各方都要普遍适用的服务和工具，高度契合前述各方面特性。因此，金融基础设施无疑将成为基础监管科技集约化实施的适配载体。 第三个思考，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监管科技的原则和路径 对于原则，我主要想谈两个结合。 一是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相结合 实施监管科技，可以采用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相结合的方式。从市场参与主体角度，将其自身的金融科技通过金融基础设施有效对接监管科技，能够减少监管部门对于借助金融科技创新的名义破坏市场秩序的担忧，有助于金融科技创新获得监管部门支持。从监管部门的角度，在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同时，基于金融基础设施实现监管科技与金融科技双模支持，可以加强监管对创新业务监管的有效性。 二是云服务与监管科技相结合 为了将监管科技覆盖到所有市场机构，监管部门需要一个连接所有市场机构的中枢载体。机构提供的数据接口提供了用于分析的基础信息，然而监管部门更关心数据背后的业务洞察，例如是否存在一些隐蔽性较高的违规违法现象等。由金融基础设施采用云服务的形式，依法合规地为监管部门提供相关服务支持，也能更好发挥金融基础设施的市场纽带特性和技术服务优势。 谈到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监管科技的实现路径，个人有以下三点思考： 一是依托中心化平台服务监管和市场机构 金融基础设施立足行业中心化定位，并通过对业务整体运行情况的监控分析，一方面可以帮助监管机构和市场机构做好风险控制，识别和控制潜在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决策层在顶层设计和制定宏观政策时提供参考。 二是构建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火墙 接下来，通过业务运行信息的积累和监管科技模型的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将可帮助监管机构形成一套基于新技术的、更加智能化、精准化的监管机制，在行业构建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道防火墙。 三是在防火墙内进行监管沙盒的探索和应用 在防火墙建立之后，金融基础设施可基于监管科技协助提升监管机构识别风险、防范风险的能力，进而监管可以有充足的信心在风险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上构建“监管沙盒”，支持市场探索创新业务。 总的来说，监管科技有助于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合规成本，提高双方的效率，并最终提升行业发展健康程度，让普罗大众受益。金融基础设施作为专业监管科技公司，不但可以解决隐私保护、恶意竞争、利益冲突等问题，而且能够通过复用现有基础设施降低实施成本，充分利用其技术和行业经验，具有独特的优势。此外，金融基础设施参与监管科技，可以考虑探索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相结合、云服务与监管科技相结合的方式，成为监管科技创造价值的良好载体。[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出席本次论坛并演讲。他从金融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角度讨论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 图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 他表示，混业经营自身存在几个方面的风险、一是不透明的风险，二是道德风险，三是监管套利，四是投资者保护不利。他强调，混业经营自身存在一个内部的矛盾，我把这个矛盾称之为混业悖论，也就是说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不同的金融业务存在着跨行业、跨市场传递的风险，因此需要建立内部的防火墙以隔离这个风险，进行穿透式监管。 最后，他指出，从金融机构自身而言，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产生混业经营的冲动是自然的，但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回顾历史的过程，顺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诉求作出的监管让步，往往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我想面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金融监管不能退让。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孙国峰：很高兴今天参加“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并且就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的内容比较广，我想有侧重地从金融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讨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国际金融危机10周年，我想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关于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讨论。 如果我们把目光拉长一些，从上世纪初期到现在，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理念经历过一个周期性的改变，1929年美国大危机，导火索是美国股市泡沫破裂，根本原因是美国的银行业和证券业混业经营导致的风险传染。美国有一位经济史学家约翰·戈登描述当时的前景，美联储的会员银行从美联储的贴现窗口以5%的利率融入资金，然后转手以12%的利率借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以20%的利率再借给投机者，数以亿计的资金通过这条渠道源源不断的进入了华尔街。危机之后美国在1933年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限制银行从事交易股票和证券业务，禁止银行关联企业以证券业务为主业，禁止证券公司从事银行业务，目的在于隔离银行和证券业之间的风险。从这以后，美国进入了差不多半个多世纪的分业经营的时代。 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出于利益驱使，很多美国的银行通过银行控股公司的形式进入了资本市场，进行了实际上的混业经营，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出台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经营，推动了混业经营的发展，银行开始控股投资银行、财务公司、SIV、SPV、对冲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使得银行创造货币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和场外衍生品市场，最终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次贷危机，最后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在这两次危机当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有个别的小银行因为传统的信贷业务损失而倒闭，但这并不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本质原因还是银行创造货币过度支持了存量资产的交易，导致了资产泡沫，其中1929年的危机是股市泡沫，2008年的危机是房地产泡沫。泡沫破灭形成系统性风险，其中混业经营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应当说在目前的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银行天然就有过度扩张的冲动，但是混业经营使得银行过度使用货币创造权变得更加容易，更容易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因此分业经营的关键是区分能够创造货币的银行和不能够创造货币但是可以转移货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个主要经济体进行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分业经营的理念又开始回归，比如美国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其中的沃尔克规则禁止了银行集团的混业经营。英国2011年的维克斯报告提出了“围栏法则”，隔离零售银行和批发银行以及投资银行业务。欧盟2012年的利卡宁报告，要求银行集团强制隔离银行法人实体和其他银行业务法人实体，建立起有效的防火墙。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混业经营模式，那个时候的银行可以办证券和保险。1993年金融混乱的时候，中国政府出台了治理整顿16条措施，其中一条就是要求银行要和自身开办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经营实体彻底脱钩，1995年之后颁布了《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以这些法律为标志中国走向了分业经营的道路。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我们国家开始进行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试点，除了试点之外，事实上很多金融机构和一些非金融企业自身也做了一些混业经营的业务。这些混业经营的业务在增加金融机构业务多样性和竞争力的同时，也放大了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对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形成了挑战，带来了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的风险传递。主要表现，一是机构跨界扩张，一些金融机构追求多牌照、全牌照，一些企业控股了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成为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正当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诉输送等问题比较突出。二是业务跨界套利，表现为不合理的影子银行，体现为交叉投资、放大杠杆、同业套利、脱实向虚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回过头来看，混业经营自身存在几个方面的风险： 一是不透明的风险，混业经营存在复杂性，一个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并不简单的等于集团内部各个实体风险的总和，因此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可能难以准确了解结构和风险状况，对风险看不清楚，监管责任也不清楚。 二是道德风险，银行受到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的支持，这会导致一方面金融控股集团大而不能倒，另一方面，集团内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会预期在危机的时候得到集团内的银行以及集团的帮助，因此它可以间接地利用政府对银行的隐性担保，这样会刺激金融控股集团和集团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 三是监管套利，不同金融业务的风险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监管要求也不一样，特别体现在对资本的监管要求是不同的，但是金融控股集团有可能利用不同的金融业务之间的监管差异进行套利，比如说双重或者多重负债，这是指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两个或者更多的实体使用同样的一个资本。再比如说过度杠杆，这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发行债务取得资金之后，再以股权形式注入到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四是投资者保护不利。从理论上来说金融控股集团应当追求协同效应，降低成本。这种协同效应应当体现为物理上的一种协同效应，但在实际中金融控股集团可能不会满足于不同业务子公司之间物理上的协同效应，而是有强烈的冲动利用业务交叉进行监管套利，由于业务规模比较大、复杂性比较高，使得相关的风险会更加突出。比如说美国的富国银行，作为富国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开展交叉销售，为客户开立了200多万个虚假账户，而富国银行内部的监控对此是很清楚的，这就是金融控股集团的冒险行为。从而导致客户利益严重受损，2016年受到了美国监管当局总计1.85亿美元的罚款处罚。 总结一下混业经营的这四个风险我们可以发现，混业经营自身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我把这个矛盾称之为混业悖论，也就是说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不同的金融业务存在着跨行业、跨市场传递的风险，因此需要建立内部的防火墙以隔离这个风险，进行穿透式监管。但如果将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业务完全隔离，和金融控股集团当初设立的初衷也是相悖的，这就决定了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控股集团存在这种内生的风险。 为了防范刚才谈到的混业经营的风险，应当坚持总体分业经营为主的基本框架，不鼓励发展混业经营，对已经存在的混业经营要加强监管。关于选择什么样的监管方式，分业经营不一定对应着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模式下不同业态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公平竞争和规则一致性的问题，同样需要整合监管资源，加强监管协调，进行综合监管，从而实现金融业的总体平衡。这方面也有很多国际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说日本，危机前就是分业经营，但是综合监管。 总的来说分业经营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防范风险的根本。这点我觉得不难理解，因为在实体经济当中我们也经常强调实体经济的公司要专注主业，消费者的需求种类是无限的，实体经济的一个企业也不可能对消费者提供所有的产品。所以从金融业的角度来说，金融机构也要专注主业。 从金融机构自身而言，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产生混业经营的冲动是自然的，但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顺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诉求作出的监管让步，往往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面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金融监管不能退让，应当坚持分业经营为主的基本框架，严格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强化综合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最后我想引用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Andy Haldane的一句话，作为关于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关系的总结，他是这样说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过以改进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力为名，弱化或者是取消监管标准的案例。轻率地跟随这一思路，可能令我们重蹈或近或远的过去监管失误的覆辙。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出席“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并就《中国金融再开放：国内市场国际化》进行主题演讲，他表示，开放的核心是打造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国际化的中国的金融市场。目前，我们的国际化程度远远不能满足或者不能符合我们的现状，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严重落后。 图为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 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最高的时候仅2.32%，现在只有1.26%；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股份仅有1.15%；外国的投资者在中国的国债市场、金融债券市场只占2.44%；外资只有在保险业占比较高，达到了6.1%，但也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然而，我国却严重依赖间接融资，比如我国的债务已经高达220%左右，而200%的债务线是发生金融危机的警戒线。并且不到5年，中国的贷款效率降低了75%以上，这极大的表明我国市场竞争、市场结构和市场制度的不完善。 因此，朱民强调，在市场变化的时候，核心是把握国内市场的竞争和国际化，我们的资本、效率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今天我们讲金融再开放，主要是因为开放会推进整个金融机构的改变，提高金融效率，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只有市场开放了，才能建立现代的监管体制，由此建立健康有效和稳健的市场的金融体系。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再次感谢大家参加我们这次活动，确实是我们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荣誉，再次谢谢各位贵宾、各位嘉宾。这次会议是关于金融开放的，所以我想讲的题目是“中国金融再开放：国内市场国际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把我的发言放在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 这个很简单的“国内市场国际化”，我觉得开放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国际化的中国的金融市场，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金融市场规模极大，但是我们的国际化水平、我们的监管水平、我们的业务产品服务还跟不上，这个和我们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三大金融市场的地位不符合，这个和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经济的需求转向实体经济的改革不符合，这个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强劲、中产阶级增加、财富增加、人口老龄化未来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符合。所以现在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国内市场国际化，既是我们未来发展必然的选择，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需要，所以我的命题很简单，“国内市场国际化”。 看一下我们过去40年的发展我觉得很了不起，1996年的时候我在中国银行工作，那时候在世界排名前二十大银行，论资产我们只有一家，那是工商银行，是占前十位，论利润只有一家，是中国银行，排名也很靠后。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二十家银行前五家是中国的，现在全世界最赚钱的二十家银行前五家中国的，这是了不得的事情。 1993年的时候中国的资本市场占全球资本市场的比重是零，今天我们占了11.3%，是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我们的债券市场今天低于美国和日本，是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而在15年以前，我们债券市场几乎为零，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资本市场发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市值占GDP的比例从45提到65，虽然还低于韩国、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但是增长还是很快的。我们的保险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保险市场，大家关注到我们的保险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是第三大，但是如果我们关注到保险的密度，我们人均保费今天只有280美元，美国是4095美元，我们只到美国水平的5%，日本是3500亿美元，甚至韩国都是3000美元，所以我们的保险市场的前景无限的宽广。 但是回过头来在那么大的茁壮成长的庞大的市场里，我们的开放是多少呢？我们的国际化程度远远不能满足或者不能符合我们的现状，我们外国银行占中国银行的资产，最高的时候2007年占到2.32%，今天只有1.26%，下降了。我必须承认我也犯了错误，15年前我在中国银行工作，那时候我们分析15年以后外资银行因为WTO的原因可以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比重的15%，因为它有多的产品，特别是在衍生、对冲等领域，可以达到整个收入的20%—25%，15年过去了，这些银行的比重从当年的2.32降到了今天的1.26，当然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业涨的太快，但是也是因为在开放的同时我们在准入、在股权、在产品、在范围、在监管还是设置了很多的条款，这还是一个不完全充分竞争的市场，所以15年前我做的判断完全错了。 我们看股份，外国的投资者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股份只有1.15%，外国的投资者在中国的国债市场、金融债券市场只占2.44%，外资只有在保险业占比比较高，达到了6.1%，这个比例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个比例远远低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远远低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第三大金融体的地位，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严重落后。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需求，中国的债务还是很高的，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债务已经高达了220%左右，债务很高的时候日本的债务达到了220%，日本发生了危机；泰国达到了180%，泰国发生了危机；美国的债务达到了180%，美国发生了危机；西班牙达的债务达到120%的时候，西班牙发生了危机。200%的债务线是一个国际警戒线，中国现在超过了200%，我不认为中国会出现金融危机，因为这有结构问题、有资源配置问题，也有我们很好的流动性支持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债务高、资源效率低确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问题，仅仅14年、13年以前，我们1块钱人民币的贷款可以生产1块钱新增GDP，今天我们要4块钱的贷款才能增加1块钱的新增GDP，贷款的效率降低了75%以上。效率低表明市场竞争、市场结构和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与此同时中国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46%的储蓄率怎么配置来满足我们未来的需求和老龄化的需求，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对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点提出的要求和挑战，所以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以后，当我们整个的人均收入在上升、我们的服务业在上升、我们的制造业在下降，我们整个经济结构里金融结构怎么服务未来，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把未来拢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改革，这就是易纲行长在博鳌宣布的，我把易纲行长以及我们这几天宣布的改革归拢起来：第一个，市场准入，把市场打开，所有权设置的地方，商业银行发行新设置、证券公司等开始放宽；第二个，业务放宽，这是一个全面的业务，鼓励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济、消费金融等全面的业务放开，这是以前都没有开放的，而且把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全部放开，业务放开、准入所有权放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第三个是把金融的基础设施、信用清算、评级以及征信等的基础服务业放开，使得市场的透明度和信息度、竞争的公平性大大加强。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进一步的资本市场沪港、沪伦的互通。银保监会刚才陈主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措施，我们的证监会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开始具体落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外资的证券公司开始申请增加持股到51%，三年之内达到百分之百的持股，这个市场真的变了。 在这个市场变化的时候，核心我觉得还是国内市场的竞争和国际化。国内金融机构有它的客户网络，资源，当地支持的优势。国际机构有它的资本风险管理产品等等的优势，这两个不同优势的力量来竞争和冲击，就比谁走得快。国内市场如果在风险管理、在效率、在产品等方面赶上国际组织，国际组织怎么扩大国内的市场，达到最好的网络获得优秀的客户，这就是一个时间的竞争，产品质量和客户网络的竞争。这个竞争会非常精彩，由此改变中国的金融市场格局。未来竞争一定是速度，同时这个竞争会改变整个市场的格局，我们看了全世界关于金融市场的增长格局。中国是最后一列，02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只占全球市场的2%，债券市场1%，银行市场3%，2014年12年以后，资本市场8%，债券市场5%，银行市场占了18%，攒足了劲。但是从GDP来看，引领他们的资产GDP22.3%，股票和债券也就是48%左右，就是李扬院长刚才说的我们资本市场的结构不合理，资本市场不够还是靠间接融资，所以我们的资本我们的效率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所以开放以后会推进整个金融机构的改变，提高金融效率，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在这个基础上，当你的市场开放了，你才能建立现代的监管体制，不然的话你建的是空中的楼阁，由此来建立健康有效和稳健的市场的金融体系。 如果我们把以上所有放在一起的话，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金融迅速发展，取得了世界的奇迹，毫无疑义。但是我们的国际化和开放度远远落后，所以中国金融再开放是推动国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我觉得这是最为关键的。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对新金融的要求，竞争市场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并由此为进一步的金融系统开放打好基础，全面的开放。因为只有市场稳健了，才会有全面稳健，包括资本帐户、包括人民币可兑换，这是我们在国际上看了无数的案例和经验的结果。通过金融再开放，重塑金融格局，提高金融效率，防范金融风险，创立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模式。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室金融中心研究员周延礼出席论坛并演讲。他表示，如何引领金融新业态的健康发展，如何支持金融新业态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值得深刻思考的重要问题。 图为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室金融中心研究员周延礼 他表示，新兴的金融业态可以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满足金融消费者的多元化、多渠道的金融需求，但也带来一些不规范经营和金融违法违规行为，因此我认为参与互联网金融活动的机构要有准入的门槛、持牌经营。 最后，他指出，金融诈骗的横行是波及面大、影响深刻，不但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也波及到中国金融在国际上的信誉，所以要在支持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发展的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对金融新业态的监管，特别是防范风险。 以下为嘉宾演讲实录：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按照会议议题“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的会议要求，我就“引导互联网金融等金融新业态的健康发展问题”谈一谈观察与思考。 当前在金融科技创新发展推动下，我国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金融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金融业态不断涌现。 互联网金融业态的推陈出新，对于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满足社会多元化投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普惠性水平，甚至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风险，不断的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如何引导金融新业态的健康发展？如何支持金融新业态的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大家知道，互联网金融的定义是传统的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和互联网技术等通讯技术实行的资金的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兴金融业务模式。不可否认，新兴的金融业态可以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满足金融消费者的多元化、多渠道的金融需求，但也带来一些不规范经营和金融违法违规行为，因此我认为参与互联网金融活动的机构要有准入的门槛、持牌经营。 互联网企业参与金融市场的活动要有条件，获批准后才能经营，这样可以有利于金融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的经营活动实施有效的监管，满足和确保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促进互联网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 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健康发展，对于深化金融业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推进普惠金融业务深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要促进互联网金融等金融新业态的可持续发展，防范金融风险，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我认为：一要鼓励和引导互联网企业在金融交易平台的标准化建设上加大投入，使交易平台操作程序、交易价格、收益保障和个人信息等要素安全可靠，有利于互联网金融交易的监管。二要规范和督促金融机构在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销售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要简单、易懂、便捷、高效，深受广大金融消费者的欢迎。三要调动和激发互联网金融交易市场主体的活力，鼓励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通力合作，实现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与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深度融合。四是我们要进一步的研究提高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方式上能有一个健康发展态势。五是要探索建立沙盒监管的模式，金融监管的部门要坚持事前监管、事中监测、事后处理，有科学的符合互联网金融的制度指导，应用金融监管的科技手段提供优质的金融监管服务。六是要进一步推进全国联网的覆盖范围，全面国家信用体系数据库的建设。我在这里建议，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实施的国家信用数据库建设工程，要加大投入，健全互联网金融所需要的信用数据配套服务体系建设。七是要落实和完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的优惠财税政策，促进互联网金融为载体的普惠金融服务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过程当中将促生新的业态，也会带来新的风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把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发展，不单是传统的金融风险是存在的，而且会出现新的风险特征，由此看来对金融的风险我们要这样看，它不是风险减少了，而是风险更高了。随着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应用市场，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的建设应该是迫在眉睫。 一是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多种风险并存，互联网金融服务涉及到的主要风险有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合规风险、操作性风险等传统金融的风险，同时还会有市场准入门槛低、高负债率、虚假投资理财、金融传销和非法集资等金融风险。比如大量的现金贷、P2P平台存在对投融资双方资质审查不严格，和高杠杆比例下的经营，比如e租宝等风险。 二是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过程中的风险也是多样、隐蔽，从前一段时间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出现的许多金融机构甚至类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从这些机构销售的一些新产品来看，风险呈多样化、科技化、隐蔽化，且传播速度很快、超出预期，前一段时间很多机构还有一些个人披着区块链的外衣，开展一些非法的ICO，比如说虚拟货币交易等这样一些活动，这些都是对互联网安全包括终端的安全、平台的安全、网络技术和金融的安全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 三是互联网金融服务的群体是老少皆宜。互联网金融服务大量不被传统金融覆盖的一些群体，他们这些群体对互联网了解的不多，造成的损失具有长尾巴效应，对于消费金融来讲，误导的问题都是见怪不怪，有一些欺诈、不公正的待遇、社会外部的影响，很快，例如有一些理财业务员通过QQ、微信、电话、网上直播授课等方式进行投资诈骗，甚至还有一些吹捧高额回报诱导投资，致使投资人损失产中等等，这些举不胜举。对这些问题我认为严重的影响着国家的金融安全，这些金融乱象的横行值得我们监管部门要加快监管的步伐。 金融诈骗的横行是波及面大、影响深刻，不但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也波及到中国金融在国际上的信誉，所以我们要在支持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发展的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对金融新业态的监管，特别是防范风险。 第一，要加强对互联网交易的风险，从监管定位上来看监管部门要合理的处理好发展和监管的关系。当前金融监管要把市场行为的监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重罚损害消费者的行为，关停金融诈骗机构并绳之以法，真正让监管者长牙齿，让违法者闻风丧胆。制定科学的监管规则，既要鼓励市场机构的发展，又要严防金融交易的违规风险，确保新金融业态稳定发展。 第二，要加大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监管，要把监管资源向发现风险，防范风险，处置风险倾斜。重点要解决监管部门的数据、算法、和计算能力不足问题。所以在这里我希望财政部加大对金融监管部门大数据的监管平台建设的投入，从大数据建设平台成一体化的监管工程，这样金融的监管不仅能够实现新金融业态及日常行为的监督和监管，而且能够对一些法人机构的资金、资本的情况做到实时的监管，及时发现重大资金安全问题。 第三，要发挥科技监管科技的作用，精准监管，要做到监管人员的监管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娴熟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改进监管方式。金融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潮流。这就要求我们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快监管科技建设的发布，在大数据和金融安全监管平台基础之上，构建数字金融、数字社会的顶层设计的框架。浙江有一个天罗地网，互联网社会管理，这样的一个系统，也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新金融、新技术、新业态给金融监管和社会管理带来的挑战。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防范风险的任务十分繁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和推动互联网金融等金融新业态健康发展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防范和化解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为更好的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服务好实体经济、防范好金融风险，深化好金融改革，实现这三大任务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详情]

　　图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 新华网北京5月19日电 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于5月19日至20日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办，论坛以“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为主题，探讨中国金融的当下与未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陈伟辉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在银行和保险业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引入“活水”，也要过滤“污水”，引入的外资机构必须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充足的资本实力，双方监管机构保持了良好的沟通。 谈及补齐监管短板，陈文辉表示，银保监会将始终坚持“监管姓监”，坚决落实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各项要求，有效解决金融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逐步建立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持“严”字当先、敢于亮剑、敢于碰硬，坚持严罚重处，始终保持整治银行保险乱象的高压态势，扎紧制度笼子，防止野蛮增长，为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在推进开放工作的过程中，业界和公众很关切开放的潜在风险。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开放才能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加入WTO之初，银行和保险业的基础还非常薄弱。因此在加入WTO之时，很多人都比喻“狼来了”，担心中国能不能经受住对外开放的考验。事实证明，我们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还不断地发展壮大。 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新的产品服务和经营理念，还“以外促内”，促进中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公司治理、业务经营、风险管理等多方面有显著地提升，带来了中国银行和保险行业整体的长足发展。因此，实践证明，只要管控得当，对外开放对中国的好处远远大于风险。 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引入“活水”，也要过滤“污水”，引入的外资机构必须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充足的资本实力，双方监管机构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将把握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要把握扩大开放和防范风险平衡的原则，完善监管规章及配套制度建设。我们的对外开放不是毫无管理、敞开大门，而是以配套机制和制度建设来取代数量性的限制。当前，银保监会正在进一步修订完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配套制度，并在加紧制定出台关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保险代理人等一系列新的监管配套制度。 同时，我国正在自主推进的保险监管制度体系——偿二代建设，已在全球与美国RBC标准和欧盟偿付能力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并向亚洲国家和地区推介。与此同时，金融监管法规也将和国家经济安全制度做好衔接，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做好配套制度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是坚持稳妥有序、平等互利。金融对外开放部分措施可以先试点再推开，“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的理论和制度优势，相关改革措施要谋定而后动，一旦时机成熟就坚决推行。同时，我国对外开放还必须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开放不是“一刀切”，也要讲互利互惠。那些赞同开放、支持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就能从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开放的成果中受益，那些惧怕开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只看重短期的收益，长期的竞争力一定会受损。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我们一定要倡议开放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是补齐监管短板，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银保监会将始终坚持“监管姓监”，坚决落实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各项要求，有效解决金融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逐步建立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持“严”字当先、敢于亮剑、敢于碰硬，坚持严罚重处，始终保持整治银行保险乱象的高压态势，扎紧制度笼子，防止野蛮增长，为对外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要求，银保监会的监管干部还要努力做到“忠、专、实”，成为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监管人才，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讲话时指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成功”。银保监会将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业改革开放，确保各项银行业和保险业开放措施及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提升银行业和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和国际竞争力，为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做出应有贡献。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György Matolcsy出席本次会议并演讲。他表示，一方面觉得中国在全球金融领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中国需要新一轮的金融改革。 图为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György Matolcsy 谈到金融创新，他认为，央行和监管部门需要非常智慧的、好一些监管来管理这些金融创新。同时，需要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金融危机确实会让央行的职责扩大，光靠央行是也是不够的，也需要政府、监管部门，需要整个金融市场的参与。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György Matolcsy：周行长、吴行长，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上午好！首先我想要感谢所有的人，尽管时间有限，我还是要想感谢大家，特别要感谢我们的五道口金融学院，以及我们尊敬的清华大学，感谢你们邀请我参与这个杰出的论坛。 我们作为欧央行的一个理事，我是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央行行长，一方面我们觉得中国在全球金融领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中国需要新一轮的金融改革。金融改革实际上包含很多含义，我在此只说两个。我们所有人包括全球的金融界、包括中国，金融的改革就是要加强金融市场以及央行与金融监管部门、政府沟通协调，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智能的、聪明的、智慧的金融改革。我同意周行长说的，实际上不是这种“0、1”“黑、白”一分为二的简单分化。一方面我们是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风险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要聪明，需要一个全面的分析，所有方面要进行非常热烈的讨论。我也是百分之百同意所谓小概率这些问题的观点，就是所谓的“黑天鹅”，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是这样的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1997年、1998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这是历史经验，我也是给大家分享世界金融市场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经验教训。 我们先来说一下银行机构的地理分布，金融市场的中心在历史上不断的改变，500年之前是中国，500年之后发生改变到了欧洲，欧洲之后又转到了美国，现在全球的中心枢纽再次回到了亚洲、回到了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上创新更加的频繁、更加的有力，我们现在经常说创新，确实金融的历史上一直都有创新，我们五千年前就有创新，在21世纪我们有很多的金融创新，这只是新一轮创新的开始而已。新行业主要的参与方都是在变化，而且变得更快，不光是创新在变化，全球的那些主要的参与方也许都在进行很快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历史上所有的这些参与方都是在变化，那些迅速的变化，包括这些全球金融市场当中的主要的银行。在70年代的时候或者1970年的时候美国的银行非常强大，其中前7名都是在美国，10年之后就有了四个法国的银行，再过10年在2000年的时候有4个日本银行也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2010年又是美国，现在有4个大的中国的银行，他们无论是单独还是集体，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都发挥重要的作用，在10年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央行系统当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央行的目标、宗旨也变化了，包括我们的这些支付系统等等也都发生了变化。之前主要是货币政策，现在包括一些宏观审慎的职责，以及监管的职责也都加上了，而且是一些智能的、聪明的监管。 大家可以从这边看到，世界GDP按照购买力评价的比例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在不断的上升，包括金融，中国的金融系统在全球金融系统的比重不断的上升。其次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它还属于起步阶段，第一阶段，人民币的使用是在扩大。我们要说到创新就要说到金融科技领域，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是金融科技的一个组图，这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网络，他们非常具有创新性。他们的成本效益非常高，可以给消费者们提供很好的体验，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但是也有很大的风险，而且也有一些弊端，使用金融科技也有不好的地方，因此央行和监管部门也是希望能够有非常智慧的、好的一些监管来管理这些金融创新。我们一定要扩大金融的监管范围，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变化，来避免系统性风险，不会让这些风险进一步的深化，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它就是好、就是坏，但是我们必须要扩大我们金融监管的范围。我们当然有一些分歧，就是中国和欧盟之间会有一些不同点，在某些方面中国可能更加的灵活，但是有些地方可能是欧盟更灵活。总体来说，我们是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愿景，我们也都处于共同的一个战壕。 另外，我们说到历史，实际上中国之前是一个主要的创新的来源方，特别是在全球金融体系方面，我们现在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参与方，包括央行，包括监管部门，以及一些金融机构，比如说支付宝、阿里巴巴、腾讯等等，这都是一些重要网络的参与方，你们都提供了很多的金融创新。还是有一些挑战面临着，我们会有一些颠簸，有些时候不是说完全的平顺，比如说全球化，我们确实需要中国的参与，中国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来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属于一个高水位线，这就意味着这种风险更大。我们也需要一些货币政策的工具来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避免对于我们这种法币需求的下降，还有我们增长潜力的下降。另外还有我们监管方面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有监管方面的创新，同时我们要谨慎。最后我们要使用广泛的货币政策的手段，而且是要明智的使用，来管理我们的金融市场。 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的金融创新是越来越频繁，更加流向了中国，有很多创新。光有创新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改变整个社会的心态、思维习惯。世界金融主要的参与方也是变化更快，中国是金融科技方面的一个主要部分，处于前端。在世界上，中国的智能金融科技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金融科技让银行系统重新发展。金融危机确实会让央行的职责扩大，但是光靠央行是不够的，也需要政府、监管部门，需要整个金融市场，但是我们央行确实是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到全球的经济之中，虽然有一些风险，但是我们和你们可以一起面对和处理，共同努力。 谢谢！[详情]

　　周小川谈10年金融危机总结：有很多可以思考和改进的方法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来源：澎湃新闻 金融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股市泡沫、恐怖袭击、资产证券化过度发展？ 5月19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金融危机已经十周年了，要开始总结，其中一条就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比较注重单变量的逻辑关系，但实际上金融危机发生很复杂，有多个变量，需要向量思维。 “我们模型的分析往往是比较综合的。往往是同一性质的，同一种关系写成向量。”周小川说，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某些小概率事件产生的，这个概率可能会变大，也就是尾部效应。但是从概率出发，又没有全局性。也就是说传统的思考模式和表达模式对于分析全球金融危机显得有所不足，对下一轮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就会带来问题。 周小川以中国的问题举例说，我们在描述时就采用了条件概率的表达法，要描述在不同条件下，小概率是怎么形成的，要怎么变化。都说杠杆率高可能会出问题，全球都看到有些杠杆率高也没出问题。 “从10年金融危机总结中有很多可以思考和改进的方法，使我们没有白白经过这个危机，使大家有新的题目可以研究。”周小川说。[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他表示，我们必须要认识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冲击和金融业的新演变。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 他提出三个变革的基本方向：第一，标准的一致性是市场主体和市场本身变革的基本趋势。第二，行为监管工具箱的创新是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略，可以预见我们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信息的准确性及其滥用。第三是要在法规上借鉴涉众欺诈处理中的集体诉讼中的合理内核，全面提高欺诈的社会成本。 最后他强调，金融业对外开放要注重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随着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的稳定发展。内资金融业态的迅速成长，流动性的充裕，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球性金融稳定，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才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 以下是嘉宾发言实录： 非常荣幸能够第三次参加“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也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再次跟各位交流，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这样一个伟大时刻，我看了今天会议主题是由三个关键词构成的，即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尽管在最近几年主要从事金融稳定和外汇管理的实践工作，但是在本能上还是试图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理论层面上做一些不一定成熟的思考，供各位参考，不当之处还要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今天讲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我们必须要认识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冲击和金融业的新演变。 2018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也是亚洲金融危机过去的第21个年头，全球金融危机的第10个年头，在金融领域的若干典型事实我们可以观察得到，一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货币金融资产的更加高速的扩张；二是金融创新带来了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更广的资源配置范围；三是尽管全球经济学界和监管者做了大量努力，但是内生性的金融不稳定仍然威胁着我们的体系安全；四是金融机构、产品、市场、监管和货币政策规则，尽管在局部领域都取得了较大的理论和实践进展，但在全球层次上仍然缺乏一致性或公认性的安排。上述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其金融业的自身特征，但是我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做一点点分析，也就是我们要问为什么在此时此刻出现了上述标准化实施？ 第一，我们不容否认的是网络、信息和数字技术对金融业构成了系统性冲击。去年我们开金融工作会议之前我跟小川行长有过分析，就是我们的风险到底在哪里？仔细看在过去15年间，经过改革我们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实际上“四梁八柱”性已经搭建起来，而且在存款、贷款、回款、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的风险基本可控，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风险到底在哪里？出现了什么发现？事实我们发现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事实技术、网络平台和数据分析都已经渗透到了金融业的各个层面，比如说数据技术用于KYC，人工智能用于远程开户和产品组合，区块链用于交易流程，流程自动化用于降低操作风险，因此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任何监管都无力拒绝新技术在被监管领域的运用，只要其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原始动因和现实可能。但是我们不得不回顾1949年熊彼特在其第三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到的创造性结构的概念，技术使金融中介特别是信用中介的存在性目前看起来存疑了，因为既然数据可以通过画像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变得成本极高，那么信息不对称这一金融中介存在的基础理论之一就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 这似乎可以解释两点，一是银行的表外化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银行化，目前有超过100万亿的资管产品，其中银行理财是22.2万亿，4月21日出台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行业背景也许就是如此。二是大量的非金融企业可以从事低层级的金融业务，从P2P平台到ICO，从非金融机构控股金融机构，再到互联网平台控股各类金融产品，尽管监管依然存在，但是金融中介和信息中介之间由于金融冲击变得日益模糊，使实质重于形式，金融消费者保护等基本理念和逻辑的正确执行变得成本极高。 第二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第二种冲击，就是技术可能对金融业造成的冲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要素新业态对整体的金融供给造成的冲击，由此形成了对经济行为的一系列的供给冲击。一方面，根据推演，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关系从上一轮创新当中的直接融资发展所导致的金融脱媒逐渐演变为收益更薄但势必要求垄断性更强的数据集中性中介，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数据的集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一些货币市场基金的快速发展并迅速在总规模上超过了以零售业务为代表的大中型银行的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另一方面，普惠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正被市场所重新定义，基于客户画像和低成本性，一人一种价格、一人一种额度正在成为可能，原本被正确金融机构排斥的客户获得金融服务，实际上是微观用于教科书在宏观当中特定的完全价格歧视，及指导的消费者对任何产品所需要支付的所喜欢支付的最大货币量，并因此决定其价格，从而获得每个消费者的全部消费者剩余，这个做法是极易为人忽视的，这存在极易为人忽视的风险，因为这是金融行业，与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一次性买卖不同，一旦我们把价格打足之后我们将必然面临重定价风险，假定基准利率是波动的，对于整个行业是致命的，因为这将使金融体系缺乏韧性，这是我所讲的第一个层面。我们面临的两大冲击，技术对金融行业的冲击和金融要素供给对整体实体经济的冲击。效率与稳定之间的权衡，决定了三层次的金融体制改革，假如技术变革是不可逆转的，那么信息和数据技术对金融行业的技术冲击和金融演变对实体经济社会的冲击也具有不可逆转性。这两类冲击无疑提高了融资效率，实现了范围经济。但也形成了对传统融资模式的创造性解构也自然形成了金融市场上我们观察到的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一是在交易层面，传统金融表外化和金融业绩业态都导致了金融保障机制的不稳定性。即由于历史数据信息不能排除经济环境和市场主体的不确定性，因而不能完全推断未来，但原本应该由机构承担的表内业务风险应交易的法律关系被扩展至公众，比如股市、汇市和债市的波动。 第二在市场层面，数据的集中是基本趋势，这将导致原本存在防火墙的股权、债权和货币汇兑等不同市场被信息中介打通而综合化经营的风险是尽人皆知的。 第三是在清算层面。我们知道在网络社会很容易形成一致性预期，而一致性预期如果在价格上反应，也就是假设效率市场是存在的，那么就可以解释更为剧烈的和高频的市场波动和市场风险，极端情形下一致看涨和一致看跌是会导致一致性的顺势浩劫的。据此在技术提升效率与冲击造成不稳定之间实施权衡取舍决定了包括中国在内全球经济体系的变革的基本方向。 我认为应该有以下三个变革的基本方向：第一，标准的一致性是市场主体和市场本身变革的基本趋势。由于信息技术是不同机构和市场日趋趋同。新的金融行业标准的一致性是首当其冲的，资管新规就是一种尝试，试图把银行、信托、券商、基金和保险子公司从事同类业务的基础性的行业标准实施规范，这仅仅是一种边际调整，体现了实事重于形式的原则，也应该是面向下一步技术供给和冲击的首要方法论依据。 第二，行为监管工具箱的创新是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略，可以预见我们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信息的准确性及其滥用。在既往案例看，比如说昆明泛亚的有色金属交易所，都存在依托虚假甚至是意想出来的数据构造预期，并形成涉众交易的可能。而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在这种冲击面前毫无疑问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据此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技术演变方向在于一要以更为权威的数据库及时校正和是对冲虚假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统筹建设金融业综合统计和金融业基础设施。 第二是要建立双峰监管的模式，健全具有信息劣势或被误导的事中消费者保护和追索机制。 第三是要在法规上借鉴涉众欺诈处理中的集体诉讼中的合理内核，全面提高欺诈的社会成本。这是在监管的层面。 第三个建议在中央银行方面，我们发现越是技术进步，越需要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也就越需要最后的流动性供给方，而不是很多研究所所说的去中心化，纠其原因就在于预期的不稳定性和极易形成的单变性和流动性浩劫。实际上这与通货膨胀目标和货币政策规则无本质区别，也符合2008年以后全球中央银行普遍把稳定金融市场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作为新增目标选项的基本趋势，只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并科学界定在新技术时代的金融市场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类型，也许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业态。这是我想说的第二大方面，在冲击面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三个方面做思考和重构。 最后一点，金融业对外开放要注重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完全同意朱民院长的观点，改革和创新源自开放。实际上我们今天讨论的技术和供给冲击立足金融稳定发展的应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IMF、FSB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平台上的共同话题，面向新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在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引进来走出去那么简单。随着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的稳定发展。内资金融业态的迅速成长，流动性的充裕，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球性金融稳定，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才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 在这我简单说两个子观点：第一个是储备功能。近期我们观察到一些新兴市场出现了利率飙涨和汇率极贬。而货币毛成为重要而稀缺的公众产品。从人民币的角度来看，人民币跨境使用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了SDR的篮子货币，但是据IFM统计在2017年的官方储备中，人民币储备规模为1128亿美元，占比是1.23%，还远不足以肩负稳定全球货币市场的功能。 二是支付功能。据（Sweet）统计，截止2018年1月末，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比重为1.66%。所以为了进一步提升人民币支付的便利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已于今年5月2日全面上线，目前已有31家直接参与着，695家间接参与者，覆盖各时区，便利境外主体持有和支付人民币。 最后是个总结，面向新时代的金融发展，与时俱进的改进金融体系，保障金融稳定，需要市场主体、监管机构货币当局和研究人士的共同努力，以建设具有创新力和稳健性的中国和全球金融市场，谢谢大家！ [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他表示，开放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国际化的中国的金融市场。 图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 他强调，中国的金融迅速发展，取得了世界的奇迹，毫无疑义。但是国际化和开放度远远落后。所以中国金融再开放是推动国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最为关键。 最后他指出，只有市场稳健了，才会有全面稳健，包括资本帐户、包括人民币可兑换，这是我们在国际上看了无数的案例和经验的结果。通过金融再开放，重塑金融格局，提高金融效率，防范金融风险，创立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模式。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再次感谢大家参加我们这次活动，确实是我们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荣誉，再次谢谢各位贵宾、各位嘉宾。这次会议是关于金融开放的，所以我想讲的题目是“中国金融再开放：国内市场国际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把我的发言放在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 这个很简单的“国内市场国际化”，我觉得开放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国际化的中国的金融市场，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金融市场规模极大，但是我们的国际化水平、我们的监管水平、我们的业务产品服务还跟不上，这个和我们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三大金融市场的地位不符合，这个和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经济的需求转向实体经济的改革不符合，这个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强劲、中产阶级增加、财富增加、人口老龄化未来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符合。所以现在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国内市场国际化，既是我们未来发展必然的选择，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需要，所以我的命题很简单，“国内市场国际化”。 看一下我们过去40年的发展我觉得很了不起，1996年的时候我在中国银行工作，那时候在世界排名前二十大银行，论资产我们只有一家，那是工商银行，是占前十位，论利润只有一家，是中国银行，排名也很靠后。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二十家银行前五家是中国的，现在全世界最赚钱的二十家银行前五家中国的，这是了不得的事情。 1993年的时候中国的资本市场占全球资本市场的比重是零，今天我们占了11.3%，是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我们的债券市场今天低于美国和日本，是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而在15年以前，我们债券市场几乎为零，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资本市场发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市值占GDP的比例从45提到65，虽然还低于韩国、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但是增长还是很快的。我们的保险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保险市场，大家关注到我们的保险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是第三大，但是如果我们关注到保险的密度，我们人均保费今天只有280美元，美国是4095美元，我们只到美国水平的5%，日本是3500亿美元，甚至韩国都是3000美元，所以我们的保险市场的前景无限的宽广。 但是回过头来在那么大的茁壮成长的庞大的市场里，我们的开放是多少呢？我们的国际化程度远远不能满足或者不能符合我们的现状，我们外国银行占中国银行的资产，最高的时候2007年占到2.32%，今天只有1.26%，下降了。我必须承认我也犯了错误，15年前我在中国银行工作，那时候我们分析15年以后外资银行因为WTO的原因可以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比重的15%，因为它有多的产品，特别是在衍生、对冲等领域，可以达到整个收入的20%—25%，15年过去了，这些银行的比重从当年的2.32降到了今天的1.26，当然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业涨的太快，但是也是因为在开放的同时我们在准入、在股权、在产品、在范围、在监管还是设置了很多的条款，这还是一个不完全充分竞争的市场，所以15年前我做的判断完全错了。 我们看股份，外国的投资者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股份只有1.15%，外国的投资者在中国的国债市场、金融债券市场只占2.44%，外资只有在保险业占比比较高，达到了6.1%，这个比例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个比例远远低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远远低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第三大金融体的地位，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严重落后。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需求，中国的债务还是很高的，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债务已经高达了220%左右，债务很高的时候日本的债务达到了220%，日本发生了危机；泰国达到了180%，泰国发生了危机；美国的债务达到了180%，美国发生了危机；西班牙达的债务达到120%的时候，西班牙发生了危机。200%的债务线是一个国际警戒线，中国现在超过了200%，我不认为中国会出现金融危机，因为这有结构问题、有资源配置问题，也有我们很好的流动性支持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债务高、资源效率低确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问题，仅仅14年、13年以前，我们1块钱人民币的贷款可以生产1块钱新增GDP，今天我们要4块钱的贷款才能增加1块钱的新增GDP，贷款的效率降低了75%以上。效率低表明市场竞争、市场结构和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与此同时中国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46%的储蓄率怎么配置来满足我们未来的需求和老龄化的需求，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对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点提出的要求和挑战，所以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以后，当我们整个的人均收入在上升、我们的服务业在上升、我们的制造业在下降，我们整个经济结构里金融结构怎么服务未来，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把未来拢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改革，这就是易纲行长在博鳌宣布的，我把易纲行长以及我们这几天宣布的改革归拢起来：第一个，市场准入，把市场打开，所有权设置的地方，商业银行发行新设置、证券公司等开始放宽；第二个，业务放宽，这是一个全面的业务，鼓励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济、消费金融等全面的业务放开，这是以前都没有开放的，而且把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全部放开，业务放开、准入所有权放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第三个是把金融的基础设施、信用清算、评级以及征信等的基础服务业放开，使得市场的透明度和信息度、竞争的公平性大大加强。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进一步的资本市场沪港、沪轮的互通。银保监会刚才陈主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措施，我们的证监会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开始具体落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外资的证券公司开始申请增加持股到51%，三年之内达到百分之百的持股，这个市场真的变了。 在这个市场变化的时候，核心我觉得还是国内市场的竞争和国际化。国内金融机构有它的客户网络，资源，当地支持的优势。国际机构有它的资本风险管理产品等等的优势，这两个不同优势的力量来竞争和冲击，就比谁走得快。国内市场如果在风险管理、在效率、在产品等方面赶上国际组织，国际组织怎么扩大国内的市场，达到最好的网络获得优秀的客户，这就是一个时间的竞争，产品质量和客户网络的竞争。这个竞争会非常精彩，由此改变中国的金融市场格局。未来竞争一定是速度，同时这个竞争会改变整个市场的格局，我们看了全世界关于金融市场的增长格局。中国是最后一列，02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只占全球市场的2%，债券市场1%，银行市场3%，2014年12年以后，资本市场8%，债券市场5%，银行市场占了18%，攒足了劲。但是从GDP来看，引领他们的资产GDP22.3%，股票和债券也就是48%左右，就是李扬院长刚才说的我们资本市场的结构不合理，资本市场不够还是靠间接融资，所以我们的资本我们的效率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所以开放以后会推进整个金融机构的改变，提高金融效率，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在这个基础上，当你的市场开放了，你才能建立现代的监管体制，不然的话你建的是空中的楼阁，由此来建立健康有效和稳健的市场的金融体系。 如果我们把以上所有放在一起的话，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金融迅速发展，取得了世界的奇迹，毫无疑义。但是我们的国际化和开放度远远落后，所以中国金融再开放是推动国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我觉得这是最为关键的。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对新金融的要求，竞争市场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并由此为进一步的金融系统开放打好基础，全面的开放。因为只有市场稳健了，才会有全面稳健，包括资本帐户、包括人民币可兑换，这是我们在国际上看了无数的案例和经验的结果。通过金融再开放，重塑金融格局，提高金融效率，防范金融风险，创立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模式。谢谢大家！[详情]

　　中国证券网讯 “对外开放过程中，不仅要引入‘活水’，也要过滤‘污水’，引入的外资机构必须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充足的资本实力，双方监管机构保持了良好的沟通。”19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在“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 陈文辉指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将把握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要把握扩大开放和防范风险平衡的原则，完善监管规章及配套制度建设。对外开放不是毫无管理、敞开大门，而是以配套机制和制度建设来取代数量性的限制。当前，银保监会正在进一步修订完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配套制度，并在加紧制定出台关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保险代理人等一系列新的监管配套制度。同时，我国正在自主推进的保险监管制度体系——偿二代建设，已在全球与美国RBC标准和欧盟偿付能力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并向亚洲国家和地区推介。与此同时，金融监管法规也将和国家经济安全制度做好衔接，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做好配套制度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是坚持稳妥有序、平等互利。金融对外开放部分措施可以先试点再推开，“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的理论和制度优势，相关改革措施要谋定而后动，一旦时机成熟就坚决推行。同时，我国对外开放还必须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开放不是“一刀切”，也要讲互利互惠。那些赞同开放、支持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就能从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开放的成果中受益，那些惧怕开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只看重短期的收益，长期的竞争力一定会受损。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一定要倡议开放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是补齐监管短板，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银保监会将始终坚持“监管姓监”，坚决落实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各项要求，有效解决金融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逐步建立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持“严”字当先、敢于亮剑、敢于碰硬，坚持严罚重处，始终保持整治银行保险乱象的高压态势，扎紧制度笼子，防止野蛮增长，为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陈文辉表示，银保监会将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业改革开放，确保各项银行业和保险业开放措施及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提升银行业和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和国际竞争力，为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做出应有贡献。（陈婷婷）[详情]

　　中国网财经5月19日讯 今日上午，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正式召开，探讨中国金融的当下和未来。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表示，过去40年，金融对外开放全面提升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和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当前，我国银行业按总资产规模已居全球第一，保险业按保费收入已居全球第二，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有4家来自中国，1家中国保险公司也就是平安保险公司，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银行和保险市场。 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进程经历了几个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至加入WTO前，银行业和保险业开放主要是在特定地域和部分业务领域以试点的方式进行，开放的程度有限。例如，银行业方面，外资银行最初仅能在限定地域经营对外资企业及境外居民的外汇业务，1994年开放地域逐渐扩展到全国，1996年后逐渐在上海等地放开人民币业务试点。保险业方面，1992年上海成为对外开放保险业务的首个试点城市，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作为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此后试点城市逐步扩大至广州、深圳等。 自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在承诺期内切实履行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全面开放承诺，在业务领域和地域范围方面逐步扩大。银行业方面，当年就放开了外资银行对全部客户的外汇业务，在五年过渡期内分步取消了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对象限制，并主动放开外资银行金融衍生品、托管、代理保险等新业务范围。保险业方面，取消了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扩大合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东持股比例，并逐步允许外资非寿险公司经营除法定保险业务以外的全部非寿险业务，允许外资人身险公司经营全面的寿险业务，以及取消外资保险公司就非寿险、个人意外和健康保险有关业务向指定再保险公司分保的要求等。 在履行入世承诺的基础上，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部门还推出了一系列主动开放措施。例如，进一步放宽了外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以外促内推进中国金融业改革；允许外资设立和投资入股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丰富外资经营业态；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外资营商便利度等。 之所以持续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因为我们深知开放是改革的需要。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开放作为一种重要的改革手段来运用和实施，并不是说我们逼得没办法了才来改革开放，我们是主动的对外开放。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外资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在华蓬勃发展，外资机构数量稳步增长。银行业方面，截至2017年末，共有外资银行业营业性机构209家，外资银行总资产3.24万亿元，同比增长10.76%；2017年全年外资银行净利润146.46亿元，同比增长14.59%。保险业方面，共有外资保险业营业性机构71家，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3%；2017年全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2140.06亿元，同比增长35.7%。 过去40年，金融对外开放全面提升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和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机构体系不断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持续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显著增强；金融监管框架不断完善，监管有效性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银行业保险业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融入全球化进程加快。当前，我国银行业按总资产规模已居全球第一，保险业按保费收入已居全球第二，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有4家来自中国，1家中国保险公司也就是平安保险公司，作为新兴市场唯一代表进入全球九家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之列，其它的八家都在欧美。全球系统重要性机构虽然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和监管要求，但这有利于中国金融机构的健康成长，有利于中国的金融稳定，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银行和保险市场。[详情]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在今日举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近期，已有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表达了在华新设机构或增持股权的意向。 陈文辉表示，中国银保监会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推动各项开放措施落地： 一是放宽外资投资和设立机构条件。确保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鼓励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引进境外专业投资者。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有子行和分行，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外资保险机构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的要求。 二是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取消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等待期，支持外国银行分行从事政府债券相关业务，放宽外国银行分行从事人民币零售存款要求，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近期，中英合资的韦莱保险经纪公司成为首家获准扩展经营范围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 三是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对外国银行境内分行实施合并考核，调整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管理要求。 他表示，为确保上述对外开放措施及早落地，中国银保监会正在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建设，同时也在同步受理对接各项开放措施的准入申请。近期，已有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表达了在华新设机构或增持股权的意向，我们将根据既定的开放方案做好政策和准入辅导，推动一批对外开放举措适时落地。 编辑：杨梓铭[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清华金融评论》主编廖理教授为《清华金融评论》创刊五周年致辞。 图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廖理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廖理：尊敬的陈文辉副主席、吴晓灵院长、朱民院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媒体朋友们，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盛大开幕，我谨代表《清华金融评论》全体同仁，向论坛的召开致以诚挚的祝贺！向莅临大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清华金融评论》自2013年11月创刊以来，在学术委员会的指导下、编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累计出版纸质刊54期，发表文章1500余篇，汇聚了专家学者1500多位，采用封面专题深入解读和固定栏目垂直分析的内容布局，初步形成了由杂志、微信公众号、网站等构成的立体化的传播平台。累计发行纸质刊60余万期，举办100余场会议活动，邀请30余家机构加入金融家理事会，服务了20多万读者，逐步形成了由杂志发行、会议活动、金融家理事会、研究交流等构成的全方位的产品服务体系。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主管、主办单位的指导，离不开专家学者的参与，离不开合作伙伴的支持，更离不开读者朋友的信任。 五年以来，《清华金融评论》始终坚持“顶天、立地、学术、政策”的办刊原则，以分析研究经济金融形势、解读评论经济金融政策、建言献策经济金融实践为办刊内容，以推动金融变革、引领金融实践为办刊目标，为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者提供智囊服务，为金融机构等经济组织的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为经济金融类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者搭建交流平台。 今后，《清华金融评论》要继续坚持上述发展理念，紧紧依托于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以及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的强大科研资源，加强与国内外经济金融政策制定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学术科研机构的联系，不断提高办刊水平和内容质量。为此，未来五年，我们将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内容观点化。内容是杂志的灵魂，已经出版的54期《清华金融评论》选题紧跟时事热点，文章紧扣内容定位，但是内容质量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需要进一步在文章内容上力求全方位多角度，更加强调文章的前瞻性、思想性和实践性，使文章的观点更加鲜明，评论的属性更加突出，传递的声音更加精准。 第二，功能立体化。《清华金融评论》始终坚持政策解读和政策建言的功能定位。经过不断探索和努力，我们已经突破了仅仅依靠纸质杂志解读和政策建言的单一化格局，初步形成了由纸质刊、新媒体、会议活动、金融家理事会、研究咨询、榜单评选等构成政策解读与建言的立体化格局。我们将不断深挖传播方式，优化组织形式，创新运作机制，以及调配整合资源，使《清华金融评论》政策解读和建言更加立体化。 第三，视野国际化。《清华金融评论》自创刊以来，始终保持国际视野，持续反映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政策。为了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我们将策划更多国际的内容选题，邀请更多海外的专家学者，同时考虑增设英文栏目，加快国际化步伐，最终实现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向中国传递世界的声音。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清华金融评论》未来的发展，还需要你们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最后，预祝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详情]

　　陈文辉：对外开放将把握三个原则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李致鸿 北京报道 5月19日，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回顾了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开放的历史，探讨未来开放的趋势，以及如何在开放进程中有效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 以下为演讲摘要： 一、银行业和保险业近40年的开放历程 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进程经历了几个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至加入WTO前，银行业和保险业开放主要是在特定地域和部分业务领域以试点的方式进行，开放的程度有限。例如，银行业方面，外资银行最初仅能在限定地域经营对外资企业及境外居民的外汇业务，1994年开放地域逐渐扩展到全国，1996年后逐渐在上海等地放开人民币业务试点。保险业方面，1992年上海成为对外开放保险业务的首个试点城市，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作为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此后试点城市逐步扩大至广州、深圳等。 自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在承诺期内切实履行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全面开放承诺，在业务领域和地域范围方面逐步扩大。银行业方面，当年就放开了外资银行对全部客户的外汇业务，在五年过渡期内分步取消了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对象限制，并主动放开外资银行金融衍生品、托管、代理保险等新业务范围。保险业方面，取消了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扩大合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东持股比例，并逐步允许外资非寿险公司经营除法定保险业务以外的全部非寿险业务，允许外资人身险公司经营全面的寿险业务，以及取消外资保险公司就非寿险、个人意外和健康保险有关业务向指定再保险公司分保的要求等。 在履行入世承诺的基础上，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部门还推出了一系列主动开放措施。例如，进一步放宽了外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以外促内推进中国金融业改革；允许外资设立和投资入股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丰富外资经营业态；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外资营商便利度等。 之所以持续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因为我们深知开放是改革的需要。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开放作为一种重要的改革手段来运用和实施，并不是说我们逼得没办法了才来改革开放，我们是主动的对外开放。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外资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在华蓬勃发展，外资机构数量稳步增长。银行业方面，截至2017年末，共有外资银行业营业性机构209家，外资银行总资产3.24万亿元，同比增长10.76%；2017年全年外资银行净利润146.46亿元，同比增长14.59%。保险业方面，共有外资保险业营业性机构71家，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3%；2017年全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2140.06亿元，同比增长35.7%。 过去40年，金融对外开放全面提升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和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机构体系不断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持续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显著增强；金融监管框架不断完善，监管有效性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银行业保险业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融入全球化进程加快。当前，我国银行业按总资产规模已居全球第一，保险业按保费收入已居全球第二，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有4家来自中国，1家中国保险公司也就是平安保险公司，作为新兴市场唯一代表进入全球九家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之列，其它的八家都在欧美。全球系统重要性机构虽然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和监管要求，但这有利于中国金融机构的健康成长，有利于中国的金融稳定，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银行和保险市场。 二、当前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银行保险业经历了不平凡的深刻变革，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在中资银行业和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外资机构的市场份额却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至2017年末，外资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重仅1.32%。而不论在英、美等发达金融市场还是在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外资银行资产份额均超过10%。与此同时，外资保险公司的总资产份额和保费收入市场份额分别为6.71%和5.85%，也维持在较低水平。虽然外资银行业和保险业市场份额较低源自多方面因素，但不可否认目前仍存在制约外资发挥业务优势的制度因素。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利益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阶段，改革步入攻坚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一是从内部动力看，银行业和保险业需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6次会议上指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通过开放促进我们自身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经济生活中“脱实向虚”的风险苗头不容小觑，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开放强有力的支撑。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将有助于利用好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好地挖掘外资机构的特色金融服务，实现“以外促内”，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二是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中资机构“走出去”要求实施内外一致的金融制度，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当前，我国与美国、欧盟商谈的国际协定均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基础制定，对金融业开放、业务开放和市场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外发达经济体对外资金融机构很少设有数量化的准入限制，部分国家因其机构在华受到限制而对中资机构准入采取严格对等措施，使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发展受到影响。通过主动推动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境内金融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度，也有利于为我国金融机构境外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金融行业已具备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一是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体系已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刚刚讲了系统重要性机构，这些机构都是世界五百强，其实我国位列世界五百强的机构远远要多，光是保险业现在就有六家，有的机构还没有上市，如果上市的话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二是我国对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逐渐增大。中国在全球金融规则制定的主导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中拥有3个席位，和美国一样多；如果加上香港地区的席位，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席位最多的国家。三是我国银行业保险业监管能力获得国际认可。IMF和世界银行开展的金融稳定评估，对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水平均给出高度评价。2018年2月，原保监会负责人作为新兴市场代表，首次当选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执委会副主席。副主席的席位是我们花了多年工夫才拿下来的。此前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主席永远是欧洲人占着，副主席永远是美国人、日本人。这次，我们以新兴市场的名义坚决要求专门设立相关机构负责整个新兴市场保险监管的一些规则制定的协调等事务。同时，我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还是国际养老金监督官协会执委。所以说，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能力和话语权有了很大的提升。 中国有句古话，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前，中国的经济就像一叶小舟，可以在湖泊、小河中航行，风浪大时可能还会有风险。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万吨巨轮，一定要到更广阔的大江大海中，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通过对外开放，我们可以增强中国金融系统的活力，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这也是我们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 三、当前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 在金融开放方面，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宣布，“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中国银保监会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推动各项开放措施落地： 一是放宽外资投资和设立机构条件。确保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鼓励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引进境外专业投资者。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有子行和分行，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外资保险机构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的要求。 二是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取消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等待期，支持外国银行分行从事政府债券相关业务，放宽外国银行分行从事人民币零售存款要求，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近期，中英合资的韦莱保险经纪公司成为首家获准扩展经营范围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 三是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对外国银行境内分行实施合并考核，调整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管理要求。 为确保上述对外开放措施及早落地，中国银保监会正在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建设，同时也在同步受理对接各项开放措施的准入申请。近期，已有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表达了在华新设机构或增持股权的意向，我们将根据既定的开放方案做好政策和准入辅导，推动一批对外开放举措适时落地。 四、有效平衡开放与风险的关系 我们注意到，在推进开放工作的过程中，业界和公众也很关切开放的潜在风险。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开放才能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加入WTO之初，银行和保险业的基础还非常薄弱。因此在加入WTO之时，很多人都比喻“狼来了”，担心中国能不能经受住对外开放的考验。事实证明，我们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还不断地发展壮大。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新的产品服务和经营理念，还“以外促内”，促进中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公司治理、业务经营、风险管理等多方面有显著地提升，带来了中国银行和保险行业整体的长足发展。因此，实践证明，只要管控得当，对外开放对中国的好处远远大于风险。 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引入“活水”，也要过滤“污水”，引入的外资机构必须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充足的资本实力，双方监管机构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将把握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要把握扩大开放和防范风险平衡的原则，完善监管规章及配套制度建设。我们的对外开放不是毫无管理、敞开大门，而是以配套机制和制度建设来取代数量性的限制。当前，银保监会正在进一步修订完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配套制度，并在加紧制定出台关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保险代理人等一系列新的监管配套制度。同时，我国正在自主推进的保险监管制度体系——偿二代建设，已在全球与美国RBC标准和欧盟偿付能力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并向亚洲国家和地区推介。与此同时，金融监管法规也将和国家经济安全制度做好衔接，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做好配套制度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是坚持稳妥有序、平等互利。金融对外开放部分措施可以先试点再推开，“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的理论和制度优势，相关改革措施要谋定而后动，一旦时机成熟就坚决推行。同时，我国对外开放还必须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开放不是“一刀切”，也要讲互利互惠。那些赞同开放、支持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就能从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开放的成果中受益，那些惧怕开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只看重短期的收益，长期的竞争力一定会受损。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我们一定要倡议开放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是补齐监管短板，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银保监会将始终坚持“监管姓监”，坚决落实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各项要求，有效解决金融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逐步建立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持“严”字当先、敢于亮剑、敢于碰硬，坚持严罚重处，始终保持整治银行保险乱象的高压态势，扎紧制度笼子，防止野蛮增长，为对外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要求，银保监会的监管干部还要努力做到“忠、专、实”，成为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监管人才，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接受新浪财经等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金融开放肯定会涉及到外资机构准入、改革开放步骤、地域选择等问题。提及到外资机构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会否有难度、金融开放会否受到阻滞这样的问题，周延礼表示，“监管机构中负责市场准入的部门，只能对外资机构加以引导，但是不能要求外资机构具体去哪儿部署，因为这涉及到外资机构的自身选择问题”。 “很多金融机构是全球战略布局的，比如诸多系统性重要的金融结构，可能会在金融开放初期更倾向于在一线城市等大城市展开业务加以发展，监管机构很难要求这类机构去布局到三四线城市，但可以引导他们、向他们宣传三四线城市将会是一片资源丰富、未开发的处女地。” 周主席提到，“我们只能是打开大门，将这些重要机构引入，但具体到这些机构地域的选择，可能没法去要求，只能以引导的方式进行。改革开放中不宜对金融机构做太多要求。金融开放要推进到二三线城市，需要监管机构将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金融需求情况予以宣传”。 周延礼也对银行和保险未来的合作模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当前银保监会的工作重点仍是立足监管、防范风险。在目前监管从分业向混业监管过渡的过程中，加强市场行为的监管应该是银保监会重要发力的方向，未来可能也会有更多新的政策提出。[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正式发布《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8》，并做“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题演讲。 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李扬指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历20年，其间，我们曾多次被告知改革即将成功，就差“临门一脚”。如今，这一改革仍然被确定在“深化”阶段，可见这一改革之困难和复杂，可见利率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它的确“牵一发而动全身”。 李扬在演讲中强调，第一，利率是金融的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网络体系，它具有关联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征；第二，利率市场化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放松管制”，而是要建立合理的利率结构和市场化调控机制；第三，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包括，全方位发展资本市场以形成资金的均衡价格，解除信贷管制使资金供求双方都可以充分竞争，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高存款准备金率亟待“回归正常”，发展银行表外市场以打通相互割裂的债券市场与信贷市场，作为“银行的影子”的中国影子银行可以成为推动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力量。 《中国金融政策报告》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公开出版，吴晓灵、何海峰担任主编和执行主编。在2017年6月的第三届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发布了《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7》。[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中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只要管控得当，对外开放对中国的好处远远大于风险，但在扩大开放引入“活水” 的同时，也要过滤“污水”。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他指出，需要把握以下三个原则：一是要把握扩大开放和防范风险平衡的原则，完善监管规章及配套制度建设；二是坚持稳妥有序、平等互利；三是补齐监管短板，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万吨巨轮，一定要到更广阔的大江大海中，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通过对外开放，我们可以增强中国金融系统的活力，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这也是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 图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尊敬的周行长，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应邀来参加“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与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共同探讨“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的主题。 今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四十年来，中国金融业不断改革创新、扩大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我们又迎来了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开放型经济体的新时期。 在最近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扩大开放的四个重点领域，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主动扩大进口。在博鳌论坛上，习主席强调，对外开放重大举措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努力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企业和人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 银保监会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加快推进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近期已推出一系列对外开放举措，并积极推进各项开放措施尽早落地。我非常高兴能借此机会，与各位嘉宾一起简要回顾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开放的历史，探讨未来开放的趋势，以及如何在开放进程中有效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 一、银行业和保险业近40年的开放历程 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进程经历了几个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至加入WTO前，银行业和保险业开放主要是在特定地域和部分业务领域以试点的方式进行，开放的程度有限。例如，银行业方面，外资银行最初仅能在限定地域经营对外资企业及境外居民的外汇业务，1994年开放地域逐渐扩展到全国，1996年后逐渐在上海等地放开人民币业务试点。保险业方面，1992年上海成为对外开放保险业务的首个试点城市，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作为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此后试点城市逐步扩大至广州、深圳等。 自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在承诺期内切实履行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全面开放承诺，在业务领域和地域范围方面逐步扩大。银行业方面，当年就放开了外资银行对全部客户的外汇业务，在五年过渡期内分步取消了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对象限制，并主动放开外资银行金融衍生品、托管、代理保险等新业务范围。保险业方面，取消了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扩大合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东持股比例，并逐步允许外资非寿险公司经营除法定保险业务以外的全部非寿险业务，允许外资人身险公司经营全面的寿险业务，以及取消外资保险公司就非寿险、个人意外和健康保险有关业务向指定再保险公司分保的要求等。 在履行入世承诺的基础上，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部门还推出了一系列主动开放措施。例如，进一步放宽了外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以外促内推进中国金融业改革；允许外资设立和投资入股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丰富外资经营业态；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外资营商便利度等。 之所以持续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因为我们深知开放是改革的需要。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开放作为一种重要的改革手段来运用和实施，并不是说我们逼得没办法了才来改革开放，我们是主动的对外开放。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外资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在华蓬勃发展，外资机构数量稳步增长。银行业方面，截至2017年末，共有外资银行业营业性机构209家，外资银行总资产3.24万亿元，同比增长10.76%；2017年全年外资银行净利润146.46亿元，同比增长14.59%。保险业方面，共有外资保险业营业性机构71家，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3%；2017年全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2140.06亿元，同比增长35.7%。 过去40年，金融对外开放全面提升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和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机构体系不断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持续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显著增强；金融监管框架不断完善，监管有效性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银行业保险业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融入全球化进程加快。当前，我国银行业按总资产规模已居全球第一，保险业按保费收入已居全球第二，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有4家来自中国，1家中国保险公司也就是平安保险公司，作为新兴市场唯一代表进入全球九家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之列，其它的八家都在欧美。全球系统重要性机构虽然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和监管要求，但这有利于中国金融机构的健康成长，有利于中国的金融稳定，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银行和保险市场。 二、当前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银行保险业经历了不平凡的深刻变革，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在中资银行业和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外资机构的市场份额却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至2017年末，外资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重仅1.32%。而不论在英、美等发达金融市场还是在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外资银行资产份额均超过10%。与此同时，外资保险公司的总资产份额和保费收入市场份额分别为6.71%和5.85%，也维持在较低水平。虽然外资银行业和保险业市场份额较低源自多方面因素，但不可否认目前仍存在制约外资发挥业务优势的制度因素。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利益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阶段，改革步入攻坚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一是从内部动力看，银行业和保险业需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6次会议上指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通过开放促进我们自身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经济生活中“脱实向虚”的风险苗头不容小觑，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开放强有力的支撑。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将有助于利用好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好地挖掘外资机构的特色金融服务，实现“以外促内”，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二是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中资机构“走出去”要求实施内外一致的金融制度，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当前，我国与美国、欧盟商谈的国际协定均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基础制定，对金融业开放、业务开放和市场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外发达经济体对外资金融机构很少设有数量化的准入限制，部分国家因其机构在华受到限制而对中资机构准入采取严格对等措施，使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发展受到影响。通过主动推动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境内金融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度，也有利于为我国金融机构境外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金融行业已具备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一是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体系已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刚刚讲了系统重要性机构，这些机构都是世界五百强，其实我国位列世界五百强的机构远远要多，光是保险业现在就有六家，有的机构还没有上市，如果上市的话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二是我国对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逐渐增大。中国在全球金融规则制定的主导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中拥有3个席位，和美国一样多；如果加上香港地区的席位，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席位最多的国家。三是我国银行业保险业监管能力获得国际认可。IMF和世界银行开展的金融稳定评估，对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水平均给出高度评价。2018年2月，原保监会负责人作为新兴市场代表，首次当选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执委会副主席。副主席的席位是我们花了多年工夫才拿下来的。此前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主席永远是欧洲人占着，副主席永远是美国人、日本人。这次，我们以新兴市场的名义坚决要求专门设立相关机构负责整个新兴市场保险监管的一些规则制定的协调等事务。同时，我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还是国际养老金监督官协会执委。所以说，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能力和话语权有了很大的提升。 中国有句古话，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前，中国的经济就像一叶小舟，可以在湖泊、小河中航行，风浪大时可能还会有风险。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万吨巨轮，一定要到更广阔的大江大海中，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通过对外开放，我们可以增强中国金融系统的活力，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这也是我们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 三、当前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 在金融开放方面，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宣布，“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中国银保监会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推动各项开放措施落地： 一是放宽外资投资和设立机构条件。确保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鼓励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引进境外专业投资者。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有子行和分行，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外资保险机构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的要求。 二是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取消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等待期，支持外国银行分行从事政府债券相关业务，放宽外国银行分行从事人民币零售存款要求，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近期，中英合资的韦莱保险经纪公司成为首家获准扩展经营范围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 三是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对外国银行境内分行实施合并考核，调整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管理要求。 为确保上述对外开放措施及早落地，中国银保监会正在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建设，同时也在同步受理对接各项开放措施的准入申请。近期，已有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表达了在华新设机构或增持股权的意向，我们将根据既定的开放方案做好政策和准入辅导，推动一批对外开放举措适时落地。 四、有效平衡开放与风险的关系 我们注意到，在推进开放工作的过程中，业界和公众也很关切开放的潜在风险。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开放才能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加入WTO之初，银行和保险业的基础还非常薄弱。因此在加入WTO之时，很多人都比喻“狼来了”，担心中国能不能经受住对外开放的考验。事实证明，我们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还不断地发展壮大。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新的产品服务和经营理念，还“以外促内”，促进中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公司治理、业务经营、风险管理等多方面有显著地提升，带来了中国银行和保险行业整体的长足发展。因此，实践证明，只要管控得当，对外开放对中国的好处远远大于风险。 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引入“活水”，也要过滤“污水”，引入的外资机构必须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充足的资本实力，双方监管机构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将把握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要把握扩大开放和防范风险平衡的原则，完善监管规章及配套制度建设。我们的对外开放不是毫无管理、敞开大门，而是以配套机制和制度建设来取代数量性的限制。当前，银保监会正在进一步修订完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配套制度，并在加紧制定出台关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保险代理人等一系列新的监管配套制度。同时，我国正在自主推进的保险监管制度体系——偿二代建设，已在全球与美国RBC标准和欧盟偿付能力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并向亚洲国家和地区推介。与此同时，金融监管法规也将和国家经济安全制度做好衔接，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做好配套制度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是坚持稳妥有序、平等互利。金融对外开放部分措施可以先试点再推开，“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的理论和制度优势，相关改革措施要谋定而后动，一旦时机成熟就坚决推行。同时，我国对外开放还必须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开放不是“一刀切”，也要讲互利互惠。那些赞同开放、支持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就能从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开放的成果中受益，那些惧怕开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只看重短期的收益，长期的竞争力一定会受损。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我们一定要倡议开放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是补齐监管短板，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银保监会将始终坚持“监管姓监”，坚决落实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各项要求，有效解决金融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逐步建立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持“严”字当先、敢于亮剑、敢于碰硬，坚持严罚重处，始终保持整治银行保险乱象的高压态势，扎紧制度笼子，防止野蛮增长，为对外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要求，银保监会的监管干部还要努力做到“忠、专、实”，成为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监管人才，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讲话时指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成功”。银保监会将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业改革开放，确保各项银行业和保险业开放措施及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提升银行业和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和国际竞争力，为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做出应有贡献。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上午9时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他表示，2008年第四季度讨论危机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应对过程中，中国方面明确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和金融市场有一些活动有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比较冷门的衍生产品脱离了实体经济有关。这些产品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些环节容易大起大落。第二个就是经济系统金融市场系统中的正反馈特性过为突出。也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股价也好，盈利也好，评级也好，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一出了问题的时候，就有很多落井下石，这是典型的正反馈特性。[详情]

　　图为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中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日前阿根廷比索暴跌，在谈到目前面临的危机时，周小川说，大家都知道那首歌“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衷心希望以后不会“cry”。 新浪财经注：《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是奥斯卡获奖影片《贝隆夫人》主题曲，是一首非常著名的英文歌曲，也被称为阿根廷第二国歌，阿根廷足球队悲伤之曲。出自著名音乐剧《艾薇塔》（Evita），由蒂姆·赖斯与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共同制作，讲述阿根廷前第一夫人伊娃·裴隆（Eva Peron，即艾薇塔，也称贝隆夫人）从一个受尽社会歧视的私生女到权倾阿根廷的主政者的传奇一生。[详情]

　　周小川谈10年金融危机总结：有很多可以思考和改进的方法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来源：澎湃新闻 金融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股市泡沫、恐怖袭击、资产证券化过度发展？ 5月19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金融危机已经十周年了，要开始总结，其中一条就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比较注重单变量的逻辑关系，但实际上金融危机发生很复杂，有多个变量，需要向量思维。 “我们模型的分析往往是比较综合的。往往是同一性质的，同一种关系写成向量。”周小川说，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某些小概率事件产生的，这个概率可能会变大，也就是尾部效应。但是从概率出发，又没有全局性。也就是说传统的思考模式和表达模式对于分析全球金融危机显得有所不足，对下一轮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就会带来问题。 周小川以中国的问题举例说，我们在描述时就采用了条件概率的表达法，要描述在不同条件下，小概率是怎么形成的，要怎么变化。都说杠杆率高可能会出问题，全球都看到有些杠杆率高也没出问题。 “从10年金融危机总结中有很多可以思考和改进的方法，使我们没有白白经过这个危机，使大家有新的题目可以研究。”周小川说。[详情]

　　新浪财经讯 5月19日消息 由清华大学主办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日上午9时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党委书记顾良飞在论坛上致辞。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向全体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是一年一度的金融盛会，是国内外金融界名家云集、权威发声、共议金融发展的思想交流平台。论坛迄今已举办三届，百余名国内外政、商、学界重要嘉宾、数千名参会嘉宾共议金融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在金融业界、学界及传媒界引起广泛关注。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在此，也感谢论坛的战略合作伙伴宜信，官方媒体《清华金融评论》、未央网，对本届论坛的支持。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金融提出的要求。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已成为近一阶段金融发展的重要任务。这是一场融汇不同理念、激发观点碰撞的思想盛会，更是一场引领行业思考、助力金融发展的探索盛会。希望我们能在新时代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寻求更规范、更高效的金融工具，共建更健康、更稳定的金融环境，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进步。 下面我介绍今天的到场嘉宾：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先生；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先生； 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室金融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周延礼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先生；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先生； 远道而来的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György Matolcsy（杰尔吉·马托奇）先生； 出席今天论坛的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领导有：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女士；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先生；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学讲席教授、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廖理先生。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 首先，有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女士致辞。[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