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

　　吴晓灵：“去杠杆”不是完全去掉杠杆 中国证券报 □本报记者 徐昭 4日，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在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我国现在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要“三去一降一补”，但“去杠杆”并 不是完全去掉杠杆，任何一个经济活动没有杠杆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整体杠杆率在全球是中等的、可控的，但是杠杆率结构是不合适的，其中居民杠杆率最低，政 府杠杆率尚可，企业杠杆率在全球是最高的。企业如果不能从沉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是没有好处的。 吴晓灵指出，在严厉控 制政府债务率上升的同时，应努力进行金融改革，让企业能够把杠杆率控制在适度范围之内。一是在进行债务重组时，要鼓励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参与进来。应该通过 资产管理公司向社会募集资金做股权投资，然后由重组企业把股权资金作为还款归还银行，通过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完成债转股。二是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优化企 业结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的阶段，应该更多做存量的结构调整。企业的存量结构调整其实就是收购、兼并，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要用到各种金融工具， 但是杠杆要适度，规则要明确。三是从整体经济上来说，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股权融资渠道。[详情]

　　陈雨露：营造中性适度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证券报 □本报记者 徐昭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3日在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要正确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总需求管理，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陈雨露指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也希望实体企业能够立足自身主业，纠正盲目涉足金融业的倾向，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陈雨露强调，中国在探索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方面已经走在了国际第一梯队，下一步要围绕建立有效的系统性风险度量和早期预警机制、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开 发、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他表示，金融不能只为少数精英群体服务，应更加关注民生、注重社会责任、关心弱势群体的金 融服务需求等。中国普惠金融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应构建一个广覆盖、低成本、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让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普罗大众。此外，要以法制 化、市场化为方向，统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制定实施统一的准入、运营和管理的法规体系，更好地为市场主体提供高效服务，支持货币政策顺畅传 导，保证国家金融安全，促进金融体系稳定健康发展。[详情]

　　服务供给侧改革 货币政策如何做到 “不松不紧”？ 记者 徐燕燕 [ 不紧就是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正常、合理的增长，要保持流动性的基本稳定；不松就是货币政策如果太松的话，可能僵尸企业、过剩产能就很难去掉 ] 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日前在北京召开，论坛上首次发布《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7》。今年报告的主题为“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服务供给侧改革”。 该报告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联合编写，该报告每年都会聚焦金融业热点，对过去一年国际国内经济背景下中国金融政策的出台与执行情况进行总结和分析。 为供给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货币环境 在供给侧改革中，货币政策的调控备受市场瞩目。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李波表示，今年以来，央行实施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不紧也不松。 何谓“不松不紧”？李波进一步解释称，“不紧就是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正常、合理的增长，要保持流动性的基本稳定，要维护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不松就是货币政策如果太松的话，可能僵尸企业、过剩产能就很难去掉。从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角度，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体现了不紧也不松的原则。”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上周六在论坛的发言中也表示，央行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他称，要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总需求管理，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要引导金融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也希望实体企业能够立足自身的主业，纠正偏离主业盲目涉足金融业的倾向，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根据央行2017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今年以来，央行合理搭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临时流动性便利（SLF）等工具，灵活提供不同期限流动性，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逆回购操作和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随行就市有所上行。继续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的信号和结构引导作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同时，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指标范围；积极完善和推广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按照“因城施策”的原则对房地产信贷市场实施调控，强化住房金融宏观审慎管理。 2017年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长10.6%；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4%，比年初增加4.2万亿元，同比少增3856 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2.5%。3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53%。3月末，CFETS（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为92.93，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8993元。 通过金融改革控制企业杠杆率 论坛上，来自监管、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专家针对各自行业的特点，对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提出建议。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表示，在严厉控制政府债务率上升的同时，应努力进行金融改革，让企业把杠杆率控制在适度范围内。 吴晓灵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率在全球是中等的、可控的。但问题是，中国杠杆率的结构不合理，即居民杠杆率最低，政府的杠杆率尚可，而企业的杠杆率在全球最高。企业作为生产的主力，如果不能从沉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因而，在严厉控制政府债务率上升的同时，应努力进行金融改革，让企业把杠杆率控制在适度范围内。 对此，《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7》建议：第一，鼓励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企业资产重组，应该由更多的市场化运作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进行债务重组，特别是债权和股权的置换问题。 第二，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优化企业结构。在企业收购、兼并的过程中，难免要用到各种金融工具，要有杠杆，但是杠杆要适度，规则要明确。 第三，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展股权融资渠道。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朱进元表示，保险业具有损失补偿、风险管理和资金融通的功能。随着整个经济发展和保险业的进步，保险业的功能在不断完善，特别是在信用征信、社会管理方面也衍生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些功能会在服务供给侧改革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在“十三五”期间，农业保险、责任保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巨灾保险会呈现一个飞跃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在推出健康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养老保险的顺延政策，将会撬动保险业最后一个大蛋糕，即养老保险市场的发展。“今后保险业的作用既会体现在回归保障，更会为我们国家的供给侧改革和健康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他表示。 信达证券董事长张志刚针对债转股表示，这次的债转股和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债转股相比有很大的变化。他认为，上一轮的债转股主要是报表重组，这次的债转股应该是一个价值重构的过程，即通过市场化和法治化这两个原则，由金融机构选择有市场发展前景的企业进行债转股，在转股的过程中对现有的资产进行剥离和市场化的估值。张志刚表示，这一轮债转股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债转股过程中，企业的过剩产能是不是真的能够剥离和处置；二是转成股权之后，银行对持股公司是不是真能发挥股东的作用。 交通银行研究中心副总经理、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周昆平表示，银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应该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同时根据“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来开展改革。首先，要降低对于僵尸企业特别是“两高一剩”行业信贷的消耗，把更多的资源投到符合国家战略的一些新兴产业；其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一些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再次，更多提供好的产品。一是通过债转股盘活存量，搞活增量，二是推动银行业自身的改革，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针对监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监管政策，周昆平认为，这对银行的影响比较大，主要体现在银行的表外业务、同业业务、委外业务的收缩。“从长远来讲，应该对银行稳健发展、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是有促进作用的。”他表示。[详情]

　　财金高官详解金融监管思路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6月3日至4日举办的“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与会的监管层人士接连发声，阐述对金融监管和改革的看法：在宏观上，“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金融调控框架可以为这个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微观上，金融监管也要更为协调统一，在防风险和创新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审慎 调控货币政策“既不松也不紧”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论坛发言时表示，2017年，中国央行明确提出了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金融调控新框架。前者主要针对总需求管理，旨在促进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后者针对金融体系本身，旨在维护金融稳定。 陈雨露重申了中国的货币政策取向。他表示，将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调节好货币闸门，维护流动性的基本稳定，努力做到货币既不松也不紧，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的总需求管理，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李波在发言时进一步解释了“不松也不紧”。他说，所谓“不紧”，是指货币政策要支持经济正常、合理的增长，要保持流动性的基本稳定，要维护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所谓“不松”，是指货币政策不能太松，否则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将很难被去掉。 实际上，货币政策的相关思路在日前发布的2017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已有所体现。该报告称，“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合理安排相关工具搭配和操作节奏，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既为信贷合理增长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又防范信贷过快扩张和杠杆率进一步攀升，还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有机衔接监管政策出台的时机和节奏，稳定市场预期，把握好去杠杆和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的平衡，为稳增长、调结构、去杠杆、抑泡沫和防风险提供相对平稳的流动性环境。” 而针对宏观审慎政策，陈雨露也表示，宏观审慎管理强调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尝试运用各种审慎工具防范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部门传染所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着重金融风险的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和前端治理。他说，人民银行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2009年开始系统研究宏观审慎的框架，2011年引入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制度，2015年将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从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七个方面，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自我约束和自律管理。2016年将表外理财正式纳入宏观审慎评估。同时，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的特点，在2015年将外汇的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也纳入了宏观审慎管理范畴，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收紧 消除监管套利防风险 近两年，金融风险尤其是跨市场的金融风险时有发生，这对整个金融监管体制形成挑战，也引发了金融监管层和业内人士的高度重视。 以资产管理行业为例，中投公司原总经理李克平表示，在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年，牌照管理的放松是中国大资管行业得以迅速扩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也使得资管行业中的部分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交叉和混业经营。“但在分业经营方面出现交叉以后，分业监管的体制并没有变化。监管出现空白和空地，使得所谓的监管套利成为过去这些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他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也坦言，资产管理市场上还存在一定乱象，一些仅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但不持有经营牌照的投资管理公司提供了形式多样的产品和咨询，这对监管部门或规则制定部门是一个巨大挑战。而与此同时，各监管部门在促进本行业发展的理念下，对资管业务按照所在行业制定不同的监管规则，各类资管业务投资范围、门槛、杠杆水平等监管规制又都不尽相同。 他表示，在监管层面，要实现资管业务监管的统一规制。“坚持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相结合，分类统一制定标准规制。所谓功能监管，就是不管企业是哪类机构，做什么业务，只要做资管业务，必须接受统一的资管规制的管辖；还要建立宏观审慎建设框架，大资管是跨市场和跨行业联动的，并不是单个监管机构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他还强调，要实施穿透式监管，对资管业务的监管实施全覆盖，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确定适用规则，实施涵盖资金来源、中间环节、最终投向的全流程监管。 实际上，今年3月，一行三会官员均确认了资管业务整体监管框架的统一设计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业内人士表示，短期而言，监管收紧可能会对局部市场产生影响；长期来看，监管收紧将遏制监管套利，约束资金空转，有利于资管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金融监管体制的协调统一也是业内热议的焦点。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在论坛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适度控制货币创造、更好地实现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协调来说，银行的监管和中央银行紧密一些更有利。我个人认为，外汇局模式是最佳模式，保险和证券可以独立在外。”“外汇管理局模式”是指在央行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副部级机构，专门对外汇进行管理。 吴晓灵表示，在一个法制完善的国家里，银行的监管和中央银行可以适度分离。但根据此次金融危机后的经验，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离开了中央银行并不是特别有利，而且现在宏观和微观的审慎监管的多工具是重合的。 转变 探索“监管沙箱”机制鼓励创新 针对一些金融创新行为，部分监管层人士也提出了监管思维和方式的转变。“监管沙箱”（Regulatory Sandbox）就是其中之一。 “监管沙箱”的概念来自于英国。英国FCA（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管理局）于2014年10月设立了创新项目，并为金融科技企业的各类创新活动提供多重服务和支持，其中就包括实施监管沙箱项目。这一项目旨在为新兴的金融科技创新提供空间，并不断调整既有监管框架，探索新的监管边界。值得注意的是，监管沙箱项的监管模式已经引发多国金融监管机构效仿。 在“保险业的创新与发展”分论坛上，中国保监会国际部主任姜波表示，保险监管思维模式的改变，可能需要大家对一些新事物有一定的容忍度和灵活性。“有一个词叫监管沙箱，目前我们也在对这个进行研究，有些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他试一试，但是不能偏离根本。”他说。 他强调，“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始终围绕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在加强监管和保护市场创新活力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就像中医一样，一加一减，发展和监管是一对永恒的共生体。”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监管，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也表示，应建立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行为监管、审慎监管和市场准入体系，注重借鉴监管沙箱、监管科技等新的理念，利用数字技术来改进监管的流程和能力，探索针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试点、产品实验、压力测试等创新的管理机制，使所有的创新带来的风险始终处于可管、可控的范围。 记者 张莫 刘丽 李唐宁 实习生 曲经纬 北京报道[详情]

　　中国网财经6月4日讯 “中国的CVC虽然发展得很快，但是其实还有一大片是蓝海”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昆吾九鼎讲席教授田轩今日在出席2017年五道口金融论坛时表示，往往很多的上市公司大量的现金趴在账上，或者是投资理财产品，在金融的圈里面转来转去，始终不能够脱虚向实，投到真真正正的实业中，金融是为实业服务的，但是实业也要拥抱金融。 以下为演讲实录：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昆吾九鼎讲席教授田轩 就像刚才朱老师说的，这是我们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金融论坛的最后一个主题论坛，我是最后一个发言人。我想这两天以来，几十个专家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观点，我在朋友圈看到大家都说收获满满，干货十足。但是开两天会挺累的，挺烧脑的。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一个发言人大家还坐在这儿不走，说明都是真爱。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叫《企业风险投资，一种新的创投组织形式》。我们知道学习主要是通过对比来形成的，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种新的创投组织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投资。 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我们叫它IVC，它的组织形式其实核心就是一个私募股权基金，它从LP合伙人那儿拿钱把它放到pool里面，由普通合伙人来管，普通合伙人来收管理费和管理分红，现在全世界基本上是2%的管理费加20%的管理分红。他们把钱放在一个基金里面，一个一个投资项目，一般就是创业企业。 这个是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我们来看看新的组织形式，我今天要给大家主要介绍的就是企业风险投资。在后面投资端全都是一样的，唯一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它的资金来源是一个背后的企业，是一个主营业务非金融的产业，所以它是背后母公司底下的风险投资部，然后把钱拿过来以后再投一个一个小微企业，这个是基本上企业风险投资，就是CVC和传统意义上IVC不一样的地方。 CVC的定义就是主营业务非金融类企业设立的风险投资，通过它的附属机构直接进行风投，这个例子我可以给大家举很多。 比如说美国做得最好的就是因特尔，大家知道美国的VC历史其实从1946年第一家开始做，因为二战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创伤很大，所以他们意识到我们要扶植小微企业，从1946年第一家传统意义上的VC开始。但是真真正正出现第一家CVC，他们用了20多年的时间，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主要是医药行业，因为医药行业的投资曲线太长了，所以传播意义上的VC没有办法做，开始第一家CVC出现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很多的企业，像因特尔、Google、通用、微软、戴尔等等，这些大型的企业都有自己的风险投资部，然后去投这些小微企业。 我们中国的VC（刚才蔡总也说了）发展历史其实非常短，真正意义上开始的就是从1998年中央当时提的“一号提案”，中国的风险投资才慢慢开始发展起来。但是我们有后发优势，基本上在1998年、1999年同时第一家CVC就出现了。现在国内做得最好的应该就是腾讯，腾讯做的CVC产业基金非常好，其他的阿里、百度、联想都有自己的CVC，尤其是联想非常全，早期的乐基金、联想基金，到中间的CV，到后期的PE。所以我们国内的CVC发展最近也开始追起来了。 CVC和IVC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CVC、IVC没有什么好说的，它是一个投资机构，投资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但是CVC重要的区别是，它首先优先考虑企业的战略目标，而不是以财务回报为最主要的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大型企业发展得非常庞大，一个企业要不断地发展需要找到不断的增长点。我们知道产业现在技术发展非常快，以前一招鲜，吃遍天，你有一项技术、一项专利就能够在10年、20年、30年、50年甚至100年占据整个市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大量的企业需要不断地找到它的新的增长点，然后要不断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并购重组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或者是最直接的办法，我如果在一个夕阳产业里面进入到朝阳产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一家公司。但是大家知道，并购重组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两家企业是不是能够谈成？走到最后一步，即使合并了，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最后分手了，因为两家企业的文化、融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所以美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的补充是什么呢？就是CVC。我现在是一个大型的企业我专门设了一个风险投资部，我去做CVC，找到那些我认为对我企业布局有帮助的小微企业，他投资的目标都是小微企业，或者是上下游产业的布局，或者是我想进入到一个新的产业。我直接买一家成熟的公司很费劲，我就干脆做CVC，然后投一些小微企业，像撒芝麻粒一样，这家投100万，那家投50万，然后组成资产组合，慢慢让这些企业发展起来去扶植它、培育它。 当然，跟传统意义的VC一样，大量的企业都失败了，VC是风险投资，大量的企业都血本无归，都失败了，但是没有关系，只要其中有一、两、三个企业在我的扶植下发展起来了，我就实现了战略布局，可以通过建立产业战略联盟，或者是直接并购，相当于完成了产业布局。 当然，跟传统意义的VC一样，大量的企业都失败了，VC是风险投资，大量的企业都血本无归，都失败了，但是没有关系，只要其中有一、两、三个企业在我的扶植下发展起来了，我就实现了战略布局，可以通过建立产业战略联盟，或者是直接并购，相当于完成了产业布局。 所以CVC在投资的时候，它的财务回报也会考虑一些，但是最考虑的是企业的战略布局。 和传统意义上的CVC另外一个不同的是，它基本上使用企业的自有资金，IVC要从LP募资，但是CVC基本上是从它的母公司那里去获得资本。 和IVC很重要的区别地方，也就是CVC的投资存续期非常非常长，我们知道美国的投资存续期一个IVC基金基本上10+2，基本上有十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延长到十二年，这个存续期比我们国内长很多，国内基本上是5+2甚至更短。但是即使是这么长的存续期，投资的时候到了十年甚至到了十二年总是要清算，要把你的回报还给你的LP。 所以在很多非常漫长的行业里，尤其是像医药行业，你要制一个药，从开始有想法，到实验室，到临床，到真的上市，能够成为发售，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传统意义上的VC存续期没有办法满足这种需求。但是CVC就可以了，因为它背后依托的是母公司，只要母公司还在，只要微软、腾讯还在，那我就可以一直支持下去。 所以IVC和CVC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投资期非常长，当然它有它的缺陷，它的缺陷就是独立性相对来说比较差，IVC管理人基本上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看准了就投，但是CVC因为是依托于背后的母公司，所以它的独立性相对来说比较差。 那么我们也对CVC和IVC做了一个对比，我后面会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个学术的论文发现。 总体来说，我们发现CVC相对于传统的IVC长期的创新会更好，就是它投资小微企业长期的创新会更好。这些小微企业成功退出的概率会更高，也就是IPO或者是被收购的概率会更高，如果它要是IPO的话，市场估值相对来说会比较高，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对比。 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现在全球CVC的状况，2011年到2016年是CVC直接投资创纪录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看，2016年的数据我们没有完全看到，2011年到2015年，对初创企业投资增长185%，金额增加335%，所以说基本上是一个很迅猛的速度在增加。 在过去几年里，全球将近20%的VC里面就有CVC的投资。我们知道在很早期的时候，即使是在本世纪初2000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看IVC投资，绝大多数都是IVC，非常非常小的CVC，占5%、6%。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它已经迅速地增长到20%，每五个VC的投资里面就有一个是CVC的投资。 2016年107家新成立的CVC基金第一次投资同比增长20%，在去年基本上75%的投资是在下半年完成的，主要是在种子轮、A轮和B轮。 这张图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基本上从2012年到2016年，按季度来看，总体的CVC的增长趋势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增长趋势。 从新成立的机构来说，我们到2016年107家企业，基本上上升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 从全球的概况来说，大部分的CVC投资还主要集中在北美，基本上2016年全美CVC投资有250亿美元，共计1350多家，最活跃的十支CVC基金里面有九家总部在美国。可以说最活跃的，我前面说了因特尔资本，它基本上做得最好，也是时间最长的一家CVC。Google风投基金也是2016年非常活跃的一家基金。 从地域分布来说，60%的CVC投资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各占20%左右，在美国的CVC里面又有50%是加州，其实是纽约州、麻省、德州和华盛顿州。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这个是美国的地图，这个是VC眼里的美国地图，所以基本上在VC眼里面，他们只有几大州，第一大州毫无疑问是加州，加州主要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加，在硅谷，里面有两所著名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撑，很多高科技、IT行业都云集在那里。还有就是南加，就是洛杉矶，这是美国第一大州。 第二大州在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就是麻省，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核心的城市就是波士顿，大量的医药行业，生物制药企业云集在麻省，主要在波士顿地区，90号公路附近。 第三个州是纽约州，其实它大量的GDP或者是经济活动都集中在纽约市，更多的经济活动其实是集中在曼哈顿半岛，大的公司、金融机构云集。所以纽约州凭借着曼哈顿可以在美国VC的排行榜排到第三。 第四的是得克萨斯州，主要是有能源，所以很多能源行业的VC在这里云集。 第五是华盛顿州，这是在最西北的，它跟美国华盛顿DC是不一样的，它是专门的一个州，华盛顿州最主要的城市就是西雅图，西雅图里面有很多大的公司，比如说像微软、星巴克，很多大的公司云集在里面，所以做很多CVC。 基本上除了这五个州以外，其他的州在美国的VC眼里基本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在其他非美国的地方，印度和英国的CVC去年投资增加非常快，但是我们中国的CVC投资其实是有减少的趋势，我们从数据上减少了17%。当然最受CVC欢迎的行业主要是互联网的初创行业，50%的CVC都在投互联网的初创企业，当然也包括移动和电信通讯、计算机硬件、软件等等。 这张图给大家显示的是中国的CVC投资趋势，所以我们还是从2012年到2016年，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时候基本上2012年、2013年中国的CVC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2014年、2015年开始有一个大的上升，2015年第三季度有一个大的上升，到2016年出去，主要是2015年三季度是大额的滴滴出行的投资，基本上我们回归到2016年，又回到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层次。 所以中国的CVC的发展还是比较初级阶段，投资额还不是特别大。 我梳理了一下中国的十大CVC，基本上腾讯、阿里、京东、百度，这些我们知道的移动互联网巨头，他们还是非常关注自己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有很多的投资。包括其他的像垂直领域的，教育垂直领域的龙头，他们也在做很多CVC的投资。 从投资的轮次来分布，我们仔细看一下，我们可以分为天使轮、A轮、B轮、C轮等等。腾讯上就是传统意义上的VC，它投资的轮次非常均匀，跟一个传统意义上的IVC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如果我们仔细看阿里、百度，他们就比较偏投后期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星河互联、好未来、新浪微博，他们更注重的是投前期、早期的项目。所以你看每一个CVC投资的风格不是特别一样。 如果从投资的行业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一些VC就投它的主营业务，投它相关的领域上下游，比如说像腾讯，投游戏，阿里投电子商务，小米投硬件，奇虎投软件，好未来投教育，非常清晰。 但是有一些CVC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考虑跨行业产业上的布局了，已经开始考虑了。比如说京东投硬件，百度投文化娱乐，包括平安投医疗健康，其实上下游的投资，包括想进入一个新的行业的想法雏形也基本出来了，这是我们国内CVC行业的分布。 我最后给大家归纳一下，企业为什么要进行CVC投资。 首先，它想了解行业、市场和技术的最新趋势，一个企业固步自封是没有希望的，它一定要在不同的阶段找到新的产业升级、新的增长点、新的技术。那么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来做CVC，同时CVC也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新技术、新市场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外包研发工作也初创企业。 大家知道一个大型的企业经过20年、30年、50年的发展，内部的阶层已经非常固化了，所以很多企业文化已经没有当年创业阶段的那种朝气和热情，而且企业的中层大量的扁平化。所以里面的R&D研发中心其实效率是很低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原创性的研发极少是在大型企业的研发中心做出来的，大量是在大学或者是小微企业做出来的。 所以企业通过成立CVC，就是要外包，把跟小微企业建立联系，把我研发的工作外包给小微企业做，同时也有其他战略的考量，增加协同效率和销量。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它能够获取企业的技术和获取企业的员工。我当时还没有回清华，在国外做教授的时候，我当时给我的学生安排了一次去加州的学习，两个月前就约好了，看一下小微企业。等我们到了那儿以后，发现这家企业被卖掉了，老板都换了。然后我们跟他的买主来讨论，他告诉我们买了这家企业资产全都不要了，全都卖掉了，你的资产我都不需要，技术也不需要。我问了这个买家，我说那你买这个企业干嘛呢？他说看中的是这个团队。所以很多企业在做CVC，其实也是要获得员工的机会。 就像我前面说的，除了战略的考量，其实经济利益的回报是次要的，对于CVC来说。 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学术的观点，我们看企业的创新。和IVC相比，CVC更加能够激励企业来进行创新，因为其实是综合了两种组织形式的优点。我们看大型企业通过研发中心来做创新，传统意义上的IVC通过投资创业企业，创业企业来进行创新。CVC其实是把大型企业的研发新和IVC结合在一起，有大型企业的长期支持，大量资金的支持，同时又能够对市场、风险、失败具有高度的容忍性，只要我这个企业在，就能给你提供源源不断资金的支持，可以不断试错。大家知道创新其实是从0到1的过程，跟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工作就是重复就行了，创新是从无到有，不断试错，对失败不断容忍，才能真正激励创新。 所以这种大型企业能够提供长期的支持，就能够允许他投资的小微企业不断试错，激励创新，同时它又综合了传统IVC的对市场风险的预测，对市场的经验。大家知道传统的IVC能够接触到市场上的项目是海量的，是一般的企业没有办法做的。所以CVC其实是综合了传统的大型企业的研发中心和IVC的优势，然后形成了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最后我给大家看一张图，这张图是来自一篇学术论文，这个是2014年发表的，我和我的两个伙伴做的。这个图其实我们就来对比两类小微企业，一类小微企业我们叫是CVC支持的，用蓝线代表，一类企业是IVC就是传统意义上的VC支持的，我们用红线代表。 我们看这些企业的创新水平，我们用这个企业的专利数（申请了多少专利）来衡量创新，纵轴代表的是申请的专利数，横轴代表的是时间轴。第0年表示的是，在这一年小微企业收到的第一轮CVC或者是IVC的投资，1、2、3、4、5代表之后的1、2、3、4、5年，-1、-2、-3、-4、-5代表之前的1、2、3、4、5年。 我们来看，这两类企业在受到第一轮CVC、IVC的资金支持之前，他们的创新水平差不多，每年大概两到三个专利，很难区分出来。但是在第0年以后，拿到VC的投资以后，两类企业的创新水平都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一个陡然的上升。这个其实不新鲜，这个发现并不奇怪，因为企业拿到VC投资了，有钱了，财务约束被放松了，所以可以做研发，创新水平增加了，这个不是我们的贡献。我们的贡献是发现了这条蓝线的增长速度更快，而且永远是在这条红线的上面。因为CVC对失败的容忍，因为CVC母公司能够提供一些战略上的支持，所以CVC投资的小微企业创新的水平更高。 这个是我们这篇学术论文的主要观点，我们后续的论文也发现了CVC支持的企业成功上市IPO的概率更高，即使上市以后，估值也会更高。 综上所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CVC已经走过了很长的历程，我们中国的CVC虽然发展得很快，但是其实还有一大片是蓝海，往往很多的上市公司大量的现金趴在账上，或者是投资理财产品，在金融的圈里面转来转去，始终不能够脱虚向实，投到真真正正的实业中，我们说金融是为实业服务的，但是实业也要拥抱金融。 我觉得下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大力地发展CVC，真的让大量的钱、资金能够进入到小微企业，为中国的创业创新做出努力和贡献。 谢谢大家。[详情]

　　 新华网北京6月4日电（杨晓波）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过程中，并购重组市场表现活跃，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研究院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朱宁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大的并购重组趋势将延续，未来三个领域存在机会。” 朱宁表示，当前并购重组一方面是发生和上市公司关联的并购重组活动；另一方在非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也很普遍。 他介绍，美国历史上有3-4次大的并购浪潮，第一次是以整个产业纵向整合，同一个行业之内进行整合；第二次是整个横向的整合；第三次跨行业大的集团整合。国内大多数行业在纵向整合上已走了很长一段路，下一个阶段将是跨行业整合。 “并购只是企业重组的一个方面，很多企业变大后可能还会变小。” 他告诉记者。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重组过程中会把一个企业剥离或者拆分成几个业务不同的企业，分拆在不同行业，在进行重新和其他企业进行整合，将是今后两三年发展的重点。 朱宁介绍，从历史趋势看，并购重组热潮的出现，一个是在价格非常高或资产泡沫顶端的附近；另一是资产价格比较低或者泡沫调整下来之后。 从这个思路出发，第一是国内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领域，以国有企业为标的或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并购活动，将会非常活跃；第二是科技领域，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处在“赢者通吃”或者“速度为王”的文化，任何走在浪潮前头的企业有很多资金、很多客户，有很大优势兼并其他企业。另一方面，比如O2O领域，每一轮浪潮上来之后，都会有退潮的时候，退潮后很多有效的资产没有能够充分的被市场发掘，这其中也蕴藏着并购重组的机会。第三是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高端制造业、医疗行业、传统加工制造业升级过程中也滋生大量并购重组交易活动。 在他看来，随着并购重组活动的频繁，会产生“大到不能倒”的公司，在我们金融行业领域比较明显，也给监管层造成很大的挑战和困惑的一个问题。 “总的来看，收购其他企业不是创造价值的活动，而是摧毁价值的活动。主要表现为财富是从收购方股东向被收购方面股东来转移，在这过程中，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储备、专业技能等保证收购活动实现双赢。”他表示。[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百度副总裁张旭阳出席并发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张旭阳表示，在新技术的基础上，投资者适合度应该有新的视角。过去中国三十年，财富在不断积累的同时，贫富差距也不断在拉大，怎么使得大众投资者获得一个更好的更加公允呢？他认为，不管是资产配置还是财富管理业务服务，都需要重新审视一些投资者的门槛和条件。“因为在新的时代，新的技术条件下，已经有更好的维度为投资者进行画像和用户识别。” 以下为发言实录： 张旭阳：感谢清华五道口的邀请，两年前我也有幸参加了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也就资管行业的一些发展变化做了一些发言，当时我提出了资管行业的五个之变：模式之变、技术之变、投向之变、体制之变、参与者之变。 今天是我加入百度一周年，在百度一年当中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技术进步，感受到了技术对金融，包括资管行业可能带来一些变化。 首先我觉得，金融包括技术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就像一个小孩成长一样，可能你日常感受不到他的变化，但是突然一天发现他长大了。 互联网从PC互联网阶段到移动互联网，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在移动互联网阶段，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人的存在变成数字的存在。 从去年开始，我觉得互联网进入到了第三阶段，就是人工智能阶段，包括去年的AlphaGO战胜了李世石，今年战胜了柯洁。可以看到，移动互联网世界是水平的，很多通用平台在通吃。但在人工智能阶段，世界变成垂直的，人工智能在赋能各个行业，为各个行业的效能提升、成本下降、新的空间展开，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也包括金融。 因此我们觉得，在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会成为我们所谓金融科技在场景革命之后，新的金融科技革命2.0的核心技术。 在这一阶段我们觉得，人工智能、大数据，可以改变我们对经济整体面貌，包括个人的洞察。而区块链，使得我们互联网从无序到有序，从无价到确权，从无界到可控。因为我们知道，区块链主要的核心技术，包括了去中心或多中心化，包括了我们的分布式账本，共识算法、加密算法、可编程性、智能合约、时间戳。 但区块链的结构，就使得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价值跟互联网的信息流结合在一块，使互联网从信息互联网到价值互联网。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下一步的数字资产化或数字资产成为可能。 今年5月16号，百度金融做了一个尝试，为我们的消费金融贷款、资产债券化，做了区块链架构。我们把评级公司、律师、信托、原始权益人拉了进来，为大概将近一个包里的将近2万笔资产，用区块链打上标签。解决了资产债券化过程中信息的穿透透明性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所谓风险隔离的问题。 所以，区块链在使得我们在进行一些底层架构的变化。 人工智能，我们觉得可能也到了一个爆发阶段，为什么这么讲？第一个就是所可充分运用数据的指数化增长。第二，我们分析数据算法的变化，也包括我们处理数据能力的提升。我们已经从CPU到GPU到FPGA的机群架构，包括云计算的能力，使得我们可以更好的处理大数据。 包括，特别是金融，它更加清晰、连续的需求，使得我们可以为所谓的AI，提供很好的分析框架架构。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所谓跨界人才不断的衍生。前段大家可能看到一个消息，微软的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邓力，加盟了一个全球对冲基金。在这种基础上，人工智能对资产管理行业的改进，也会发生到临界点和爆发点。 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大数据在实时反映出个体和整体经济活动变化。这个图的左上角，是我们通过卫星来观测到的中国夜间灯光情况，用我们的地图定位、大家的上网地点、WiFi的信号地点，来刻画出中国人口的聚集程度和人口流量情况。这样的数据，可以实时全面的反映出我们的经济活跃度。 运用这样的数据，可以分析城镇化率，分析一个地区、一个地段的人口聚集程度，可以分析出我们聚集这个地区、地段上的企业财务状况变化程度。 在这种基础上，可以改善我们的资产配置效能，提升大数据资产配置的绩效，并可拓展我们投资的边界，创造出新的α。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寻求β，再创造新的资产类别，我们寻找新的α。 我想，整个新技术在渗透我们资产管理行业的各个领域，包括我们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投资研究。现在，我们百度在用机器读研报，通过机器人的图象识别、自然语义理解和算法，我们每小时可以看2000份研究报告，进而归纳出我们当天的投行报告中主要的主题词，辨别出我们当前的市场热点和情况变化。 同时，我们可以在战略资产配置、战术资产配置，包括交易执行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提升效能。 大家前段时间可能看到过一个报道，高盛的交易师，已经从几百个交易员变成22个交易员。人工智能的技术，使得我们更快的去应对市场信号。 当然，我们更关键的可以看到，这些技术在改变我们的清算、核算和风险控制。刚才我提到了，通过我们区块链技术，我们可以更好的看到底层资产，从我们基础资产流转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去跟踪它，可溯。这部分，是我讲的技术在改变资产管理行业的一些底层架构。 但我很同意，技术只是提高了我们的效能，但不应该改变我们金融的本质。不管前面我们的忠民理事长、李总，包括陆局长都提到了，资产管理行业的本质是一个风险、收益过手的信托责任。如何能够无风险兑付，是我们资管行业能够持续稳健发展的一个前提。 我们老说大资管，但实际上这里有刚性资产存在，真正的资产管理行业的规模比例是很小的。 金融机构对我而言，核心对我们来说是风险资产的形成、定价和处置。银行为主导的金融融资体系，风险是被银行管理的。所以，我们的监管和立法都会强调银行的杠杆率、能力，包括它的放贷边界，怎么去保护存款人。 而在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融资体系当中，风险控制主要是通过专业机构的分散来加以解决的。我们通过一个投资银行，把一个不可变现、不可流转的技术资产变成一个可交易、可估值的标准化资产，通过资管机构把单一风险变成一个组合风险，再通过包括像唐总这样的机构，把一个组合风险变成一个跟投资者风险偏好和生产周期相适合的资产配置风险，从而使一个基础资产风险在全社会加以分散、流转，并且使投资者能够获得与风险相适应的收益，这是我们的风险加以处置的根本流程。 如何使得我们的风险和收益平衡，就是资产管理行业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风险合理、风险可计量、风险可承受，这也恰恰对应了我们公募基金的三个强制，强制托管，以净值为核心的强制信息披露，以及强制的组合投资。 刚才陆局长提到了，为什么公募基金可以在过去十年的时间健康发展？就在于它实践了风险的过程。我想下一步资产管理大资管行业的监管，包括规制的设置，也以此为基础。 今天明晰各类投资计划的实体地位，从募集方式、产品投向，确定投资的保护程度，包括强调资管管理人的净值和善于管理人原则，以及公允交易，信息披露，与适度销售等等一些基本的原则。 同样我们也会看到，在基础进步上，监管也会有新的思路。 第一，基于互联网3.0时代的新技术群，包括刚才提到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可以为监管的实时、同步、穿透、可塑和自控提供支持。 第二，在新技术的基础上，投资者适合度应该有新的视角。现在很多投资者适合度简单以一个门槛几百万表明是高尖客户，可以投资某些产品。但是我们看到过去中国三十年，财富在不断积累的同时，贫富差距也不断在拉大，怎么使得大众投资者获得一个更好的更加公允呢？资产配置也好，财富管理业务服务也好，需要重新审视一些投资者的门槛和条件。因为在新的时代，新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维度为投资者进行画像和用户识别。 第三，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互联网金融P2P可以向PSP去转变，这个S第一指的是SPV，通过信托，把架构进行风险隔离。还有专家能力，在普惠阶段，专家能力需要提升，从原来P2P到把融资人的资产通过财富管理的形式、组合管理进而销售给投资人，而不仅仅只是P2P的架构，我相信这样既能达到连通、投资和融资，达到普惠，也能达到风险控制的目的。 最后我想说，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技术更快的进步，我们会看到人和机器会重新学习和创新这个世界，包括新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新的增长空间。 在未来，我们相信撬动数据和人的才智，资产管理行业和价值投资的主要逻辑，资产管理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所表现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在新的大资管时代，资管之大，资管之美，让我们坚守资管行业的业务本质，同时迎接技术革新的未来。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出席并发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过去那种梦境般的投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现在高净值人群和中产人群应该如何投资？ 唐宁表示，能够让高净值、超高净值客户晚上能睡得着觉的资产组合长要符合三个标准：跨地域国别，跨资产类别，用母基金的方式超配另类资产。对于有几十万、一百、两百万可投资资产的中产人群，可以让机器人帮助他来理财。 “以后中产阶层、大众富裕阶层进行财富管理的方式上，都不会再是针对单一产品，不是择股择时，而是自己绝大部分的资产应该通过这种资产配置的方式。”唐宁认为，高净值客户可以通过理财规划师，科技武装到牙齿的理财规划师，而中产阶层、大众富裕阶层就用机器人投顾，智能理财。 以下为发言实录： 唐宁：非常容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大会发言。我想刚才几位嘉宾讲中国的大资管时代产生了很多很多好的产品，有多少好的产品最终客户都要能够很好地享用才可以，我们看看在客户端的行为如何。 过去十年、二十年来，我们的资管产品越来越多，从客户的角度，客户一会儿听到这边有一个很好的股票或者是基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私募机会，这边可能还有一个保险的可能。到底怎么办呢？怎么样能够去选择呢？过往我们看到的是这边的机会分析分析，那边的产品研究研究，做了还是不做，等等。每一个点可能都对，但是最终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杂烩。这就是我们理财者过去面对越来越多的理财产品最终的结果。 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资产越来越多、产品越来越多，随之而生重要的一个行业就是财富管理行业，财富管理行业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帮助客户做资产配置，帮助客户做产品的选择。这样的一个行业过去这么多年来讲，为什么一直没发生呢？因为过去我们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日子太好了，大家想想，如果能够有一个一年期或者甚至更短的产品，有各级政府、国家或者是其他准国家的显性或者是隐性的担保，没有风险，同时还有两位数以上的回报，那岂不是再好不过了？任何的投资者都应该选择这样的投资机会，不去选其他的产品了。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还在吗？我跟大家讲，大家也都能感受到，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在市场上有哪些关键的趋势，我们的客户在面对，驱动了我们财富管理行业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大发展？ 2016年是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大幕开启，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几个趋势性的非常深刻的变化已经到来了。 第一，从固定收益到权益类。 信托、银行理财、P2P等等，固定收益类的机会，过去占理财者资产组合中的绝大部分，但是刚才谈到梦境般的投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权益类应该占比越来越大，也就是一级市场私募股权、二级市场、资本市场等等相关的机会，占投资者、理财者的资产组合中的比例应该是越来越大。 第二，由短期投机到长期投资。 中国的用词都是非常好，叫炒股，这个炒就是很短的意思。长期投资多长？巴菲特股神一持有几十年，有一些产品长期持有，几天相比几十年，真的是很长，长期投资，一年以上吧。 第三，由中国到全球。 我们理财者的资产组合中，仅仅是人民币越来越不够，应该说要往全球走，特别是高净值、超高净值客户，他们财富管理全球的部分比例会越来越大。 第四，由单一产品到资产配置。 过去这边有个机会，那边有个产品，咱们研究研究，自下而上的，以后一定要变成自上而下的。 首先我们的可投资资产有多少？如何能够不同的比例固定收益有多少？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有多少？保险保障有多少？房地产、金融投资有多少？一定是从比例着手。然后再说我进入到不同的比例，要配置哪样的产品，一定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的逻辑。 第五，由一代创富到二代创富，对于高净值、超高净值尤其重要。 企业家来讲，在过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创造了很多财富，现在也都到了一定的年龄，需要考虑下一代应该怎么样去做，能够有这样的传承。但是跟欧美不大一样的地方，亚洲的特别是中国的一代企业家来讲，还是希望他的下一代能够有更大的发展，持续创富，而不仅仅是保值就可以了。二代有没有可能能够做得更好呢？有可能，国际化、利用科技、利用资本等等，都可以有更广的视野和格局，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我们说这五大关键的趋势是让理财者包括高净值、超高净值客户和中产阶层、大众富裕阶层的理财者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在一个新常态来看待自己财富管理，看待自己对于不同的资产、产品的选择。 我们说2016年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大幕开启，原因就是资产配置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同时有相应的组合落地，我们说所有对于高净值客户，满足他需求的组合，以及对于中产阶层的解决方案可以实现了，怎么实现呢？对于高净值、超高净值客户是传统的财富管理的对象，他晚上能睡得着觉的资产组合长得什么样子呢？三个标准。 第一，跨地域国别。不仅仅是一个市场、一个国家，一定是全球的，全世界各个市场、各个国家的。 第二，跨资产类别。也就是说有固收、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保险保障、房地产，不是买房子，而是房地产金融、房地产基金的投资，跨资产类别的投资，相关性很低的资产类别如何有效地组合在一起，每年阶段性的进行调整。 第三，用母基金的方式超配另类资产。对于高净值客户来讲，有很多是不流动的，没有流动性需求的这部分资金，应该往长了走，中长期投资。现在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喜人的现象，中国传统经济中创造的财富通过长期投资的方式，拥抱新经济，什么方式呢？就是高净值客户投资到未来中，投资到新经济中，互联网+、消费升级、健康医疗等等，怎么去投资于长期风险很高的机会呢？投单一项目、单一基金都不可取，用母基金的方式。 这是我们说对高净值客户如何做资产配置。 对于中产怎么办呢？有几十万、一百、两百万这样的可投资资产，但是不属于合作投资人，也不适合去做长期、锁定期五年、十年这样的产品，科技让金融更美好，让机器人帮助他来理财。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对于中国的中产阶层他的财富管理会是什么样的呢？拿出手机来，里面有一个机器人，他就是您专属的资产配置专家顾问，财富管理顾问。您把您的风险偏好告诉他，您把您的投资目标告诉他，他会给您配一个可以持有三十年的资产组合，机器人不折腾，不会炒作，会长期地帮助您跟踪，阶段性地进行调整，而且他有海量运算的本事，不吃不睡。 所以我们从中产阶层、大众富裕阶层进行财富管理的方式上，不会再是针对单一产品，不是择股择时，而是自己绝大部分的资产应该通过这种资产配置的方式，高净值客户可以通过理财规划师，科技武装到牙齿的理财规划师，而中产阶层、大众富裕阶层就用机器人投顾，智能理财。 我想在这样的框架下，各种各样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大资管创造出来的产品就会有更好的去处，就可以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客户。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鹤年出席并发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其表示券商私募基金子公司转型是大势所趋，在合法合规严格风控的基础上，未来的券商私募子公司将成为私募市场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券商的平台优势给券商系的私募基金子公司带来极强的投资能力，冯鹤年介绍，这种优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券商拥有完善的实体资源网络，可以丰富私募子公司的项目源。第二，券商拥有完善的金融资源网络，可以丰富私募子公司的资金源。第三，券商拥有完善的研究资源网络，可以提升私募子公司的投资管理能力。 以下为发言实录： 冯鹤年：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这个圆桌的主题是：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前景。 我看主办方邀请的主要是私募界的一些朋友，我是唯一一位券商的代表。所以，我也想从券商的角度，来谈一下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前景。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加速进入大资管的时代，过去中国经济主要是看增量，每年经济都保持着近两位数的增长。那个时代金融业的主要任务是帮人融资，现在中国经济主要是看存量。尽管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到7%以下，但是中国的金融企业已经积累了巨量的存量财富。金融业的主要任务，将是从帮人融资向帮人投资转变，这就是所谓的大资管时代。 根据中国GDI协会的统计，截止到2017年一季度，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子公司、期货公司以及私募基金在内的四大类资管机构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53.47万亿。2015年底，这个数字也只有20.5万亿，短短两年多的时间，规模已经翻了一倍多，相应的行业总收入规模也在去年突破了1000亿。在中国经济节奏放缓和结构转型的关键时候，这样的高增长让我们对大资管行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在大资管时代的巨大市场中，券商和私募又是最具活力，也最有潜力的两股力量。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四大类资管机构的规模增长出现放缓，尤其是公募基金增速大幅度放缓至1.5%，公募基金以及子公司专户甚至出现绝对规模的下降，只有券商和私募的资管规模攀升，其中券商资管规模达到18.8万亿，增长了6.67%，私募基金管理规模达到8.8万亿，增长了10.9%。 作为大资管时代的两股重要力量，当券商和私募产生交集，结果更加令人期待，这个交集就是今天我想谈的核心，券商私募基金子公司。 券商直投子公司正在向私募基金子公司转型。今年年初，中国证监协会发布了《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新规要求券商必须在一年内对直投业务完成整改，过去的券商直投将成为历史。全国约60家券商直投子公司将逐步转型为证券公司旗下的私募基金子公司。 经券商整改方案确认及相关子公司申请，中国证券业协会目前已经公布了两级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名单，其中一共有59家的券商私募基金子公司，15家券商另类投资子公司上榜，我们民生证券的子公司民生通海为位列其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券商系的私募基金子公司已经开始跑市场了，2016年，券商系的私募基金子公司显示出了极强的投资能力，投资业绩得到市场的认可。排名前五的券商私募基金营收都在10亿以上，这个背后应该说是券商带来的平台优势。 为什么说有这么一个优势呢？ 第一，券商拥有完善的实体资源网络，可以丰富私募子公司的项目源。 寻找好资产、好项目是最难的难点，而券商在找项目上应该说是拥有天然的优势，实体创业项目的最终目标都是要走向资本市场。所以不仅仅是上市项目，一些早期项目他们也会主动与投行或者是券商的分支机构进行对接，为私募子公司提供了非常的项目源。民生证券我们的投行具有400人的规模，每年的IPO也有几十家，在全行业里面排名应该是中上的。所以整个来讲，因为券商的投行以及分支机构对接，可以为私募子公司提供丰富的项目源。 第二，券商拥有完善的金融资源网络，可以丰富私募子公司的资金源。 现在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型，间接融资时代，银行是核心，直接融资时代，券商是核心。券商的各个业务线条都有自己的融资渠道，拥有丰富的融资经验，他们的潜在客户也都是私募基金子公司的潜在募资对象。 第三，券商拥有完善的研究资源网络，可以提升私募子公司的投资管理能力。 券商尤其是从事卖方业务的研究所，是市场上最雄厚的一股研究力量，使卖方研究所可以维持一个比较高质量、成规模的研究队伍，以民生证券研究院为例。目前我们的研究院拥有110多位研究销售精英，应该说他们对于一、二级市场的研究广泛和深入，这种资源对子公司的项目筛选、评估、定价都有直接帮助，对子公司的募资也有帮助。 当然，也给券商的私募基金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个挑战表现在这么两个方面： 第一，从自有资金为主到外部资金为主，考验子公司的募资能力。因为规定，私募基金子公司及下属的资金管理机构向自有资金投资机构设立了私募基金，对单笔资金的投资金额不得超过该子工资总额的20%，以前券商直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资本金，而券商近年来很多都在增资，包括我们民生证券，资本金相对来说还比较充足。 但是新规颁布以后，自有资金的比例不得超过20%，剩下的80%从外部募资，过去子公司以投资为主，未来应该是寻找合资对券商子公司带来新的考验，这方面应该说是经验储备不足。 第二，保荐加直投的模式受到限制，考验子公司的投资能力。 新规规定，IPO的辅导机构、财务顾问、保监机构、主承销商或担任拟挂牌企业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办券商的，应当按照签订有关协议或者实质开展相关业务两个时点孰早的原则，在该时点后，私募基金子公司以及下设的基金管理机构的私募基金，不得对该企业进行投资。 此外，私募基金子公司不得以投资企业聘请母公司或者是母公司的纯销保监子公司担任保监机构，或者是主办券商作为对企业进行投资的前提，这实际上是对过去的券商、保监加直投依靠Pre IPO的模式直接出击，未来券商私募子公司寻找更优质、更丰富的项目，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吸引到外部的资金。 总而言之，挑战是暂时的，我们认为机会还是长期的，券商私募基金子公司转型也是大势所趋，我相信只要能在合法合规严格风控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券商的平台优势和协同的效应，未来的券商私募子公司将成为私募市场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也衷心的祝愿私募基金服务业能够开启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祝在座的各位朋友未来投资顺利，再攀高峰。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出席并发言。 在“大资管时代的创新与监管”主题论坛中，陆磊表示在资产管理业务当中做得最为成功的是公募基金，几乎不存在刚性兑付的情况。“我们发现没有哪个投资者因为今天的市值跌了去找公募基金索赔。”但是在其他的很多领域，刚性兑付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陆磊指出，资管的业务本质上是经营机构的表外业务，应改变投资收益超额留存的做法，金融机构应该只收管理费，管理费之外的投资收益应该全部交给投资者，让投资者在尽享收益的基础上自担风险。[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出席并发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资产管理的内在需求或者是需求是庞大的，而且未来还将进一步发展。 这种环境下，互联网企业各类投资管理公司等非经营企业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十分活跃，以货币市场基金为主的互联网理财产品发展迅速，具有门槛低、期限短、收益高、融资快等特点，这对于监管部门或者是规则制定部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且各个监管部门在促进本行业发展理念下，对于资管业务按照所在行业制定了不同的监管规则，各类资管业务的投资范围、门槛、杠杆水平等监管都不相同。“规则的不一致，一定会导致水往低处流的效应，就是哪儿管理最松，哪儿最容易进入，我就从事哪种业务。”陆磊表示，这种情况下需要监管部门制定统一的标准规制，规范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 以下为发言实录： 陆磊：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本次论坛，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张弘教授的精彩主持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盛情邀请。今天我讲的主题很简单，更多的是侧重在监管层面，我的标题叫《统一、标准、规制、规范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请大家注意，我这儿谈的定义是标准而不是统一监管，因为监管在各自的监管领域都是有明晰的划分的，所以我这儿是谈一个标准问题。 今天我所讲的逻辑是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看、怎么办这样四个问题跟大家展开。 首先刚才主持人张弘老师已经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资管，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什么是资管，什么是大资管。 在我看来今天的资管问题是非常简单的，只是因为在中国非常复杂的经济运行环境当中它变成了一个复杂问题。资管就是八个字，受人之托，代人理财。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政府。 为什么它变成了大资管？刚才张弘老师谈到了很多关于大的定义，从金融的管理者出发，所谓大是因为它是跨行业、跨市场的，已经超越了原本我们看到的银行存贷款、券商相应的自营业务以及保险公司的传统保险业务。所以所谓大，跨越行业、跨越市场，之为大。 当然有相关的数据，截至到2016年年末，我们所了解到的银行理财、基金信托计划、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及其子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的总规模已经达到60到70万亿。所以这是大资管的定义。 从是什么的角度出发，我们自然而然就进入到了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今天站在这里，为什么要跟大家谈统一、标准、这样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资产管理市场上还是存在一定的乱象，而这个乱象无非就在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互联网企业各类投资管理公司等非经营企业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十分活跃。也就是说非持牌的在做资产管理业务，仅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不持有经营牌照的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担保公司、理财公司等向公众提供的投资产品或理财咨询形式多样、名目繁多，以货币市场基金为主的互联网理财产品发展迅速，具有门槛低、期限短、收益高、融资快等特点。这个对于监管部门或者是规则制定部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它不在你的范围内。所以我们很难准确地判断风险点在哪里，风险有多大，在什么时间点，在什么状态下，会在全社会、公众层面下扩散，因为它往往是涉众的。 我们可以说，大家可以看得到，现在中国的金融风险还存在，但是传统的存款、贷款，过去的金融三乱恐怕已经不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重复上演，但是新的风险的的确确在刚才我所说的领域是存在的，我想这是个客观事实。 第二个层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各个监管部门在促进本行业发展理念下，对于资管业务按照所在行业制定了不同的监管规则，各类资管业务的投资范围、门槛、杠杆水平等监管都不相同，规则的不一致，一定会导致水往低处流的效应，就是哪儿管理最松，哪儿最容易进入，我就从事哪种业务，这就是刚才忠民理事长所说的套利行为。 所以所谓的乱象在我看来无非就是刚才的非持牌和持牌两种行为的叠加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已经有一个国家的管理部门会同其他各监管部门制定一部统一资管的规则。 怎么看这个问题随之而来，也就是说你在制定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过程中，你是应该如何找到切入点并进而解决哪些问题？ 统一标准目的是为了推动资管规范发展，为什么这么说？究其原因，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资产管理的内在需求或者是需求是庞大的，而且未来还将进一步发展，如何兴利除弊就成为统一的一个指导或者是出发点。 大家也注意到了，防控金融风险既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保障，也是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条件。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增强同风险赛跑的意识，努力跑在风险前面，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 具体到资管业务的健康发展层面上，如何做？我想应该坚持以下几条。 第一，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把防范和化解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重点针对资管业务的多层嵌套、杠杆不清、套利严重、投机频繁等重点问题，分类统一、标准，减少存量风险，控制增量风险。 第二，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目标，既充分发挥资产管理业务的功能，切实服务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又要防止产品过于复杂，避免资金脱实向虚，在经营体系内部自我循环。 第三，坚持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监管理念，建立健全资产管理业务的政策框架，完善政策工具，根据资管业务产品的实质属性，按照穿透原则实行公平、统一的市场准入和监管。 在这儿我多加一个例子，大家可以发现，在资产管理业务当中做得最为成功的，几乎不存在刚性兑付的就是过去若干年发展得非常好的公募基金，也就是在市场上的公募基金。我们可以发现没有哪个投资者因为今天的市值跌了去找公募基金索赔，但是在其他的很多领域，刚性兑付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第四，坚持有的放矢的问题导向，针对突出风险提出统一、明确、可行的规则，堵塞制度漏洞，不一刀切，为创新留出空间。 第五，坚持按照积极、稳妥、审慎推进的原则来做好统一工作，一方面要处置一些迫在眉睫的风险点，防范新增风险。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市场的承受能力，把握好工作的节奏、力度和次序，避免在处置风险当中发生风险。 最后是重点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统一当中，重点要做哪些事，我想以下几个要点供各位参考。 第一，坚持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相结合，分类统一制定标准。 这里指的功能监管就是十几种形式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注重的不是你是银行、证券还是保险、还是基金，我重视你不管是哪类机构，在做什么业务，只要做资管业务，必须接受统一的资管的管辖。对资管业务进行分类该怎么做？什么是资管业务？在负债端我们要根据募集方式的不同，分为公募和私募两大类。由于公募和私募受众的特点，所以在杠杆率和信息披露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要求。 从资产端要根据资产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固定收益类、混合类和权益类三大类，三类产品也在我刚才所说的要件上有所不同。 第二，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宏观审慎建设框架。 为什么要做宏观审慎管理？究其原因是大资管，是跨市场、跨行业、联动的，并不是单个监管机构可以单独来解决问题的。至于什么是宏观审慎管理，我在这儿不做更多的阐述。 第三，实施穿透式监管，对资管业务的监管实施全覆盖，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确定适用规则，实施涵盖资金来源、中间环节、最终投向的全流程监管。 第四，严格行为监管，强化金融机构的勤勉尽责义务。 行为监管目标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和经营消费者权益，经营机构应该从委托人利益出发，切实履行勤勉、负责、尽职管理的受托人义务。金融机构要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内控、人员资格认定及问责机制，确保业务人员有相关的资产管理的能力。 第五，回归资产管理的业务本质，打破刚性兑付。 资管的业务本质上是经营机构的表外业务，收益和风险均由投资者享有和承担，应该明确要求经营机构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并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强化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投资理念，推动预期收益型产品向净值型产品转型，使资产价格的公允变化，及时反应基础资产的风险，让投资者在明晰风险的基础上自担风险。改变投资收益超额留存的做法，金融机构应该只收管理费，管理费之外的投资收益应该全部交给投资者，让投资者在尽享收益的基础上自担风险。 同时，要严格惩戒措施，加大对保本、保收益、刚性兑付等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鼓励投资者投诉举报，并发挥会计、审计等中介机构的作用。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中投公司原总经理李克平出席并发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他表示在资管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我国面临一个长期不能解决的顽症——刚性兑付，或者叫由刚性兑付的一些事件引发了比较普遍的刚性兑付预期，“这是资管行业发展的大敌。” 李克平表示刚性兑付有以下几点弊端：  一、破坏了风险定价，影响了市场配置效率。 二、如果你能够刚性兑付，因为投资者有刚需兑付的预期，你这个机构的投资能力已经无所谓、不重要了，如果你能够保证刚性兑付，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是什么，或者你有多高的竞争力，不重要。 三、产品也变得没有意义。不管产品是什么，它能够保证多长时间给你一个固定的或者是明确的回报，你才不会关心这些产品本身的结构、风险、透明度，都不重要。 他表示刚性兑付的预期是市场中的一大杀手，必然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谁有刚性兑付的可能，谁就有天然的优势。”对于此现象，李克平表示监管部门必须痛下决心（打破），“否则出不来一个有质量、能够满足需求的、并且在整个全球市场中拥有自己地位的资管行业。”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中投公司原总经理李克平：谢谢主持人！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谈这么大的问题，很难避免以偏概全，所以我所有的观点都是我个人的观点，由我自己负全责。 各位来宾，下午好！我想就今天的主题，从大资管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谈几点意见： 第一，大资管行业的形成和扩张。 在过去十年，特别是在过去五年，在中国金融领域中发生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资管行业或者说人们说的大资管行业的形成和迅速扩张。这既可以从管理规模，我看到的数据稍微多一点，我认为也算是保守的，70万亿，就是2016年年底的数据。2005年，中国当时的资管行业的规模只有2.5万亿，占GDP的比例大致是11%，但是去年相当于或者说约70万亿，相当于GDP的规模。所以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飞跃式的发展。 第二，子行业的扩张。 过去主要集中在比较传统的公募基金、证券资管、保险的资产管理。到了现在大家知道，已经覆盖了包括银行理财、信托、私募等等很多领域，所以它已经变成是一个金融领域中覆盖面最广泛的。 第三，机构的发展。 特别是在过去五年，新的和资产管理相关的机构层出不穷，数额巨大。 所以人们说，从资管行业变成了大资管行业。其实在资管行业更发达的其他国家，我们也没有听到过大资管或者是小资管，但是的确过去十年特别是五年，中国金融发生了最重大的变化。 当然，积极作用刚才张弘也提到了，我不展开，我也不多提，我只说它在整个金融结构，比如说改变我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中国经济的模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使得资源配置的效果有了更好的市场机制来提升，这是毫无疑问的。 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年，中国会形成大资管行业，发展如此之快？毫无疑问有一点，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以及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包括中产阶级的形成。 但是这个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五年、十年的时间阶段，为什么在过去的十年和五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和一些体制的因素有关，和一些重大的经济因素有关。 第一，和前期的利率管制有关，使得整个在资产管理或者是在居民、企业的资产管理需求上有很强烈的要超出原有的简单保值方式（比如说存款等等）。也包括低利率，对于资产、投资、增值的挤压和推动。 同时也有很多是其他的一些因素会涉及到整个市场中决定市场行为的机制，比如说监管模式的变化。在过去的十年特别是过去的五年，在金融界我们分业监管的情况下，其实牌照管理的放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使得资管行业中的某些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交叉和混业的经营，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还有一点重要的因素就是市场的压力和竞争。比如说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对很多资产管理行业——包括传统的、新生的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 所以，内因、外因、体制各个方面的因素，推动了中国大资管行业的迅速扩张。 在这里有一点，正是因为我们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这是我们原来的体制。在分业经营方面出现了交叉以后，分业监管的体制并没有变化。因此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特别高效率的协同和统筹的话，在分业监管之间和某种程度上打破分业实行了交叉、混业经营之后，会出现很多监管的空白和空地。因此，它也使得所谓监管套利成为过去这些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我们在看到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候，同时也伴随着很多担心或者是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非常多，在座的人对这些都已经有相当的了解，我只是想简单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不管是规模、机构，行业的发展虽然非常迅猛，但是我们基本上还处在大而不专、多而不精的状态。像刚才张弘提到的，我们大资管行业之“大”更多是表象，而不是实质，更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因为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得整个大资管行业的快速发展是一种快而不稳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这种粗放式的模式也就隐含着很多风险因素和不可持续的因素，包含在里面。 特别是在这种快速的发展过程中，有体制、机制、监管各方面的原因，使得整个快速发展的行业不完全是一种优胜劣汰的蓬勃向上的发展，有大家各显神通、各自充分挖掘利用自己的天赋、优势、先天资源，各个机构出身这种先天的资源，去充分利用这个市场，来扩张、发展。 因此，这里面也出现了不少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这也是一个特别值得担心的事情，虽然它是一种非常快速的方式发展。 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也酝酿和包含了很多因素。所以，这也是现阶段我们整个中国的金融市场面临金融加强监管这样一个当前的格局。我认为当前这种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针对大资管行业加强金融监管的方向是完全真正的。 当然，监管部门决定了这个方向以后，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如何在实行监管或者是处理相关的风险因素、防范风险因素、控制风险的时候，如何避免出现难以承受的或者是对系统性造成伤害的问题。这是它的一个平衡，我们不展开说了。 但是毫无疑问，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还是包括从中国加强监管来控制金融风险都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大资管行业的发展。应该说，中国过去这十年和五年，尽管存在问题，但是大资管行业的发展本身说明了一点，中国伴随着自己的经济增长、储蓄增加、财富积累，具有巨大的现实资产管理的需要和需求，而这个巨大的需求和供给、行业的角度来说是远远没有满足需求的，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要寻求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之路。 大资管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只简单提几点。我下面有一些是老生常谈，但是我认为会稍有不同，我觉得还得再谈。 第一，资管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国家面临一个长期不能解决的顽症，就是刚性兑付，或者叫由刚性兑付的一些事件引发了比较普遍的刚性兑付预期，这是资管行业发展的大敌。 1、破坏了风险定价，影响了市场配置效率。 2、如果你能够刚性兑付，因为投资者有刚需兑付的预期，你这个机构的投资能力已经无所谓、不重要了，如果你能够保证刚性兑付，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是什么，或者你有多高的竞争力，不重要。 3、产品也变得没有意义。不管产品是什么，它能够保证多长时间给你一个固定的或者是明确的回报，你才不会关心这些产品本身的结构、风险、透明度，都不重要。 所以说刚性兑付的预期是我们市场中面临的一大杀手，有了这个也必然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谁有刚性兑付的可能，或者谁是刚性兑付的天赋，就必然有天然的优势。 对于其他人和你做，实际上是做了一个信用的征信投资，这种市场环境实际上对于大资管来说是一种具有极大的杀伤力，这一点我们的监管部门我认为虽然是老话题，但是必须痛下决心（打破），否则我们出不来一个有质量、能够满足需求的、并且在整个全球市场中拥有自己地位的资管行业。 第二，加强监管的统一协调，明确违规、界限，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特别是要去掉监管套利的空间。 套利是市场正常行为，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但是如果一个市场出现了普遍的监管套利，那我认为这个在监管部门方面应该说有主要和重大责任。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套利行为要么是你允许的，没有任何违规的方面，所以它可以存在。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大多数都是不合理和不应该存在的，是违规行为。要么是有规则，但是没有执行，没有给予明确的禁止。当然还有可能，对于发展没有把握，所以处在模糊的地带。我想，我们很多现实是处于模糊和管制的之间。 因此，就使得这样的一种监管套利的行为甚至成为我们过去这些年大资管行业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经营模式，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这点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应该说在这点上，当然监管部门现在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很多非常严厉的专项治理等等，但是我认为从今后的角度来讲，其实专项治理仅仅解决目前的问题和防止风险进一步累计，但是从长期的发展怎么样给予更明确的指引，给予更明确的监管规则，这是有待下一步继续努力地问题。 第三，标本兼治。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虽然专项治理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的大资管发展的确需要从基本面、基本、基础的一些体制和制度方面有更多的努力。 简单提一下，比如说公司的治理结构，所有的资管行业都不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来经营的，必须把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首先资管行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这些方面怎么去落实贯彻？资管行业本身已经发展了很多年，虽然数量很多，但是为什么没有持续的特别优秀的有几个机构？其实这不完全是人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十几年的好的公司？最后走入了低谷？为什么很多优秀的人干了若干年之后在一些机构待不下去？我认为几乎按比例上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私募基金，因为所有在机构中做完的很多优秀的人都去自己当老板，自己开公司。的确值得深思，否则这个行业不可能健康发展。 包括诚信文化，这也是资管行业的立身之本，诚信文化还是受托，在很多对资管的处罚和处理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在很多机构的要求过程中，也没有充分显示他们对于客户和投资人利益的重视。 所以很多时候是把风险全部推给投资者承担，而没有尽到充分的义务，没有在产品设计和管理方面控制好风险，没有向投资者和客户提供更清晰的说明。 最后，依法是我们在谈论监管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框架，这个框架我认为应该给予一个效果，就是说使得市场中所有的机构和所有的供给各个方面，能够对未来的行为有一个预期，能够对市场的规则有一个预期，永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监管机构可以有前瞻性超前去设置严格的或者是有效的监管措施，但是任何一个监管机构都有可能，我们在最基本的原则和监管理念上给大家非常清晰的信号，即使在我们不知道的未来的新产品中，也有一些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也有一些底线是不能触及的，不管你以什么样的方式。所以说要有一个稳定、长期、严格的依法和执法的框架和环境，才能促使中国的大资管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资管，并且在中国经济中做出贡献。 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忠民出席并发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其表示现在的监管是权衡利弊，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在什么价格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在什么价格条件下不能做什么都是规定好的。“我们让市场只能在某个价格的通道当中运行，这样一个超出某个运行的幅度以后就是过高了，跌破了那个线就是跌得太多了，我们总是要规定很多东西。” 在这种监管下，市场会产生以下现象：如果预期到不让做话，那早早就卖空；如果又让做了，那就早早进入；还可以穿透，在你没准入的地方我可以悄悄做、不声张地做，也可以挣钱。王忠民表示，如果继续沿用准入、量化、审批、规定价格区间的逻辑监管，会损失一个东西——“丰富多彩的创新”。 他认为监管应该调整一个基准，从过去的准入、量化、价格、监管，变成不管具体的行为，只管信用。“如果信息准确、责任单纯对称、收益和风险之间是匹配的，你就可以在市场中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必须担自己的责任。” 以下为发言实录： 王忠民：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资管时代的创新与监管》。 刚才，张教授已经把大资管的“大”给我们用具体的数字——60多万亿的规模展现出来了。我想，那是一个窄口径，如果我们放到更大的口径看，大资管时代的“大”可能牵涉到不同类别的资产，都会进入到一个庞大的资产概念当中来。 你拥有的房产也是资产，以至于我们今天看房产每涨5%，每跌5%，对整体房产的估值和你手中资产的估值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你有多少股票，每一个百点的涨跌幅，牵动着你心动的速率，心率和K线图稍微一不吻合，心脏就会出麻烦。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资产的话，突然对大资产当中明确的不仅是单一数量规模下的资产规模，而是从更多的类别资产都进入到了全社会资产的总体框架中，类别越多，说明我们可投的资产的丰富性，类别越多，说明我们可以在不同资产之间配置的选择性，类别越多，你更需要丰富的知识去选择风险和收益匹配的资产选择。 我们经常回答为什么要买房子，是说没其他资产可投，或者说其他资产的可投性不及房地产的可投性之间的逻辑。如果把这些逻辑都反应进去，今天不仅是大而且是多了，多的当中每一方面相互之间运行的逻辑和运行出的结果对每一个资产拥有方表现出今天和明天的不同，未来时间的不同，以至于你的收益可以给它起的名字，你的亏损也可以给它起个名字，你探讨为什么挣钱、亏钱了，是今天大资管当中的丰富度提供给你的。 我们突然发现今天如果讨论大资产监管正在从严，可以用监管的风暴来看。而且监管我们给它命名了具体的一些名称，比如说套利多了一些，而不是投资的转向实体当中又多了一些。比如说，短期的投资多了一些，而长期的投资少了一些。例如此类种种，我们突然发现，为什么资本、不同类的资产有这样一种趋利避害的时候都面向一种可套利的，特别是金融工具之间可套利的逻辑实现。 我们前面的现象都是因为历史在进步，资产的类别在增多，人们在不同资产类别中可以有丰富多彩的、交叉的、多维的、时间的、结构的各种选择，我们看到监管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样一种交叉的、监管的、多维的、丰富的、不断丰富的、每时每日都在创新的这样一个金融事件，给我们带来一种监管的困扰和来自于监管困扰下的市场的新的表现。 我们把大家的思路拉到监管的初期，我们看监管最初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初期的监管逻辑是所有的资本都是国有的，所有资本在国有的情况下，如果我允许这个资本是做什么，是国有监管的一种逻辑，所以我们就准入。银行允许谁去做，以多少资本量，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可以做银行杠杆类的存贷业务。保险允许多少资本、允许谁，我们任命他做，这方面的业务我们开展了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开展了这样、那样的保险，当然也包含了具体品种的审批，我们把这样一些准入看作机构的准入，我们把量化审批看成是产品业务线的审批，因为你是国有资本的，我一定要说，你在我规定的和有效的风险收益下做这样的东西。 当我们把这些可以概括为准入式监管、量化式监管，既可以是业务链条的批准式的，也可以是每一个新产品的批准式的，因为我们过去批每一个产品，批了以后才可以做，有一个审批的逻辑程序。 这样一个国有资本、国有机构、国有投资、国有收益一揽子的生态逻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监管就是要对它的每一个行为给出清晰、可监控的逻辑，才可以让整个金融生态按照初始的国有资本和金融国有资本下的逻辑进行监管和发展。 突然，这个世界在几十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后，我们刚才描述的资产多元化，资产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会场还有老外，因为FDI进入好多资本，今天国外还允许他来进入，以至于每一个居民、企业、法人的手中，即使法人原有是一种所有制的，也会演变出里面其他性质的资本。比如说他要做一些股权激励和分配的时候，把收益按照不是股权的比例进行分配的时候，也会演变，社会才出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资产源流的多元化的格局。多元化要进入任何一个金融领域形式的时候，我们发现谁先进入哪一个金融领域，一定是批准的这个机构会增加很多，那你就是一种监管套利。因为你先做银行，原来都是国有银行做，结果你进去了以后，你的股权激励足够，一定把原有审批的那些机构可以做的工具和个人做的业务链条发挥得有效率，你就挣得更多。 所以我们第一家民营银行一定会说自己挣得多，第一家P2P没有被监管，今天唐先生在这儿，也会挣得不错。任何一个进入的逻辑当中，我们会发现他会有一个原有的空间给新进入者找路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逻辑。新进入不仅是在进入一个领域，而且进入的某一个产品、业务线，原来没有激励的时候，原来没有有效防控的时候，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堂和逻辑，会挣很多。 我们可以拿今天所有进入这个业务线当中，如果我进了这个业务线，发现另一个业务线还在做，我就要穿透，可以用各种金融逻辑把原有的被审批和被监管的东西打通，进行资产的管理，这就是我们今天大资管的时代突然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可以借用我，我可以借用你，有的可以低成本借用，付费少一些，有的可以通过股权的进入，买断你的控股权，也可以做。这就成为一个新时期的利益是头顶下的资产管理要求的金融市场的一幅景象。 我们看今天如果要对这幅图像进行监管的时候，我们要权衡利弊，那就是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如果我们说已然采取一个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在什么价格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在什么价格条件下不能做什么，我们让市场只能在某个价格的通道当中运行，这样一个超出某个运行的幅度以后就是过高了，跌破了那个线就是跌得太多了，我们总是要规定很多东西。结果市场永远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探索、熟知、博弈、不断发展，会感觉这个逻辑之间不清楚，可以借用你今天说不让做，如果我们预期到不让做的话，我们早早就卖空，如果你明天又让做了，我又早早进入到其中，或者是在进入当中我是领先的，我就会挣钱，我会在你准入的管理，包括产品、业务、机构的准入管理，在当中摸索、发展、变化。突然间我还可以穿透，在你没准入的地方我可以悄悄做、不声张地做，也可以挣钱。 当我们发现这个的时候，突然发现，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准入、量化、审批、规定价格区间的价格决定的逻辑监管的时候，会损失一个东西——丰富多彩的创新，想尽千方百计的创新，想尽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资源在资源通过金融的配置过程中，配置的最优资源，即使是提高一个基点（Base Point）的效率，也可以在交易成本最低的情况下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领域当中去，这样一个世界可能会相对艰难一些。 所以我们突然发现，监管应该调整一个基准，从过去的准入、量化、价格、监管、变相，不管具体的行为，只管一个行为——信用。参与者中的投资者也好，资产拥有人也好，金融资产的管理机构也好，做股票、债券、货币发行等等的，你有没有信息准确？你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信息准确、责任单纯对称、收益和风险之间是匹配的，你就可以在市场中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必须担自己的责任。 突然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去搜寻的时候，发现今天我们在市场当中惩罚的、挖出来的全部都是欺诈，全部都是你骗我，我骗你，全部都是一些用非信用的逻辑在金融市场当中攫取不当的收益。不过我们用信用监管的方法去规避了这样一些东西，而留下无限的创新空间的话，今天资产的多元、丰富就可以伴随创新的丰富、多元，就可以在你创新的基点当中永远想好的创新，而不想无限的套取别人的东西。 我们呼唤资产越来越多，我们更呼唤资产管理、资产经营、资产发展、资产盈利、资产风险都会匹配、成长，我们当然更需要基于风险的监管，留下创新的空间。 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中国保监会国际部主任姜波出席并发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他指出，在保险的监管问题上，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始终围绕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寻求加强监管和保护市场创新活力之间进入到一个平衡点，发展和监管是一对永恒的共生体。而保险监管也面临着传统与变革、取舍与扬弃的选择关系。 “我们一定要记住保险业是保险、保障， 保险业坚定不移地把创新发展放在行业发展的重要地位，保险业的保障功能是不能够忘却的，离开了保障，你搞了再多创新，就是离开了根本，保险业的创新的目的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更低成本、更便捷、更好的保险服务。” 他在会上称，保险监管思维模式的改变，需要对一些新的事物有一定的容忍度和灵活性，目前正在对监管沙箱进行研究，有些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他试一试，但是不能偏离根本。 以下为发言全文： 中国保监会国际部主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姜波：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就《保险业的创新发展问题》交流一些看法。 大家知道保险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金融行业，保险的原始形态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古埃及，有出土的文物为证。同时保险业又是一个年轻的行业，因为它主要是应对风险的，风险在，保险业就在。所以随着风险的演化，保险的需求也不断变化，新型的保险产品不断涌现，互联网的普及、大数据、云计算的运用，都推动着保险这个古老而年轻的行业不断创新。 首先，创新是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 最近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是十三五时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的关键驱动因素，也是实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下全面发展的根本支撑和关键动力。 国家对保险的创新发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在国务院《关于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当中明确提出鼓励保险产品的创新，切实增强保险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国家也出台了一些专门的配套政策，比如说像商业健康险的优惠政策出台，保险费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保险资金应用，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化等，都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 第二，创新是保险业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保险市场逐步走向成熟，近五年更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全国的保费收入从2011年的1.4万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3.1万亿元，年均增长16.8%，总资产从6万亿元增长到了15.1万亿元，年均增长20%。为社会提供风险保障，从2011年的478万亿元增加到了前三季的2276万亿元。赔付从3929亿元增长到了1.05万亿元。 在座的可能有来自保险业的同仁，大家可能非常清楚，实际上改革开放这几次保险业的大发展都和保险的自我创新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最早的营销员制度改革，是引入了营销员的制度，整个保险业的发展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又有了银行保险。每一次大的发展都伴随着一定的波动和市场风险，但是总得来讲，在创新当中应对了风险，促进了行业的巨大发展。 在服务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更多行业进入者瞄准了保险产业链的各个部分，进一步细分保险市场，新兴产业特别是网络经济的大量涌现，带来了如网络安全风险等新的保险需求，新技术的引入和数据分析工具对保险产品、渠道、风险、授信和决策等各个环境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财富的管理智能化，以及个性化体验等等，移动支付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都需要新的业态。这些目前在保险的产品设计、销售渠道、风险管控、理赔、反欺诈等方面，都在进行不断的创新。 一个例子，以前核保看片子，医疗健康险，有的保险公司已经用AI人工技术在看片子了，得出的初步结论和大的三甲医院放射科主任看的水平相差不多。所以，这些在保险业具体的应用当中已经有具体的体现。 新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促进行业精细化运作和持续发展，扩大承保范围，实现个性化的定价，优化核保理赔，提升反欺诈的绩效，提升一定效率，助力风险管控，等等。 第三，创新也提供了我们赶超国际同行的机会。 因为保险最早是一个舶来品，大家知道英国是非常发达的，英国的驻华大使每次到我们外交部门拜会以后，就来保监会拜访，也反应了英国非常重视保险，发展的水平是非常高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从技术的角度而言，目前国内保险机构和国际先进的机构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讲在某些领域我们还是有领先的。在互联网保险方面我国在国际上还处于前沿的水平。 总之，创新可以缩短与发达市场保险业的差距，甚至可以在部分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 第二方面，我把近期保险创新实践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一讲创新大家更多想从技术、产品这个角度讲，其实一个最大的创新是制度的创新。因为保险业的本业是什么？从寿险来讲，是市场化解决养老、医疗问题高效率的手段。在这方面，以前各个层次（国家、业界、个人）的认识还不是非常充分，但是近年来大家都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创新对于国家的意义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社会管理的创新，整个大家看到目前在健康领域，健康险国家的决心是非常大的，赋予商业保险更大的责任。下一步养老、医疗，三支柱的养老体制建立可能是势在必行的，制度的创新将会从根本上推动我们商业保险的发展。 大家知道全球前十位的保险大国人均保费基本上是3000-4000美元，我们中国目前大概在第二、第三位，我们人均的保费只有不到300美元。换句话说，只要你提高一倍，在制度方面养老、医疗方面有一个大的突破，整个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将会在全球上一个大的台阶。 今天我们很荣幸一会儿澳大利亚的Megan Beer女士还会讲澳大利亚的情况，其实制度的改变，整个对养老跟寿险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增长几乎是一个井喷式的，所以这块一会儿也会分享。 保险业像公共责任险、城乡大病医疗保险、住宅地震巨灾保险这些领域，包括小麦的保险、天气指数保险等等，很前沿一些概念已经成为一个保险业的常态了，许多公司都在应用。像天气指数保险等等，许多保险公司都应用得非常熟练了。还有像投保贷、助学贷款、信用保险等等。 保险创新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比如说像苏州的模式，因为保险的特点是长期股权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以创新型的股权投资基金模式支持地方的经济发展，以前像京沪高铁，下一步在国家的城镇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经济的协同发展等等方面，保险业也可以说有非常深入的实施机会和可能性的。同时在PPP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棚户区改造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 实际上可以讲，真正的保险资金优势发挥还处在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下一步潜力是非常巨大的。与此同时，保险业的创新是帮助小微企业和科技企业成长，像政府、银行、保险模式，小额贷款保险可以真正为高成长性的一些小微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征信服务。最近有一个光伏的组建保证保险，对光伏电站的运营方面提供了有利的保障。日常生活，像退货运费，你在网上订了很小的一个单子，都可以有退货运费的保险。网络账号的安全保险、航班延误险，有的银行发的信用卡里附带的航班延误险，他们开玩笑还希望航班延误，一延误以后拿这个卡几个小时退多少钱，这都是一些细小的对生活的影响。最近像北京市，以前撞车，车停在二环中间的路上，说了半天也不甘，最近北京市保监局推出的事故理赔APP，非常简洁的一个模式，警察处理起来也方便，方便了日常的生活。 关于保险的监管问题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始终围绕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寻求加强监管和保护市场创新活力之间进入到一个平衡点，就像中医一样，一加一减，发展和监管是一对永恒的共生体。保险监管也面临着传统与变革、取舍与扬弃的选择关系。在这里面我们一定要记住保险业是保险、保障，保险业坚定不移地把创新发展放在行业发展的重要地位，与此对保险业的保障功能是不能够忘却的，离开了保障，你搞了再多创新，就是离开了根本，因为创新的本身不是创造货币，把网上不能做的违法集资弄到网上都可以做的，保险业的创新不是这个目的，真的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更低成本、更便捷、更好的保险服务。 加强监管，基本上还是公司治理、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三支柱的框架体系，有量化和定性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制度好，关键要落到实处。 保险监管思维模式的改变，可能需要大家对一些新的事物有一定的容忍度和灵活性，有一个词叫监管沙箱，目前我们也在对这个进行研究，有些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他试一试，但是不能偏离根本。 总之，未来的保险业应该讲在整个金融行业中，在解决国家的养老、医疗和人们生活具体问题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一句话还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说保险可以使大家的生活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姜波主任的精彩演讲，用非常简短的讲话阐述了保险创新的内涵，包括保险创新实践的具体方向，以及在监管方面需要坚守的重要问题。 我们在研究互联网包括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规律，在互联网等新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过程中，往往遵循了从表现层到中间层，最后到基础设施层的转变过渡。对于电商行业，包括Fintech，包括今天重点探讨的保险科技这样一些领域，都遵循了这样一种变革的规律。 对于保险行业来讲，它的基础设施层面的变化究竟有哪些呢？今天我们特别高兴邀请到上海保险交易所董事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于瑾先生，就上海保险交易所的实践发展，特别是在打造保险业基础设施方面所做的一些尝试和努力，有请曾董事长。[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上海保险交易所董事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于瑾出席并发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曾于瑾在演讲中透露，上海保交所或将在今年推出首款场内交易的普惠性保险产品，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和创新。 以下为发言实录： 曾于瑾：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下面我就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大主题是开放金融规范发展，还有保险主题是创新，我谈谈关于打造保险行业基础设施的两个看法。 第一，保险基础设施是提升市场与监管效率的重要手段。 首先，保险市场是高度复杂的市场。我刚接触保险工作的时候，很难理解为什么保险业需要有精算师。这张图片画得不一定准确，大概的意思是说保险是从保险、保障起源的。它加了金融属性以后，就衍生、派生出一些新的保险的品种。保险保障产品本轮非常个性化，再加上销售渠道也非常个性化，营销员、营销代理、店销、网销，复杂多样的销售手段，再加上现在的投资也变得多样化了。所以说现在的保险市场是高度复杂的市场，尤其形成投资以后，投资端和负债端两端都非常复杂，这就对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很容易产生资产负债错配的风险，平衡资产和负债的技术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么高度复杂的市场，就需要有效的企业内控、外部监管和公共基础的设施。企业内控是一个基础，外部监管非常重要，基础设施的作用可以减少和部分消除保险市场的复杂程度。当然了它究竟能够起多大的作用，不好说，很难评估，但是它的作用是可以衡量的。 以中保信为例，这是我们保险业的基础设施之一，它是全国35个省份的车险数据统一以后，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车险市场的数据库，标准化程度和数据为支持行业的车险市场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跟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保险基础设施是严重滞后的，是需要补短板的，以上可以比较银行业、证监业，你可以看得清。相对而言银行业是标准化最高的一个产业，存款、贷款其实是非常标准化的。 它相对比较复杂，有大量的交易所，给相对的基础设施提供支持，相对而言，保险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起步比较晚，作用还需要逐步进行培养和加强。 上海保交所是去年6月12日挂的牌，上海保交所建立以后，它是与风险交易为核心的基础服务平台，上海保交所致力于推进、引领市场的标准化建设，当然了保险本身是非标准化程度很高的行业，要从这里提炼出标准化的东西，提交到保交所的交易，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通过保交所与传统保险市场的区别，就在于保交所是一个场内交易的市场，跟传统相比有场外交易到场内交易，同时是一个标准化的市场，是集中交易、信息披露等公开、透明的手段，这种方法在全球也处在一个创新、引领的阶段，在全球属于新事物，所以还需要很多创新。 为什么提供标准化的市场交易呢？有利于公共性、普惠性保险产品的推广。我们发现养老、健康其实是非常普惠，也是非常需要的这么一个产品，但是因为它的标准化程度很低，推广难度也非常大，当然还有其他政策、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上海保交所我们希望在今年能推出首款场内交易的普惠性保险产品，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和创新。 第二，运用科技来打造行业基础设施。 首先，我们认识到其实科技属性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属性，你会发现所有的基础设施都非常重视金融科技的应用，非保险的基础设施你会看到高铁、飞机很多的基础设施都是有了科技的应用，能不能说金融科技属性就是保险、金融基础设施自身的自然属性呢？理论上还不好这么说，但是我们从结果上，它们是有高度的相关性。 你可以看到因为通过金融科技提高了交易的效率，现在从毫秒级引入到微秒级大幅度的提升。交易技术有人工智能、程序化交易趋势，交易数据现在交易的存储、计算能力也是大幅度提升。 所以可以看到，金融科技在金融基础设施上的应用，应该是具有广阔的前景。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了新一代交易系统，使得交易效率大幅度提升。2015年10月，纳斯达克推出了具有区块链技术的股权市场。2017年5月，花旗与纳斯达克联合推出了区块链支付系统等等，可以看得出新技术在金融设施方面的应用。 技术给保险基础设施应该说也带来了很大的空间和应用，特别是大数据时代，其实保险业是高度依赖数据的行业，保险业之所以发展比较慢，这也是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对数据的掌握。大数据的应用会给保险带来非常大的机遇，包括保险行业、传统行业高度依赖人力这么一个行业，700万的营销员，产能还非常低下，都非常需要技术的应用。 上海保交所现在非常重视，接近50%的人是有科技背景的，将来这个比例还会得到更大的提高。目前我们可能在数字保单方面以及在大数据的平台应用起步，一开始就走上了云计算、分布式服务法、安全交易互联网特征的大数据搭建。 我们现在还在搭建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还有区块链实际业务场景的应用。今年3月份上海保交所成功通过了区块链数据交易技术的验证，争取今年用区块链技术实现首个业务场景的应用，有可能是在数据交易、在保账单以及保险和数字保单这几个领域的应用区块链技术。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周延礼出席并发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2016年年底，中国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总量是2.24亿多，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如何做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是重中之重。 周延礼表示，商业养老保险在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中担负着养老基金的管理，收缴支付，对提高效率，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但是中国的商业养老保险深度、密度、资产总量都不足，不能够解决第一支柱基本养老的保障程度低、效率低的问题。 此外，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出台，但还没有落实。“差不多十年前，在上海、天津就有试点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探索。但是现在是只听到楼上楼梯声，没有见到政策真正走下来落地。” “下一步要加快推进商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周延礼表示，“不能等了，再等就会拖累整个养老体制建设的步伐，”在某种程度上对经济的发展也会增加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以下为发言实录： 周延礼：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清华大学，和同学们就国际金融问题、经济全球化问题，还有金融规划发展问题行交流。 大家知道，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各种新思路、新想法、新观点、新动力层出不穷，这为我们尝试着探索、实践，创造了巨大的空间。特别是我国党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为我们加强与国际经济合作创新、世界经济发展新路径，提出中国方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前不久，“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刚闭幕，预热仍然在外溢散发之中，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经济今年以来，一直按照党中央制定的决策部署，稳步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养老保险是应有之义，也是重中之重，解决就业问题是民生之本，解决养老问题是民生保障的关键环节。 下面，我就“深入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深化养老保险，特别是商业保险的顶层设计”，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与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第一方面，我想谈谈全面深入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时代背景。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样一个新常态，在这个常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体量是非常巨大的，已经超过10万美元。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列举了几个数据，从1912-1916年这五年间的发展路径。在这么庞大的经济体量当中，养老保险支出怎么样，是我们要关心、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因为，养老也是民生保障网不可或缺的甚至关键的一个环节。 我们要做好养老保险的体系设计，首先我们要研究中国人口发展变化情况。大家知道，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我们到去年年底，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总量是2.24亿多，这个数据警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要如何做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这是重中之重。 因为，2.24亿人口，占总人口的接近16.7%。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可能要占18%左右。如果要在这样一个增长速度下，没有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这是拖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深入地研究中国老龄化进程当中所面临的困难，这样也倒逼我们养老保险体系改革要加快步伐。 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现状是怎样的呢？我们也采取了国际一些通行的做法：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商业养老保险，包括个人的储蓄。 面对这样一种格局，是否能够适应中国的养老体系建设需要？这是我们当前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想，因为昨天在闭门研讨会当中，我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第四支柱的观点，也就是，要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建设，而形成多层次对社会养老基金的贡献渠道和支持力度，甚至投入机制的建设问题。 这些问题的提出，对我们解决当前的养老问题，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 解决养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我们现在要解决一个小的人口经济体的需求，是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政策解决，但是解决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经济体的需求，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大家可想而知。 2013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连续下发了4个重要性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老龄委、财政部，还有相关的部委，包括保监会，都参与了社会调整，这四年来应该也是搞了四次社会调查，对社会调查我们总的感觉，中国的养老体系建设面临的任务压力是相当巨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应该不是简单的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还有全国城乡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人口，总量现在已经超过4063万人。这个数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为我们还要解决扶贫攻坚的问题，还有2000多万贫困的失能、伤残，甚至衣着都不能有保障人群的问题需要解决。加起来之后，应该超过5000万人口。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解决养老体系建设、扶贫攻坚，这两重任务的叠加，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要求，我们要加快工作的步伐，来解决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对政策的财政负担、有效的应对，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下一步要紧密的结合当前一些制度的有利因素，探索研究新的发展路径，来解决我国的养老体系建设问题。 现在的养老体系建设问题，首先我们要考虑设计一个整体的发展战略。 我今天在这个研讨会上提出我自己的一个看法，这个整体设计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想：第一，应该是高效率的。第二，统一的。第三，公平的。第四，可持续的。这样一个顶层设计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 大家知道，我是出于保险业的角度来讲，站在商业养老保险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商业养老保险，应该说是在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当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担负着养老基金的管理，收缴支付。对提高效率，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但是，我们的商业养老保险，现在的深度、密度、资产总量都不足，不能够解决第一支柱基本养老的保障程度低、效率低的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该已经出台了，但是没有落实，这些问题比较突出。我记得差不多十年前，在上海、天津都有这样一些试点，都有一些延伸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探索。但是现在是只听到楼上楼梯声，没有见到政策真正走下来落地。怎么办呢？下一步要加快推进商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现在不能等了，再等就会拖累整个养老体制建设的步伐，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经济的发展也会增加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发展生产力，解决民生的问题，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处理得好，那就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包括社会稳定的问题。我如果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好，是一个经济问题也罢，但是更主要的，我想要从政治的角度深刻理解把握这个问题。所以要加快推进商业养老制度建设，尽快能够把相关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试点之后尽快落地。 我们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战略，我想在政府实施强有力地延续政策落实之后，要开发多层次的保险产品和多种形式、多样化的保险产品来支持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建设，特别是在第二支柱，我们职业年金落实到位之后，加快设计一些相关的商业性的保险产品，来提高养老保险产品的效率、公平，甚至解决第一支柱总量不足的问题。 另外我们还要加大保险资金运用同步，在一些养老社区的建设、养老设施的建设方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让商业养老保险成为未来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推动政策空间。所以在这方面，保险业也有责任、有义务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最后我预祝这次论坛能够取得圆满成功，也通过大家的研讨，对保险业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做出新的贡献，大家多提建议。谢谢大家！[详情]

　　在6月3—4日举办的清华五道口上，新华保险董事长万峰对于我国寿险业创新与发展，提出三个观点，分别为“寿险创新必须坚持寿险本原、寿险创新必须遵循发展规律、寿险创新必须明确发展方向”。 具体而言，在寿险创新必须坚持寿险本原上，万峰强调，寿险为客户提供生、老、病、死、残的风险保障，而不是“老百姓的投资首选”；寿险是为企业或个人提供风险管理计划，而不是理财计划、财富管理计划。 万峰认为，近些年，我国寿险业发展偏离本原，真正坚持寿险本原的发展并不多，存在“盲人摸象”的情况。世界主要寿险市场的主要产品主要是年金保险、普通寿险、健康保险，但是我国只有三分之一是“寿险”。 在寿险创新必须遵循发展规律上，万峰表示，寿险业务发展是由小到大，而不是“跳跃式”、“跨越式”发展，因为寿险是提供长期风险保障，靠积累长期稳定的客户才能“平衡”风险。人身险产品设计新规影响不亚于1999年6月10日定价利率一律2.5%的规定。 同时，寿险业务发展是先发展保障，后提供理财，而不是“突出理财，弱化保障”。世界主要寿险发达市场的发展历史能够证明这一点。 此外，寿险业发展要求资产与负债匹配，而不是“资产驱动负债”。寿险应该先有负债管理，后有资产管理，而“资产驱动负债”的本质是为满足资产的需要配置匹配。 在寿险创新必须明确发展方向，万峰表示，寿险创新发展的方向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保险保障，而不是为保险公司提供快速吸收资金平台。创新应该围绕促进报单件数、保险金额的增长，而不仅仅是保费收入的增长。 最后，万峰总结称，创新是必要的，坚持保险本原是必需的；寿险创新要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公司需求为导向；我国寿险创新发展的方向在养老、健康、医疗、普通寿险业务领域。[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新华保险董事长万峰出席并发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其表示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要明白自己是干啥的。寿险是为客户提供生老病死残风险保障，不是为客户提供“投资首选”。《人民日报》去年有一次、今年有一次都提到这个问题，说通过调查保险已经成为老百姓投资的首选，“我真的是哭笑不得。” 万峰批判，保险不是搞投资的，保险是提供保障的；此外，保险是为企业和个人提供风险管理计划的，而不是提供理财计划和财务管理计划的。 而这几年寿险业务的发展已经偏离了保险的本源，他指出，“我们这几年做的虽然很大了，但不是真正的寿险。”寿险业务发展规律是先发展保障，后提供理财。从欧美市场、日本市场，整个发达市场都是经过了这个顺序的。“而不是像我们过去突出理财、弱化保障。” 他指出，保险业是要考虑怎么为客户提供理赔方便快捷的服务，而不是资金管理，“不是到期通过银行划笔账打钱就完了，而是大量的理赔。”这才是我们整个寿险管理的一个基本核心业务。 保险保障的发展方向在哪儿？“生老病死残，这才是我们的主流业务和本质业务。”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万峰：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我国寿险业的创新与发展》。 创新这个主题是个永恒的主题，我从事保险业35年，我记得保监会成立那天开始，甚至老人保的时候就讲保险业创新、创新。这35年我的经历是，我们一会儿创新鼓励保险公司大力的发展产品，一会儿又密集的各方面保险监管政策的出台。所以，我今天本来想讲的是我国寿险业创新与发展的反思，结果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这么多年创新与发展，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的。 我这里想讲三个问题：我们的寿险创新必须坚持保险的本源。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保险的本质是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保险业的发展，我觉得没有搞清楚，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你所有的创新如果脱离你的本质，我觉得那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保险的本源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明确，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我们是干啥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我们寿险是为客户提供生老病死残风险保障的，我们不是为客户提供“投资首选”的。为什么这个加引号？这是去年、今年，我们的核心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去年有一次、今年有一次都提到这个问题，说他们通过调查，说保险已经成为老百姓投资的首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哭笑不得。保险是干啥的？保险不是搞投资的，保险是提供保障的。第二，保险是为企业和个人提供风险管理计划的，而不是提供理财计划和财务管理计划的。 这么多年，我们营销员要不叫理财规划师，要不叫财务管理师，我觉得这些都脱离了保险本源。所以，在上次一个论坛上我提出来，我们的营销员应该是个人，或者是企业的风险管理师。 这几年，我们寿险业务的发展，我是觉得由于偏离了保险的本源，所以我们从整个社会、政府，包括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寿险认识，我觉得就是盲人摸象。有人说你也太狂了吧！这么多年发展这么好，你说盲人摸象？因为我认为，我们真正的寿险并没有去做，我们这几年做的虽然很大了，但不是真正的寿险。真正的寿险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所以我现在遇到很多人谈保险这的那的，我说你真正不了解真正的寿险是什么。 真正的寿险，全世界你去看，后面我会讲到，我们的寿险和国际上是有区别、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这个图，我这儿有依据的，这个图是保监会去年做的一个报告，我把它整理了出来。我们就看看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和地区，看看人家做的是什么。香港地区，如果把寿险分类的话，普通寿险、年金寿险、健康分红、万能投联，你去看看香港、日本、美国、英国这些发达的地方，看看人家做的是什么，再看看我们做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往往有些人就说，我的这个东西可以放到网上，我说你们真正了解的现在只是承保和管理，真正的寿险主流业务、内部管理的业务是理赔，我们怎么为客户提供理赔方便快捷的服务，而不是资金管理，而不是到期通过银行划笔账打钱就完了，而是大量的理赔。我觉得，这将来对我们是个巨大的考验，这才是我们整个寿险管理的一个基本核心业务。所以，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这个表主要是反映保险本源的，看看人家干什么再看看我们干什么。 第二个，我觉得我们的寿险创新必须要遵循本身的发展规律。 我们的寿险发展，过去提出创新的理论，说跨越式、跳跃式，梦想在十年的时间突破，而且我们也确实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但是现在看，我们能持续吗？结果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能持续。 另外一个，寿险是提供长期风险保障的，它是靠着积累、长期、稳定的客户，才能够平衡风险，这是它最基本的原理。这些平衡的原理，我们现在的发展都是做不道德。 大家知道，5月16日保监会报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管通知，就是说对我们的保险产品做了一些限定，这个监管文件，以我的经验看，它对整个行业的影响，不亚于1999年6月10日定价利率一律变为2.5%。曾局长那时候在监管部门应该知道这个文件的影响，在整个行业那是一夜之间产品都没了，大家都要重新设计。现在这个新的规定，对我们的影响，只是说保障性产品还可以，其它的，明年都会受到重创。 另一个我想说的，我们的寿险业务发展规律是先发展保障，后提供理财。从欧美市场、日本市场，整个发达市场都是经过了这个顺序的。而不是像我们过去突出理财、弱化保障。 另外一点，寿险的发展要求的是资产与负债的匹配，这是最基本的规律，而不是我们前一段提出的“资产驱动负债”，我们把这个当作一个重大的创新提出来，现在怎么看？我们为这个创新，现在要付出代价。因为按照一般的寿险规律来讲，应该是先有负债管理，后有资产管理。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唯独我们想要改变这个规律，我觉得是非常难的，而且经过我们的尝试怎么样？还得回过头来去承认、去认可，这是最基本的规律。 资产驱动负债，其实大家分析一下，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为了满足资金的需要而去配置负债，比如，我先去找一个100亿投资的项目，跟人签了8%的回报，然后我去设计一个产品5%的回报，拿到银行去卖。这叫保险吗？我认为这不叫保险，这完全是为了你的资金去集聚资金。所以，在这些产品上我们为什么突出了理财弱化了保障？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最后一个，寿险的发展，寿险的创新必须明确整个寿险业发展方向是什么，寿险创新的发展方向我认为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保险保障，而不是为保险公司提供快速吸收资金的平台。这个也不是我的创造，保监会的领导讲话也是这样讲的。 我想说一个问题，在全世界反应寿险的指标三个最关键的。 第一，保费收入。 第二，保单件数。 第三，保额。 这三个指标反应不同的是，保费收入反应的是保险公司的销售收入，保单件数反应的是保险的覆盖面，保险金额反应的是保障的程度。后两个指标才反应保险的社会功能，你有多大的覆盖面，提供多少保障。但是现在无论什么样的创新，围绕一个就是怎么样快速增加保险公司的收入，怎么提高保费的增长和收入。无论从监管部门和社会到政府，所有的人我就不明白一个事，你们为什么都去关注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而不去关注保险公司给社会提供的覆盖面有多大，保障程度增长多少呢？ 我们看看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跟国际上比什么样的状况？这个也是根据保监会相关的资料研究报告整理出来的，你看看在美国，一个是人均有效保单，一个是单均保额，一个是人均寿险保额。美国现在人均保单是0.7，日本是1.57，韩国是1.65，台湾地区2.4，我们中国只有0.09，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有9%的人有寿险保单。 我们再看保额，美国是50万，日本39万，韩国18万，台湾地区13万，我们只有3.9万，不到4万。大家想想，4万块钱可能都不够我们一年的人均工资。 再看人均寿险保额，我们就更少了。美国44万，日本61万，韩国29万，台湾地区3万，我们只有5050元，每张保单的平均寿险保额才达到5000块钱，提供什么保障？ 所以我就说我们的保险保障首先要明确我们的发展方向，我们的方向在哪儿？我这张图做了一个金融领域对个人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去比较，保险能够提供的是生老病死残的保障，银行能够提供的是生和老，证券也提供的是生和老。在这里我们画的圆圈是交叉的，就是都可以做的。在这三个行业里，我们只有养老是有绝对优势的领域，而且病、死、残是我们独有的领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后的保险业创新的方向也好，改革发展的方向也好，应该都是生老病死残，这才是我们的主流业务和本质业务。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创新是必要的，坚持保险的本源是必须的，寿险业的创新要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公司的需求为导向。我国寿险业创新发展的方向在于养老、健康、医疗和普通寿险，这些业务领域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也是一个未开发的市场，等待着我们去创新和发展。 谢谢。 听的中文名字，叫毕蓝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毕蓝亭女士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有请！[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交通银行研究中心副总经理、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周昆平出席并发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周昆平表示，银行业利润跟宏观大环境是有关的，因为现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到中高增长的阶段，所以整个银行的利润也相应下来了。 具体原因有以下两：一方面，对银行五次降息，银行息差在收窄；另一方面，经济下行以后，僵尸企业风险败露，银行要花更多的资源和利润来核销这些不良资产。周昆平认为，“今后银行率也不会出现高增长，大概是个微利的发展态势。” 这种情况下，他提出银行业的改革可以和供给侧改革相一致，要服务实体经济，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内部的体制机制是需要改革的。这里面就是要以客户为中心，银行业要要改进体制机制，更多了解客户，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服务。 还要改变一下流程，因为银行的流程比较慢，周昆平认为，互联网金融的效率是可以借鉴的。他表示银行可以通过对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包括后台流程的改革、组织架构的改革来提高效率。 再一个方面，也要把控制风险放在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银行有更多的责任。”[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信达证券董事长张志刚出席并发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其表示这次债转股和90年代债转股不同，“如果上一轮的债转股主要是报表重组，这次的债转股应该是一个价值重构的过程。”张志刚解释，所谓价值重构的过程，就是通过市场化和法制化这两个原则，市场化要由金融机构选择那些有市场发展前景这样的企业进行转股，转股的过程中要对现有的资产进行剥离和市场化的估值。 在实际转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这些问题： 第一，企业的选择。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说，选择什么样的企业转股，受制于两个方面的影响。是不是有市场？整个经营状况相对良好？只是由于负债率过高，把它拖住了。还要考虑转股的债券到底是正常贷款还是不良贷款。张志刚认为，这两个影响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政策的推进深入程度。 另一方面来看，从企业端确实是解决了当前负债率过高的问题，7000亿的转股所对应的20多家大型企业平均负债率大概是76%。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些隐性的负债没有被考虑进去。这样的话，这次债转股的实际的效果能不能达到还有待检验。 此外，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转的过程中，企业的过剩产能是不是真的能够剥离和处置。张志刚表示，“如果能重估下来，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如果不能重估，恐怕转股的效果有待观察了。”上一轮债转股过程当中，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没有真正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重大事情基本还是地方国资说了算。这次转股当中，转成股权之后，银行的持股公司是不是真能发挥股东的作用，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目前看来，债主股还有以下几个挑战：一方面，银行对于整个产业界的研究和跟踪目前来看是不足的。另一方面，银行也没有相应的企业管理人员能够真实地提供可以增值服务这方面的董事监事，这样的话对于股权的后续增值应该说还是很难起到提升的作用。由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转股工作现在是停停走走，而且在微观角度还有一些负的作用。 第一，由于有债转股的政策，大家有这样的预期，可能会产生一些债券发行人故意违约来逼迫你转股，这样的话对金融市场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大家如果仔细观察来看，近两年国有企业的债务违约率应该是直线上升。而且这个违约从长期负债到流动性短期负债，一年期负债的违约也在上升。 第二，银行选择转股，到底是选正常贷款转股，还是选不良贷款转股？这其实也涉及到相关的权衡和一些道德的风险。张志刚认为这两者解决不好的话，“债转股政策的推行可能会大打折扣。”[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朱进元出席并发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朱进元表示，保险业是金融行业就业吸收最多的一个行业，到今年一季度我们统计就业人数达到了810多万人。除了就业，保险还在民生保障、社会管理和保险资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认为保险的作用远远超出金融的作用，”朱进元称，保险具有金融资金融通的派生功能，而保险的其余作用是其他金融行业不具备的。“过去我们做得不好，一方面保险业的基础不好，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对保险业的接受度还不高，当然保险自身还在某些方面有欠缺的地方。” 他表示靠政府、社会、行业、监管所有人共同努力，在十三五期间以及今后，保险业的作用既会回归保障，更会为我们国家的供给侧改革和健康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详情]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 中新经纬客户端6月4日电 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6月4日进入第二天的议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发布了《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7》，报告主题为《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服务供给侧改革》。吴晓灵表示，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率在全球是中等的、可控的，在严厉控制政府债务率上升的同时，应努力进行金融的改革，让企业能够把杠杆率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向社会募集资金做股权投资，通过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完成债转股。 吴晓灵谈道，我国面临着“三去、一降、一补”问题，去杠杆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完全去掉杠杆。这个杠杆不是去到零，任何一个经济活动没有杠杆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率在全球是中等的、可控的，但是中国的杠杆率的结构是不合适的，中国的居民杠杆率最低，政府的杠杆率尚可，而企业的杠杆率在全球是最高的，而企业是生产的主力，如果企业不能从沉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是没有好处的。 吴晓灵强调，在严厉控制政府债务率上升的同时，应努力进行金融的改革，让企业能够把杠杆率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对此，报告提出了三个方面： 第一，进行债务重组的时候，要鼓励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企业的资产重组。1999年的时候，中国的企业做过资产的剥离，那个时候完全是政策性的不良资产剥离，成立了四家政策性的资产管理公司在做这件事情。而现在，应该用市场化的方式，有更多的市场化运作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进行债务重组，特别是债权和股权的置换问题。过去简单地把贷款直接转换成股权，置换的效果并不好。而这一次，是应该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向社会募集资金，做股权投资，然后被重组的企业把得到的股权资金归还贷款，通过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完成债转股。 第二，推进企业的并购重组，优化企业结构。这次报告当中也收录了去年做的报告，就是《规范杠杆收购，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阶段，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更多应该做存量的结构调整，企业的存量结构其实就是收购、兼并，在收购、兼并的过程中，难免要用到各种金融工具，要有杠杆，但是杠杆要适度，规则要明确。 第三，从整体经济上来说，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给大家更多的股权融资渠道。整个报告有一个顾问团队，除了国内的专家以外，还在哈佛大学有理查德•库伯教授，和哈尔•斯克德教授，这两位教授反馈了一些国外投资者和研究者所希望了解的中国情况。这个报告在国内可能影响还不算太大，但是在哈佛有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人，还是在看这个报告的。（中新经纬APP） 关注中新经纬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中新经纬”或“jwview”），看更多精彩财经资讯。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 【编辑：吴新竹】[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今日，“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哈佛大学保罗·M·瓦尔伯格经济学讲席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obert J． Barro出席并发言。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Robert J． Barro分析中国经济模型表示，死亡率越高，对经济增长是负面的影响。生育率越高，对经济增长也是负面影响，模型显示，生育率放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 在2015年到2020年这个时间段，Robert J． Barro预测中国每年人均增长速度是低于5%，人均增长速度是4.7%，4.7%的人均增长速度可以换算为GDP的增长速度是5.2%的增速。不过实际上来看，中国实际情况要稍高于模型估算数值，例如中国2016年GDP的增长速度是6.7%，人均增速是6.2%。 他也表示经济趋同的趋势是不可抵御的，中国人均GDP能够达到像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越来越趋同。但这种趋势不会永远继续下去，Robert J． Barro表示，未来越往前走经济增速会越来越放缓。 以下为发言实录： Robert J． Barro：我想来说一下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些经验教训，来预测、分析中国未来的增长。我要用一个实验的、验证性的模型，是20年前开始的，自那以来，有很多更新，最近一期是2015年的文章进行了更新，这是一个所谓融合的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增长。 其中的一个实验结果是有条件的融合或趋同率，也就是说现在GDP的增长要降到多少才能保证财富率？现在的结果是每年2%—3%GDP的增长率。按照中国现在GDP的增长率，现在基于我们这样的模型，如果要达到长期的位置，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同率。 这儿有一些不同的变量，这些变量都是可以解释的，有一些是非常恒定的变量，有一些可能是会有一定的变化，一会儿我会仔细来解释。我来说一下整个的语境，特别是讲到中国的背景下。所谓的变量包括有不同的项，包括人均寿命、人口健康、生育率（这是跟人口增长率相关的）、教育获得（跟人力资本相关的）、体制质量衡量（这是在过去十年、二十年世界银行和其他地方特别强调的一点）、法治、贪污腐败的一些情况，还有投资和GDP的比、储蓄率，这些是和增长和资本的积累率有关的，另外还有市场的开放程度。我们一直都有很多的辩论，还有进出口和GDP的比率，用它来衡量程度的，贸易、民主和其他的指标，包括通胀。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变量，我就不仔细来说了，但是使用这些变量来看我们的经济是怎么来计算的。 最近增加了一些衡量的指标，是跟监管有关的，这也是2014年开始世界银行做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营商环境，世界银行开始发布这样的报告。包括开业以及我们要关停等等各方面的一些营商的难以程度，一共有十个指标。还有第十一个，是政府采购，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把第十一个包括进去。 我用这些图表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框架出来的结果，然后基于中国的历史和未来我们做出来的什么结果。 第一，有条件的趋同。 横的坐标是由实际人均GDP增长的指标，这是五年期，越往右边要增加五年。纵轴是五年期的经济增长率。这张图表非常重要的就是，有很多恒量，也包括了我刚才说的变量。这边给大家展示了一些经济增长和变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边也是展示了一些趋同的趋势，随着人们的变富，GDP增长是会下降的，可能就是降到了2%—3%，这是从1960年以来的数据显示出来的，这张图给大家展示了这样的趋势。 另外一张图是和之前的变量相关的，每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变量其中一个变量在变，其他的变量其实都是恒定的。 这边的横轴是人均寿命导数，死亡率越高，对于经济增长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生育率越高，人口率会越高，对于增长来说是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如果长期以来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包括中国也都是大幅度的下降，所以生育率放慢的话，实际上是推动经济增长的，至少是在我们这个框架当中是这样显示的。越低横轴越往右，国际的开放程度越高现在有很多的争论，实际上对于经济来说是有正面的影响。显示出贸易越自由越好，这个数据好像显示出来的结果并不是我想象得那么乐观或者是积极，但是整体来看是积极的。 下面我来说一下这个框架，如何适用于中国的经济，这是从60年代开始。这个也是每五年一段是1960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它显示出人均GDP增长每五年当中的数据，这个值选出来了，还有一些阈值，这是在右边看到的。这段时间它的趋势，基于这个趋势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 这个图表当中显示了我刚才所说的趋同趋势，中国越来越富，特别是以人均GDP来计算，特别是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如此，GDP人均值不断上升，也就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GDP的增长率也会逐渐下滑，尤其是在后面的数据量当中尤为重要。 所谓的趋同效应在中国的发生也是会有一些其他的效应抵消，尤其是在其他的一些变量计算当中显示出来。比如说人均寿命、出生率下降，特别是2000年以来出生率的下降。这些元素是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特别是由于中国越来越富。这些都是一些抵消的作用。 另外一个，中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特别是70年代末开始以来，一直到2005年、2010年，但是这个就停止了，到2010年就停止了，不再是一个正面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了。 储蓄率，在中国2010年是大幅度上升，但是现在放缓了，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了。 法制和物权、产权，在中国从70年末一直到2005年以来，一直都是增长、改善的，但是2001年又开始恶化。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到了一定阶段，又不再推动了。 世界银行开始发布营商难易程度的时候，2004年到2006年，一直到现在，2017年的报告的模式是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样本的第一部分，第三栏，这里是经过拟合之后的价值是多少。我们看到从1960年到1980年，估算出来的增长值是净值，因为我刚才讲的积极的发展抵消到了，尤其是1975年到1980年自由化的时期。我们看一下在中国这个时期实际的人均增长速度确实从系统上来讲要比模型估算出来的值更低，这是1960年到1980年的情况。 其中有一部分的情况，我的模型是遗漏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促成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在这个阶段。比如说这些因素就包括不够开放，对市场是敌对的。这些变量是我的模型没有办法测算出来的。 还有一点，在这个时期当中，其中有一个小阶段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有很大的损害的，尤其是大跃进时代，1958年到1963年大跃进的几年，以及在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时代，这些都是非常严重地损害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负面因素，这些都是在实体的宏观经济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就会导致负的经济增长，跟模型估算出来的在这个时期当中中国经济增长正好是一个相逆转的趋势。 我们再往下看，1980年到2000年，一直到2005年，我们看到在这一栏拟合值增长值不断上升，一直达到一个峰值，2000年到2005年估算出来的拟合值是7.2%，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积极的扩张是不断加速，而且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是从2000年到2005年到有这样不断迅猛扩张的态势。 从1990年到1995年这个时间段择出来，2010年到2014年，我们看到在这四到五年的样本时期，实际人均增长率要比我的模型估算出来的模型更高，也就是说要更加趋同于世界的最高值，而且要高于模型估算出来的值。2010年到2014年这个阶段实际的增长率每年达到7.0%、7.2%，而模型估算出来的是5.5%、5.6%，这是人均的增长速度。所以中国的实际经济表现要快于、高于模型估算出来的结果。 再往后看，我们看一下未来的预测，看一下2015年到2020年这个时间段，这是根据我们观测到的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到2015年的数据，我们预测每年人均的增长速度是低于5%，这里估算出来人均增长速度是4.7%，我们也看到人口的增长在这个时期目前是每年0.5%的增长速度。因此，根据目前已经报告的这些经济发展速度，都是GDP增长速度，而不是人均增长速度。4.7%的人均增长速度相当于可以换算为GDP的增长速度是5.2%的增速。 再看一下2020年之后的未来时期，首先我还是要回过头来看一下2015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预测值是GDP增长每年5%。所以实际上来看，2016年GDP的增长速度 是6.7%，人均增速是6.2%，所以这差不多是要高于模型估算的数值。 再往后看，占主导的力量，尤其是在模型上主要就是融合的力量，所以有很多变量抵消掉了样本，要么就是这些变量下滑了，或者是持平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2015年到2020年之后，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跟世界越来越趋同，所以我们看到投资机会方面的投资回报是不断缩水了。 所以我们如果只是看一下2015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是很有可能的。中国有可能经济表现要优于模型估算值，比如说人均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4.7%的预测值，而2016年实际的表现是更好的。 我们看一下2017年到2020年，再择出来更小的时间段，可能没有模型做得更好，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有一些小的时间段实际的经济表现要优于模型。现在这种不可抵御的趋势和因素就是融合的趋势、趋同的趋势。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终投资回报下降，还有世界的趋同是一个占主流的趋势，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但是这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实现的，这是根据我们目前估算出来的模型波动变化的情况，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实现。 所以我觉得趋同的趋势是不可抵御、扭转的，尤其是在中国，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以来都是这样的趋势，但是确实人均增速能够达到4%、5%都是了不起的成绩，这样就能进一步推动人均GDP趋同的趋势，也就是中国人均GDP能够达到像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越来越趋同，但是我觉得这种趋势不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会看到经济增速会放缓，会逐步加深下去，这个趋势会长期持续下去，而且未来越往前走越是这样。 这就是我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未来预测的一些想法，是不是能够跟基本面的框架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和全球经济的基本面是不是符合在一起，我们是拭目以待。[详情]

　　 视频直播：五道口金融论坛 新浪财经讯 6月4日消息，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进入第二天，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出席并发布《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7》。 谈到“去杠杆”，她表示“去杠杆”并非是要杠杆率降低到“0”。数据显示，中国的杠杆率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吴晓灵认为，是“中等、可控的”。她进一步解释，我国居民杠杆率最低，政府杠杆率尚可，企业的杠杆率是最高的，“企业是生产主力，如果不能从沉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对经济是没有好处的”。 她建议，第一，应鼓励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企业的资产重组。“应该用市场化的手段，让更多的资产管理公司进入其中”，特别是债权和股权的转换，她认为，应该通过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市场化筹集资金，企业用股权转换的资金偿还债务。 第二、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优化企业结构。她强调，企业收购兼并时，会用到各种金融工具，但杠杆要适度，规则要明确。 第三，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给企业更多股权融资渠道。 以下为发言实录： 吴晓灵：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欢迎大家莅临这个会场听我们发布《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7》。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金融政策的了解关系到金融的发展，也会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为了让国内的从业人员和国际上的从业人员以及研究人员们能够对中国的金融政策有所了解，我们决定系统地来出版这样一个报告。 国内现在是有银行、证券、保险和一些金融业的子行业，有年鉴或者是发展报告，但是这些年鉴和发展报告一般都局限在自己的领域当中，缺少一个横跨银、证、保、信综合性的政策汇总和解读。为此我们就作为市场的第三方，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开展了这项工作。 前六年是由中欧陆家嘴国家金融研究院与社科院金融研究室联合在做这个报告，当时我同时兼任中欧陆家嘴国家金融研究院的院长。从今年开始，我不再担任这个研究院的院长，只担任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院长，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报告从上海拿到了北京，这是第一次由北京的团队来做这份报告。我们这个报告的框架是这样的，一个报告的主体是对各行各业的金融政策梳理、监管政策梳理，立此存照，给大家提供方便。但是我们也会结合每一年度金融业的重点、突出的一些事情做一些专题报告，而且还有那一年发表的一些我们认为对市场有一定影响，对我们的专题报告有所补充说明的专栏文章。 我们是从2011年开始写的这个报告，历年我们的报告都有自己的主题，也有政策的汇总，从这几年报告的主题大家可以看到，中国金融业发展和它面临很多的挑战。在2011年的时候，主题报告是《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它所描述事情、梳理的政策都是前一年的。2010年正式大危机之后，全球各个监管当局都在审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危机，我们从危机当中应该吸收什么样的教训。以此以监管为主题，以监管政策的变化来梳理未来中国的政策走向。当时因为是第一本出这个报告，所以先用了一定的篇幅把30多年金融改革与发展在金融政策的角度，我们的起点是什么做了梳理，然后着重谈到了危机之后各国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关注。 2012年，我们的报告主题是《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主要金融风险》，尽管危机没有直接冲击到中国，但是在全球危机之下，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也面临着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观察到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是房地产有泡沫积累的迹象，政府债务发展得太快了，这两个都是历来金融风险的隐患。所以我们着重对房地产和地方融资的债务问题进行了解析，也看到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增长方式的缺陷。 到了2013年，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债务问题其实背后是一个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问题。于是我们围绕《发展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问题与对接》作为主题报告，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发展多层次的股权融资市场，才能够减少企业的债务积累，也才能够给政府以更好的资本市场融资手段。 到了2014年，由于融资体制并不能够完全适应社会的需求，也由于2009年之后我们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的流动性很多。在中央银行要适度控制货币供应的时候，多余的一些资金总要找出处，于是影子银行在中国发展起来了，这一次金融危机中影子银行也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怎么样来看待影子银行呢？影子银行是不是应该完全取消、人人喊打的事物呢？我们觉得影子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国家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金融制度还不够完善的一个畸形的发展，但是它有它的好处，如果它能够规范发展的话，它是直接融资的一部分。因而我们要肯定它的发展在直接融资中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隐患，它的隐患就在于多种理财工具，无论是表内的还是表外的，法律关系是一样的，但是对它的金融属性认知的不同，不同的监管当局在监管，因而造成了理财市场的监管混乱。从今年各个监管当局，把治理资产管理市场的乱象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2015年，我们提到了“新常态下的中国货币政策”，危机过去了五年，各国的经济恢复的情况是不同的，因而各国的货币政策走向也出现了分歧。在2008年的时候，由于大家都面临着危机的冲击，在G20开会的时候，政策协调是容易的，但是五年之后，各个国家经济复苏的程度不一样，各监管当局，特别是中央银行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怎么样能够更好地相互协调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了各个国家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危机的不同阶段，在一个国家的不同阶段他们所表现得不同，而中国和各国又面临的情况不一样。2014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中国的央行把货币政策真正调整到中性来，但是如果形成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情。中国货币政策的变化，过去是以外汇占款来吞吐基础货币，但是随着外汇占款没有持续增加，甚至还有偶尔减少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来满足社会必要的流动性，怎么样能够很好地把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起来？中国的中央银行做了很多探索，我们在这个报告中做了分析。 2016，也是互联网金融的整顿之年。2013年互联网风声水起，发展得非常快，不过三年多的时间就进入到了整顿的阶段，我们认为应该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深刻的剖析，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或者是金融科技，当你从事金融业务的时候，不论你用什么样的工具都不会改变金融本质，改变的只是金融实施信息搜集、分析风险、定价时候的工具，而不改变由于你的支付和资产的时间到位。投资和把这个钱送出去以后，回报的到期，这一段时间当中的风险，和这一段时间风险的定价，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不会改变的。当你作为一个资金池要担负着对投资人债务的偿还责任是不会改变的。作为一个信用中介，需要把投资者和筹资者结合在一起了，要让筹资者向投资者充分地来展示他的信息，让投资者做出选择的责任，也是不会改变的。 因而，我们说的互联网金融，当你从事金融业务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不建资金池不做信用中介的红线，这个应该在全社会获得共识。金融科技（我们后来又把互联网金融翻译成金融科技）从广义上来说，是用信息技术来处理传统的金融业务，或者是为金融业务提供更多的辅助性的服务，它也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所以，我们如果要是能够怎么样用很好的、最先进的信息科学技术，来提升传统金融业的服务效率，来围绕着它做更多的细分市场服务，这个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所以，我们围绕着高新科技在金融业的运用当中写了这个报告。未来的世界是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时代金融是面临着最大的挑战，它既是信息技术最大、最深刻的运用者，所承担的风险也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017年，我们把报告的主题定为《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服务供给侧改革》。这个报告从五个方面介绍了供给侧的改革。其它的我不想说了，最重要的我想讲一下，供给侧改革的债务重组。我们国家现在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要“三去、一降、一补”，我个人理解，我们的去杠杆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完全去掉杠杆，但是这个杠杆不是去到零。任何一个经济活动没有杠杆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现在关注到的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率在全球是中等的、可控的，但是中国的杠杆率的结构是不合适的，中国的居民杠杆率最低，政府的杠杆率尚可，而企业的杠杆率在全球是最高的，而企业是我们生产的主力，如果企业不能从沉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是没有好处的。因而，在严厉控制政府债务率上升的同时，努力进行金融的改革，让企业能够把杠杆率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报告中提出了三个方面： 第一，进行债务重组的时候，要鼓励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企业的资产重组。 1999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做过资产的剥离，那个时候完全是政策性的不良资产剥离，成立了四家政策性的资产管理公司在做这件事情。而现在，我们应该用市场化的方式，有更多的市场化运作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进行债务重组，特别是债权和股权的置换问题。过去简单地把贷款直接转换成股权，置换的效果并不好。而这一次，是应该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向社会募集资金，做股权投资，然后被重组的企业把得到的股权资金归还贷款，通过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完成债转股。 第二，推进企业的并购重组，优化企业结构。 我们在这次报告当中，也收录了我们在去年做的一个报告，就是《规范杠杆收购，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阶段，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更多应该做存量的结构调整，企业的存量结构其实就是收购、兼并，在收购、兼并的过程中，难免要用到各种金融工具，要有杠杆，但是杠杆要适度，规则要明确。 第三，从整体经济上来说，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给大家更多的股权融资渠道。 整个报告我们有一个顾问团队，除了国内的专家以外，还在哈佛大学有理查德·库伯教授，和哈尔·斯克德教授，这两位教授七年以来一直跟我们一起，他们给我们反馈了一些国外投资者和研究者所希望了解的中国情况。我们的这个报告在国内可能影响还不算太大，但是在哈佛有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人，还是在看这个报告的。 希望这次在北京发布之后，能够让更多的国内、国外从业者和研究者们知道有这样一个工具。这次的报告也集合了30多位作者来写这个报告，对顾问团队和写作团队，我一并表示深深地感谢。 最后是我们报告的宗旨与目标，就是立足中国，沟通世界。 谢谢大家，欢迎批评指正。[详情]

　　中证网讯 （记者 程竹） 3日在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市公司治理”分论坛上，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兼内地业务发展主管毛志荣指出，希望监管部门尽快修改《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为境外投资者参与A股上市公司治理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 毛志荣首先介绍了内地和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的基本情况和作为境外投资者通过互联互通机制参与A股上市公司治理制度基础的名义持有人制度。他指出，境外投资者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其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是保证投资者和公司的长期稳健经营的基础。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名义持有人充分行使参与股东大会、向股东大会提案、在股东大会上投票表决等事前权利和在内地采取法律行动或提起诉讼等事后权利。他希望监管部门尽快修改《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为境外投资者参与A股上市公司治理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增进境外投资者的知情权，在技术上消除跨境投票的障碍，为境外投资者参与董事会、管理层的对话提供保证。[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京东金融首席执行官陈生强：在主题论坛“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发表演讲。  陈生强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大部分做普惠金融的机构都很难发挥出全力。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模式，从而制约了普惠金融的推行。那么目前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呢？他认为，是可负担成本。 他表示，要做普惠金融，必须找到低成本、可持续的模式。就目前来看，传统金融机构践行普惠金融急需解决的就是变动成本高、信用风险高的问题，而科技公司正好可以助力金融机构改变自己的成本结构、并通过贷前、贷后管理降低信用风险，优化服务能力。 以下为发言全文： 感谢张院长的介绍。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论坛的话题是普惠金融，京东金融作为一家服务金融行业的科技公司，实际上这几年来也一直在践行普惠金融。所以我想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普惠金融的理解。 普惠金融的定义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指用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包括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都是重点服务对象。然而，即使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大部分做普惠金融的机构都很难发挥出全力。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模式，从而制约了普惠金融的推行。 那么目前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我们研究认为，是可负担成本。我们需要从经济学的理论角度来分析这个事情。 经济学中，企业成本有一个划分维度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成本结构的不同，让经济实体所能服务的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也完全不同。拿金融行业来讲，如果一个金融机构固定成本低、变动成本高，那么只能去服务高收入人群和高价值的大公司，向下覆盖是不经济的。反之，如果固定成本高但变动成本低，则相对没有边际的限制，可以快速复制，覆盖更多群体，实现规模效应，这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 但就目前来看，金融机构的成本结构恰恰是以前一种为主。拿对小微企业的信贷业务来说，金融机构在获取用户、风控以及运营操作三大环节，基本上都是在依靠传统的模式——靠广告、靠地推去获客；靠人工调查来做风控；在申请、受理、授信、放款、贷后等一系列流程管理上也都是大量的在使用人工来审批和操作。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做小微信贷的变动成本过高。 我们此前看到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金融机构做小微信贷每个账户的运营成本，包括获客、信用风险管理以及流程管理的成本加起来要占到总成本的30%-40%。再加上小微企业经营风险相对大，并且抗周期性风险能力弱，因而金融机构做小微信贷的坏账率相对会比较高。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使得做小微金融盈利十分困难。 要做普惠金融，必须找到低成本、可持续的模式。就目前来看，传统金融机构践行普惠金融急需解决的就是变动成本高、信用风险高的问题，而科技公司正好可以助力金融机构改变自己的成本结构、并通过贷前、贷后管理降低信用风险，优化服务能力。 首先，科技公司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触达到传统金融难以触达的人群。尤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科技公司通过自身的生态建设，拥有了很多场景。大家都很清楚的是，像京东金融，大量的金融服务是在真实的生活消费场景和产业场景中实现，我们将这种场景开放给传统金融，就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获客成本。 其次，科技公司可以在生活消费和产业交易场景中获得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真实反应了客户需求和实体经济的产销情况，通过这些数据+风控技术可以去做风险管理与风险定价。金融机构可以跟科技公司展开技术层面的合作，让科技公司的风控技术和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进行结合，就可以降低欺诈和信用风险。 第三，在流程运营层面，科技公司基于更好用户洞察能力、产品洞察能力，可以在交易场景中嵌入金融服务，实现从客户申请、授信、放款、贷后的全流程贯通，让客户在交易场景中获得贷款，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极大地改善客户体验。当这种能力与金融机构进行连接，也将极大地降低金融机构的流程运营成本。 上面这几个点，京东金融都在实践。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京东金融是如何去做普惠金融，以及如何为金融机构提供助力的。 第一个，批量获客方面。例如，面向个人的消费金融，京东金融基于京东数亿用户的基础以及电商交易场景，2014年推出了业内首款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白条”。这几年来，我们基于对原有场景的深耕以及外部场景的扩展，为很多的90后提供了人生第一笔授信，切入了传统金融不便触及或者触达成本较高的弱信用人群或较低收入群体，帮助了他们发掘和变现了信用价值。 第二个，在风控方面。不管是刚才提到的白条，还是京东金融最早做的供应链金融，都是在依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做风控，没有一个人工信贷审批员。当我们的智能风控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几乎就不再产生变动成本，为1个人放款和为1亿人放款，除了带宽成本外，我们的成本几乎没有增加。所以，即使用户1次只借100块钱，我同样可以借给他。并且，我们的产品几乎都是按天计息，随借随还。 第三个，在流程运营方面，拿我们的农村金融的养殖贷来说。首先我们基于对行业的深刻理解构建风控模型，通过对养殖结果的收益测算而为农户提供授信。授信之后，并非不管了，而是继续做养殖过程的全流程贷后管理，帮助农户做养殖管理。包括为养殖户提供免费的云端的养殖管理系统、监控系统、物流管理系统等等，帮助养殖户建立一套集物流管理、信息流管理和资金流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养殖管理体系，实现养殖技术的升级，促进养殖的集约化、规模化。 基于这样一套养殖管理体系，我们有能力精准的把资金定时、定量、定向的投放到养殖过程中，让农户实现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拿养鸡这件事来举例，养一只鸡42天，大约需要15元饲料款。传统做法是在第一天贷款给农民15元，42天后连本带息收回，农民为这15元支付42天的利息。但我们知道，其实小鸡在第一天只吃很少的开口料，可能只需要2.3毛钱，一周之后需要另外1元的饲料。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到把饲料的用量精确到天、精确到克，并据此匹配贷款资金，其结果是农民最终支付的利息非常之低，覆盖养鸡过程中需要的15元饲料款，总共只需要支付利息6分钱。 如此一来，我们不仅提高了整个贷前、贷中、贷后的流程效率，实际上还在这个过程中降低了信用风险。不仅农户对贷款利息可以承受，京东金融也可以赚得利润。 由此可见，不管是哪一个环节，科技实际上都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手段，但科技公司本身做金融服务是难以满足普惠金融的需求的。实现普惠金融，传统金融机构的力量不可或缺，他们应该是推动普惠金融的主力。近年来，中央密集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力推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有力推动了金融供给下沉，包括几家国有大行在各地的分支，以及遍布各地的农村商业银行，几乎是覆盖全国各个角落。这些金融机构如果能够通过科技赋能，将线下优势与线上打通，将很快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我们认为，未来的金融服务将是不分线上与线下的，而是要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O+O”的模式。 从普惠金融延展到所有的金融服务，逻辑是一致的。放眼全球，传统金融拥抱新兴科技，利用科技的能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收入正在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美国、欧洲，高盛、摩根斯坦利、瑞银等传统老牌金融机构无不在将科技视为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能力。科技能够为传统金融带来的赋能，并非只是流量、渠道等浅层次的东西，而是真正能对其核心业务进行重塑。在这个大的时代潮流下，中国的金融机构完全可以在做好普惠金融的同时实现模式的迭代，也完全可以借助科技的力量重塑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格局。 谢谢大家。[详情]

　　渣打银行原行长：吸收西方经验可以让中国企业少走弯路 中新经纬 渣打银行原行长Peter Sands 中新经纬客户端6月3日电 “通过借鉴西方的一些上市公司的治理经验，中国企业可以少走那些弯路，走一些捷径，不再犯西方的错误”，渣打银行原行长Peter Sands在6月3日的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 Peter Sands分享了多个关于公司治理的经验。 Peter Sands表示，公司治理是有关股东的利益保护，主要有两个主要的工作。第一个工作是要保证管理层的决策符合股东的利益，而不是说符合管理层的利益。第二个工作是要确保他们的行为是符合所有的股东的利益，而不光是那些大股东，或者他们喜欢的股东，或者是跟他们有个人关系的股东。公司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还要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 上市公司如何来实现这些目标呢？Peter Sands表示，这要花很多的时间和流程，比如说年报的批准、决议的批准，以及CEO的任命等等。现在很多500强美国的公司，都会有一些积极活动的投资者、股东，或者是董事，来改变公司的行为，来确保公司的治理是行之有效的。 为什么现在公司治理是喜忧参半呢？ Peter Sands提到，有一些政客和观察家、评论者说，金融危机就是由于银行的企业内部治理不好所造成的，但是我不认为。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可能会使银行没有那么脆弱，但并不是说公司治理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业绩、金融稳定、气候变化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公司治理做好了，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中国企业来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可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Peter Sands介绍，对于中国的很多上市公司来说，还有很多东西要做，包括关联交易、利益冲突、小股东的利益管理等等，来确保最基本的公司治理。 Peter Sands指出，开董事会的职能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来说是很重要的，中国的很多董事长要找到更好的方式来鼓励大家进行真正的讨论。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并不是大家要一派祥和，而是要有一些摩擦，这样才会产生有意义的讨论。 以下是渣打银行原行长Peter Sands演讲实录： 非常感谢，首先我要感谢五道口金融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邀请我来到这里，我非常容幸。 我今天下午第一个发言，首先要讲一下我们讨论这些话题，也就是西方以及欧美的一些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背景，以及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可以走一些捷径，可以不去走那些弯路，不再犯欧美西方的错误。 我的一些观察，基于在麦肯锡的经验，以及渣打银行也是世界几大银行之一，最老的在华经营的全球性的银行，在中国有13年的经验，我自己也在这里面当CEO有9年的时间了，来借鉴一下经验。主要有四点。 第一，公司治理是有关股东的利益保护。 实际上这当中有两个主要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要保证管理层的决策符合股东的利益，而不是说符合他们管理层的利益，这个也是我们经典的经济方面的理论。 第二个工作，要确保他们的行为是符合所有的股东，而不光是那些大股东，或者是他们喜欢的股东，或者是跟他们有个人关系的股东。在中国的情况下确实是特别适用的，因为很多上市公司是有国企的背景或者是国有的股份非常大的。 公司治理现在不光是管理层要符合股东的利益管理，同时还包括公司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要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上市公司如何来实现这些目标呢？如果谁在上市公司做过董事的话就知道，要花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流程，比如说年报的批准、决议的批准，以及CEO的任命等等，所以有很多手续上的事情，证实的事情，还要花很多时间有关战略和股东的评估等等，各种的战略，另外还有长期的公司发展战略。 他们这些做得好吗？我觉得在西方的上市公司治理是行之有效，很多500强美国的公司，现在都会有一些所谓的积极活动的投资者或者是股东，或者是董事，来改变他们公司的行为，这样来确保公司的治理是行之有效。虽然说他们有一些行为并不是很大，但是他们有一些是获得一些基金公司的支持。 第二，为什么现在公司治理是喜忧参半呢？ 我们的立法方和监管方都会进行一些目标的审视，在这个时期是尤其重要的，特别是社会当中有一些大公司，都受到了社会的一些挑战，要面对一些挑战性的问题，管理层的薪金是否合理，对于社会整个的态度是否是好的，像麦肯锡和普华永道做了一些调查，调查显示发现，回答问卷的人只有一部分认为他们的表现良好。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在渣打银行我们确实是一个表现非常良好的公司，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到高层的时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是要证明我们的公司治理是行之有效，但是还是会有问题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期望值太高了？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并不是说确保一定会带来成功，一个公司是从长计议的，董事会也比较好的话，这可能会使这个公司更好地来抵御一些挑战，但是并不是说这就是万能药。 有一些政客和观察家、评论者说，金融危机就是由于银行的公司治理不好所造成的，但是我不认为。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可能会使一些银行没有那么脆弱，但是主要是由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公司治理是最为重要的。并不是说公司治理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业绩、金融稳定、气候变化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公司治理做好了，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其次，那些非执行董事，还有一些监管方，在管理公司时候，他们也是有疑问的，他们会挑战CEO和管理层。实际上非执行的董事不应该干预，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责任就在于选好CEO就好了，而不是说直接亲手管理、运营一个公司。 再次，使得董事会其效不张，因为给了他们很多监管的规定，使得很多的董事会等于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做事情，绑起手脚，没有办法对真正的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至少在西方，在银行业，越来越会看它的集体力量，有些时候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但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在西方的银行，任何一个董事都不愿意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有争议的言论。他们希望的是，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了，监管要找他们的事，他们就会说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有一点明哲保身。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并不有利于公司的治理。 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于这种运作方式使得很多的高管没有花时间来看这个公司，而是说一年开两、三次董事会，但是实际上开得并不够，而且不光是有关开会本身，那些非执行董事他们实际上是要开一些会解决问题，我们在渣打可能是十次，一次开好几天，要花很多时间来进行培训、演讲，了解我们的客户，要了解像中国这样关键市场的发展动态。 另外，董事花了很多时间，都没有花在刀刃上，CEO花了很多时间都是在比较短期的目标，比如说下一个季度、当前这个季度，而很多时候是需要从长计议的。所以对于一个公司短期这一个季度或者是未来几个季度好的事情，未必有利于这个公司长期几年的发展。很多西方公司的高管、董事他们认为就是由于短期的市场预期导致给这些高管很大的压力。 另外一个问题，很多公司的董事实际上管理得并不是特别好，比如说这个公司董事长太强势了，就会使得别人受伤害，有些时候如果说太弱势的话，可能就会被一些其他强势的董事把他的日程劫持掉。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上市公司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可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第一，这是一个历程，而不是一个终点。20年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很有可能就不再谈过多的问题，所以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第二，是我们的重点，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问题，对于很多上市公司来说，还有很多东西要做，来确保满足最基本的公司治理。包括关联交易、利益冲突、小股东的利益管理等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公司治理好的表现的一些基础。 第三，不要让那些程式化的东西占用过多的时间。有一些比如说只是立法和管理部门例行的公事，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第四，中国的公司想要请外籍的董事，并不是说这个外籍的董事特别明智或者是特别会“念经”，但是确实是比较重要的，对于我们渣打比较重要的，我们来自有不同国籍的董事，请外来的专家，就会有一些新鲜的血液，会了解最佳的实践。 第五，中国的CEO和董事长可以到国外公司去出任他们的董事，不光可以来做贡献，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第六，开董事会的职能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中国的很多董事长要找到更好的方式来鼓励大家进行真正的讨论。我在中国这么多年，也是开了很多会，很多组织的会议实际上都是比较官僚的，都是层级非常复杂的，这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实际上并不是说大家一派祥和，而要有一些摩擦，这样才会产生有意义的讨论。 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有关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一些想法，特别是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我们的目的。在目前的环境当中，这些都是一些软元素，对于我们进行好的讨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好的公司治理，有关于我们要做一些艰难的决定，这要求管理层和董事要相互进行倾听和辩论，一块儿来解决那些棘手的难题。 谢谢！(中新经纬APP) 关注中新经纬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中新经纬”或“jwview”)，看更多精彩财经资讯。   [详情]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 中新经纬客户端6月3日电(秦辰)利率上升是否会伤害实体经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给出的答案是：在这一阶段中，会使很多企业出现困难，但如果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利率还会有一个回落的过程。 吴晓灵是在6月3日举行的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接受中新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view)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的。 近年来，在金融自由化影响下，金融行业快速发展，货币存量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也累积了一些金融风险。 在吴晓灵看来，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的杠杆和债务都在上升，中国从2008年以后，杠杆率和债务率上升比较高。她透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08年M2占GDP的比例是1.49%，到2016年已经达到2.08%；2008年贷款余额占GDP的0.95%，到2016年末已经达到1.43%。 “可以看到贷款发放是很多的。我说一个非常形象的数字，从1979年到2008年，中国贷款发放了30万亿，但从2009年到2016年，贷款余额是106.6万亿，基本上增加了76万亿。七年时间，我们放出了前30年2倍多的贷款量，从这个数字上说，我们的金融投放量是非常大的。” 吴晓灵指出，房产价格的上升，除了土地因素和其他的制度因素以外，货币因素也是其中之一。资产价格特别是房产价格的高升，已经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中央才提出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为什么中央要下决心整顿金融，特别是整顿资产管理市场？因为在资产管理市场当中，层层的产品加杠杆、套嵌，拉长了信用链，抬高了融资成本，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一些影响。”吴晓灵认为，央行已经开始让货币政策回归真正的中性，“就是既不松也不紧，实值回到中性”。 吴晓灵对中新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view)指出，在货币政策真正趋稳得过程中，信用链过长、产品套嵌过多的一些资管市场业务可能会产生问题。当它们资金出现短缺时，就会不惜成本的抬高利率，吸收资金来弥补缺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市场利率上升。 利率的上升会不会伤害实体经济？“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吴晓灵分析，当金融机构的负债端利率提高后，肯定要在资产端抬高利率，最后使得能够承受高利率、效益较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发展，而不能承受高利率的企业得不到融资，因而在这个阶段中，会使很多企业出现困难。 但她同时指出，由于利率提升，贷款需求会出现下降，当银行资产吸收了这么高的资金，但用不出去的时候，就会迫使银行降低利率。另外，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一些不能适应市场的企业会退出，这也会腾出一些资源，这时利率就会降下来。 “在加强金融监管，降低全社会杠杆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利率上升的过程。但是如果能够按照市场规则去运行，利率还会有一个回落的过程。”吴晓灵说。(中新经纬APP) 关注中新经纬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中新经纬”或“jwview”)，看更多精彩财经资讯。   [详情]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巡视员、副主任，中证监测总经理赵立新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巡视员、副主任，中证监测总经理赵立新在主题论坛“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发表演讲。 他指出，面对金融科技给金融市场带来的挑战，监管部门作为市场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也正在紧跟市场发展趋势，因时、因势而变，用金融科技武装自己，坚持底线思维，提升监管效能，维护市场稳定运行。 国内机构正在积极地借鉴境外的监管经验，尝试利用大数据对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进行画像，便于进行更有效的行为分类监管，刻画金融机构间的网络拓扑结构，以掌握风险、传导路径，并进行压力测试。利用数据挖掘的方法，开发交易监察模型，提高对新型市场操作行为的识别效果。 此外，他表示，目前监管部门正在努力建设资本市场的大数据中心，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集中整合证监期货行业全市场的数据，紧跟市场变化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探索智能监管的新模式。 以下为发言全文：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还是以中证监测总经理的身份来谈一谈金融科技对资本市场影响，以及如何利用好金融科技做好证券期货监管。我们现在有一些初步的想法和做法，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首先金融科技正引发资本市场非常深刻的变革，金融科技近来正以无可阻挡的势头渗透到资本市场，包括投资、交易、风控、合规等方面的重要领域。归纳起来我想谈三个方面的场景，可能作为从业者也会有很多切身的体会。 第一，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投资顾问和智能交易。 智能投顾我，自动化的线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一系列算法、模型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和资产配置的方案。与人工投顾相比，智能投顾具有更低的成本、更强的纪律性、更广阔的服务面。 从国际上来看，当前美国在全球智能投顾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已经有超过200家机构涉足这个领域，既包括一些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包括一些新的金融科技公司。在我国，智能投顾的业务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已经有超过20家机构参与其中。以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及初创公司为主，也包括京东、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金融巨头。 在智能交易方面，近期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包括华尔街著名的高盛，原来曾经有600人的团队进行股票交易，如今只剩下2名交易员，其余的工作全部由机器来包办了。贝莱德集团也宣布辞退一批基金经理，并用量化投资的系统来取代人工的交易。 这反应出华尔街正转向如人工智能驱动的交易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获取社交平台、新闻报道、金融数据等一切有助于其理解市场变化的信息，可以持续观察、学习和消化这些信息，不断优化预测，同时还能够克服交易员的情绪波动和非理性行为，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 一家对冲基金数据服务公司特地追踪了23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对冲基金，发现人工智能表现优于人类。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在资本市场的交易领域，也出现了像AlphaGo这样的机器，实际上它的表现已经超过了人类。 第二，基于大数据的指数产品、交易策略和信息增值服务。 2011年伦敦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推出了全球首支基于社交媒体的大数据对冲基金，该基金将twitter作为观察投资者情绪的窗口，以期获得超额收益。2014年部分境内投资机构，也借助大数据优化投资收益，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基于股票页面访问热度，微博上关于个股文章正负面影响等因素，推出了大数据指数。此外将大数据因素纳入投资分析框架，也已成为许多专业机构的标配。 近年来境外主要交易所开发了多元化的信息产品和服务，满足了市场对其大数据信息的旺盛需求。例如纳斯达克推出了一个市场情绪分析工具，通过过去21天的订单信息，反应纳斯达克市场参与者的买卖证券方向和热度，便于投资者分析和预测市场的价格变动。纽交所推出一个分析平台，允许用户推动线上对纽交所海量数据进行复杂的分析，支持包括金融建模等数据分析方法，还预留了API可编程接口，便于用户自行编程，进行更为灵活的大数据处理。所以大数据在国外的金融市场上已经成为一种公共资源，可以提供广大的投资者进行加工，为他们的客户进行服务。 第三，基于监管科技的风控合规系统。 近年来一些市场机构开始引入数据聚合、模式分析、云计算等综合技术手段，来提升合规工作的效率，降低合规成本，以应对严格的监管规定。监管科技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将其定义为运用新技术促进达成监管要求。据统计，目前全球有6000多家企业提供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合规解决方案，产值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在国内深圳的一家创业企业，为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以及拟上市公司提供专业的合规管理平台，和合规业务咨询，填补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可见金融科技能够充分利用所有信息发现价值，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仅能够克服人类在交易操作上的缺陷，还能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金融科技正引发资本市场方方面面的变革，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 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到金融科技对资本市场创新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金融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 很多人对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还是存在着疑虑和担忧，这些疑虑和担忧我认为不亚于上个世纪初人们对原子核物理最新发展产生的疑虑。爱因斯坦说科技是一种工具，究竟是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取决于怎样用它，取决于人自己。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到金融领域，引发变革的，也给市场稳定运行带来负面影响，资金流动变得更为频繁，风险传染渠道更为复杂，违法违规的行为更加隐蔽，也隐含了不少风险隐患。 第一，顺周期特征及交易行为趋同可能加大市场波动。 例如智能交易虽然能够快速、准确地捕捉到市场的变化，但是这种典型的趋势跟随策略会强化市场当前的走势，从而放大市场波动。同时由于大量的程序化交易，采用算法较为类似，其交易行为也将表现出一种高度的一致性，特别是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在科技场景下的羊群效应将触发集中抛售，从而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 第二，技术风险和操作风险相互加强。 金融科技完全或主要依仗于技术系统，而在系统设计时隐含着一些技术上的缺陷，可能给市场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例如2012年8月1日发生的骑士资本事件就是如此，骑士资本公司是美国一家知名的量化交易机构，由于其服务器升级过程中出现了疏漏，在当天开始后45分钟内向纽交所发送了数百万的错误订单，导致150余支股票出现了异常的大幅度波动，并引发了熔断。所以科技的应用实际上加深了或者是扩大了操作风险。 第三，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遇到了一些挑战。 很多客户的收益目标可能是较为模糊的，其风险承受能力为难以准确度量，往往需要主观的综合判断。依据客户调查问卷及行为数据对其进行分类，本身也是一个模糊匹配的过程。这就对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较为苛刻的要求，如果我们完全依靠机器、人工智能对投资者进行判断和筛选，很有可能把不合适的投资者引入到市场中，突破了投资者保护的底线。 这个我认为金融科技在资本市场中的应用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和负面的冲击。 下面我简单谈一谈金融科技在资本市场监管中的应用前景。 面对金融科技给金融市场带来的挑战，监管部门作为市场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也正在紧跟市场发展趋势，因时、因势而变，用金融科技武装自己，坚持底线思维，提升监管效能，维护市场稳定运行。 第一，探索智能监管。 目前境外监管机构正在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发现违法违规交易的准确率，同时能够识别出新的违法违规行为。例如美国金融监管局正在开发智能监管系统，无需预先编程输入已知的知识或答案，就可以更快速、准确地理解哪些情况需要预警，通过自学判断何种交易模式，最终需要执法介入，从而正确标记违规行为。甚至包括此前尽管中从未发现的违规方式。美国证监会正引入机器学习的方法预测投资者行为，评估市场风险，发现潜在的欺诈和监管部门的渎职。国内机构也正在积极地借鉴境外的监管经验，尝试利用大数据对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进行画像，便于进行更有效的行为分类监管。刻画金融机构间的网络拓扑结构，以掌握风险、传导路径，并进行压力测试。利用数据挖掘的方法，开发交易监察模型，提高对新型市场操作行为的识别效果。 第二，完善市场监管的基础设施。 区块链技术有助于降低市场主体间的信任成本、协作成本、审查成本和操作风险，提高交易后处理环节的效率，可以有效地改善交易结算系统等市场基础设施，在境外市场中纳斯达克推出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私募股权交易平台。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韩国证券交易所，也正在积极开发类似的交易系统。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资本市场的大数据中心，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集中整合证监期货行业全市场的数据，紧跟市场变化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探索智能监管的新模式。 1．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建立各监管业务条件之间、各市场之间的信息关联，实现跨交易所、跨境、跨账户的交易运行监控，努力提高监管工作的信息化水平，提升违法违规线索的发现能力。 2．进一步整合全市场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技术深挖数据金矿，搭建能够模拟市场环境的计算实验平台，增强对市场走势和市场主体行为的预判能力，对监管业务和流程进行集中的再造，真正实现人在做，云在看。 3．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基于金融理论的分析和大数据的优势，探寻、验证甚至创立我国资本市场有关理论和方法，构建资本市场运行及系统性风险，监控监测指标体系，开展政策效果的检验和评估，努力成为市场决策者的智囊。 谢谢大家！[详情]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 王娴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娴在主题论坛“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发表演讲。 王娴表示，当下市场上充斥了大量的理财产品，有的说是60万亿，有的说是90万亿，这些理财产品按照国际通行的定义都属于机构投资者。在万科收购案中大量的理财产品参与到了公司的并购行为中，也参与到了公司治理中，而这些理财产品谁有权力履行投票权、表决权，履行股东权力的行为规范，在规章里都没有规定，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乱象，这其中还暴露出了非常严重的利益冲突，这就使得最后持有人的利益是得不到保护的。 以下为王娴发言实录：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娴： 各位来宾下午好，也非常感谢在座的四位嘉宾参加我们这个讨论，非常感谢大家，尤其感谢Peter，不远万里从伦敦飞到北京参加我们这次论坛，非常感谢。 我今天下午演讲的题目是《机构投资者与公司治理》。刚才各位嘉宾在发言的时候都提到了投资者和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问题，实际上公司治理中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而且作用是日益凸显的。所以今天我演讲的内容将围绕着机构投资者和公司治理的内容来展开。 首先，机构投资者在全球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我们看下面一些统计的数据，到2016年底，全球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了60万亿美元。OECD国家机构投资者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和GDP的比，我们看很多国家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产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本国GDP的总额，最高的已经接近300%。我们再看全球25家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所管理的资产规模，最大的已经超过了4万亿美元，即使排名第25位的公司也达到了将近6000亿美元。 机构投资者作为一类为公众管理资产的商业主体，他本身有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也就是说当他发现一个公司的业绩因为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能够通过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提高公司业绩的话，他们会努力参与到公司治理中，以提高自身管理的绩效。但是我们也发现，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乐观，也就是说他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面临两个方面大的问题。 第一方面，动力不足。 第二方面，利益冲突。 具体来讲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第一，经济学上讲的代理的问题。 因为我们机构投资者是替他人来管理财产，就存在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问题，代理人总是不可能像主人那样尽心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所以这就存在着代理人的问题。 我们来看管理人的利益动机是什么呢？从机构投资者来讲，核心驱动是管理规模，规模后面是业绩，业绩越好的公司往往在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优势，所以更关注的是业绩，而不是参与公司的治理，而且因为股权的分散，也使得机构投资者单一行动的力量是比较小的。 外部性，因为机构投资者参与单一的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所带来的业绩改善，会被所有的投资者分享。 第二，利益冲突的问题。 利益冲突的问题是代理人问题所必然引发的一个问题，它必然是存在代理人和最终委托人之间利益不一致所导致的冲突。 我们再来看机构投资者会面临什么样的冲突呢？举个现在大家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参与保能收购万科股份过程中，作为理财产品的管理人的保险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个大股东所代表的利益不一定是这个理财产品最终持有人的利益，这种利益冲突在大型的金融集团中可能更加突出。比如说银行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还有就是管理人往往有多支资金，不同的资金投资的风格不同，我一会儿会讲到，不同的基金经理可能也会面临冲突，还有年金也会面临这样的利益冲突。 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投资链，或者是一条投票的链。随着机构投资者越来越采取了委外的方式来管理资产，这就使得投资链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整个链条上所引发的代理人问题，和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会越来越突出和复杂，利益输送的问题会更加隐蔽起来。 第四，被动投资。 大家都知道，近年来，被动投资、指数化的投资成为了一种机构投资者投资的主流，有不完全统计，可能全国有60%以上的资产规模是通过被动指数投资的方式来配置的，被动化投资的机构投资者就不会太关注公司的基本面和不愿意太多参与公司治理。 第五，短期主义行为。 刚才Peter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目前来讲机构面临着短期的市场对业绩的压力，他们也会形成对管理层CEO每个季度、每半年的财报业绩压力。而最近五、六年以来，在全球兴起的高频交易，使得机构投资者在展开一场速度的赛跑，这些高频交易是不会关注公司治理的。 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机构投资者实际上是非常多元化的，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参与的方式、受到的激励都不同，这样就会导致不同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和方式之间的冲突也会影响到最后参与公司治理所产生的结果。 因为机构投资者是全球（尤其是在西方社会，我刚才讲到了在美国）75%以上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在英国和日本60%的股份都是由机构投资者持有的，所以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了全球各个国家包括国际组织的重视。 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我刚才讲到了，一方面是动力不足，一方面是可能面临利益冲突，如何来解决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问题？不同的国家由于文化传统，公司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以及市场归置的长期形成的惯例，在选择的制度上也是不同的。其核心还是围绕着如何增加机构投资者自身的动力，在制度设计上加以推动。 我们也看到，全球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公司治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步规则就是英国1992年CADBURY报告首先提出的，我们刚才提到了，多个蓝本已经成为了全球不管是2004年还是2015年OECD颁布的《公司治理准则》的最重要的一个蓝本，就是出自于英国1992年的CADBURY报告。这个报告首先就提出了机构投资者应该通过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来获得长期的回报。 而90年代，同时也是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兴起的时代，以《美国公共雇员退休金计划》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的发动者，他们倡导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切实履行资产管理人的信义义务，机构投资者必须以最终持有人的名义参与公司的治理，不能随意投票。 这就是90年代以后兴起的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也是这场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发动了90年代之后兴起的全球公司治理运动。 我们看到了，既然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有内在的要求，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外部的机制作为保障才能推动它。总得来说，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他的义务。 第二，不管是法定的义务还是自律职责。 第三，强化披露和监管。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从法定义务来规定的，就是美国，美国是1940年在他的《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里面明确规定了投资公司作为最终持有人的代表人，或者信义义务人，必须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代表公司去投票。2003年的时候，美国证监会又进一步强调了机构投资者的管理职责。 英国的做法和美国不一样，英国一直强调发挥自律机构的作用，无论是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还是公司治理准则本身的发布和执行方面，英国都采取的是走强化自律监管的职责，所以他的治理准则都是由自律委员会发布的。 大家请看最后的2010年的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发布了《英国联合公司治理原则》，同时也发布了《英国股东职责准则》，这个《股东职责准则》，就是指作为机构投资者，要切实履行他的股东职责准则所需要的一些行为规范，这是英国的股东职责准则。 无论是英国的自律方式还是美国的法定义务的方式，都强调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也就是说机构投资者履行股东职责，必须向市场披露他履行职责的规则是什么样的，他如何履行的职责，都需要向市场说明。他通过披露强化市场的监督，促进投资者根据机构投资者履行职责的情况，来选择资产的管理人。 这是2015年继OECD发布的，刚才很多演讲嘉宾都提到了，在2004年《公司治理原则》基础上发表的《2015年公司治理原则》，在这个原则里面，特别做出了一个最大的体例上的修改，就是增加了第三章《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所和其他中介机构的作用》，在这一章里最大篇幅讲到了如何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在这个方面，如何发挥机构投资者作用方面，一是强调了机构投资者作为信义义务人要切实履行管理人的职责，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同时也强调披露的作用，作为机构投资者要披露他的制度和履职情况。 这是2015年继OECD发布的，刚才很多演讲嘉宾都提到了，在2004年《公司治理原则》基础上发表的《2015年公司治理原则》，在这个原则里面，特别做出了一个最大的体例上的修改，就是增加了第三章《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所和其他中介机构的作用》，在这一章里最大篇幅讲到了如何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在这个方面，如何发挥机构投资者作用方面，一是强调了机构投资者作为信义义务人要切实履行管理人的职责，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同时也强调披露的作用，作为机构投资者要披露他的制度和履职情况。 这是联合国2006年发布的《责任投资原则》里面的六项原则，我们看这六项原则，非常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积极的股东，三和六都是强调披露如何参与公司的治理，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现状。刚才几位演讲嘉宾都提到了中国在公司治理原则和立法方面的缺失或者很多方面已经落后了实践，跟我们的实践不相适应。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方面，依然存在同样的问题。 首先，大家都提到了2012年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的非常宽泛，对机构投资者没有定义，也没有对他的职责做出规定，也缺乏相应的行为规范，我刚才讲到的，法律职责、行为规范不明。监管部门、自律组织也好都没有介入对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规则制定，没有明确的制定规则，也没有采取措施，来加强监督。 除了这个之外，可能当下最最大的一个问题（有的问题我就不细讲了）是有的说60万亿，有的说90万亿，大量的理财产品。实际上理财产品按照国际通行的定义都属于机构投资者。 我们刚才提到的万科收购案中大量的理财产品参与到了公司的并购行为中，也参与到了公司治理中，而这些理财产品谁有权力履行投票权、表决权，履行股东权力的行为规范，在我们的部门规章里都没有规定，这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乱象，刚才朱教授有提到了，我就不一一阐述。里面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利益冲突，这就使得最后持有人的利益是得不到保护的，而这个问题恰恰我看目前讨论的还不多。 我刚才也讲到了，我们的行政监管部门没有法律的规定，行业组织如果是行业的协会和交易所也没有相应的行业规范和监督、督促机构投资者履行职责的规则和行为规范。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弥补立法的空白。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跟刚才几位嘉宾谈到的一样，要健全法治，明确机构投资者的法定义务；明确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行为规范，防范利益冲突；强化信息披露，增强市场和投资者对机构投资者履行职责的监督；有关部门正在修改《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在修改《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时候，一定要明确机构投资者的职责，对他的履职行为和相关的信息披露提出原则性的规定。 谢谢大家！[详情]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在主题论坛“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发表演讲。 以下为发言全文：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主办方，也特别感谢廖理院长邀请，使我有机会在这里就普惠金融方面的一些学习和体会，跟大家做个汇报。 刚才听了李会长非常详细、全面和系统的报告，使我们对普惠金融，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了很好的概要。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数字普惠金融应有边界》，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我最近也参加了一些会，尽管我不具体分管这个事，但是我也感兴趣，尽管现在是卖黄金了，为富人服务，但是我心系穷人，一直想着普惠金融。 研究来研究去我感觉到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普惠金融特别是都打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边界、名义，到底应该干哪些事，应该有一个界定。 如果大家听不明白，我说个土话，比如说一个土员外有了很多钱，在旧社会，他可以看到好的、漂亮的姑娘都拿到家里当妾，这合适不合适？他占用了很多资源，另外把外面的很多光棍汉造成了很多剩余。 现在，互联网金融企业到底怎么发展？是不是靠着自己有钱什么都可以干？看着哪儿好就干什么。我今天就是围绕着这个题目，讲一下数字普惠金融要有边界。 首先，我想还是要跟大家一块儿回顾一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基本概念是什么，两个概念最权威。 第一，《国务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将普惠金融定义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这里面有很多定语，机会平等、商业可持续、可负担，并且是适当的服务。 第二，在去年G20会议上，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专门把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做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分为四个层次，也就是说有四个概念。什么是数字普惠金融呢？运用数字技术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和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一系列正规金融服务。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必须能够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必须是负责任的、成本可负担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对服务提供商而言必须是可持续的。我专门把几个关键词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了，这才是数字普惠金融，并不是说你干的什么事都是数字普惠金融，里面有很多的要求，要负责任的、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满足服务对象的，并且是一系列正规的金融服务，非法集资什么的这不能叫做普惠金融。 谁来提供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是什么？也就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多元化服务主体和产品。像对于传统普惠金融来讲，主要是依托于传统金融机构或者类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与产品。数字普惠金融就是拥有更加多元的服务主体与产品。 下面，我画了一个图，这个图就是表现出什么是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兴的非金融机构对普惠金融这种产品的提供，可以说数字普惠金融既包含了传统金融机构对其传统普惠金融业务的数字化创新，如手机银行、互联网银行等。但是也包括了一些新型非金融机构提供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比如说网贷、第三方支付、互联网保险、股权众筹等等。 这是给大家汇报的提供数字普惠金融的主体和产品。 数字技术助力普惠金融发展。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怎么来解决传统金融的成本高、效率低，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可以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加速融合创新，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我感觉可以解决重点就是三个部分。 第一，提高了获取正规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第二，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也就是说最后一公里有可能被覆盖。 第三，解决了成本的问题，我们用原来的思路，做银行代理需要门面房、人，物质基础很多，通过数字这种技术，大大降低了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 既然有有利的一面，也有风险和挑战的一面。可以说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的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不少的风险和挑战。市场上甚至出现了许多打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旗号，借助互联网从事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 现在来讲我感觉到几个方面还是挺突出的。 第一，跑路频繁，消费者的权益难保障。像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保障应该还是空白，尽管我干过三年，确实没干出什么成绩，让大家现在还有很多跑路大家的权益保障不了。 第二，信息安全风险日益突出。用户信息泄漏、丢失、被截取、被篡改等案件时有发生，消费者个人隐私、资金安全已受侵犯。 还有一个金融风险不可忽视。互联网金融产品覆盖面广，产品风险普遍较高，产品间关联度也高。现在一下子所有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全是全国性的，没有地域性的，这就很麻烦了，风险。 还有一个问题，还在学习，就是什么是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 第一个原则，我感觉很有必要再给大家念念标题：要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它重点是要采取协调一致，可监测、可评估的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 第二个原则，一定要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和风险的关系。 第三个原则，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与监管框架。 第四个原则，扩展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刚才李行长也论述得很清楚，数字普惠金融不是单个发展的，有赖于基础。 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去孟加拉考察小额信贷，我回来得的结论是孟加拉的小额信贷理念我们可以吸收，形式吸收不了，因为那个地方跟咱们的农村不一样，可以开启小组会，咱们现在农村都打工了，哪能开启小组会？所以说这个东西要动态结合发展过程。 第五个原则，采取负责任的数字金融措施，保护消费者。 第六个原则，重视消费者数字技术基础知识和金融知识的普及。 第七个原则，促进数字金融服务的科普身份识别，这是一个大漏洞，怎么来识别，把它百分之百识别。 第八个原则，监测数字普惠金融的进展。 我们刚才讲了基本原则以后，我没有详细扩充，但是这八个原则就是指明了我们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框架，但是我想怎么来体会一把？我特别感觉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数字普惠金融应回归金融的本质，但是不忘普惠初心。 这里面有两点非常重要。 第一，普惠金融有别于政府扶贫，它不是慈善金融，也不是扶贫金融，它是实实在在的商业金融，就必须履行金融的内涵。 第二，它的经营必须要建立在商业可持续的基础上，而不是一锤子买卖。怎么来建立这种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呢？ 我这里谈了五个着力点。 第一，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完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 第三，探索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第四，规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防范金融风险。 第五，加强消费者金融教育，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这些都是框架式的东西，我们还要回到金融的本质，而不是去漫无边界的。 最后，也就回到我标题的主题，如果回到本质，我们讲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框架、高级原则、表现、挑战、意义以及我们对它的反思，我感觉到数字普惠金融应该有边界，这是对机构来讲。监管需要有新思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加以引导和规范，才能保证其走上健康的轨道，甚至真正成为普及大众惠及民生的事业。 这里面我做了一个图，就是左边和右边，左边我们一定要解决行业边界模糊的问题，这个模糊下去，有可能变成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行业边界十分模糊，形成大而不能倒，互联网金融巨头，到时候倒不了了。一会儿发言的还有这种金融、那种金融，之后我就感觉到微软怎么没搞金融？要是微软搞金融，那全球就是微软金融，将来垄断的问题怎么来解决？这个不解释了，大家想想吧，我今天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事。 监管体制错配，现在是分业监管体制，互联网金融一出现，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格局错配，导致监管主体间职责不明确，谁是主监管的？以前咱们常说的谁生的孩子谁抱，现在不知道是谁生的孩子，谁都不管，出了问题以后也找不到人。 还有一个法律体系滞后，面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相关法律体系往往显得比较滞后，怎么办？我感觉有四个思路。 第一，明晰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边界。 第二，要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不明显，传统牌照制度下的机构监管方法并不适用，因此更需要行为监管。这是一个新的，我看咱们CFCA的领导也来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监管的新动向。 第三，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构建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新型法律与监管体系。 第四，发展监管科技，不能说利用数字技术你去发展普惠金融，还要利用数字技术提升金融监管能力，这是一个最新的动向。像刚才李行长讲的，老同志也要适应我们的新动向，监管也要搞数字监管。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主要内容，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详情]

　　格隆汇3日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回应“高利率会不会伤害实体经济”时称，去杠杠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会有部分企业出现困难，但如果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利率终会有所回落。[详情]

　　 新华网北京6月3日电 今日上午，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就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在探索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方面已经走在了国际第一梯队，但普惠金融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 关于如何正确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陈雨露表示，要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总需求管理，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要引导金融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也希望实体企业能够立足自身的主业，纠正偏离主业盲目涉足金融业的倾向，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陈雨露强调，中国在探索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方面已经走在了国际第一梯队，下一步要围绕建立有效的系统性风险度量和早期预警机制、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开发、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 “金融不能只为少数精英群体服务，而应更加关注民生、注重社会责任、关心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等重大现实问题。”他认为，中国普惠金融总体仍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构建一个广覆盖、低成本、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让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普罗大众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要做。 关于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陈雨露指出，要以法制化、市场化为方向，统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制定实施统一的准入、运营和管理的法规体系，更好地为市场主体提供高效的服务，支持货币政策顺畅传导，保证国家金融安全，促进金融体系稳定健康发展。[详情]

　　中证网讯 （记者 徐昭）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3日在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要正确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总需求管理，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同时，陈雨露指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也希望实体企业能够立足自身的主业，纠正偏离主业盲目涉足金融业的倾向，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关于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方面，陈雨露强调，中国在探索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方面已经走在了国际第一梯队，下一步要围绕建立有效的系统性风险度量和早期预警机制、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开发、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 关于发展大普惠金融，陈雨露表示，金融不能只为少数精英群体服务，而应更加关注民生、注重社会责任、关心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等重大现实问题。中国普惠金融总体仍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构建一个广覆盖、低成本、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让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普罗大众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要做。 关于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陈雨露指出，要以法制化、市场化为方向，统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制定实施统一的准入、运营和管理的法规体系，更好地为市场主体提供高效的服务，支持货币政策顺畅传导，保证国家金融安全，促进金融体系稳定健康发展。[详情]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在主题论坛“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发表演讲。 他指出，在肯定技术进步带来金融服务质量效率提升的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在业务模式、技术属性、风险特征等方面的新特点，也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如风险治理的挑战、数字鸿沟的挑战、基础设施的挑战、监管适应性的挑战。 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不能仅依靠技术单兵突进，或者把技术过度地神化、泛化，而应该研究推动包括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系统性的普惠金融解决方案。 以下为发言全文：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很高兴出席今天的清华大学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与各位专家共同探讨“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这一重要议题。 我们知道，自从2005年联合国首次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以来，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我们注意到普惠金融的内涵、外延，以及实现手段，都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 各国逐渐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和典型经验，中国也不例外，目前在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呈现出服务主体的多元，产品服务的多样，服务覆盖面较广等特点。简而言之，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在不断提高。 根据世界银行在普惠金融指标上的最新数据，目前中国的大部分指标，均排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特别是账户的普及率和储蓄的普及率等指标，甚至优于G20国家的平均值。 虽然我们取得了这些成绩和进步，但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一样，依然还面临着普惠金融成本高、效率低、服务不均衡、商业不可持续等全球化的共性难题。这些难题，成为实现全面普惠金融目标的主要障碍，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努力去破解。 我们也欣喜看到，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一个以技术为主要驱动的数字普惠金融新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加快形成。这为解决上述全球的共性难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和技术支撑。各国正在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这里，我们也尝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做了一些分析： 一是有助于解决“普”的难题。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电脑、智能手机等终端进行操作，可不受时间、地点、气候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使金融血液持续的流向更深、更广的经济末梢神经。 今天，可以说，只要网络普及到哪里，金融服务就有可能拓展到哪里。使得更多的人普遍的分享到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 二是有助于解决“惠”的难题。 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广泛运用，可以减少以往的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交易效率，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使得小微企业、农民等服务对象能够获取价格相对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 三是有助于解决服务质量的难题。 传统的普惠金融服务内容和质量，往往受限于物理网点、机具布设，以及人员的安排，难以做到基础服务均衡化，特色服务精准化，而依托数字技术和移动终端，我们可以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有机结合，场景与流程的有效整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服务要素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随着国家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我们的老百姓，包括边远地区的工人农民，只要手持一部普通的手机，就可以享受到上述的基础金融服务。 四是有助于解决商业可持续的难题。 数字普惠金融在解决“普”、“惠”和服务质量等问题的基础上，凭借更广泛的客户群体，更低廉的渠道成本，更精准的风险定价，有助于解决传统普惠金融服务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的问题，实现普惠金融发展的商业可持续性。 然而，我们在肯定技术进步带来金融服务质量效率提升的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在业务模式、技术属性、风险特征等方面的新特点，也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挑战，需要引起普惠金融从业者的高度重视。 一是风险治理的挑战。 数字技术的应用，并不会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和服务外部性的特征。在多维开放和多项互动的网络空间，金融风险、技术风险、网络风险更容易产生叠加和扩散的效应，使风险传递得更快、波及面更广。 二是数字鸿沟的挑战。 农民、低收入人群由于往往缺乏足够的数字支持，技术与技能，容易形成不同教育程度、年龄结构、地区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导致不同群体从金融服务中获益的能力有所分化。而且弱势群体对于物理网点的依赖度相对更高。一旦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地替代物理网点，也可能引发技术性的金融排斥。 前段时候我遇到一些银行界的老前辈，他们就跟我们提这个问题，就说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发展之后，确实很方便、很快捷，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他们年纪大的人，特别是60、70岁的人，眼睛也不好使，新东西玩得也没有那么熟练，怎么让老同志在使用这些新的工具方面能够更加容易操作。这还是银行界的老前辈提出来，不能光考虑年轻人的想法，还要考虑老同志的习惯。 三是基础设施的挑战。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依赖于支付清算、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有效延伸和扩展。但是作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基础设施，在建设升级方面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多的投入。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创新，还对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数据统计和监测评估体系、数字普惠金融的标准体系等基础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是监管适应性的挑战。 在监管体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跨界特征明显，需要完善综合监管和穿透式监管，加强监管的协作和信息共享。监管资源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模式众多，创新速度快，给监管人员、监管工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监管能力方面，需要注重利用数字技术对现有的监管流程和系统进行优化和改进，否则我们是难得实现有效的在线监管、实时监测。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数字技术在解决普惠金融老课题的同时，也会带来新挑战。因此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不能仅依靠技术单兵突进，或者把技术过度地神化、泛化，而应该研究推动包括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系统性的普惠金融解决方案。 第一，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坚持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公平准入。 现在的主体是多样化的，既包括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包括很多新兴的金融机构。所以说要坚持服务主体的公平准入、公平竞争和公平归置，要按照一致性的原则来进行管理，着力破解不合理政策的约束和制度瓶颈，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各有侧重、相互协调、有机衔接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以及其他配套政策，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支持各地区结合基础设施条件、产业结构等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移动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有特色的业务模式。 第二，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治理体系。 逐步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服务供给、需求主体的权利义务，确保数字普惠金融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建立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行为监管、审慎监管和市场准入体系，注重借鉴监管砂箱、监管科技等新的理念，利用数字技术来改进监管的流程和能力，探索针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试点、产品实验、压力测试等创新的管理机制，使所有的创新带来的风险始终处于可管、可控的范围。 要发挥行业自律作用，通过制定信息披露、信息安全、业务经营等行业的标准和规则，降低行业整体发生风险的概率，督促从业机构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第三，建立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体系。 鼓励传统的金融机构和新兴的业态主体结合自身特点，发挥各自的优势，建立完善事业部、实验室、矩阵式项目组等创新管理平台，以客户普惠金融需求为中心，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和产品研发。如运用大数据技术，完善客户画像、市场营销、风险定价等业务功能，开展精细化、精准化的普惠金融创新。运用云计算应用，实现业务系统的弹性扩展和金融服务的集约式发展。更好地适应小微客户单笔小额海量交易的特点，运用移动互联技术和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等场景紧密结合，实现服务的实时化、随身化和移动化。 此外，还应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大众理财、精准扶贫等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方面。 第四，建设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体系。 加大公共部门、社会资本等多元化投入，进一步完善支付清算、信息通讯等基本设施体系，使普惠金融服务能够更加安全、可信、低成本地扩展到更广泛的区域和群体。 要依法使用传统银行信贷数据以及电子商务、公共缴费、网络金融交易等新型数据，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统计和监测评估体系的建设，实施动态监测与跟踪分析，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标准体系建设，提高普惠金融在服务要素、信息安全、隐私保护、产品定价、合同文本、合格投资者认定等方面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第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消费者保护体系。 今天我看到我们焦瑾璞先生，原来是央行消保局的局长，今天也来了，通过安全简单的操作界面，通俗易懂的产品说明等，让金融服务变得更加易于操作，妥善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避免产生新的金融不公平。要通过数字可视化的信息披露、产品登记、风险提示等，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透明度。运用数字技术建立远程客服、在线投诉、生意处理等机制，丰富消费者保护手段，广泛利用传统媒体、数字媒体等渠道，实现普惠金融知识普及精准教育，提高消费者的数字金融能力和素养。 总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当代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新模式，既解决了一些老的难题，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作为国家行业自律组织，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实践和风险治理，我们愿与各界同仁一道共同研究、通力合作，努力实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美好愿景。 最后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朱慈蕴在主题论坛“上市公司治理”发表演讲。 她表示，近年来，中国公司治理水平，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有所下降；很多公司的《公司治理报告》内容空洞化，而且独立董事功能有花瓶化的问题。 以下为发言全文：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受邀参加这场“上市公司治理”的讨论。 正如前两位嘉宾所讲的，“公司治理”是公司领域当中一个永恒的话题，特别是上市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上市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2016年，我们叫做《公司治理观察报告》，是由亚洲的公司治理协会出版的，这个治理报告是以澳大利亚的公司治理作为一个标准，因为澳大利亚公司治理大家都公认在国际上英美法系基础上融合了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我们用它来做标本。 我们看到，中国的排名从2010-2016年我们下降了两位，已经排到了第九。说明中国的公司治理，水平实际上在下降，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第二张图是讲，在哪些方面我们下降的比较多，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排名，包括我们的规则还有我们执行的情况，甚至包括我们的审计，方方面面，都有不同程度落后的现状。 对这个表我们做个简单的概括，实际上它就是在强调，从中国的公司治理整体水平来看，我们是从2010年的56分下降到36分，下降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有的国家治理水平相对一直比较靠前，有的持平，但是我们处于下降。当然，当中政治与监管环境分数下降比较多，其次就是公司治理在审计环节当中的情况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公司治理水平，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这些年有所下降。重要的原因，可能有一些其它的，但主要的有这些方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大家都知道这是在2002年颁布的，在2015年我们修改《公司法》以后，2016年适当的又做了一些修改。应该说，2002年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是为2005年《公司法》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也就是说，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相对是比较先进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做的修改都是非常非常简陋的一些皮毛的修改，基本上没有修改，所以就非常落后。 然后，我们很多公司都有《公司治理报告》，从报告的内容来看空洞化。再有就是，独立董事的功能有花瓶的问题。还有执法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了，到今天为止，我们的运动式执法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当然，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不高，也是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我们还引入了法国里昂证券的《公司治理观察报告》，我们看到，其实两个报告对中国公司治理水平的评价是一样的。 下面，介绍几个案例，来看一下上市公司治理的有关立法和执法问题。比如说，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万科案件，独立董事张利平提出来要回避，引发的投票权争议。作为一个独立董事，在开公司董事会的时候竟然提出来要利益回避，从我们一般的常识来说，独立董事不应该出现在独立性上有问题。 当然，这个案子我们也知道，不一定张利平在选任独立董事的时候、受任的时候他的关联性就存在问题。也可能是在后续才发生的，后续发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关联董事任职的独立性问题呢？这其实在我们的《治理准则》和《公司法》当中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当然，包括怎样判断是属于关联交易的一种冲突，能否在临时提案中提出来？等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 再有一个案子，这也是我们大家最近津津乐道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当中大家知道ST慧球，通过董事会审议了1001个议案，然后提到股东会上作为提案，要交给股东会去审议。我们且不说数量众多，在股东会上是否有能力全部过会，经过股东的讨论投票。暂且看他的这些案件，他提出来的议案，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应当讨论的事项无关的。 比如说，建立员工恋爱审批制度、双休日调整到礼拜四礼拜五、坚持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议案、公司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包括最后这个列出来的议案，形式上看似乎有点儿合理性，但是如果分析起来其实也不具有合理性，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到的是第一大股东每年要捐赠上市公司不少于100亿的现金，换句话说公司有替股东处分他的财产权利吗？这是值得怀疑的。 所以从议案当中看，我们会看到很多议案都非常奇葩，相关联的就是我们公司当中的股东提案权，在2005年《公司法》当中是引入的，但是这项规定实际上非常简陋。比如说持股达到3%，当然单独可以合并，提前十天要告知董事会，董事会要在两天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如果董事会不受理，我们的股东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有权力申请暂停股东会吗？当然现在的《公司法》上是没有的。 接下来的这个案件，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是近些年来由于并购市场的蓬勃发展，发生了若干起敌意并购的案件。从理论上讲，敌意并购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只不过是说一起不受管理层欢迎的并购案件。但是我们会注意到，我们有大量的并购公司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一些规则违规进行信息披露。换句话说，就是他偷偷摸摸地进了公司，等到发现他或者是他披露信息的时候，持股比例已经大大超过了5%，因为按照《公司法》上的规定和《证券法》上的规定，大家看到《证券法》第86条，明确规定了采用每5%要公开信息披露，同时在披露期内不得再收购该公司的股份。 实际上就是我们强调的： 第一要公开。 第二在披露期内禁止交易。 第三小步慢走。 当然早期的时候中国的并购案件，特别是敌意并购是不多见的，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具备这样的调整。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资本市场的很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出现了高度的分散，同时还有很多公司的股值被低估，因为成为收购对象非常好的一个目标，敌意并购逐渐发生。 我们规定了这些规则主要学自于英国，但是也不排除跟美国一些制度相吻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规定的公开、禁止和小步慢走的规则，实际上也可能使我们的敌人并购方大大增加了他的收购成本，或者换句话说收购成功的比例是非常低的，这也是他们采取不信息披露的动因。但是面对这种不能信息披露的现状，我们的法律是非常无能为力的。 比如说《证券法》第193条说，我们可以对违规信批人处于最高60万块钱的罚款。大家都注意到，我们近期有很多上市公司出现违规的行为，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经常出这个处罚书，而且都特别标明顶格处罚，也就是60万。大家都知道和你收购一个公司的成本来说，这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微不足道。 所以从这个角度，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我们法律中明确说，在你没有纠正行为之前，是不可以享有表决权的，这个表决权对收购方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没有表决权就等于他的收购是不成功的。但是我们的法律没有解释什么叫做纠正。我信披了，公开了我的信息，包括我被处罚了，缴纳了罚款，算不算纠正了呢？从而在很多的上市公司就发生了诉讼大战，包括这里提到的新媒跟他的收购方开南，在各级法院打了不下十几场官司，特别著名的是在上海打了一场官司，意味着原来的控股方是新的入主方。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诉求就是，新得的股权没有表决权，甚至于你取得的股权是不合法的，要处理掉，但是最后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一个没有支持的重要理由就是无法可依。 所将来以我们也得回答这类问题，怎么办？这是三个案子，来说明我们的公司治理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一种现状。当然我的理论就是，提升公司治理文化，是必须的。 除此之外，我想健全我们的立法是当务之急，大家注意到我们的《中国证券法》在两年前就推出了修改方案，但是今年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第二次上会，其实这次上会根本不是为了出台这部《证券法》，而且这一部的法律内容上已经跟第一稿初稿完全不一样了，几乎回归到老《证券法》的状态下。 在很大程度上，这次上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中国《证券法》的草案成为废案，这是采用的一个措施。 中国《证券法》的落后已经是有目共睹，《公司治理准则》我刚才已经提到了，2006年做了一次小的修改以后，再也没有明确的动作，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新出现的问题，都没有回答。包括《公司法》，这是上市公司的根本。比如说股东的表决权应该是股东权当中的核心权力，也是固有权力，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剥夺或者是禁止他的表决权。 所以如果不在《公司法》的源头上对这些违规取得的股权做出一个相应的立法，遇到问题还是非常困难解决的。 除此之外，加强执法一定是我们在提高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过程必须的一个含义，我想我们现在说严格执法，除了对违规者要严格以外，我们的执法者也应当要解决运动式执法的问题，以便给我们的市场和上市公司以及投资人一个合理、合法的预期。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兼内地业务发展主管毛志荣在主题论坛“上市公司治理”发表演讲。 以下为发言全文：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提供这样的机会跟平台，大家一起来讨论“公司治理”这个问题。 我们说，这个问题在有公司以后，就差不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正像Peter Sands说的，这是一个“旅途”，不是一个终点。我想，以前谈、今天谈，未来还会继续谈。所以，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谈。 但是，我从香港交易所的工作和互联互通的角度，我们涉及的方面，还是非常有限，我就从互联互通这一个角度。 在开始讲之前，我想讲两个事：1、今天我在这里所表达的观点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我所在机构的观点（这是一个常规的说明）。2、在讲公司治理跟互联互通之前，我想还是把互联互通（我们讲的沪港通、深港通）的情况，非常简要的跟大家做个说明，然后再关联到公司治理这个话题上。 现在我们想讲的沪港通、深港通，大家所说的互联互通，机制很简单，国际投资者需要投资A股市场，内地投资者需要投资国际市场，需求都在，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管制，叫资本项下管制。就是说，钱能不能自由的出境有限制，国际上的人、国际上的钱，也不能自由的进来，这在投资领域有限制。 另外，内地的制度跟国际的制度，基础的金融制度还有相当的差别，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满足市场的需要，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就要把两个市场连起来。在2014年11月17日开通了沪港通，把两个市场连起来了，连起来的主要特征也是很简单。千千万万内地投资者不需要跑到香港开户，就跟在内地跟内地的交易习惯一样，投资港股，国际上的也是这样。 价格发现，在香港，香港的股票就在香港撮合成交，一个地方价格发现，内地的股票、上海的股票，去年深港通通了以后，深圳的股票就在深圳撮合，一个地方形成价格。每天过境的是订单过境，人不用过境。每天晚上做股票结算的时候，其实只有两个机构过境，一个就是内地的登记结算公司，欠的钱和券给香港，香港的登记结算公司把欠的钱和券给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所有的钱都是买卖金额打差以后过境，这样的话就达到了市场最大的效率，维护了两地的基本市场制度，也达到了最小的制度改变成本的目的。目前运行良好，我们平稳推出，平稳运行。 在这里的结构下就是跟今天有一个关联的意思，千千万万投资者没有到对面去开户，千千万万国际的投资者没有进入内地开户，但是他们买了、持有了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在这个价格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叫名义持有人结构，这是我今天重点想讲的，名义持有人结构向下，投资者怎么参与A股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 目前来说上海的股票、深圳的股票，上海是500多支，深圳是400多支，香港是900多支，大家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家都可以交易的共同市场，市值占了80%左右，按交易量分的话，应该是一半以上的交易量这期股票纳入了沪港通、深港通的标记股票。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名义持有人的结构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从北上来看，就是投资A股股票来看，境外的投资者是通过香港结算公司持有A股上市公司，当中有一个名义持有人的结构。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香港结算公司有一个大账户，在中国结算，在A股的上市公司股东的名册上就是香港结算，代表了背后的千万投资者。 从开通两年多来看，境外的投资者已经占有相当比例的上市公司的股份，比如说上海机场，北上境外投资者已经占了30%左右的持有量。 在名义持有人账户下，境外的投资者怎么样能够参与到A股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上市公司治理里面，大家知道核心是两个，一个是剩余控制权的管理，就是说所有的权力你把它一份为二，一部分就是日常的管理团队在管的，剩下的你不能管的，我们股东大家一起管的，这个是剩余控制权的管理。这里面最直接的体现在一系列的事情的权力上面，召开、参与股东大会，向股东大会提案、表决等等这些权力。 从现在已经运行的情况来看，在各项股东权力当中，通过公司行为等等这些都得到了体现。大家可以看到，沪港通现在已经有2000多次的海外投资者参与内地A股市场的投票。 这里大家已经看到了，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参与股东大会的表决是保障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OECD基于2004年公司治理规则的最近修订版上也提出了要尽量为投资者行使股东权和所有权创造条件。 第二，现在G20的规则里面也说了，不能到现场投票的投资者要尽量采用电子投票，另外里面也提到了要为跨境跨国的投资者提供便利，不能有障碍。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想想，名义持有人账户，你代表了众多投资者，投资者里面有同意、有反对、有弃权，在原来A股的公司表决的情况下，一票可以占三种可能，当一个大管制来的时候，就必须具备一个大管制投三种不同的票，在沪港通、深港通之下有了突破，这也是为海外投资者参与公司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 最后，所有权这一项我非常简要地讲，海外投资者通过名义持有人账户下的权力。 第一是不可侵犯的。 第二，名义持有人项下的投资者，对你也没有特殊的待遇。 第三，境外投资者跟境内投资者在名义持有人账户下，也是能够得到同等的保护。 最后我想讲以后接下来做什么？就是两个方面。 第一，方便海外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的表决。 第二，加强信息沟通，让海外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充分全面了解A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谢谢大家！[详情]

　　渣打银行原行长Peter Sands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渣打银行原行长Peter Sands在主题论坛“上市公司治理”发表演讲。 他认为，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并非确保一定会带来成功，一个公司是从长计议的，董事会运营管理比较好的话，这可能会使这个公司更好地来抵御一些挑战，但并不是说这就是万能药。 以下为发言实录： 非常感谢，首先我要感谢五道口金融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邀请我来到这里，我非常荣幸。 我今天下午第一个发言，首先要讲一下我们讨论这些话题，也就是西方以及欧美的一些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背景，以及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可以走一些捷径，可以不去走那些弯路，不再犯欧美西方的错误。 我的一些观察，基于在麦肯锡的经验，以及渣打银行也是世界几大银行之一，最老的在华经营的全球性的银行，在中国有13年的经验，我自己也在这里面当CEO有9年的时间了，来借鉴一下经验。主要有四点。 第一，公司治理是有关股东的利益保护。 实际上这当中有两个主要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要保证管理层的决策符合股东的利益，而不是说符合他们管理层的利益，这个也是我们经典的经济方面的理论。 第二个工作，要确保他们的行为是符合所有的股东，而不光是那些大股东，或者是他们喜欢的股东，或者是跟他们有个人关系的股东。在中国的情况下确实是特别适用的，因为很多上市公司是有国企的背景或者是国有的股份非常大的。 公司治理现在不光是管理层要符合股东的利益管理，同时还包括公司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要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上市公司如何来实现这些目标呢？如果谁在上市公司做过董事的话就知道，要花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流程，比如说年报的批准、决议的批准，以及CEO的任命等等，所以有很多手续上的事情，证实的事情，还要花很多时间有关战略和股东的评估等等，各种的战略，另外还有长期的公司发展战略。 他们这些做得好吗？我觉得在西方的上市公司治理是行之有效，很多500强美国的公司，现在都会有一些所谓的积极活动的投资者或者是股东，或者是董事，来改变他们公司的行为，这样来确保公司的治理是行之有效。虽然说他们有一些行为并不是很大，但是他们有一些是获得一些基金公司的支持。 第二，为什么现在公司治理是喜忧参半呢？ 我们的立法方和监管方都会进行一些目标的审视，在这个时期是尤其重要的，特别是社会当中有一些大公司，都受到了社会的一些挑战，要面对一些挑战性的问题，管理层的薪金是否合理，对于社会整个的态度是否是好的，像麦肯锡和普华永道做了一些调查，调查显示发现，回答问卷的人只有一部分认为他们的表现良好。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在渣打银行我们确实是一个表现非常良好的公司，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到高层的时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是要证明我们的公司治理是行之有效，但是还是会有问题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期望值太高了？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并不是说确保一定会带来成功，一个公司是从长计议的，董事会也比较好的话，这可能会使这个公司更好地来抵御一些挑战，但是并不是说这就是万能药。 有一些政客和观察家、评论者说金融危机就是由于银行的公司治理不好所造成的，但是我不认为。好的公司治理可能会使一些银行没有那么脆弱，但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公司治理是最为重要的，并不是说公司治理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业绩、金融稳定、气候变化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公司治理做好了，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其次，那些非执行董事，还有一些监管方，在管理公司时候，他们也是有疑问的，他们会挑战CEO和管理层。实际上非执行的董事不应该干预，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责任就在于选好CEO就好了，而不是说直接亲手管理、运营一个公司。 再次，使得董事会其效不张，因为给了他们很多监管的规定，使得很多的董事会等于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做事情，绑起手脚，没有办法对真正的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至少在西方，在银行业，越来越会看它的集体力量，有些时候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但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在西方的银行，任何一个董事都不愿意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有争议的言论。他们希望的是，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了，监管要找他们的事，他们就会说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有一点明哲保身。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并不有利于公司的擅治。 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于这种运作方式使得很多的高管没有花时间来看这个公司，而是说一年开两、三次董事会，但是实际上开得并不够，而且不光是有关开会本身，那些非执行董事他们实际上是要开一些会解决问题，我们在渣打可能是十次，一次开好几天，要花很多时间来进行培训、演讲，了解我们的客户，要了解像中国这样关键市场的发展动态。 另外，董事花了很多时间，都没有花在刀刃上，CEO花了很多时间都是在比较短期的目标，比如说下一个季度、当前这个季度，而很多时候是需要从长计议的。所以对于一个公司短期这一个季度或者是未来几个季度好的事情，未必有利于这个公司长期几年的发展。很多西方公司的高管、董事他们认为就是由于短期的市场预期导致给这些高管很大的压力。 另外一个问题，很多公司的董事实际上管理得并不是特别好，比如说这个公司董事长太强势了，就会使得别人受伤害，有些时候如果说太弱势的话，可能就会被一些其他强势的董事把他的日程劫持掉。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上市公司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可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第一，这是一个历程，而不是一个终点。20年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很有可能就不再谈过多的问题，所以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第二，是我们的重点，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问题，对于很多上市公司来说，还有很多东西要做，来确保满足最基本的公司治理。包括关联交易、利益冲突、小股东的利益管理等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公司治理好的表现的一些基础。 第三，不要让那些程式化的东西占用过多的时间。有一些比如说只是立法和管理部门例行的公事，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第四，中国的公司想要请外籍的董事，并不是说这个外籍的董事特别明智或者是特别会念经，但是确实是比较重要的，对于我们渣打比较重要的，我们来自有不同国籍的董事，请外来的专家，就会有一些新鲜的血液，会了解最佳的实践。 第五，中国的CEO和董事长可以到国外公司去出任他们的董事，不光可以来做贡献，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第六，开董事会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中国的很多董事长要找到更好的方式来鼓励大家进行真正的讨论。我在中国这么多年，也是开了很多会，很多组织的会议实际上都是比较官僚的，都是层级非常复杂的，这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实际上并不是说大家一派祥和，而要有一些摩擦，这样才会产生有意义的讨论。 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有关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一些想法，特别是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我们的目的。在目前的环境当中，这些都是一些软元素，对于我们进行好的讨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好的公司治理，有关于我们要做一些艰难的决定，这要求管理层和董事要相互进行倾听和辩论，一块儿来解决那些棘手的难题。 谢谢！[详情]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 中新经纬客户端6月3日电（秦辰）利率上升是否会伤害实体经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给出的答案是：在这一阶段中，会使很多企业出现困难，但如果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利率还会有一个回落的过程。 吴晓灵是在6月3日举行的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接受中新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view）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的。 近年来，在金融自由化影响下，金融行业快速发展，货币存量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也累积了一些金融风险。 在吴晓灵看来，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的杠杆和债务都在上升，中国从2008年以后，杠杆率和债务率上升比较高。她透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08年M2占GDP的比例是1.49%，到2016年已经达到2.08%；2008年贷款余额占GDP的0.95%，到2016年末已经达到1.43%。 “可以看到贷款发放是很多的。我说一个非常形象的数字，从1979年到2008年，中国贷款发放了30万亿，但从2009年到2016年，贷款余额是106.6万亿，基本上增加了76万亿。七年时间，我们放出了前30年2倍多的贷款量，从这个数字上说，我们的金融投放量是非常大的。” 吴晓灵指出，房产价格的上升，除了土地因素和其他的制度因素以外，货币因素也是其中之一。资产价格特别是房产价格的高升，已经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中央才提出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为什么中央要下决心整顿金融，特别是整顿资产管理市场？因为在资产管理市场当中，层层的产品加杠杆、套嵌，拉长了信用链，抬高了融资成本，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一些影响。”吴晓灵认为，央行已经开始让货币政策回归真正的中性，“就是既不松也不紧，实值回到中性”。 吴晓灵对中新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view）指出，在货币政策真正趋稳得过程中，信用链过长、产品套嵌过多的一些资管市场业务可能会产生问题。当它们资金出现短缺时，就会不惜成本的抬高利率，吸收资金来弥补缺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市场利率上升。 利率的上升会不会伤害实体经济？“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吴晓灵分析，当金融机构的负债端利率提高后，肯定要在资产端抬高利率，最后使得能够承受高利率、效益较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发展，而不能承受高利率的企业得不到融资，因而在这个阶段中，会使很多企业出现困难。 但她同时指出，由于利率提升，贷款需求会出现下降，当银行资产吸收了这么高的资金，但用不出去的时候，就会迫使银行降低利率。另外，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一些不能适应市场的企业会退出，这也会腾出一些资源，这时利率就会降下来。 “在加强金融监管，降低全社会杠杆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利率上升的过程。但是如果能够按照市场规则去运行，利率还会有一个回落的过程。”吴晓灵说。（中新经纬APP） [详情]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  新华网 陈杰/摄 新华网北京6月3日电（闫雨昕）“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金融业长尾客户提供了融资了可能，但前提是更好的风控技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表示，信息技术若不足以对客户行为和信用偿还能力及意愿有更好的评估，仅仅把线下的民间借贷搬到线上，则注定要失败。 如何有效协调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吴晓灵指出，首先要划清业务红线，即机构要有金融服务相关牌照。 其后有了监管规则，要严格按照规则办事。“很多非法集资行为，或者是集资诈骗行为，经常在合规金融机构的门前招揽客户，作为监管当局应树立行为监管的理念，对有牌照的进行很好的监管，对没有牌照的也要及时给予打击。” 除监管之外，还要加强投资者的教育工作。“每个投资者是自己财产的第一责任人。有的人投资，挣了钱偷着乐，出了事儿找政府，政府应加强监管明示风险，而责任应该来投资者自己承担。”[详情]

　　英国金融局原主席Adair Lord Turner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英国金融局原主席Adair Lord Turner出席并发表演讲。 他指出，目前有关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信心方面有所提升，但是要强调的是，有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改变，尤其是我们现在依然是陷入到这样的世界当中，即长期的利率（经过通货膨胀调整之后）还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这种长期利率低位运行。 此外，他对“中国能够把水泥、钢铁等过剩的产能通过“一带一路”运出去”这一说法持谨慎的态度。他认为，不可能简单地把水泥输出去，中国的钢铁和水泥产业过剩的量是非常大的，不可能通过“一带一路”加以抵消。但是确实有其他的机会，比如说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会开通一些新的贸易路线。 而就金融经济而言，他认为“一带一路”非常好，通过“一带一路”，中国的储蓄盈余能够转变成为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而不仅仅去买那些只能够保本的所谓安全的美国财政部债券。 以下为发言实录： 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这里，回到“清华五道口的全球金融论坛”，我两年前就曾在这样的场合发言。 我发现这个活动非常精彩，朱民刚才已经说了一点，就是在星期六的早上讨论一个经济和金融的议题，我们这里有2000人参会。我不得不说，我们国家可能跟你们国家不同，我担心，如果说是在我们国家星期六早上，讨论经济或者是金融的论坛，可能只有200个人参加或者是50人参加。 所以这也说明了，我们中国现在所有的优势，为什么会在世界处于这样的优势地位。 主办方让我来谈一下“一带一路”，让我感到吃惊的就是我的好朋友朱民，在他精彩的发言当中，并没有提到“一带一路”，一次都没提到。但是，我就更加会考虑实际了，我肯定要说一下“一带一路”。 但是，我是要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一带一路”呢？是要谈到全球的宏观经济这样的背景下，刚才说的是全球的经济和“一带一路”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说到全球的经济环境和背景，也就是在一年前，几乎所有的全球经济预期展望都是特别低的，比较低迷、悲观的，所以IMF是一个中期的预期，也就是每半年发布的一个预期展望。可以看到，2011年10月份到2016年10月份，会发现每一次IMF都会下调经济展望的预期，特别是发达经济的增长都会下调。去年年终的时候，全球都笃信我们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不可能再带来足够的需求。 经济预测上调了，中国的经济预测也是上调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有关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信心方面有所提升，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有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改变，尤其是我们现在依然是陷入到这样的世界当中，也就是长期的利率（经过通货膨胀调整之后）还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这种长期利率低位运行，实际利率与英镑指数挂钩的债券收益率曲线，我是用英镑，因为我们第一个是在1980年代发行了与英镑汇率进行指数挂钩的债券国家。 所以通过这个债券收益率的曲线展示出来的就是，我们看到在过去这几年，长期的利率是下行的趋势，不光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这段时间，而且是在过去数十年都是长期利率水平下行，也就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英国、美国都可以选择做投资，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稳稳拿到3%确定的收益率，未来十年都是稳定的，尽管2007年、2008年出现了金融危机，那个时候利率回报率下降到了1%，甚至是下降到了-1%。 现在在瑞士发行了长期的债券，是长达50年，它的倡议就是你给瑞士政府1000瑞郎，回报就给你一个长期的承诺，就是50年之后实际的利率能够达到800瑞郎。通过这样一个说法看起来，确实并不是特别有吸引力，确实我们看到长期利率处于负值甚至是下行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要讲两个假设。 作为一个特别听话的人，我想讲一下中国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策略，在这个背景下会出现什么情况。在我看来有两种解释，为什么我们处在这样的世界，也就是说处在这样一个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都如此低的世界。就像刚才朱民给我们看的这张图，美联储的利率到2020年有可能会变回到3%，但是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从历史角度来说，这个利率水平也非常低。如果15年前你跟大家说美国利率是会下降到0%，而且到十年都是0%，而到2020年还会再上调到3%， 他们不会觉得3%有多么高，而且他们会觉得3%的利率有多么低。 为什么我们现在世界上会出现这种长期利率如此低迷的情况呢？ 首先，我认为是债台高筑的问题。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也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发生？而在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如此困难，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这张图上。首先，这张图是从卡曼瑞福特的一个论文中摘出来的，展示的就是在发达经济体当中，从1950年到2007年的私人国内债务水平，而且我们看到个人债务占GDP的水平从1950年的50%增长到了2007年的150%以上。我们看到在过去的57年当中，个人负债占GDP的水平是逐年上升的。 由于个人负债债台高筑，必定会造成危机，一旦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发现债务不会消失，而且债务会随着经济体而继续积累下去，这会影响到所有的货币政策杠杆。 我所讲的债务不会消失，债务会随着经济而积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以日本为例，在1980年代，日本是出现了信贷和房地产大幅度的发展，当时信贷是在五年当中增长了四倍，东京京都的房价也是在五年之内翻了四番。在1990年的时候，日本出现了经济危机，整个日本经济陷入到衰退，而私营企业他们不愿意借钱，他们愿意削减债务，他们想还债，但是他们还债的时候没有钱做投资，这样就迫使日本经济陷入到衰退，而在衰退的时候，唯一能够提振日本经济的就是巨额的财政赤字。 结果就是，在过去20、30年当中，日本的经济企业债务是不断在下降的，也就是绿色的曲线，企业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40%、150%下降到100%的水平，而政府债务必须要不断上升才能抵消到企业债的下降。政府债务占GDP从50%上升到将近250%。所以日本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债务不会消失，只是从私营部门转移到了公共部门，有这样的模式，债务并没有消失，只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做了一些转动。所以在2008年，只是重蹈历史的覆辙，在许多发达国家2008年出现的情况，也就是重蹈了日本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覆辙。 我们看一下，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些数据，全球经济银行负债水平，这是总的负债，也就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加起来总的负债在全球GDP的比例。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在2007年、2008年以来，私营部门的债务水平有所下降，但是与此相抵消的是公共部门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不断攀升，而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债务水平增长得非常快，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有所放缓，但是新兴市场的债务水平是不断地飙升，尤其是在中国，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不断飙升，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是有因果关系的。 首先，全球经济在2008年之前积累了过高的债务，导致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在2008年到2010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为了解决经济衰退，中国必须要推动信贷的蓬勃发展，才能够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尽管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不断地在下滑。 这样的环境下，问题不会消失，这个问题只是在经济体内部不断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外一个部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用一些传统经典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拉动经济的发展。随着债务水平的上升，我们看到在日本，现在大家开始担忧了，财政债务、公共债务如何解决？所以很多国家实施财务紧缩政策，公共支出不断上升，发达国家他们就觉得你要出台这种绝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才能够抵消这个问题，但是很难拉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利率非常低。那个时候全球经济对于利率反应不敏感，欧洲央行减息的时候降到了0.25%，现在德国没有任何企业说做更多的投资了，经济体是这样发挥作用的。 所以在利率非常低的时候货币政策是无效的，我们现在是没有任何工具可用了，没有什么弹药可以用了，现在是出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要么长期出现比较低的经济增长，低通胀，而且债务负担永远都不会减少。或者是像在希腊一样，直接是冲销掉债务，或者是像意大利一样。 确实大规模的债务，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体制下，这种大规模的债务是没有办法直接把它冲销掉，如果冲销掉，也会导致通胀。而且现在利率水平如此低，如果利率水平接近0%的话，那么债务是会不断减少的，但是这会导致新的债务出现，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债务的包袱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利率如此之低，就是因为债务这么多，这么沉重，所以我们必须要推出这种零利率、低地率的状态，才能够承担这么多的债务。这是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情况。 利率的下滑、下跌，就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利率下行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并不是2008年发生的，其实是在2008年之前长期在历史上积累下来的。在这张图上我们看得到，英镑利率在1990年的时候4%降到了2006年的1%多，即便是在危机之前，也是1.22%。所以，如果看到这样经济学的长期趋势，你通常会认为应该是有一些长期的结构性的驱动因素，周期性的因素，而不仅仅是金融的因素，而是一些深层次的经济体表面的因素导致的。 为什么实际的长期利率跌得这么多？我们必须要调整一下这个平衡，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储蓄的利率和投资的率，事后诸葛亮想一下，储蓄必须等于投资，但是在一定的利率水平之下，如果在经济学我们做事前的分析，在任何一定的利率水平之下，你如果想要储蓄更高、利率更低，这个时候利率必须要下调、减息，才能够调整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任何的调整如果是利率来拉动的，会影响全球的储蓄率，或者是会影响全球的投资率。 而且我们也知道，确实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包括在中国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在2000年以来就是这样，而且我们如果看到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储蓄率上升，而同时我们所想要的理想的投资增长率并没有相应的发生变化，那么没有办法达到理想的利率水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全世界有如此多得不平等，也是由如此多的因素导致的，储蓄率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理想的水平。同时利率必须要保持低位运行，才能够抵补这个问题，也就是使得大家在举借债务的时候是不可持续的，能够比较低成本的举债。 所以我们看到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储蓄率方面，我想重点讲的不是储蓄，我想重点讲一下投资。我们看到这些都是长期的趋势，另外一个长期的趋势，就是发达国家投资占GDP的比例在过去30年是下滑的一个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朱民的图，刚才他展现的这张图当中，他是看到了企业税在1980年代减税，减税之后没有看到企业投资上升，我们看到有一个绿色的曲线，也就是资本性投资占GDP的比例是逐步下降的。而面临这样的下降，投资的下降（也就是投资占GDP比例的下降）。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讨论是不是有一些短期的因素影响，比如说税收、企业信心、监管等等，这些因素短期会产生影响，还有一些激励机制，管理者他们想获得薪酬或者是支付红利这方面的影响。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趋势，在经济学上，这个趋势在过去30年都是长期存在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努力去思考一下深层次的结构是怎样的，我觉得这个30年的趋势不管是不是有短期的因素，比如说信心或者是税收方面的因素，都是有深层次、结构性的影响。 第二个假设，现在信通技术的发展，投资需求不管是在各种领域，现在私营部门由于结构性的原因，这种投资的需求是在萎缩的。我想给大家看一张图，它展示出的就是市值和员工人数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这些巨型的高科技公司的市值和员工人数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这些大企业，微软、Google、亚马逊、Facebook，他们这些企业的市值都达到了5000亿，员工人数相比来看，从历史的数据来看是非常少的，Facebook市值是达到了4300亿美元，而它的员工人数只有19000人，即便是亚马逊，他们需要做很多实体的东西，包括仓储、物流、材料的运输等等，现在市值已经达到了10000亿，而员工人数只有34万人。这是很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跟当时通用汽车公司是全世界最大企业的时代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按市值来算，通用是在1970年代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员工人数是达到了100万人的。这个现象市值巨高，而员工人数少，不仅仅是美国高科技公司存在，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阿里巴巴和腾讯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些公司雇佣的人数比较少，而且所做的投资也是相对比较少的。经济学家讲的投资，不是服务于生产目前的产品和服务，而是投资于未来生产出的设备、机械和人力。 我们看一下Facebook，我们算一下，在打造目前Facebook所需要的机器人数，相当于是10000个软件工程师年，也就是说需要10000个软件工程师工作一年。Facebook人数和市值之间的比例，这个事情是和亨利福特的时代是很不一样的，当时福特在工厂要做这么多投资，而且这个投资要流入到钢铁、加工厂，才能够生产出T4这样的车型，你会说是的，这是一个高度的特别发达的高科技公司。是不是仅仅是这些公司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这样。国际货币资金组织数据显示，这种传统的私营部门的投资，包括工厂、厂房和设备的投资是减少了25%，也就是说在过去20年当中，这种投资是减少了20%，就是因为由机器人和工业的投资减少。高技术企业的公司在GDP当中投资需求的占比在下降，但是我们在全球经济当中仍然有巨大的投资需求，那就是对于基础设施、道路以及对于绿色电力、绿色技术对现代化的城市化投资需求。 我今天要提出的假设就是在现代经济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经济的投资需求平衡转变，那种经典的厂房和设备的投资，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需求在下降。为什么硬件和软件的成本下降了呢？因为ICT信息通讯技术有两个格外突出的特点。首先，硬件的成本不断崩盘，这是由摩尔定律发挥出来的作用，也就是说大约每两年，我们在同样对一个成本就能够买到相当于原来两倍的处理能力。 就软件而言，你发明这个软件的时候要花钱，同样的软件你再把它复制10亿份，相当于没有发生成本了。但是我们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仍然是在上升之中的。 我们刚才讲到了“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和中国是如何能够放到这个场景当中来讲的？我想讲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一带一路”战略在宏观经济上就此而言是重要的。 早些时候我也给大家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中国的GDP负债率有大幅度的上升，这是中国总的信贷水平对于非金融行业的比重GDP当中的增加，从2005年到2016年不断上升，中国的GDP负债率不断上升，我们把它和中国的投资变化放在一起看，中国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在数学上应该是相当于中国经常项的赢余的。2004年和2007年达到了一个高峰，2005年的时候GDP投资率已经到了4%，2007年有一个牛市，这个比例上升到了48%，然后就开始下降了，但是我们看到储蓄此后仍然是在上升的。 我认为中国国内的投资率从现在开始会稳步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在私有部门当中，我们会看到投资的成本越来越低，而且中国在价值链上会越走越高，机器人、自动化的成本会越来越低，中国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建造足够多的高铁。我和屠先生一样，非常喜欢中国的高铁，每次从上海到北京都是坐高铁过来的，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一个巨大的优势，但是最终总有一天，所有的高铁都建设到位了，高铁的投资也会下降。 我们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储蓄在寻找投资机会，而且私有部门的投资需求会下降，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带一路”恰好发挥了一个宏观经济上的必须的作用。我们来看一下“一带一路”战略对于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产生的影响，就实体经济而言，“一带一路”在构建一系列的能源和交通设施的基础设施支持增长新的贸易路线和供应链，这是供应方的效应。 另一方面，这点我并不是很确定，人们有时候说中国的钢铁产能是过剩的，中国的水泥产业是过剩的，中国能够把这些过剩的产能通过“一带一路”运出去，对此我是持谨慎的态度。水泥不可能把它给简单地输出出去，而中国的钢铁和水泥产业过剩的量是非常大的，不可能通过“一带一路”加以抵消。但是确实有其他的机会，比如说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会开通一些新的贸易路线，就金融经济而言，“一带一路”非常好，通过“一带一路”，中国的储蓄赢余可能能够转变成为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而不仅仅去买那些只能够保本的所谓安全的美国财政部债券。所以我的看法是，像“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在帮助我们在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及厂房和设备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世界当中，能够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是重要的。 刚才屠主席也说了，他讲到了特朗普预期对于投资的影响，特朗普说他能够完全靠私有部门进行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是一个幻想和错觉。因为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都是非常长线的，比如说新型的城镇化，比如说对于交通路线的投资，这样的投资项目是需要共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共同投资的，不可能完全交给私有部门做这样的投资。 我认为中国的这些开发银行以及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混合，使得中国能够在全世界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地位，来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最后我想说的是，特朗普已经宣布美国推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了，我希望“一带一路”当中的绿色成分会变得更大。在“一带一路”推动基础设施的过程当中，这样的基础设施必须要对环境负责任，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减少碳排放。因为我个人认为，碳排放是一个非常重要要且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光需要基础设施，我们需要更多的是绿色基础设施。对于中国来说，既有一个巨大的机会，也有一个巨大的责任，来在一个关键的全球挑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全球挑战上，令人遗撼的是，美国总统已经决定退出，走向了错误的道路。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韩国央行董事会成员II Houng Lee出席并发表演讲。 他在会上提出一个问题，即放弃货币总量这样的管理概念，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来说，信贷的存量是不是可以占到相当于GDP的300、400%？可不可以这样？我们能不能容忍信贷无止境的增长？ “有一个著名的菲世尔公式，MB=PY，如果MB增加的话，无论是把它转变成实际的增长，还是把它转变成为通胀的增长，速度就会下降。最后，这是一个零和游戏的概念。”他指出，当流动性的增长超过了一定上限的时候，会对于整个经济带来一些预期之外的影响。[详情]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在“一带一路与全方位对外开放”主题论坛上发表演讲。 他在会上表示，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下，目前最大的一个变化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是特朗普的政策变化。特朗普的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的稳定，在根本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朱民举例称，“特朗普当选是在10月8日，从10月8日开始，大家可以看到股市一直上升，一直上到前几名，要到他有可能被弹劾时股市才下跌。所以这一个特朗普预期，股市上升了20%左右；其中去杠杆的这些行业股票上升的25%，基础设施有关的行业股票上升25%，要打贸易战有关的行业保护上升了20%。 “我们都说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我看美国的股市也是一个政策市，而且比中国的股市政策还厉害，政策走向非常厉害”，朱民说道。 “此外，美元指数从特朗普当选以后，2016年10月开始，不断地大幅上升，以后随着美元走强，美国经济开始受到强美元的拖累，特朗普开始担心美元开始波动，美元会是一个波动的货币。这又是对全球经济一个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朱民认为，如果把特朗普所有的政策笼起来的话，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他的政策实施细节不明确，所以结果不明确，财政政策会引起通货膨胀的改变、汇率的改变，他的货币政策导向和利润的导向，会引起美元的改变和美国利率水平的改变，引起全球利率水平的变化。 总而言之，今天全球经济金融最大的不确定性是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是特朗普的不确定性，这是需要全世界予以高度关注的，政治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成为了当今世界金融最主要的风险。 以下为发言全文： 感谢各位嘉宾，特别是感谢各位的参与者在星期六的上午来参加我们这个大会，特别是主办者很大的容幸，所以借此机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这个会是关于经济的全球化和全球的金融稳定，让我讲讲实体经济，我想在今天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下，最大的一个变化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是特朗普的政策变化。特朗普的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的稳定，在根本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所以今天这个发言我就想这个机会把我观察到的现象给大家做一个报告，我称之为《特朗普不确定性》。为什么不确定呢？因为他说了无数的话，他要搞基础设施，刚才屠总经理讲到了5500亿到10000亿，要搞公司税的改革，要搞贸易战，要搞放松监管。最有意思的事情，他半夜两点钟睡不着觉了就开始跟全世界讲他是怎么想的，全世界是不太有这样的事情的。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他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所以刚才屠光绍总经理也讲到他也为他着急，我们也很着急，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做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政策对全球的影响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做，这个世界就开始猜测，这个世界开始猜测，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他上台以后，因为他的这些言行，这个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第一对美国利率水平预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大选举之前预计十年国债的利率水平大概也就是2%左右，而且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态分布，尾巴很大。但是我们一谈到在他当选以后，整个预期急剧上升，而且高度集中，把国债十年期的利率水平提高到了3%，几乎上升了1个百分点，这是巨大市场波动。 因为他要做10000亿基础设施的投资，所以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利率水平上升、通货膨胀上升，在股票市场是什么意思？股票市场会上涨，所以果不其然，整个股票市场有很大的上升。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是他当选的10月8日，从10月8日开始，大家可以看到股市一直上升，一直上到前几名，要到他有可能被弹劾时股市才下跌。所以这一个特朗普预期，股市上升了20%左右。 人是一个听故事和讲故事的动物，特朗普改变了这个故事，改变了市场预期，所以他就改变了市场的行为。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做金融，我们得看市场行为，得看预期，特朗普改变了之后这个影响是很大的，股市开始上升。更有意思的是，股市上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跟他政策有关的股市上得非常厉害。 大家可以看到，去杠杆的这些行业股票上升的25%，基础设施有关的行业股票上升25%，要打贸易战有关的行业保护上升了20%。所以说市场马上就开始动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所以我一直想，我们都说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我看美国的股市也是一个政策市，而且比中国的股市政策还厉害，政策走向非常厉害。但是股市波动也产生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在这张图里，我把美国不同的股市，从股市到信用产品，到股市的波动，从去年的9月30日到今年的3月31日，整整六个月波动做了一个分析。白点是去年的9月30日，黑点是今年的3月31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股市在不同的波动，有些上升又返回了，都在不断地往上走，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普世权威的变化，这个不是我要说的。在这张图里，我标着不同的颜色，我前面讲的是指数的上升，我在这边讲的是市场的估值，如果估值是蓝的，表明这个估值还是比较安全的，进入绿的、黄的还是可以，如果进入红的，就表示估值已经偏高，市场风险加大。所以我们看到经过这期特朗普预期，整个的资本市场其实都从一个比较安全的估值水平，进入了一个比较高的红色的估值水平。 美国的股票市场从我们的周期来看，是周期的第九个阶段，已经进入了周期的尾部，这个阶段是波动很大的阶段。特朗普提前把这个第九个阶段移到了第十个阶段，进入了高风险的阶段。所以这个是对市场一个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顺便说一句，我发现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人相信特朗普（特别是中国的投资者）超过美国人，因为在整个股票市场上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中国的资本流入美国市场。当然他们也赚了不少钱，在前面一张图中，他们赚了不少钱，就是股市上升得很厉害。但是从这张图来看的话，大家要小心，因为股市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的阶段，这对全球的金融市场也是会有波动的。 特朗普预期最有意思的是，他改变了债券市场的预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线是去年10月1日美国的债券收益曲线，这个蓝的实线是美国12月30日的收益曲线，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债券的收益曲线是上升的，特别是在10年期和30年期尾巴的部分，上升的非常厉害，就是这一截。所以可见这个市场对未来的预期看好，这就是因为特朗普讲的故事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和行为。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把中国的债券收益的曲线放在一起，红的是中国的债券，是12月30日的，这是10月1日的，实线是中国去年年底债券收益曲线，当美国的债券收益曲线上升的时候、平移的时候，中国的债券曲线同样上升，这个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情，美国出了个特朗普，中国没有特朗普。 美国债券曲线上升了，为什么中国债券曲线会上升？这就是全球经济金融的关联性，就是现在市场越来越多是由信息到信心的传导，由信息到恐慌的传导，由此改变市场行为。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以前几乎很少能观察到的，美国债券收益的曲线，而且中国债券收益曲线同样在第10年期，就是在最后这儿，和30年上升得很快，和美国的债券收益曲线上升几乎是一个方向。 而且，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而且，中国债券收益曲线上升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1年期收益曲线上升得非常快，远远超过美国1年期的国债上升曲线，表明中国的债券市场在移动的时候本身就带有一种被冲击的恐慌。所以1年期的利率上升很快，流动性紧张。 这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美国的国债市场收益曲线的变化，会引起中国国债收益市场如此巨大的平行又不平行的变化，深刻地反应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共鸣性，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对世界金融市场，包括对中国金融市场潜在的冲击和影响力，我觉得这个影响力不可低估。 所以这是一张特别有趣的图象。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政策改变了人们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黑的点是美联储公告世界他可能加息的预期，比如说到2021年，利息可能达到3%左右。这个红的线是市场对美联储基准利率的预期，因为市场永远不相信美联储加息会如此强劲，2015年美联储加息，加了一次，没有反应，2016年美联储加息，加了一次，还是没有反应，因为整个通货膨胀比较低，所以市场并不认为美联储会强劲加息。 这两根曲线的缺口就是我们说的风险溢价，但是特朗普改变了这个预期。特朗普上台以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根红线必须上升向这个蓝线靠拢，发生了很大的事情。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2013年当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讲了一句对宽松货币政策放缓这个概念，引起了全球的金融市场巨大的振动，资金流回美国，新兴市场的股市跌了20%到30%，货币跌了10%到15%，理论上来说，他这一句话动了一根曲线，动了这根红的曲线，他把红的曲线往上移了。现在看来红的曲线一定会往上移，只是不知道这个红的曲线以多大的速度和强度往上移，因为这根红的曲线移动了，会影响全球的金融资产再配置，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政策影响。 与此同时特朗普有强美元的情节，他希望美元走强。在这张图里，美元蓝的和黄的曲线是美元对欧元和日元的指数，在灰的区域里，我把美元走强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放进去，红的表明有多少国家用右边的指标来说进入金融危机。 80年代美元走强，那是沃尔克的时代，美国那边走到16.8%，一系列国家进入金融危机，80年代那是拉美危机。危机以后美元继续走弱，到90年代美元又一次走强，又有一系列国家进入金融危机，那是亚洲金融危机。美元现在开始下跌，又一次开始走强，这一次走强的幅度还没有达到90年代和80年代的高度，美元趋势是继续走强的。 为什么美元走强会有危机呢？因为美元走强如果公司有美元负债的话，你就要用更多的利息来付美元的债，如果你经营业绩不好，没有收入，只能破产。美元走强，货币流回美国，如果当地的市场主要依靠美元的流动性来支撑，资本离开你的市场，你的市场崩溃。所以美元走强对全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件事，我们还要予以观察。 其实还不止这些，美元不断走强，美元还有困难的地方，美元走强，我刚才说的资本流出，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观察到了国际的资本流出新兴市场，这个蓝的是零售的资本，红的是机构的投资者。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资本在2008年危机中是大规模流出以后，但是以前的波动主要是蓝的部分，是零售的个人投资者的波动，但是这次经过了美国选举以后，机构投资者开始撤出经济。所以我们已经看到资本流出现金经济的趋势，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继续在流出市场经济。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美元走强还不那么简单，因为特朗普还要增加贸易。这张曲线表明，这个蓝的曲线是美国利率的指数，红的曲线是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的汇率走强、美元走强当然美国的商品不容易出口，赤字就会加大，所以这两个政策是完全向背的，特朗普要加大出口，又要强美元，这两个政策不一致。所以美元走得太强，他半夜睡不着觉，他会说美元太强了，我们让它弱一点，果不其然，第二天美元真的下跌了。 这个市场就是这么有意思，所以美元不但是走强，美元是波动，这个又会给世界产生很大的困难。 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指数从特朗普当选以后，2016年10月份开始，不断地大幅特朗普预期上升，以后随着美元走强，美国经济开始受到强美元的拖累，特朗普开始担心美元开始波动，美元会是一个波动的货币。这又是对全球经济一个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特朗普要搞公司税的改革，这里其实有内在的道理。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公司税的水平在20年前是不断由高往低走的，意大利最高，是55%。这个灰的区域是OECD平均公司税水平，从33%下降到22%，在2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税率是黑的这条线，35%没有动过，最低的公司税，加拿大和英国是15%，公司税具有全球竞争的因素，因为公司税低，资本会流入这个国家建厂，你的期望收益就会很高。 所以他希望降公司税，提高美国企业竞争，吸引更多资金流入美国，公司税的调整对全球经济会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它改变了全球的资本配置、改变了资本收益的回报率，对于美国经济也会有重大的影响。 我们对里根的税改做了一个分析，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条线是1986年里根的税改，深蓝的是公司的现金流，绿的是公司的资本开出，红的是公司税。税改以后，公司的现金流急剧增加，现金流增加以后做了什么事？他会增加负债，现金的增加为什么还要增加负债呢？这不是搞笑吗？因为现金流多了以后有更多的基础，可以借更多钱，所以增加投资，投资不断上升，同时用现金流把公司的股票买回来，提高公司的价值。 所以在这整个的过程里，一直到2000年到2008年以后，现金流上升，美国的公司股值上升，投资增加，美国经济增长强劲。 我不认为他可能把35%的税减到15%，但是如果他把35%的税减到28%是可能的，这又对全世界的公平税收理念和对美国经济，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这又是一件很大的事。特别是从里根减税的经验来看，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不能低估。 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红线是我们能算出来的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蓝的是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个模型，算出来的数字。危机以前，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2.5%左右，危机以后受到结构性的因素调整，下降很厉害，逐渐恢复。今天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2%左右，和实际的增长率水平不相上下，所以产生的缺口已经封闭。 这就是美国的实际情况，但是特朗普的野心很大，他说要让美国再一次强大，要把美国的增长率提高到3.5%-4%，这是一个巨大的野心和目标，如果要提高到3.5%-4%的话，需要大量的刺激，大量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一定会引起美国经济的波动。 所以美国经济的波动不可避免，而美国经济的波动又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做了个模拟分析，假设美国经济波动1个百分点的GDP，假设下跌1个百分点，会引起加拿大和墨西哥0.9和0.75百分点GDP的下降，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美国的邻国，而且又是同一个北美贸易区。也会影响中国0.34百分点的下降。 我们把这个影响分成两个，蓝的是真实体的经济的影响，红的是信息和传染的影响。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因为美国是如此大的经济金融大国，它的很多影响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 我举个例子，法国在这里，美国1个百分点GDP的下降，对法国增值GDP，很小，0.1%左右，因为法国是一个封闭国家、农业国家，跟美国的直接交集很小，但是受到信息的影响，比如说美国经济影响中国、欧洲，再影响法国，美国经济1个百分点的下降同样会影响法国0.35-0.36百分点的经济下降。所以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所有特朗普的政策笼起来的话，我觉得特朗普的政策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他的政策实施细节不明确，所以结果不明确，财政政策会引起通货膨胀的改变、汇率的改变，他的货币政策导向和利润的导向，会引起美元的改变和美国利率水平的改变，引起全球利率水平的变化。他的公司税也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 所以，所有加在一起的话，今天全球经济金融最大的不确定性是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是特朗普的不确定性，这是需要全世界予以高度关注的。政治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成为了当今世界金融最主要的风险。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在“一带一路与全方位对外开放”主题论坛上发表演讲。 他表示，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即怎么样通过进一步地促进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全球普遍面对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当中，为中国企业的跨境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以下为发言全文：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非常感谢五道口金融学院吴晓灵院长对我发出的邀请，同时我也感觉到这也是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谈一谈“一带一路”的建设，特别是有这样的机会，谈一谈“一带一路”建设与中投有关的跨境投资这样的内容。 我想今天这个机会难得，这么多的专家、学者还有这么多的新老朋友，我们聚集一堂，也是和大家一块儿交流，也是向大家学习的一个机会。 大家也知道，刚才鞠教授也谈到了“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大家看看主题词或者是关键词，你要点击“一带一路”，这个是全国乃至是全球点击率出现的频率最高的词，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仅是聚集了全球的注意，同时它也反映了全球广泛的利益以及前景发展的诉求。 关于“一带一路”的重大意义，各位专家、学者和朋友已经读过很多讨论“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文章、著作，包括各种“一带一路”的延伸文章，关于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引出了很多方面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最能够说明或者是全面地、高屋建瓴地说明“一带一路”的重大意义，就是前不久在北京举办的全球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的具有很高战略高度的讲话，当然他的讲话我们还在进一步学习。 我主要是从跨境投资角度来谈一谈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同时也对“一带一路”在下一步的跨境投资当中，特别是中投作为国家的主权投资基金，作为在国家乃至全球重要的机构投资人，我想谈一点这方面的认识，主要谈三个问题。 一、“一带一路”的建设为跨境投资创造了良好机遇。 二、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跨境投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中投怎么样发挥好自身优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下面我想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带一路”建设为跨境投资创造了良好机遇。 为什么说我要谈跨境投资和“一带一路”的关系？因为我想这不光是说我目前所在中投的机构就是做境外投资的，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大家也知道，作为全球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怎么样促进全球的投资？这个是在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通过投资的增加，或者是进一步地促进投资来进一步促成增长，通过进一步促进投资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通过促进投资来进一步形成全球下一步的发展能够不断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所以我想怎么样促进投资，大概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和地区面对的问题。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增长乏力，当然现在这两年从美国开始，看欧洲，也包括新兴市场，全球的经济在复苏的过程当中。但是增长的乏力大家都会关注到一个问题，面对增长的乏力，或者说下一步复苏，促进经济下一步的增长，就是如何促进投资。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无论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还是从发达国家，当然包括全球最发达的国家美国都有怎么样促进投资的问题。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是一个全球普遍面对的问题。我想恰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当中，为跨境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一带一路”促进跨境投资，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实际上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不断提供这样的力量。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建设为跨境投资创造了良好机遇？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一带一路”的建设带动了大量的投资需求，这里面当然包括很多，我简单地举出来了，包括基础设施的问题，包括自贸区、产业园区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其他领域，比如说像能源、资源和农业合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表，全球从现在到2030年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需求量是57万亿，这里面80%可能来自于这么几个方面。在全球这样大的结构版图里面，来自于亚洲的需求大概要占据一半。所以我也找到了一些数据，就是把它的构成主要的内容提出来，无论从全球还是从亚洲地区来看，大量的投资需求是存在的，而且需求也是在这儿的。 当然“一带一路”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当然有“一带一路”沿线，但是实际上它的开放和包容性，远远不止沿线的国家和地区，所以它可能覆盖的范围更广。也就是说大量的投资需求，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会不断地带来投资的需求。 第二，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作为“一带一路”积极的倡议者和积极的参与者，中国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需求，包括我们跨境投资的需求，应该说也有来自于中国自身这个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也从这么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概括。 我想这不光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大量的投资需求，带动了大量的投资需求。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为推进跨境投资也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我们知道投资需求如果有的话，投资需求怎么样能够变成实际的投资，这个是需要一系列的条件。所以我们恰恰也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为这种潜在的投资需求，或者是这种投资需求变成实际的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提到的“五通”，从基础设施、资金、贸易、政策、人为方面，这个实际上为“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推进投资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环境，所以“一带一路”为跨境投资也是创造了有利条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一带一路”的建设也为跨境投资搭造了跨境投资的重要平台。 这个平台的搭建是从各个方面来形成合力，搭建了这样一个投资重要的平台，当然包括政府间、贸易和民间资本的参与，当然也包括里面巨大的项目储备和项目的释放。 所以应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认识，我旁边也有一些数据，来说明“一带一路”建设为跨境投资创造了良好机遇。 二、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跨境投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为跨境投资创造了这样良好的机遇，中国的跨境投资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的FDI，一边吸引境外投资，“一带一路”建设继续会为中国吸引对外投资扮演好吸引外来投资大国的角色。 另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投资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对外投资需求这几年也有着快速的增长。当然除去一些短期的因素以外，我觉得是有内在需要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也在走着过去一些国家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全球配置资源需求的增加，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必然会有一个不断规模的增加，需求也在不断提升。 所以应该说中国本身就会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在跨境投资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几个作用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总体来讲是规模增长和能量提升的。我想，针对这点我们也用一些数据来进行说明。 即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到现在就几年的时间，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就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当中，中国的跨境投资，包括在“一带一路”上的对外投资，也在不断的增加。为了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我们有一系列的措施安排。对于“一带一路”的跨境投资，中国也在扮演着重要角色。 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大家也要看到，实际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投资，也是有相当规模的。 另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投资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对外投资需求这几年也有着快速的增长。当然除去一些短期的因素以外，我觉得是有内在需要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也在走着过去一些国家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全球配置资源需求的增加，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必然会有一个不断规模的增加，需求也在不断提升。 所以应该说中国本身就会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在跨境投资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几个作用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总体来讲是规模增长和能量提升的。我想，针对这点我们也用一些数据来进行说明。 即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到现在就几年的时间，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就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当中，中国的跨境投资，包括在“一带一路”上的对外投资，也在不断的增加。为了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我们有一系列的措施安排。对于“一带一路”的跨境投资，中国也在扮演着重要角色。 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大家也要看到，实际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投资，也是有相当规模的。 第二，利用好中国因素。 我刚刚说到了，中国在全球的定位里面，我们既有FDI，同时有ODI，这实际上是个很好的循环。中投的优势或者也是中投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为这就是立足于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市场巨大，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势非常明显。所以，要利用好中国因素，实际上通过中投境外的投资，能够跟中国国内的经济和国内市场形成很好的对接，这就能够实现中投投资和中国经济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形成良好的循环，所以我们要利用好中国因素。 第三，寻找好合作伙伴。 因为，中投在长期财务投资方面，中投的投资定位不是做产业投资，也不是做控制性投资，中投主要做财务投资。所以，怎么样能够寻找到很好的合作伙伴，这对中投成功来说也是很关键的因素。从中投十年的经验来看，恰恰也是在国际上有一批很好的合作伙伴，同时在国内能够跟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能够形成合力，形成资源的共享，形成一些投资的合作，在国际国内建立起这种合作伙伴的关系，对于保证中投投资的成功，也意义非常重要。 第四，我们要参与好投后管理。 投资、投资，当然投资项目、投资决策非常重要，但是投后管理更加重要。我们在境外投资，从中投的实际经验体会来看，投后管理是我们的一个短板，这不光是对中投，对于中国往外走的企业、往外投资的企业，投后管理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做好投后管理，对于“一带一路”跨境投资，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投不是做控制型投资的，而是做财务投资的，那怎么样既发挥好我们作为积极股东的作用，来搞好投后管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还能够通过中投的参与，形成价值的增加。所以，在投后管理方面，这是我们要把它做好的。 第五，实现好投资目的。 中投在投资过程当中，首先考虑我们的商业原则，要考虑商业收益，但是不仅仅于此，在考虑商业原则、商业收益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要能够形成被投资的标的，被投资国和地区，我们还要能够带动，比如创造就业，增加发展的机会，促进在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也是我们的目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形成综合投资的良性循环。 所以我想，今天在这儿，利用这个时间，谈谈“一带一路”的建设和跨境投资方面的情况，同时介绍中投我们参与“一带一路”的考虑，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谢谢大家！[详情]

　　中证网讯（记者 徐昭）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3日在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央行将做好供给侧改革的总需求管理，希望实体企业立足主业，纠正偏离主业，盲目涉足金融业的现象。金融与实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陈雨露以“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宏观金融领域的共识和政策实践”为主题，围绕“正确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发展大普惠金融”以及“重视金融基础设施的作用”等四个主题介绍了全球共识和中国实践。 “自上次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货币政策用到了极致，但结构性改革却进展很少。”陈雨露表示，非常规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边界。随着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长期、全面实行，结构性改革在政策工具箱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开幕式上致辞。 陈雨露在会上表示，中国寻求“不紧不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央行寻求确保基本稳定的流动性；央行将做好供给侧改革的总需求管理，希望实体企业立足主业，纠正偏离主业，盲目涉足金融业的现象。金融与实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据了解，陈雨露以“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宏观金融领域的共识和政策实践”为主题，围绕“正确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发展大普惠金融”以及“重视金融基础设施的作用”等四个主题介绍了全球共识和中国实践。 关于正确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陈雨露表示，要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总需求管理，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要引导金融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也希望实体企业能够立足自身的主业，纠正偏离主业盲目涉足金融业的倾向，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关于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方面，陈雨露强调，中国在探索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方面已经走在了国际第一梯队，下一步要围绕建立有效的系统性风险度量和早期预警机制、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开发、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 关于发展大普惠金融，陈雨露表示，金融不能只为少数精英群体服务，而应更加关注民生、注重社会责任、关心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等重大现实问题。中国普惠金融总体仍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构建一个广覆盖、低成本、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让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普罗大众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要做。 关于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陈雨露指出，要以法制化、市场化为方向，统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制定实施统一的准入、运营和管理的法规体系，更好地为市场主体提供高效的服务，支持货币政策顺畅传导，保证国家金融安全，促进金融体系稳定健康发展。[详情]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 中新经纬客户端6月3日电 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6月3日在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在会上表示，随着金融创新增多，金融业的“交叉地带”越来越多，并且由于行业规范发展上存在一定问题，金融风险有所积聚，中国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注重保障金融安全的时期，我们需要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问题。 吴晓灵表示，本届论坛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为什么选定这一主题？2016年以来，有一个词组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就是“防控金融风险”，对于防风险，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理解各不相同，但它的频繁出现无疑在提醒我们，中国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注重保障金融安全的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金融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日趋显著。 吴晓灵提到，金融是撬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未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我们正面临新旧动力转换的时期。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龙头，既要支持新动力的发展，又要维持传统经济的转型升级，我们的任务复杂而艰巨。随着金融创新增多，金融业的“交叉地带”越来越多，并且由于行业规范发展上存在一定问题，金融风险有所积聚，因而中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吴晓灵进一步指出，无数经济危机的教训提醒着我们，金融安全、金融稳定一旦出现问题，很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而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发展和积累的成果将受到重大影响。我们需要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问题，尤其是要回答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如何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这一问题。（中新经纬APP）   [详情]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开幕式上致辞。 以下为发言全文：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召开，我谨代表清华大学，向论坛的召开致以诚挚的祝贺！向莅临大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金融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复杂度前所未有，迫切需要维护金融安全，大力提高金融研究水平。清华大学高度重视金融学科的建设，在积极开展学校教育的同时，加强思想交流和智库建设，2014年成立了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并已举办了两届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为金融理论创新和金融政策研究持续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清华大学金融学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得到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今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以“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为主题，十分贴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对新时期发挥金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经济安全的保障作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相信，经过各位专家学者深入的研讨，本届论坛必将结出更多、更重要、更富有影响力的成果，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推进中国金融理论与实务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中国金融体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去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清华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他希望，清华大学努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方面走在前列，为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光荣的使命时刻鼓舞和召唤着清华人。新的历史时期，清华大学积极开展包括金融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广育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各类人才，深度参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朝着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目标奋力迈进。 五道口金融学院既秉承了深扎业界、引领学界的“金融黄埔军校”之长，更汲取了“顶天、立地、树人”的百年清华教育精髓，是金融专业教育与改革发展实践的深入结合。多年来，五道口金融学院一直努力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金融高等教育平台和金融学术政策研究平台，汲取五道口沟通业界、引领实践的优良传统，扎根清华大学丰富的学术土壤，提供高质量有影响力的学术和政策研究，实现了业界与高校资源的强强联合，打造出清华金融学科的蓬勃生机和鲜明特色。希望五道口金融学院和国家金融研究院继续发挥独特优势，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创新与发展，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国际化的金融人才，为国家金融发展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撑。一方面立足当下服务社会，“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另一方面，积极融入并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下，“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 清华大学金融学科建设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在五道口金融学院成立以后，清华大学金融学科建设进入快车道，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广大金融届、媒体届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期待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支持清华大学金融学科建设，继续关注、支持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的建设，共同为中国金融人才培养和金融发展贡献力量。最后，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详情]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 她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正面临新旧动力转换的时期。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龙头，既要支持新动力的发展，又要维持传统经济的转型升级，我们的任务复杂而艰巨。而随着金融创新增多，金融业的“交叉地带”越来越多，并且由于行业规范发展上存在一定问题，金融风险有所积聚，因而中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无数经济危机的教训提醒着我们，金融安全、金融稳定一旦出现问题，很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而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发展和积累的成果将受到重大影响。我们需要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问题”，吴晓灵说道。 以下为发言全文：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谨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全体师生向出席论坛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师生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五道口金融学院由中国人民银行与清华大学合作，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基础上建设而成，是清华大学第十七个学院，是我国金融高等教育平台和金融学术政策研究平台。 近年来，学院延揽国际、国内一流师资，既包括一批享有国际声望的知名教授陆续加盟或来院讲学，又涵盖很多政府和业界资深人士担任兼职导师和授课教师。学院秉承教育强国理念，以培养经邦济世人才为目标，金融学博士、金融专业硕士、本科辅修、双学位金融MBA、金融EMBA、全球金融GFD以及高管教育等项目顺利开展，为中国金融界培养输送了大批高层次、创新型、国际化的金融人才，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在未来，我们要以学院使命“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共同信念，以“修齐治平”为行为准则，树立“教书育人，以德立身，以德施教”的理念；加强对中国金融问题的深度研究，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金融学院，建设一流的金融智库。 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长足进步，离不开各界对学院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期待大家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的发展。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建校105周年时寄语清华，希望清华大学为祖国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一寄语也深深鼓舞了我们。五道口金融学院身在清华大学这个大家庭，秉承着清华一贯的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密切贴近实际，坚持践行金融事业服务国家和人民、效力改革创新和人民福祉改进的时代课题。尤其是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国家金融安全进行集体学习，更给当代金融人提出光荣的使命和要求。 正是按照总书记的期望和要求，紧贴中国经济金融现实，直面当下中国金融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我们想通过举办论坛，碰撞智慧火花、凝聚各方力量，为中国金融发展做出支持和贡献。 本届论坛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为什么选定这一主题？大家应该都注意到，2016年以来，有一个词组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就是“防控金融风险”，对于防风险，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理解各不相同，但它的频繁出现无疑在提醒我们，中国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注重保障金融安全的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金融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日趋显著。金融是撬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未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我们正面临新旧动力转换的时期。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龙头，既要支持新动力的发展，又要维持传统经济的转型升级，我们的任务复杂而艰巨。随着金融创新增多，金融业的“交叉地带”越来越多，并且由于行业规范发展上存在一定问题，金融风险有所积聚，因而中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无数经济危机的教训提醒着我们，金融安全、金融稳定一旦出现问题，很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而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发展和积累的成果将受到重大影响。我们需要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问题，尤其是要回答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如何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这一问题。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成功举办两届。前两届论坛汇集了金融界的各路精英，共同为中国金融的发展献言献策。正是在各位的积极参与支持下，论坛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受到海内外金融界的广泛关注，成为论道中国金融发展的平台，希望大家以独到的见解和思想充分讨论，开放交流，共同打造一届贡献智慧的高品质论坛。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6月3日消息，今日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将于上午9：00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据了解，几十位全球政、商、学界精英，数千名参会嘉宾将再次齐聚清华大学，共议“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本次大会将会探讨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金融风险管理机制，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附本次论坛详细议程： 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议程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 承办单位：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 官方媒体：《清华金融评论》、未央网 地    点：清华大学 新清华学堂 时    间：2017.6.3 - 6.4 日    程： 6月3日（星期六） 9：00 – 10：00  开幕式 主持人： 廖  理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领导致辞： 邱  勇  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晓灵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发言嘉宾： 陈雨露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10：00 - 12：00  主题一：“一带一路”与全方位对外开放 主持人： 鞠建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 发言嘉宾： 屠光绍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朱  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 Adair Lord Turner  英国金融局原主席 Il Houng Lee  韩国央行董事会成员 Wing Thye Woo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 12：00 - 13：45  闭门午餐会：全方位对外开放与金融发展 14：00 - 15：30  主题二：上市公司治理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 主持人： 张  彤  凤凰卫视主持人，凤凰财经研究院常务理事 发言嘉宾： Peter Sands  渣打银行原行长 毛志荣  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兼内地业务发展主管 朱慈蕴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谢佳扬 安永大中华区战略与发展主管合伙人，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副会长，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委员 王  娴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 15：30 - 15：40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15：45 - 17：15  主题三： 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实验室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鑫苑房地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 主持人： 张晓燕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鑫苑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鑫苑房地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发言嘉宾： 李东荣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 焦瑾璞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 赵立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巡视员、副主任，中证监测总经理 陈生强  京东金融首席执行官 季小杰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总经理 董  祺  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 陈  龙  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 廖  理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6月4日（星期日） 9：00 - 10：30  主题四：《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7》发布 主持人： 何海峰  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发布人： 吴晓灵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发言嘉宾： Robert J． Barro 哈佛大学保罗·M·瓦尔伯格经济学讲席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李  波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朱进元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 洪  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 张志刚  信达证券董事长 周昆平  交通银行研究中心副总经理，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10：30 - 12：00  主题五：保险业的创新与发展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阳光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中心 主持人： 赵  岑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主任 发言嘉宾： 周延礼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 姜  波  中国保监会国际部主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曾于瑾  上海保险交易所董事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万  峰  新华保险董事长 Megan Beer澳大利亚安保集团副总裁兼安保寿险CEO 蔡  强  友邦保险集团区域首席执行官 14：00 - 15：30  主题六：大资管时代的创新与监管 联合主办：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协办单位：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民生财富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财富管理研究中心 主持人： 张  弘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凤凰金融学讲席教授、中国金融案例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凤凰健康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发言嘉宾： 王忠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 李克平  中投公司原总经理 陆  磊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唐  宁  宜信公司创始人、CEO 张旭阳  百度副总裁 Mark Burgess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顾问委员会委员，澳大利亚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基金原主席 15：45 - 17：15  主题七：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前景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全球并购重组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创业金融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 主持人： 朱  宁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泛海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全球并购重组研究中心主任 发言嘉宾： 冯鹤年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利明  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韩学渊  汉富控股董事长 蔡  雷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鹏程  春华资本董事总经理 田  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昆吾九鼎讲席教授[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