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陆家嘴科创沙龙”于7月21日在上海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出席并演讲。 贾康认为，“钱学森之问”相关的原因，涉及已成路径依赖的以高考过关为最根本目标的应试教育、销磨了学生的好奇心、创新思维潜力与创造力，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把不少大师的胚芽磨灭在入大学之前。 高等教育阶段的氛围是压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与落后的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犬儒主义盛行，使进入高校的学生难以发挥创新潜力而成长为大师。 在科研工作、产学研结合领域，盛行的官本位、行政化、短期行为、繁文缛节等等，遏制了人才的成长和脱颖而出。 另外，研究界的门户之见、帮派意识、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等，败坏学风、毁坏人才。 他认为，在总体寻找出路、破解“一迷一问”方面，显然要把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贯彻落实，要深刻认识和充分尊重人才培养规律、科研创新规律，从人本主义、人文关怀破题，从供给侧以力求高水平的教育、科研体制变革，打开中国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突破的潜力空间。 他表示，第一，高考前的应试教育和这种考试关口在当下，其个人认为还是“最不坏”的公平模式，不宜作为当下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主攻点。第二，从高校入学学生教育开始，一定要大力推进多样化、包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充分借鉴吸收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把本科以上的国民教育改革作为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一阶主战场。第三点，需要痛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去官僚化、去行政化，尊重教育规律、科研规律、人才培养规律，革除形式主义、繁文缛节，这是第二阶主战场。第四点，在学术界科研领域，要弘扬真正的学者风范，引导风清气正的学术研究和科研创新氛围，鼓励在遵守学术规范前提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崇思想解放、激励创新拼搏，容忍个性和失误，以多种方式支持中国本土大师级领军人才的成长和成才、成名、成业。 以下为演讲全文： 贾康：大家好！我发言的主题是实施科教供给侧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迷”。首先要强调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基本国策，是实现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支撑条件。 原理上说，邓小平非常简洁肯定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表明与揭示科技创新对于发展在生产力解放这方面的乘数、放大作用。而实现科技创新的关键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经济学上称为“人力资本”高端、高水平的科技人才，这种人才的不断培育，当然就主要依靠高水平的教育。 所谓“自学成才”，其实并不是完全脱离教育体系的，它是在社会教育体系的总体氛围之内又有特殊的努力，两者还是合在一起的。一个国家要把从供给侧的教育供给，到高水平创新人才供给，再到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的供给的逻辑链条把握好，形成相关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总体的高水平，就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 中华民族并不缺少勤劳、智慧的品质和大量杰出人才的典型案例，但是近现代必须承认“李约瑟之迷”又衔接有“钱学森之问”，深刻反映了中国本土不可忽视的一个挑战性的非同小可的问题：为什么很难有现代科技的一流突破之功和一流领军科技人才的成功脱颖而出？这个情况已经延续了“近现代史”概念下往前追溯的四、五百年。在要把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的“强起来”的新时代，我们破解“一迷、一问”是科教兴国绕不过去的历史性考验。 框架性认识方面，我们可以简单勾勒一下：“李约瑟之迷”是20世纪30年代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教授首先提出的。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为什么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科学知识满足人的需求方面曾明显优于欧洲人，而近代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也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现在人们也称为“李约瑟之迷”，它引发了多轮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探讨。 从不胜枚举的案例来看，“李约瑟之迷”所指的事实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印刷术方面，中国人早早掌握，利用链条传送动力装备方面据考证领先欧洲人700年，指南针是中国人首先使用的（属于中国四大发明之一，100年之后世界其他地方才出现相关的使用信息），还有中国古代重大发明包括火药等等，但是这个火药在应用方面，中国人主要用来制造烟花爆竹以营造节日气氛和驱赶臆想中的鬼怪。多少年后，在鸦片战争中，却遭遇了“坚船利炮”的英国人发射过来的从未遇到的猛烈炮火而归于惨败。15世纪中期之后，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什么突然止步不前了？近几百年，罕见中国本土原创性的科学贡献。 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有很多的研究努力，比如认为中国迟迟没有具备适宜现代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中国人的传统中太讲究实用和保密，很多发现、发明滞留在经验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失传，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选拔的是文科人才，特别是明代以后的几百年，主要是以八股文选精英，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以及对于经商阶层的蔑视与抑制，大一统帝国的专制等等。这些分析认识，对中国现代化中如何展望2049战略目标而成功走出创新型国家之路，是具有启发和现实意义的。 另外，我们接着要说“钱学森之问”，这是在最近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下，社会上高度关注的，与“李约瑟之迷”的历史背景和传承因素显然有内在联系。中国的当代特征是改革开放使国家总体而言大踏步跟上时代，在多个方面明显缩小了和世界的差距，这个图景之中，为什么领军人才的培养却几十年来总是不如人意，钱学森在晚年对温家宝总理说：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和社会界共同破解。 以上两个命题显然有内在的关联，可以从破解钱学森之问、培养高端人才切入。我自己作为研究者，想提到至少如下几点认识： “钱学森之问”相关的原因，涉及已成路径依赖的以高考过关为最根本目标的应试教育、销磨了学生的好奇心、创新思维潜力与创造力，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把不少大师的胚芽磨灭在入大学之前。 高等教育阶段的氛围是压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与落后的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犬儒主义盛行，使进入高校的学生难以发挥创新潜力而成长为大师。 在科研工作、产学研结合领域，盛行的官本位、行政化、短期行为、繁文缛节等等，遏制了人才的成长和脱颖而出。 另外，研究界的门户之见、帮派意识、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等，败坏学风、毁坏人才。 这些都是相关因素。 我们的出路何在？准备会议材料的时候，我注意到党中央国务院6月份专门发布了在义务教育领域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文件，7月已经正式见报。在这个文件里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方针，说到怎么样在教育改革中注意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怎样注意要重视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让他们能够提高学习能力等等。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作为研究者提建议，我觉得在逻辑上讲应该正面提出要激发在义务教育阶段（从小学延伸到中学，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已经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应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在这个阶段上就要积极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在总体寻找出路、破解“一迷一问”方面，显然我们要把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贯彻落实，要深刻认识和充分尊重人才培养规律、科研创新规律，从人本主义、人文关怀破题，从供给侧以力求高水平的教育、科研体制变革，打开中国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突破的潜力空间。 现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要变压力为动力，进一步积极研讨正确的思路和总结、实施可行的合理措施、方法。 在具体考虑方面，我想提这样几点，和大家一起探讨。 第一，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高考的现实——这个高考制度虽然遭到亿万人的指责，但是亿万人却又无可奈何。毕竟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现在的高考还可以大体保证社会可接受的公正性，湖北黄冈、安徽毛坦厂、河北衡水等欠发达地区的一些中学教育案例，人们称为“高考强训营”，有现阶段无可奈何的合理性。高校扩大招生自主权，在这个方向上需要试点，但很难避免扭曲，如过于激进，甚至可能引发铺天盖地无所不用其极的拉关系、处关系不正之风。所以，高考前的应试教育和这种考试关口在当下，我个人认为还是“最不坏”的公平模式，不宜作为当下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主攻点。 我自己就是1977年得到恢复高考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恢复高考以后，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可能不得不越来越强化应试教育的特色，确实有明显的弊病，但是有这么多年研讨，拿什么替代它？还没有像样的方案。我认为扩大招生自主权只能试点，现在还没有一个看得出来社会可接受的方案，当下学不来各个高校自主出题、自主招生就解决中国高教门槛的问题。 第二，我们得注意，从高校入学学生教育开始，一定要大力推进多样化、包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充分借鉴吸收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把本科以上的国民教育改革作为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一阶主战场。 我注意到这几天网络上面，有中国科技大学阮耀钟教授（八十多岁的老教授）发自肺腑之言的一篇关于中国教育怎么鼓励人才创新意识的强化和更好培养人才的文章。文中可取的观点，至少对我们很有启发之处的，是阮教授强调了过去已经注意到了教授治校、民主办学、宽松环境，这是现代教育里必须放在中国认真考虑的一些教育氛围营造和制度安排优化的要点，这无疑是具有建设性的。 人们往往在这方面提出一些有锋芒的观点，我个人觉得要在观点的锋芒里更多考虑其合理的内核。中国现代的教育方面在大学教育中，在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密切结合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确实是我们的短板。一定要把高校的这个阶段怎样培养创新型人才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破解“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大台阶、一阶主战场。 第三点，跟着前面的认识，要说到高校、科研、产学研结合的课题攻关领域，我们需要痛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去官僚化、去行政化，尊重教育规律、科研规律、人才培养规律，革除形式主义、繁文缛节。总理批评了多次的繁文缛节，大家都心里有数，都是一些落后的办法，中办、国办联合发文要纠偏，很多非常重要、非常好的指导意见，现在并没有真正落实。我们一定要贯彻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使科研领域成为在创新链条上扩展接续、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升级版二阶主战场。从高校、科研机构推进到产学研结合，推进到一线很多重要课题攻关、科研成果应用，都要对接市场，在这方面我觉得要以改革为龙头，尊重科研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和市场激励兼容规律来破局。这是二阶主战场。 第四点，在学术界科研领域，我们要弘扬真正的学者风范，引导风清气正的学术研究和科研创新氛围，鼓励在遵守学术规范前提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崇思想解放、激励创新拼搏。周其仁教授有一篇短文专门讲中国和美国科研创新人才的环境、氛围对比，无非就是美国硅谷这种环境类型，有非常宽松的环境，一群人在那里整天“思想风暴”，整天在那里可以做奇思异想或者胡思乱想——思想自由（就是过去蔡元培先生说的思想自由带出兼容并包），这才是创新的土壤。我们在这方面要注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崇思想解放，激励创新拼搏，容忍个性和失误，以多种方式支持中国本土大师级领军人才的成长和成才、成名、成业。 这些非常粗线条的看法，借这个机会汇报给大家，请批评指正。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陆家嘴科创沙龙”于7月21日在上海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金海年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国家的兴衰，决定性因素包括经济和军事两大方面，而支撑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根本因素是科技，科技的源泉在于人才及其教育，科技与教育的成效及其向经济和军事的转化，根本在于制度体系。今天我们重点回顾一下1000年来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国家兴衰与科教因素的关系，以史为镜，以他国为镜，来探索我们的复兴之路。 “科学”一词在中国原来的表述是“格物致知”，即对万物进行分类（格）才能了解。“科”字，从禾、从斗，最初就是通过衡量对应标准以确定等级，后来衍生出科举一词；“学”字在甲骨文中上面是手把手教授爻辞（占卜）、下面是房屋，表示在教室教授国家与部族首领认识万物变化（易）的意思。这与夏商周关于学校的概念一致，《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英文Science来自古法语 science， 最初源头是拉丁语 scientia（知识，学识，专长），词根scire-也是区分、鉴别的意思。在古希腊则是用φυσικός（physikos）一词即后来英语的physics（物理）来表示自然科学。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中华民族的崛起，与一百年前美国的崛起和三、四百年前英国的崛起完全不同，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是中华文明自两千多年前领先于世界又在三百年前开始下降后重新崛起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据麦迪森的估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在19世纪初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而根据牛津的Broadberry教授和北大管汉晖副教授、清华李稻葵教授的最新研究，中国人均GDP是从11世纪初（北宋）开始了近700年的增长停滞和动荡后，自17世纪末、18世纪初开始快速下滑的，而欧洲从文艺复兴开始就持续追赶提高，到大航海时代已经和中国相当，然后是荷兰和英国先后赶超中国，自18世纪初开始了此消彼长的大分化。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兴起既要靠开拓精神和科技革命，又要避免动乱造成的发展不连续、缺乏继承性。郑和下西洋的结束，结束了中国领先的旧时代，哥伦布地理大发现的开始，开启了西方崛起而后领先的新时代。开拓精神让人们突破了旧思想的束缚，形成了科学探索的精神，地理新发现打开了科学探索的眼界，导致近现代科学体系的诞生，最终推动了制度的变革以及工业革命。科学是近现代文明的启蒙基础，是近现代强国的根基。 为什么会有中西方这一千年来的此消彼长，李约瑟问题的答案有两方面：中国的一方面是唐宋以来兴起的科举制度，将中华民族大量优秀人才的精力引导在八股文和统治技巧中，造成了增长的停滞，后来的闭关自守和盲目自大，造成了人均水平的直线下降；另一方面是西方，眼光向外、面向自然，产生了市场经济、产生了科学，取得了工业文明的大爆发。 我们看到，经济的实力不在于有多少金钱，而在于有多少可以被人们使用的科技成果，无论是电灯、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计算机、互联网和手机，还是汽车、飞机、高铁、自来水和医疗科技，科技既给发明人、生产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回报，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生活的改善，经济的本质就是将科技成果普惠到大众的可持续循环机制。而科技成果的产生又离不开资本的支持，从美第奇家族资本以及犹太银行家对文艺复兴的支持，到西班牙女王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国家资本的支持，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五金工厂主博尔顿对瓦特发明蒸汽机的产业资本的支持，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代摩根投资对爱迪生、特斯拉、马可尼等发明的金融资本的支持，一直到第三次产业革命时代硅谷与风险投资行业的诞生，科技创新插上了资本的翅膀，资本成为教育与产业、科学与应用的桥梁。 而源泉，就在于培养人才的教育，在于能产生科技成果的大学。 如果展开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科教历史，首先是1088年人类第一所近代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的诞生，12世纪世界大学之母-巴黎大学诞生，随后从巴黎大学回到英国的师生建立了牛津大学。我们看到：17世纪英国大学的崛起，既培养了大批英国的科学家，也吸引了大量欧洲大陆因战乱和政治宗教迫害而流出的科学人才，伴随而来的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领先和国家在全球的领先；18世纪，彼得大帝成立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从战乱的欧洲吸引了大量的科学人才，也培养出门捷列夫、巴甫洛夫等众多顶级科学家，为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19世纪，德国建立大量大学（超过当时欧洲其他国家新建大学数量的总和），利用法国的战乱吸引了大量人才，后来居上成为欧洲强国；美国大学自19世纪初全面学习德国洪堡的“教育+研究”的理念后，广大疆域容量背景下众多大学雨后春笋诞生，自主办学、学术自由、相互竞争、经费来源多元化、公立私立并行发展，形成了当时世界最好的教育和研究土壤，恰好欧洲两次大战造成人才精英外逃，形成了科研多元文化思想碰撞、生源全球精英汇聚的黄金机遇，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美国科教体系的繁盛，为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二战后，美国高校又创立了产学研的科教新模式，将大学与产业通过资本耦合起来，进一步夯实了科教兴国的长期基础。 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源泉，教育是科技的基础，创新是科教成果的体现，一个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创新的需求包括科研的自由好奇探索、产业的实践需要和国家的大项目与军事需求三大方面，这些需求往往需要在大学科研中实现，通过产学研合作转化。 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成果产出，由五项因素逐步关联决定：第一是人口规模、智力天赋和勤奋精神决定的人才基础，第二是基于人才基础提供的科学素养、探索精神和创造力为目标的教育体系，第三是教育产出后受社会价值导向、制度政策引导形成的人才职业流向，第四是职业流向领域受市场经济制度和资本支撑体系影响的创新产出概率与转化效率，第五是受经济、社会与制度稳定性改革与动乱影响的创新发展的继承延续性。 当前中国因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而重新崛起，世界各国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科教再次成为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和长期性因素。回望汉唐的兴盛，透析英美的崛起，反省闭关锁国、人才智力资源浪费的惨痛教训，我们在此就科教兴国提出两个具体建议： 一是建立面向全球智力精英的基础科学特区。 作为之前跟踪世界科技前沿的“863”计划的升级版，与千人计划、外国专家引进不同，“基础科学特区”面向建立物理、生物、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前沿的引领能力，而且在当前中国可支持科研的财力大大增强、欧美局势动荡人才思变的新形势下，应当效仿当年的英国、俄国和美国，吸引全球各国优秀年轻人，既包括华人，更包括犹太人、印度人、日本人等智力精英，到中国的特区发展新的研究成果，而非是已经功成名就的资深科学家；面向未来10-30年的人类自然科学、基础科学前沿开展长期不断延续的科研，而非短期急功近利；效仿深圳特区成功经验，在国籍管理、资金资助、项目管理、成果评价和人才服务方面制定特别的、长期延续的政策制度，对人才家庭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吸引全人类的前沿科学探索能力，包容多元化思维方式，引领世界前沿创新与突破。 二是提高全民基本科学素养计划。 在普通民众、企业、政府等社会各领域普及基本科学常识，将物理、数学、化学、生物、经济列为义务教育必修科目，将物理、数学、生物和经济列为高考文理科都覆盖的必考科目，减轻文理分科的基本科学素养常识的偏科缺失，将科学与经济列为公务员必考与必修科目，培养全民科学思考习惯，树立全民科学探索精神，提高全民科学常识判断能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扎实的人才基础，人类文明的未来进步也需要中华文明的新贡献，科教兴国，既是中国梦，也是世界梦。[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陆家嘴科创沙龙”于7月21日在上海举行。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黄剑辉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黄剑辉：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中国最现代化的陆家嘴，来到位于黄浦江畔的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研讨2019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今天讨论的热点，创新制度供给，推进科教兴国这样一个主题。 关于二季度的宏观形势，我们民生银行研究院在民营智库民生问题、银行问题，公众号也发布了我们对当前形势的研判，标题是“经济有望初步触底，创新制度激活供求”，今天的15分钟，我从金融业的角度谈一下对这个主题的分享。标题是“改善金融供给，助力科教兴国”。 谈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我们从金融机构的角度对实施科教兴国是强国之基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考。第二方面，对当前科教兴国，科技领域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目前的新兴战略，新兴产业，教育产业融资现状是什么情况，目前需要破解什么问题。第三方面，如何来改善金融的供给，来助力科教兴国，我们的一些思考和对策。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从经济增长的源泉的角度，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到的核心，叫做“斯密增长”，是基于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或商品贸易收益的增长；第二是“熊彼特增长”，来自于科技的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三类是源自于制度创新的增长，叫“奥尔森增长”。所以，创新制度供给就是用“奥尔森增长”怎么来推动“熊彼特增长”这样一个命题。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经济体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要素驱动阶段，相当于我们国家80年代、90年代这个阶段，必然是投资拉动型的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小于2000美元。到了第二阶段人均GDP3000-9000美元，相当于21世纪以来，一直到“十二五”，基本上平均GDP3000-9000美元，一定是进入到一个效率驱动阶段。 第三，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人均GDP大于17000美元的时候，进入到必须要靠创新驱动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另外一个维度，中国新供给创立以后，大家在贾院长领导下我们研发的“新三驾马车”，第一驾马车是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制度，推动奥尔森增长，通过开放市场推动改革，现在中美正在贸易谈判，如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可实现开放市场来推动增长。第二驾马车，开放市场以后作用于哪里？作用于创新创造，创造新的产品，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最终落脚点落在生态民生的改善。“生态”，“民生”共同的词根是居留地。所以，经济发展所有出发点、落脚点应该落在生态的改善，一出这个会场要有更多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当回到家里，小孩要“学有所教”，老人要“老有所养”，围绕这样构建新的“三驾马车”。 从科教兴国战略的政策回顾，可以看到小平同志1978年3月份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来观点”。1988年，谈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习总书记近年来也指出要坚定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习总书记曾经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推动实现归根到底要靠人才靠教育。所以，科教兴国首先要靠教育，有了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科技。今年的5月份，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总裁提到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什么？“硬设施是没有灵魂的，灵魂在于文化，在于哲学，在于教育，国家的未来是教育，教育的重要性”。 看了重要性来看我们国家科教兴国的现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跟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们的研发支出只占2.13%，以色列是4.25%，韩国、日本、德国都是在3%左右，都比中国要高。从其他的指标，包括科研人员的，高等教育人口比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是偏低的。 再看各个省的情况，上海在R&D经费占GDP比重排在全国第二位，在3.8%左右，仅比北京低。万人专利授权量等几个指标上海还是比较靠前的，但是以上海科技、金融经济地位应该更靠前一点，目前还是偏低的，这个指标与我们上海的经济地位是不相称的。 尤其各省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占GDP比重的角度，这个指标上海排在第四位，很不相称。所以，很清楚的看到从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凸显了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短板，缺芯少魂是信息产业的一大难题。 下面分析一下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融资现状，我们的科技放在哪里，哪些领域算是未来要关注的科技，2018年11月份统计局发布了一个战略新兴产业的分类，9大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相关服务等9个领域。 这9个领域目前的融资情况如何？国家有关文件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支持的政策，战略新兴产业与教育产业已经成为金融服务，因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已经成为我们要关注重点的领域，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到了2019年4月末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有425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39%。 从融资渠道看，每一个企业从初创到一个成熟期、衰退期，它是适应于不同融资的路径和结构的，在种子期内源融资和政府资金，初创是内源融资+政府资金+风险资本（VC/PE），只有成长期才是风险资本+银行少量贷款，成熟期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衰退期是股权的转让。这个过程中收益是不断上升的，本身这个产业的风险是逐步下降的，前面是一个必须高风险高定价的过程。所以，一个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需要考虑整个企业的生命周期和不同的融资方式的特点才能很好的破解。 我们分析了不同产业在整个战略新兴产业和教育产业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成为股权融资的热门行业，给出了一张图。目前PE行业排在前三的是IT、互联网、生物技术、健康这样一个分布。明天即将在上海登场的科创板是提供了特别重要的一个渠道。 刚才从理论方面分析了哪些产业是战略新兴产业，它的融资渠道应该怎么解决，我们在此基础上看一看目前的问题和短板。 问题方面，首先是适用于不同产业生命周期的融资方式，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仍在深化。目前我们国家政策银行与商业银行的权责划分不清，对新兴产业支持仍显不足，金融股权结构还是以国有资本为主，这种股权结构会制约服务模式，因为国有银行肯定是对风险承受力不是特别适应于科创型早期的特点，不是特别愿意往科创类企业，风控很难解决，包括担保抵押方面。 互联网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组成部分，但是它的管理方面目前还是欠规范的。 第二方面，不同的科创企业从创立到整个成熟期是一个过程，目前我们国家有以间接融资、银行为主的融资结构不太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 第三方面，粗放型同质供给也是不匹配的。 第四方面，商业银行支持新兴产业业面临自身战略调整，能力提升和政策制约几个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具体看一下9大战略新兴产业目前的现状如何。 新兴战略产业里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虽然前景看好，但是它还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2018年银行业可以看到明显加大了对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融资的力度，有多种方式，这个PPT大家需要会后可以请主办方拷给各位。 从新材料来看，供需缺口还是比较大的，商业银行有在加大这方面的力度。 后面几页对几个产业融资的现状都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包括教育产业。这种背景下，下一步我们从改善金融供给的角度政策建议也做了些思考，基于前面的分析，科教兴国很重要，但是融资方面面临很多的短板，下一步只有通过加快金融业自身的转型步伐，坚持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以金融供给的改革对接实体经济的供给侧改革，打造高质量的金融来服务高质量的经济。这是基本的思路。 具体对策，第一，要引入有效的制度，改善制度供给，促进金融业跟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第二，要转变监管的职能，完善监管的框架，增强金融监管部门的现代化监管能力。第三，要打破供给抑制来优化供给结构，以多元化的金融来匹配金融需求。第四，要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市场效率，为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这四条为基础，我们要关注7个重点领域，包括稳妥的推进金融创新，深化金融机构的改革，加强金融市场的建设，明天开板的科创板就是一个市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金融监管框架，扩大经济的双向开放。昨天我们国家“一行三会”又推出了十余项加强开放的措施，健全金融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建立更加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以这四大措施七个重点为基础，银行还可以做的具体事情一个是加大研究的力度，聚焦优势细分产业，包括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细分以后从行业、市场的空间分析，包括产业发展现状，政策支持，产业创新银行可获取的资源方面进行分析，从金融支持的可行性、市场集中度、融资风险、银行客户基础、商业模式方面进行金融支持的可行性分析，空间是什么，可行性是什么。 第二方面，优化资产的结构，积极布局新兴的产业，包括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差别化的考核政策。第三，开展金融创新，探索新型的服务模式，第四方面强化协同合作，打造综合性的金融服务平台。银行业与政府部门，非银机构，保险，信托构建多位一体的融资合作的机制，通过一揽子的金融解决方案来服务不同企业周期融资的需求，包括股权溶解、供应链金融、投行业务和园区的批发贷款，打造多元化的服务范式。单靠某一个企业不足以解决它的问题，有不同的需求。 第五方面，加强风险的管理，促进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提高预判的能力，投后管理的手段。 最后，要积极应对技术的变革和冲击，加快金融科技的转型，打造我们叫未来十年后金融的新范式，跨界融合的智慧型全能银行，全渠道广泛的金融生态，智能化的风控体系，搭建扁平化的公司治理体系。具体要做的包括加速构建新型IT架构，加快金融云平台建设，还有创立金融科技实验室来实现相关技术的突破。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陆家嘴科创沙龙”于7月21日在上海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冯俏彬出席并演讲。 冯俏彬认为，面对由于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收支缺口，应保持战略定力，将减税降费进行到底，防止出现财政压力之后通过强征管、抓非税的办法，使前面减税降费的效果化为乌有。 她认为，第一，对财政平衡方面的冲击是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正常效应，属于可控范围。第二，减税降费受益面非常大，使得企业心态平和，且不再抱怨政府。第三，减税降费带来的压力，有利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冯俏彬指出，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财政也将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她强调，要引入应对财政新常态的新思路，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挖掘支出侧的潜力。二是债务方面可以做预备，即便调整到3%也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方案。三是整理政府收入，提高财政部门的综合统筹能力。 以下为演讲实录： 冯俏彬：各位专家，各位来宾，下午好！我今天下午就宏观形势分析展开。 今年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宏观调控框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最主要的做法是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这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事情。4月份、5月份以来，减税降费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成效，但随着成效而来的也有一些问题和社会上的议论。 对此如何看？先简要的通过一些图表回顾一下。1-5月份，全国减税降费的成绩单显示，共计8930亿元，国家税务总局给出了8930亿元的具体构。按照总理在今年两会上的承诺，全年的减税降费规模是两万亿，现在基本上是时间过半，任务也完成过半。全年减税降费两万亿的规模，根据我们推测，应该是大概率可期。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与此相适应，随着4月份增值税降税率、5月份社保降费率到位，今天正站在减税降费的效应对政府财政收支产生影响的时点上。从6月份公布的公共预算收支情况可以看出，一般公共预算增幅是3.4%，但是支出则保持了10.7%的增幅。3.4%是个什么概念？据媒体统计，基本上是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 从税种上看，个人所得税降幅特别高，相关的纳税人应该从中有明显的受益。但大家期待很多的增值税还保持了小幅度的增长。如果把视角拉长，也可以看到3.4%是2016年到2019年财政收入增长的最低点；但支出规模还是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比较高的增速，12.5%。收支之间的缺口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我们听到很多议论，说减税降费造成了地方政府严重的财政平衡问题，一些地方对此反映强烈。我们也听到一些经济学界的声音，意思是减税降费减是减下去了，但是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比较大，那么减税降费有没有效果？如果这样做了，经济没有上来，但政府的财政收支又出现了问题，那又怎么办？这方面的问题怎么样权衡和把握？ 借这个机会表达我的观点。 我的基本观点是：保持战略定力，将减税降费进行到底，要防止出现财政压力之后通过强征管、抓非税的办法，使前面减税降费的效果化为乌有。理由如下： 第一，对财政平衡方面的冲击是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正常效应，属于可控范围。我们要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必然有财政减收的问题，必然会给财政平衡带来冲击。这是一个逻辑与政策的必然结果。对于这种情况，中央政府是有一些预备的，总理在两会的时候讲过，已经通过提高赤字率，压减支出，提高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比例等方法筹集了大概1万亿资金。另外的1万亿就需要地方各级财政通过不同的方法予以筹集。现在的问题恰恰出在地方政府这一万亿上，对这个问题在政策上没有做很好的交代，主要靠地方政府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能动性解决这个问题。目前问题在这个地方。 第二，对减税降费的效果怎么评价？我个人参加过一些关于减税降费的调研，不管对小微企业还是大中型企业，我们比较深切的感觉到这波减税降费下来以后，受益面非常大，特别是在中小微企业，在所得税这个角度，基本上百分之百受益。另外，对于大中型的企业增值税的减税降费受益面也很大，有一些建筑安装业、物流企业可能会出现一些税率倒挂的问题，但是总体上来讲，减税降费效果非常明显。所得税100%，增值税不敢说100%，但是可以说相当大面积的。所以，这种情形下，社会情绪明显平稳，企业情绪明显平稳，对政府抱怨少很多了，气顺了。这是一个好处。 还有一个好处，很多企业以前生产经营状况不好，都归咎为政府的高税费负担，对政府有很多怨气。现在税降下来了，但是如果企业经营成果还是不好，那就说明企业要在自身的经营模式、产品研发、市场开发要做出努力。我们注意到，企业已经产生这样一个宝贵的认识，即面对新技术革命这种汹涌大潮自身必须发生改变。这当中体现出来的向上向好的势头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我们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要有耐心，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减税降费以一种持续的姿态继续保持下去。 第三，减税降费带来的压力，有利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在财政收入的另一极，是财政支出。勿用讳言，财政支出调整起来历来是比较困难的。现在减税降费对财政支出产生的压力，恰恰有利于把这种压力从财政部门传导到各个政府部门，从而大家形成共识，共同来调整结构，节省开支。所以，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最佳时刻。 当然，当前面临的财政平衡压力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对于这个问题，一个是思想上要认识到，只要是减税降费，就必然会有这个压力，我个人判断大概有两年左右的冲击期。在这两年当中，我们要面临财政收入下行，以及减税降费效率的持续释放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来讲，我认为财政正在进入所谓的“财政新常态”。 我们有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核心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从两位数增长转为一位数增长。现在我们的财政新常态恐怕跟它的特征是一致的，也是财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从两位数增长转为一位数的增长。所以，我们要迎接一个财政新常态的到来。这个财政新常态最大的特征就是支出不能减，收入在下降。 这种情形下，我们需要引入应对财政新常态的新思路： 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挖掘支出侧的潜力。说白了就是压减支出规模，调整支出结构。压减支出规模，财政部门以前表示今年要将一般性支出压减5%，现在已经提高到10%，而且我们注意到包括像重庆市这样的一些地方政府现在已经开始调整预算，接下来调整预算这个事情可能会在很多地方会出现。另外大家一直议论纷纷的财政补贴的问题也可以有一些大动作。我们知道今年以来对于新能源的补贴，还有很多的产业补贴，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所以，这是一个大好时机。 二是债务方面可以做一个预备。今年的赤字率是2.8%，保持在3%的心理安全线之内。后面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对这个赤字率做微调。我们国家现在的债务状况从政府债务这一块的情况来看，特别结合政府的净资产，还有它的资产负债各个端的情况看，债务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调整到3%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案，但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目前来看我并不认为需要调赤字。还可以再看一看再说。 第三是整理政府收入，提高财政部门的综合统筹能力。我在多个场合讲过，现在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大概有30%左右，这个比例并不低，当然也说不上特别高，问题是我们现在30%的财力是非常分散，分散在政府的四本账当中，分撒在各个部门当中。所以，我们怎么样通过提高财政部门对政府财力的统筹力度来应对目前减税降费所带来的财政压力，我认为是一个亟待摆在桌面上讨论，而且要有实实在在行动的时候。这当中有很多具体的内容，比如税收方面的问题，还有政府基金方面的问题，还有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方面的问题，以及我们讲的行政事业型收费等等问题。时间关系，不再展开。 总之，财政的问题说起来复杂，但是说白了也就是三个方面：收入、支出和债务，以及如何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平衡好。目前，核心问题是要坚持减税降费这样一个政策方向，因为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之举，对于全局影响重大。必须保持定力，持之以恒，将减税降费进行到底！这是我今天的汇报。谢谢大家。 张燕冬：非常感谢冯部长的演讲，讲得非常精彩，而且思路非常清晰，她告诉我们减税降费这个问题已经对我们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导致不平衡，但是这种不平衡也许是一种新的常态，也许我们政府过去收的太多了，对支出这个问题，公共财政大家都知道我们往往在收入部分关注很多，但是在支出部分的关注不太够。现在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把支出更合理的从一些无效的投资放入到跟民生相关的这些分配上，我不知道咱们的政府是不是在思考这些问题？谢谢。 冯俏彬：燕冬总说的是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提到它在政府内部始终是有很大的阻力的，往往做这个事情要借助外部的压力，现在减税降费形成对整个政府的压力恰恰是一个比较好的调整时机。调整的方向也非常清晰，就是压减政府一般性方面的支出，压减政府经济性方面的支出。把这方面压下来之后，民生方面的支出是要力保的，这个不能降。但是也要说明白一点，根据我们国家人口规模和我们的经济发展状况，在民生支出方面也要控制好节奏，否则就进入到了一个刚性陷阱，到时也会后患无穷。[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陆家嘴科创沙龙”于7月21日在上海举行。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出席并演讲。 周天勇强调，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就在于5.6亿农村常住人口和2.4亿左右的城镇非户籍人口，“要提高他们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遏制生产过剩以及经济衰退”。“不提高这部分居民的收入，不大力度进行提高居民收入的有关改革，一切短期措施和政策都是无用功，都扭转不了经济继续下行的趋势”。 以下为演讲实录： 周天勇：海关出口数据，1-2月份增长下得很厉害，后来到5月份以后上涨。6月份的出口是增长了6.1%。出口略好预期。整个经济增长，从2014年的速度下来，二季度最低到6.2%，是在一条下降的曲线上。 2006年，出口占GDP的比例最高的时候快到36%，后来下降，去年大概降到18%。现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愿意要中国那么多的商品，一些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又在发达国家市场上挤占中国的出口，中国现在遇到两方面的挤压。 怎么办？必须需要国内的消费需求支撑起来。但是，消费和收入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居民的消费。如果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增长不理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就会不足。所以，我们谈消费一定要谈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 收入方面，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294元，城镇居民为21342元，农村居民为7778元，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3565元。2017年城镇居民收入消费率大概67%，现在变成63.56%了。农村居民的消费6310元，收入消费率为82%。 从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来看，上半年GDP总量45万亿，居民总收入占GDP比例为47.48%，一般我们这样的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收入要占到GDP的60%-65%，偏离标准值12-17个百分点。说明GDP要么就是铁路，要么就是公路，要么就是机械设备，但是居民消费比较少。 从GDP分配角度看，中居民分得比较少。居民消费占32.07%，国际上一般50-55%，偏离18-23%个百分点。韩国就算资本积累比较高的国家，但还是比我们高10多个点。工业品是啥东西，现在就是街道的路灯、马路这类的东西。 上半年我们工业产能利用率76.15%，过剩规模大概56370万元。 特别有意思的是，上半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是2209元，但是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是217元，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的10倍多，前两年大概是12倍，这两年稍微有点缩小。城镇居民的上半年收入消费率是63%，2017年是67%，说明城镇居民的收入在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2017年是82%，2018年变成83%了，今年又降低到了81.13%，说明2019年农民收入增长。 再分析一下三分法的城乡居民收入，统计局只看到城镇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但是实际上有一部分是中间层，大概2.4亿人左右的非户籍城镇人口。 城镇户籍人口按照我们现在的户籍率算的话是6.02亿，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半年是21342元，城镇居民的总收入为141042万元。 城镇非户籍居民2.38亿人，乘上他们的可支配收入12402元，他们总的收入29518万元。 农村常住居民5.6亿人，乘上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778元，他们的总收入只有43556万亿。 大概43%的户籍居民上半年收入了14万亿，但是非户籍居民2.38亿加上5.6，将近8亿，整个总收入才7.3万亿元左右。 城镇户籍居民，与城镇非户籍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可从三分法的居民消费估计，城镇户籍居民收入乘上他们的消费率，上半年支出了88621万元；而2.38亿城镇非户籍居民加5.6亿农村常住居民的收入乘以消费率，8亿人口消费才支出了56000万元。 2018年从收入的5等份人群看，，高收入20%的收入有19万亿。20%的中高收入人群收入为10万亿元，中等收入20%人口则不到6万亿元，而40%的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人群，总共5.6亿人口，其总收入不到5.8万亿元。 究竟怎么办？现在投资的消费转化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4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20%左右。上半年工业领域因过剩而投资空间有限，只增长了2.9%。 地方政府债风险，地方借债规范化后，地方投资能力下降；房地产投资走势又有不确定性，民营投资缺乏，境外对中国投资不确定，出口也有它的难点和不确定性，剩下就是人口。而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受长期对消费增长的压力。它可能导致过剩常态化，使经济增长长期下行。 支撑我们增长的机会就在提高8亿人口的收入水平上（5.6亿农村常住人口和2.4亿左右的城镇非户籍人口），要提高他们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遏制生产过剩以及经济衰退。不提高这部分居民的收入，不大力度进行提高居民收入的有关改革，一切短期措施和政策都是无用功，都扭转不了经济继续下行的趋势。 关键就是出口不了那么多了，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又在争夺国际上的出口市场，自己的消费需求再顶不上不去的话，经济也就无法支撑住了。关键就是这8亿人的收入能不能提高。 那么，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的收入和扩大消费的关键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城乡人口要素等互动融合。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建成区从农村集体中转移了8500亩土地，地方政府1998年土地有偿使用和招拍挂以来，出让金收入到去年为止累积收了43万亿元，给了农民多少？我估计3万亿元都没有。因为农村的耕地几万块钱拿来，而去年土地拍卖的平均价格大概270万一亩。 城镇住宅商品化和市场化改革后，许多城镇居民程度不同地积累了不动产财富，而农民有自己的耕地林地住宅地不能交易、不能资本化投入经营，几乎没有价值意义上的财富。 政府也没向农村居民提供基础设施，我到农村去调研，农民说我没法建厕所，为什么不建？没有窨井和排污管道，我们建个厕所，地方政府以违建拆了。 我认为，已经到了将土地收入留给农民一部分的时候了，建设统一和平等的城乡竞争性的土地市场。要给农民财产性收入，有恒产有恒心，城乡间一系列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要双向流动，这都是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讲的。 耕地林地可以交易形成家庭农场和林场，废除建设用地指标、耕地红线。短缺导致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又导致耕地、建设用地和粮食更加短缺。我觉得如果不把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建设用地指标、耕地红线这些废除掉，中国农村、农业、农民，以及房地产等一天都不得安宁。 应当发展一户建、双拼、联排、多层等新型农村和城郊社区。政府盯着那点建设用地，拆了农民的院子，让农民上高楼。现在中国已经成了高层住宅疯狂建设的国家。到韩国、日本，人家都是庭院，许多别墅，我们这儿好像跟别墅有深仇大恨一样，一看到别墅就害怕，就要拆。人家农民富裕起来就是农家院，就是别墅，我们不让建别墅，把低院拆了，腾出土地建设用地指标，拿过来给房地产商，土地卖得太贵，最后开发商说太贵了，地方政府不断地向高调规，原来20层，盖22层，不断上升，最后全国全是几十层的高层住宅了。这里没有微商业，微就业，微创业，微社区，最后成为普遍的高层贫民窟。 城市户籍全面放开，提供公平的教育等公共服务，提供廉租房。城市资金可以下乡，城市人可以到农村买宅基地。农村人口有的到深圳工作十年、二十年，自己房子都塌了不能卖。这不是市场经济。 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让农民富裕起来，让他们有收入。总的就是要增加8亿人口的收入增强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购买工业品，缓解甚至消除生产过剩。应当鼓励城乡就业、创业，这儿还有一个词叫“置业”，城里人就能“置业”，农村那么大个院落自己不让“置业”？现在需要在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让农民有土地使用财产权，能够交易、出租、入股、抵押、继承和建设，土地从生活和生产资料变成有价值的资产，我们应当上他们从无产者，现在要变成有土地资产的有产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农民是无产者，这是不对的。 推进土地改革，放开搞活，让中低收入者富裕起来，购买工业品，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我们一定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陆家嘴科创沙龙”于7月21日在上海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魏加宁：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从中国经济走势看科教兴国的紧迫性》。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科教兴国，我想，要想科教兴国首先就要重视人才，首先就要尊重人才，尊重知识，首先要从制度上来尊重人才，尊重知识。 回到正题，影响当前中国经济走势的因素主要是“三期叠加”，既有短期因素，也有中期因素，还有长期因素。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一下如何来科教兴国。 从短期看，从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首先，关于消费，教育的消费应该如何计算？中国人的教育花销是最大的，如果把9年义务教育改成12年义务教育情况会怎么样？政府多增加点支出，是不是可以带动老百姓的教育消费增加一点？再一个，教育消费与景气周期之间存在着一种逆相位的关系。所谓“逆相位”就是此消彼长，你在上我在下，我在上你在下。也就是说景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去工作去了，有的人甚至博士念半截、硕士念半截不念了，参加工作去了，比如1992年北京大学就有一些学生放弃学业去工作了。但是当景气不好的时候，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大家就会回到学校来继续深造。按道理说，当前经济形势不好正应当是商学院MBA、EMBA最火的时候，因为学校是个蓄水池，景气不好的时候正是人们要提高自己能力的时候。政府能否出台一些鼓励政策，支持MBA、EMBA的学习？而不是相反。 其次，关于投资。研发投入也一样，也与景气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逆相位的关系。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大家都忙着生产、销售，企业的投入也大部分放在生产和销售环节上；当经济形势不好，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有一些企业可能扛不住了，另外一些财务状况还不错的企业往往就会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研发方面，开发出新的产品，带来新的生产、新的销售，新的景气。 美国在2013年的时候就曾经把研发投入作为固定资本形成项纳入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并且作为固定资产项下的“知识产权产品”而列入资产负债表，而且还估计了研发形成资产的损耗，并将其计入固定资产折旧。美国人认为将研发支出资本化列入固定资产投资，纳入GDP核算，有助于增加投资，科技进步，提高效率，促进增长，有这样一系列的好处。我们中国能不能把科学院和企事业科研单位的研发投入也算作固定资产投资，并进一步做减税抵扣呢？当然这些研究机构你得真搞研发才行，要创造价值才行，不能整天政治学习。 再次，关于进出口。从这个角度看，留学这块怎么算？来华留学生的消费水平比国内学生消费水平还高，当然这里面有中国政府政策因素。最重要的是，现在大量的中国年轻人到国外去留学，把消费都带到了国外，拉动了国外的消费。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国外大学来中国办教育呢？！ 这个事儿我不是今天才说起。早在1998年我到广东考察金融风险的时候，到珠海会见当时负责金融工作的何副市长，我们本来约好谈金融问题，结果没想到谈起了教育。当时何市长跟我抱怨说：你看人家深圳，基础设施搞得好，又有产业，所以，政府财政有钱；而我们珠海，基础设施虽然搞得不错，但是没有产业，结果政府欠了一大堆的债，当时珠海机场夏天连空调都不敢开。于是我便问道，咱们珠海能不能不搞什么产业了，就办教育？我说，珠海这么好的环境，真是读书的好地方，现在那么多的年轻人想上大学，咱们能不能把国外的一流大学，像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东京大学，把它们请来办分校？可何市长却跟我讲，不要说国外的大学了，当时就连广东自己的中山大学想在珠海办分校都不行。后来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就呼吁这个事情。我原来的思路是多搞民办教育和把国外的大学引进来，但后来变成了扩招。扩招以后，为什么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一个重要原因是扩招不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而是按照原来的专业扩招，因此无法与市场需求对接。 我的这个想法，当时在很多人看来是太激进，其实我是保守的想法。为什么？因为许多学生都跑到国外去留学，连学的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我到各地去调研时就喜欢顺便看看中外合办的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据我所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所中外合办的大学，前几年我到上海调研时专门去看了上海纽约大学，外国校长一边陪着我一层楼一层楼地看，一边介绍他的教学理念。他说：我就是要讲全球化的思维方式，所有学生的第一堂课——全球化的通识课是由我自己亲自来讲。还有一次和很多专家一起去看昆山的杜克大学，当时杜克大学只建了一半，我们团里有专家就质疑说：一个地级市有必要搞大学吗？记得当时著名金融专家徐滇庆先生就回了一句，他说：“大学乃城市之灵魂也”，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想说，学校非常重要，大学非常重要。我们国内都认为深圳是中国的创新中心，可是据我所知，前几年国外在给创新城市排名的过程中，深圳甚至被排在了成都和重庆之后。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是因为深圳没有好的大学，他们的创新没有后劲儿。 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在主张，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时候，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首先，金融机构的总部我主张搬到上海来。为什么？因为金融机构到上海来是围着市场转。再有就是我主张央企总部搬到天津滨海新区，那里是水陆空的交通枢纽。北京是文化中心、政治中心，文科类大学留在北京是有道理的，而理工科大学就应该搬到深圳去，以便为深圳的技术创新提供后劲儿支撑。这是我多年的主张，但是很遗憾没有被采纳。所以，做事情一定要按照规律办事。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角度，从短期宏观经济的角度看。 再从中期的角度，从周期的角度来看。中国有一个特有的周期叫作“改革周期”。过去40年，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当年，第一轮思想解放首先就是从科教领域展开的，改革开放也首先是从科教领域开启的。比如1977年8月首先召开了科学教育座谈会，1977年12月恢复了高考，用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去购买国外教材，刚才贾院长说了恢复高考我们很多人都是受益者。1978年3月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所以说，思想解放最早是在科教领域。 最后从长期的角度看，过去40年我们的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可是仔细观察，有三种倾向值得注意：一个是我们越来越多的用招商引资来代替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本来是为了倒逼国内改革，而各地各级政府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了招商引资上。但是今天这条路恐怕走不下去了，如果国内不改革，国企不改革，即使搞对外开放人家也不来了。 第二个倾向是，过去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规模效应来代替体制改革，但是这条路恐怕也有问题。比如，为了应付“双11”你就必须用最先进的设备，最大的容量，最快的速度来应对那一天瞬间的交易高峰，可是这些资源平时怎么办？是不是意味着闲置？闲置就是浪费。 第三个倾向，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依靠技术进步来代替体制改革。比如电话，80年代、90年代要想安装一部固定电话要费多大劲儿？这种消费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手机出来了。手机出来后，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体制没有怎么改，靠的是技术进步解决了我们打电话的需求。但问题是这条路恐怕也走不下去了，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不改革，科研体制不改革，技术创新从哪儿来？ 关于教育体制，我曾经问过财经类大学的校长和院长们：你们教的书里究竟有多少是有用的？这些校长和院长答复说，我们教的时候就知道至少有2/3肯定是没用的，剩下1/3教的时候认为有用，毕业以后有没有用还另说着。大家想想，如果你教出来的学生连最前沿的基础理论都不掌握，怎么搞创新？ 关于科研体制，从国外回来的研究人员经常抱怨说，在国外，一天24小时，你在研究室、实验室里愿意泡多长时间就泡多长时间，没人干涉你。但是回到国内以后，一会儿财务报表，一会儿数发票，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科研以外，怎么去搞创新？ 还有，国外的科研体制是金字塔型，一个教授配两个副教授，然后配四个助教授，一堆行政人员为最顶级的专家服务，而我们是倒金字塔型，一个研究部门最牛的不是领导，也不是那些一流学者，最牛的是下面的“打字员”，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得打字员打出来，人以稀为贵。 再有，我们的科研体制，官僚化，行政化，意识形态化。所以，科研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我认为首先应从去行政化开始，取消行政级别，首先从这儿开始。 如前所述，过去40年，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借着去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的话，我们就能够带来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话，我们就能够带来新的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 我今天的演讲就讲到这里，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张燕冬：非常感谢加宁的演讲，无论是从短期的还是周期的还是长期的，你讲的核心还是体制和制度。这个问题咱们也说了很多年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就那么困难？从操作的角度，从可行的角度，落地的角度，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魏加宁：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思维方式需要改变。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先到对方身上找原因。这可能跟我们的教育传统有关。当小孩子被桌子、椅子磕了碰了的时候，家长们往往不是去教育孩子应当注意什么？小心什么？而是打桌子：你看！就是你这个坏桌子，把我们宝宝给碰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件事儿想到的不是去看看我们自己哪儿做的还不够好？而是首先到对方身上去找原因，然后用阴谋论把自己解脱出来。 正如陈志武教授所讲的，阴谋论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把自己的责任解脱出来。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总之，还是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科教兴国搞好。[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陆家嘴科创沙龙”于7月21日在上海举行。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副局长张辉出席并演讲。 张辉表示，针对“中国芯”“蓝天梦”“创新药”“未来车”“智能造”等战略新兴产业，浦东不断探索构建精准的产业金融服务机制，积极鼓励引导各类产业基金布局相关产业的上下游企业集群，鼓励科创企业借助自贸区金融创新政策获得投融资支持，通过将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工具与科技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有效衔接，打造“金融+服务+科技”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以下为演讲全文：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陆家嘴科创沙龙第五期活动，共话“创新制度供给，推进科教兴国”这个主题。 当前，供给侧改革仍然是我国政策体系和经济工作的主线。实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求，优化调整金融体系结构，使金融的供给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进程中，我们一直致力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丰富金融服务功能、提升境内外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目前浦东已设立了13家国家级要素市场和功能性金融基础设施机构，拥有银证保持牌类金融机构1059家，私募股权和私募证券机构1674家，集聚了全国近半数的外资法人银行和外资保险机构，全球管理规模排名前十的资产管理公司有9家落户浦东。 特别是作为推进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科创板即将于明天开市交易。服务科创板注册制，既是国家赋予浦东的重大任务，也是浦东对于如何更好地对接资本供给与科创需求，促进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探索。这次首批登陆科创板的25家企业，浦东有4家，占上海的80%、全国的16%，实现了全国领跑。 为了推动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科创企业，促进科创与金融的联动互通，我们全力打造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依托联盟城市、基地分中心以及40余家联盟成员的紧密合作，开展各类投融资对接、路演推介展示、信息发布咨询、专业服务匹配等活动，做实做强服务科创企业对接资本市场的平台功能，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帮助企业实现“跳变式”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同时，针对“中国芯”“蓝天梦”“创新药”“未来车”“智能造”等战略新兴产业，我们不断探索构建精准的产业金融服务机制，积极鼓励引导各类产业基金布局相关产业的上下游企业集群，鼓励科创企业借助自贸区金融创新政策获得投融资支持，通过将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工具与科技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有效衔接，打造“金融+服务+科技”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明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浦东，吹响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角。市委、市政府出台了“支持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赋予了浦东更大的改革发展自主权。市有关部门也制订了《关于着力发挥资本市场作用，促进本市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支持浦东加快推进长三角基地建设。我们将全力以赴，与大家携手努力，打造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塑造更具竞争力的金融功能、营造更有活力的金融生态，在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推进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陆家嘴科创沙龙”于7月21日在上海举行。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委员、副总裁张凤明出席并演讲。 张凤明表示，中国经济在经历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告别高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表面上看增速不如以前，但经济的结构和内涵发生的变化，是过去高增长阶段不能相提并论的。放眼全球，中国仍然是表现最好的经济体。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尊敬的贾首席、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家在炎炎夏日的周末莅临“东方蓝宝石”，参加“2019年第二季度宏观形势分析会暨陆家嘴科创沙龙”。 今天来自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的经济学家以及来自政府、金融机构、科研院校的各位专家齐聚一堂，将围绕金融供给侧改革、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入交流讨论，为我们高屋建瓴解内涵，把脉问诊2019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在此，我谨代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向出席活动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0，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总体来看，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中国经济在经历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告别高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表面上看增速不如以前，但经济的结构和内涵发生的变化，是过去高增长阶段不能相提并论的。放眼全球，中国仍然是表现最好的经济体。 当然，当前中国经济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严峻的挑战和困难。中美贸易摩擦、房地产市场疲软、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长期性问题，这些都需要时间去解决。今天，包括贾首席在内的各位经济学家将会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提出诤言良策。 这次是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与华夏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次合作，京派经济学家和海派经济学家聚集在一起交流探讨，这是经济学界的一次盛会。明天7月22日周一，我们又迎来一个历史性时刻，科创板首批25家公司将在上交所鸣锣上市，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新生力量。从2018年11月5日到2019年7月22日，从宣布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到科创板正式开市，共历时259天！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这也显示出设立科创板的重要性。二十五子“登科”，折射出中国科技创新的潜力，架起了金融资本与科创要素的桥梁，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引擎将迎来升级换代。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是新华社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的重大成果。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黄浦江的头排头座，因外形像一颗蓝宝石，所以 称之为“东方蓝宝石”，与东方明珠交相辉映。在定位上，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服务、共享、多赢的多功能平台。中心联合众多权威机构着力打造“陆家嘴讲坛”，通过论坛、会议、讲座等形式交流、分享知识、思想和经验。陆家嘴科创沙龙就是其中一个，目的在于搭建交流平台，探寻金融行业与科技行业的创新、变革、发展之道，更好地促进上海金融中心、科创中心建设。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将依托新华社的综合优势，发挥入驻机构和战略伙伴的强大功能，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 最后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陆家嘴科创沙龙”于7月21日在上海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出席并致辞。 贾康表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制度创新激发科技创新，人才激励促进技术研发。政府要积极有为，以改革引领制度供给，推进科教兴国，加快科技创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以下为致辞全文： 贾康：尊敬的张凤明副总裁、张辉副局长、顾月明副主任，尊敬的各位参加会议的专家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和感谢各位来参加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与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联合举办的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陆家嘴科创沙龙。在此，我代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感谢合作单位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上海市中小企业上市促进中心、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以及支持单位比格云和今世缘的大力协助、宝贵支持，感谢有关各方为会议的顺利召开付出的辛勤努力。也感谢各方面的媒体对会议的关注与报道支持。 2019年已经过半，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还在剧烈变化，纷繁复杂。中国经济形势下行的压力依然比较明显，上半年的宏观数据现在已经正式公布，GDP虽然上半年保持在6.3%的增长状态，但是二季度已经比一季度明显走低，估计这样的下行压力在下半年会继续存在，我们需要及时做好政策的相机抉择调控，力求我们今年经济发展能够在“稳”字当头情况下达到“两会”上提出的6%-6.5%的引导性目标。中美的贸易摩擦仍在持续中，刚才主持人也专门提到这是一个影响当今中国和国际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变量。在当下严峻的国内外矛盾交织的局面之下，也有一些热点事件是我们不得不做进一步的深入的思考，比如从去年开始与华为相关的芯片事件，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案例。2019年5月21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回应记者提问的两万字的实录中，结合华为在美国遭禁以及芯片研发等方面的一些最新情况，明确提出要通过制度创新、机制引领来吸引激励科技人才、激发科研创新，特别是要加大对基础学科和基础教育的投入，推进科教兴过。诸如此类的一些信息，再次使我们感受到，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确立的“科教兴国”，作为基本国策的战略意义和沉甸甸的份量。 在上述背景之下，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主要聚焦“创新制度供给，推进科教兴国”。设定这个题目是着眼于我国一方面创新实力在稳步提升，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基础在不断增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明显存在着科技创新的短板和痛点，急需从人才培养、创新激励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优化等方面着眼和入手来加以矛盾化解、痛点解除。所以，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趋向，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这次会议邀请了有关智库、企业、高校、媒体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媒体人共同开展研讨，希望通过交流能够更好凝聚共识，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以助于中国的现代化。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新型民间智库组织。现任理事长为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先生，监事长为蚂蚁金服集团董事长兼CEO井贤栋先生，院长为华软资本董事长王广宇先生，他们三位本来都非常希望也参加这次会议，但很不巧正好都有各自的公务，没有能到会。华夏新供给研究院研究力量里一些非常活跃的骨干人士，还是在我们这个会议上要发表各自研究的心得观点。我们在研究院的平台上也形成了跨界合作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和“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研究人员来自国家有关部委、著名高校、一流智库、投行、国际智库等方面。基础理论、决策咨询、公益性学术等方面，都是研究院的研究侧重点。在一些前沿重大课题研究等方面，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在成立5年多以来，出版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为第一本“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书系”著作，目前已经先后出了5本，今后还会继续推出。另外，我们开展了《中国2049 战略》重大课题研究等多项研究。2017年，研究院在中国社科院举办的社会智库评选中获评为数不多的中国核心智库之一；2018年在中国社科院联合经济日报社共同举办的中国智库建设与评价中，获得中国智库学术成果奖；在2018年，我们还获得了中关村社会组织建设的专项资金支持；2019年，研究院在中国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被民政部系统确定为4A级的民间智库。未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将继续秉承“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的全球视野和时代责任感，汇聚资源、凝聚共识，与各方面加强合作交流，发扬公益性学术平台精神，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发展、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而继续努力。 在今天这个会议开始之际，向各位朋友简单谈这样一些相关的信息，并预祝此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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