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从中国经济走势看科教兴国的紧迫性

　　新浪财经讯 “201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陆家嘴科创沙龙”于7月21日在上海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魏加宁：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从中国经济走势看科教兴国的紧迫性》。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科教兴国，我想，要想科教兴国首先就要重视人才，首先就要尊重人才，尊重知识，首先要从制度上来尊重人才，尊重知识。

　　回到正题，影响当前中国经济走势的因素主要是“三期叠加”，既有短期因素，也有中期因素，还有长期因素。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一下如何来科教兴国。

　　从短期看，从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首先，关于消费，教育的消费应该如何计算？中国人的教育花销是最大的，如果把9年义务教育改成12年义务教育情况会怎么样？政府多增加点支出，是不是可以带动老百姓的教育消费增加一点？再一个，教育消费与景气周期之间存在着一种逆相位的关系。所谓“逆相位”就是此消彼长，你在上我在下，我在上你在下。也就是说景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去工作去了，有的人甚至博士念半截、硕士念半截不念了，参加工作去了，比如1992年北京大学就有一些学生放弃学业去工作了。但是当景气不好的时候，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大家就会回到学校来继续深造。按道理说，当前经济形势不好正应当是商学院MBA、EMBA最火的时候，因为学校是个蓄水池，景气不好的时候正是人们要提高自己能力的时候。政府能否出台一些鼓励政策，支持MBA、EMBA的学习？而不是相反。

　　其次，关于投资。研发投入也一样，也与景气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逆相位的关系。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大家都忙着生产、销售，企业的投入也大部分放在生产和销售环节上；当经济形势不好，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有一些企业可能扛不住了，另外一些财务状况还不错的企业往往就会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研发方面，开发出新的产品，带来新的生产、新的销售，新的景气。

　　美国在2013年的时候就曾经把研发投入作为固定资本形成项纳入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并且作为固定资产项下的“知识产权产品”而列入资产负债表，而且还估计了研发形成资产的损耗，并将其计入固定资产折旧。美国人认为将研发支出资本化列入固定资产投资，纳入GDP核算，有助于增加投资，科技进步，提高效率，促进增长，有这样一系列的好处。我们中国能不能把科学院和企事业科研单位的研发投入也算作固定资产投资，并进一步做减税抵扣呢？当然这些研究机构你得真搞研发才行，要创造价值才行，不能整天政治学习。

　　再次，关于进出口。从这个角度看，留学这块怎么算？来华留学生的消费水平比国内学生消费水平还高，当然这里面有中国政府政策因素。最重要的是，现在大量的中国年轻人到国外去留学，把消费都带到了国外，拉动了国外的消费。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国外大学来中国办教育呢？！

　　这个事儿我不是今天才说起。早在1998年我到广东考察金融风险的时候，到珠海会见当时负责金融工作的何副市长，我们本来约好谈金融问题，结果没想到谈起了教育。当时何市长跟我抱怨说：你看人家深圳，基础设施搞得好，又有产业，所以，政府财政有钱；而我们珠海，基础设施虽然搞得不错，但是没有产业，结果政府欠了一大堆的债，当时珠海机场夏天连空调都不敢开。于是我便问道，咱们珠海能不能不搞什么产业了，就办教育？我说，珠海这么好的环境，真是读书的好地方，现在那么多的年轻人想上大学，咱们能不能把国外的一流大学，像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东京大学，把它们请来办分校？可何市长却跟我讲，不要说国外的大学了，当时就连广东自己的中山大学想在珠海办分校都不行。后来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就呼吁这个事情。我原来的思路是多搞民办教育和把国外的大学引进来，但后来变成了扩招。扩招以后，为什么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一个重要原因是扩招不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而是按照原来的专业扩招，因此无法与市场需求对接。

　　我的这个想法，当时在很多人看来是太激进，其实我是保守的想法。为什么？因为许多学生都跑到国外去留学，连学的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我到各地去调研时就喜欢顺便看看中外合办的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据我所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所中外合办的大学，前几年我到上海调研时专门去看了上海纽约大学，外国校长一边陪着我一层楼一层楼地看，一边介绍他的教学理念。他说：我就是要讲全球化的思维方式，所有学生的第一堂课——全球化的通识课是由我自己亲自来讲。还有一次和很多专家一起去看昆山的杜克大学，当时杜克大学只建了一半，我们团里有专家就质疑说：一个地级市有必要搞大学吗？记得当时著名金融专家徐滇庆先生就回了一句，他说：“大学乃城市之灵魂也”，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想说，学校非常重要，大学非常重要。我们国内都认为深圳是中国的创新中心，可是据我所知，前几年国外在给创新城市排名的过程中，深圳甚至被排在了成都和重庆之后。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是因为深圳没有好的大学，他们的创新没有后劲儿。

　　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在主张，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时候，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首先，金融机构的总部我主张搬到上海来。为什么？因为金融机构到上海来是围着市场转。再有就是我主张央企总部搬到天津滨海新区，那里是水陆空的交通枢纽。北京是文化中心、政治中心，文科类大学留在北京是有道理的，而理工科大学就应该搬到深圳去，以便为深圳的技术创新提供后劲儿支撑。这是我多年的主张，但是很遗憾没有被采纳。所以，做事情一定要按照规律办事。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角度，从短期宏观经济的角度看。

　　再从中期的角度，从周期的角度来看。中国有一个特有的周期叫作“改革周期”。过去40年，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当年，第一轮思想解放首先就是从科教领域展开的，改革开放也首先是从科教领域开启的。比如1977年8月首先召开了科学教育座谈会，1977年12月恢复了高考，用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去购买国外教材，刚才贾院长说了恢复高考我们很多人都是受益者。1978年3月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所以说，思想解放最早是在科教领域。

　　最后从长期的角度看，过去40年我们的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可是仔细观察，有三种倾向值得注意：一个是我们越来越多的用招商引资来代替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本来是为了倒逼国内改革，而各地各级政府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了招商引资上。但是今天这条路恐怕走不下去了，如果国内不改革，国企不改革，即使搞对外开放人家也不来了。

　　第二个倾向是，过去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规模效应来代替体制改革，但是这条路恐怕也有问题。比如，为了应付“双11”你就必须用最先进的设备，最大的容量，最快的速度来应对那一天瞬间的交易高峰，可是这些资源平时怎么办？是不是意味着闲置？闲置就是浪费。

　　第三个倾向，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依靠技术进步来代替体制改革。比如电话，80年代、90年代要想安装一部固定电话要费多大劲儿？这种消费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手机出来了。手机出来后，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体制没有怎么改，靠的是技术进步解决了我们打电话的需求。但问题是这条路恐怕也走不下去了，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不改革，科研体制不改革，技术创新从哪儿来？

　　关于教育体制，我曾经问过财经类大学的校长和院长们：你们教的书里究竟有多少是有用的？这些校长和院长答复说，我们教的时候就知道至少有2/3肯定是没用的，剩下1/3教的时候认为有用，毕业以后有没有用还另说着。大家想想，如果你教出来的学生连最前沿的基础理论都不掌握，怎么搞创新？

　　关于科研体制，从国外回来的研究人员经常抱怨说，在国外，一天24小时，你在研究室、实验室里愿意泡多长时间就泡多长时间，没人干涉你。但是回到国内以后，一会儿财务报表，一会儿数发票，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科研以外，怎么去搞创新？

　　还有，国外的科研体制是金字塔型，一个教授配两个副教授，然后配四个助教授，一堆行政人员为最顶级的专家服务，而我们是倒金字塔型，一个研究部门最牛的不是领导，也不是那些一流学者，最牛的是下面的“打字员”，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得打字员打出来，人以稀为贵。

　　再有，我们的科研体制，官僚化，行政化，意识形态化。所以，科研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我认为首先应从去行政化开始，取消行政级别，首先从这儿开始。

　　如前所述，过去40年，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借着去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的话，我们就能够带来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话，我们就能够带来新的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

　　我今天的演讲就讲到这里，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张燕冬：非常感谢加宁的演讲，无论是从短期的还是周期的还是长期的，你讲的核心还是体制和制度。这个问题咱们也说了很多年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就那么困难？从操作的角度，从可行的角度，落地的角度，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魏加宁：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思维方式需要改变。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先到对方身上找原因。这可能跟我们的教育传统有关。当小孩子被桌子、椅子磕了碰了的时候，家长们往往不是去教育孩子应当注意什么？小心什么？而是打桌子：你看！就是你这个坏桌子，把我们宝宝给碰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件事儿想到的不是去看看我们自己哪儿做的还不够好？而是首先到对方身上去找原因，然后用阴谋论把自己解脱出来。

　　正如陈志武教授所讲的，阴谋论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把自己的责任解脱出来。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总之，还是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科教兴国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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